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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司法调解范文1
一、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本情况
2021年7月份，我局共排查矛盾纠纷119起，化解115起，其中排查经济纠纷30起，化解30起；排查劳动关系纠纷5起，化解4起；排查情感婚恋纠纷15起，化解15起；排查邻里纠纷9起，化解9起；排查其他矛盾纠纷60起，化解57起。
二、矛盾纠纷数据分析
7月份排查矛盾纠纷119起，较5月份168起环比下降29.2%，其中经济纠纷减少12起，劳动关系纠纷减少2起，情感婚恋纠纷减少9起，邻里纠纷减少3起，其他矛盾纠纷减少17起。化解率较5月份的95.8%提高了0.8%。
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现状分析
（一）矛盾纠纷多元化。矛盾纠纷类型包括情感婚姻、劳动关系、经济纠纷、邻里纠纷等占主流，并且还与行政纠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混杂交织发生。其中多因小事引起，具有易冲动、易激怒等特点。
（二）矛盾化解复杂化。矛盾纠纷的产生，往往是当事人双方各执己见、互不退让而造成矛盾纠纷升级，轻者破口大骂，重者拳脚相加。2021年来，各派出所调处口角纠纷、婚姻纠纷、邻里纠纷就有294起，占矛盾纠纷总数的39%。同时，少数群众过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也给调处化解工作带来较大难度。
（三）规模日益群体化。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利益分配出现了深刻变化，各类矛盾纠纷不断凸显出来，其范围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参与越级上访的群众受一些错误心理因素影响，有了问题不是逐级反映，而是组织群体性上访，或采取越级上访的办法，甚至有极少数人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想，层层向党委政府施压，逐步加码，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良影响。
（四）处置呈现对抗化。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推进，部分人价值观出现变化，通过正常的诉讼途径无法解决时，往往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想法，采取集体上访、围堵政府机关、语言威胁等手段来表达诉求甚至获取不法利益，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影响。
四、存在的问题
我局虽高度重视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原因错综复杂，警情居高不下。随着经济不断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步伐加快，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容易升级成为现实形态纠纷，民间纠纷的内容、层次和领域日益复杂，牵涉范围不断扩大，且复杂性成为了群众纠纷突出特点，纠纷的后果不再是涉及一个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增加了当前民间纠纷的复杂性，也增加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
（二）范围界定模糊，法制观念缺失。派出所调解的纠纷各式各样，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既有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经济纠纷、土地纠纷，又有劳动关系、环境污染等方面的新问题，纠纷类别各式各样。而在实际中，应向人民法院或者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申请处理的纠纷，因当事人法制观念淡薄，以及到公安派出所调解方便、快捷且免费等诸多原因，导致基层派出所接处的纠纷类警情大幅增长。
（三）调解合力不足，工作质效不高。虽然党委政府、派出所、司法所成立了调解室，但实际运作效果并不理想，现行调解体制还未形成“一盘棋”的格局，导致许多矛盾纠纷久拖不决，有的甚至转化为行政案件乃至刑事案件。当前村级两委、镇政府、司法所、派出所、人民法庭等单位和部门，都有调解矛盾纠纷的职能与义务，但没有形成高效的调解合力，导致矛盾纠纷的调处化解质效不理想。
五、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厘清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职能职责。一是要与相关职能部门厘清职责范围，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对不属于公安管辖范畴的纠纷，先行受理后，根据矛盾纠纷性质，对照各调解组织的职责，合理地将矛盾纠纷进行移交分流，积极引导矛盾纠纷双方到归口部门调处，做到各司其职，从而改变公安调解大包大揽的状态，避免不作为或乱作为。二是要厘清当事人诉求的合理性，以及合理的诉求是否通过合适的渠道表达问题，做到“合理诉求想方设法解决，不合理诉求耐心调处，对采取非法手段谋取不合理诉求的坚决打击处理”。
经济纠纷司法调解范文2
[论文摘要]“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历史的产物，在中国法制史上划下了光辉的一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也为现今司法制度提供了许多有益借鉴。它作为我国优良的司法传统，其司法为民的精髓既契合现代司法的基本理念又符合中国国情。尤其它部分优秀的体制对现今司法审判制度仍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包括强调实体正义，注重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发挥它的司法功能。
[论文关键词]马锡五审判方式 司法为民 实体正义 调解
“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它是适应我国陕甘宁边区司法实践环境的审判方式，在当时有效地发挥了司法作用。当前探讨“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现代意义具有重大价值。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概况
“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于抗日民主政权时期，以在陕甘宁边区从事司法审判工作的马锡五同志命名，反映了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司法理念、制度。
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司法为民，走群众路线。这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本质和精髓，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马锡五同志扎扎实实服务于边区群众，为他们排忧解难；第二，“注重调解，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司法干部与人民群众共同断案”。马锡五同志办案时，在坚决执行政府政策法令，又照顾群众的生活习惯及维护其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调解，善于通过群众中有威信的人物进行解释说服工作，为了群众又依靠群众；第三，深入实际，重证据、依法断案，以理服人。法官判案时应当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客观、全面、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马锡五同志一直坚持重证据，轻口供，树立了良好的审判作风；第四，巡回审理、就地开庭、方便诉讼、简便利民。实行简便利民的诉讼政策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特色之一，也为现今审判制度提供了许多有益借鉴。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服务于同一宗旨——司法便民。
二、“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局限性
任何行之有效的制度都有其不可避免的诟病，所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与现今司法制度相比较仍有其局限性。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主要依赖法官的个人能力
“马锡五审判方式”所强调的价值取向是息事宁人，例如马锡五通过调解解决了合水县丁丑两家的土地争议案，将这件数年争讼未决的纠纷案彻底解决。而现代法律文化所强调的是一种权利本位，其价值取向是公正、公平、平等。两者的区别体现在操作模式上，前者由“青天”为民作主，后者则以法律程序为一般途径。受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影响，中国民众普遍存在希冀出现完美主义圣人般清官的心理，他拥有处理案件的绝对权力，能实现 “正义”，马锡五正是当时的“青天”，他依靠高尚的个人道德情操与聪明的办案智慧。但“马锡五审判方式”这种带有“青天”的理想主义色彩是法制不健全社会的一种表现。例如“马锡五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行使了本应属于公安或检察机关的职责，使公、检、法三程序合而为一”，这会引起法官权力过大造成法官滥用权力，损害当事人权利。而如今在一个法制逐渐完善的社会里，人人都应依照法律办事，以法律程序为一般途径，所以就没有“青天”。
（二）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运用具有局限性
“马锡五审判方式” 更有利于解决一些简单的纠纷，普遍适用于较偏远的农村地区及各基层法院。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基于我国国情，农村人口比例大，处于熟人社会，人口流动性弱，农民群众文化水平所限，对司法程序陌生，注重调解的效果远比判决更好。“在关系密切的人们中间，法律是不活跃的，法律随人们之间的距离的增大而增多”。随着城市化现象严重，人口流动速度很快，人情淡薄，因而“马锡五审判方式”并不适合城市地区；其二，“马锡五审判方式”处理的案件以简易程序为主，适用于权利义务关系较明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但当今社会，法制逐渐完善，公民权利意识增强，诉讼案件类型日益复杂化，诉讼案件的数量也日益庞大，因而法官处理案件必须迅速而准确，大量的调解会耽误办案效率。因而“马锡五审判方式”只能选择性地运用于部分领域。
三、“马锡五审判方式”对当今司法制度的启示
距离“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近70年，法学界是如何看待“马锡五审判方式”呢？总体而言，学者普遍认为“马锡五审判方式”所蕴含的司法为民的法律理念与当前的司法制度遥相呼应，是值得肯定的。此外，其部分优秀的诉讼制度对现今司法审判制度仍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司法为民
马锡五司法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体现了司法的人民性。现代司法理念使用的重要方法和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审判工作做到便民、利民，方便群众诉讼，消除社会矛盾，最终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两种理念不谋而合。“马锡五审判方式”虽已过去了70多年，但它司法为民的精神弘扬至今。有了理论的指导，各级法院应大力加强理念教育，“深入开展创先争优和“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以及“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确保法院队伍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执法为民的根本宗旨”。
实践证明，只要具有司法为民的精神，过去有马锡五，现在也有现代版“马锡五”。例如：白鹿原上的好法官——李增亮，在陕西省蓝田县鹿塬法庭工作13年，共办理了526起案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走出法庭，到集镇上、到家庭中办理的，一次开庭就是一次普法教育，一次走访调解就是一次法律知识宣传；再如2010年全国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江苏省法官陈燕萍同志，她在基层工作了15年，她说过：“老百姓到法院打官司，是穷尽其他救济手段后的最后选择。我审的不是什么大案要案，但一个农民一生也许就打一次官司，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案子就是大案要案。我要让他们体会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陈燕萍是关爱民生的一个缩影，她给所有的司法工作者做了表率，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二）强调实体正义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竞相介绍学习西方的法治理念、法律制度和司法技术，尤其是移植西方的程序主义理论，多坐堂问案式的程序构建，少深入实际式的调查研究，从而忽视中国本土法治资源的挖掘研究”。如今随着诉讼爆炸现象的出现，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上诉难、执行难、上访逐渐增多三大现状。“马锡五审判方式”追求实质正义的精神应该得以继承与发展。
为减轻法官的办案压力，给法官以更充裕的时间落实程序，避免法官因急于结案而导致错判，实现真正的实体正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上访现象出现，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受理案件时可以繁简分流。随着如今仲裁制度和民事调解制度的规范，将部分涉及经济的案件分配给仲裁机构，一些简单案件建议当事人选择仲裁和民事调解。现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纠纷骤然增多，仲裁是解决简单小额经济纠纷快速又便捷的首选。因为仲裁员一般是各行各业的专家，他们处理经济案件更具有专业性。此外，仲裁可以确保商业秘密不外泄，而且费用较低，况且仲裁是一裁终局，可以保证经济纠纷快速解决，不延误合同履行。因此要加大对仲裁制度的宣传，尤其要鼓励各大公司运用仲裁解决纠纷。另外，民事诉讼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家庭类和邻里间的纠纷，遇到这种案件本应该先进行调解，因而可以多多运用民间调解组织，先进行调解说服，《人民调解法》也是对民事调解所做的结果规定了法律上的保障。因而，应当建立案件分流机制，并加强对仲裁和民事调解的运用。
（三）调解为主，和平化解纠纷
审判的确能公平公正地解决问题，但程序复杂，耗时长，最后却不一定能执行完毕，而且也伤害了当事人之间的感情。而调解可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使小事不闹成大事、无事不闹成有事。“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根据不同的对象，有的放矢地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能调则调，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晓以法、理及人情，讲明利害关系，既使当事人心悦诚服，又可取得周围群众的认可和拥护，加强司法程序的威信。
在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实践中，除了正式审判中的调解外，还有民间调解，在现今可称为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在现今法制观念加强、诉讼繁多的社会，强化多元解决纠纷机制有其深刻的意义，双方以平和的方式处理问题更有利于化解矛盾，还可以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同时也减轻了法院负担，节约司法资源。但要避免过分追求替代性解决纠纷机制（ADR），损害诉讼应有的专业性，公正性。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坚持调判结合。同马锡五一样，运用调解既要合乎法律，又要为当地舆论所赞扬，既要使当事人心悦诚服，也要得到案外群众的拥护。注重把法律的力量、道德伦理的力量、乡风民俗的力量及群众监督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把法理、事理、情理结合起来。但要避免强迫调解、久调不决、过分追求调解结果。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马锡五审判方式”，避免群访群诉事件的发生，防止矛盾的激化，定纷止争。
经济纠纷司法调解范文3
【关键词】民间纠纷；民间调解；民事争议；和谐社会
我国自古以来就追求“和为贵”、“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的良好社会和谐风尚。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种讲和谐的价值取向及思维定势，使人们遇到纠纷或争端，自然而然甚至条件反射地寻求调和，这就为调解的运用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如何适应改革发展大局的需要，进一步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作出新的贡献，有待于我们深入思考。现从民间纠纷的新特点阐释人民调解的现状，以期专家和学者斧正。
一、民间纠纷类型
民间纠纷，是指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从纠纷的性质上民间纠纷有以下类型：
（一）婚姻家庭纠纷
婚姻家庭纠纷，是指因婚姻家庭中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所引起的各类纠纷。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活动天地不断拓宽，价值取向也日趋多元化，由此而引发的男女恋人之间和夫妻之间的感情纠纷日渐增多。主要包括：夫妻不和、离婚纠纷，父母子女纠纷，婆媳、妯娌、兄弟姐妹纠纷以及夫妻之间因分家析产、赡养、抚（扶）养以及家务、家庭暴力等引起的纠纷。
（二）生产经营性纠纷
生产经营性纠纷，是指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以生产为目的所发生的纠纷。主要是生产过程中因宅基地、园林权属、水系利用、排灌抗灾、生产操作而引起的纠纷。包括：种植、养殖、买卖等生产经营方面引起的纠纷，因地界、水利、山林果树、草场、滩涂、农机具和牲畜等生产资料使用方面引起的纠纷。
（三）经济纠纷
经济纠纷，是指在经营和消费活动中因合同、债务、经济往来、利益分配等产生的纠纷，包括：所有权纠纷、使用权纠纷、债权债务纠纷。所有权纠纷指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使用、处分权的争议。使用权纠纷指对物的使用权的争议，如租赁、宅基地纠纷等。债权债务纠纷债权人与债务人因债的履行所发生的纠纷。
（四）侵权性纠纷
侵权性纠纷，是指纠纷主体一方或数方不法侵害他人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引起的纠纷，但必须是未构成犯罪的轻微违法行为所引起的。如情节轻微的损害他人财物，轻微伤害，损害名誉等行为以及由此给侵害一方造成直接或间接财产损失所引起的纠纷。
（五）纳入人民调解的新型纠纷类型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不断进步，经济迅速发展，同时民间矛盾纠纷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内容，民间纠纷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人民调解工作在领域创新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北京调解工作的实践看，人民调解工作在领域创新包括：
（1）人民调解进派出所。2004年，北京城八区开展了人民调解进派出所活动，到目前，所以派出所都设立调解组织，加强了人民调解的联合接待。
（2）物业纠纷调解。2007年，北京把物业纠纷纳入人民调解的范畴，当年多数物业纠纷通过调解得到有效解决。
（3）劳动争议调解全面展开。2009年6月，北京市全面推进首都和谐社会建设，进一步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和北京市司法局决定：建立三方劳动争议调解的联动机制，全面贯彻“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的方针，创新北京市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将劳动争议处理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努力将劳动争议化解在源头和基层，建立和完善长效的劳动争议的预防、预警制度。
（4）医患纠纷的调解。近年来，“医闹”事件频频发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医患关系的紧张，对社会的冲击很大。中立的医患纠纷调解中心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医疗执业经验，但却不属于任何一家医疗机构，同时设有严格的回避制或者异地“盲审制”。第三方调解中心实行免费服务，由专业人员直接面向患者和医院双方，根据条例分清责任，最终促成调解成功。
（5）道路交通事故的调解。随着物流、车流和道路里程快速递增，交通事故也与日俱增。在交通事故赔偿引发的纠纷和矛盾日益突出的同时，由于基层事故处理民警警力严重不足、交警部门只能在当事人双方都提出调解申请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调解，而且只调解一次等交警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种种缺陷。人民调解员可反复多次调解、当事人不用上法庭即可调解解决纠纷。
此外，在农村邻里纠纷也是民间纠纷的一种重要形式。邻里间互不谅解，互不支持，以邻为壑，搬弄是非，或因宅界、小孩打架闹事处理不当等矛盾激化而引起的民事纠纷。
二、人民调解新方法
一直以来，人民调解员依靠社会道德的公约、民间智慧以及情感，调和中国社会的家长里短，起到了“息讼”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素有由年高有威信的耆老和乡官里正调解民间纠纷的习俗。从长远的法制社会要求来看，人民调解员制度如何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给处于基层第一线的人民调解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人民调解还依据善良风俗和社会道德。调解不仅依法调解，也应依情调解、依理调解，因此，人民调解员不仅要有丰富和扎实的法律知识，也应该熟悉传统的社会道德和当地公序良俗，要把法律和道德有机结合，充分运用到化解矛盾的调解中去，把调解纠纷和法律宣传、道德宣化充分结合，起到“调解一起、教育一片”的目的。
经济纠纷司法调解范文4
一、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调审合一制度的再认识
（一）调审合一的内容及优点
我国民诉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50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请求调解”；第85条至91条规定了调解程序；第111条第7项规定，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第128 条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第155 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书送达后，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即视为撤销。”；第180 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查证属实的，应当再审。”上述规定确立了我国法院调解的基本原则、制度及其与判决的关系。其基本内容是：（1）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对于能够调解的案件， 应当采用调解的方式结案； （2）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自愿是指能否进行调解和调解能否达成协议，均须征得当事人双方同意。合法是指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必须遵守民诉法规定的程序，达成协议的内容必须符合民法等实体法的规定；（3）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各个阶段。不论是第一审程序，还是第二审程序、再审程序；不论是按普通程序，还是按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只要是能够调解的案件，人民法院都可以进行调解； （4）调解和判决都是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调解以判决作后盾，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注：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91页。）
我国民诉法所确立的审判方式相当接近于一种可称为“调解型”的程序构造模式。（注：王亚新：《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第9页。）在这种模式中，法官处理案件既当调解员又当裁判员，一身二任，调审合一。法官把通过当事人的和解、合意来结束案件作为诉讼的首要目标，调解成为处理纠纷的主要方式，只有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才作出判决。因此，对于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来说，调解既是任务又是职权，法官有责任积极主动地进行调解。调解结案，可以简化程序，便利群众，免得原告和被告之间有伤感情，还有利于迅速彻底解决纠纷。即便调解不成，由于法官比较熟悉案情，依法做出判决，也可以避免久调不决，迅速结案。
（二）调审合一的弊端
主要表现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法官的调解偏好，使重调轻判成为必然。从理论上讲，尽管在民事诉讼中调解与判决已无轻重之别，调解已不再具有往日优越于判决的地位，但是，现行法实施以来的民事审判实务表明，调解在实践中的主导地位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据有关统计资料分析，调解结案率虽有所降低，但与判决结案率比较，仍占绝对优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法官趋利避害的选择来看，与判决相比，调解至少可以给法官带来三方面的益处：首先，它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其次，调解可以使法官回避作出困难的判断；最后，调解是一种风险较小的处理案件方式。出于自身利害关系的考虑，多数法官倾向于选择快速、省力、风险小的调解而回避费时、费力、风险大的判决是不难理解的。所以，只要法律仍然把调解与判决共同作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并使两者合一，那么，调解的扩张和判决的萎缩就不可避免。（注：李浩： 《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载《法学研究》1996年4期，第58页。）
第二，强制与自愿的矛盾，使自愿原则难以实现。自愿反映了法院调解的本质属性，通过调解解决争议与用判决方式解决争议的实质性区别在于：前者是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后者是法院的强制性解决。调解是以自愿为根基的，判决是以强制为特征的，它们原本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我国民诉法却把两者相结合，使得自愿原则难以得到落实。因为在这一诉讼模式中，法官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调解者。作为调解者，他只能帮助双方当事人澄清争议事实，进行说服教育，以软化彼此的对立情绪，消解双方的分歧，引导双方就解决争议的方案进行协商或向双方提示解决争议的方案，促使、帮助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另一方面，他又是诉讼的指挥者和案件的裁判者。他在与当事人形成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作为指挥者，他可以尽量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即使当事人本来不愿意调解，在法官的不断劝说和要求下，通常也会转变态度。作为裁判者，他可以认定或者否定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支持或者反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主张，批准或者拒绝批准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并在调解失败的情况下作出判决。在这双重身份中，法官往往会有意无意地从调解人滑向裁判者。裁判者的身份使法官具有潜在的强制力，当法官摆出裁判者的身份进行调解时，或明或暗的强制就会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然而，法官的强制调解一般不会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会采用尽可能隐蔽的方式，如审判实务中的“以劝压调”、“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诱促调”等。在强制力的作用下，自愿原则不可能得到实现。（注：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载《法学研究》1996年4期，第61页。）
第三，严格依法解决纠纷与适用法律的流动性、随意性的矛盾，使合法原则得不到遵守。由于法院调解是双方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协商过程中法院和双方当事人虽然也都要援引特定的法律规范，但是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则往往是当事人妥协让步的结果，与法院严格依法作出的判决结果几乎总是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因此，法院调解在合法性问题上往往会有所折扣，出现严格依法解决纠纷与适用法律的流动性和随意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同时表现在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面。从程序方面说，为了保证判决的公正性，各国民诉法都设计了一整套复杂而严密的诉讼程序，依法进行诉讼首先就意味着各诉讼主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各种诉讼活动。然而，法官采用调解方式处理案件时，程序法便不再具有原先的重要意义了，严格遵循程序规则进行操作的状态就会发生变异，即调解具有某种非程序化的特征。从实体法方面说，无论在事实的认定还是在法律的适用上，调解与判决都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区别，如果说判决要求的是严格的实体合法性的话，调解则可以是相对宽松的实体合法性。判决结果必须与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和适用的法律相一致，而调解结果则并不一定要完全与已查明的案件事实相一致，出现一定的偏离是允许的，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即可。（注：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载《法学研究》1996年4期，第63页。）
第四，让步息讼与权利保护的矛盾，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护。调解的本质在于当事人在调解人的斡旋下，通过谅解、让步，平息争执消除纠纷。即便是诉讼中的调解，谅解和让步对于调解协议的达成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每一方当事人都固执于自己的主张，坚持自己的权利要求寸步不让，一定不会成功。因此，为了获得调解的成功，法官一定要做当事人的工作，要求当事人在调解中保持谅解和克制的态度，要求当事人对调解方案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司法实践表明，调解中的让步往往是一种单方面的让步，而且是合法有理的一方向对方的让步。刑威法官在《人民司法》1990年第10期上撰文提出：“凡属调解结案的案件，均属原告作出了或多或少的让步。在某种意义上说，调解就是促成原告让步。”项建新法官则把原告让步称为调解的实质，他认为：“经济纠纷的调解的实质，就是让有理的一方当事人（一般说来是原告）放弃某些权利，作出让步，以求得案件的调解，换言之，就是原告让步。”（注：参见项建新：《浅谈经济纠纷案件的附条件调解》，载《人民司法》1993年第1期。）对此，虽然也有不同的看法， 但大多数法官从工作实践中得出调解中的让步一般由原告单方面作出的结论都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单方让步也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表现，有其合理的一面，它对于防止矛盾激化，恢复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友好关系，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等有积极意义。然而，法院调解毕竟是诉讼中的调解，从诉讼的角度看，这种作法的合理性是以弱化权利保护为代价的，是不符合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本旨的。（注：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67页。）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调解与判决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目的不同。调解的目的是使争议双方在第三方的协助下友好地解决他们的争议。第三方的建议只有在双方当事人予以采纳时才对他们有拘束力。而判决的目的则是通过强制性的操作即有拘束力的判定，使争议得到解决。所以，将两者统一规定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必然会引起程序的不和谐，法官的双重身份及其调解偏好又必然使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仍然继续保持着“调解为主”的传统格局，使民事诉讼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民诉法确定的目标和市场经济的要求。
二、调审分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调审分立，除可以有效地理顺调审关系，克服调审合一的弊端以外，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客观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
（一）调审分立是适应社会条件变化的需要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适合于“调解型”审判方式的社会条件。
第一，民事案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跨地域的商品交换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进行这种活动并可能卷入其中纠纷的人彼此间往往既不是熟人，也不一定存在或必须保持长期的关系。这样，就改变了过去民事案件单一，基本上被限定在婚姻家庭、相邻、少量的借贷、人身伤害赔偿等少数几个领域，以及当事人居住范围小，需要保持长期和睦关系的情况。
第二，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原有的价值体系也难以继续维持其稳定和统一，一部分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受到冲击，新的观念不断出现并引起争议。在今天的形势下，公民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而委屈求全、息事宁人的狭隘、保守、自缚式的社会观念则逐步退落，开放、竞争、进取的扩展式思维，已成为当代人的文化心理主导，人的主体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界限和权利不容侵犯的观念越来越强。
第三，纠纷处理的方式和目的发生了变化。从本质上说，商品交换是一种匿名的、非人格的关系，只要服从其一般规则，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和退出。因此处理这种活动中发生的纠纷，重点不在于恢复或维持具体当事人间的“友好关系”，而在于保持一般规则的普遍性、明确性，以便给参加交换的人提供一种可预测性，或者利于改善交易条件和降低交易成本。这意味着纠纷处理的过程和结果在不得不牺牲某种程序的多样性、灵活性的基础上，尽量追求透明度和一般性，而程序本身的相对固定化和解决纠纷方式的定型化则是这种追求的表现。随着上述变化而发生的纠纷处理目的从主要是维持社会治安转移到形成和保护新的经济秩序上来。（注：王亚新：《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第17页。）
（二）调审分立是深化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
审判方式改革的核心在于程序的变化。从我国民事诉讼方式改革的实际过程看，先是以改革举证责任制度为突破口，接着进行以庭审方式为中心的强化公开审理、强化当事人举证、强化合议庭功能的改革，并出现了以设置调解中心为代表的，使调解过程与判决过程相分离的尝试。诉讼程序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对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改变，都会对其他环节产生深刻影响，以至引起整个程序结构的变化。仅就庭审方式改革而论，它的改革就触动了“调解型”审判模式的各个方面。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当事人举证，意味着调换了程序中判决和调解的位置，从而蕴含着使整个程序构造发生深刻变化的可能。（注：王亚新：《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第9页。）在“调解型”模式中，法官的目的是通过取得当事人的和解、合意来结束诉讼。为此，法官在说服教育当事人的同时，还有必要调查收集证据，以及提供正确的调解方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作出判决。很显然，这样的情况使法官自然而然地成了推动程序发展的主体。这种模式在逻辑上意味着作出决定以最终解决纠纷的不是法官而是当事人，程序的重点不在于当事人提出证据开展辩论，以争取法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处理，而是在于法官形成正确的方案并说服当事人作出接受该方案的决定。然而举证责任的导入，使当事人当庭举证、质证，然后法官当庭认证。这样，法官和当事人在程序上的分工发生了逆转，这里，当事人是推动程序展开的主体，其展开程序的基本动机则是说服法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结论。换言之，举证责任在逻辑上要求判决成为规定程序开展的目标。
第二，弱化庭前准备工作，使试行调解失去基础。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通常包括起诉和受理、审理前的准备、开庭审理等几个必经阶段。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是对案件的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在开庭前先行审查的程序。尽管这一阶段不是专为调解而规定的，然而为了贯彻调解原则，它却保证了调解可以在庭前准备阶段找到契合点，司法中把这个阶段的调解称为试行调解。目前，法学界和司法界大多数同志主张，在改革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时，必须弱化庭前准备工作，除审查程序问题外，不可就实体问题进行审查；应当突出法庭审理的中心地位，切实实行直接、言辞原则；应当把庭审的时间和地点作为审判人员审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时间和场所。然而，如果继续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即应当立足于调解解决，并可以在庭前进行调解，那么，我国当前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就必然要陷于僵局，因为在这里存在着矛盾的死结。（注：王敬藩、张灵：《改革与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调解制度的刍议》，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第72页。 ）如果要进行庭审方式改革，庭前不进行实体审查，那么试行调解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第三，强化庭审功能，使再行调解失去意义。根据我国民诉法中普通程序的规定，在法庭辩论阶段结束以后，在判决前还可以进行调解，司法上叫作再行调解。由于审判方式改革突出庭审的中心地位，在法庭上经过举证-质证-认证等一系列活动，案件事实已经查清，是非已经分明，责任已经清楚，在此基础上法官依法做出判决，快捷、便当，使赢者赢得堂堂正正，使输者输得明明白白，使旁听群众听得清清楚楚，完全实现了判决所追求的正当和效益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再去做调解工作，费时费力，不是走过场，就是画蛇添足。因此，再行调解已失去了意义。
（三）调解结案的比例下降和判决结案比例的上升，为调审分立提供了现实可行性
随着近几年民事审判改革的不断深入，调解已不再具有往日优越于判决的地位。判决的结案率与调解的结案率已呈此长彼消的趋势。据统计，1990年全国法院民事一审案件共结案1，849，728件，其中调解结案1，194，350件，占结案总数的64.5％，判决结案353，940件， 占结案总数的19.1％； 1997年结案3，242，202件，其中调解结案1，651，996件， 占结案总数的50.9％，判决结案955，530件，占结案总数的29.4％。 1990年一审经济案件共结案598，317件，其中调解结案414，580件，占结案总数的69.3％，判决结案88，296件，占结案总数的14.8％；1997年结案1，478，139件，其中调解结案732，753件，占结案总数的49.5％，判决结案428，509 件，占结案总数的29.0％。可见，全国一审民事案件，1997年与1990年相比，判决结案率增加了10.3％，而调解结案率则减少了13.6；一审经济纠纷案件1997年与1990年相比，判决结案率增加了14.2％，而调解结案率则减少了19.8％。二审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调解结案率也逞下降趋势，例如1992年全国二审民事案件调解结案15，507件，占当年结案总数129，079件的 12％；而1997年调解结案17，664件，占结案总数177，317件的9.9％，二年相比，调解结案率减少了2.1％，1992 年全国二审经济纠纷案件调解结案5734件，占当年结案总数43，791件的13％，而1997年调解结案7799件，占结案总数86，347件的9％， 二年相比，调解结案减少了4％。再审案件的调解结案率历来都不高， 仅占结案总数的5 ％左右。 （注：参见《中国法律年鉴》1990—1998年卷。百分比是作者计算的。）
（四）调解中心的建立和实践为调审分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在审判方式改革的过程中，各地法院普遍建立了“经济纠纷调解中心”，有的法院还建立了“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心”。目前有的“中心”已撤销，有的仍在不断改进中发展。这些“中心”的基本特点是：从组织建设上，突破了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从案件受理上，突破了民诉法关于管辖的规定；从审理方法上，实行法律咨询、调解、执行“一条龙”服务，实现了快速高效的要求。尽管这一尝试还有诸多不足和争论，但是它的有利于及时解决纠纷、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缓和双方的矛盾、有利于案件实际执行以及有利于提高办案质量等优越性，还是取得了共识的。
关于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心的性质，实践证明它具有诉讼调解和非诉讼调解的“双重性”。它只进行调解，不适用判决，如果双方经调解达成了协议，所制作的调解书与审判程序中制作的调解书效力等同，该调解书具有诉讼法律文书的性质；如果经“中心”调解后，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则终结调解程序，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另行提起诉讼，只能按民诉法关于管辖的一般要求，由有管辖权的法院受理。“中心”的调解与将来法院的审判无任何关系，因而这种调解即具有了非诉讼调解的性质。（注：张文香、王红岩：《“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心”中几个法律问题的探讨》；马莉莉：《浅谈经济纠纷调解中心》，载《法学前沿的争鸣》，武汉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396—406页。）这一实践，为研究调审分立制度提供了实践经验。
三、建立调审分立制度的构想
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有诉讼调解制度，但笔者认为最值得借鉴的是我国台湾地区关于法院调解的规定。台湾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相当重视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司法院”1980年的《民事诉讼须知》第15条称：“讼争终凶，古有明训。凡诉讼者，动辄经年累月，不但荒时废业，且耗费金钱，纵幸而获胜，亦往往得不偿失。若其败诉，所受损失更为重大，故于起诉之先，如有可以协商之机会，亦须尽力和解。”台湾的法院调解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起诉前的调解，依调解程序之规定（第403条至426条）；诉讼中的调解，称为和解，依和解之规定（第337条至380条）。就实质而言，调解成立与诉讼上的和解并无不同。但在程序上，二者仍有许多差异：（1 ）调解限于诉讼系属前由第一审法院依声请为之；诉讼上和解系属后由系属法院（不限于第一审）依职权为之。（2）调解成立后， 如有无效或得撤销之原因者，当事人可对之提起宣告无效或者撤销调解之诉；诉讼上和解如有无效或得撤销之原因者则得请求继续审判。（3 ）和解须当事人完全合意才能成立。而调解时，当事人虽未完全合意，可依法视为调解成立。（注：齐树洁：《台湾法院调解制度评析》，载《法学》1994年第8 期，第46、47页。）根据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情况，借鉴台湾地区法院调解制度及其他国家关于和解制度的经验，笔者认为，改革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内容应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正当的诉讼目标
以何种结案方式为诉讼目标对程序模式有很大影响。以往以调解作为目标，便产生了“调解型”诉讼模式，因而改变了调解性质，形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出现了种种弊端。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当把判决作为诉讼目标，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的程序才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程序比较固定，当事人和人民法院都受其约束，程序的任意性和选择性较小。在这种程序结构中，以判决为主导，调解只是某些案件的前置程序，只有调解不成的，才转入诉讼程序。法官不再具有“双重身份”，只能或当调解员或当审判员，各司其职。建立一种以审判为主体，包含调解程序，使调审二者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独具特色的“判决型”诉讼模式。
有的学者主张以判决作为诉讼目标，但仍把调解作为判决过程中的组成部分，认为在可能调解的条件下进行调解时，两个过程出现暂时的、相对的分离，总体上是以判决为主线进行，调解程序已为判决程序所吸收。然而，这里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在这种“暂时分离”的情况下，主持调解的法官是以“调解人”的身份出现还是以“审判官”的身份出现，当调解不成转而判决的时候，是另换审判官，还是由“调解人”转而成为“审判官”。如果是另换审判官，那么调解就不是“暂时分离”，而是另一种调解程序，如果是“调解人”转而成为“审判官”，那么，这种“暂时分离”仍解决不了法官身份“双重性”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调解型”诉讼模式中调审合一的问题，就必须解决法官身份“双重性”问题。可见，“调审分立”才是唯一办法。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立法正是把调解作为一审的前置程序而规定的。
（二）明确规定调解程序规则
经济纠纷司法调解范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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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在的矛盾纠纷正朝复杂化和多元化发展，单一的调解方式已不能很好的、有效的化解矛盾纠纷，许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都需要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实行多种调解手段有机配合，相互补充，才能取得较好社会效果。因此，在新形势下建立大调解机制，搞好人民调解工作，正确处理好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如何在新形势下建立在调解机制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思考，现在根据我们在基层工作中开展人民调解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及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现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大调解机制的概念
大调解中“大”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目前对大调解的理解主要有三种：
一是站在党委的角度，指党政领导，政法综治部门牵头协调，司法部门指导、其他部门参与、各种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纠纷排查和处理各种矛盾的机制，称行政调解。二是站在法院的角度，对内所称的大调解是全员、全程的诉讼调解，又称司法调解，除法院自己调解外，还包括委托协助调解，对外所称大调解强调诉讼调解与其他单位、其他调解的有效对接；三是站在司法局的角度，大调解主要指人民调解，尽管一定程度上揉合了行政调解和其他民间调解力量，强调的是人民调解的网络建设；
而在这里所称的大调解，一般是指在党委、政委的统一领导下，由党政综合治理部门牵头协调，各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和自治组织互相配合，共同参与，对社会矛盾进行协调处理的方式，其目的是将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其他各种调解资源整合在一起，即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优势，又注重吸收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特行，及时、有效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节约纠纷解决的社会成本，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简单的说就是党政主导、主体多元、手段多样、方式灵活、反应灵敏、协调顺畅的矛盾纠纷的协商和处理。通过“大调解”机制的运转，可以有效调动司法力量、行政力量以及各种社会资源，有效化解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调解保障大稳定，大稳定促进大发展。
二、对当前我乡主要社会矛盾纠纷的简要分析
当前，我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形势是好的，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各种利益冲突和磨擦不断出现，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总的来讲，我乡人民调解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表现在民间主要矛盾纠纷发生新变化，呈多样化、复杂化趋势。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已经不再是民间主要矛盾纠纷，而以环境及生态、生活保障、征地拆迁、抗旱引水、拆迁安置、人身损害赔偿和劳资纠纷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加。所有这些矛盾纠纷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对人民调解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建立大调解机制是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形势的切实需要，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司法行政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三、目前我乡人民调解工作的运行情况及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目前我乡共有社区、村级调解委员会24个，成立了土地经济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劳动安全人民调解委员会等3个行业性、专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全乡各类人民调解员员共94人， 20__年调处各类矛盾纠纷57件，签订书在协议16份，口头协议41份，调解率达100％，成功率达95％。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乡人民调解工作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多种调解方式仍然缺乏有机的协调整合，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大调解机制”，尚未达到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的有机结合。
二是调解队伍人员数量少而素质偏低，从全乡统计情况看，我乡人员变动大，缺乏创新精神、工作力不从心、效果事与愿违的不乏其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群体性等特点，客观上要求调解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法律素质与调解工作业务素质，否则，调解工作效果难以得到保证，调解工作潜能难以充分发挥。
三是调解委员会经费紧缺，如果要加强调委会内务规范化建设，构筑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纵横交织的立体化网络格局只能是一厢情愿，纸上谈兵。调解经费得不到保障，人民调解组织自身没有“造血”机能，调解工作经费和调解员的报酬得不到很好的落实，影响了调解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战斗力的增强。
四是资源分散、应对措施不力。面对多发的社会矛盾纠纷，基层干部处理矛盾纠纷采取四种方式：一是主要领导靠前指挥，班子一齐上；二是请执法部门保驾护航；三是把上访群众引向法律渠道；四是和风细雨做工作化解纠纷。群众遇到纠纷也有四种方式：一是上访；二是找调解组织调解；三是打官司；四是自行暴力解决。多年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各自为战，民调组织、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缺乏必要的沟通衔接、配合机制，资源未能得到有效整合。
四、新形势下建立大调解机制的的几点建
议和具体工作要求
1、建立大调解工作机制，要加强队伍建设。建立大调解体系首先解决有人办事的问题，要建立健全市、乡（街道）、村（社区）、企事业、行业等调解组织，形成横到边、纵到底的组织网络，要强化调解组织队伍建设，当前应重点抓司法所建设，充分发挥司法所在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中组织、协调作用，按专业化要求配齐配强司法调解员队伍。
2、建立大调解工作机制，要狠抓经费落实。经费落实是保障，要认真落实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意见》，根据工作实际需要，要将人民调解宣传、培训、表彰等经费列入业务经费预算、同级财政预算，落实到位，并根据工作发展逐年增加，足额保障。要争取政府落实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调解人员补贴经费，为促进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以解决制约调解工作发展瓶颈问题。
3、建立大调解工作机制，要以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开展人民调解。人民调解作为社会主义法制的组成部分，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之一，要求广大人民调解工作者、甚至全社会都要以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去开展人民调解。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发展的新形势，必须创新工作机制，使人民调解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更好的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
4、构建新形势下大调解机制，要整合各方资源，建立长效机制，促进矛盾纠纷排查工作规范化发展。我乡矛盾纠纷排查工作要同“六五”普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和预防违法犯罪结合起来，形成制度，坚持不懈。
一是要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领导机构，做到有领导、有组织，有人管事，实现齐抓共管。各社区（村）每月排查一次，全乡一季度排查一次，重大节假日和重要会议期间也要加强排查力度，这项措施要长期坚持不变，同时，做到“排查有登记，工作有制度，考核有标准，责任能落实。
二是要加强协调机制。将综合治理部门、司法行政部门、维稳办、办、纪检监察部门以及大调解领导协调等机构及其功能进行整合，改变多头管理的局面。建立市、乡两级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由市司法局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市法院、公安、综治、、部门等联合接访，分工合作，协同作战，搭建便捷、高效的服务平台。对涉及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矛盾或重大、疑难纠纷，在市调处中心统一组织下，由各单位共同参与、协同作战、多管齐下、联动调处，实现信息联网、部门联手、上下联动、条块联合的工作格局。
三是强化隐患排查，完善预警机制。大力加强行业性、区域性调委会建设，借助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主动介入社会难点、热点纠纷排查，做到情况早预测、工作早介入、问题早处理、苗头早控制。积极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权利意识，了解正确的维权渠道，防止矛盾纠纷激化，减少和预防的发生。
四是加强队伍建设，健全育人机制。鼓励优秀的法律人才加入到人民调解队伍中去，积极培养“专家型”人民调解员；充分发挥律师在大调解工作中的作用，开展司法所与律师事务所“结队帮扶”活动，组建律师工作接待志愿团，积极参与书记、市长大接访和大下访活动；加强业务指导，司法行政部门与法院建立工作联席制度，由人民调解员担任人民陪审员，参与调解和审理非经本人调解过的民事案件，提高调解能力和艺术水平。只有切实促进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工作效果，有力维护全乡的社会稳定，促进我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同时还要做好以下几项具体工作：
1、做好人民调解的组织建设工作。组织建设是人民调解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和保证，要成立真正意义上的“乡、社区、村”三级调解网络。如因客观原因导致人民调解员空缺要及时补齐，不能出现人民调解员长时间空缺，影响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同时还要配好人民调解信息员，人民调解信息员要注意发现和捕捉矛盾纠纷苗头和隐患，及时向调委会汇报。
2、做好矛盾及时排查工作。每月至少要开展一次矛盾纠纷集中排查工作，并要在排查中探索，及时发现和掌握本辖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矛盾纠纷，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妥然处置，避免矛盾纠纷激化或酿成，把这项工作纳入经常化、规范化的轨道。
3、做好纠纷的调处工作。对已经发生的纠纷，人民调解员应信息灵通，及时赶赴事发现场，尽力阻止和平息事态，一般纠纷要在24小时内调查了解纠纷发生全过程，并将调处责任人及调处时间告知当事人，并在纠纷发生或当事人申请之日起10天内调结；重大疑难纠纷、跨地区纠纷，各相关调委会要相互配合，及时化解，尽量不让纠纷恶化。还要因地制宜将纠纷的调处时间、调处情况等向群众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4、做好各种调解手段相结合工作。现在的矛盾纠纷正朝复杂化和多元化发展，单一的调解方式已不能很好的、有效的化解矛盾纠纷，许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都需要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实行多种调解手段有机配合，相互补充，才能取得较好社会效益。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显现出高位运行、主体多元、性质复杂、处理难度大、易激化等特点。构建大调解机制，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是事关全局的基础性工作，因此，我们要发挥调解手段、创新调解机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主导，司法调解为保证的大调解机制，实现三种调解手段的有效衔接，使其优势互补、协调一致，形成规范、长效的工作机制，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而努力。
经济纠纷司法调解范文6
成立区司法局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班子其他领导任副组长，成员由各科室处所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具体工作职责为：
（一）负责全区司法行政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指挥和协调。
（二）研究、制定、部署和落实应急处置措施。
（三）负责向区委、区政府、区委政法委和市司法局请示、报告应急处置工作。
（四）与区有关部门联系、沟通、协调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有关事宜。
（五）指挥调度区司法局各单位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三个专项应急处置工作组，分别为：突发性民间矛盾纠纷应急处置工作组、安置帮教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社区矫正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
二、预案分类
本预案所称突发性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严重社会危害，根据工作职能应由司法行政机关处置的紧急事件，主要包括突发性民间矛盾纠纷、社区矫正工作突发事件、安置帮教工作突发事件。
三、突发性民间矛盾纠纷应急处置预案
（一）适用范围
婚姻家庭纠纷、劳资纠纷、邻里纠纷、经济纠纷、合同纠纷等一般性民间纠纷；因意外伤亡、交通事故、环境污染等突发事件引发的民间纠纷；因民间纠纷而引发的5人以上聚众滋事、持凶器或危险品伤人等群体性纠纷。
（二）机构职责
区司法局成立突发性民间矛盾纠纷应急处置工作组，负责处置全区突发性民间矛盾纠纷的工作协调、人员调配、信息传递等。组长由区司法局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基层工作的副局长担任，成员由区司法局基层工作科负责人、各司法所所长组成。各街道相应成立民间矛盾纠纷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处置本区域内突发性民间矛盾纠纷。
（三）处置原则
1、统一领导，协同作战。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依照工作职能和分工，加强部门间工作协同配合，共同推进工作开展。
2、区分性质，相应施策。及时分析民间矛盾纠纷产生原因及纠纷性质，预测研判发展趋势，依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3、快速反应，妥善处置。坚持早发现、早处置，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行动准确，果断采取措施，把损害和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4、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凡涉及全区性民间矛盾纠纷，由区司法局应急指挥领导小组负责；涉及跨街道的矛盾纠纷，由街道之间联合处置；各街道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负责本辖区民间矛盾纠纷的调解，确有困难时，要及时报告区司法局应急指挥领导小组，以便组织协调增援。
（四）处置措施
1、一般性民间纠纷，如婚姻家庭纠纷、劳资纠纷、邻里纠纷、经济纠纷、合同纠纷等应急处置措施
（1）突发性民间矛盾纠纷应急处置工作组接到报告后，应立即组织调解人员介入，调查了解纠纷情况，摸清是非原由。
（2）依据纠纷具体情况，及时组织当事人展开调解，也可以通过当事人的家人、亲友、单位领导和同事等共同做疏导工作。
（3）调解过程要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前提下达成和解协议，并做好回访，及时制作卷宗归档。
（4）如矛盾纠纷调解不成或进一步激化扩大，超出本级调解组织能力之外，及时报告上一级矛盾纠纷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请求协助处理。
2、可能引发民间纠纷的突发事件，如意外伤亡、交通事故、环境污染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措施
（1）突发性民间矛盾纠纷应急处置工作组接到突发事件报告后，应立即组织调解人员赶赴现场，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现场稳控工作，及时组织展开救助和防护工作，控制好现场事态发展。
（2）根据突发事件具体情况，研判纠纷的性质，分析事态发展趋势，确定责任主体，做好归口分流化解工作，保持信息畅通，及时通报相关部门，严防事态进一步扩大。
（3）在调解过程中，严格依法办事，遵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对当事人做好法律宣传和说服疏导工作，及时分清是非责任，平息事件争端，力促理性解决问题。
（4）对于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无法调和的纠纷，在做好稳控的前提下，积极协助和引导当事人通过诉讼等合法途径解决纠纷。
3、因民间纠纷而引发的5人以上聚众滋事、持凶器或危险品伤人等群体性纠纷的应急处置措施
（1）突发性民间矛盾纠纷应急处置工作组闻讯后，主要领导要亲自到场组织，及时联系和协调有关部门控制现场，并做好跟进稳控工作。
（2）对已出现局势激化的纠纷情况，在向区委、区政府及市司法局汇报的同时，及时通报公安机关，并加强自身安全防护。
（3）在矛盾纠纷处置过程中，调解人员应借以摄像、录音等设备对事发现场重要证据进行采集，对当事人、证人作好调查笔录。
（4）要运用调解对接机制，加强与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的沟通协调，依法联合调解。如发现涉及刑事犯罪嫌疑的，要协助公安机关及时果断处置。
四、社区矫正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一）适用范围
社区矫正工作突发事件是指社区服刑人员脱离监管下落不明、参与、行凶犯罪、非正常死亡、收监押送发生事故等突发事件。
（二）机构职责
成立社区矫正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负责全区社区矫正工作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组长由区司法局分管社区矫正工作副局长担任，成员由区法院刑庭、区检察院监所科、区公安分局人口管理大队、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科负责人、各司法所所长组成。
（三）处置原则
1、依法处置原则。处置突发事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的要求，规范进行。
2、快速反应原则。处置突发事件应当快速反应，措施果断，迅速控制局面，有效维护公共安全和社区稳定。
3、各司其职原则。处置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应按各部门职责，采取针对性措施，积极主动地做好相关工作。
4、协同应对原则。处置突发事件应当部门联动、协调配合、应急有序、处置有效。
（四）处置措施
1、社区服刑人员下落不明的处置
（1）社区服刑人员脱离监管超过一周，仍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的，司法所应当及时向区司法局报告，并上门走访要求其亲属协助查找，同时与公安派出所联系请求协助查找。
（2）区司法局制作协查公函送交区公安分局，由区公安分局指定相关派出所协助查找。
（3）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科应当及时与区检察院监所科、原审法院刑庭联系，通报情况、请求协助。
（4）脱离监管超过一个月的，区司法局应当向原审法院提请收监。
（5）收到法院同意收监的裁定后，区司法局制作协助抓捕的公函送交区公安分局，由区公安分局指定相关派出所协助抓捕。
2、社区服刑人员参与的处置
（1）司法所发现社区服刑人员参与的，应当及时向区司法局报告，并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协助相关部门处置。
（2）司法所应当迅速查明相关情况，及时向区司法局报告。
（3）区司法局根据情况和后果，分别给予警告、提请治安处罚、收监执行的处理。
3、社区服刑人员行凶犯罪的处置
（1）司法所发现社区服刑人员行凶犯罪的，应当立即向区司法局报告，并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协助相关部门处置。
（2）区司法局应当及时向市司法局社区矫正处报告。
（3）区司法局与区检察院监所科、区公安分局人口管理大队保持联系，跟踪案件的进展，根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4、社区服刑人员非正常死亡的处置
（1）司法所发现社区服刑人员自杀、他杀或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死亡的，应当及时向区司法局报告，并配合公安派出所处置。
（2）司法所应当协助社区服刑人员所在社区（村），做好死者亲属思想工作，保持社会稳定。
（3）区司法局应当及时书面通知批准、决定机关，并通报区检察院监所科。
5、收监押送发生事故的处置
（1）在收监押送中社区服刑人员脱逃的，执行人员应当立即报告区政法委领导、市司法局矫正处处长、区司法局局长、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分管领导。
（2）立即召开社区矫正联席会议，研究对策。各部门按照联席会议部署开展相应工作。
五、安置帮教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一）适用范围
安置帮教工作突发事件是指刑释解教人员脱管失控、参与、行凶犯罪、非正常死亡等突发事件。
（二）机构职责
成立安置帮教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负责全区安置帮教工作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组长由区司法局分管安置帮教工作副局长担任，成员由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科负责人、各司法所所长组成。
（三）处置原则
1、属地为主原则。对发生在各街道的刑释解教人员突发事件，实行属地管理，由各司法所负责处置，并及时上报区司法局。对发生在相邻街道的突发事件，在区司法局的统一指挥下，坚持条块结合，由先发现或得到消息的司法所首先控制现场，第一时间报告区司法局，区司法局通知事发地所在街道司法所赶赴现场负责处理，相邻街道司法所积极配合，协助处置。
2、先接报先处置原则。对发生在辖区内的刑释解教人员突发事件，先接到报告的单位为“第一处置人”，要迅速组织力量赶赴现场进行处置，并及时通报公安派出所等有关单位和报告上级有关部门。
（四）处置措施
1、刑释解教人员脱管失控的处置
（1）司法所接到报告或发现刑释解教人员脱管失控后，应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查找。
（2）组织查找未果的，应及时向区司法局安置帮教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报告，并通知公安派出所要求协助查找、追逃或监控。司法所及社区（村）安置帮教工作小组全程配合，协助开展工作，并将具体工作过程记录在案。
（3）区司法局安置帮教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接到司法所报告后，将相关情况记录在案，并及时督促、指导司法所开展处置工作。同时，将相关情况及时上报市司法局基层工作处。
2、刑释解教人员参与的处置
（1）司法所接到有关人员报告或发现刑释解教人员正在参与情况后，应及时组织协调社区（村）安置帮教工作小组采取紧急处置措施，同时向区司法局安置帮教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报告。
（2）司法所应立即前往事件现场采取应急处置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对刑释解教人员进行教育疏导，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并进行重点监控，防止矛盾激化或事态恶化，同时，向区司法局应急处置机构报告事态发生的情况。
（3）区司法局应急处置机构接到司法所的报告后，迅速组织部门力量前往事发现场处理，协调相关部门实施应急处置，同时，向区政府、市司法局应急处置机构报告事态发展情况。
3、刑释解教人员有行凶犯罪苗头或迹象的处置
（1）司法所发现或接到公安派出所关于刑释解教人员有行凶犯罪苗头或迹象，应及时组织协调社区（村）安置帮教工作小组采取相应处置措施，根据实际情况，实施重点监控，并立即组织调查，及时开展教育疏导、化解矛盾等工作，防止突发事件发生和矛盾激化，同时向区司法局安置帮教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报告。
（2）区司法局应急处置工作组接到报告后，要及时指导、督促司法所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将突发事件的种类、涉及人员情况、事态发展情况和已采取的措施等记录在案，同时，向市司法局应急处置机构报告相关情况。
4、刑释解教人员非正常死亡的处置
（1）司法所接到有关人员报告或发现刑释解教人员非正常死亡（自杀、他杀或其他意外事故造成死亡）情况后，应立即向“110”和公安派出所报警，向街道办事处和区司法局报告，并及时通知协调公安派出所进行紧急处置。
（2）司法所应第一时间前往事件现场采取应急处置措施，配合公安机关做好相关处置工作，控制事态发展，同时，向区司法局安置帮教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报告事件发生、发展和处置的情况。
（3）区司法局应急处置工作组接到报告后，要将刑释解教人员非正常死亡情况、事态发展情况和已采取的措施等记录在案，同时向市司法局应急处置机构报告相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