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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的发展范文1
关键词：计划生育；新机制；人口管理科学；人本主义
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促进人口管理科学的新发展，不仅反映了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先进执政理念，而且体现了人口管理方式的进步，反映了人口管理科学的要求。如果我们回顾人口管理学的发展，进而追踪管理科学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到，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从旧机制转向新机制，与人口管理科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有密切联系，并且对人口管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管理科学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演变
人口管理科学是管理科学在人口管理领域的应用，因而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是和管理科学的发展演变密不可分的。
管理科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诞生于20世纪初，一百年来，经历了从泰罗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到行为科学理论，再到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演变，其管理哲学也从理性主义逐步向人本主义升华。
以泰罗制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虽然以其科学理性在管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其理论本身包含着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理性”与“人性”的矛盾，在追求标准化和科学化的理性的同时，也在不断压抑人的心理需要和行为发展。古典管理学视管理客体为“经济动物”，主张对管理客体实行“物本管理”。其管理方式表现为重物轻人，把人当工具来管理，工人只是作为“机器的附属品”。“理性”在古典管理科学那里，被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企业外部竞争愈加激烈，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科学经营决策要求日益提高，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乃至博弈论为代表的现代管理科学随之诞生。现代管理科学既吸取了泰罗科学管理理性的营养，又注重了行为科学对“人”的研究，使得人本管理开始以人的知识和能力为核心，进一步强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具有现代化意义的“以人为本”。
二、人口管理学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变
与一般管理科学的发展轨迹一样，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也遵循了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演变逻辑。虽然“人口管理学”这一学科概念提出的历史并不长，但是人口科学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并且人口科学的理论探索从来都没有忽视过人口管理的内容。
西方早期的人口思想是近代人口科学重要的思想来源。其主要代表人物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一公元前354)、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一公元前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一公元前322)以及后来的重商主义都分别提出过国家干预婚姻、调节人口的主张。色诺芬对当时国王用人口是否增长作为评价官员政绩标准的做法十分赞赏；柏拉图主张由统治者规定结婚年龄和男女配偶选择，让最优秀的男女互为配偶；亚里士多德更认为国家的主要职责就是调节人口数量，使之稳定在一定程度并协调其相互关系。重商主义则提出国家应采取各种手段鼓励人口增殖，甚至不惜从其他国家“获得”人口。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人们对人口管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多的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已认识到经济上的需求是调节人El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康帕内拉更强调婚姻和生育都必须服从社会的控制和调节。
在人口思想史上都是空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思想为从事人口研究和人口管理的人们所熟知，他的“两个级数”、“两种抑制”将人口管理推向了理性主义的极致。
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人口科学研究更加全面系统，技术方法也更加成熟先进，涌现出大批经典的人口研究理论成果，如著名的“人口转变理论”、“适度人口理论”，以及凯恩斯的“失业理论”等都发端和发展于这一时期。这些理论成果虽然对人口过程的变动规律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但在人口管理的哲学理念上，仍然完全是理性主义的，贯彻了较多的“国家意志”和集体理性。
近年来，人口管理科学注意吸收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营养，将人口行为的家庭人本需要与社会理性规范相结合，引导人们树立对社会生育规范的文化认同，将人口管理推向了更具人口现代化意义的人本主义。
三、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对人口管理科学的政策实践和理论推动
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而提出的一种新的人口管理方式和新的人口制度安排，它反映了中国的人口管理正按照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引领，从理性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它不仅是对传统的古典人口管理科学的革命，而且是对微观人口管理学的超越和对现代人口管理科学的呼唤。这表现在：
1．在政策基点上，新机制完全遵循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按照现代人口管理“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要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就应该对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各个要素特别是社会支持和自信心进行调控，通过引导人们对社会生育规范的感知和对遵循规范的评价，建立一种生育文化认同，使人们生育行为规范化。
管理科学的发展范文2
关键词：高校学科发展 品牌管理 学科化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7-224-02
一、《品牌管理》课程的学科化发展现状
国外高等学历教育当中的品牌管理科学是沿着工商管理专业（MBA）发展的轨迹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与其发展紧密相连，世界各地开设MBA教育的院校约有半数开设有品牌管理课程，10%左右的工商管理专业学位设有品牌管理方向，其他一些相关专业也设有，如摩洛哥大学的奢侈品管理专业的品牌管理方向。应该说品牌管理专业是工商管理学科发展到较高级阶段的产物。近50年，在欧美有37个知名品牌研究学会、企业研究所先后成立，并有68个大学开设了品牌管理本科、研究生教育，如美国普度大学、美国德保罗大学、美国堪萨斯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密西西比州立大学，以及英国爱丁堡大学等。
在教育发达的国家，品牌管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企业所接受，并逐步向各个行业岗位进行职业化应用发展，从品牌管理理论入门到品牌管理实战均已经被以企业培训教材形式所覆盖。由此，我们看到了国内品牌同国际品牌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差距。我国的品牌研究起步较晚，还没有形成规模，研究的成果和方向也很分散，一般是在市场营销专业开设品牌管理课程，这与方兴未艾的品牌教育需求形成鲜明的对比。国内的品牌理论发展明显不足，而且此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应用理论层面，基础理论的研究很少。在我国品牌管理还只是一门课程，它在现行的学科序列中隶属于管理学门类，工商管理学科（一级学科），市场营销专业（二级学科）。有些院校根据自己的师资情况调整课程名称为《广告策划与品牌管理》，或是《品牌学》等。国内的学者近十年来对品牌管理科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探索式教学，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关于《品牌学》的教学标准大纲，第一部规划教材《品牌学》是由东北大学赵琛教授编写，但仅限于品牌标志设计的部分。上海交通大学余明阳教授于2006至2009年连续出版了多部品牌管理教程，2011年由中国市场学会品牌专业委员会和教育部考试中心联合牵头在我国自考阶段设置了品牌管理专业，并为此配套了完整的系列教材，这也是最完整的一套关于品牌管理专业的教学教材了。2013年周云出版了专著《品牌管理的学科化发展研究》，对品牌管理作为二级学科的要求进行了系统研究与构建。此外，中国商业联合会每年都举办市场营销专业《品牌管理》课程骨干教师培训都对我国品牌管理教学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我国品牌管理科学在高等教育范畴内总体发展却显得十分缓慢，无法适应我国“以企业经营品牌化发展带动整体产业升级”的发展战略形势。尽快把品牌管理成长为系统科学的二级学科，成为我国品牌管理科学研究人员发展品牌事业的迫切任务。
二、品牌管理课程的学科化论证
品牌管理在现在国内的教学当中只是市场营销的一门课程，却涵盖了《品牌创建与运营管理》、《品牌定位科学》、《品牌名称设计与徽标设计》、《品牌个性塑造》、《广告策划与传播》、《品牌公共关系维护》、《品牌哲学与文化管理》、《品牌危机管理》、《品牌延伸管理》、《品牌资产管理》等十余门专业课程，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专业课程体系。
更重要的是品牌管理科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基础原理体系也已经构成，以《品牌关系理论》、《品牌信息本论》、《品牌经营要素的替论》为核心的品牌管理科学研究基础理论框架已经形成，并独立于其他所有学科之外，标志着品牌管理作为科学的范式的形成。
基于上述，品牌管理作为课程的教学意义已经不大，它已经在客观上发展成为一个体系完整的学科体系，具有对普通高等院校及实践者进行系统理论学习的指导意义，以及对研究人员进行规范研究方法和思路的作用。
品牌管理科学由课程能否成为二级学科，其关键在于是否具有独立的原理和理论体系，迄今为止，从事品牌管理科学教育和研究的机构仍没有统一的专业培养方案，在没有形成独立的原理和理论体系之前，仍然以工商管理学科其他专业的理论为研究基础的体系是很难成为二级学科的。
同时，尽快解决品牌管理科学基本教学框架和内容的论证是从理论上突破国外现有理论束缚，研究我国自主品牌发展战略路径，进而从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不同角度出发，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品牌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最后针对国内品牌管理专业的发展现状，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品牌管理专业教育的基本模式，才是解决困扰我国多年的自主品牌问题的根本途径。
三、发展品牌管理学科的意义
在国内，品牌管理的教学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伴随着国内企业大力发展自主品牌建设、推动企业品牌化建设的节奏，蓬勃发展，但系统化、学科化一直是困扰品牌教育界的一个难题，这一问题严重地制约着对专业品牌管理人才的培养效果，最终，人才的匮乏又严重地制约了我国企业的品牌发展。
解决品牌发展学科问题的意义在于这能够使得现在从事品牌管理的人员都接受系统的品牌理论学习，不（下转第226页）（上接第224页）会因自己的经验代替系统教育的完整性，对从事品牌管理课程教学与科研的高校教师来说，接受系统的品牌理论教育可以防止以营销观点解释品牌的理论深度问题。《品牌管理》作为课程受到营销、广告等专业的影响很大，品牌系统的观点还没有完全被学界和社会所认可，积极发展品牌学科化，可以促进品牌管理科学范式的形成，统一研究方向和发展思路，对品牌管理科学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意义。但目前遗憾的是很少有研究会提及它的学科系统与依据，至今还没有对品牌管理是否能够作为专业进行过论证的研究见刊。
参考文献：
[1] 大卫.艾格.品牌组合战略.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
[2] 祝合良.品牌创建与管理.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3] 周云，何忠伟.品牌的经营要素替代原理.经济师，2007（9）
[4] 周云，李兴稼.品牌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经济师，2007（10）
[5] 周云，品牌信息本论，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6] 高.他们与新唐山紧紧地融为一体.中国商报，2013.1.29
管理科学的发展范文3
关键词:管理科学 市场营销学 发展规律 趋同
科学研究有三个前沿,所谓的三个“极”:极小,极大和极为复杂。管理科学作为一门科学也遵循这样的规律性。市场营销学作为从管理学中分离出的一门学科,其规律性与管理科学有很大的一致性。
管理科学演进的一般规律
纵观管理科学的发展,管理对象经历了从粗略到精细,从单一要素到多要素(包括要素内涵的扩大、要素之间的整合),从局部到整体,从企业内部到企业外部,到一体化的发展历程;管理方法经历了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从定性到定量再到定量与定性的结合,从以人治到以物治(通过自动决策减少人的不确定性,增加对物的控制而减少对人的控制),从简单系统(简单的物的系统)到复杂系统(复杂的物与人结合的系统),从关注物到关注人(以人为本)的过程;而管理手段的变化则是从人工到利用工具(从利用计算机开始到利用信息手段),从以提高效率为目的到处理复杂问题(如客户挖掘技术、故障诊断技术等,超越了人的能力,而不只是替代人),从单一功能的系统到多功能相结合的系统(如从MIS到CIMS),从信息孤岛到互联网(改变了生产和交换方式,使沟通更加方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互连接的网络系统)。
由此可以看出,管理科学如同一般科学一样,从三个方向趋于一种极限,第一个方向是不断微观,学科研究进一步分化和继续向微观深入;第二个方向是不断宏观,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组织需要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着眼点越来越高,甚至超出了一个相对独立组织的范围,考虑政治和文化因素,与周围环境连接为一个越来越丰富的网络;第三个方向就是不断的从简单到复杂,进入现代科学后期,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不断向着宏观交叉,向着复杂的综合集成或整体化趋势发展。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越来越完整和系统化,同时不断分离出相对独立的学科。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管理、生产运营管理等之间相互联系和制约,把组织的人、财、物有效的整合为一个完整而复杂的系统。
市场营销学的发展规律
上世纪50年代,霍华德的著作《营销管理:分析与决策》标志着营销管理时代的来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进,在相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市场营销学与管理科学有着相似的发展经历与趋势,随着环境越来越复杂,不论是营销的对象、方法和手段都不断微观、不断宏观、不断复杂。
(一)营销对象微观化
市场营销学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细化的过程,企业越来越专业化。在实现明显差异化越来越困难的今天,企业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构建竞争优势,那就是找出所有增加顾客价值和满足企业竞争需要的各个环节,不断争取比竞争者做得更好,以至于不断趋于产业中的最高水平和理论上的极限。
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大众营销一直占据着营销模式的主流,它能创造最大的潜在市场,而且通过规模经济带来最低的成本,又转化为较低的售价和较高的毛利。然而随着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顾客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大众营销已经愈加不适应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
温德尔•史密斯于1958年发表的《市场营销策略中的产品差异化和市场细分》一文首先正式提出“市场细分”的概念。这不是从产品差异,而是从消费者差异出发划分市场的营销思想。目标营销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取代了大众营销的主流地位。
到了20世纪末,顾客的预期越来越高,他们希望产品和服务能满足他们个性化的需求。唐•佩珀斯于1993年提出一对一营销的理念,认为每个客户的需求是不同的,只有尽可能满足其特殊需求的企业才能提高竞争力。1999年Jerry Wind 和Arvind Rangaswamy提出了“定制营销”的概念,企业可以根据顾客的偏好,甚至让顾客参与产品的设计,从而提供个性化的“定制产品”和“定制服务”。例如戴尔公司可以让顾客自己选择电脑的配置;波音公司更是把客户邀请来一起参与产品的设计。可以说,定制营销已经尽可能把对顾客的满足做到极致。
(二)营销方法宏观化
在日益复杂的市场中,影响企业营销活动的因素不断增加,仅仅在某一方面追求精确和完美已经不能适应这个市场。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在营销中需要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营销活动的着眼点越来越高。
在早期,生产者只是把关注点放在产品上,力求产品标准化,提高效率,通过大规模生产来降低制造和配销成本以获取利润。
1961年,西奥多•雷维特发表了《营销近视症》,即行业衰退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只重视产品而忽视顾客需要。产品仅仅是满足一个持久性需要的阶段性手段。市场营销组合4P的理念应运而生,仅仅把关注点放在产品(Product)上已不能很好的适应市场,于是逐渐增加了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形成4P组合。
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迅速膨胀、世界范围的经济问题,以及被忽略的社会服务,这些情况催生了社会营销观念的出现。社会营销观念要求营销人员在公司利益、顾客需求和社会利益三方面进行平衡。
随着世界越变越小,许多营销人员现在能够与他们的顾客和营销伙伴进行全球连接。现在的公司不仅将自己在本地生产的产品销售给国际市场,也从国外采购零部件和原材料。企业所需要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
(三)营销手段复杂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销逐步渗透到组织的生产与经营流程并变得日益重要,营销活动逐步从所有者的利益扩展到最终客户、经销商、供应商、竞争者、社会公众乃至生态环境的利益,从单方利益中心逐步演变到多方利益均衡。市场营销已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活动,与营销相关的各个因素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
营销人员与他们的客户、供应商、渠道伙伴甚至竞争者的连接方式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目前,许多公司都是公司网络的一员,依赖与其他公司的伙伴关系。通过客户关系管理,企业尽最大可能保持客户的忠诚;通过供应链管理,许多公司加强了同供应链上所有伙伴之间的联系。此外,公司发展还需要战略合作伙伴,战略联盟已经兴起。
管理科学的发展范文4
一、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1.财务管理的制度不健全。首先，专项资金的管理。把关不严，供应范围过宽。由于财政部门或上级单位在核拨专项资金前，项目缺乏必要的论证，使资金和应办的项目脱节，从而在各级财政的预算、决算中几乎所有的支出科目都列有专项经费，使用范围带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缺少“度”的限定，资金分配存在严重的随意性。其次，年终清理结算和财务结账。年度终了对全部会计核算进行清理结算和账务结账是编报年度决算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单位决算报表准确、真实、完整的一项基础工作。突出表现在：单位财务没有及时清理结算，往来款项往往由于跨年度导致责任不清，形成呆账坏账。第三，往来款项的管理。据调查，现在事业单位往来款项的账面余额占流动资产的50％以上，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呆账、坏账。主要表现在：采购财产物资商品的预付货款因不及时清算或贷款担保硬性扣回形成呆坏账；单位购车、买设备或其他物品，转付商家的钱多，购物金额少，因结算不及时，产生债务纠纷，无法收回形成呆账。
2.资产管理漏洞频出。首先，无固定资产定期盘点制度。固定资产使用、管理、核算部门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协作，事业单位固定资产账实不符情况普遍存在。在会计核算中对资产入账的标准不统一，或没有建立健全账户体系，也给固定资产管理带来了一定困难。其次，统一采购选择范围小，资金需求多。事业单位的采购主要有办公家具、设备、车辆及集中购买办公用品等项目，这些项目在实行定点的统一采购制度后，采购人员的选择范围小，且比市场上同类项目的价格高。造成了某些单位一些权势人物生财致富的捷径，助长了腐败现象的产生。第三，固定资产的实际价值在固定资产原值中不能得到真实反映。资产总量随着固定资产的磨损而虚增，账面价值与净值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逐渐背离。事业单位因业务活动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费用，造成成本核算不完整是现在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核算中存在的显著问题。
3.财务管理职能较弱，资金使用效益低下。业单位的行政职能使得其不能完全市场化，部门预算不规范，经费相互挤占，费用支出无计划、无定额，或是有计划定额但流于形式。财务部门对经费的管理常常是事后核算，忽视了资金使用前的预测和使用中的控制，对经费收支的考核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平衡上，很少对资金使用效率进行考核。因此，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
二、以创新的姿态推进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科学发展
1.建立健全事业单位预算管理的控制机制，对预算的编制和执行有效控制。首先，将预算控制端口前移至预算的编制，从源头上控制预算资金的使用；其次，改革预算控制的方法。对项目支出不仅要控制总额，而且还要细化控制到每一个费用明细，提高经费管理的透明度，使项目负责人和财务部门随时把握经费使用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克服经费使用中的盲目性，有效地控制各项费用相互挤占和超支现象。各部门必须按照下达的预算执行，杜绝无预算和超预算开支事业费；最后，要建立预算执行岗位责任制。在对预算层层分解执行过程中，明确责任中心，将由预算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引发的责任落实到人。
2.管理创新，建立高效财务管理机制。立成本意识和责任意识，提高经费运用决策的科学性。财务管理是整个行政事业单位管理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同经费管理、基建管理、资产管理等和谐的融合在一起，才能凸现管理整体水平。强调各部门在行政管理中的权利与责任的同时，确定清晰的多边业务关系。以制度界定责任，树立“让别人了解你的工作，我要了解别人的工作”的全局意识，形成和谐的财务管理内部环境。强化预算管理功能，转变预算观念，把预算管理与业务管理的有机结合，提高预算执行的刚性充分把握财经政策，丰富财务管理的内容，确立经费保障跟踪评价机制；建立资金集中管理与监控机制，进行资金集约化管理。要确立一种适应科学发展的财务管理体系，为领导在全局管理上提供财务决策信息。
3.工作创新，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务部门作为一个重要的后勤部门除了要提高管理水平，优化资金使用，还应该以服务为宗旨，全心全意为基层单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作为财务工作者，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克服保守思想，增强忧患意识，克服守旧观念，强化创新意识。在日常工作中应与各单位多交流，让大家明白财务工作实质、工作流程，这样才能配合好财务工作。要进一步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不断改进工作，在具体的工作中大胆参与实践，坚持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兢兢业业地做好各项工作，树立强烈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质量观念，今天能办的事不拖到明天。同时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热忱饱满的精神状态，真正做好经费保障工作。
4.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全面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是一种财政性资金，对预算外资金进行管理应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家财政预算完整性原则，将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财政预算统一管理，保证政府资金收支活动的完整性。要把有限的资金统筹安排，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就必须强化收支管理，全面落实收支两条线管理。
管理科学的发展范文5
关键词:伦理审视;科学发展;美好生活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6-0034-04
当我们将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置于伦理学的视阈中加以审视时,便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耦合,即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始源性的问题:我们(作为个体存在的“我”与作为社会存在的“我们”)应该如何追求美好的生活?
倘若以一种通俗的语言来表述伦理学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的话,那就是它试图通过提供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和内在品性以及一些基本合理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告诉人们在个体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的整体发展中哪些想法是“应该”付诸行动的并且是“正当”和“善”的,哪些想法则是“不应该”尝试的并且是“不正当”和“恶”的。而科学发展观则在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以“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为根本方法的形式对这一问题作出的一种系统解答。
因而,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部落化并行,在“为什么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科学发展观实质上是“我们应该如何追求美好的生活”这一古老的伦理问题在中国的一种当代转换和回应。对于这一转化和回应,发展伦理学的先驱德尼•古莱(Denis Goulet)曾直言不讳地宣称:“一切社会在过去所面临的道德问题现在都已经成为当代的发展问题。”[1]就此而言,科学发展观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深深烙有伦理印记的发展理论,有着丰富的伦理意蕴。
一
“美好的生活”作为伦理学与科学发展观的耦合点及价值指向,其本身便预设着一个前置性的问题,即“谁的美好生活”。对此疑问,科学发展观明确地将“人”这一主体放在了最为核心的位置上。因此,如何正确地理解这个“人”便成为了揭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科学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就目前来看,对于这个“人”的解释主要存在着三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个体、人民、人性。无疑,关于“人”的这些解释都有着某种合理性,然而,它们或由于内涵过于狭窄(如原子式的孤立个体),或由于政治意味浓厚(如与敌人、官员相对而言的人民),或由于流于空泛抽象(如超历史、超阶级的普遍人性)等原因,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诸多质疑。那么,这个“人”的实际含义和科学规定究竟是什么?答案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人”。“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2]29换言之,他们既不是淹没在黑格尔“绝对精神”之中的人类个体,也不是费尔巴哈关于人的那种“类”的抽象,而是处在各种各样现实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中的活生生的、不断从事着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人。这样一种“现实的人”无疑是一种社会的、具体的、历史的人。
弄清了“谁的美好生活”这一前置性问题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另外两个与此相关联的问题,即“美好生活谁来创造?创造美好生活为了谁”,对于这两个疑问,科学发展观再次明确地将“人”而非“物”这一主体连同“本”这一概念提了出来。事实上,当我们将“人”与“本”联系起来思考、洞彻其内在逻辑时,便可发现:某种程度上,这里的“人”即“本”,“本”即“人”。就前者而言,美好生活的创造和社会主义实践得以依靠的根本力量是“人”,这一点是由“人”的本质属性及其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地位所决定的。“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2]29,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3]732。从这一意义上说,若缺少了“人”这一主体,所谓的社会历史便不可能存在,更不用说美好生活的创造了。就后者而言,美好生活的创造及社会主义实践成果的最终归宿或落脚点仍然是“人”,更具体地说,是人的需要。这一点是由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与自然界中全然没有意识的盲动不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3]247。也就是说,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本身具有强烈的目的性,这一目的便是满足人的需要(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等在内的全面的需要)。正是人的需要在构成人类一切社会实践活动最初动因的同时,也构成了最终的目的。因此,如果说在“美好生活谁来创造”这个问题上“人”还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工具理性”意味的话,那么在“创造美好生活为了谁”这个问题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则在“人”的身上实现了统一。
至此,当我们将这三个有关“美好生活”的问题进行整合并放在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时,便可得出如下结论:一切能够参与到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并且能够分享实践成果的社会成员及其现实需要构成了社会主义一切实践活动的根源,同时,也构成了“美好生活”的根源。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作为整个理论核心的原因所在。在此需要重点提及的是,“以人为本”固然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且与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如都以人为出发点,关注人的生命、自由、权利、尊严、发展等,但二者之间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关键之处就在于这个“人”究竟是抽象的、大写的“人”,还是“现实的人”?
二
把“人”作为“美好生活”的主体,把人的需要作为创造“美好生活”的最初动因和最终目的,使得一切脱离了“人”及其需要的“美好生活”只能成为一个空泛的口号;同样,离开了“美好生活”的具体内涵,“人”及其需要的满足也只能成为一种没有依托的空壳。由此,便引申出了另外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什么样的美好生活”?对此疑问,科学发展观在顺承“以人为本”这一“美好生活”的根本规定之后,将其具体描述为一种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生活样式。
所谓“全面协调”主要是依据人的现实需要和存在的多样性,侧重于从代内(相对于代际而言)角度定义“美好生活”的内涵。就人的现实需要层面而言,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需要,同一个人也有着不同的需要,而这其中最基本的需要便是物质层面的需要。对此,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出过疑义,因为它涉及到了一条基本的价值标准――生存。显然,如果连人的生存都成问题,所谓“美好生活”便无从谈起,而人的生存得以维持的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经济生产)。正如经典作家所言:“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可以说,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丰富构成了“美好生活”的第一个也是最为基本的前提,这点早已被现代化进程中的世界各国所证明。然而,物质层面的需要固然是人的第一需要,却并非人的唯一需要;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丰富虽是“美好生活”的必要前提,却并不能因此而将其等同于“美好生活”。恰如亚里士多德在表述财富之于“善生活”的作用时所言:“财富显然不是我们寻求的善。因为,它只是获得某种其它事物的有用的手段。”[5]相反,如果在此颠倒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一味地追求物质资料的丰富及片面地甚至畸形地追求经济利益的增长,忽略它仅仅是“美好生活”的一个起点而非全部,那么,这样的生活只能称之为一种虚假的美好生活,它最终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意义世界的丧失,随之而出现的人也只能是一种“异化的人”,或杜威笔下的“失落的人”,抑或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与“异化的人”所需要的虚假的美好生活不同,真正的美好生活除了能满足人物质层面的需要外,还能满足人精神层面的需要。如果说物质层面的需要指向的基本价值标准是生存的话,那么,人之精神层面的需要则指向了另一条重要价值标准――生活。从发生学上来看,人唯有先生存(生命存在的维持)才能有生活,但这并不影响人对于自身生存意义的反思,实际上,正是这种反思构成了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6]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反思中人逐渐意识到物质资料的生产(即使它再丰富)也仅仅是用以维持生命存在的一种手段而已,在物质需要之外还有着许多“某种其它事物”的存在,譬如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的安全的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等。只有将这些精神需要连同最基本的物质需要融于一体,才更加接近于人的真实本性,才能成为一个饱满的、活生生的人,因为人活着不仅仅为了生存,更为了生活。这也是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所说的“一种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的本义所在。
当然,除却人的全面需要之外,这里的“全面协调”也蕴含着人之存在的多样性。在其现实性上,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之存在的多样性突出地表现在以血缘、业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各种关系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共处状态。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影响的共处状态使得“人―社会―自然”这一整体框架内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脱离另一方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因而只有当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达至一种互利共赢的和谐关系时,共处才能转化为共生,才能使人、社会、自然获得共同的发展,进而“美好生活”的实现才会有一个稳固的基础。与此相反,以往在看待“人―社会―自然”这一框架时,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现的个体主义(个人享有本体论上的首要地位)、整体主义(社会享有本体论上的首要地位)、自然主义(自然享有本体论上的首要地位)无一例外地都是一种将人、社会、自然视为不同实体的原子论式的化约理论。这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观点不仅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造成了一种人为的紧张,也在实践中破坏着人、社会、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因而,“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也必然包含着“人―社会―自然”框架中人之各种关系的和谐。
三
如果说“全面协调”侧重于从代内或空间角度描述“美好生活”的样式的话,那么“可持续”则主要从代际或时间角度拓展“美好生活”的内涵。通过前文论证可知,“美好生活”无疑是“人”的美好生活,当在某一空间序列之内时,它意味着在场人物质层面需要和精神层面需要的全面满足,也意味着人、社会、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然而,一旦将其置于时间序列之中时,“美好生活”便不仅仅是一个关涉在场的当代人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了目前还未出场的后代人的问题,即“美好生活”在具有空间上的广泛性的同时,是否还应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对此疑问,科学发展观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即“可持续”。
“美好生活”注入“可持续”的内涵,便使得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略的代际问题突显出来,即在场的当代人是否应该对还未出场的后代人负有伦理责任?一种基于不可知论的回答是当代人无需为后代人负责,因为未来的一切都是不确定、不可知的;另一重基于道德相对主义的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因为此时此地的“善”未必就不是彼时彼地的“恶”。然而,由于这两种反对意见本身在理论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如前者忽略了科学知识所具有的预见功能,后者故意夸大了道德的主观性、特殊性,忽略其客观性、普遍性等,加之当代共同体理论、社会契约论、责任原理,特别是生态伦理学和发展伦理学对代际伦理做的不同论证,在场的当代人与不在场的后代人之间不仅存在着伦理关系并且理应为不在场的后代人负责的观点已普遍被当代人所接受。人们开始认识到:“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发展一种与后代休戚与共的感觉,并准备拿自己的利益去换取后代的利益。如果每一代都只顾追求自己的最大享受,那么,人类几乎就注定要完蛋。”[7]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可以说,在场的当代人对不在场的后代人负责,实际上也同时意味着对自己负责。因而,从在场的当代人与不在场的后代人的代际关系看,“美好生活”显然指的是包括还未出场的后代人在内的“人”的“美好生活”,而非仅仅指在场的当代人的“美好生活”。
意识到代际之间的伦理关系无疑是“美好生活”得以延续的重要认识前提,但就现实实践而言,可持续的“美好生活”若要实现依然需要通过在场的当代人来完成。由此,可持续的“美好生活”实现的落脚点又现实地回到了代内问题上来,如果代内问题都无法得到妥善地解决,那么代际问题的解决就只能是一种幻想。当然,就“美好生活”可持续这一具体问题而言,在场的当代人所需关注的则主要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原因即在于前文提及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构成了人的生命得以维续的第一前提,而自然或自然资源又是物质资料生产得以进行的基本载体。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人们对“是”与“应当”关系的错误理解(这种错误理解恰恰来自于人类对自身理性的盲目崇拜),把事实判断中的“能够做”与价值判断中的“应当做”等同起来,以及简单地将社会发展、美好生活等同于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丰富,在不断提高的科学技术的帮衬下对自然界开始了毫无节制的掠夺。人们似乎早已忘却,“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8]其最终导致的现实结果是经济的不断增长带来的却是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物质生活的极大丰裕带来的却是精神生活的日益贫瘠。面对如此情景,如今人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已然意识到“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3]383-384人不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的守护者。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当代颇为盛行的生态伦理学中,尽管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旨趣不同(就目前生态伦理学研究的现状来看,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似乎成为了生态伦理学研究的全部,乃至出现了所谓没有中心的中心主义等似是而非观点。无疑,这场“中心”之争使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然而,在这场争论中,双方似乎过度地纠缠于自然本身是否有价值和权利的论证,甚至执着于以论证自然之价值和权利来抗争人类中心主义,而忘了生态伦理学本身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所应有的问题意识,即如何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中处理人类目前在现实领域中遭遇的问题,特别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如何在代内和代际获得合理分配与利用的问题。当然,就这场争论的焦点来看,双方之所以争执不下,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将存在论与价值论混在一起,就存在论层面而言,人与自然在“人―自然”框架内共处共生并不存在着谁是中心的问题,只有存在的先后问题,就价值论层面而言,在属人的世界里,即使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也不能因此否认价值的“为我性”。相反,以存在时序上的先后来确定价值的先后,以及以外在与人的东西作为基本价值尺度来衡量一切时都是不恰当的),但都不约而同地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升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了兴起不久的发展伦理学中。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最终所指向的“美好生活”是一种满足在场当代人及未出场后代人的全面需要的生活,一种促进并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活,一种维持人、社会、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或许正因如此,科学发展观才是科学的,进而伦理的;或者,反过来也可以说,“美好生活”才是伦理的,进而科学的。
参考文献:
[1]古莱.发展伦理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79.
[5]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3.
[6]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8-9.
管理科学的发展范文6
1.随着学校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推进，第一阶段的学习已经进入到第一个环节的尾声：学习调研环节。针对学校提出的“制约教育教学科学发展的八个方面的突出问题”我们展开了调研，提炼出五个研究课题。《高中年级科学管理模式建立》作为五个研究课题之一的“强化常规管理，提高教学质量，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课题的一个子课题。
2.吐鲁番地区实验中学作为地区级唯一的普通高中，在年级管理模式上，仍然使用在比较低级的管理模式。我校高中的做法是实行“校长室教务处政教处年级组长班主任”4级管理模式。经过长期的工作实践发现，这种管理模式因管理层次过多，管理职责不清，容易造成管理脱节的弊病。比如，校长室、德育处工作往往是等待式、被动式的，班主任发现了问题不能有效解决时才只好层层向上求助，甚至一些上级部门还不希望把过多的小事件向上报告，导致很多学生的不良情绪和事件在萌发状态很难被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延误教育管理的最佳时机，为以后的教育管理留下“后遗症”。年级存在的问题也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同时，班主任工作对老师有一定的纪律和能力要求，在评价机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有些班主任往往不能把班级情况及时、如实向上反映，或者不能得到上级部门的有效帮助，结果班级管理不平衡现象严重，形成几个所谓的乱班、差班。年级组长没有足够权利对教师的工作纪律提出要求，对教师的管理往往是人情管理、感情管理，督促的力度不大。因此，这种传统的管理模式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现有的年级管理模式已经到了非改不可得地步了。
3.通过各种途径调查，特别是在网络上搜索汇总了几十所高中管理机构设置的详细情况，我们发现采用传统4级管理模式的学校比例仍然高达65％，虽然设立年级部的学校也有不小的比例，但其中真正做到年级部直接向校长负责、全权负责年级各项工作的比例不到30％。尤其是在新疆，这个比例更低。因此，年级部管理这种新型管理模式有研究发展和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二、课题概念界定
1．本课题的核心概念
本课题的核心概念是“年级部科学管理模式的研究建立”，其针对性有两点：（1）大部分学校还是按照传统的校长室、教务处及政教处、年级组长、班主任四级管理模式开展年级管理工作，我们发现这种模式并不能很好地适应新时期教育的发展，暴露了不少问题：（2）虽然也有不少学校设立了年级管理部，但工作职责、权限、管理模式存在很大缺陷，以至于不少学校的年级部仅仅是排排监考表、值班表等，没有做到真正的深入到学生教育第一线。本研究课题的目标是通过本校3个高中年级部的实践研究，争取得出一种比较科学合理、适应新课程改革、并有显著成效的高中年级部新型管理模式。
2．概念的界定
（1）年级部
年级部是近年来在一些学校出现的直接向校长负责、直接面向学生的一种新型学校教育管理部门。它一般有以下区别于其它部门的特点：首先，年级部直接面向学生，办公地点往往在教学区内，可以直接接触到学生的各种状况，有利于及时处理学生管理中暴露的问题；其次，年级部往往有权利直接挑选和认命任课教师和班主任，因为年级部直接面向学生和教师，因此能得到更加准确的各教师、学生的教育教学情况；最后，年级部由于直接向校长负责，因此平时教育教学中碰到的各类问题几乎都能在年级部得到解决，因此有更高的工作效率。可以形象的说，年级部就是针对一个年级的全权教育管理部门，它涵盖了教育、教学、教科研等全部功能。
（2）科学管理模式
在年级部管理的实践研究中，积极创新管理途径、完善管理体制、改进工作方法、提高管理水平，形成具有一定推广、实用价值的年级部管理理论体系。
三、课题研究目标、内容
1．研究目标
（1）在三个高中年级同时尝试建立年级部管理模式，通过三个年级的实践，积累经验，建立起适合我校的高中年级部管理模式。
（2）通过深入的教育教学工作、有效的年级管理工作培养一批有较高教学教育水平的高中教师，促进青年教师的快速成长。
（3）通过实践研究，有效提高学生思想道德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素质，为我校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添砖加瓦。
（4）积极配合自治区第二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开展，促进家校合作与社会文明和谐发展。
2．主要研究内容（根据情况调整）
（1）高中年级部教师培养、发展、管理模式研究；
（2）高中年级部教学管理模式研究
（3）高中年级部德育管理模式研究
（4）高中年级部学校、家庭、社会合作管理模式研究
四、课题研究思路、过程与方法
1．研究思路
我们将首先首先在高一、高二、高三年级部同时建立年级部，通过一年的成功实践经验，得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暂定年级管理模式。然后依据这个模式开展下一年的实践研究。做到每过一个学期就系统分析总结一次，并修改先前的年级管理模式。通过2年左右时间的不断实践完善，从而形成一种比较先进的高中年级部管理模式。同时还专门安排课题组成员考察其它兄弟学校的管理模式（包括传统的4级管理模式和其它管理模式），争取从更广泛的范围内采集到研究经验和数据供课题组参考。
2．研究过程
第一阶段：（2009.2—2009.7）准备阶段
即从本学期开始我们将组织安排课题组成员的具体分工，明确责任，总结以往年级管理经验，参考其他学校的年级管理模式，制定出我校年级管理模式雏形。（见第五部分）
第二阶段：（2009.8—2011.7）整体实施阶段
a、学习理论、考察其它兄弟学校成功年级管理经验，在师生中进行问卷调查、应用研究、实践并不断完善。
b、及时整理分析数据、收集阶段性研究成果并研讨实行。
c、撰写中期报告，每学期末召开课题研讨会并邀请相关领导与专家进行指导。
第三阶段：（2011.8—2012.7）总结汇报阶段
a、收集整理课题研究的数据资料，并进行分析、总结，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二阶段所列主要内容，总结出成型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b、推出年级部管理模式品牌、撰写课题研究报告。
c、召开课题研究总结会，巩固、总结、提高，争取圆满结题，并能在一定范围内推广。
3．主要研究方法
立足校本实践，以行动研究为主，调查研究为辅，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展实践对比研究、案例研究、理论研究等。
五、年级管理部模式的初步建立
1.管理部成员组成
驻年级副校长一名，驻年级政教主任一名，年级主任一名，年级副主任一名。
2.管理部办公地点
单独成立一个办公室，设在年级教师办公室同一楼层。
3.管理部成员分工
①驻年级副校长：负责年级的全盘管理，负责校党委会议精神的传达和年级问题的上报，负责协调解决年级问题，负责年级教师以及班主任的选聘，指导、支持年级组长开展年级工作。
②驻年级政教主任：负责年级的政教工作，负责协调政教处与年级的工作，负责年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负责问题学生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