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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博弈范文1
【关键词】公共经济学；教学定位；制度
公共经济学19世纪80年代诞生于国外，20世纪50年代在英语国家得到真正重视，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为国人所知。
公共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研究提供公共商品的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学科。一方面，公共商品与私人商品的区别决定了公共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区别；另一方面，公共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都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解决问题决定了公共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存在紧密的联系。同时，公共经济学研究各个公共部门，公共部门主要是一些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那么公共经济学和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也会存在交叉领域。
目前国内高校开设公共经济学课程多是财税、公共管理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业必修基础课程。但不同专业培养学生的社会定位或者职业取向不同，财税专业和公共管理学生的社会定位或者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不同，因此，即使财税、公共管理相关专业都开设公共经济学课程也有必要区别对待，让不同专业的学生掌握公共经济学基本知识的基础上针对不同专业的特征培养学生熟练掌握运用公共经济学研究解决本专业问题的能力。
一、公共经济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定位单一
公共经济学是当今高校财税和公共管理等相关专业基础必修课。本质而言公共经济学授课对象有着不同的培养目标、知识结构和运用方向，那么教师在讲述时也要有相应的定位。但目前大多数高校不同专业的公共经济学由相同的教师运用相同的课件年复一年的重复相同的内容的单一教学定位，实际上出现没有反映专业特色，也没有满足不同学生多样化需求。
（二）教学效果参差不齐
一方面，公共经济学主要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公共部门决策，必然导致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财政与金融、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学、行政管理等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学习公共经济学需具备一定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虽然财税专业前期都开设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数学等课程，但不同专业的课时安排不同，公共管理类专业没有前期的数学铺垫和薄弱的宏微观基础，导致同一教学内容对财税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难易效果不一，学习效果参差不齐。
另一方面，不同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同，如财政学和税收学专业前期开设财政学，再开设公共经济学必然有些内容重复，公共管理类专业也一样，同时还与后续课程会有知识点的重复，一定程度的重复能起到巩固基础知识的正向作用，但也很容易使学生产生消极情绪或轻视学习的心理，从而轻视整门课程的学习也会带来学习效果参差不齐。
（三）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不当
目前许多教师习惯拿着PPT满堂灌，偏重于让学生掌握基本概念与理论知识；不少学生仍习惯于应试的需要采取管用的思维与学习方法死记硬背概念，忽视对知识的理解与思考。很多高校基于教育评估的要求每门课程都要按照标准化的考核方式，这种平时考勤占多少、平时作业占多少、期中考试占多少、期末考试综合定成绩的考核方式不能全面地反映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还助碌碌无为、考前突击、死记硬背甚至“作弊”等不良倾向，既不符合培养创造性人才的需要，也有违公平规则。
二、公共经济学教学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国家教育制度的限制
自从教育部实行教学评估以来，高校教学的创造性就被压抑得更可怜。如果教师们用一些自认为较好的教学和考核方法却可能会连累学校考核不通过。教育评估集团需要什么做就全部按照要求标准化，上课方式标准化、考勤次数标准化、试卷题型标准化，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教师们只有安全起见采取单一的教学方法和标准的考核方式。
（二）学校制度的限制
学校制度的不科学一方面是学校被动的逆向选择。多数学校要靠财政拨款维持运转那么学校制度就要尽可能的配合上面制度要求，即使不靠财政吃饭的民营学院为了取得招生资格和发证资格也要通过教学评估，所以目前高等院校的教学都走上标准化的道路。
为了让这种标准化在学校执行良好，一般学校都有采取督导制度，督导顶多只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是却有权给学校各老师打分，打分多少直接关系到教师的收入和职称评定，为了在督导的检查中取得较好成绩或者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例如找你谈话、大会小会挨批评，当然还是按照标准化（即使是不适合本专业特色）授课是最优选择。
学校制度限制另一方面是少数人利益的需要。目前高校排课有些没有根据任课教师的知识结构或者特长来分担，排课者为了省时省事或者照顾部分教师利益，在安排公共经济学课程时基本上不征求任课教师意见，本科生的课程多数由年轻教师承担，这些教师经常被当做万能机，分配什么课程就得上什么课程，没能很好的理解各个专业培养定位。
（三）教师的经济人选择
大家常说现代文人没有骨气，但是现代文人没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自己饿死可以但家庭的责任还是得承担，文人也活在市场经济中，生活所需也要通过市场经济的办法解决。既然学校只会按照课时付费，认真讲和应付讲差异不大，甚者当你认真尝试新的方法还可能得不到督导的认可，还是上熟悉的旧课最好。
目前很多学校的培养方案都是在不断的修改，但多数是在旧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师资结构做的调整。自各高校教学评估以来师资规模和结构鲜有变化，培养方案的巨大变化必然导致有些教师要上新课，上新课备课的压力很大，教师们又是培养方案改革的决策者，当然也可能是少数领导决策，所以逆向选择的结果就是决策者所提的修改意见都是在维护自身利益基础上的不关痛痒的变化，或者更直接用一些教学难度小的课程替代教学难度大的课程，或者领导们不考虑任课教师的时间和能力安排课程。同样，教学课程衔接设置时不排除有些决策者们考虑的都是自己每学期的任务量能否完成，所以很多时候违背课程衔接的逻辑。
（四）教师缺乏责任感
缺乏责任感一方面表现在备课不认真。目前开设公共经济学的专业一般也开设财政学，有时候是同一个教师拿着相同的课件讲授这两门课，即使公共管理专业本科生先后接受不同教师的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课程学习，由于老师之间缺乏沟通两门课程讲解内容也几乎一致。
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没有能力承担的课程也不负责的承担。如果教师是具有公共经济学专业基础肯定能搞清楚两门课程的区别和联系。公共经济学是对财政学的发展，财政学研究财政的收支两翼――为什么要有财政收支，财政收支具体有哪些形式；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比财政学要宽，比如公共选择理论是公共经济学的重要的内容，均衡分析方法、博弈分析方法等现代经济分析方法融入到公共经济中。
三、公共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教学管理制度改革为先导
无论是教育管理部门还是学校所指定的制度都应该有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必须尽快采取自上而下的变革，取消标准化的教育评估制度替代人性化和科学的评估办法，教育评估制度的指定要考虑一线教师的意见，不要再做一些浪费人力物力、学生时间、毒害学生的要求，新制度要有利于教师教学的创新和学生兴趣能力的培养。只有从上而下的改革才能避免学校的逆向选择，学校才有可能科学指定教学制度。
（二）科学设置与执行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的设置要真正做到为了本专业学生基础知识和就业技能必须规避培养方案决策者的个人利益导向，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教育当局必须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允许学校引进缺乏人才或者安排教师进行相关新设专业的进修，因为在学生所需学分既定的情况下开始的总课程由更多的教师分担，可能会对一些教师产生没课带无法完成任务的影响，必须载不影响收入情况下对这些教师安排进修以适应新课程的开设需要。最好是放眼未来设置培养方案，提前一两年就让一些教师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准备新课程。
（三）教学安排连贯
在教学安排中课时安排、不同课程内容的衔接等对教学效果影响重大。任何专业公共经济学课程开设前都应先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不同专业相应安排不同的后续课程。
（四）教学内容因材施教
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课应本着不同能力培养的需要，根据不同专业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通过课程内容和进度的不同以充分体现专业特点和差别，特别是要避免与其它课程内容的重复。财政和税收专业的财政学课程应在强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前提下，侧重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公共管理专业更侧重公共决策的制度过程分析。
（五）教学考核方法多元化
大学教育更多还是培养应用型人才这就需要强化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财政学属于应用教学，需要打破以往的满堂灌的做法而尝试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构建从课堂上的案例讨论、到课外的自助开放实验以及校外财税相关部门实习相结合的培养体系。还应该根据不同专业培养方向的需求，安排多层次、多元化的实训和实习，构建分类设计、分层施教、分步实施、独立设置的实践教学体系提高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
参考文献：
[1]孙开,许慧.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研究[J].当代财经,2005(5).
[2]刘宁.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定位研究[J].教育产业,2006(5).
[3]刘晓玲等.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与方法探讨[J].中国农业教育,2007(3).
[4]华民.公共经济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微观经济学博弈范文2
【关键词】预算管理；博弈；过程；关系
一、博弈论概述
最早的博弈论思想产生于中国。两千多年前，孙膑利用博弈论原理帮助田忌赛马取胜，就是早期博弈论的萌芽。博弈论（GameTheory）是使用严谨数学模型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利害冲突的理论，又称对策论或游戏论，主要是由天才数学家冯·诺依曼（JohnvonNeumann）所创立的。他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erMorgenstern）在1939年合作，使得博弈论进入经济领域，并于1944年合著《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一书，成为现代经济博弈论研究的开端。博弈论是研究理性的决策主体之间发生冲突时的决策问题及均衡问题，也就是研究理性的决策者之间冲突及合作的理论。博弈论试图把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理性化、抽象化，以便更精确地刻画事物变化发展的逻辑，为实际应用提供决策指导。
博弈论中的个人决策与传统微观经济学中论及的个人决策相比，都是在给定约束的条件下追求效用或收益最大化，但其约束条件却不尽相同。通常，传统微观经济学中论及的个人决策，是在给定价格参数和个人收入的条件下，使其效用最大化；个人效用函数只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而不依赖于其他人的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只是价格和收入的函数而不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因此，既不考虑自己的决策对他人决策的影响，也不考虑他人决策对自己决策的作用。与此相对照，在博弈论中，个人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因而该理论注意到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考虑了人们决策的相互影响，并把他人的决策作为内生变量进行分析，拓宽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更接近于现实世界。
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又称为非合作博弈均衡，是约翰·纳什1948年作为年轻数学博士生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在其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1950）中闪耀的亮点。
纳什均衡定义：假设有n个局中人参与博弈，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条件下，每个局中人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个人最优策略可能依赖于也可能不依赖于他人的战略），从而使自己效用最大化。所有局中人策略构成一个策略组合（StrategyProfile）。纳什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战略组合，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参与人最优策略组成。即在给定别人策略的情况下，没有人有足够理由打破这种均衡。
二、企业预算管理过程中的博弈活动
预算管理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利益的博弈过程①，按加拿大学者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A.Atkinson）的定义，“预算博弈指管理者会通过操纵信息和目标以达到个人尽可能高的奖金收入”。预算管理中的博弈活动主要发生在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过程中。预算博弈的存在，是经济理性人合理逻辑思维的结果。建立责任中心的企业，其预算管理体系中的组织形式有各级责任中心、预算管理层和企业决策层。由于预算是在总体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对不同责任中心可支配资源的安排、配置和调整，对于本责任中心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动机使得不同责任中心的目标出现差异，因此只要存在责任中心的目标差异以及他们赖以活动的平台空间，就会有博弈活动存在的可能。
从预算目标来看，企业在确定预算管理目标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股东、董事会、总经理、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之间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谁具有较大的发言权，博弈结果就会对谁有利。从公司治理来看，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是企业内部权力分配的过程。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机构的设置以及各个机构的职责设定，特别是总经理与董事长是否兼任、董事会内部各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与执行董事的安排，公司治理结构基本上决定了公司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在预算管理目标的确定过程中发言权的大小。例如，如果董事会由大股东所操纵，则在此情形下确定的预算管理目标将对大股东有利而可能会损害小股东的利益；如果董事长与总经理一人兼任，董事会中内部执行董事占多数，那么总经理在确定预算管理目标方面有较大的发言权，在此情形下确定的预算管理目标将对总经理有利而不利于股东和债权人等。
预算管理过程是在两组参与者之间展开的，他们分别扮演企业资源的委托人和人两类不同的角色。委托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表现在预算管理的每个层次上。从预算管理的程序看，预算管理的实质是企业的委托人和人利用企业预算这一工具，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战略目标而进行的一场博弈活动。这是因为（刘凡，2007）：
第一，在预算管理过程中，企业委托人和人都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都会从自身的利益和角度出发，根据对方的行动决策来进行最有利于自己的行动选择。在预算管理过程中，委托人和人各自决策的选择都受到另一方决策选择的影响，同时反过来，其各自的决策也相应影响到另一方的决策。企业最后通过并将实施的预算方案是在汇集双方决策的基础上确定的，是双方在企业预算管理这一博弈活动中的均衡结果。在预算管理的博弈过程中，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具有互补性，他们之间发生的互动作用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预算框架。博弈双方各自坚守自己的立场，申明自己一方所能实现的目标，最后在双方力量均衡的基础上达成妥协。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有利于提高预算的专业性，增强其可预见性，降低预算过程中的成本和预算决策的复杂程度。他们既相互竞争也相互合作，并且在客观上形成某种协调或制衡机制。显然，只有经过职能专门化的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博弈，经过利益交锋和制度协调，最终形成的预算才是最理想的。
第二，预算具有直接的经济后果，不同的预算对企业利益相关者产生的作用大不一样。预算使得个人行为符合企业决策标准，或作为个人之间进行合作的路标，但由于不可能平均地分配预算的效益与成本，因而能够得到所有参与者支持的预算极少。因此，谁能够在预算的制定中拥有发言权，谁便能够通过制定有利于自己的预算将企业资源转移给自己，谁便能够在利益分割的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因而预算的制定过程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一场政治博弈。从预算的经济后果及其政治化过程可以看出，预算的制定与完善涉及到企业各利益主体之间复杂的交互影响，某一利益主体的决策行为只有考虑到他人决策行为时，才能有比较合理的基础。现代非合作博弈论就是专门研究在人类行为发生交互影响的前提下如何进行决策及如何使决策达到均衡的一门科学，而预算制定与完善过程中的“攻”与“防”行为，适当提供了博弈论发挥解释功能的舞台。任何制度的形成都是一个多重博弈过程，预算作为一种契约制度也是如此。有限理性决定了预算的制定与完善只能是一个渐进过程。预算如有漏洞，利益相关者便会乘虚而入、为己谋利，而一旦预算的制定者发现便会调整预算或重新规制加以堵塞，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企业预算制定者与执行者就预算进行的博弈过程。一次“博弈”过程的完成，预算暂时达到“纳什均衡”状态，在此状态下任何改变预算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然而，这种均衡状态不会长久，一旦新技术、新经济业务出现，便又会引起新一轮的预算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的博弈，其结果又会达到新的“博弈均衡”状态。预算经过多次博弈便会不断得到完善，“纳什均衡”点便会不断地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逼近，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②状态。尽管预算博弈的过程会产生一些摩擦费用，但一个经过多次博弈而得到“公认”的预算，其运行交易费用的节约足以抵消这些“摩擦费用”。三、企业预算管理过程中的博弈关系
在企业预算管理过程中，存在三类主要的博弈主体，即预算管理决策层、预算管理层和预算管理执行层。这些主体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刘凡，2007）。
（一）预算管理决策层与管理层的博弈关系
企业预算管理决策层是企业预算管理过程中的决策部门，在预算管理过程中负责制定预算管理目标及方案，并对其整个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和考评。企业预算管理层是预算管理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企业预算管理过程中，企业预算管理决策层和管理层的博弈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预算管理决策层在制定战略导向及对目标调整时，需要面对不同的管理阶层，而不同的管理阶层往往有其自身的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可能和决策层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冲突。在这种条件下，自然产生了决策层和管理层之间的博弈。
2.企业预算管理决策层在协助和监督目标执行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种种可变因素，这些可变因素对于不同管理层所带来的收益和损失是不同的，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和决策层产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产生了决策层和管理层之间的博弈。
3.企业预算管理决策层在评价预算执行时，对各预算管理层的考核和评价结果将直接影响各个管理层今后努力的程度，而对管理层实施惩罚或者奖赏的过程同时就是管理层和决策层互相博弈的过程。
（二）企业预算管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博弈关系
企业预算管理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全方位、全过程和全员的一种整合性管理系统工程。企业预算管理决策层的每一个决策最终都是要通过执行层的努力才能实现。在企业预算管理过程中，企业预算管理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的博弈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执行层在执行预算管理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会提供一些虚假信息，如果本部门在预算管理过程中虚假信息较多，将会受到决策层的处罚。这种确定何种惩罚和何种惩罚程度的过程本身就是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的博弈过程。
2.企业决策层在评价预算执行时，对各预算执行层的考核和评价结果将直接影响执行层今后努力的程度，而对执行层实施惩罚或者奖赏的过程同时就是执行层和决策层互相博弈的过程。
3.企业决策层在协助和监督目标执行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种种可变因素，这些可变因素对于不同执行层所带来的收益和损失是不同的，执行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和决策层产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产生了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的博弈。
（三）企业预算管理层和执行层的博弈关系
企业预算管理执行层负责预算管理的基础工作，基础工作执行得好坏直接影响到预算管理的成败，而预算管理层是这种基础性工作的制定者和评价者，其制定和评价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这种基础性工作的进程。在预算管理过程中，企业预算管理层和执行层存在的博弈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预算管理层在制定本部门战略导向及对目标调整时，需要面对不同的执行阶层，而不同的执行阶层往往有其自身的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可能和管理层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产生了执行层和管理层之间的博弈。
2.企业预算管理层在监督目标执行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种种可变因素，这些可变因素对于不同执行层所带来的收益和损失是不同的，执行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和管理层形成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产生了执行层和管理层之间的博弈。
3.企业预算管理层在评价预算执行时，对各预算执行层的考核和评价结果将直接影响各个执行层今后努力的程度，而对执行层实施惩罚或者奖赏的过程同时就是管理层和执行层互相博弈的过程。
4.执行层在执行预算管理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会提供一些虚假信息，如果本部门在预算管理过程中虚假信息较多，将会受到管理层的处罚。这种确定何种惩罚和何种惩罚程度的过程本身就是管理层和执行层之间的博弈过程。
除了以上三种主要博弈关系外，其他一些比较微观的博弈行为还有很多，如企业预算管理不同执行层之间的竞争，不同预算管理层之间以及不同预算管理决策层之间的不同意见与冲突等。可以说，没有人能将其中所包含的所有博弈关系都列述出来，即使是一个极简单的现实经济活动，也包含着许多博弈关系，只不过有些博弈关系主要些，有些则是次要些。这些博弈关系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使得预算管理的结果趋于更加合理而公平。
【参考文献】
[1]刘凡.基于博弈论的企业预算管理研究[D].苏州大学，2007.
[2]苏寿堂.以目标利润为导向的企业预算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3]高晨.企业预算管理——以战略为导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微观经济学博弈范文3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现代化；课程改革
1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的现代化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本科生的重要理论基础课，在我国高校中开设得极为普遍。随着时展，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弊端逐渐显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内容体系僵化。在传统本科教学中，基本上延续了《资本论》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重点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而忽视对当代西方国家的新现象、新矛盾的剖析，忽视对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系统研究。这既不符合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理解狭隘化，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削弱了该学科的现实解释力。
第二，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授课方法单一。马克思曾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主要运用历史逻辑分析法，侧重于规范分析，缺少实证分析，缺乏现代研究工具的应用，忽略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课堂往往没有互动、学生缺乏学习积极性，致使其课堂效果差强人意。
第三，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观点陈旧。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以阐述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为重点，将政治经济学的“政治”色彩强化放大，而忽视了其“经济学”的角度，忽视对学生经济思维的培养。以经济危机理论为例，传统政治经济学仍然聚焦于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基本制度对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少于论述当代经济危机的新特点和新形成机理，从而对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企业运营都缺乏现实的指导意义。
综上，在当前的本科教学中，政治经济学正日益被边缘化。因此，必须从体系、方法和观点等方面进行课程改革和创新，才能赋予传统政治经济学以丰富的时代感。
2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实现现代化的途径
2.1 体系的现代化
从学科体系上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改革创新应以搭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主导方向。广义政治经济学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来的，他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2]。可见，广义政治经济学以研究多种社会的生产方式为核心。当前，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强化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剖析。
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方面，既要考察不同的垄断形式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影响，也要挖掘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实现增值的主要途径，以便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借鉴。例如，当代西方国家的垄断组织形式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是适应生产集中和生产社会化要求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科学管理的内涵；垄断条件下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作用形式的变化对于我们理解当前我国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危机仍然余威尚存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应当重点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及欧美国家的发展困境和对策进行深刻剖析，以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危机、自我修复的能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方面，要致力于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中需要重点解决的现实问题，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应当采取怎样的实现形式；应当如何处理政府和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股份制这种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利用和完善等问题。既要挖掘与社会主义本质相联系的经济范畴或规律，也要研究与一切社会形态相联系的经济范畴或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所采取的特殊表现形式。例如，与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相比，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能取得存在依据；作为商品经济共性规律的价值规律在当前我国经济的竞争性领域仍然发挥着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指挥棒”作用，而且未来我们应当进一步强化其作用的市场范围。
2.2 方法的现代化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应局限于历史逻辑方法，而应发展出多样化的综合性的方法论体系，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结合在一起，加大数理方法的运用，并吸收制度研究方法、博弈分析法等现代分析工具，建立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相关概念和范畴的联系。
譬如，在讲解商品经济产生的基本原理时可以运用制度分析法，阐述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讲述剩余价值规律时可以从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体理的角度加以阐释；在讲解资本有机构成概念时，可以与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概念相对比；在讲解资本周转速度和平均利润率理论时，可以引入数学方法；在讲解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时，可以构建的经济增长模型；在讲解商业流通费用时，可以梳理其与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此外，在课堂讲授时，为达到深入浅出的教学效果，应重视采用案例分析法。从价值规律的作用、货币的职能到资本的循环周转，再到平均利润率规律，都能够在实践中找到大量生动具体的案例，应注重相关案例的收集整理工作，建立系统规范的案例资源库，并借助于动画、影音等多媒体教学方式，将教学内容形象化、趣味化，以弥补传统教学在时间、空间展示方面的不足。
2.3 观点的现代化
从观点上看，政治经济学教学创新的根本任务是能够更有效地指导当代社会的实践活动。因此，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某些具体观点应当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首先，应将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与现代企业的经营活动联系起来[3]。例如，商品二因素的对立统一关系，可阐释为现代企业商品经营的消费者导向；劳动力商品的相关理论，意味着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经营十分重要；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理论和资本的运动性理论都与现代企业的资本增殖息息相关 。
其次，应将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与现代政府的宏观调控联系起来。例如，在经济危机理论中，增加对虚拟资本特点和虚拟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有利于对政府的金融管制和货币调控提供政策基础。再如，作为虚拟货币的比特币的价格波动、我国当前的房地产泡沫等问题都可以用政治经济学观点来加以分析。
3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的现代化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3.1 在观点创新时应注意区别对待“根本观点”和“具体论断”
所谓“根本观点”是指今后的实践只能进一步证明而不能的一般原理；所谓“具体论断”是指对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做出的判断。对于的根本观点我们必须坚持不动摇，对于某些具体论断则可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进行发展和创新。
3.2 在体系创新时应坚持以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曾在历史上引发多次争论。当前，我们主张将研究对象扩展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出自该理论中国化、本土化的需要。在关注生产关系的同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关注资源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全盘置换为对生产力或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那样的话，政治经济学将丧失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的根本立足点。
3.3 在方法创新上应注意避免陷入“去内容化”的陷阱
当前，数理方法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日益普遍，甚至出现了经济学泛数学化的趋势。其实，数理方法的运用只是对历史逻辑方法的有益补充，而不是替代。数理分析本身不能创造任何思想，它只是思想或观点的呈现工具而已。如果理论或思想本身是苍白的，那么无论运用多么精巧的数理模型去包装，也不可能产生鲜活的生命力。同样，在案例运用方面，也要避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力争选取富有针对性和典型性的案例素材，让案例真正能为观点或理论服务。
总之，只有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当代经济，反映国际和国内经济的最新变化和热点问题，综合运用现代分析方法和教学手段，以实践为导向进行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政治经济学课程才能受到当代大学生的欢迎，才能在新时期重新焕发其理论的旺盛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第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梅建军. 《资本论经营智慧》.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作者简介：
国福丽（1979—），女，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博弈范文4
摘要：在完全竞争的生产要素市场上，生产要素价格成为资源配置机制，我们看不到收入分配不公或敲竹杠等问题的存在，一旦偏离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我们就会看到生产要素价格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中存在着严重的经营者敲竹杠问题。而这种经济现象与资产专用性密切相关。本文运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国有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面临的资产专用性，并剖析了经营者敲竹杠行为的产生原因，同时提出抑制经营者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政策建议，要将市场竞争、国有企业治理和政府调控有机结合起来。
关键词：资产专用性；收入分配；敲竹杠；博弈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3－0059－05
继2006年开始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收入分配问题尤其是高管收入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人们普遍认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因素，例如高管工资水平过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垄断利润过高、上缴利润过少等，这对于遏制两极分化、维护公有制及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构建和谐社会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由于国有企业经营者承担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应当以实现国有资本的价值最大化为行动目标，维护国有企业委托人――国家的利益，并从中获得相应的报酬。但是，由于体制等各方面的问题，国有企业所创造的收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国家并没有获得作为委托人所应得的收益，而经营者们却获得了高于其自身价值的过高报酬，甚至出现了“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也就是出现了经营者对国有资产进行敲竹杠的现象，这是一个亟待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资产专用性概念的具体内涵及其依赖影响
从微观经济学理论角度看，如果生产要素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那么就可以依靠市场工资这一价格机制有效地协调双方之间的行为，任何经济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劳动市场是不完全的，资产专用性、信息成本，以及劳动异质等因素的存在，无法单独依靠市场工资机制，协调成本很大，因此需要将这一问题纳入到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分析框架之下。威廉姆森、乔斯科、安德森和韦茨等经济学家认为，攫取准租金的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随着交易的高专用性投资的增加而上升，因此交易的专用性投资会促进一体化的形成①。同时，资产专用性会产生潜在的“敲竹杠(holdup)”行为，一旦交易一方做出了交易专用性资产投资，那么另一方就会利用这一专用性来占用交易对方凭借其专业性资产所获取的准租金，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剥削行为。因此，资产专用性为我们分析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中经营者对委托人的敲竹杠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从经济学角度来剖析国有企业与经营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即它源自这样一种假设：人人不仅有自己的目标，而且会主动选择正确的方式以实现这些目标，从而探求出一套合理的治理结构，有效地约束经营者的敲竹杠行为，保障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合理性。
资产专用性是指一项资产用于特定用途后，很难再移作他用，即使用于其他领域也会致使其价值的大幅度降低，甚至可能变得毫无价值。如果交易一方在交易中进行了过高的专用性资产投资，那么对方就会产生机会主义动机。如果投资方要解除契约，就会承担高昂的成本，那就很有可能被对方锁定，遭受“敲竹杠”行为，例如经典的通用兼并费雪案②。威廉姆森将专用性资产划分为：（1）设厂位置专用性。例如，在矿山附近建立炼钢厂，有助于减少存货和运输成本，而一旦厂址设定，就不可转作他用；（2）物质资产专用性极强。设备和机器的设计仅适用于特定交易用途，在其他用途中会降低其价值；（3）人力资产专用性。在特定交易关系中，所获得的技能、专有技术和信息具有较大价值，而在关系之外，其价值很小；（4）特定用途的资产，是指专门为特定购买者所做的工厂和设备的投资，如果没有购买者的商业承诺，这种投资就不会盈利。由于这些资产具有专用性，很难转为他用，其再生产的机会成本很小，甚至为零③。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作为产生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之一，并与交易频率、交易不确定性共同作为交易的三种维度。资产专用性的存在会导致交易不确定性的增加，产生交易障碍尤其是退出交易，从而增加交易成本，影响到双方之间的信任，最后影响到交易的达成与契约的顺利履行。当交易者打算进行大量资产专用性投资时，会面临着对方机会主义行为的威胁，要想降低对方进行“敲竹杠”的动机和能力，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设计事前明晰的契约保护条款，将其与交易者的声誉资本紧密地相结合。例如，可以利用一份长期合约来控制潜在的“敲竹杠”行为。但是，由于现实中契约是天然不完全的，无论多么缜密的契约设计在防止“敲竹杠”问题上都会存在漏洞。因此，如果交易者想要协商出既能够降低受到“敲竹杠”的可能性，又能够利用不完全契约来进行“敲竹杠”的契约条款，那么就需要耗费与交易专用性投资紧密相关的高额契约谈判成本④。
这样，我们发现，资产专用性是认识到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关键性条件。一旦资产具有完全通用性，那么一旦出现敲竹杠行为，交易另一方很容易退出，并不会遭受损失。然而，一旦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就会被另一方敲竹杠，这样，专用性投资会使得投资方事后依赖另一方的影响，同时这种依赖性又会导致敲竹杠的危险，减少人们对专用性投资的意愿。正是这种专用性投资关系，使一些经济主体比其他主体体现出明显的投资倾向，而这与交易制度安排上的不同相关，也在某种程度上与专用性投资所产生的依赖性有关⑤。这样一来，资产专用性就是构成交易双方的最重要因素，这是因为机会主义行为存在会破坏交易关系的风险。
二、国有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专用性资产投资
国有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是一种交易关系，企业通过市场或行政等途径选取经营者，目的是让经营者配置好企业资源，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经营者付出自己的专业才能，获取企业给予的报酬。由于经营者不是市场中标准化的劳动者（通用性资产），有充足的供给，而是一种稀缺资源，尤其是由于国企的复杂性，适合国有企业发展的优秀经营者更为稀缺，因此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很高的人力资产专用性。国有企业与其经营者在谈判并达成不完全契约时，都面临着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存在对方机会主义对自己敲竹杠的可能性。
从国有企业所有者角度看，企业选择经营者的目标是明确的，即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达到政府及国有企业目标。然而，由于不完全信息的普遍存在，企业不可能了解经营者的真实情况，因此极易产生“逆向选择”，也就是经营者能力达不到企业要求甚至是滥竽充数⑥。一旦企业选定了经营者，签订了不完全契约，那么就要按契约给予经营者相应的收入，但是如果经营者存在“逆向选择”问题，那么企业在人力资本投入的专用性物质资本投资就有很大一部分会沉淀。考虑到这一点，企业在选择经营者的时候就会尽可能设置有利于防范风险的条款，例如严格乃至苛刻的责任制等。
再从国有企业经营者方面看，经理人为了培养自身的经营能力，已经投入了一定的物力、人力、财力及时间成本，是生产经营领域上的专业人才。其选择进入国有企业需要付出相应的机会成本，例如进入非国有企业获取更高的收入等。如果到时发现自身并不适合该企业，例如出现职位与自身知识结构不相符，事先承诺与履行出现偏差等时，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就会降低，获得不了自身的预期报酬，即使想离开企业寻求更理想的职位，也面临着较高的退出成本。此外，由于人认知能力的有限，为了完成契约中规定的目标，经营者除了付出已有的经营才能，还有必要针对国有企业的需要不断地充实自身的知识储量，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这些都属于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但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存在着系统与非系统风险，经营者无法确保自己付出的成本可以得到预期收益，例如虽然经营者投入了很大精力用于企业发展，但是由于市场不景气或政策变动问题，企业的效益没有达成预期，这就直接影响到经营者的收入。如此一来，经营者进行自我素质完善与提升的专用性投资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除非能够在契约谈判当中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保障自己的报酬收入。
国有企业经营者尤其是优秀的经理人是稀缺的，具有很高的人力资产专用性，国有企业一旦选择某一经营者，就已经产生了很高的沉淀成本，不会像标准化劳动那样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否则企业投入的人力资产将会大打折扣，例如将高薪聘请的经营者解雇的话，不单单是损失了已有的报酬支付与违约金，还有可能承担着经营者在外透漏其商业机密的风险，加之国有企业人事制度的复杂性，需要耗费一定的协调成本，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专用性投资所带来的准租金。另一方面，经营者虽然也面临着专用性投资，但是经营者掌握了信息优势，而且国有企业对于经营者专用性资产的投入缺乏明晰的要求，这就使经营者面临的风险相对较低。
由此可知，国有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交易，双方专用性资产的投入是不可缺少的，双方都存在向对方敲竹杠的动机。如果双方投入同等程度的专用性投资，双方的机会主义动机就会大大受到限制；如果双方投入的专用性投资程度相差很大，那么就需要考虑双方的谈判力量，涉及到双方之间的治理结构。因此，目前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中（企业与经营者之间的分配）存在的大部分敲竹杠行为多为经营者对国有企业所有者的行为。认识到这一点，就需要探索在专用性投资不对称的条件下，如何保障国有企业的利益，免受类似于“内部人控制”的敲竹杠行为。
三、经营者对所有者敲竹杠行为的博弈分析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的个人面临特定的制度体系，形成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外部环境，暗含着一个人在做出决策时只需考虑自身情况和市场条件，不必考虑他人的行为，这就无法解释个体之间相互作用、无需通过市场调节的经济与策略行为；而博弈论恰恰是研究理性的经济个体在相互交往中的策略选择问题的，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国有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可以看作是一种博弈关系，而资产专用性作为修正支付函数的因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假设国有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存在博弈关系，都为风险中性者，在已有的不完全契约框架下面临合作与背叛两种选择，且不存在专用性资产投资。当国有企业所有者合作而经营者背叛时，经营者的收益为A，国有企业所有者为S；当双方都选择合作时，经营者的收益为B，国有企业所有者为R；当国有企业所有者背叛而经营者合作时，经营者收益为C，国有企业所有者为T；双方都背叛时，经营者收益为D，国有企业所有者收益为P。由于契约的存在，背叛将受到相当程度的惩罚如违约金等，受损失者将受到补偿，这有助于双方避免陷入囚徒困境，因此B=C>D>A，R=S>P>T。具体收益矩阵如图1所示：
经营者
合 作 背 叛
所有者 合作
背叛
图1 收益矩阵1
博弈的结果是纳什均衡（合作，合作），它的含义是在不存在资产专用性的条件下，双方都会采取合作行为，没有人会受到敲竹杠。
此时引入资产专用性，假设某一方进行了专用性资产投资，而且未被纳入不完全契约，即使因资产专用性发生了机会主义行为，也往往是道义上的而非违约行为。假设国有企业投入了K的专用性资产，能够产生Z的准租金。如果经营者选择合作的话，Z的准租金可以获得，而如果一方背叛或双方都背叛的话，专用性投资则会沉淀。经营者的收益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收益R、S、T、P分别变为R+Z、S-K、T-K、P-K，收益矩阵变化如图2所示：
经营者
合 作 背 叛
所有者 合作
背叛
图2 收益矩阵2
此时资产专用性的作用就明显地体现出来了，与收益矩阵1不同的是，经营者的合作与否对国有企业的收益不再相等（R=S），而是（R+Z）>（S-K），即增加了投资方合作的倾向，背叛的成本由R-T变为R+Z-K，即弱化了背叛的倾向。如果此时经营者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例如是一个信守诚信、品德高尚的人，那么均衡还将为（合作，合作）。但是，如果经营者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由于专用性资产的投入，经营者知道国有企业的合作倾向加大，那么经营者可能会发生机会主义行为，利用契约的不完全性，占用国有企业的准租金。由于合作是国有企业的最优决策，知道这一信息的经营者会对国有企业进行敲竹杠，要求占用一定的准租金Q，范围在[K，K+Z]，正如现实中存在的汽车企业对零部件生产企业的“敲竹杠”。在经营者进行敲竹杠的既定条件下，如果国有企业以不合作来对抗经营者敲竹杠的话，那么将至少损失K+Z。对于此，国有企业最优的决策方式是给予经营者一定的准租金Q，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此外，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没有涵盖专用性投资，因此经营者的机会主义敲竹杠行为（不合作）不会受到惩罚，因此，矩阵2中的A将调整为B，D将调整为C。而如果国有企业采取背叛的话，例如可能因为害怕受敲竹杠而违约辞退经营者，将会受到相应惩罚。经过调整后的收益矩阵如图3所示：
经营者
合作 背叛（敲竹杠）
所有者 合作
背叛
图3 收益矩阵3
此时，如果（R+Z-Q）>（P-K）的话，博弈的结果将为纳什均衡（背叛，合作），此时，经营者实行了对国有企业的敲竹杠，但这并不意味着交易关系的结束而是交易关系的维持。（R+Z-Q）>（P-K）可以写成Q
上述博弈分析表明，资产专用性使投资方存在被“敲竹杠”的可能性，而且专用性投资愈大，潜在收益愈高，受敲竹杠的概率愈大，这也从博弈论角度解释了当前国有企业受到经营者敲竹杠和部分地解释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过高的原因⑦。要想抑制经营者对国有企业所有者的敲竹杠，可以选择如下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完善制度安排，改善不完全契约，目的是增加敲竹杠者“敲竹杠”的风险与成本，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假设资产专用性投资受到了契约保护，那么收益矩阵3中经营者选择背叛时的收益就不再是B+Q+C。如果给予敲竹杠者E的惩罚成本，国有企业获得一定补偿F，且E>Q（给予敲竹杠行为足够的惩罚），则收益矩阵发生以下变化，如图4所示：
经营者
合作 背叛(敲竹杠)
所有者 合作
背叛
图4 收益矩阵4
此时，合作成为了经营者的最优决策，认识到这一点，国有企业也会选择合作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形成了纳什均衡（合作，合作）。
第二种方案是控制国有企业的专用性投资。如果能够采取有效的方式，控制专用性投资的数量，那么经营者敲竹杠的范围将会受到限制。Q
第三种方案是增加经营者的专用性投资。如果经营者也进行专用性资产投入，那么将会增加其合作的倾向，抑制机会主义动机。这是因为，在不存在资产专用性投入的情况下，经营者对国有企业所有者的敲竹杠存在收益，不受国有企业的制约，而当自身也投入专用性资产后，考虑到可能遭受对方“以牙还牙”的惩罚，会弱化敲竹杠的意愿。尤其是当专用性投资达到一定程度、敲竹杠受到的潜在成本高于收益时，就会放弃敲竹杠行为。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当国有资产专用性可以忽略不计时，市场治理相对有效率。然而，当国有资产专用性较高时，等级治理结构较为有效率，并不能错误地把市场效率低下视为一种不公平现象⑧。正是由于国有资产专用性较高，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资产专用性不对称，导致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机制中存在经营者敲竹杠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市场失灵和管理失灵的问题。为了使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更加合理和有效率，摆脱经营者敲竹杠行为，我们需要做到：
第一，要完善国有企业用工制度和经营者市场，让市场供求机制发挥作用，可以大大减少敲竹杠行为。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拔上主要利用市场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来选拔优秀的经营者，不仅仅从内部选拔，更要从经理人市场吸纳高素质的经营人才，让国有经营者成为职业经理人，接受外部竞争的压力，从而提高经营者整体的综合素质，减少发生机会主义敲竹杠行为的可能性。主要措施有：（1）建设完善的经理人信息系统与评价机制，利用该机制有效地收集经理人相关信息，建立时效性强、真实度高、完备的数据库，并且按照科学的评价标准，对经营者的经历、资格、道德素质、能力进行科学评估，为国有企业甄别经营者提供有利条件，有效地避免“逆向选择”；（2）为经营者的高效流动提供政策条件，尤其是对于跨地区、跨行业的经营者流动提供相关的鼓励条例，要打破现有的阻碍经营者流动的障碍，为国有企业在更广范围内进行选择提供有力条件；（3）扶持经理人市场中介机构的发展，培育一批专业素质过硬、诚信度高、有创新意识的信息服务中介机构，为经营者与企业搭建高效率的信息沟通平台，减少双方的交易成本，降低国有企业专用性资产的风险。
第二，要规范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可以减少敲竹杠行为。确立合理的经营者收入分配原则，实现激励与约束机制相兼容，按照市场竞争及将国有企业做强做大的要求来选择经营者，这在当前的国有企业体制下是难以做到的，国企经营者过多地还是充当政府公务员的角色，因此，重新定位经营者是今后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方向。要尽可能地规范经营者的收入，明晰其收入来源、构成、依据，并用规范、科学的制度形式给予保障，例如健全的绩效考核机制，设计合理的薪酬构成，将收入与绩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有严格的奖惩机制作为支撑，促使经营者将其精力投入到生产性劳动而非机会主义或寻租行为上⑨；要对在职消费等缺乏规范性的收入进行严格规制，避免规定的随意性，对于在职消费问题，可以采取更严格的财会管理，加强在职消费审核或在职消费货币化，抑制乱消费与促进节约。
第三，要加强国有企业资产专用性投资风险管理，减少敲竹杠行为。在与经营者的契约设计中，充分考虑各种潜在的敲竹杠风险，通过契约来保障自身专用性资产的安全，并促使经营者进行专用性资产的投入，以此来分散风险，保障双方交易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国有企业要尽量使用通用性资产替代专用性资产，减少被敲竹杠风险的可能性；国有企业有关部门与上级国企监管部门都要对经营者的任用承担相关责任，一旦出现经营者敲竹杠的行为，相关部门及责任人都要承担责任，以此来激励相关部门对经营者的监管及对专用性投资的控制。
总之，我们需要理性考虑国有企业收入分配问题，这本身不是一个简单的不公平问题，而是一个效率低下的问题，从而需要将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和政府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尤其是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增加公共财政使用效率，同时还要建立统筹、均等、普遍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将国有企业所有者与其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规范化和科学化，有助于防范经营者的敲竹杠行为，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注释：
① Erin Anderson and Barton Weitz, The Use of Pledges to Build and Sustain Commitment in Distribution Channel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92（29）, pp.18-34.
② Benjamin Klein，The Economic Lessons of Fisher Body-General Moto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2007（14）, pp.1-36.
③ Oliver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Free Press, 1985, pp.54-60.
④ Benjamin Klein, Why Holdups Occur：The Self-Enforcing Rang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Economic Inquiry, 1996（34）, pp.444-463.
⑤ Peter Hwang, Asset Specificity and the Fear of Exploit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6（6）, pp.423-438.
⑥ George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0（84）, pp.488-500.
⑦ 戴菊贵：《敲竹杠问题的本质及其解决方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⑧ 戴维・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