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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区建设范文1
关键词:乡村社区；规划建设；聚落
我国新农村建设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从乡村整体规划来看，改善村民的居住空间环境是极为迫切和重要的。当前乡村地区正进行着大规模的建设与改造，但大部分的规划设计与理论都着眼于城市，关于乡村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很少。因此，农村规划建设多借鉴于城市规划建设的方法，而忽视了当地的地域特征。
1乡村社区的概念
在传统解释上，乡村是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区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城乡划分的问题上出现很多争论。从地域、生态、文化、职业等角度都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因此乡村的概念解释具有一定的动态性，本研究主要以行政区域为标准进行划分。社区，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提出的。“社”是指相互之间具有关联性和同质性的人群，“区”是指地域范围。因此社区概念是具有相同价值观念和习俗的人口组成的且关系密切的团体或是共同体。而现代学者对于社区的认识又分为两种，一种关注地域的共同性，如城市、村庄、街坊等；一种关注人群的共同性，如共同的社会价值观、习俗等。而城市规划学科关注的是前者。因此，乡村社区是指在一定的场所区域内，人们通过从事相同的农业生产活动和频繁的生活接触并且形成了共同的生活观念和习俗，以此为条件构成的地域性社会团体。
2乡村社区的特征
乡村社区不同于城市社区，从地域构成来看，乡村社区以血缘、地缘为主，密度小流动性弱，表现为村落或集镇形式。城市社区以业缘为主，密度大、流动性强，表现为街道或居住小区形式；从人群职业特征来看，乡村社区同质性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城市社区异质性较强，以从事第二三产业为主；社会经济特征上乡村社区存在自给自足和市场交换双重特性，城市社区以市场交换为主；生活需求上，乡村社区生活需求少且服务设施匮乏。城市社区生活需求多样且服务设施类型齐全；生态环境上乡村社区以自然环境为主，景观效果不明显，乡土气息浓厚。城市社区以人工环境为主，景观环境较好；地域文化特征上乡村社区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较强。城市社区以社会公德为主要文化内容，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尚在建设中。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出乡村社区的各个特征都有别于城社区，但社区规划的形式却极其相似。
3乡村社区建设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从总体来看，我国的农村人口呈现出渐趋减少的态势。2019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70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5162万人，减少1239万人。从上述的数据能够发现，在我国，呈现出了明显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趋势，但在农村生活的居民体量依然巨大。相较于城市，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农村在整体建设上是极为滞后的。另一方面，农村的建设需求也是极为迫切的，因为他们更想使得自己生活居住的场所更好、更完美。所以从整体来看，乡村社区的建设是城乡一体化，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4新农村建设中“城不城乡不乡”的现状
传统村落建设是一个自发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聚落演变成一个“生命系统”，其外表“杂乱、无序”，内部却是极其复杂的秩序和关联，特别是村民之间通过地缘、血缘、家族等各种纽带被联系在一起，营造了极具活力的生活场景。但现在的一些乡村却正好相反，外部井然有序，内部却松散无序，村民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熟人社会”正在慢慢解体，村民凝聚力和对村庄的归属感也逐渐淡化。江浙地区乡村的经济发展迅猛，社会变迁也同样剧烈。其中大部份现有建筑已失去传统风貌，但村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也不算是现代化，这些村庄正处于一种“城不城、乡不乡”的尴尬局面。当下乡村建设，通常容易走两种极端道路：一是向后看，回归“传统”；二是向前看，追求“现代化”。前者多是旅游业发达的地区，后者则多为城市近郊，或经济发展快速的乡村。
5新农村建设中惯用的空间形态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发展，乡村聚落传统的空间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后，新农村规划和建设就迅速发展起来。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各建筑要素严格按照预先规划好的方格网整齐排列，这更像是一个微型的现代化城镇而不是一个村庄。华西村就是这类村庄的典型代表。这种做法忽略了当地的自然环境、村民居住方式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否定了村落是长时间聚集自然发展而来的有机体。乡村从表象到本质都与城市有许多差异化，然而许多村庄在规划之初就被定位为底层的城市住宅区，布局形式多为兵营式或小区式。在同一个城市，乡村社区和城市住宅小区在规划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性，在空间序列和组合关系上也完全没有体现出乡村聚落传统空间结构的痕迹。
6新农村建设与传统乡村聚落未建立起充分联系
聚落一般指人类群聚和生活的特定场所，聚落环境是人类根据自身生活需求改造自然所获得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的聚居地一般都选择在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点。例如，中国陕西蓝田猿人的遗址，就在一条河流最高的阶地上，当时那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有较多的动物可供捕猎(考古发现被捕猎的动物种类就有42种)。随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由热带、温带逐渐扩展至寒带，创造出各种形式的聚落环境。聚落的民居建筑，是当地居民为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便于从当地取得建筑材料而创造出来的，其不仅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也有显著的地方色彩。因为我国幅员辽阔，文化丰富，所以我国的传统乡村聚落包含了丰富的地域特点和建筑形制。但因年代久远，很多传统村落的发展脉络已经越来越模糊，这就导致村落的发展没有明确的方向性，开始模仿相对成功的城市社区发展模式，导致村落发展出现了“城不城、乡不乡”的现状。很多专家和设计师致力于乡村建筑单体的设计和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例如，单德启先生在广西融水苗寨芦笙坪所做的改造，把该地本土的木楼房建造成耐火且保温性能更好的瓦房，使该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刘家平先生在云南永仁建设的彝族搬迁项目，结合彝族传统民居形态从而设计出来的新民居，这种民居方式使用起来相较于传统民居更加便捷更加安逸，并且也延续了传统民居的风格特质；谢英俊先生从事于乡村建筑的研究和设计已有很多年了，在中国许多地方，按照各地的民居传统和村民的实际需求，从而积累了丰富的建筑实践，他的轻钢构造在新民居的节能环保和降低造价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势。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设计师都在尝试着他们的设计实践，为继承传统和提高农村地区人民生活质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些设计实践多是关于建筑单体的设计与研究，在新村落整体规划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而现在的新农村建设更关注于村落的公共设施方面。对于以社会关系进行空间设计的案例还很少。综上所述，新农村建设与传统乡村聚落未建立起充分联系。
乡村社区建设范文2
其中，广西民族大学秦红增教授就是长期关注中国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与发展的践行者。十余年来，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秦教授就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及民族地区乡村建设问题，先后发表《科技下乡的人类学视野》、《文化农民研究》等系列论文，出版《桂村科技：科技下乡中的乡村社会研究》、《瑶族村寨的生计转型与文化变迁》及《手工艺里的智慧：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研究》等著作，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尤其是《科技下乡研究》和《文化农民研究》，开拓了中国“科技人类学乡村社会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中国乡村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不断完善。
近期，秦红增教授又推出《乡土变迁与重塑——文化农民与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研究》（以下简称《乡土变迁与重塑》）。该书于2012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全书共分八章，共约30万字，为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农民’与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研究”最终结项成果，是“社会图像丛书”之一。全书围绕“文化农民”与中国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这一主题，从民族地区和谐乡村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个维度展开研究和论述，既有高度的理论探讨和概括，又有详细的个案描述和分析，不仅回应了当下关于中国乡村人类学乡土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而且提出了推动中国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措施和对策。
一、和谐乡村：《乡土变迁与重塑》的新视角与新突破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都一直试图推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建设，进而改造中国农村社会，并进行了有益尝试和探索。但是，由于特殊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都没有能找到破解限制中国乡土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有效办法和持久之道。在此背景下，《乡土变迁与重塑》则对新时期中国乡村社会建设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秦教授提出，和谐发展是民族地区乡村建设的核心和目标。只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之问的和谐，才能真正推动民族地区的乡土社会建设与进步。在推进民族地区乡土社会和谐的发展过程中，搞好和谐乡村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实现生态、社会与文化的“三位一体”，达到“人的和谐”这一根本目标和最终价值追求。因此，可以说，《乡土变迁与重塑》一书将“人的和谐”作为中国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和最高价值追求，回归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避免了以前研究中对乡土社会主体——农民的忽视或者过于强调制度和政治的作用的弊病，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实现了乡村人类学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新突破。
二、文化农民：《乡土变迁与重塑》的新概念与新理论
在传统中国社会，农民往往会被贴上“落后”、“愚昧”、“邋遢”等标签，是“落后”、“保守”的代名词，是“没有知识”的象征。但是，事实上，在传统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乡土社会的主要组成群体、人数最多的居住者和建设者——农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一切就无从谈起。因此，可以说，对农民的这一定位和推动乡村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这是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外来群体干预乡土社会发展的“主观想象”，其结果不言而喻。
《乡土变迁与重塑》一书关注到这一尖锐问题并进行了理论思索和回应。在大量实地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秦红增教授明确提出了“培育文化农民”的观点。在他看来，乡村建设在于再造农民和农民再造，实质上包含着对农民角色的定位问题。他指出，当把农民定位为落后、保守的话，那么农民只能处在被改造的地位。反之，当把农民定位为拥有特定乡土知识和现代技能，有着自我发展能力的话，农民自然就成为乡村的再造者。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农民有经济头脑、勤劳、善于学习、有判断力、接受新生事物能力强。他们拥有自我发展的素养和乡土知识，拥有对现代农业科技和市场经营知识的高度敏感性及习得能力，能够发展干预和自我发展有机结合。在个案基础上，秦红增教授进而归纳出文化农民的群体特征：一是素养，如勤劳、有经济头脑、会变通、接受新生事物能力强等；二是知识，无论是现代的技术知识还是乡土的经验积累；三是技能，即能够拥有现代农业技能或实用技术。可以说，对于文化农民而言，“素养和知识是基础，技能是核心”，文化农民的生成关键在于“现代农业技能的习得”。
可见，秦红增教授“文化农民”这一新概念的提出，颠覆了人们对中国乡村社会传统农民形象的固有看法，将长期以来当作被改造对象的农民看成改造社会的主体力量，将古板、老套、陈旧和保守的传统农民“改造”成“有知识”、“有文化”、“懂技术”、“有本事”的新时代宠儿。周大鸣教授在为本书作的序——《人类学、乡村社会及人类未来》中说道：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已不再是昨日黄花，而是生机勃勃，情趣盎然”的了。可以认为，“文化农民”概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新的思考路径，而且也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理论架构和学科体系，同时也引导人们重新审视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本书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文化多样：《乡土变迁与重塑》的新建构和新思路
面对来势汹涌的全球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巨大冲击，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似乎也无法避免“被全球化”、“被城镇化”和“被市场化”的命运，因此，秦红增教授明确提出要大量培育乡村文化农民，通过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来推动和谐乡土社会建设，维护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他指出，文化多样是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的统领，民族地区的乡村和谐必须也必然体现出文化的多样性。民族地区和谐乡村社会建设要集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一体，共同维护和保持民族乡村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实现乡村社会个体即农民个体的和谐，以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文化之间和谐的最高境界。
此外，从全书内容安排、个案选择和行文等角度来说，《乡土变迁与重塑》也独具特色。从内容角度看，《乡土变迁与重塑》一书将专题研究与系统研究、个案研究与一般研究有机结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从个案选择来看，秦红增教授的田野个案不仅有中国广西、云南等西部边疆民族地区，而且还有祖国腹地鄂西和湘西的调查，更有中国宝岛台湾地区、邻国孟加拉国等地的调查个案。这些个案还具有调查时间长、田野点多、资料丰富等特点。同时，这些个案调查，不仅涉及到苗族、壮族和瑶族等民族文化，尤其还关注到这些少数民族的公共卫生、养老模式、留守儿童、公共空间、文化展演、生计模式、传统工艺等现实问题。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既注意宏观论述，又关注细节描写；既关注民族和地域性特征，又关注个案特征的发挥与张扬，展示出了极强的立体感和宏大的历史观。
《乡土变迁与重塑》一书是秦红增教授从事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探讨中国民族地区乡村和谐社会建设的最新成果，更是构建“文化农民”理论、搭建和谐社会研究体系的有益尝试，是当下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代表性成果，原创性和开创性特征突出。《乡土变迁与重塑》一书的出版与发行，不仅对中国乡村人类学学科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而且对推动中国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值得一读。
参考文献：
[1]黄金.科技人类学与文化共生——《手工艺里的智慧：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研究》读书札记[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4）.
乡村社区建设范文3
关键词：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乡土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3-0079-0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本质上讲是以广大农村群众为主体、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共同推动的农村改革发展活动。一个地区新农村建设是否能够顺利发展，关键要看这个地方的广大农民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否得到充分发挥。目前，在一些边远贫困山区，由于群众受教育程度不高，人才缺乏，导致广大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意识缺乏，主体功能没有充分发挥，不少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工作至今仍处于政府主导、群众被动参与的状况，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解决这一问题，是当前边远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人才匮乏是制约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健康发展的一个突出因素
“十一五”以来，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措施集中帮助边远贫困山区开展新农村建设工作。这些政策措施涉及到边远贫困山区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通过试点、示范等方式，推动边远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有效起步。经过前一段工作，贫困山区的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地的面貌发生了较大改变，正在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迈进。与此同时，随着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逐步推进，一个突出的问题成为不少贫困山区新农村顺利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也成为当地新农村建设发展中必须面对的突出问题：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难点不仅在于自然、经济、社会等客观条件的制约，还在于缺乏一批能准确理解新农村建设本质含义、能真正担当新农村建设重任、能在广大群众中起到模范带动作用的人才队伍。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一些地方新农村建设工作还存在着“起步慢”、“不平衡”和“持续难”的突出问题。
“起步慢”是指贫困山区在经济社会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不可能像粮食主产区、城镇周边地区、交通发达地区那样迅速起步，需要在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提供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贫困山区大都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再加上群众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相当一部分群众对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实质缺乏了解。在一部分群众眼里，新农村建设相当于“新村庄建设”，就是政府出钱给物改善环境；在另一部分群众眼里，新农村建设也就是“政府工程”，搞好搞坏责任全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身上。由于这些认识上的偏差，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措施难以在短时间内变成广大农村群众的自觉行动，当地新农村建设的起步工作主要落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身上，当地群众基本处于被动和服从的地位。
“不平衡”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从已经开展试点工作的贫困村寨新农村建设的情况来看，由于大多数村镇至今仍处于贫困落后的状况，因此在新农村建设的起步阶段，大都把发展生产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通过生产建设带动村镇建设和农村社会建设，而不是像其他地方那样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同步推进。其二，从整个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总体情况来看，由于各村之间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差异较大，再加上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的因素，即使是比较成功的新农村建设经验，也难以推广到其他村寨，整个贫困山区的新农村建设难以实现整体推进。
“持续难”指已经起步的新农村建设试点地方，由于缺少各类专门技术人才，由政府牵头实施的各种发展技术手段难以在短时间内被当地群众所掌握。因此，当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持续力度减弱后，当地的新农村建设会出现停滞甚至后退的现象，新农村建设缺乏后劲。这一现象突出反映在各类生产建设上，当帮助当地新农村建设的各类农技人员离村后，当地农民群众难以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难题。这种情况说明边远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持续发展能力较弱。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重要实践活动，因此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前提是广大农民群众主体意识的提高，新农村建设工作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广大农民群众不仅具有建设新农村的强烈愿望，而且具备建设新农村的能力和手段。因此，在加快推进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除努力改善客观条件外，还必须下功夫解决人才匮乏等制约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工作的突出问题，推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二、抓好“乡土人才”队伍建设是推进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应该承认，人才匮乏是由边远贫困山区的特殊条件所决定的。一方面，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社会服务功能较弱，特别是教育普及程度不足等因素，使边远贫困山区的广大群众中难以产生大批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另一方面，由于人才成长条件有限，外来人才也难以在这些地区安心工作。贫困山区既是经济“洼地”，也是人才“洼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急需各类人才的条件下，培育造就一支立得住、用得上、能持久的农村乡土人才队伍是当前缓解贫困山区人才短缺困难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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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这次的就业论坛，能使就业工作的重要意义得到全社会广泛认识，使党和政府关于再就业工作的方针政策更加深入人心、落到实处，收到效果，使失业人员、失地农民学有榜样、努力有方向，使全社会关心、支持、促进就业的氛围更浓，感情更深，人心更稳定，社会更稳定。
就业工作需要各部门共同努力
近些年来，全市不断加强对就业工作的重视，把促进就业放在政府工作的首要位置。房山区就业问题突出，由于人口基数大，劳动力技能水平普遍偏低，做好就业工作难度很大。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促进就业工作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只有摸清了房山的实际情况，才能破解就业难题。解就业难题，一是要发展经济。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提高就业机会。就业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发展生产是第一要务。就业基地建设的做法就很好，通过招商引资，促进就业。政府给企业提供政策上的优惠，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并且鼓励使用本地劳动力。政府为企业提供服务，及时进行引导，开发就业岗位。二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减少农村，减少农民，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这种流动是必然的。振兴地区发展，让本地劳动力走出去，房山区通过与城区手拉手活动，已经把劳动力推广出去。三是树立正确发展观，搞好就业工作。把就业工作作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区委、区政府大力探索，根据科学发展观建立新的考核体系，各级领导自觉的抓就业、民生问题，只有全区上下共同努力才能克服这个难题。
25个乡镇与城区结成就业对子
为解决房山就业难题，强化社会责任，房山区委、区政府与北京市劳动保障局联合举办以“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为主题的“北京·房山——就业论坛”活动。举办此次论坛，目的就是要进一步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谏言献策，共同推动房山区就业工作又好又快地发展。
在论坛上，房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永指出，房山区抓住新农村建设契机，重视培育和发展新产业，增加就业载体，拓展就业空间，在扩大就业规模、解决就业难题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都市型现代化农业、奥运经济、农产品加工、民俗旅游、山区生态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观念逐渐改变，就业能力也逐渐增强，农村就业服务体系已经逐渐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和转移就业的管理及服务逐步进入规范有序、稳健推进时期。房山区将以此次论坛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把已经搭建的城乡“手拉手”就业平台向外延伸，力争全区25个乡镇都与城区结成城乡就业“手拉手”友好对子，推动全区劳动就业工作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房山区各乡镇促进就业好做法集纳
大石窝镇制定发展规划
大石窝镇在传统资源型产业面临压力和挑战的重要转型期，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替代产业，是为农民搭建平台，扩大就业的根本出路。在市、区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该镇聘请了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专家，重新完善镇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了全镇科技发展规划。并筹划群落式新农村建设，自北至南形成“三区两带”式建设格局。这些项目的实施和建设为该镇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目前全镇石材产业、文化创意、现代农业、民俗旅游四业发展齐头并进，为农民扩大就业打造了更为广阔、机会均等的外部环境，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张坊镇搭建培训基地
张坊镇为促进农民转移就业，一方面以培训基地为课堂，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实行“部门管理、专人负责、分块培训”的管理制度。
一方面，强化课堂培训。镇政府投资150万元建设了党员教育、农民素质培训等多位一体的综合培训基地，配齐了电教化设备等，开通了远程教育网。
另一方面，该镇强化龙头大户的带动示范作用。组织了致富经报告团，用群众周边先富起来的大户经验，带动群众致富愿望和能力的提高，达到“树一竿、促一片、带全镇”的目的。
琉璃河镇企业带动就业
近年来，琉璃河镇按照“一城三区”的产业布局，采取改造一批、提升一批、引进一批的产业发展措施，在全镇原有的157家企业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又引进了中旺食品、三江宏利、天鸿顺等几家规模企业，形成了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组织链接、广大农户跟进的产业发展新格局，新增就业机会6000个，带动5100户农民从事种养业，户均增收3400元，有8200名劳动力在企业上班，能够获得每月800元以上的工资收入，实现了“壮大经济、促进就业、富民增收”的目标。
因此，区域经济的发展，体现了规模效益，成为了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来源，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长沟镇依托劳务派遣
长沟镇建立健全了目标管理机制，将解决城乡劳动力就业情况列入机关考核体系，对于没有完成任务或长期无进展的，年终取消评先选优资格，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目前全镇城乡劳动力就业率达到了98％，18个行政村中已有15个村达到充分就业村标准，全镇基本消除了零就业家庭。长沟以“城乡‘手拉手’为契机，充分利用市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实施‘三个二就业帮扶计划’，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提升劳动者就业质量。镇内的劳动力主要依托镇内南正和社区两个劳务派遣组织实现就业。借助发放小额贷款鼓励劳动力自主创业，实现就业；并通过农民就业服务队和残疾人智障工疗站，帮扶弱势群体，实现就业。
周口店镇创新招商方式
周口店镇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把解决当地就业作为一个重要筹码。该镇通过建设农民就业产业基地，入驻企业7家，安置劳动力286人；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项目，预计可安置劳动力300余人。周口店镇充分利用国家对关闭煤矿和非煤矿山的扶持政策，鼓励支持农民自主创业，向运输、服务等个体户转移劳力，现已发展个体工商户887户，转移900余人。并充分发挥镇域山场广阔的资源优势，结合国家生态林补偿政策，封山育林，安置山场管护工作人员672人。另外，针对残疾人的就业安置问题，周口店镇遵照有关福利政策，鼓励支持残疾人建立各类福利型企业。全镇现有福利企业12家，实现180余名残疾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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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办法和出路
乡村公路能有效解决农村出行难、生产和生活资料调入难以及农产品运出难等问题，是农村群众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重要体现。如何加快全区乡村公路建设，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已成为五通桥区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现状
近年来，五通桥区切实加大乡村公路建设力度，20__年以来全区新建乡村公路356公里，平均每年按71.2公里的速度递增；完成乡村道路改造水泥路（油路）337.26公里，平均每年改造67.5公里。目前，全区乡村公路通车里程达877.6公里，占全区公路里程的89.1。其中乡道168.6公里，已改造建成水泥路（油路）141.96公里，占乡道的84.2；村道已达709公里，已改造建成水泥路（油路）195.3公里，占村道的27.5。全区12个镇（乡）已实现乡乡通水泥路（油路），151个村实现村村通公路，其中120个村通水泥路，个别村组已实现户户通水泥路。
虽然五通桥区乡村公路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全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比仍显滞后，主要体现在：一是覆盖面不够，农村公路网络结构未本稿件版权属于517878秘书网形成。目前全区还有31个村未通水泥路，相邻镇（乡）之间不通水泥路、相邻村之间不通公路等情况依然存在，同时也存在一些断头路和单路。二是通行能力不高。全区乡村公路等级水平较低，等级最高的仅为四级公路，而且只有45.5公里，仅占乡村公路通车里程的5；等外公路达832.15公里，占95；乡村公路硬化率只有38.4。许多乡村公路弯急坡陡，路面坑坑洼洼，缺桥少涵，车辆行驶不畅，整体通行能力较差。三是发展不平衡。硬化率差异较大，各镇（乡）乡村道路硬化率最高的蔡金镇达90，比最低的镇（乡）高出60多个百分点；新建乡村公路不均衡，金山镇仅20__年就新修乡村道路44公里，而有的镇（乡）连续2年都没有进行乡村公路改造建设。
二、面临的困难
（一）建设资金筹措困难。按全区交通建设规划，20__—20__年全区要完成通乡通村公路水泥路（油路）改造160公里，约需资金4000多万元，只靠目前的乡村公路资金筹集机制，很难筹集到这笔资金。乡村公路的建设主体是当地镇（乡）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一般情况下，县级以上政府投入资金很少，只是实行“以奖代补”，奖励少量资金。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后，对公提留和义务工全部取消，今年又全面取消农业税，镇（乡）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乡村道路建设。受“一事一议”政策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村民自筹资金难度加大。
（二）建设管理不规范。由于乡村公路建设资金短缺，公路建设点多面广，缺乏有力的管理手段和相关的技术支持等问题，造成乡村公路建设资金管理比较混乱，工程质量难以得到保证，不能完全获得群众信任，严重影响了农民群众的投资积极性。
（三）养护管理难度很大。乡村道路养护应由镇（乡）政府和村委会自行养护，没有专业的养护队伍，养护资金、技术、物质、人员缺少。有些乡村道路建成后根本就没有养护过，“重建轻养”情况相当普遍，乡村道路完好率很难保障。乡村公路两边的违章建（构）筑物较多，致使乡村公路的路产、路权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对策
五通桥区乡村公路建设和改造工作，要按照“一年一变、三年大变、五年巨变”的发展思路，大力实施通达、通畅、通村工程，用3年时间，完成通乡通村公路改造；用5—7年时间全面完成乡村公路建设和改造，全面打造农村公路网络。
（一）切实加强对乡村公路建设的领导。充分发挥好区交通建设领导小组作用，认真履行好指导、协调、监督和检查职责，定期不定期地召开会议，及时研究解决乡村公路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探索建立以镇（乡）政府、村民委员会为主体，多元投入、共同建设的乡村道路建设机制。重点发挥好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发挥好先进典型的带动作用，进一步总结提炼乡村公路建设“七仙精神”和“金山经验”，强化宣传学习，营造乡村公路建设的良好氛围。二是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作用，区财政每年在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乡村公路建设，兑现“以奖代补”的资金，提高村民修路的积极性。三是发挥好目标管理的作用，将乡村公路建设纳入目标管理，严格进行考核，对乡村公路建设实施重点督查，定期通报情况，确保每月有进度、每季度有进展。
（二）多渠道、全方位筹集乡村公路建设资金。按照“量力而行”的原则，坚持“三力并举”（即用足公共财力、聚集民力、广借外力）和“七个一点”（即向省市要一点、区财政补一点、对口单位帮扶一点、镇〈乡〉政府筹一点、村民自己集一点、社会各界人士捐一点，一年筹一点，一年修一点）的办法，共同解决乡村公路建设资金难题。一是争取国家、省、市公路建设各种补助、上级政府财政拨款、企业和个人捐款等直接投资，重点是编制好项目，加大同省市联系，积极争取资金以及项目的支持，同时通过资源开发等协助企业和个人投资乡村公路建设。二是加大以工代赈，减免各种税费等间接投入力度，将乡村公路建设项目列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快乡村公路建设。三是进一步发动群众，重点发挥好村民委员会、农村专合组织的带动作用，加大“一事一议”筹资力度，促进乡村公路建设。四是由区级领导牵头分片包干，区级各部门分别联系12个镇（乡），对乡村公路建设实施“联帮扶”,帮助解决镇（乡）乡村公路建设的资金困难等问题。
乡村社区建设范文6
关键词:甘肃省;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社区参与
中图分类号:F59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6-0101-03
近几年,乡村旅游以其他产业无法比拟的迅猛发展势头,成为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产业。乡村旅游活动是由旅游者和提供旅游活动的社区之间的互动来完成的。旅游地社区为了自身利益形式多样的乡村旅游活动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点。根据调查,旅游业不仅为乡村社区创造了长效增收机制,而且通过旅游使脱贫的社区农户返贫概率很低[1]。尤其适合处于西部大开发中的甘肃,更是可以在其缺少强势高效益经济的城乡社区中,以关联带动性强的乡村旅游产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通过实现“以旅助农”的方式缩短城乡发展初期的经济,现代文化等的原始累积时间,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
1.甘肃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意义
在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颁布的《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其中曾明确提出将居民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关怀对象,并把居民参与当作旅游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2]。乡村社区参与是社区居民和社区其他相关组织进入到乡村旅游建设发展的从业角色中,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地理优势,人文优势,管理优势和组织优势来开发、管理和控制社区的旅游资源,可以使其社区自身受益于乡村旅游,进而更加积极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形成社区―乡村旅游―新农村建设的良性循环。
1.1社区参与是甘肃发展乡村旅游,推动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
乡村旅游资源存在于乡村社区中,乡村旅游发展要依托社区力量实现。首先,构成乡村社区的人、自然环境和文化生境等诸要素是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源基础。甘肃省特有的农民、农村和农业形成的乡村社区是打造乡村旅游吸引物的。中建设中的社区参与可以将大多闲散、分散的资金聚合起来,形成发展该社区乡村旅游的建设启动资金,解决本省乡村旅游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其次,在地处中国偏远西部的甘肃,很多有独特旅游资源的地区被阻隔在旅游市场之外,社区政府部门和相关组织可以筹集款项,居民可以出力共同修路筑道,改善社区的道路条件。再次,自从2006年被国家规定为“中国乡村旅游年”,旅游建设广泛地进入乡镇之中,社区参与其中可以成为脱贫的途径。不仅可以在相对短时间内提高农户的收入,而且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更是可以帮助解决三农问题[3],也是实现甘肃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契机。
1.2社区参与是甘肃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新农村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发展乡村旅游时,社区与外界的人员、文化等不断进行交流、互动,这种交流会产生正负两种效益,如果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只有外界开发商和务工人员得到乡村旅游产生的多数利益,而社区内的农户只有得到少量的利益,甚至更多的是对他们平时生活的负面影响,如垃圾,噪音,物价上涨等,农户必然会对乡村旅游产生厌恶,阻碍乡村旅游的发展。但反之,在建设过程中得到应得利益就会维护乡村旅游,使其在社区长期稳定发展。其次,位于中国西部的甘肃自古就有多个民族居住,现主要有回,藏,东乡,裕固,蒙古,哈萨克,保安,撒拉,满,土及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定居。其居住地民族色彩浓重,风俗习惯独特,是发展乡村旅游的独特的旅游资源。在发展乡村旅游时社区参与可以使各族思想进行融合,感情加深,利益共享,使社区内更加团结安定。而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上发展乡村旅游才是切实可行的。
1.3社区参与是甘肃乡村旅游升级发展,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动力系统
社区参与到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其实是普及相关旅游知识,增强旅游建设中的技术培训和引导的过程。可以使农民抛弃只观望不敢尝试的心态,接受科学规范的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的理念,使居民对本土文化有了深层理解认识,当外界强势文化进入社区时可以有效减少对本土文化的恶蚀,避免乡村旅游建设过程中的扎堆,照搬,恶性竞争的问题。社区居民自身素质,文化技能的提高更有利于社区中乡村旅游整体层次的提高。同时也加快实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的基本建设。
2.甘肃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
从社区广义方面分析,可以认为是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的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生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的系统综合体[4]。其中包括一个人类群体,更是一个由多个部分组成的系统综合体。据此,乡村旅游活动中的社区参与者应该包括社区政府、旅游相关组织、旅游相关企业和社区居民四个组成部分,这四类参与者共同构成了甘肃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主体系统。在旅游活动中,这四类主体有着各自的权益诉求,既互相牵掣,又互相依存,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推动,只有认清自身角色,才能形成共赢。
2.1社区政府参与定位
想要在社区内使乡村旅游事业能够健康成长壮大就需要政府参与。在甘肃,由于地域经济条件的限制,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招商引资,创建良好的建设环境,乡村旅游的发展举步维艰;但是,如果政府将乡村旅游建设看做是自己的政绩表现,求好心切,开始对社区内的乡村旅游建设大包大揽,反而会不利于乡村旅游的发展。所以,社区政府参与就是引导乡村旅游的建设和服务于乡村旅游的建设。政府给予乡村旅游建设各种优惠政策,把握宏观局势,将乡村旅游建设纳入到各自区域建设的蓝图中,并逐步使其融入市场经济体制当中。另外,政府要有效地帮助社区招商引资,改善交通,培训旅游从业人员,对外宣传,招揽旅游高级人才等。
2.2旅游相关组织参与定位
与旅游相关的组织有很多,社区内的各种旅游协会,旅游社团等。由于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局限性,这些非政府组织又有相当大的活动领域,可作为一种有力的外来援助力量,可以协助政府服务于乡村旅游建设,利用自己的资源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这些民间组织一般都有着自己的活动领域,范围涉及面广,例如各种农业种植协会,在参与到乡村旅游中时,指导农户更加科学的种植各种农作物,提供了给旅游者的乡村独特的田园观赏景观以及农耕体验。而且在促销农作物产品时,潜意识的利用了自己的活动圈内关系向外界宣传了自己所在社区的乡村旅游。尤其是专门的旅游协会,可以利用自己的组织管理优势,监督发展上的各种问题,提出建议来帮助乡村旅游更好的发展。
2.3旅游相关企业参与定位
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壮大的核心考量因子是该产业企业群的发展规模和水平。甘肃乡村旅游的发展,旅游相关企业的参与、健康良好成长与发展是客观选择。旅游相关企业的参与不仅仅是利益参与者,更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参与者。任何旅游相关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区内实现的。旅游企业的行为外部性很明显。诸如旅游企业为了实现赢利,在社区内进行的人才聘用、旅游项目设计,旅游形象塑造包装,旅游活动推广等,这些直接或间接宣传了社区,为社区带来了福利。同时,企业为了逐利的负外部性也为社区带来了问题,在生态环境、社区文化等方面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所以,乡村旅游发展中各类旅游企业应该规避负外部性,在保护社区本土文化和自然环境,带动社区发展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2.4社区居民参与定位
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势必要在旅游地停留的时间里和社区居民不断的发生接触。在社区中居民承担是旅游活动中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者和旅游产品的提供者的角色。为了让旅游者满意,更好的发展社区乡村旅游事业,社区居民要具备更成熟的旅游观念,主动参与到与旅游者的互动中[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关于“世纪关键问题”的国际专家圆桌会议上着重指出:“文化是旅游者动机的核心和灵魂”[6],如果丧失自己的本土文化,就代表这区别与其他地方的异质文化消失,反而会使原本对此感兴趣的旅游者失去对乡村旅游的热情。所以,为了使乡村旅游可以更好的发展下去,随着乡村旅游的深化发展,社区居民应该积极参与政府和一些协会所举办的各种技能培训,在此基础上,尽量消除城市强势文化对乡村的本土文化造成强烈的冲击,担当起保护和传承本土文化的责任。
2.5四者的关系
乡村旅游建设过程中政府,相关旅游组织,相关旅游企业和社区居民的参与不是孤立的,应该整体互动,四者是整个社区的有机部分,缺一不可。但这四者的价值诉求又有较大差异,必须协调好相互关系才能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处理好四者的关系应坚持两个原则:
2.5.1以社区居民为参与主体的原则。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核心主体是社区居民。因为居民作为乡村社区的主人在满足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需要后,还有渴望被承认的需要、被尊重及自我价值实现的心理需要,而参与乡村旅游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居民的这种心理需要。更重要的是,社区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无论社区政府,相关旅游企业,还是相关旅游组织的各项活动都要依靠社区居民参与才能完成。只有将旅游业发展目标与社区发展目标有机融合,才更能体现社区因素,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可行性。因此,前三者的行为都建立在了解社区居民的心理,以社区居民为主体,以社区居民的利益为重才能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
2.5.2政府引导加强协作的原则。社区政府在整体参与过程中,应主动做好引导者、帮助者的工作,尽可能给予社区相关组织、旅游企业和居民适度的引导和尽可能的服务支持[6]。相关的旅游组织则则应在政府有力的支持下帮助社区进行行业监管和指导,例如农家乐开办层次的评比,游娱设施的建设指导,农户的旅游服务水平和能力的相关培训等。相关旅游企业要广泛与社区农户合作,将乡村更多“三农”吸引物整合进入自己的产品菜单和宣传手册,与居民实现共赢。社区居民也要主动加强学习,改变观念,改善乡村环境和家庭环境,合理的利用政府和企业带来的便利条件,积极参加乡村旅游活动,在增加自己经济收入的同时建设好新农村。
3.甘肃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式选择
针对甘肃目前乡村旅游区域发展不平衡,一种类型社区参与模式在整个甘肃通用是不可能的。根据不同类型的客源市场,甘肃乡村旅游可以划分四大类型,分别是:一以中心城市居民为主要客源的城郊休憩型社区,这类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具有经济普遍良好,社区基础建设基本完善和社区居民对旅游了解程度较深的参与特点;二以周边大中城市旅游者为客源的新型城镇型社区,它的特点是可以整体规划乡村旅游建设以及在国家大力进行城镇发展的热潮中社区参与旅游建设的人力,财力,物力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保障;三以景区为旅游目的地的外来旅游者为主要客源的景区覆盖型社区,它在稳定的景区客源量的基础上与景区遥相呼应的社区参与方式灵活多变;四以过路或取道的旅游者和普通旅行者为主要客源的交通节点型社区,目前此类社区参与类型较为单一,但由于交通节点客流量大,开办简单的乡村旅游项目收益见效快,所以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很高。依据这些特点,配合各自适合的社区参与模式,这样才能使社区参与的效果最大化,从而可以加快甘肃的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3.1城郊休憩型社区
城郊结合处经济优势比较明显,客源集中,是发展乡村旅游最具优势的区域。该类社区在甘肃最为突出,如兰州、天水、嘉峪关等城市周边,环城游憩带的乡村旅游已初具规模。借鉴他们的经验,甘肃其他城镇周边,基础设计较完备的区域,可以选择“农户+农户”[7]的模式。“农户+农户”的模式是由较早开始的“开拓户”经营成功后转变为“示范户”,带动其他农户共同发展,具有投入资金少,操作比较简单的特点。乡村旅游已具备一定雏形的地方应过渡到“公司+农户”或“公司+社区+农户”[7]的模式,实现乡村旅游的升级换代。
3.2新型城镇型社区
目前,甘肃的中小城镇发展势头迅猛,建设旅游型村镇已经提到各镇政府的议事日程,发展初期,这些地方的乡村旅游可以采取“政府+旅游企业+农户”[7]的模式。其实质是政府引导下的“企业+农户”,即由政府牵头负责做出整体规划,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大力宣传、招商引资等;旅游企业负责管理和将景区进行市场化运作,挖掘客源市场。在有较好经济基础和乡村旅游建设基础的乡镇则可以利用“旅游协会+旅游企业+社区居民”[7]的模式。在国外,这种模式早就有了如罗马尼亚乡村,生态和文化旅游协会,爱尔兰的农舍度假协会[8]等范例。他们政府协助农户规范自己的接待,为农户制定准则,还不定期地请专业老师给予农户培训,监督社区内的乡村旅游发展是健康有序。[8]这些经验值得甘肃的新型旅游城镇深入研究和借鉴。
3.3景区覆盖型社区
在景区覆盖型社区中已经有很多居民参与到景区旅游服务当中,他们有这比较清晰的旅游建设概念和工作经验。政府可以引导这些区域的乡村社区采取“个体农庄”[7]或者是“旅游企业+农户”[7]的模式发展乡村旅游。大型目的地景区周边风景特色鲜明,客源稳定,这些区域的政府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帮助做好项目策划和招商引资工作,帮助社区居民利用投资在这里发展规模个体农业,或者吸引旅游企业来投资发展乡村旅游,将原有的农牧果园或者是林场进行升级改造。甘肃也有大量的目的地型景区,这样的模式可以使景区和农庄、乡村院落等遥相呼应,优势互补,增添旅游亮点,使旅游者延长旅游停留时间,使旅游者消费更加集中,从而提高景区与周边社区的整体收入和产业附加值。
3.4交通节点型社区
交通节点型乡村旅游客源有流量大且不固定的特点,交通节点型的社区采用的模式适宜“农户+农户”和“旅游组织+农户”[7]。对于农户来讲,在旅游交通节点从事餐饮供应等农家乐活动是较快提高经济收入的途径。农户依靠自己,在旅游组织协会的帮助下,利用自家的院落可以先开办简单的“农家乐”,利用当地特色乡村饮食,适中的价格吸引过往游客。一家成功就可以产生示范带动效应,加之相关旅游组织,协会再进行科学的指导,帮助农户正确树立经营观念,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操作,便可以使乡村旅游逐渐发展成规模。
基金项目:本研究系2009年度甘肃省教育厅硕士生导师资助项目《甘肃乡村旅游发展与创新研究》和2007年度西北师范大学三期知识创新工程(Nwnu-KJCXGC-03-34)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旅游局局长谈发展乡村旅游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EB/OL].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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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三北,高亚芳.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发展西部乡村旅游的三个向度[J].甘肃社会科学,2008(2):207-210
[4]彭敏,付华.中国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07(1):第1期 第23卷:17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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