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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范文1
所谓法务会计，就是根据法律的特殊规定，运用会计专业知识和技能，对在经济管理和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法定经济标准和经济界限规范过程和报告结果进行计算、检验、分析、认定的运用型学科。它是一门融会计学、审计学、法学、证据学等学科为一体的交叉学科，在西方称之为“诉讼会计”。
一、法务会计的主要工作及服务领域
（一）主要工作
法务会计主要是对经济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与经营状况进行审查，是一种既不同于一般的会计工作，也不同于一般审计工作的特殊会计工作，主要工作包括：
1.根据业务程序审查经营活动的真实性和预计费用的合理性。
2.帮助进行资产保护和回收。
3.与其他专家进行协调，包括与私人调查者和工程专家咨询者的协调。
4.取得所需证据用于支持或驳回。
5.审查相关证据以形成对案件的最初评价并确认损失领域。
6.协助对新发现的事项进行审查，帮助有关方面对财务问题进行分析，以及确定其他需待查的问题。
7.参与对已发现证据的审查，帮助有关方面对财务问题的理解，以及确定其他需待查的问题。
8.审查持反对意见专家有关损失的报告以及他们对既定状况强弱分析的报告。
9.协助进行谈判和解决纠纷。
10.到庭听取持反对意见专家的证词，提供综合审查服务。
（二）服务领域
1.企业、事业单位
该领域中法务会计的主要职能是使企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行为符合国家现行法律，在遵守或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寻求本单位的最大财务利益，并能运用法律武器进行交涉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企、事业单位的法务会计人员应该是既精通会计业务及会计法规，又熟知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税法、公司法、劳动法、合同法等法律知识的跨领域人才。
2.社会服务中介机构
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都是法务会计应用的重要部门。在这些机构中，活跃着一批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考试、考核而具有资产评估、税务、证券评估等资格的法务会计人员，他们依据各种法定经济标准和规范，通过检查、分析、认定之后所出具的报告自然具有法律效应。
3.司法机关及国家审计部门
司法机关的司法会计也是法务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会计在侦查、审理交易纠纷、贪污受贿等经济案件时，都要涉及被审查单位的会计资料及会计人员。这就要求司法会计人员不仅要精通法律，还要有会计、审计知识才能胜任。国家审计机关和企业内部的审计人员，也应该是既熟知国家、企业内部有关审计的法律，又懂会计、审计的法务会计（审计） 人才。
二、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的现状分析
我国对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在上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实际运用的较少，总体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
（一）法务会计的理论体系和相关法制建设还待完善
目前，我国学者对法务会计的理论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他们在法务会计的概念、依据、基本假设、范围、目标、功能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分歧，还没形成系统、规范的法务会计理论体系。没有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谈不上规范的法务会计准则与制度、程序与方法、执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经济损失确认和度量的标准。这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司法实践的要求。在我国，律师制度、合同公证和仲裁制度、注册会计师制度等不同程度的建立和完善，为法律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体系，但法务会计制度尚未建立，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对经济案件的调查虽然也会吸引有关会计人员参加，或依赖注册会计师提供的财务报表，但由于参与调查的会计人员通常缺乏法务会计的专门知识和经验，所获财务证据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受到较大限制，对经济损失的估计也可能失当，从而影响到法庭对案件的公正裁决，所以我国法制建设的完善呼唤着法务会计的产生。
（二）现有业务范围较窄
国际上法务会计的内容很广，包括企业税务理算会计、司法会计、债权债务理算会计、保险赔偿责任理算会计等方面，而我国目前只运用在司法会计方面，也就是经济犯罪领域有关案件的审查，比如一些重大经济案件由检察机关立案后，聘请审计、税务等有关部门联合审查，调查搜集犯罪嫌疑人有关经济犯罪的事实，并聘请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出具司法鉴定报告，为诉讼提供有关证据，而在其他方面还很少涉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对内、对外大量的经济交往和交易过程中，经济纠纷的案例显著增多且不断复杂化。要妥善解决各种经济纠纷，离不开对纠纷案件的性质和损失的科学度量。社会各界对法务会计的需求将大大增加，越来越多经济纠纷的调解和仲裁将仰赖于法务会计师提供的财务会计证据和会计信息分析。所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推动着法务会计的发展。
（三）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和素质参差不齐，后续力量不足
我国目前从事法务会计的人员主要是司法、检察、律师、审计、财务等有关方面的人员，但大多数检察官、律师、法官的会计审计知识达不到要求，没有掌握通过法务会计检查收集证据的基本技能，也不清楚通过法务会计鉴定应当和可能解决哪些财务会计问题，而相关会计和审计人员又在法律知识和调查技术上有所欠缺，使我国法务会计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取证难和不会应用法务会计技术查处案件所涉及的会计业务情况，难以弄清案件的事实，影响案件的公平判断。
三、对加强和促进我国法务会计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借鉴国际经验，推进法务会计理论研究和相关制度建设
大力推进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对规范法务会计实务、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会计界和法学界应加强对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比如创办法务会计期刊，设立法务会计学会，在高校会计专业和法学专业开设法务会计课程，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强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和沟通，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包括法务会计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工作程序和方法、执业和职业道德等内容的法务会计理论体系。同时在广泛征集各界意见的基础上，着手进行法务会计制度建设，逐步建立起诸如法务会计资格认证制度、法务会计专家认证制度、法务会计诉讼支持制度、法务会计咨询制度等一套法规制度，使法务会计的开展真正做到有规可循、有章可依。
（二）扩大法务会计的业务内容和服务范围
有了法律和各项制度的保障，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就可以逐步扩大法务会计的业务内容和服务范围。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有选择的推广运用司法会计、企业税务理算会计、债权债务理算会计、保险赔偿责任理算会计等法务会计，这些在我国有一定的应用基础。服务范围包括政府和司法机关在反腐败和经济案件调查取证时，可依法聘请专门的法务会计人员协助鉴定或出庭作证等等。
（三）加强法务会计的人才培养
法务会计作为一门新兴的复合型学科，需要更高层次的人才。一名高素质的法务会计必须精通会计和审计知识，熟悉法律、掌握调查取证技术、具有良好的沟通技巧、掌握计算机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独立的敬业精神。同时要加强和规范国际注册法务会计师的资格考试和认定工作，培养出大批合格的法务会计人员。
四、我国法务会计发展前景展望
（一）法务会计将构成重要的法律支持体系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个人和经济主体的行为都必须建立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关系契约化的经济，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个人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是以契约（合同）为纽带的，合同的履行、契约关系的维系，单纯依靠行政协调以及个人和经济主体的信誉、良心和道德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法律做保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个人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更为频繁，由经济联系而带来的经济摩擦和经济纠纷不可避免；在经营过程中由于个人的过失给公司或他人带来经济损失也在所难免；在复杂的经济环境面前，一些利益熏心的人以身试法、发生经济犯罪行为也是不可能杜绝的。为妥善解决经济纠纷、客观度量经济损失、有效打击经济犯罪，从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必须强化法制建设，完善经济立法、经济司法及其他支持体系。法务会计就是为适应这一客观需要应运而生的。它是运用专门的知识，通过深入细致的经营调查和财务会计分析，为度量经济纠纷、经济过失和经济犯罪等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系统、客观、细致的会计证据，从而使法庭的裁决更为客观公正，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使经济当事人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可见，法务会计和律师一样，将构成重要的法律支持体系。
（二）法务会计师将成为一种受社会欢迎的热门职业
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范文2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民间借贷客观上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社会融资需求，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和其它融资方式特别是金融机构的融资相比，其存在着手续简便、操作灵活、方便快捷的优势，较好的契合了中、小企业融资的要求。但不可否认的是，民间借贷如一把双刃剑，在助推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风险。由于民间借贷一般交易隐蔽，风险不易监控，容易引发高利贷、非法集资、暴力催收等刑事犯罪，甚至引发，对金融秩序乃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为了充分发挥民间借贷融资优势，更好防范其存在的风险与隐患，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努力规范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行为：
一、加强企业自身管理，增强信用观念。
目前，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多是以家庭经营、合伙经营等方式发展起来的，许多中小企业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单一，企业规模小，经营行为短期化，负债多，积累少，投资规模与市场竞争力不足，抗风险能力低，容易遭到市场淘汰。同时，其内部的财务管理和经营化管理不规范，调查显示，有近80%的中小企业会计报表不真实或没有会计报表，财务信息严重失实，因而其资信等级不高，银行对其缺乏足够的信心，导致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惜贷”。中小企业应进一步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尽可能的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企业管理，建立起高效的内部治理机制；应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及时调整企业的经营方向，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风险，将企业的资金投向回报率、发展前景好的“朝阳”产业链；应规范自身的借贷行为，着力提高自身的信用意识，进一步加强自身的信用体系建设。
二、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改善中小企业的贷款环境。
1、以政府为主体，建立多元化信用担保体系。由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在经营透明度和抵押条件上的差别，加之中小企业存在规模小、财务管理透明度差等缺点，造成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而言信用水平相对较低，商业金融机构通常更愿意为大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此时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建立就显得犹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第十二、十三条明确指出，国家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各级政府应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信用担保体系。由各级政府财政出资，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独立担保机构，实行市场化公开运作。同时建立互担保机构，由中小企业自愿组成，联合出资，发挥联保互保的作用，通过互担保组织内部的相互监督，提高监督的效能，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2、进一步改革国有银行经营机制，帮助企业从正规渠道融资。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银行信贷融资始终是中小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金融部门要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提高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水平。在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前提下，适时对那些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符合产业升级政策的企业加大信贷投入力度，支持其合理的资金需求。应进一步修改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建立一套针对成长型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估体系。应把企业的行业发展、成长预期、管理团队、科技优势作为评估的主要因素，并以量化指标体现出来，再结合企业财务状况，综合评估企业的贷款条件，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3、合理引导规范民间借贷，允许企业间进行金融互助。鉴于目前民间借贷普遍存在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国家或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法》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以规范、保护正常的企业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同时，进一步放宽企业间的合法的金融互助。虽然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企业间的相互拆借是一种非法行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企业间资金的相互融通不但有利于发挥企业闲置资金的市场价值，而且能够有效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对其应宜“疏”不宜“堵”的原则，通过合法的金融创新，有效发挥其融资的优势。如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等融资方式（委托贷款是指由委托人提供合法来源的资金，委托业务银行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业务。信托贷款是指信托机构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运用信托存款等自有资金对自行审定的单位和项目发放的贷款）。这样，使得在较好的规避企业间非法拆借的同时，尽可能的充分发挥企业间融资方便、快捷、高效的优势。
三、强化能动司法的理念，依法妥善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司法机关应将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作为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妥善处理民间借贷纠纷，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纠纷健康有序发展。
1、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等经济犯罪的案件，依法严厉打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及时处理非法集资等经济犯罪案件，切实维护金融秩序。注重防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社会影响大、涉及面广的财产犯罪，在办案中严格区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做到打击犯罪与保护合法融资并重。对于与民间借贷相关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及其它暴力性犯罪，要依法从严惩处。对于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及时与政府及有关部门沟通，积极配合作好相关预案工作，切实防范可能引发的群体性、突发性事件。
2、依法妥善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严格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同时注重把握国家经济政策精神，保护合法的借贷关系，确保案件处理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对于暂时资金周转困难但仍在正常经营的中、小企业借款人，在不损害出借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灵活适用诉讼保全措施，尽量使其度过暂时的债务危机。在处理因民间借贷纠纷而引发的企业破产案件时，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经济转型要求的负债中、小企业，只要其具有挽救价值，就积极促使其适用重整、和解程序，尽快实现企业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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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认识，统一思想。组织干部认真学习市情、区情和上级有关工作部署及要求，要求全院干警结合本区实际，立足检察职能，坚持服务大局、执法为民，为促进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保障和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二、加强法律宣传，营造法治环境。深入项目建设现场，通过张贴宣传标语、悬挂警示挂图、播放法律宣传录音、设立法律咨询服务站等形式，帮助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增强项目投资建设管理者和员工遵纪守法意识和廉洁自律意识，积极为项目建设单位依法经营、有效管理提供法律政策咨询服务。
三、开展“工程优质、干部优秀”活动，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针对项目招投标、材料采购、资金拔付、工程验收等环节，强化预防措施，同步跟踪监督，切实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发生。
四、依法查办职务犯罪，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对查办项目建设过程中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以及、等职务犯罪案件作出专门部署，提出对此类案件实行“四优先”，即：优先立案、优先捕诉、优先挽损、优先帮助整章建制。
五、切加强诉讼监督，维护合法权益。加大刑事诉讼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审判监督和刑罚执行监督力度，着力解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司法腐败问题，为项目建设创造公正高效的司法环境。
六、掌握法律政策界限，做到“四划清”。即：划清违规违纪与违法犯罪的界限，工作失误和渎职犯罪的界限，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人情往来与行贿受贿的界限，切实做到惩治破坏项目建设的犯罪者、保护无辜者、支持投资创业者、挽救失足者、教育失误者。
七、改进执法方式，做到“两个不轻易、两不准”。不轻易对大项目经营者和技术骨干采取强制措施；不轻易冻结、查封项目建设方面的账户、账册和资金；不准发表有损项目建设投资者声誉的报道；不准侵犯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八、规范执法行为，做到“六严禁”，即：严禁越权办案；严禁随意冻结、截留、挪用暂扣大项目建设款物；严禁乱拉赞助；严禁吃拿卡要；严禁要求企业以优惠条件同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做生意，严禁在项目建设实体中兼职或挂名取酬以及从事有偿中介活动。
九、提供全程服务，开通绿色通道。开通网上举报和电话自动答录系统，全天候受理大项目建设方面的举报事宜；开通项目投资的绿色通道，随时随地受理项目投资方面的举报投诉，随时随地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开通服务大项目建设快捷通道，选派干警积极与项目投资办公室对接，提供法律援助，做到一般问题当天答复，需要查办的优先受理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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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法集资；民间借贷；专业审查程序；刑民交叉；衡平
多年来，我国在行政与司法领域对非法集资一直予以严厉遏制，但民间集资活动却仍呈增长态势，近年来随着民间金融的崛起更是日趋规模化，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危机化倾向。民间借贷纠纷与非法集资案件的数量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近年来个别地区涉众型民间债务违约事件的集中爆发给司法处理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实务处理上的困境凸显了理论准备的不足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非法集资之所以难以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法规对正规民间融资与非法融资的界限没有明确，需要在当前金融转型的背景下重新加以审视，其核心可归结为两个界限性问题：（1）对一宗特定的涉众型债务，非法集资或民间借贷的界分准则，我们称之为性质边界问题。这个性质边界本应是行政违法认定与合法民间借贷之间的边界，但由于现行相关刑事司法解释规定人罪的数量化门槛相当低，多数进入刑事处理，也可近似视为刑民分野。（2）对于一宗总体上业已确定进入刑事程序的涉众型债务，并不一定在其融资历史上所涉的全部债务都是非法集资，需要在总体定性的基础上从内部对所涉具体个别债务界分刑事处理的范围。因为涉众型债务危机的形成有一个自然的时序发展过程，往往前期可能是正常的借贷，逐渐出现局部违约，再进而演变成全面性清偿危机，直至被定性为非法集资。在总体定性基础上再从内部界分性质范围并予以相关的刑民处置。我们称之为内部边界或内部处分问题。
这两个界限在当前涉众型民间债务违约事件处置上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中枢效应，都牵涉到刑事处理的门槛问题。刑事处理的门槛过低，会客观上压抑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空间，加剧金融抑制。但刑事处理的门槛过高，也会造成对非法金融打击不力，金融秩序紊乱。
一、实践中非法集资的认定取向
考察当前我国非法集资的司法处理，实践中存在着三个比较明显的取向性特征，即追随行政取向、表象化取向和结果取向。这三个取向直接投射出现行规范在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界分上巨大的制度张力。
（一）追随行政取向
我国对非法集资行为的司法把握一直存在着鲜明的追随行政取向印记。以前把握非法集资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未经有权机关批准”，2010年11月22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将之改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从“未经批准”到“违反金融法规”已经体现了金融多元化和金融深化实践进程对司法的冲击，却没有真正改变行政取向的本质。我国正处于深刻的金融转型过程中，对民间金融、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模式的认识也将不断深化，导致行政层面对非法集资的认识势必会是一个快速变化的过程。未来金融的发展不仅审批标准无法约束，金融法规规制也可能常常滞后于实践进程。追随行政取向的刑事规制将不仅反映为司法实践中诸多困扰，也将越来越背离实际的社会经济进程。
（二）表象化取向
在我国，《刑法》并没有直接使用“非法集资罪”作为一个规范的罪名，但“非法集资”这个词却一直被广泛应用于行政机关与司法系统的文件中。实际上，“非法集资”应该是一类罪的总称，司法实践中经常用来处理非法集资活动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解释》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将“承诺给付回报”纳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要件中，再将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擅自发行基金份额的非法经营罪、明知非法集资虚假广告纳入非法集资犯罪体系。《解释》实际上就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非法集资活动的基础性罪名，其余罪名则为非法集资活动的特殊罪名。这样，扩充后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入罪要件就具有相当重要的边界意义。
《解释》第一条定义《刑法》176条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并以联立的方式规定了四个核心构成要件，即“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还本付息或给付回报”、“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同时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些构成要件在具体比照认定上存在相当的争议。
（三）结果取向
界分标准的模糊化和表象化投射到司法处理层面，出现了背离公认法律准则的结果先导的实用主义取向，尽管暂时会起作用，但长远来看司法失范反而会更加剧民间金融领域的投机和道德风险。当前在办理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一种现象，即司法措施以集资者的成败为标准，而不是以非法集资犯罪的核心法律特征为标准进行严谨的甄别。一般而言，对于成功的集资者，只要其没有产生严重后果，就不予刑事追诉；对失败的集资者，造成了群体性借贷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就予以刑事惩处。这是一种典型的“成者英雄败者寇”的理念。如果执法上也迎合社会通行的“以结果论英雄”的思维，将会明显助长投机和道德风险。
二、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实质界分
以实践中的三个取向所引发的混淆与困惑为鉴，有必要深入到金融的实质层面去把握法律规制的真正目的，厘定实质边界。前已述及，《解释》实际上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非法集资活动的基础性罪名，该罪对于界分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具有边界意义。我们就从探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实质内核人手。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性内核：实质地使用金融工具
存款的本质是一种以未来还本付息为内容的银行信用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信用”被解释为“一种交易媒介”。以信用为媒介进行的交易是基于对交易对方未来支付能力与意愿的信任，它有别于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存款既然属于银行信用范畴，其理应具有银行的间接融资性质和信用创造性质。
从法律用语的高度严谨性出发，《刑法》第176条在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名下使用“存款”二字应是止于其公认的金融学原义。
一是存款本质内涵应止于“允诺还本付息”，即使“变相”也只是指吸收方式上的多样化，“允诺”上仍然不应当脱离“还本付息”的特征。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颁布《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1998]247号）固守了这一理解，规定“前款所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但其他相关行政规范和司法解释都把承诺的内容扩张到了“承诺给付回报”的内容，即不限于还本付息的固定收益。
二是存款本质内涵应止于“银行信用”范畴。银行是专业的融资中介，从事间接融资，即融入资金的目的并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与“借款”一词不同，银行业是严格区分“存款”（信用业务）与“其他借入款”（非信用业务）的。因此，将融人资金直接投入生产经营是不符合“存款”的间接融资内涵与信用创造内涵的。2008年12月2日，浙江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相继联合会签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四条规定“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或者资金周转困难而未能及时兑付本息引发纠纷的，一般可不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处理。但对于其中后果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的，应当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处理。”但《解释》并不认同这一理解，只要符合司法解释第一条的四个条件的集资行为，均可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尽管该解释第三条同时也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但入罪与不入罪的观念在法律上显然是一种实质性的差异。
《解释》偏离“存款”的固有内涵，通过在“还本付息”后添加“承诺给付回报”并在第二条罗列行为形式的方式来扩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增加该罪的调适面，是超越其本来作为金融范畴的众允边际的扩张性解释，漫无边际地扩大解释几乎等于无边界，易在实务中造成混淆。笔者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要能充当非法集资一类罪的基础罪名，其中的“存款”概念应当作为“金融工具”的典型代表来理解才具有相当的逻辑合理性。集资的具体形式表象可以是买卖，也可以是房地产销售，甚或至于一切表象合法的交易形式，但只要内在实质地“运用金融工具”的，就可归属于金融行为。这样看来，罗列的方法并不可取，因为难以穷尽。反之，如果脱离“使用金融工具”这一实质约束条件而只是停留在行为形式层面去把握，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作为“口袋罪”充当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边界则在法律逻辑上是不严谨的，在实务中易造成混淆，不少学者都曾提出质疑与批评。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社会性内核：具有抽象的外部性
《解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社会性要件作了“公开宣传”与“不特定对象”的具体化要求，但具体化反而带来实务中的大量争议，于是就引发司法系统的进一步指导意见试图统一。笔者认为，实际上，社会性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应该抽象化而不是具体化，对此，结合经济学上的外部性理论来理解则更为清晰明确。所谓外部性，按照兰德尔的定义，是指“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金融的高度信用化特性决定了系统化、网络化和传染性的风险，金融行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众所周知的。外部性风险的原理说明了集资的社会性不仅仅取决于集资对象的特定还是不特定，也不取决于直接集资人数的多寡，而是取决于集资主体社会网络的扩散延伸程度，判断集资的社会性应着力于从一个集资系统的外部性伸张的社会网络的规模，社会性的判断应当是总体上的，抽象化的，而不是拘泥于表象。吴英案件虽然直接集资对象只有11人，但其联系的社会网络非常广阔，其中的最大集资对象林卫平是经营规模较大的社会融资中介，联系着庞大的资金供应下线，而且吴英在当地影响甚大，其崩溃的外部性和宣示效应无疑是巨大的，其具备法律要求的社会性应当是明显的，具体化不特定对象反而容易产生争议。
（三）建构“扰乱金融秩序”的专业审查替代数量化入罪
在明确非法集资行为金融性与社会性实质的基础上，界分非法集资与合法民间借贷的关键就在于衡定如何入罪的刑事门槛问题。（1）由于长期的银行业集中思维的支配，金融从业审批上的门槛之高是众所周知，民间集资行为违法认定的门槛则很低，行政规范规定“凡未经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集资活动，均为乱集资。”（2）刑事处理则是采用追随行政的导向，以“未经有权机关审批”或“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为前提，相应导致了低门槛；（3）刑事人罪标准目前采取数量化标准，且规定的数量标准较低。这样非法集资犯罪与合法的民间借贷之间的敞口于是非常狭窄，一方面助长了金融业的集中与垄断，另一方面也导致大量地动用刑法资源遏制“非法集资”。这样，刚性规制的倾向十分明显，可以说是我们多年来对非法集资治理存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现象的重要制度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自1997年《刑法》设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来，《刑法》第176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未规定以数额较大为要件，而是以“扰乱金融秩序’为要件。笔者认为，《刑法》此规定具有相当的科学性，把握了集资作为金融行为的入罪实质——行为产生金融风险并足以危及金融安全与秩序，实际上这也正是界分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实质基准。《解释》“扩充”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作为基础罪名，纳入了超越“存款”内涵的其他集资形式，却对“扰乱金融秩序”这一法定要件如何认定不作规定，仅在第三条规定了从数额、人数、损失方面入罪的数量化基准。虽然我们在实际处理集资类案件时不能不考虑集资的数额等数量化基准，但是数量化也意味着简单化和表面化，尤其是在将各种不同的非典型形式的集资纳入该罪时，同样数量的集资对金融秩序的冲击和扰乱程度可能差别相当大。笔者建议，强化“扰乱金融秩序”这一法定要件，应当由金融监管部门出具专业审查意见，目前可参照《刑事诉讼法》第144条的鉴定意见进入法庭审理（今后诉讼法可配置专业审查程序），且按《刑事诉讼法》第192条规定各方可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出意见，被告方也应当有权申请重新鉴定，法院则在各方意见充分交锋的基础上综合各方意见作出最终决定。为“扰乱金融秩序”的实质认定设置程序保障，是确保各方申辩权的需要，也是刑事处理准确性的重要保证。
三、以衡平原则统合刑民处分
处理一宗总体上确定进入刑事处理的涉众型债务事件，司法实务上核心难题在于要应对随后面临的程序处理上的刑民交叉。而总体定性方面一旦在刑事程序上强化了对“扰乱金融秩序”法定要件的论证，无实质金融风险的集资案件就排除了刑民交叉的形成，这就首先充分保证了刑民冲突只在风险越界的特殊情形下发生，我们就可以有针对地考虑特殊情形下特殊的利益结构寻求特别的处置原则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固有法律规范的扰动。
（一）刑民处分的统合一衡平原则
一旦确定进入刑事处理，立即给此宗债务的诸关联人之间利益格局和法律地位带来深刻的变化，从本来诸关联人分别共同指向债务人的利益诉求变成了关联人互相之间的利益纠葛。而众多关联人所处的程序进程不同，利益诉求也不同。一是形成各关联人之间利益交错勾连的平面利益格局；二是化生出全体关联人的集体利益；三是由于非法集资的外部性又牵扯到社会利益的问题，这就发育成一个特殊的平面多层多维的利益构造。我们原有的法律规范通常是在考虑简单利益冲突的基础上建构，显然难以适应多维的利益冲突格局。目前我国没有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对于刑民交叉问题法律处分上的零星规定又缺乏详尽统一的规范，法律、司法解释的很多规定互相矛盾，令人无所适从。如果拘泥于当前规定作为根据去寻求刑民处分问题的解决方案，结果可能是无解，甚至造成更大的混乱。为适应这一特殊的利益构造，我们必须另寻它途。
非法集资被立案后关联人之间的利益格局是基于自身的处境各自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要在多元利益性质交叉混同的问题上找到破解之道，首先要找到多元多维问题的共同联结点或均衡点，也就是相当于将众多性质不同的约束条件联立来寻求方程的均衡解。但遗憾的是不存在这样的均衡解，原因在于经济学上的“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B·Holmstrom，1982）。该理论证明了“纳什平衡”（Nash Equilihrium）和“帕累托最优”（Pareto OotimaJlty）不可能同时实现的。因此，要解决刑民交叉问题，首先要在多元利益格局中寻求利益之间的价值排序。价值排序投射到法律上就是利益衡平的方法。什么是衡平？亨利·梅因在其不朽的著作《古代法》中给衡平下定义为“一套法律原则，以其固有的优越性取代旧的法律。”英美法国家的衡平法有其悠久的历史，我们可以引用衡平法一些固有原则来应对刑民处分中出现的具体法律问题。衡平的精髓在于价值衡量基础上的超越。笔者认为，在这个场合司法处理的功能应该着眼于全局、着力于衡平。从目前局部地区的民间金融危机的实践看来，有助于遏止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是司法处分上的首要考量，这是此类问题处理上最大的衡平考量，因为风险外溢带来的整体社会信用收缩是最大的威胁和最大的损失。因此，在刑民处分上首先要考虑安定的价值，就是司法要给社会民众和关联人整体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防止关联人因为迷茫的等待而致恐慌蔓延。这方面宣示一个确定刑事保护期间是必要的。其次，要考虑公平的价值，司法在完成其对犯罪惩罚的基础上，应当给关联各方提供利益诉求充分表达的空间和利益在实体上的公平厘定。
（二）程序上的衡平——刑事保护期间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程序问题，即当进入刑事程序后，债权人选择民事途径向法院，法院如何处理？目前多数法院参照1998年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简称“《若干规定》”）处理，但实践中据此操作问题不少。该规定第1条从原则上规定了纠纷与犯罪应分开审理，且在第10条强调，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但第11条却又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由于不同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难以界定，许多法院在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时，都简单适用《若干规定》第11条，裁定驳回，并全案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因此有学者建议将第11条“裁定驳回”的内容删去，或者对其进行改造，强调由法院移交犯罪线索，实体部分视情况继续审理或中止审理。但对于涉及金融债权案件，则多倾向于认为银行是合法的针对不特定客户开展金融业务，对抵押借款的流向只要尽到相应的审核责任即可，即使债务人被刑事立案，公安要求移送，法院也拒绝移送。如此不一的司法处理，甚至刑民处理职能部门也产生严重的分歧，证明试图逐一界分具体的个别债务的刑民性质是困难而极端低效的，更关键的是难以为当事人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
对这个问题，笔者的看法是，一个合理的时间界限是必要的。如果一旦被定性为刑事，法院全部不受理，则从市场总体效应上看会引起恐慌蔓延，这是最危险的。非法集资犯罪虽然与破产有着性质上的区别，但非法集资被立案后关联人之间的利益格局却与被宣告破产后的利益格局非常近似，因此，我们是可援引破产保护上的一些制度作为借鉴的。破产法上一个重要制度是在破产程序开始前一段时间，破产人的财产转移或交易受到限制，这在美国叫“破产前转移”，在法国叫“怀疑期间”。我国《企业破产法》第31条一34条也设置有类似制度。这些制度的本质在于防止危机中的债务人或者关联人的突击性财产让渡或转移等具有高度道德风险的行为，对于非法集资危机中的债务人也同样具备这样的危险行为。要确定一个合理的保护期作为，防止债务人恶意处分财产，也给这个期间的债权人提供刑事保护，否定这个期间法律行为的效力。
刑事保护期间的财产易，不论有无担保，有无设置抵押，也不论对象（包括金融机构），都强制进入刑事处理领域，法院对发生在刑事保护期间的财产易和民间借贷纠纷一律不受理，已受理的驳回，移交刑事处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判断是否属于保护期内不是以借条落款的时间，而是以债权人将借款支付到债务人的实际到款日为准。交易发生在此期间时点以前的债权人则可以自主决定报案进入刑事处理或选择进行民事诉讼。刑事保护期间的设置解决了很多实务中的难题，为我们的范围界分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界分基准，为所有的利益相关人提供了一个合理预期。刑事保护期间的设置也符合“时间上在先的衡平法上的权利居上”与“衡平法就是平等”的核心格言，因为统一的时间基准体现了平等的精神。我们认为，涉众型债务危机的形成有一个自然的时序发展过程，往往前期可能是正常的借贷，逐渐出现局部违约，再进而演变成全面性清偿危机，直至被定性为非法集资。如果单以事后被认定为集资犯罪，就前面一切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显然是不合理的，最终会压抑民间融资；而我们也无法精确逐一调查每一笔债务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还是与非法集资相关，这可能造成增加司法资源的耗费；而对每一宗集资具体分析出范围的界分点，实际上不准确也不必要。在经验与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由相关司法解释或法规给出一个合适的期限分界点是比较有效率的办法，即使不可能太精确，但总体的衡平比局部的精确更重要。确定保护期间，不仅使原来机械的所谓“先刑后民”原则更有灵活性，在民间融资领域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使得人们警惕“接最后一棒”的防范意识大为加强。
（三）财物处分上的衡平——过失相抵
目前对涉众型民间债务刑事判决后的财物处分上并无系统化的规范。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22条，（对扣押的犯罪嫌疑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待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由扣押的公安机关按照人民法院的通知，上缴国库或者返还受害人，并向人民法院送交执行回单。《若干规定》第8条则规定当事人可附带民事诉讼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当前实务处理中具体做法不一。一些人民法院的做法是：刑事判决通常会表述涉案被害人及相应的集资款本金数额，但不在判决上明确分配方案，操作中以被告人被扣押财产变现加上被告人及家属退赔后按本金比例直接分配。也有法院在刑事判决后鼓励受害人另行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法院刑事判决后，刑事受害人应基于因违法而无效的合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返还财产或损害赔偿。之所以必须另行民事诉讼，是因为根据《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下一些情形应当考虑过失相抵来衡平。（1）信息均衡者或共同利益者。主要是被告人的直系亲属，因为他们和被告人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平时往来严密，甚至于还居住在一起，对被告人非法集资的信息几乎完全对称，而民法上知情者一般作恶意认定，衡平法则表述为“援引衡平法的人，自己必须清白。”这些人应该后位受偿或大幅度抵减其数额。（2）高利贷已得偿者。因为高利贷者在前期利息获取上已多于一般的债权人，应抵减其前期不法得利部分或视情形核减。（3）为非法集资提供便利或协助者（包括担保追偿者）。此类人对非法集资活动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应具有明显的过错，虽然其也因为非法集资受到损失，但应考虑其过错核减其受偿数额。对于担保追偿者，一旦加入刑事程序，其即相当于承认前担保行为无效，可参照《担保法》第8条减少其受偿额度。
然后，对刑事受害人的民事审理终结和与原非保护期选择民事途径的债权人已决判决一起作为执行依据交执行部门统一按照法定程序分配。受害人可以就刑事扣押的现存财产和被告人及家属退赔额得到分配，但选择民事诉讼的非保护期债权人原债务的基础合同经法院判为有效，但因为非刑事受害人不能参与刑事程序中家属退赔款的分配（对非保护期债权人的选择权设置虽然在最后分配上造成一些差异，但保护期的设置避免了发案时的迷茫与恐慌蔓延）。在财物处理上坚持被害人仍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认定以及交由执行部门依法定程序分配，同时保障了实体上受害人过失的公平抵减以及程序上对第三人和案外人主张及异议的程序空间，体现了衡平原则保护整体利益的精神内核。
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范文5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维护宪法和法律正确统一实施的重要职责。检察机关能否践行为民宗旨，能否坚持务实作风，能否保持清廉本色，关系到执法公信力的提高，关系到司法公正的维护，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实现，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开展为民务实清廉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既是人民群众的呼声，也是进一步做好检察工作的需要。按照上级院要求，最近一段时间，我院班子成员分别深入有关镇、村、社区及行政、事企业单位，走进群众，采取座谈、征求意见等方式，对检察机关如何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做了一些调查与思考。
一、近年来__院在贯彻党群众路线工作中的具体做法
如何坚持检察机关的人民性，使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科学发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高检察干警群众工作能力是检察工作机制创新的重大课题。近年来，我院始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作为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来抓，把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做好检察工作的结合点和切入点，认真履行职能，坚持科学发展，服务人民群众、化解社会矛盾，优化司法环境。
（一）公开承诺，关注民生。向社会公布__检察院服务群众的“六项承诺”，即：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活动，确保社会和谐稳定，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健全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工作机制；紧紧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工作大局，加大查办职务犯罪的工作力度，依法严惩各类职务犯罪，特别是危害民生的职务犯罪；强化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确保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有效地保障；开展“阳光检务”活动，对检察机关办理的各类案件(法律规定的除外)，保证做到程序公开、透明；坚持检察长接待日制度，检察长接待群众来访每月不少于1次，对接访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并做好反馈；加强检务督察，对群众举报检察干警的违法违纪线索，快速查办，严肃处理。全体干警结合岗位责任分别写了执法为民承诺书，采取印发宣传材料、利用网站、电子显示屏等形式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
（二）深入调研，掌握民情。建立了党组成员联镇工作制度，7名党组成员各联系一个重点镇，定期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对影响农村发展和稳定的因素进行调研，体察农情，掌握农村所需所求。开展涉农专项分析。对近年来本院受理控告、申诉情况，进行统计研究，针对反映的苗头性、普遍性问题，分析形势，找准症结，为解决存在问题，提供信息资料和处理依据，不断提高处理涉农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努力将各类涉农的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组织相关科室和调研骨干对村官职务犯罪、农村妇女犯罪、留守学生犯罪以及民间纠纷日益增多等现象进行调研，有效地指导涉农检察工作开展。党组书记、检察长孙自清撰写的《服务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美好__建设》，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陈猛撰写的《如何应对新刑诉法对反贪工作带来的挑战》等理论文章被中省有关报刊刊登交流。
（三）发挥职能，平息民怨。从治本入手，严查涉农职务犯罪。凡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案件，不推不拖，件件受理，案案调查，做到犯罪线索优先查，大案要案集中力量查，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惩处。集中查处了一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征用、扶贫开发等惠民工程领域发生的基层干部的职务犯罪案件。抽调专人深入到镇村、社区，挖掘渎职犯罪线索，依法查处基层干部犯罪，有效维护了农业资源 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先后查处了白柳镇白柳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某某、社区主任梁某、__县国土局土地储蓄中心股长王某、白柳镇主任科员张某某、__县国土局土地储蓄中心会计李某等6人利用职务便利采取虚列征地拆迁补偿款的方式贪污公款11余万元案等，严厉打击了涉农职务犯罪，维护了农村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对于不构成犯罪的案件，经过初查，属于违纪问题的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并发出检察建议，督促整改。属于检举失实的，向农民讲清楚，解除怀疑，消除误解。与此同时，结合办案帮助村委会、社区建立村务公开制度，让农民了解财政收支情况，便于群众监督，改善干群关系。在严厉查办农村职务犯罪案件的同时，对农村专项资金实施有效监督，确保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落到实处，增强村民对基层干部的信任感，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
（四）服务基层，方便民众。利用检务公开宣传日、举报宣传周、“走千家、访万户、送法律、送服务”、“法律六进”（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等活动，深入基层举办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与咨询活动。在显要地段设立检民联系箱，公布联系电话，宣传检察职能，将受案范围、举报途径、联系方式等公布于民，方便群众随时咨询。坚持检察长巡回接待制度，开展每月一次的检察长深入镇村、社区接访活动。接访中现场受理群众控告、申诉和举报，为民排忧解难，对接待活动中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能当场解决的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给来访群众明确答复期限，促进矛盾及时、有效解决。去年接待群众来信来访113件次，其中检察长接待来访24件次。对涉检上访案件由控告申诉检察科进行逐一排查，将群体访和越级访作为重中之重，摸清非正常访案件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落实领导包案，班子成员每月轮流接访、亲自处理、亲自包案，落实具体责任人、限期办结、督察到底，做到包接待、包处理、包息诉。对每一时期的重信重访、重点信息及动态及时报告上级业务部门和县政法委，并按规定定期报送有关材料。实行息诉回访制度，对涉检上访息诉案件进行回访，协调有关部门妥善解决他们的生产、生活。
（五）化解矛盾，理顺民心。在依法快捕快诉，稳、准、快地打击影响农村安全稳定犯罪的同时，摒弃就案办案、就事论事的单纯业务观点和机械做法，慎重办理社会影响大的案件，不枉不纵打击犯罪。围绕建设平安__目标，充分发挥批捕、职能作用，对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杀人、伤害、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和盗窃、抢夺等多发财犯罪，坚持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加班加点快捕快诉，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了“6.02 ”抢劫黄金案案犯张某、杨某，盗窃系列摩托车案案犯姬某等一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保持了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结合新农村建设，严惩危害农村稳定、侵犯农民利益的多发性犯罪，以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共批准逮捕此类案件69件106人，47件84人。正确执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从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角度促进刑事和解，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民间发的故意伤害致人轻伤且社会影响不大的案件，对未成年人案件，以故意伤害致人轻伤和交通肇事犯罪为主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因邻里纠纷引发的无预谋伤害案件及被害人存有过错的部分重伤案件等，在审查逮捕、环节，依法不批捕、不，减少社会矛盾。对农村房屋拆迁、新建等引发的民间纠纷，注意政策策略，以双方当事人意见自治为原则，通过释法说理、调节疏导，积极促成双方和解，促使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力争实现案结事了，有效调和利益冲突与矛盾，最大限度维护农民诉讼当事人合法权利。对农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提审、讯问中做到“三个问清”“四个注意”，即问清家庭概况，有无需要抚养、照顾人员。问清生活情况，有无正常经济生活来源。问清身体状况，有无重大疾病，对适龄女性犯罪嫌疑人，问清是否怀孕及子女安排情况等，并根据具体情况，尽力解决其生活困难。对被害人，积极做好权利、义务告知工作，努力为其挽回经济损失，帮助追回赃款，同时全面推行不公开听证、对被害人抗诉申诉不支持的实行说理书面答复等，对被害人的心理进行疏导，化解其不满情绪。
（六）保驾护航，贴近民意。对执法行为的关键部位、部门和薄弱环节制定了统一的工作标准，如《案件监督管理工作规定》、《案件质量考核办法》、《案件监督管理工作细则》等多项制度，并成立案管中心定期督查，使每一个执法环节都处在严密的制度规范之下，树立检察干警为民执法、为民办实事的良好形象。实行网上办案和网上监督工作模式，实现办案的信息化、透明化、公正化，使为民办实事的工作与效果全方位地呈现在人民群众面前。坚持案件回访，掌握涉案单位、涉案被害人等对案件承办人在办案过程中遵章守纪、廉洁自律情况的反映，督促整改，保障检察机关为民执法、为民办实事的程序性、规范性、合法性。建立涉农案件快速办理通道，对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坑农害农等案件，及时审查、优先办理，确定专人督办、催办，杜绝超期限问题的发生。对涉农案件和纠纷，实行繁简分流，分类处理，专人承办，同时与公安、法院密切配合，推行简易案件流程提速、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等工作，节省司法资源，加快办案节奏，提高办案效率。三是深入开展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解民忧、解民怨、解民困“三问三解”活动。从干警思想深处解决“权从何来”、“为谁执法”、“为谁服务”问题入手，促进干警思想上为民利民、工作上惠民富民、作风上亲民爱民。石门镇付家庄村是我院扶贫包帮联系村，我们将57名干警分别确定35户贫困户实行二对一、一对一包帮，摸清底子，建立台账，制定扶贫计划，落实包帮措施，限期脱贫致富。采取干警轮流蹲点方式，深入农户同吃同住同 劳动。院领导带领干警深入村组、农户，详细了解群众的生产情况和生活状况。针对付家庄村主导产业建设、通组公路建设、农电网改造、村委会活动室建设、危房户安置、人畜饮水工程等问题，制定帮扶计划，明确帮扶重点，细化具体措施，协调有关部门立项决解。将该村一精神病患送往县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协调3户贫困户申报大病救助，1名接受白内障免费治疗术，1名贫困大学生接受省慈善机构的救助。
二、在贯彻群众路线工作中存在的有关问题
在检察工作实践中，由于受体制、机制和人员素质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还存在以下薄弱环节：
一是思想认识不足，部分检察业务在服务民生上较为薄弱，缺乏主动性。有的干警思想上存在模糊认识，认为检察机关不是包医百病的救世主，导致对涉及民生问题案件监督意识不强，监督水平不高，监督手段不多，监督力度不够，严重制约了法律监督工作的开展；职务犯罪查办工作与上级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差距，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是宣传力度不够，社会对检察工作性质、职能知晓率不高。群众一般认为检察机关只是一个依法代表国家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公诉机关，社会各界对检察工作职能缺乏认识和了解。重打击轻保护，使检察机关的宣传大多集中在刑事检察业务上，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宣传力度不够。当前，各种经济利益纷争矛盾凸现，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反映强烈，但部分群众既不知道还有检察院这条救济途径，申诉群众不懂得通过检察院这个途径进行维权，造成案源少，不利于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三是法律不够完善，制约了检察机关对涉及民生案件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法律的规定过于简单和原则，比如在民行检察工作方面，民事诉讼法总则规定了广泛的检察监督权力，而分则仅规定了单一的抗诉监督手段，而且缺少必要、具体的操作程序和规范，对监督范围、抗诉期限等法律均未作出规定，检察院从接受群众申诉到立案审查，直至向法院提出抗诉，经历时间过长，监督的效果没有达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对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案件法院必须依法再审，但对一些事实清楚的案件，检察机关如果采取检察建议的方式对法院生效的判决和裁定进行监督，既可以提高办案效率，也可以节省司法资源。然而，法律对于检察建议却缺乏明确、具体、可操作性强的规定。法律的不完善制约了检察机关行使法定监督职责。
四是队伍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主要表现为：一是在思想认识上淡化群众路线。少数干警没有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没有解决好“我是谁”的问题，宗旨意识不强，群众观念淡薄;对脱离群众的危险性没有清醒的认识，警惕性不够;不重视做群众工作，群众路线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二是在工作指导上弱化群众路线。不从群众需要出发，不考虑群众的感受，不注重调查研究。重业绩，重效益，只看办案数量、经济效益，不注重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三是在作风上脱离群众路线。少数干警作风不实，缺乏脚踏实地和埋头苦干的精神；执法不规范、不文明，有特权思想、霸道作风。四是在感情上背离群众路线。对群众的感情淡漠，漠视群众诉求；做群众工作没有激情，割裂了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三、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建议及对策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工作的永恒主题和执法办案的最高价值追求，也是检察机关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基本价值取向。只有关注民生，走近群众，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使检察工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促使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沿着法制的轨道健康发展。
（一）认真履行职能，关注人民群众。
一是以打击各类刑事犯罪为重点，努力维护社会稳定。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稳定意识，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紧紧围绕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围绕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进一步突出打击重点，加大对涉及民生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依法严厉打击严重暴力犯罪、多发财犯罪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犯罪，努力维护社会稳定。积极参与整顿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二是以查办和预防涉及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为着力点，切实维护民生。深入开展查办民生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开展查办涉农职务犯罪专项行动，保障国家支农强农惠农政策的有效落实;特别要突出查办涉案金额大、涉案范围广、涉案人员多的大案要案，深挖窝案串案。特别要注重查办发生在基层或者案值不大但人民群众高度关注、反映强烈、影响恶劣的职务犯罪，坚持大案要查，小案也要查，老虎、苍蝇一起打，有效震慑和遏制危害民生的职务犯罪。结合办案，加强对典型案例发案原因、特点和职务犯罪行业、领域犯罪态势的分析，及时帮助有关行业和单位健全制度，堵塞漏洞，预防犯罪。组织干警深入基层开展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真正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向基层延伸。
三是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立案监督方面，要切实监督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和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解决打击不力和保障无辜者不受追诉的问题；在侦查监督方面，要切实监督纠正违法侦查、违法取证、刑讯逼供违法插手经济纠纷等问题，最大限度的在追究犯罪的同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在审判监督方面，要切实坚持执行实体法与执行程序法并重的原则，在监督审判机关依法审判的同时，对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畸轻畸重等问题坚决行使法律监督权，力求保护公民在适用法律上的平等权；在民事审判、行政诉讼监督方面，要坚决对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提请抗诉，对法院正确判决要认真做好当事人的息诉服判工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是要竭尽全力做好控告申诉工作，关注法律实施中的公平正义。从加强监督、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出发，积极做好控告申诉工作，对人民群众的举报、控告、申诉案件，要及时办理，对所有举报案件，要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声，取信于民。
(二)畅通诉求渠道，走近人民群众。
一是健全完善检务接待机制。将控告申诉接待室作为业务接待中心，形成广泛联系群众，统一对外联系的窗口。健全完善下访、巡访、联合接访、大走访、预约接访、检察长接待日等制度规定，积极引导人民群众依法合理表达诉求，较好回应群众司法诉求，做到对群众提出的问题件件有答复，事事有着落。
二是创新受理民生案件的工作机制。健全举报电话和网上举报平台的应用机制，加强举报宣传，对举报案件的受理、流转、办理、回复等程序严格规范，落实举报职务犯罪属实的依法予以重奖和实名举报的书面说理答复制度，确保群众诉求渠道畅通。规范检察机关内部民生案件信息的流转和处理机制，明确责任，确保信息资源得到整合利用。建立联系制度，延伸工作触角，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旁听民事、行政诉讼案件庭审活动制度，着力解决对民事审判、行政诉讼监督“软”的问题。
三是妥善处理涉及民生问题案件。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做好群众工作，要带着感情、带着政策、带着法律、带着责任，认真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用真情劝慰，用法律劝导，用情理劝止，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更好地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有力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要作换位思考，以人性化的关怀感化他们，做到处置问题不产生震荡。
四是提高民生案件的办 理效果。严格把握民生案件办理的法律政策界限，办案中，把解决法律问题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一起抓，特别注重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努力为被害人挽回经济损失，积极探索对因犯罪行为导致生活困难的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
五是建立执法办案预警评估机制，对执法办案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突发性、等涉检风险进行评估论证，及时制定风险预警和处置方案，有效化解各类矛盾。努力畅通民意诉求渠道，使检察机关真正成为群众感情上的贴心人，呼声上的代言人，权益上的维护人。
六是建立检调对接工作机制，加强与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法院、县局、监察局协调，共同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三)坚持科学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一是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在工作机制上求突破。通过建立检察服务联络点、旁听民事行政案件庭审、设立举报箱等诉求渠道，建立完善以控申、民行检察业务为支撑，检察机关内部全员参与的接访工作机制。落实并推行检察长全天候接待的承诺，形成领导带头、全员参与、责任明确、高效便民的接待处理新模式。做到信息畅通、各负其责、处理迅速、群众满意。
二是创新宣传载体，在提升检察工作知名度上求突破。深化检务公开，创新工作模式，组织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推行变被动接访为专项服务、定期走访的工作机制，大力宣传检察工作职能，定期下访了解社情民意，以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认识、了解检察工作性质，为人民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题。
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范文6
(-)大量企业之间相互担保引起的系列案件
2011年至2013年,厦门两级法院受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3063件,其中厦门中院受理333件。在厦门中院民二庭受理的242件案件中,涉及三家企业互保或个人与企业联保的案件242件,占全部案件100%,涉案标的36.4亿元,关联企业联保案件165件,涉案金额18.0亿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情况统计表明,企业贷款联保现象严重,存在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社会不安定因素。企业联保放大了贷款担保能力和信用倍数,在市场上升期有助于集中规模优势,更易获得银行贷款。但是,一旦市场下滑,一家或多家企业出现偿付困难,资金链风险就会顺着担保链条危及全部联保企业,风险系数放大,形成系统性风险。厦门中小企业贷款的互保、连环保现象较为普遍,长期以来形成了错综复杂、牵涉面广的担保链。在经济下行期,企业之间的担保非但不能化解和缓释风险,反而进一步传递和放大了风险,往往导致一损俱损,只要一家企业资金链断裂,将迫使关联互保企业资金链产生危机,导致联保企业连锁倒闭,进而引发大量债务纠纷等连锁问题。?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案件大都存在4个以上被告,涉及中小企业的案件则多达数十个被告。众多被告之间存在相互担保关系,在大量涉诉时,往往没有清偿能力,同时给后的银行造成大量损失,进一步恶化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较典型的有东方龙系列案件,截至目前,东方龙系列案件涉案金额4亿多,信达公司系列案件涉案金额4亿多,中瑛融资担保公司与佰旺建材等系列案件,涉及案件超过20起。企业联保或企业与个人互保极易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个人参与企业联保,容易为个人利益而大肆向银行借款举债。部分企业发生危机容易导致企业联保债务的产生以及企业法定代表人、大股东携款逃跑、恶意躲债等问题。这不仅为企业债务后续清偿制造了障碍,而且会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
(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企业借贷纠纷与民间借贷纠纷相互交叉
2011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日趋严峻,国内宏观政策调整的累积效应显现,经济增速放缓,给企业经营带来较多不利影响。同时,由于福建经济结构中存在一些不合理的方面使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挑战,银行不良贷款出现较大反弹,各大银行银根紧缩,中小企业资金出现断裂。自2008年起,厦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逐年增多,民间借贷案件与企业借贷案件的标的额均大幅度增长,出现大量企业及企业主向民间资本进行融资的纠纷(详见表2、表3)。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部分银行的抽贷、压贷行为加剧了企业资金链的紧张程度,进而造成其他债权银行风险上升。另一方面,部分企业涉足高息民间借贷,财务成本巨大,使得经营亏损湘资金链断裂。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得到足额的融资,转向民间寻求短期融资渠道,又因资金链断裂无法偿还高额的民间借贷利息,引发一连串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且涉及案件均超过20起。
(三)钢贸行业旳融资纠纷频发
自2012年起,厦门钢贸企业因金融资金链断裂产生的连锁经济纠纷十分严重。其中,密集地出现当事人以钢材贸易作为融资手段,向银行、企业和个人等进行融资,后因钢材的跌价及资金链断裂产生纠纷,有些还夹杂着经济犯罪现象,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安全。如=2012年以来,厦门中院受理钢材贸易纠纷56件,涉案标的11.7亿元,涉及联保企业的约23件,由此导致上下游整个产业链发生危机。在钢贸交易过程中,出现了同一批货在同一钢贸市场、同一时间、同一交易主体之间进行多次交易,交易商与仓储方勾结进行一物二卖,或将已出卖货物又向银行质押的情况。同时,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发现了仓储方或监管方对同一批货物开出两份仓单或仓储清单、两份不同的发票和货物质量证明等情形。钢材贸易的案件主要见于买卖合同纠纷、仓储合同纠纷和委托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在于,涉诉中小企业多,涉案金额巨大,当事人申请诉讼保全比例较高。
二、我市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法律成因
(一)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
目前,我国适用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仅有《中小企业促进法》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法律在中小企业权利、义务、责任以及融资方式、信用担保、信息公开、金融监管、政府服务等方面保障乏力,因而出现企业经营不规范以致信用度低,融资担保不合规以致骗贷赖账横行,监管服务不到位以致歪门邪道充斥市场,违法处罚效力不高以致企业规避责任逃避处罚的现象。
(二)现有的法律和制度还不尽完善
《中小企业促进法》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颁行多年,有些规定已不适应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在现有的法律中,有些规定因过于原则而缺乏操作性。中小企业在经营中,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操作,处于法律规定不明的“灰色地带”。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常出现认定标准不一致,裁判尺度不统一的情形,影响了裁判的公平和公正。例如,尽管法律对担保制度作了规定,但企业互保、联保机制不够健全,司法实务中对让与担保的效力争议较大。而法规的操作性不足使得政府有时过多地介入中小企业之间的纠纷,进而发生管理不善的情况。
(三)中小企业经营者依法经营和依法管理意识淡薄
调研结果反映,大多数中小企业经营者不知道国家出台的有关法律、政策和规定,一些金融机构也出现有法不依、有规不循的现象,在一些环节中,政府介人也可能违法。更糟糕的是,政府、法院与金融机构之间信息无法共享、透明度不足,主管金融的政府部门、法院、金融机构、银监局、中小企业协会之间的信息不畅通,使法律应有的保障能力大大降低。例如,银行一旦得知贷款企业涉诉,就纷纷要求企业提前还贷,企业因无法还贷陷入资金困境,而企业生产资料又遭法院保全,官司缠身,使企业无法正常经营。政府和有关管理部门依法管理意识淡薄,还反映在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法律保障和制度服务方面的不足,这是致使中小企业发展不断陷人困境的基本原因。大量案件表明,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单纯地注重增加货币供给而忽视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法律制度完善,必将导致中小企业受到法律的各种限制和束缚,从而影响中小企业融资途径的拓展和融资效率的提高,并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
三、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法律思考
(一)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融资的法律制度
许多发达国家都通过立法来确定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例如,美国政府1953年制定了《小企业法KSmaWBusinessAcf)并经国会通过,这是一项框架性的立法。该法规定,小企业是维持自由竞争的重要因素,扶持小企业可消除不完全竞争^2010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新的《2010年小企业法KSmaWBusinessJobsActof2010),旨在为小企业减税和提供更多的贷款。日本于20世纪50年代,修改了《中小企业基本法》,以推动独立的中小企业富有多样性和充满活力的成长与发展为宗旨,明确规定了中小企业的划分原则和中小企业发展的基本原则。此后,日本陆续颁布了《商工组合中央金库法》、《中小企业振兴资金助成法》、《中小企业金融公库法》等法律,形成了比较健全的中小企业法律体系,为以后的中小企业立法指明了方向。
1.适时修订《中小企业促进法》
《中小企业促进法》是我国中小企业立法发展的一个巨大突破,标志着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事业开始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中小企业融资其他问题的法律依据主要来源于《公司法》、《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普遍适用于市场各类主体的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各部委和各地出台的政策性文件。在法律制度层面,中小企业融资的“先天劣势”来源于现行法律、法规对其关注不足,即使颁布了《中小企业促进法》和有关的政策性文件,也依然无法使中小企业在现有的法律体系内获得实质性的保护。且《中小企业促进法》在立法上也不够完善,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缺陷。例如,不够关注中小企业自身谋求发展的权利;没有理顺中小企业的管理机制;扶持中小企业的措施不能满足需求;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差等。《中小企业促进法》对于什么样的企业可以作为中小企业法律关系主体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和划分标准,对中小企业法律关系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及中小企业的责任等法律问题的规定还不尽明确。在法律中明确中小企业的资格、权利和责任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法律对中小企业保护的依据。
2.制定《中小企业融资法》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有关中小企业融资的专门性法律,在与中小企业融资有关的融资方式、信用担保模式、政府及有关机构的介人方式、融资监管、中小企业融资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均缺乏法律统一规定。有关中小企业融资的相关规定散见于《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之中。这些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由于立法主体、立法角度、所属领域和政策目的不同,难免会相互矛盾,影响中小企业融资法律的适用。因此,需要制定专门的《中小企业融资法》,以突破现有法律在融资方式、信用担保制度、金融监管以及中小企业权利等方面保障乏力的困境,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更为具体的法律制度,保证中小企业融资有法可依、合法运作。比如,美国针对中小企业融资就专门制定了《社区再投资法》?来解决融资难题。
3.制定与《中小企业促进法》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法律法规
针对《中小企业促进法》关于建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要求,2008年,国家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但由于该办法颁布距今已有五年之久,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已无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急需重新修订。由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管理机构、专项资金的申请、使用和监管等问题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我国应及时制定《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管理法》,详细规定中小企业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中的主管机构及其权限、资金来源、专项资金的支持方式、中小企业申请专项资金的资格条件、专项资金的审批机关及监管机关等事项,保证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的申请和审批、使用和监管有法可依。美国有一系列保障中小企业发展的配套法律制度,?我国可以借鉴该配套立法模式,根据中小企业融资普遍面临的信用担保、融资机构、融资服务等问题,依据《中小企业促进法》,对现有法律资源加以整合,加快制定相关单行法律法规,以配合《中小企业促进法》,构建一个包括担保制度、融资服务、技术创新、财税支持、竞争地位、公司破产等一系列问题在内的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法律体系。
(二)完善中小企业信息公开制度
信息不透明被认为是影响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小企业多处于企业成长初期,其内部财务制度较不完善。加之大型银行和投资者对中小企业的歧视性待遇,致使中小企业难以公开也不愿公开其财务信息。但是,要了解中小企业是否具有融资资格,就必须获得这些公开的公司财务信息和有关企业真实经营状况的其他信息,这其中包括来自于其他相关企业和行业内部的评价等。但就目前的制度设计来看,能为有关金融机构提供中小企业信息的机构较少,即使能提供,信息数量也十分有限。正因为如此,完善我国中小企业信息公开制度对于帮助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甚至通过非正规渠道融资都有重要的意义。
1.针对中小企业建立主办银行制度
主办银行制度是一种体现并调整银企关系的现代金融制度,建立该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主办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资本互动,解决由于企业财务信息不公开而影响银行发放贷款的问题,从而实现银企融资博弈中的双赢。?主办银行制度除了帮助中小企业获得银行间接融资之外,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解决了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与中小企业直接和长期的合作,银行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和积累企业的真实信息,并对企业实施必要的监控;二是通过向信贷经理积极表达融资愿望,中小企业能够获得主办银行提供的合理信贷计划,节约融资信息转换的成本。1996年7月颁布的《主办银行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主办银行是指为企业提供“转、贷、存”业务,以银企双方签订的《银企合作协议》为纽带,与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中资银行。但由于制度设计重理论探讨和原则规定,缺乏对实际情况的考量,在实践中暴露出许多问题,该《暂行办法》最终因背离制度设计的初衷而没有长期实施。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转轨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重新建立中小企业“主办银行制度”,并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明确“主办银行”的法律地位、职责以及主办银行基本制度,显得尤为必要。法律对“主办银行制度”的规范和保护,能够打消中小企对企业信息公开的顾虑,消除中小企业融资中的“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依法促使中小企业信息公开。
2.依法完善中小企业信息共享机制
各家融资机构都有建立中小企业信息共享机制的动机和意愿,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能够帮助这些融资机构快速了解中小企业的信息并作出决策,从而有效控制融资进度,提高融资效率。但目前的信息共享机制尚有不尽完善之处,从法律角度来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是规定中小企业信息的合法来源。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的基础是信息来源的问题。一般来说,主办银行信息应当作为信息共享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以其他相关银行、证券发行机构提供的信息作为补充。法律应当对非法定渠道获取的信息作为信息共享的部分作出具体的规定,既要对“合法”与“非法”信息加以界定,也要对相关部门的职权作出规定。同时,法律还需要对金融机构因信息甄别有误而给中小企业带来损失所应承担的责任加以明确规定。二是依法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制度。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中小企业的专业信用评级机构。信息公开制度的重要内容就是信息中介机构对大型商业银行提供的信息数据加以分析,并结合中小企业所属行业、地区等因素对中小企业信用情况进行分级。此外,还有必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库,以保证大量的中小企业信息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不同金融机构之间实现共享。因此,法律有必要对中小企业信用机构的机构设置、机构职能和权限、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方法以及对中小企业信息共享系统的维护加以规定。三是加强对中小企业信息公开的监管。中小企业信息与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一旦发生信息泄露,势必给相关企业造成不良影响,既不利于维护信息共享机制的稳定,也易造成中小企业对信息共享制度的不信赖。因此,需要对现有相关法律加以修改,明确必须公开的数据及公开的方式。如《银行信贷等级咨询系统管理办法》应当对此问题加以明确规定,并要加强对违法公开中小企业信息主体的惩处力度,保护中小企业的权益。
(三)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
1.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
担保机构的风险与收益往往难成正比,因此大多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不愿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而根据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的规定,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属非金融机构,是政府为间接支持中小企业法发展的政策性扶持机构。因而在法律中应明确规定政府帮助中小企业实现融资担保的责任,依法赋予政府合法介人的权力,规范政府介入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过程中的行为,为政府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有效介人提供法律依据。此外,可借鉴国外的经验,由政府筹集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并在法律中加以规定。
2.建立信用担保风险分散体系
当今世界即使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样充满荆棘和考验,建立融资担保的风险分散体系是担保机构平稳运转的重要环节。因此,应当分散信用担保风险,依法加强对信用担保机构的监管,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的健康运行。应将信用担保机构的信用审查与融资中介机构的信贷审核结合起来,由融资中介机构负责融资风险的控制,担保机构主要承担事后的审查和追偿责任。在建立信用担保基金的基础上,由政府筹集信用风险担保基金和再担保基金,在政府主导下将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风险降至最低。
3.建立中小企业互助融资机构
《中小企业促进法》对国家鼓励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措施作出了规定。第20条规定:“国家鼓励中小企业依法开展多种形式的互融资担保。”但目前对此尚缺乏可操作性的细则。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成立中小企业间的互融资担保机构,规定该机构的法律地位、产权结构、互保机制、风险承担机制和内部监管机制,从而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帮助中小企业顺利获得资金支持。(四)构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很大程度源于中小企业在市场资源竞争过程中的先天劣势地位。?目前,我国对中小企业的管理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国家及政府机构对中小企业的宏观管理,二是以市场化中介服务机构为主的微观服务。这种管理层次和服务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由此导致的中小企业与资金提供方、与政府和其他企业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出现,影响了中小企业融资的效果。因此,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
1.规范市场化中小企业服务市场
《中小企业促进法》第38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建立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市场化的中小企业服务组织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的结合点,是解除中小企业融资服务资源瓶颈的重要手段,既可以帮助中小企业跨越产业壁垒,推进自身更好地发展,也可以集中搜集资金信息,节约信息搜集成本,有效克服中小企业与外部资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目前中小企业使用社会服务的比例还很低,据调查统计,我市约三分之二的中小企业不知道政府出台的相关规定。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目前尚未有相关的法律对中小企业市场化服务机构进行监管,再加上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客观上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成立时间短、服务资金小、服务资源不足、地区发展不均衡、服务机构间的不正当竞争和多头监管等。对此,一是可以将市场化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机构的活动方式纳人法律监管之中,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市场中介的组织性质、权利和义务;以法律方式界定市场化融资服务机构的活动范围和方式,从而规范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机构的组织行为。二是依据《行政许可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律师法》等法律及相关政策性文件中的规定,建设市场化中小企业融资的法律服务平台,明确中小企业融资法律服务平台内各主体的法律地位、行为准则以及服务范围、服务平台运行机制、监管机构的设置等问题。通过服务平台将中小企业和具有专业融资经验的法律机构联系起来,引导中小企业与有关融资法律服务机构间的合作,破解中小企业融资中的法律障碍,帮助中小企业从融资成本和法律风险等角度进行统筹安排,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决策的最优方案。
2.健全中小企业政府管理体系
按照《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相关规定的要求,几乎各级政府(县级以上)都设有相应的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经贸、工商、财务以及科技等各部门都颁布有各类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并依职权对中小企业进行监管。但因部门分治、缺少政策组合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各部门有关职责的发挥。因此,要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基础上形成完整的中小企业政府管理体系。完整的中小企业行政管理体系是建设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的重要保障。要加强政府各有关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建立中小企业管理协调机制,并在法律统一规定的基础上依法行政、协调配合,更好地从不同领域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五)制定法律规制“影子银行"
法律对合法的非正规金融保护缺失,对不同类别的非正规金融融资的性质认定边界不清和监管不足,是目前对非正规金融管理法律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为适应非正规金融融资发展的现状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保护中小企业融资双方的利益,需要从以下方面引导非正规金融融资。一是要加快民间资本设立银行。要加快制定民间借贷融资法律规范,通过立法承认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在必要的情况下制定细化的配套法律,引导民间借贷市场的健康发展。要适时修改相关法律,加快金融制度创新,重视和肯定“合法”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及其地位,在金融制度改革中提供非正规金融转变“体制外”身份的途径。二是要加强对非正规金融融资的监管。非正规金融融资因其游离于金融体制之外而缺乏有效的监管,且合法的非正规金融与非法的非正规金融都具有资金融通、资金提供者获得利益的特征,因而司法实践中对这些不同性质的非正规融资的认定难度较大。因此,要加强对非正规金融融资资金来源和使用的监督,要理清多种非正规金融融资形式的法律界限。
(六)建立司法性中小企业失信惩戒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