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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范文1
本文结合我们国家审计涉及到涉农专项资金的延伸审计和财务收支专项检查情况，对查出问题形成的制度缺乏和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加以分析，以村集体内部管理、村财管理中心监管和其他职能部门监督三个层次，提出健全制度，建立相关工作机制、加强监督管理等的意见和建议。
一、加强村集体经济内部的财务管理
针对会计基础工作薄弱和财务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以镇（乡）政府有关部门应要求各村集体经济建章立制，以执行较好的村委为示范和推广模式，重点抓好会计基础规范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支出预算制度、资产管理登记制度的制定，并形成指导、检查、考核的工作机制，主要分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会计基础规范工作
针对村级会计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人员不够稳定、会计基础工作薄弱的现状，应建立村财务会计基础工作达标制度，力争在一、两年内有较大的改观。
具体内容有：各村会计人员需具备会计员资格，各村需制定相对完备的会计基础规范制度。如：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签章管理制度、资金收付制度、票据审核制度、固定资产台账和管理制度、会计工作移交制度、定期对现金和银行存款账实核对制度等。
（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根据《村集体经济村集体经济会计制度》，各村应建立健全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严格现金开支范围，杜绝现金坐收坐支。包括：货币资金业务的岗位责任制、现金管理制度、现金开支审批制度等。
（三）推行支出预算制度
选择重点村为试点，在三年内在所有村推行支出的预算制度，本着量入为出的原则，经过一定的议事程序， 村集体每年年初要根据本村经济实力和当年计划发展集体事业情况，编制详细财务收支预算，经“四议会”讨论通过后，报批。要对非经营性开支的管理，实行总量控制，制定有关村级招待费、差旅费、租车费用、汽油费、旅游项目等费用的开支标准，作为村务公开的一项内容，接受监督和检查。
（四）建立工程项目管理制度
村集体的工程项目，大部分由村民自己组织实施，施工队伍极不规范，工程质量无法保证，工程款大部分以劳务费的形式结算，支付方式也是以大额现金支付。管理上存在着很多漏洞，造成了违规行为的易发多发。
针对上述情况，要建立健全工程项目管理制度。对投资在10万以上（具体数额可以根据村集体的规模来确定）的工程项目，施工合同、“四议两公开”等资料要进行审核备案，工程决算时要有必要的验收程序。资金来源是财政专项资金的项目，必须履行招投标和决算审计等程序。
（五）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制度
建立资产台账登记制度和处置制度。村集体的资产存在着底数不清、在用和弃用不清、增减变动登记不规范的现状，因之产生的收益极易流失或成为帐外资金的来源。应该严格管理、摸清底数，使资产日常登记逐步正规。
镇政府、农经办等部门应当加强对承包、租赁、对外投资、入股和合作经营合同履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监督各项收入是否及时足额上缴纳入账内核算，特别是开发合作合同有无合同外约定违规收入，或者签订超长期限合同，跨界收取有关收入的问题。
二、发挥村财管理中心的管理和监督职能
村财管理中心作为代管机构，应发挥其管理和监督的职能。但目前还存在着财务人员不够稳定，新旧会计交接不够清楚，会计人员实际账务处理的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村财的管理职能实质上只是记账功能，没有适当规模和功能的资金中心。所代管的村的基本账户开户虽在指定银行，但实际上是现金坐支、资金体外循环。
镇（乡）政府应在财政、审计等部门的指导下，将建立具有资金收付审核、会计集中核算职能的会计核算管理中心列为长期规划。目前应从严格审核把关、推动各项制度的执行、内部建设等方面入手，加强财务管理职能的发挥。
一是严格审核票据，规范账务处理，推动各村财务会计基础规范工作。
对各村主要现金收入、现金开支的内容、管理现状进行摸底，制定可行的管理制度。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核定各村库存现金的限额，保证村集体经济组织日常零星开支的需要的同时，对公必须使用支票结算，严格杜绝大额现金支出。
规范票据使用，严把审核关。印制统一的收款收据和内部往来收据，用于村内部的收款和往来活动，建立统一购领、审核、核销等管理制度。
二是加强资产的动态管理。组织一年两次的往来账清理核对、开展不定期的固定资产使用状况和处置情况的清理和检查。
三是提升硬件和软件的配置，稳定中心人员队伍，加强业务培训，提升人员素质，充分发挥村财管理中心的管理和监督作用。
三、建立健全全方位立体化监督机制
根据农村廉政工作要求和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主管部门镇政府和农委、财政、审计等部门，应该进一步建立健全包含多部门的监督制约机制。
（一）加强涉农资金和项目的管理和监督
对拨付村集体使用的各类专项资金和项目，涉及农委、国土、水利、林业、环保、住建、文广新等资金项目安排部门、郝庄镇作为资金拨付部门和郝庄镇内审机构和审计局、纪检等监督部门，要加强对资金的管理、使用和项目效益的跟踪监督工作。
（二）建立经济合同预审和备案制度，形成合同管理工作机制
制定涉及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方面的重要合同、协议的审核备案制度。村有关涉及惠民的重大事项、重大资金、重点工程所签订的合同、协议等文件，由专门的部门负责审核。
预审部门应审核规范合同签订事项是否合规，约定要素是否健全，合同双方相关责任是否明确，约定的期限是否恰当。
特别是租赁合同重点审核租金比照同等条件的市场价格是否合理，租期是否恰当；房地产开发合作合同重点审核开发项目是否可行、开发条件是否具备、合作条件是否公允、有无收益分配、收益分配约定是否合理、有无合同外私自约定分配其他收益的问题。
（三）建立村级财务审计制度，积极探索村干部离任和任期审计
根据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状况，我们建立了审计制度，对重点村进行年审、其他村两年轮审；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专项审计。制定了具体的审计实施方案。审计重点内容是：会计基础规范工作、财务管理情况（包括资金管理、票据管理、合同管理和资产管理）、收支情况（包括收入、非生产性支出、土地补偿费收支等）及债权债务情况。具体工作中要注重审计结果的整改落实效果，形成督促整改和落实，对共性问题集体研究对策，形成制度等的工作机制，取得实际效果。
积极探索村干部离任和任中审计。规范村委换届交接工作中的涉及资金、资产和资源等管理的权责划分和交接程序等事项。
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范文2
关键词：酒精中毒；急性；纳洛酮；西咪替丁
急性酒精中毒向来都为内科急诊的常见病症之一，通常情况下，此类患者在中毒症状发生以后，其中枢神经系统均会出现一个先兴奋后抑制的过程，其后期症状严重者甚至可至突发休克、昏迷与呼吸抑制等，同时还有较高几率诱发心脑血管相关的意外事件，若不能获得及时有效救治，患者生命将受到一定程度威胁。笔者所在科室在近1年内采用纳洛酮联合西咪替丁针对部分急性酒精中毒患者实施治疗，其疗效令人满意，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笔者所在科室于2012年10月～2013年11月收治的52例急性酒精中毒患者作为本研究之对象，所有患者在入院时均表现有不同程度呕吐、腹痛、头晕与头痛症状，同时均排除合并有精神与神经类疾病以及其他特殊病史者。其中包括男48例，女4例；年龄18～64岁，平均（28.2±4.3）岁；饮酒量200～1000ml，平均（512.3±72.6）ml，均为高度白酒；酒后就诊时间30min～4h，平均（1.8±0.7）h；参考急性酒精中毒（AAI）诊断标准与分期包括酒精中毒兴奋期10例，共济失调期22例，昏睡期20例。将此52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26例，比较组间患者的上述临床资料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可比性。
1.2方法 两组患者在入院后均给予密切的生命体征监测，同时给予轻度与中度酒精中毒患者以催吐措施，对重度患者给予转院实施洗胃。在此基础上观察组再采用纳洛酮与西咪替丁联合给药的方法进行治疗，具体方法如下：对处于兴奋期的患者直接采用0.4mg纳洛酮肌注；对处于共济失调期患者以0.4～0.8mg纳洛酮配以5%的葡萄糖溶液制成250～500ml注射液行静脉滴注，滴速一般控制70滴/min左右；对处于昏迷期患者以0.8mg纳洛酮配以50%葡萄糖溶液制成10ml溶液先行快速静脉推注后，再以0.8～1.6mg纳洛酮配以10%葡萄糖溶液制成500ml注射液行静脉滴注，滴速同样控制为70滴/min左右，视患者情况，部分患者有必要再于0.5～1h后采用0.4～0.8mg纳洛酮行重复肌注。在以上治疗基础上，观察组所有患者均再采用西咪替丁0.4g行常规静脉滴注。对照组在行基础处理以外，再采用以下方法进行治疗：常规给予呋塞米和西米替丁行利尿、保护胃黏膜治疗，另采用5～10%的葡萄糖溶液配以ATP、辅酶A、以及维生素等进行静脉补液处理。
1.3效果评价 显效：患者在治疗1h内清醒；有效：患者在治疗1～6h内清醒；无效：患者在治疗超过6h后仍未清醒甚至死亡。以显效与有效计算总有效率。
1.4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得数据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给予处理，采用率（%）表示并行χ2检验，比较以P
2 结果
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2.3%，对照组总有效率为73.1%，组间比较以观察组显著更优，具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酒精中毒的病因通常是比较明确的故其临床诊断非常容易，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如何妥善治疗的问题，因为此类急诊一旦治疗欠妥，其引发其他并发症的几率也是非常高的。研究发现[1]，发生酒精中毒后，患者的脑内所释放的内啡肽的量会显著增加，而该物质对前列腺素以及儿茶酚胺的调解循环功能作用可产生干扰，继而影响到心血管系统功能并造成中枢神经系统发生紊乱，情况严重即可成为导致死亡的诱因。
纳洛酮为羟二氢吗啡酮的衍生物，同时也为不具有任何激动活性的阿片受体拮抗剂。相关研究指出[2]，纳洛酮可竞争性拮抗内源性阿片肽与阿片受体的结合，进而达到解除对循环与呼吸抑制以及促进患者恢复意识的目的，只需要施用小剂量的纳洛酮即可在较短时间内改善酒精类物质所导致的中毒症状。另外，较大剂量的纳洛酮还可产生一定与受体并无关联的某些机理改变，而这些症状的改变也均对酒精中毒症状具较好缓解作用，具体包括：①可增强溶酶体膜的稳定性继而更好的保护并维持正常细胞功能；②对花生四烯酸的异常代谢具一定抑制效果，可有效阻止脂质过氧化物以及炎性介质的产生，避免组织遭受损伤；③对前列环索与血栓素A2（PGI2/TXA2）的失衡具调节作用，继而有利于患者微循环的改善；④抑制中性粒细胞释放氧自由基并稳定细胞膜的Ca2+透过性，同样可降低组织细胞的损伤。
另外，包括酒精中毒在内的多数药物中毒患者的胃镜检查结果提示，此类患者的中毒症状出现过后均伴有不同程度胃肠道黏膜充血、水肿乃至糜烂坏死的情况。而在该情况下，患者的胃酸分泌量必然会显著增加，同时碱性物质分泌量降低，继而会加深对胃粘膜的损伤。而西咪替丁的作用就在于其能将H2受体阻断，继而降低胃酸分泌达到保护胃粘膜的目的。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采用纳洛酮与西咪替丁联合治疗急性酒精中毒的疗效显著优于行常规治疗方法的对照组，其组间疗效结果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参考文献：
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范文3
关键词：国防；经济建设；创新策略
中图分类号：F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2-0055-01
我国发展已经进入到新时期和新阶段，加强国防经济建设，通过准确制定战略视野上的发展规划，突破以往发展上的模式桎梏和定位模糊化，不断建立起新的国防经济建设发展机制，才能实现我国国防经济建设发展的良性与可持续，为国防经济体系建设助力，也为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一、国防经济概述
国防经济是经济和军事相互深化结合而成的，其以军事和经济为基础，是国家在建设国防体系当中必然会形成的国防与经济要素的矛盾关系，包括国防经济内部部门间的矛盾关系[1]。国防经济既牵涉军事领域的矛盾，又联系着经济方面的矛盾，是完成国防力量体系搭建当中牵涉的各种经济关系群。随着国家国防建设的不断加强，国防经济实力的提升越来越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加强国防经济建设也成为国防力量和国家安全力量的重要保障。
二、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一）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重要资金保障
国防建设的重要部分是现代化军队的建立和完善。随着国防现代化要求的不断提高，军队建设对于资金的要求越来越高。物资、机械和信息设备等有着高资金消耗的特点，在不断强化军队建设的过程中，加快实现军队机械化和信息化，就需要更加庞大的资金作为支撑和保障。而国防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即政府的财政支出，只有不断加强经济建设，实现经济总量的提升，才能保障财政收入的增多以及国防建设拨款的增多。因此，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是进一步实现国防建设水平、推动国防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二）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重要技术保障
现代化的国防对于纯军事性技术的要求相对没有以往那么高，而对于信息技术的要求则在不断提高。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也就需要充足的资金作为保障。经济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一方面为技术研发创造了相对开放和稳定的环境，另一方面也为技术应用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条件，让技术的实践应用效率与质量均能得到显著提升。因此，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重要技术保障，国防建设在技术上对于经济建设的依赖性将较以往更加突出。
（三）经济建设为国防建设提供充足人力资源
国防建设对于技术的要求更高，在高精尖人才的需求方面也就更加突出。除了军队建设之外，国防体系支持力量的形成也需要更加多元和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作为支撑，这不是仅依靠政府政策就能够实现的，还需要国民经济水平相应得到提升才能在国民教育和国防支持力量打造方面得到充足的保障。国民教育在国防和军事方面的经济基础足够稳固，相应的教育水平提升才能得以实现，人才队伍的有效培养和建设也才能得以实现。
三、中国国防经济建设的创新发展策略
（一）建立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机制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相辅相成，要想实现国防建设，就必须首先保证经济建设的稳定繁荣，而要想推动经济建设，就必须以国防建设作为基础补充。在关注国防经济建O创新发展道路时，就应当充分肯定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并在建立协调发展机制的目标上不断努力。一方面，应当注重平战结合和军民结合；另一方面，则应努力协调好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防发展战略，使得经济建设能够以国防建设为支持，也能够在经济水平提升的同时反哺国防建设。只有两者协调发展，才能使得中国国防经济建设既在经济基础上更加稳固，又在国防水平突破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二）技术创新下带动国防经济制度上的创新
国防经济建设要想实现新的突破，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成果上取得创新，就应当在制度上进行创新。我国国防经济制度创新在以往多通过直接的制度创新得以实现，这往往只停留在制度表层，并不能实现制度本身的根本性改变，改革效果不佳，对于国防经济制度以后的创新突破也并没有实质上的贡献[2]。而实现技术创新，并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带动国防经济制度创新，能够不断为国防经济制度的创新提供结构优化的巨大可能，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的大浪潮中，技术创新能够给国防经济制度创新带来新的思路，在创新的道路和途径上也更加多元和有效，是有着深远的良性带动作用的。
（三）国防经济人才培养和国防经济法规建设
人才队伍是国防经济建设的一大基础之一，要想实现国防经济建设上的创新突破，就需要在人才培养方面加大力量，提高人才队伍的数量和综合素质水平。一方面，应当改变以往的人才培养模式，采用军队培养和国民教育培养并行的良好模式，培养出多元化的复合型军事人才；另一方面，创新人才的发展模式和用人机制，依据市场经济和实际战斗力标准为要求，实现人才队伍的优胜劣汰，打造强化的国防人才培养和应用机制。同时，加强国防经济法规建设，一方面要强化国防经济法学研究，为国防经济法规建设制定更加完善和科学的建设目标与规划[3]；另一方面充分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制建设经验，使得国防经济建设更加规范、秩序发展，最大限度保障国防经济建设拥有配套的法规体系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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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是实现分工的重要保障，经济要素的流通靠服务业实现，信息、情报、技术等服务业对于分工的协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AllenYoung的《递增报酬和经济进步》发展了斯密关于“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的斯密定理，指出分工是一种“网络效应”．在分工网络中，经济因为分工而产生整体的递增报酬，服务流通网络与市场的规模相互决定．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为服务经济研究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分工、专业化、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成反比)，内生和外生等基本概念可以为经济现象特别是服务经济现象给出新的解释．服务经济是分工与专业化的产物，也是分工的过程体现．在经济实现的过程中，大量的服务经济是作为交易费用的形态出现的，服务经济对交易效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内生和外生成本的概念可以用来很好分析服务经济本身的效率．
二、服务经济、分工与专业化
服务业的发展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服务最深刻的根源在各类劳动的独立化和社会化，也就是生产劳动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专业化和协作化的程度越高，与此相应的服务业的发展越快．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水平提高，组织管理水平同时也大大提高，使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促进了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自我服务转化为社会服务．服务业发展与分工演进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斯密定理指出，市场的范围决定分工的程度．服务业的核心部门流通服务业如商业、金融、交通、信息、物流等，都是通过建立市场网络来提供服务的，服务业将分割的市场在空间和时间上联接起来，服务业的发展某种意义上直接决定了市场的范围与深度，也决定了市场分工的水平．此外，服务业功能性部门中的生产业如咨询、技术支持等行业，作为高效的中间投入为生产服务的同时，更加速了信息传导，强化了各类资源的整合能力，大大减少了社会分工试错过程的盲目性，间接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发展．
三、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的融合发展
一些研究者将服务经济简单地等同于“发达经济阶段”、“后工业化社会”、“丰裕社会”．事实上，“服务经济”虽然在表面数字结构上有其突出的特征，但它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代表着原有的工业经济增长路径的逐渐改变，并随之不断延伸拓展、以及从中所反映出的一系列社会生产生活特征．
1.工业经济阶段工业经济是指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工业因大量使用机器而在短时期内实现了非常迅速的规模扩张，工业与其他产业在结构互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服务业的主要部分是流通服务和基本功能服务．工业主要带动的是诸如交通运输网络、商业和金融之类的经济网络型服务活动的增长，因为它们是工业生产供应和需求之间的桥梁和网络;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可能更多地来自于一些消费型服务的增长，这类服务业的增长因素更多地来自于收入在较短时期内较大幅度的提高．在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工业财富膨胀过程中，工业和服务业的互动加强和反哺机制还并不特别显著，工业生产中服务活动的中间投入地位也还没有那么突出，工业或制造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发展迅速，大大超过服务业，服务业在就业方面快速扩张，但产值贡献增长远落后于就业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于工业部门．
2.服务经济阶段服务经济是指随着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因物质生产及其实现所需流动性带来的非物质交易与活动超过物质生产活动自身的经济形态．随着市场的不断进化、深化，社会分工的链条不断加长，一些原本不能交易(即交易费用大于自给自足费用)的人类活动被市场卷入，成为市场交易的重要部分;信息、物流、金融、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等不断成长，提高经济效率，成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流通服务业占据服务经济的主导地位，引领服务业总体水平迅猛增长．传统服务活动因注入新的时代特征(如网络技术、物流技术、营销方式等)在形态上得到改进．服务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市场经济必须有大量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从事包括融资、销售、定价、广告、评级、筛选、质量保证、保险等在内的看似无用，实质上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业务，来确保产品的生产、交易得以完成．随着市场深度与广度的拓展，产品需求更加多样化或精细化，服务行业的形式、机构、人力、物力资源等都得到迅速的增加．
3.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的融合发展在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互动和反哺机制日益加强．由于服务业自身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服务业中的某些行业的产值比重增长速度要高于制造经济时期，社会整体生产效率较之于制造经济时期也有大幅的提高．乔根森从实证的角度比较了1947—1985年间不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年平均增长率，发现服务业中许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幅度都比较高，甚至在总体上不比制造业低．在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工业比重日益下降的同时，工业物质财富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支撑地位和能力仍继续存在．黄少军对22个OECD国家和57个其他国家所做的实证分析显示，即使在服务经济阶段，服务业仍不是整体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工业始终都扮演着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角色．在经济结构变动与增长速度的关系方面，只有工业比重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服务业的比重变化影响并不显著．但从ThijstenR的实证中又可以看到，美国1980年代到1990年代间制造业生产力的恢复与这个时期服务外包所促成的服务经济飞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说明流通业和知识资本集中的功能业对工业经济的增长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制造业较长期的强劲增长表现与产业结构表现中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并不冲突，这也是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精髓之一，即服务业通过自身的增长和结构的放大，同时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巨大变革，帮助比重下降的工业仍能提供足够的社会物质财富，反过来支持这种高服务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态．服务经济的发展实质上是社会生产分工的深化过程．
四、服务经济在经济体系中的网络效应
随着经济发展与市场容量的扩大，分工与专业化逐渐深化，经济体系对服务业创造了条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贸易具有了更丰富的含义，金融资本市场、原材料市场、中间市场等新型服务业逐渐壮大;公共服务体系的功能进一步增强，人类活动的冲击力更大，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更多，协调机制也远比过去更为复杂精巧．服务业的范畴已从最初的商业贸易、公共服务、个人消费深入到生产的内部环节中．人们已充分认识到了流通的效率不仅在于其自身，更在于其作为中间投入所发挥的微观积极作用和宏观经济影响，它有助于促进产业集聚、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经济)效率(efficiency)……越来越取决于在不同生产活动之间建立起来的互相联系，而不仅仅取决于生产活动本身的生产率状况．”这一现象被杨小凯称为“分工经济的网络效应”．物质生产对经济发展的有形作用与服务业无形作用之间的关系，可以借用老子在《道德经》第11章的描述来表示:有形的辐条汇集到一根毂的孔洞当中，有了车毂中空的地方，才有车的作用．开凿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所以，“有”给人便利，“无”发挥了作用．老子的这段话表明，服务业是“无”，农业工业是“有”，“有”是“无”的寄托，“无”是“有”的媒介，“有”和“无”的共同作用构成了完整有效的经济体系．Riddle通过构造一个“经济部门相互作用模型”向我们描绘了服务在分工经济中的独特作用:服务不是“边缘化的或奢侈的经济活动”，而是位于经济的核心地带．具体而言，服务经济在经济体系中有3个重要作用:一是加速流动，实现市场扩张．“贸易、金融在某种程度上讲在集中固定的生产和分散变动的需求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明显地加强了．”不受时间、地点和环境限制的大规模工业生产能力极大减少资源对生产制约的同时，将分散市场与集中的生产联结起来的商业和金融业变得格外重要．二是提高交易效率，提升经济体系效能，促进了工业的效率．“国家生产系统的越来越复杂导致中央政府监督和调节作用的加强”，同时，“政府对劳力消费需求(警察、卫生、公共保健、教育及其他)大大增加”．三是增加经济体系的弹性，实现经济平滑调整．市场的透明性加强，信息传导更迅速，避免了盲目生产;生产链条加长，生产消费过程更具有弹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服务的最终需求也会增加．
五、结论
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范文5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 二次调节 所有制改革 转型发展 道德调节
引 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范文6
（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使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创新人才大量涌现。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三）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严格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提高扶贫开发水平。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
（四）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
（五）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帮助资源枯竭地区实现经济转型。更好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