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社会经济学特征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社会经济学特征范文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思想的提出极大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且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也产生着相应的积极影响。新时期，我国全面推进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探索的全新改革理念和改革发展思路，能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的现实基础，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新时代背景下进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我国全面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为实现经济的高效增长和可持续增长，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得到进一步增强，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设定涉及到多方面的任务，即对经济增长潜力和活力的有效释放，促进资本、创新、劳动力等资源实现多元化供给的目标，从而促使资本、创新、劳动力等资源逐步达到充分发展状态，实现对生产要素价值的层层转化，在释放经济活力的前提下保障能最大限度的激活市场主体的发展动能，增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综合盈利能力。与此同时，重点进一步强化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发展高效性和共享性能得到显著的增强，促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在供给和需求得到有效匹配的情况下，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求。在此基础上，要认识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对生产结构实施科学化的调整，保障能激活产业发展活力，借助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发展效率和水平得到进一步增强，加快经济、生态等的整体性发展水平，促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进入到全新的发展状态。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协同创新
对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行分析，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的科学化发展不是对原有的制度和秩序进行完全的摒弃，而是在对原有制度进行改革创新的前提下，针对一些在改革发展方面形成的经济问题或者经济危机等实现关键性的制度调整和优化，按照需求侧管理需求的变化对现有制度结构进行优化和创新，保障管理效能得到显著的提升。在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要坚持中长期的发展目标，有效推动多种改革要素的有机协同，从而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效能。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要发挥需求侧管理方面的积极影响作用，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化发展；另一方面要按照需求侧管理要求的变化制定全新的管理方案，从而形成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带动作用。在拉动消费升级、促进供给创新的情况下，逐渐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遇到的问题，促进投资效率得到显著的增强，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短板性问题实施科学化的处理，從而为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增强改革的稳定性和长效性，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生变量
按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中应将要素供给作为内生变量，并以此为基础使经济发展获得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寻求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提升。在具体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要注意从生产、分配等环节践行所有制思想、竞争体系建设，并从全局着眼，全面分析涉及到的问题，协调推进各项工作的优化开展，从供给侧内生变量角度制定建设措施，彰显内生变量的作用，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综合发展效能。在工作实践中，要将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为首要工作，结合劳动力资源要素、技术资源要素和资本资源要素的提升需求，夯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源泉，并以此为根本出发点开展各项工作，实现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使社会生产方面劳动力的参与度、技术支持度以及资本的协调度都能有所提升，实现产业高端迈进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优化资源配置工作，改善传统资源配置情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果。在工作实践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对资源的利用潜能进行充分的挖掘，实现对经济发展活力的有效释放，从而保持经济发展的后劲动力。在组织实践中，要将促进生产结构的调整、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等作为重要的措施，倒逼产能过剩企业改组和创新，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实现企业经营自主化，促进企业发展竞争力得到不断的提升，为新时期企业建设活动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机制
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我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将主要工作机制定位于寻求经济运行效率的高效化发展。在具体工作实践中，要重点结合制度保障和机制的运行进行分析，形成结构供给、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的全新发展模式，在资源要素供给充分和市场配置优化发展的前提下，使经济运行效率保持持续稳定提升的发展态势。
1.结构供给。借助结构性改革有效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对体制矛盾问题的合理化处理。结构的优化和创新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工作的科学化发展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全新的发展空间，消解经济发展方面涉及到的主要矛盾，避免资源要素市场割裂、中国转变发展方式进程缓慢、产业发展不均衡等因素的影响，实现对资源要素价值的进一步释放，从而有效推动资产供给和配置效率得到不断的提升。
2.制度供给。即发挥制度作用促进政府职能的合理化转变，突破市场束缚促进制度安排的贯彻落实。在工作中，要将资源要素有效供给市场制度以及资源要素有效配置市场制度进行完善，发挥市场经济制度的支撑作用，提高市场经济发展成效。
3.政策供给。即为了能实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合理化处理，应构建整体协调的政策体系，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发挥政策支持作用，在科学财政政策、活力政策、产业发展结构引导政策、市场主体导向政策、政府公共服务政策、防范风险政策等的共同作用下，发挥政策供给的效能，推动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取得显著的成果。
社会经济学特征范文2
关于犯罪率的一份法律经济学研究报告表明，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犯罪率，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降低，并且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而上升（罗煜、冯玉军，“犯罪与现代化”，提交给2005年“中国法经济学论坛”的论文）。而近期公安部通报的2006年全国社会治安形势数据，似乎也在支持这一判断。
比法经济学思路更复杂也更有说服力的思路，典型地，由桑塔费学派的英国经济学家奥墨罗德提出（参阅他的著作《蝴蝶效应经济学》，李华夏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3章）。借助于生物学模型，他解释了各国犯罪率随犯罪高发人群缺乏社会经济保障的程度而变动的情形。假设法律惩罚的效率不变，被剥夺了社会经济保障的人群的犯罪率将逐渐上升。不过，在一个具有稳定的核心价值观的人群当中，仅当社会经济条件恶化至某一极端程度并继续恶化时，犯罪率才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
另一方面，在一个不具有稳定的核心价值观的人群当中，犯罪率随社会经济条件的轻微恶化，甚至仅仅是相对恶化――即引发更多嫉妒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就可导致犯罪率迅速上升。一般而言，当社会经济状况有足够改善时，中产阶级及其核心价值观将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从而，犯罪率将逐渐下降。奥墨罗德的模型同样适用于刻划对犯罪行为的法律惩罚力度与犯罪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在社会经济状况与犯罪倾向构成的平面内，中国社会尚处于漫长的价值转型期（根据常识，核心价值的转型需要三代人以上的时间）。旧的核心价值观瓦解，新的核心价值观远未确立。价值观念的缺失，使犯罪率敏感依赖于人们想象中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嫉妒）程度，哪怕事实上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是不断改善的。在“”后期和“后”时期，旧的核心价值观尚未被市场生活瓦解，故而，犯罪率多年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徘徊。然而，这一徘徊大约在2000年以前结束，犯罪率以年均15%或更高的速度攀升，迅速趋同于这一指标在市场经济各国的平均水平。
关于“无嫉妒”的收入分配的经济学研究，在我看来是一条没有希望的思路，尽管这一思路的许多研究报告是富于启发的。因为，如舒尔克所论，嫉妒是人类社会最深层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无嫉妒的人类社会很可能不再是“人类”的社会（Helmut Schoeck，《Envy: A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Liberty Press，1966）。这一看法意味着，在犯罪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我们宁可假设“嫉妒”为一最重要的因素，从而对各人群之间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相对恶化”给予更多的注意。
就中国社会而言，首先，与各国犯罪人口社会学的分析一致，中国人口也存在按年龄与社会特征划分的风险类别：（1）犯罪风险最高的，是15岁至25岁的年龄组；（2）犯罪风险最低的，是55岁以上的年龄组；（3）与男性相比，女性犯罪率显著较低；（4）与主流社会相比，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所谓“边缘群体”，有较高的犯罪率；（5）在犯罪高风险群体内生活的未犯罪者，与不在高风险群体内生活的未犯罪者相比，有较高的犯罪可能。
其次，与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特征密切相关，对预期的社会经济状况越是不确定，当前行为的各种可能后果的折现因子就越高，从而犯罪的机会成本就越低（假设惩罚力度不变）。在这一视角下，已婚男性的群体，可能与西方各国的情况一样，保持较低的犯罪率；也可能与西方各国的情况不一样，由于生活压力和社会经济保障的恶化而有较高的犯罪率。类似地，我们的公务员群体，可能与西方各国的情况一样，保持较低的犯罪率；也可能非常不一样，因核心价值观的缺失，更因政治人格的分裂而比普通人更严重地丧失了道德底线，把监狱与办公室看做完全无差异的栖居地――只要存在足够多的金钱补偿，从而有了比其他群体更高的犯罪率。近年来国内频发的各级官员腐败案件，可为注脚。
第三，我们的法律也处于价值转型期内，故而，关于“罪过”的所谓“立法初衷”（legislative intent）十分模糊甚至不可预期。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由于司法者的腐败，由于立法者的“策略性模糊”，也由于执法者的低效率，我们的法律倾向于最广泛地界定“罪过”。极端而言，一切行为都是罪过，于是，法律就最可能成为“权力游戏”。在这一视角下，现有的关于犯罪率的数据和调查变得十分可疑。因为我们不能辨识，由于法律概念的迅速变化，哪些人在哪些时期属于高风险人群。
有了上列三项基本看法，我们可以再回到犯罪的流行病学模型：在核心价值观缺失的社会里，合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此时，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成为一项关键因素。对现实社会的网络结构的考察表明，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强弱之分并可据此而形成“群体”。在每一群体内部，第一，当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超过某一阈值S1时，犯罪率迅速上升；第二，当犯罪率已经很高时，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即恶化程度的降低）并不立即导致犯罪率下降，除非这种改善达到某一阈值S2；第三，S2远小于S1。
社会经济学特征范文3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社会科技得到进一步发展，汽车制造业在欧美国家迅猛发展，这导致了汽车运输方式开始进入社会，并向铁路运输产生冲击与挑战。同时，航空、管道运输也兴起。各种运输方式得到迅速发展。随着运输方式的多样化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力已经被人们重视。经济学家开始全面讨论包括铁路、水运、公路、航空、管道各种运输方式的经济问题。交通运输业也已经成为独立的新型产业受到人们的关注。二战以后，各种运输业的发展、变化和经济学理论在宏微观理论方面的进步，吸引了更多的经济学家逐渐加入运输经济研究。从二战前夕到50年代，运输经济理论开始形成，并得到一定的发展。
这一时期，交通运输业已经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由于世界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世界经济发展迅速，虽然受到二战一定影响，但是在二战后欧美国家迅速复苏，推动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发展必然对作为国民经济的流动载体的交通运输业提出更高要求；同时，国民经济的增长也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保障。各国铁路、公路建设里程大幅提升，各种运输方式之间在竞争中开始出现一定合作机制，交通运输业形成了初步运输化模式。
这一时期，交通运输业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增长所依赖的重要基础产业、基础结构、和条件设施之一。随着工业化发展，社会经济体系前进必然需要进行更频繁的人与物的空间位移，交通运输业为这些需求提供支持和保障，从最基础的方向确保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交通运输业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交通运输业主导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使得对运输经济理论研究变得尤为重要，促进了运输经济理论的系统形成与发展。
二、运输经济理论的繁荣期
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各种运输规划方面的可行性研究和环境影响研究，吸引很多工程专家参加工作，这使得运输经济学在投资和成本———效益分析方面取得了较快进展。这填补了运输经济理论研究的空白，运输经济理论研究进入繁荣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物流业的产生与发展，一体化运输的重视，城市交通与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运输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进一步凸显。经济学家对运输经济理论的研究更加细致全面，产生了一体化运输、运输化理论、运输成本的阀值理论等。这一时期运输经济理论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国内外经济学家对运输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各种运输经济理论。随着一体化运输、运输化、城市交通与区域经济理论等理论在这一时期产生。
但就我国而言，学者近年来对运输经济问题研究已经不断深入，产生了多种运输经济理论。这些学者对运输经济理论的观点可以从“2007年运输经济理论与政策暨产业经济学发展”学术论坛会议上的报告体现。北京交通大学荣朝和教授《重视基于交通运输资源的运输经济分析》的报告中指出，运输资源理论强调交通运输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对运输业及社会经济运转体系的影响。运输资源理论与运输产品理论及网络经济理论一起，构成了运输经济分析框架的内源性基础内核。国家发改委郭晓培研究员在《综合运输发展政策》中指出，建设综合运输体系有利于减少字眼占用和节约消耗，提高运输效率、降低成本。强调各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综合利用，运输技术的综合进步。从运输业的成本消耗及内部协调方面阐述运输经济问题。其他学者分别对运输业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区域运输经济等方面进行研究。
三、未来运输经济理论发展方向
社会经济学特征范文4
一、什么是经济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需要明确的是，虽然他和经济挂钩，但是经济社会学内在的理论进路和分析理路仍然遵循了社会学模式，它不会将经济现象独立于社会结构去看待。这门学科特色在于，它是社会学家以社会研究的视角对经济学领域进行的介入，而这种介入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可以说经济社会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反思和挑战。熊彼特被认为是最早倡导“经济社会学”的人物之一，在《经济分析史》中他提出本文由收集整理了“经济社会学”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研究“经济制度”的科学。但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倡导的“经济社会学”更多着眼于“经济”，这就与现今我们所言的经济社会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是最早对经济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认定作出贡献的人，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他对社会学进行了三大类的划分，分别是一般社会学、社会形态学和社会生理学，经济社会学就被他划分在了社会生理学之下，成为了社会生理学的一个分支。诚如前文所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仍然是社会学式的，重点关注经济过程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而经济学则偏重于研究这一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尚无定论，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包括：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等。经济社会学对消费的研究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侧重于研究消费者内在的购买行为以及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二是侧重于分析消费行为方式发生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环境；三是对于消费文化的关注侧重于研究符号的意义、消费文化的形成以及行为感受过程。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把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纳入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较早时期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的学者就有韦伯、涂尔干、凡勃伦等，当代较有影响的经济社会学家则有帕森斯、斯梅尔塞、熊彼特、杜森贝利、西美尔、布迪厄、理斯曼和鲍德里亚和富永健一等。
二、主要研究方法与理论
作为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经济社会学的本身理论体系其实还尚无定论。有的学者将其理论体系概括为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几大组成部分。其中的经济行动是社会人一系列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且这些行动的目的也并非仅仅着眼于最大利润的获得，而是一种对多层次需求的满足。社会经济结构论就主张作为社会系统子系统之一的经济系统需要同其他社会内部的子系统达到互助的满足效用，从而使经济发展水平同社会结构相适应。社会经济变迁论是当代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它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变迁所具备的心理特质、发展的指标体系、发展中的协调与失调等问题。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论则是社会经济变迁论的理论延伸，主要是运用长远的目光去分析一国经济发展应有的道路，以便在联系本国实际的基础上，为经济发展出谋献策。
从具体内容来看，各国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但依据其内在共性，可将其大致分为五个研究方面：（1）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一般认为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起着决定作用，不同的群体结构、活动会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造成差异很大的作用。（2）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发生这些影响的诸多社会条件，具体就是社会当中政治、文化、人口、地域等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3）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主要研究支配人们开展一定经济行为的社会因素。（4）经济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包括对经济活动各环节的社会学分析，还会分析不同经济集团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5）研究经济政策的实施，主要是着眼于实施经济政策的社会依据和社会条件。
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基础理论有如下几种：（1）理性选择理论，即认为最大化的实现私利是决策者行为选择的标准，纯粹的理性在于人是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2）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成本和时候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3）谈判理论，以传统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项资源从股价低的主体转移到股价高的注意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
三、对经济法研究的助益所在
1、有助于揭示经济法的社会性本质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它的首要价值目标是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或某一团体的利益。这种社会性是对普遍而非特殊的强调，也是对全局而非局部的强调，它突出的是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体性。可以说社会性在经济法领域的凸显，既回应了现实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又满足了法律本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要求。作为一门以社会学视角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交叉性质学科，经济社会学主张经济法研究中运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对于经济法社会性本质有着很好的揭示作用。
2、有助于为经济法研究提供多种科学视角
经济社会学主要依托的还是社会学视角，这种实证的学科手段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前文中所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法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可以说这些经济社会学基础理论为经济法研究积累了不少的理论基础与创新方法。
社会经济学特征范文5
几乎没有哪一门学科能像统计学这样在学科性质界定上面临着如此的分歧与冲突。统计学归属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居于边缘科学还是通用方法论科学队列,属于纯粹的社会经济统计还是数理统计范畴等一系列问题需要作出明确的回答。因此,从“大统计学”的思维角度厘清统计学发展中的诸多热点问题,显得至关重要。提出“大统计学”的关键点在于厘清学科归属问题。归属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领域,一直是统计学发展中的障碍性问题。统计学涉及到大量的社会经济现象方面的观察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也涉及到许多自然技术现象中的试验数据收集和分析,这是否可以看作统计学分别属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标志,“大统计学”思想的提出,是对统计学研究对象既存在于自然现象也存在于社会现象的认识深化,突出了统计学作为交叉学科的性质,强调统计学的复合性与综合性,提供了从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通用方法论层面,界定统计学学科属性的全新视角。提出“大统计学”的出发点在于实现认识方法转型。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统计学界围绕“大统计学”学科建设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和研究,极大推动了统计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但从其提出的初衷分析,“大统计学”主要还是一种思想认识方法,是对长期存在的“小统计”思想的否定与完善。“小统计”思想以社会经济统计为主流,认为社会经济统计属于经济学的分支,数理统计学属于数学的分支,实质就是主张社会经济统计与数理统计分立。“大统计学”思想强调“收集和分析数据”这一统计学的共性与规律,认为统计学的各分支学科都是研究不同方面、不同应用领域的统计方法的科学,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的不同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分割统计学学科的依据。虽然“大统计学”思想还没有将统计信息学或数量信息学纳入到统计学的研究范畴,但在其认识方法上,主张统计学各分支学科互相融通又相对独立发展的思维路径是值得肯定的。提出“大统计学”的落脚点在于弥合发展方向差异。我国统计理论界长期存在以学科发展差异取代学科性质的惯性思维。主要表现在:
一是认为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可以分为两类,一种社会经济统计学,它是关于搜集、整理和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资料和方法论的社会科学;另一种是实质性的社会科学,目的是要找到社会经济现象的发展规律在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的具体数量表现。
二是认为统计学就是数理统计学,它以数学分支学科———概率论为理论基础,目的在于研究随机现象总体数量信息。
三是承袭英美学派的主要观点,认为统计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方法论的通用科学。统计学界出现对统计学学科性质定位的混乱,主要是只关注于学科发展的差异,混淆了学科性质与学科发展的问题,将学科性质的普适性与学科发展的差异性等同起来,割裂了学科认识的整体性与学科发展的变动性的对立统一关系。
因此,在统计学学科发展差异的把握上,可以允许把社会经济统计学作为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总体数量信息的方法论科学,把数理统计学作为研究随机现象总体数量信息的方法论科学,进而将统计学表述为研究的各种统计方法既能解决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也能解决社会经济中的问题,属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边缘科学。这也是“大统计学”思想对弥合统计学发展方向差异的功能所在。综上所述,统计学作为一级学科,不从属于经济学,也不从属于数学或生物学。统计学的研究范围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现象和自然技术现象等领域。以前,我国曾照搬前苏联的理论,认为只有社会经济统计学才是唯一的统计学,将数理统计学作为数学排除在统计学之外。近年来,又有一些学者照搬西方数理统计学派的观点,欲将国民经济核算等作为经济学排除在统计学之外。
虽然不同的分类方法和分类结果,增加了统计学的学科归属的难度,但是统计学研究内容的广延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问题的复杂性都是建立在“大统计学”研究对象特点的共性基础之上的,统计学的本质是围绕总体数量信息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它是对现有统计学研究领域的综合和系统化。
二、我国统计学发展的新任务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统计学学科,是改变我国统计学弱势学科地位的需要,更是统计学发展面临的新任务。当务之急要从统计学研究对象的统一、学科体系的综合、研究方法的完善等方面加大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力度。
一要注重研究对象的统一。注重统计学研究对象的统一,既是遵循“大统计学”思想的需要,也是推动统计学发展的重要环节。随着统计学在解决经济学、数学相关问题上独特地位的确立,它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等各个领域也崭露头角,赢得了一席之地。统计学正逐步成为贯穿于各学科范围的一门横断学科。要不断加强对统计学学科发展定位的认识199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院校高级统计人才培养及课程体系研究》提出,“统计学是以客体对象的数量信息为研究对象,是研究数量信息获取、处理、显示、识别和利用及其规律性的具有方法论特点的综合性科学”。这里所提出的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是“客体对象的数量信息”,它为我们整体认识统计学研究对象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要从统计学研究对象总体性入手,从研究对象中呈现的随机性和确定性的对立统一展开,无论是数理统计学,还是社会经济统计学,都包括由所有可能结果构成的样本空间,以及由某次具体观察结果的集合构成的实现总体两个层面,研究对象的总体都是样本空间和实现总体的统一体,这是对“大统计学”具有统一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深化。
社会经济学特征范文6
关键词：空间结构；物流经济；空间组织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巩固和确立，也走向了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市场。在这种客观大环境之下，物流经济作为一个重要的平台和媒介而成为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此情景促进了我国的物流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各政府部门也逐步重视物流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不仅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保障其能够正常、健康发展，而且许多地方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将物流经济确立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
一、空间组织在我国物流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物流经济的长足发展已经成为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客观事实，对于此点，经济学界也将物流经济作为当前形势下研究、探讨的重点学科，但是研究的重点却主要集中于运输和资金流通等纯商业领域，有关地理学的研究甚少。
但是，物流的本质便是商品在不同地域之内的流动，不仅被各种地理因素所左右，而且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决定作用，所以，研究地理问题应当是研究并且运行物流产业的基础。可以说，物流基础是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那么其空间结构的前提就是空间配置，没有了有关地理因素的空间配置，那么现代化、规模化、效率化的物流经济便无从谈起。
二、空间结构和空间组织
1.空间结构。社会经济和自然要素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便是区域空间结构，以各种对于社会经济和自然等客体形式产生作用而形成影响，并且对于由地域而产生的空间形态形成了投影，从而使得各种客体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相互作用的方向和强度、聚集程度等因素之间产生紧密的联系，从而形成了空间结构。空间结构必须遵循客观的演变规律，原始均值和未开发地域内的经济要素活性强，而且其自身的存在和运行必须和其他要素之间发生真实的联系和作用，从而使得社会经济、自然等客观条件在某特定区域集中，彼此之间最终发生凝聚，并且最后产生效益。
2.空间组织。空间结构的演变主要依靠合理的人为控制和管理，即是合理的组织行为可以对空间结构进行实施。对地域上各种要素进行布局，尤其是经济因素的布局，可以极大的优化空间结构。所以，空间结构的本质，就是人类对于空间进行组织而产生的必然结果。
3.理论依据。空间结构和空间组织一直为地理学者研究、关注。在1960年，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赫格尔斯特兰学者开始关注起物体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社会经济客体存在空间的扩张以及集聚作用。在此之前，法国经济学家佩罗克斯在1950年便提出了增长极理论，其主要观点在于区域中“点”的作用，即几个企业的带动作用。之后的经济学家如拉苏恩等人则对增长极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着重强调了产业空间之间集聚这一特征。我国经济学家在1996年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成果提出了双核结构，即将区域中心城市的趋中性和港口城市的边缘进行互补，以其能够因地制宜、发挥空间组织和结构的最大优势。
三、要素特征和运动规则
1.物流经济要素。现代学界对于物流的普遍认识为物流是一种物理性过程，是一种包括运输、配送、仓储、搬运、加工流通等环节在内的物体从供应者向需求者转移的过程。众多的微观单元构成了整个物流经济活动，包括生产领域、流通领域、销售领域等。
空间结构是一种社会要素，那么经济要素和自然要素等众多要素之间便会形成一种相互作用形式和空间位置之间的联系，其中经济要素起到了主导作用，而物流经济要素则恰恰是这种主导作用的基础力量。
2.要素特征。能够影响物流经济和空间组织的要素有很多，但是大体而言，包括流动性、亲和性、吸附性三大主要方面。
所谓流动性，即是指不稳定性较强和活性较大的要素，其在本质上能够激活其他经济、自然和社会要素，所以较其他要素而言更容易发生位移，在地域之间产生运动。这种流动性决定了物流经济要素的根本特征，也是其他特性能够存在的基础。亲和性是经济要素极为容易和其他各种要要素之间产生相互的作用和影响，并且在相互的交流之后产生了复合效应。吸附性也是物流经济的一种基础要素，这是因为经济要素作为物流经济的基础，所产生的流动性自然会吸引各种类型的经济要素、社会要素和自然要素向经济要素这个中心进行集聚，从而产生相互间的作用。
四、结论
物流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在地域上的表现有物流中心城市、物流经济带、物流网络和物流圈，这是一种物流经济要素在空间进行配置的重要模式。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将聚集和扩散，点状和带状及网络等形式作为物流经济要素集聚与扩散的主要形式，从宏观角度而言，物流的各个环节将物流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到了少数城市和主要现状地带。可以说，物流经济活动在地域上的空间配置应当科学、客观、合理、有效，采取物流中心城市、物流经济地带、物流网络和物流圈等四种模式，以期能够更好地影响和带动其他要素，最终实现物流经济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全面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成金.我国物流经济及空间组织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