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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形态范文1
一我国生态恢复路径
我国发展方式的追求数量特色,以及指导生态恢复的思想存在部分偏差,如误把大片的单一植树造林和良好绿化当成生态良好;绿化时过于注重形态设计和色彩观感;重视森林覆盖率,以及造林的规模、声势,而忽视其综合生态功能和质量;忽视对较大区域内生态多样性和地带性的恢复、保护等,使得对环境的破坏难以真正停止。但是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大量存在[1]以及“丰富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为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条件和实验机会”[2];尤其是大量闲散的城乡劳动力能使政府历史性地实现以人力资源换取多样性生态资源的战略目标。因此,笔者认为只要趋利避害,在区别东中部及西北部不同地区生态环境实际情形的基础上,力争在生态恢复的路径上实现突破,将生态恢复、经济发展、生态科技开发等统筹规划,那么恢复生态并非难以作为。
(一)东中部地区的生态恢复和保护
1.广大乡村地区生态的恢复与保护。乡村有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在整个生态恢复和维护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笔者认为乡村地区的生态恢复至少须经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组织专家学生进行地区性资源的摸底汇总,并确定不同植被的区域适宜性。重点到自然保护区和交通不便、人为破坏较少等的地区进行。这项工作已有部分基础,但应看到多样性普查并非易事,全球物种估计只有约10%被记载下来,[3]因此必须设置长期性的机构,进行长期普查。植被在整个生态系统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因此普查时可以先行确定不同植被的区域适宜性,考察不同植被个体在生态的群落性、复合性、层级性以及生长条件等方面的相同性或相似性,以及同纬度地区和同等高地区等情况下的可迁移性。这对资源的有效保育和成功复育至关重要。第二阶段:对区域性植被进行系统的育种培苗。很多地区的植被种类有限,因此要恢复生态的多样性,首先必须改变种苗的有限性,为此应确定复育植被的种类、数目及方法,并成功育种。在开展上述工作的同时,地方政府还须组织城乡闲散劳动力整治荒山及本土危害性植被。不少本土危害性植被既对土壤肥力造成破坏,又对其他植被形成排斥,如南方的茅草和野竹,它们的根硬而尖,钻土、吸肥、复生的能力都极强,因此必须挖根烧毁。第三阶段:以生态系统的自身特征为标准,大规模地恢复生态。在乡村地区,政府组织农民实行尽可能多种类的植树造林,然后飞播补充人工不便到达的地区,以及难以栽培的藤类、菌类等。还应将国有和集体的林场、道路、沟渠、河滩、荒山、公园等过于单一的成活林(如北方城市道路两旁的杨树,南方的樟树、梧桐、玉兰等少数品种
)逐渐改造成品种多样、富有群落层次、自成区域性生态系统的新林。此外,政府还应根据高原、草甸、湿地、河谷等不同地形地貌和不同水文气候的生态特征,组织劳动力去恢复多样性的植被。只要多样性植被恢复,动物就有多样性的食物来源和优裕的生境,这样自然保护区内的动物就会走向更广阔的地区生存繁衍,由此较大区域内的动植物资源就会逐步丰富化;与此同时,植被的恢复还能为微生物等生存提供良好环境。检验生态恢复的效果,必须将特定区域、特定地带生态环境的应然状态、理想状态与现实状况对照考察,以此验证生态恢复情况。通过对比,找出差距,然后尽量使现实状况向理想类型、应然状态靠拢,一旦发现缺陷或缺失就复育补充使之完整。
2.城市生态的恢复与保护。城市人口密集,排放过多,生态负荷较重。虽然不少城市绿化较好,但几乎没有生态环境。有学者明确指出,城市生态系统是高度人工化的脆弱生态系统,应变能力差。这主要体现在绿地面积少,有限的植被种类只能净化有限的污染,面对复合型并发性污染束手无策等。因此,城市也须按照生态系统的特征,进行大面积的多样性生态恢复。
(二)西北部地区的生态建设、恢复和维护
西北部地区生态恢复与维护的任务更为长期艰巨。不过,在借鉴东中部地区生态恢复经验的基础上,西北部地区可先在自然保护区周边和条件许可的地方进行生态恢复试点,成功后再在降水较多的地区推广,然后逐步推广到环境较恶劣的地区。西北地区生态恢复的关键和难题是水。由于降水极少,而“南水北调”主要用于生产生活,因此恢复生态的用水只能另觅他途。笔者认为,用水问题可以考虑通过水汽的扩散和移民,实现部分解决。一方面,在西北部水源较好的局部地区,先行恢复生态环境,形成散“点”;在没有干涸的河流、河谷、山谷等地恢复生态,形成支“线”;保护已有的自然保护区和生态植被条件较好的地区,形成大“面”。上述“点”、“线”、“面”地区的水汽含量一旦增加必定扩散,增加局部地区的湿度,从而减缓地表水分的蒸发速度,这极有利于地表植被的恢复。
移民尤为关键。政府可以分批适量移民到城市和东中部地区,这样不仅可以节约生活生产用水,更能防止农民与刚恢复的生态环境争夺生存资源;生态恢复巩固后可以考虑反向移民,以缓解城市和东中部地区的生态压力。
二生产力及经济社会的生态性转型
“转型”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不少学者的相关研究不少,但大多局限在传统工业革命的技术框架和“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之内,对生产力转型尤其是经济社会的生态性转型关注不多。笔者认为,在恢复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只要成功地实现生产力技术的生态性转型,那么经济社会可以此为契机进入全新的生态化时代。
(一)全面发展生物技术、实现生产科技生态性转型
目前人类对生物资源的认识和利用还停留在食用、医疗保健、休闲娱乐、建材家具等较为感性、直接的阶段,远未达到充分利用和科学利用的程度;而已有的生态生物技术本质上仍是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其技术的内核仍是工业革命的技术内核,因此仍对生态环境具有相当破坏,故当务之急是发展系列低污染、低破坏、低消耗,后续资源能够不断提供并且更新快、易替代、对人类身心没有危害的生态生物技术。
生物资源提炼加工难度较大,但在实验室里如能对其具体组成成分、特性、功用、不同组合后产生的新物质等进行精细的分析研究,我们很有可能较为充分地认识其特性和功用,从而实现生态生物技术的突破,在虫病灾害、医疗保健、能源化工甚至种属基因等方面实现技术转型。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薄弱,但是前景可观。
(二)经济的生态性、低碳化和可持续性转型
经济的生态性转型主要是发展生态经济,即将经济系统纳入生态系统来实现物质循环、能量转换、信息传递和价值增值,促使人类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相互适应和相互促进
,从而达到生态与经济两个系统的良性循环和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高度统一。但是生态经济到底怎样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历来论述不多,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劳动力的使用方式和用途转变。恢复生态的长期建设和维护,可使目前的农民由季节性农工向常年的农林工人转化,并进一步促使农民的使用方式由目前的体力型转变到体脑并重型;国家还可通过教育转化新生代农民,实现他们职业和身份的双重转换。这样,通过产业和代际的作用,政府可历史性地解决数量庞大的农民问题。2.生产方式转型。生态农业可以转变现有的化肥农业、农药农业及石油农业;转变现有的能源式、排放式生产,使经济实现绿色化、低碳化发展;更可转变现有的劳动密集型、外延式和粗放型生产,实现集约化、资本化发展;转变现有的竞争式掠夺式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理性发展。3.经济结构和收入来源转型。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一大目标是推动农民从种植业外获得收入,实现生产结构和收入结构的转型。生态的恢复和长期维护一方面能够促使农业结构实现逐步调整,另一方面又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和非种植收入,以改变目前单一性的种植经济和链条很短的农业生产形态。因此,从生态恢复时的低层次、体力型劳动到一般性的生态经济产业再到高层次的生态科技产业,政府可以逐渐实现对农业产业结构的梯次转移、梯次开发和多层次纵深发展。4.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和导引力转变。长期以来,市场机制曾引起学者的普遍关注,但时至今日,市场机制的严重扭曲使得经济转型面临不少困难,因此可以考虑以生态恢复和经济社会的生态化作为新一轮改革的某些初始动因,使其成为社会发展和转型的长远导引力和推动力。5.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流模式,而恢复生态保护环境,是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础。6.生活方式转型。生活方式日益显示出其对生态环境的巨大影响,尤其是现有的大排场、高消费及一次性消费等生活方式对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因此政府应提倡一些理性节制的生活方式,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压力。
(三)社会的和谐性转型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存在不少矛盾和不稳定因素,环境危机将使不稳定因素变得更难预料。不少研究表明,历史上的不少社会动荡由于生态危机所触发,因此环境的优美和资源的丰富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的生态恢复有利于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进而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促使社会正向分化,实现社会的生态性、和谐性转型。
社会经济形态范文2
关键词： 水域景观；新农村建设；光明村；生态特征；生态设计
中图分类号：X17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5-0079-02
0引言
要又快又好的实现国家十二五计划，推进两型社会新农村建设,就必须要改善新农村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创造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除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应有的整洁意识外，还必须注重以人为本的生态、景观建设，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体现新农村建设中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思想，我们将水域景观生态的概念引入到水系规划中。
1水域景观生态设计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水的发展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新农村建设更需要有水作支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新农村农业生态化，只有进一步更新治水理念，实现水资源的合理生态设计，才能保证新农村农业大力发展的同时又不破坏新农村的生态环境。目前，灌区以占全国45%的耕地生产了全国70%的粮食、80%的商品粮、90%以上的经济作物，进一步说明了排水灌溉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降水时空分布不均，由于灌溉水域系统没有科学化，导致生态系统破坏，洪涝灾害频繁，而洪水灾害常常造成大面积农田受淹、作物减产甚至绝收。在1950～2000年的51年中，全国平均每年农田受灾面积937万公顷，成灾523万公顷。其中1954年、1956年、1963年、1964年、1985年、1991年、1994年、1998年都是洪水灾害比较严重的年份，农田受灾面积均在1400万公顷以上，直接导致农业减产，粮食产量增长率下滑，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正常运转。目前，水域景观治理特别是水体污染治理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课题。
2农村水域景观生态设计理法要点
在农村水域景观生态设计中，农村水系的不同类型所涉及的问题可能不尽相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设计理法要点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
2.1 整体规划原则农村水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系统中的某一因素的改变，都有可能影响到景观面貌的变化。因此，在进行水域景观生态设计时，首先应从整体的角度，以系统的观点进行全方位的考虑。
2.2 目标兼顾原则农村水系具有多种功能，景观生态设计不仅仅是解决一个生态问题或一个美观问题，同时也需要从水系所具有的不同功能综合考虑。
2.3 生态设计原则依据景观生态设计原理，既要满足农村水系的使用功能，又要尽可能地恢复其自然生态特征，增加景观异质性，保护生物多样性，构建农村景观生态廊道，实现农村水系的可持续发展。
2.4 自然美学原则与城市水系景观相比，农村水系景观具有更高的自然美学价值。形态上，规划应保持水系的自然形态；植物上，规划既要考虑植物的喜水特性又要满足造景的需要；材料上，规划应以当地的天然材料为主，与农村环境协调统一。
3长沙市光明村水域景观生态特征
光明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白箬铺镇，该村拥有众多优势，被规划为“湖湘特色、村民富裕、乡民文明、文化多元、社会和谐”的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基地和集休闲、度假、观光于一体的生态农业旅游示范基地。
光明村山、水、田、土交错绵延，水面800亩，其中包括河流两条、小型水库一座、水塘121口、主要水渠近60条，这为光明村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水源，具有生产、水利等功能。除此以外，水还为各种生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是保证生物多样性的基础，具有生境功能。而且光明村水源开发大有潜力，村内水库、水塘及河流均可开发为旅游景点，其中滨水休闲区，更是为塑造新农村形象，促进光明村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从源头上保护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光明村坚持“不填塘，宁愿跨过去；不挖山，宁愿绕过去”的原则，保护好山体、水体等自然环境。现如今光明村未进行大规模开发，水域都是以自然状态为主，蜿蜒曲线的自然河道及散布的池塘水域与各类用途的土地（村庄、果树、堤岸等）形成极其复杂、曲折的水陆交界边缘，斑块形态指数高。水域内物种极其丰富，生物种类和结构复杂多样，生物作用强烈，因而其生物多样性较高。由于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光明村水域植被景观表现为森林+草地植物群落、灌丛+草地植物群落、草地植物群落、荒地植物群落，水域的各种自然过程都有与之相适应的自然形式，整个生态系统具有较强的生态敏感性，任何不当的开发利用都可能导致水域生态系统的崩溃。
4长沙市光明村水域景观生态设计
光明村水域景观总体设计思路是从自然美学角度出发，以生态为先导，先生态后景观。在整合保护水域生态体系的基础上，构建“点、线、面”层次丰富，立体关联的乡村水域景观网络。
4.1 景观整体性设计乡村中的任一景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乡村整体环境相协调的。光明村打造“湖湘风格”建筑群，鲜亮冷色调、低矮而大体量的复古民居或矗立河畔或掩映于丛中，在山水之间形成古朴、典雅、具有传统建筑符号的古韵特色风貌区，给人世外桃源般的意境。依据整体性原则及光明村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2009-2020），光明村适宜建设蓝色调、水天一色的水域景观，在景观中注意突出光影效果，融入生活情趣；植物选择上，以乡土植物为骨架建立结构稳定的滨水植物群落，从而得到半自然、近自然和自然形式的景观；避免出现单调要素组合的滨河景观，如河边密布建筑，堤岸上覆单一的植被等。
4.2 污水生态处理系统设计光明村花费40万，在水库边建立了供四户农家乐共用的“人工湿地处理系统”，即厨房排水进入隔油池，厕所排水进入化粪池，而后流入厌氧池，进入预处理池，最终进入潜流湿地。在这一片绿草下面，不着痕迹地，污水已经不见了。结合光明村实际，还可设计采用一种典型的污水生态处理系统“多水塘系统”，即通过沟渠把多水塘串联起来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空间拓扑结构，径流随之在其中进行生态水循环。多水塘系统由水塘及其出入流系统组成，具有稳定的持留特性，能有效地截留和净化流域内非点源污染物，是有效的非点源污染控制措施。在未来远期的规划设计中，还可采用多水塘－人工湿地耦合系统，将塘系统和人工湿地系统进行优化组合，发挥了单项技术的优势，实现了互补，达到提高SS、COD、TN和TP的综合去除效果的目的，也有效地减少湿地的堵塞，延长湿地的使用寿命。
4.3河道景观生态设计光明村拥有两条河流，八曲河横跨南北，水系全长3公里左右，四季水流充足；螺沱坝水系全长近3.5公里，贯穿东西，但疏于治理，淤塞严重。设计规划中，河道平面保持水域自然的弯曲，并根据水文状况，局部宽度调整；河道断面在保持河道畅通的基础上，设置不同深浅水域营造不同水位时的河道景观。
河岸带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景观边界，引起人们的关注。生态驳岸是国内外乡村河道驳岸发展的趋势，除护堤抗洪的基本功能外，还对河流水文过程、生物过程具有促进功能。八曲河在总体规划中属于滨水休闲区范围，内设有八曲烟雨、枫桥野渡等景点，驳岸可采用自然原型驳岸、人工自然驳岸两种。对于人为影响小的河岸，参照自然状态下河流驳岸的生态环境，利用植被群落的根系稳固驳岸，防止水土流失，保持自然河流的生态特性；开发区宜在种植植被的基础上，再利用石材、木材等天然材料加固驳岸底部。
4.4 生态渠设计沟渠是农村中最为普遍的水利设施，在农业生产中具有重要作用。光明村全村有土质沟渠和预制砌块沟渠和现浇混凝土沟渠三种，主要用于灌溉和排放。
设计对光明村沟渠从田间至干河的系统逐级排放，并对土沟定期进行疏通来维持其排水功能的畅通；渠道旁植水杉、池杉、柳杉、棕树、樟树、银杏等树，建成防护林带，组成高标准的农田防护林网。在满足使用的前提下，生态渠既调剂了气候又保护了水土，还净化了环境。
4.5 生态塘设计光明村散布者众多大小、数量、深浅不一的水塘，用于水产养殖的池塘采用立体配置生产模式，在水下养鱼、水面植菱角，水边种草、水上架棚种葡萄；采用粗放式的自然水塘，对杂草稍作整理修饰后欣赏自然生态，留下自然发展的空间。
5设计实施的问题与建议
自然界中的水都有明显的连续性，虽然河流、池塘、沟渠的连续性不明显，但它们是农村水域景观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环节。自然的排水系统是最经济有效的水体形式，新设计水体尽量按原有的流向及岸线，保持两岸良好的自然植被不受干扰。
在农村水域景观生态设计中，局部散落的一些低洼处，经地形分析，尽可能使其保持现状，塑造成生动的水景，如果能相互沟通，导入外来水源更新水系，最后溢入自然水系则更为理想。在地域的高处应进行生态重建，涵养水土，恢复自然形成的泄洪区域，不可占用。将雨水通过地形设计，合理引导地表径流，尽可能渗入地下，最终汇入天然水体。对地表及地下水流域应进行统一管理，不可分治，否则会破坏自然系统。水面的波光、水色、水的气息、吹过水面的微风和从涓涓溪流到惊涛骇浪的水声都是景观设计的重要元素。在利用水体时，应该保证用地性质与水域资源及景观相融，利用水资源的强度不可超过水域的承载力，保证人工和自然系统的生态连续性。
在农村水域景观生态设计中应该重视对滨水地带生态环境的保护和重建，淡水不合理的利用、浪费以及污染会危及滨水生物。水陆交界处是生态敏感地带，是鸟类、动物、鱼类的天然食源及栖息地，在规划设计中，应划定生态敏感带，保护及改善植被的生长状态，使原有的野生动物、微生物的生境不受干扰。驳岸及池底尽可能以天然素土为主，而且与地下水沟通，可以大大降低水体的更新及清洁的费用。提倡生态型驳岸设计，利用各类植物覆盖、稳固土壤，抑制因暴雨径流对驳岸形成的冲刷。
以上就是在新农村水域景观生态设计实施中经常会遇到又容易忽略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但是不同的农村水系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在做研究时我们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刘琼英，全华.国际水域景观治理研究述评_兼论对我国水域景观治理的启示[J].四川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9，70（4）：44-47.
社会经济形态范文3
关键词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文化 价值 内化 实践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Cognitive Features and Path of College Students to the
Socialist Ideology under New Conditions
ZOU Ping
（Xiangsihu College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Guangxi 530008）
Abstract The overall tendency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y plays down， the apparent existence of fuzzy cognitive value of socialist ideology. As an important bas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university education must be based on practice， many college students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education to develop the system， and efforts to enhance the degree of socialist ideology within the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world， the main path is to enha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practice， and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practical teaching model innovation，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rengthen visual - listen - feel trinity campus culture system constructed; strengthen and build life practice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socialist ideology; culture; value; internalization; practice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观念形态的总和，意识形态理论认为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重要突出作用。党的十七大、十先后提出了“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战略任务，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在当前社会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背景下，青年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其思想观念呈现出多元混杂性、功利性、模糊性等特点，如何增强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及价值观念的理解和认同，强化其在大学生思想观念中的内化融合及其对大学生实践的指导引领作用，这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大课题。高校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中最受关注的领域，必须直面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动态地掌握青年大学生思想意识领域的实际，切实了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识、认同情况，努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大学生观念意识世界中的内化程度。
1 当下青年大学生群体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要认知特征
当前，我国正改革开放走向深入，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文化观念领域日新月异，各种社会思潮、社会文化交织碰撞，社会思想、价值观领域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局面;同时，网络信息时展方兴未艾，尤其是近两年手机网络的新发展、微博等资讯交流工具的广泛运用，人们越来越被“信息大爆炸”所衍生的巨大能量所包围，面对四面八方、千奇百怪的海量信息，面对文化价值多元的、生活方式多样的社会环境，青年大学生思想观念世界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其观念意识形态上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1）当代大学生群体意识形态观念淡化的总体倾向明显。当下，大学生群体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上表现出明显的实利主义，注重实际和眼前利益，淡化理想信念;重视知识学习、轻视道德人格培养;关注个人和小团体、忽视集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群体对待意识形态问题也表现出了较明显的冷漠，主要表现在大局意识薄弱、政治观念淡漠，政治参与热情不高，对非娱乐性质的集体活动兴趣不大;在理论学习方面，重视专业学习，对思想政治理论的热情不高，甚至认为其无用。同时当代大学生群体追求个性，突出自我，他们崇尚“我的地盘我做主”的价值观，对统一而具权威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往往抱以排斥或质疑的态度，这使他们对共同的意识形态的问题有所回避，表现出淡漠的情绪，不愿意过多谈论，不关注、不感兴趣。
（2）当代大学生群体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存在价值认知上的模糊化。面对当前社会充斥的多种多样的思想认识与价值取向，部分缺乏辨别能力的人往往容易模糊认识、丧失方向。青年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逐步稳定的阶段，他们富有年轻的热血和激情，对社会矛盾问题有着较高的关注度，但对于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想还不具备成熟理性的分析鉴别能力，可以说，大学生群体中不少人存在思想认识模糊混乱，容易盲目跟风，他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认识往往也很片面，对社会主义制度、文化不自信，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出现的某些问题认识模糊，只看到现象和表面，看不到原因和实质，对某些问题一味否定，却又说不出合理的原因，因此，当一些错误认识通过华丽的包装，在似是而非的说理之间宣传某些歪曲论调，大学生就容易受到蒙蔽，使自身陷入迷惑。
2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大学生群体中内化程度的具体路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化是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得到认知主体的认同，并融入认知主体的观点信念体系当中，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并逐步作用于认知主体的判断、行为等实践活动。意识形态功能主要通过社会成员主体的内化过程得以发挥，只有通过内化，意识形态的有关内容才能影响主体实践，成为主体实践的指导。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青年大学生群体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知总体淡漠化的局面，高校必须立足实践，多方面着力建构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养成的体系，努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大学生观念意识世界中的内化程度，通过内化使青年大学生群体自觉地为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成长成才，在其工作生活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1 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践性，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效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高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而面对迅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与文化，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越来越突显出其弊端，灌输式、封闭式的教学模式脱离现实生活和学生的思想实际，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对现在的大学生缺乏吸引力。在新的条件下，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践性，加强实践性教育模式的创新，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效性的必然选择。所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性”，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整个教学环节和教学过程中立足实践、面向社会、联系实际并在授课过程中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的特征;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模式，就是将这种实践性贯穿于教学的新模式。例如有学者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定义为“在教师的指导下，以组织和引导大学生主动参与实际生活和社会实践、获得思想道德方面的直接体验为主要内容，以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实践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方式或教学环节。”①实践性教学模式能够有力地帮助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有关理论，积极引导大学生在实践中、在体验中自觉内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有关内容。因此，也有学者直接将内化的过程作为实践性教学的要素，提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模式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精心组织下，按照既定的教学计划，使学生通过调研、研讨等方式，利用图像、案例、情景等，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直接参与教学活动，感知社会，体验人生，实现“教化”与“内化”，“知”与“行”相统一的一种教学模式。”②可见，只有极大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践性，探索实践性教学的新方法和新模式，引导和带动大学生更有效地理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关理论。
2.2 加强视―听―感三位一体的校园文化体系构筑
校园文化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内化程度要求高校大力营造多层次、全覆盖的校园文化，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视―听―感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一是充分发挥宣传栏、广播、刊报、影视、网络等校园文化载体的作用;二是充分利用大学生学习生活工作的空间，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关思想内容融入宿舍文化、教室文化、食堂文化、办公室文化;三是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融于各种各类精彩纷呈的校园活动，与校园的节庆文化、晚会文化、社团文化相结合，使大学生在丰富的活动中感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有关思想内容。
2.3 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实践体系构筑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可以通过教育和各种活动成为大学生所见、所闻、所感，还可以通过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实践，长久地鼓舞、陪伴和影响大学生的成长。首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具体路径相结合，从进入大学开始，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设定自我成长的核心价值观，以此为指导，制订自己的大学生涯规划和学年计划，组织学生以团队的形式定期进行总结和分享，在展示和交流中增强学生的自我成就和自我激励。其次，注重创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外、校外生活体验平台。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地，利用假期组织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体验生活，在生动的实践中升华思想。第三，应该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培养一批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能有效感染和带动大学生的辅导员队伍，在师生日常生活的交往中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关内容的认识。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思想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项目名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青年大学生群体中的有效性及内化路径研究”，项目负责人邹萍，项目编号2013SZKT04
注释
① 姜廷志.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功效及特性分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3）;郑向东，申群喜.健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保障机制.社会纵横，2007.7.
② 陈友放.创新思政课实践性教学新模式.职教论坛，2010（12）.
参考文献
[1] 马艳青.高校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路径.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6.
社会经济形态范文4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喀斯特生态脆弱环节；环境友好型。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5-0044-05
The Thinking of Constructing the Social and Ecological Developing Mode of
Amity Environment， Avoiding Weak Segments of Ecosystem
WU Zheng-biao
(Jishou University，Jishou，Hunan 416000， China)Abstract：Probing into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 Julian H. Steward put forward Cultural Ecology， which is the process and methods of idiographic ethnologic culture adapting to i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owever， Robert M. Netting oppugned this proposition， considering two ethnic groups cannot have the same ecological action even though they live in the sam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two views， this paper points out culture adapts to not onl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society. Therefor， according to cultural adaptation to society ， it is possible to construct the social and ecological developing mode of amity environment in the areas where minorities live in by avoiding weak segments of Karst ecosystem.
Key words：Cultural Ecology；weak segments of Karst ecosystem；the mode of amity environment
一
从20世纪50年代起，文化人类学家就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做过系统的研究。斯图尔德(Julian H.Steward)在此项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生态学”(Culture
ecology)这一命题。[1]文化生态学指的是具体民族文化对所处生态环境的适应过程和适应方式。斯图尔德认为，一个民族周围的生态环境对其文化的形成通常具有直接的模塑作用，而人们为了适应环境，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相应地形成什么样的文化与之相适应。此后，一些文化人类学家如韦达(A・P・Vayda)、拉帕波特(R・A・Rappap)、麦凯(B・J・Mccay)、贝内特(J・W・Bennett)、唐纳德・L・哈迪斯蒂(Donald L・Hardesty)等人对斯图尔德开创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延伸，并在其它民族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但是，斯图尔德的这一理论仍有其局限性，并遭到了来自内亭(Netting，R・)等人的质疑。内亭认为，由于社会历史文化过程的不同，两个民族即使处在同一生态环境中也会具有不同的生态行为。[2]凭借内亭的质疑，可以看出任何民族的文化适应，不仅有生物性适应的一面，而且还应有社会性适应的一面。为此，需要引入“社会性适应”(Social
adaption)这一概念，才能解释文化对生态环境适应的复杂性。[3]而从文化的社会性适应入手，探讨避开喀斯特生态脆弱环节，在民族地区建构环境友好型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才具可能性。由此，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对同一区域内不同民族的生态行为进行探讨，并以此揭示他们不同的社会历史过程如何影响到他们的生态行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性适应机制、作用和后果。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趋恶化，无论是文化人类学家还是生态学家都致力于救治生态灾变、维护生态安全的研究，提出了“脆弱生态系统”这一命题。这些学者认为，地球表面客观存在着若干脆弱生态系统，此类生态系统具有敏感性、过渡性、不稳定性和易损性，人类稍为过度利用，此类生态系统就会诱发生态灾变。按照这种观点，处于亚热带的喀斯特山区生态，就属于最脆弱的生态系统，一旦过度耕牧后，就会诱发为大面积石漠化。为此主张将各族居民外迁来确保当地的生态安全。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还力图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寻找借鉴。近年来，随着格尔滋(Geertz，C)创立了解释人类学，并引入了“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这一概念。[4]中国的学者则将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与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结合起来，认定任何一个民族的地方性知识都必定隐含着对当地生态维护极其有效的生态智慧和生存技能，各民族的这些智慧与技能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具有直接的利用价值，发掘和利用这样的生态智慧和技能就能救治生态灾变。此类代表性的研究有，尹绍亭教授的云南滇西“刀耕火种”研究；崔延虎教授的新疆塔里木河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研究；裴盛基教授的基诺族传统植物学研究；许建初教授的藤本植物及部分少数民族传统轮歇农业系统的应用研究；麻国庆教授的内蒙古大草原生态研究等等。他们的研究表明，发掘利用所在地区各民族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和技能就能高效利用生态资源，又能维护生态安全。这些研究都很有创意，对当今中国生态问题的解决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上述的研究仍有诸多的缺陷：为何处于脆弱生态系统中的民族，其地方性知识不会冲击生态脆弱环节？根据笔者多年的研究实践，注意到最脆弱的喀斯特生态系统，并非一切构成部分都具有脆弱性，仅仅是个别脆弱环节显示脆弱性，当地各民族只要不触动这些脆弱环节，相关地区的生态安全和资源高效利用就可得兼。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同一个生态背景中往往会并存着几个民族，那么在发掘和利用地方性知识时，如何认定哪一个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对生态治理更为有用呢？我们知道，各民族为何选择不同的生计方式，这是该民族文化通过社会性和生物性双重适应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可以在他们的地方性知识中得到体现。因此，只要找出辨析各民族生计中社会性适应与生态性适应的相关理论，就能发掘、利用和诱导组合各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建构民族地区环境友好型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为此，以位于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为例去展开研究，在前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生息在同一环境中各民族及其支系的生态行为差异成因进行分析，从文化的社会性适应角度分辨出哪个民族或支系的生态知识更有利于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的生态恢复，为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利用提供筛选的操作依据，从而使内亭假设中的社会历史过程获得生态人类学的理论诠释。
二
长期以来，大多数生态人类学家坚信传统文化具有适应所处环境的禀赋，但在田野调查中，却常发现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有冲击所处生态环境脆弱环节的生态行为，如何正确地选择发掘和利用地方性知识，一直是生态人类学中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从内亭提出的社会历史过程会影响一个民族的生态行为这一研究设想出发，引入“社会性适应”这一概念，通过一些具体的研究个案，从对比分析中归纳总结社会性适应的机制和原理，那么社会性适应对生态适应的干扰就可望得到合理的说明。于是，也就找到了凭借历史过程的不同而成功地筛选出具有生态建设价值的地方性知识成为可能，从而使上述理论难题也就迎刃而解。
我们知道，喀斯特山区的生态系统具有脆弱性，习见的农牧经营方式在翻土时冲击了其脆弱环节，就会导致大面积的石漠化灾变。如果通过我们研究的成果可以提供一套不借助于工程设施，低成本救治石漠化灾变的方案。凭借这套方案，我国广大的喀斯特山区可望建成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经济快速增长带。此项成果还具有向全世界类似地区推广的潜力。
我国西南片区喀斯特山区面积超过17万平方公里 ，这一地区生息着苗、壮、瑶等多个民族。由于社会历史过程不同，各民族在民族关系网络中的地位、生计方式与生态行为也互有区别，但若资源利用不当就会诱发为石漠化灾变。事实上，研究和发掘利用地方性生态知识、从事生态建设获得健全的理论支持，从而使喀斯特山区石漠化生态灾变救治成为可能。
众所周知，我国西南喀斯特山区的石漠化，与西北地区的沙漠化和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一起已经成为被称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三大环境灾害。石漠化作为荒漠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生存空间中威胁人们生产生活的“土地癌症”。在位于中国西南喀斯特中心地带的贵州省，喀斯特山区的面积高达1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3%； 全省水土流失的面积约7.32万平方公里，占41.6%；其中严重的石漠化面积高达3.5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0.39%。此外，贵州潜在的石漠化土地还有967平方公里，石漠率达40%以上的县就有40个。调查和研究各民族现有的生计方式与生态行为，结合生态学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和资料，筛选出既有生态维护、又能高效产出的资源利用办法作为建构环境友好型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依据，然后通过文化诱导再适应去验证发展模式的可靠性。本研究如能获得成功，可望从中筛选出最有利于石漠化山区生态灾变救治的地方性知识，凭借这些有用的民族传统知识，中国境内17万km2的石漠化以至于世界上更多的石漠化生态灾变可望得到根治。
三
民族文化的适应具有双重的内涵，其一是对所处自然环境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适应；其二是对所处社会环境的适应，特别是族际环境的适应。前者拟称为生物性适应，后者可称为社会性适应。在文化的运行中，两种适应并存，互为补充，相互推进，共同规约着该民族的生态行为。因而，各民族的生态行为不会完全取决于所处的生态环境，还会受到所处社会环境的牵制，致使同一个生态区域内的各民族(包括同一民族内的不同支系)其生态行为互有区别，其中也可能包含有害于当地生态环境的文化因素。只有分别纵观相关民族的社会历史过程，弄清他们的社会性适应内涵，才能找到筛选地方性知识的办法，使筛选出来的地方性知识可以直接应用于当地的生态建设。
在中国西南的喀斯特山区，生态系统脆弱性来源于地质和地理结构的本底特征，未经人力扰动前，这里也可以支持生命力旺盛的亚热带季风丛林稳定延续。如果对生态系统的利用不触动其本底特征的脆弱环节，即使高效密集的资源利用也不会酿成生态灾变，当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也不会就此暴露。相反地，如果触动了当地地质地理的脆弱环节，那么即使是轻度有限的利用，也会酿成生态灾变，造成大面积的土地石漠化。目前当地的严重灾变皆因后者而起。
探究卡斯特石漠化生态灾变形成的历史，无论是在贵州省，还是在广西、湖南和云南等省区，其酿成灾变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变化所使然。如在贵州省南部的麻山地区，13世纪以前，这里一直是中央王朝和南诏大理地方政权控制的边缘地带，由于长期处于生界，相关历史文献对这一区域的记载十分稀少，而这一地区的苗、瑶等民族长期实行的是斯威顿耕作方式，[5]这种不触动卡斯特生态系统脆弱环节的生计行为从历史文献典籍所记载的民俗文化遗迹中仍可得到说明。如在田汝成的《炎缴纪闻》中称：“其在金筑(司)者，有克孟、牯羊二种。择悬崖凿窍而居，不设礻因笫，构竹梯上下。高者百仞。耕不车免犁，钱A发土，芏不耘。男女丽笙而偶，(生子)免乳而归其聘财。亲死不哭，笑舞浩唱，谓之“闹尸”。明年，闻杜鹃声，则比屋号泣曰：‘鸟犹岁至，亲不复矣。’”[6]
文中所说的“克孟、牯羊”系当时金筑司下属的基层建制名称。当时称为“克孟支”和“牯羊支”。“支”的建制规模约为今天的一个乡。“克孟支”位于今紫云县板当、克卜、克混一带。“牯羊支”位于今长顺县中南部。值得注意的是。“克孟”一词出自该亚支系苗族的自称。“牯羊”这是当地苗语中“山谷”一词的反切音译。“克孟牯羊”一名在苗语中的含意是“山谷中的苗族”或“深山中的苗族”。从这一称谓方式看，这个称呼显然出自金筑安抚司的转译。但田汝成将“克孟、牯羊”视为两种苗族，是他会错了意而导致的误解。从此以后“克孟牯羊”这个名称一直延用到清代中期，成为汉文典籍中对该亚支系苗族的专称之一。
在上述的记载中，如下一些记载需作解释今天的读者才能把握。“择悬崖凿窍而居”，这是对该亚支系苗族长期延袭崖居习俗的最早记载。时至今日，该亚支系苗族尚有部分居民栖息于山洞，至于麻山地区在古代曾居住过的山洞其遗迹尚可调查座实。在当地苗语中，对供活人居住的山崖称为“红崖”，供死者停放的山崖称为“白崖”。“不设礻因笫”意思是说当时的麻山亚支系苗族睡觉之处没有床铺设施，也不用被褥，藉草而眠。“耕不车免犁，(以)钱A发土”，意思是说当时的麻山亚支系苗族还没有使用牛耕，而是使用一种类似于古代汉族使用耒耜的农具耕种土地，田汝成将这种工具称为“钱A”，是因为这种工具下部翻土的部分形制与古代钱币相似，而在当地苗语中的称呼意译出来则称为“翻锹”。时至今日，当地汉语仍把这种工具称为“翻锹”。“芏不耘”此句涉及到当地苗族特有的耕作方式，按文直译，此句的含义是“中耕时仅拔掉多余的弱苗实施间苗而不用锄翻土中耕”。上述三句是对该支系苗族普遍实行刀耕火种的生动写照。目前这一耕作办法在麻山地区苗族中尚有存余，被称为“砍小米”，意为砍掉地表的灌木丛待其晒干后焚烧，火灭灰冷后立即撒小米种。目前，在刀耕火种地种植小米仍是木引地区苗族一项重要的粮食来源。田汝成原文中未提到“火焚”一节，可能是田汝成未亲自见过这一耕作的关键环节而导致的漏记。
由此可见，当地苗族早期的这种土地开垦种植方式并未触动到卡斯特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导致麻山地区卡斯特石漠化的原因是从清朝后期开始，当地人为了适应政府农桑政策及纳粮纳税的需要，大范围地扩展开垦的土地，再加上政治腐败、军阀连年混战，征战各方为使对方无藏身之地而焚烧森林，大面积的石漠化由此而形成。
长期以来，前人探讨生态维护往往与降低资源消费为基本手段，要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又主张超额利用生态资源，两种观点相互抵牾。但如果我们通过改变资源利用的方式建构各民族稳定的文化制衡格局，避开生态系统脆弱环节，确保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生态安全相互得兼，以社会性适应为分析手段去发掘利用地方性知识，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借助传统文化的最低成本在脆弱生态系统中求得发展的新思路。
总之，建构环境友好型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涉及到生态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内容，各学科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互有区别，因而在交流与对话中有较大的难度，而且还会互相干扰。为此，如果我们采用的是终端验证法，即将相关学科共同认定的生态脆弱环节为验证依据，在田野资料和文本资料搜集的终端才实施地方性生态知识的价值评估，以当地各族普遍存在的地方性知识为研究对象，以是否冲击生态脆弱环节为筛选标准，以此避免学科之间的相互干扰。
参考文献：
[1]Julian H.Steward.1955：Theory of culture change：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M].University lf Illinois Press Urbana and Chicago.
[2]Robert ting.1986：Cultural Ecology(second edition)[M].Waveland Press，Inc.
[3]杨庭硕，吕永锋.人类的根基――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水土资源[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4](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王宣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社会经济形态范文5
[关键词]渤海国文化；形成；消亡
一、渤海文化的形成
通常情况下文化的形成是与当时阶级、民族、社会集团和一定的社会生活领域、社会经济形态息息相关，但对于渤海文化来讲，并没有按照这固有的规律来进行发展。渤海文化无法真实的反映出当时渤海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其是为了统计阶段的政治需要，在唐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由于其缺乏低层社会的基础，所以其缺乏固定的根基，可以将渤海文化称之为一座文化的危楼。
渤海国处于我国东北地区，与东北地区的远古文化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由于其在漫长的时期时都一直处于一个较缓慢的发展状态，长期处于由原始社会向阶段社会的过渡阶段，所以在这些落后的社会经济形态基础上使渤海文化得以发展起来。但渤海文化的迅速繁荣则是借助于渤海政权的推动，由于粟末各部分相继迁入到今天营州一带居住，而这地区在隋唐时期则聚居了众多的汉人、契丹、奚、高句丽等族，其文化较为发达，而在粟末族人到来之后与边人交往中受中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使其很快就过渡到奴隶社会。而且在其首领大祚荣的带领域下回到故地，建立了地方封建政权，这就使渤海文化在落后地区形成了高度发达的文化。在渤海国建国时，正值盛唐时期，渤海统治者非常欣赏唐文化，派留学生到唐朝来学习唐文化，这些留学生在长安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后回国，不仅带回许多的汉文化典籍，而且也将儒家思想在渤海国社会得以传播。渤海国还效仿唐朝在上京城设置文籍院，对儒家文化进行教导，从而使儒家思想成为渤海国的统治思想，中原文化的引入，使渤海文化达到了昌盛时期。
二、渤海文化在传播中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渤海国由于在经济较为落后地区建立的先进政权，而又模仿和嫁接了先进的汉文化，就这导致渤海文化的发展模式割裂了与北方古老文化的独立性。在当时经济形态都处于较落后状态下时，在国家政权的培植下，形成了高起点的渤海文化，由于其发展基础较为薄弱，所以在传播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第一，渤海文化基础薄弱
渤海文化的影响范围较小，只在上层社会中得以广泛的传播，在统治阶层中，有许多人通晓汉字，咏汉诗，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但处到下层的人民群众，由于受到严重的阶级压迫，所以根本无法接触到先进文化的熏陶，使渤海国文化没有得到广泛的普及。渤海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根植于下层社会的基础，所以导致其迅速消亡。
第二，渤海文化的影响范围较小
渤海国在大祚荣时期即已初具规模，而到第二代国王大武艺时，其利用北进政策，使渤海国成为辖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和一百三十余县的区域性大国。但在这些地区，以上京附近地区为渤海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地区，而在其他地区，特别是新征服的地区，由于中央政权的关系较为松散，再边之处于边远地区，交通不便，所以各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从而导致当时的渤海国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呈现的状况。这也就导致了渤海国文化的影响力仅仅局限在上京龙泉府中心的区域内，而在边远地区则影响极小。
第三，渤海文化迅速消亡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为的，它归咎于契丹统治阶级在灭亡渤海后，对渤海实行了“迁徒其民，荒废其地”的政策，以及对渤海文献的仇恨与蔑视，这使本来就很脆弱的渤海文化又遭到致命的一击。
早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就曾多次对渤海大规模用兵，对渤海实行了“迁徒其民，荒废其地”的政策，迁移大批渤海人到契丹故地演水之北，公元926年（契丹灭渤海。为削弱渤海的势力和人民的反抗，巩固契丹人的统治，公元928年耶律羽之再次大规模迁移渤海遗民，渤海国灭亡后，还有不少渤海人逃亡到新罗、女真等地。渤海区域内的遗民己所剩无几了。渤海国灭亡后，契丹统治者对渤海人的迁移，是对渤海文化的一次致命的打击，渤海族的主体被迁移后，使渤海广裹的故地上渤海人被大量地从其居住地迁走，这就使其失去了广阔疆域意义上的“共同居住地域”，保持文化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消失了。而渤海人被迫南移后，给女真人大批南迁到渤海故地创造了客观条件，女真人在南迁过程中，各个部落广布于白山黑水之间，依然还保持着旧俗，他们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他们与渤海故地原有的落后民族居住于一起，他们既无继承渤海文化的条件，也无承受这种文化的能力，不得不于原始社会末期重新起步。被迁入契丹地区的渤海人，由于受契丹人的监管及自身的恐惧心理，使渤海人不敢传播自己的文化，而这不利于渤海文化的延续。至于那些出亡高丽、新罗的渤海人，即使有机会将渤海文献带入邻国，也因这些国家正畏辽如虎，既无胆量也无必要去搜集、整理这些渤海文籍。
社会经济形态范文6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对接规制
循环经济理论作为经济形式的一种范式，逐步转化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但是，目前全世界循环经济构建状况却参差不齐。究其原因，除了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因素影响外，主要是循环经济在理论上还存在某些盲区。因此，明晰循环经济理论和探索理论与实践的对接是目前循环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循环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循环经济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萌芽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循环经济理论包括：概念、特征、原则、规律、模式和管理等内容。所谓循环经济，“就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王冰冰等，2005），其基本特征是各种经济要素在经济运行中按照闭路反馈式循环方式运行，运动中的物质能量梯次使用，逐步减少，溢出的能量形成新的能源。
循环经济遵循3R原则，即：减量化原则，“就是在生产和服务进程中，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再利用原则，“就是产品多次使用或修复、翻新或再制造使用，延长产品使用期”（王冰冰等，2005）；资源化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将生产和消费中的废弃物转化为资源。在3R原则的规制下循环经济运动表现出五种规律性：自然生态式的闭路反馈循环规律；能量梯次使用和转化规律；废弃物向新资源转化规律；循环价值递增规律；循环效应延展规律等。
循环经济按照“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运行模式进行闭路反馈式循环运动，构成循环经济运行程序链。在这种链式循环中传递着物质、能量和信息，形成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种形式的运动。循环经济在企业、区域和社会三个层面上的运动就形成了循环经济的整体形态。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是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统一，通过“低消耗、低排放、高效应”途径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循环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因此，也形成一种个性化的评价指标和方法，
用来评价和检测循环经济效果（见表1）。循环经济的管理以矩阵循环管理为主，力求做到标准化、标志化、合法化和法制规制化。
二、循环经济理论的细化
循环经济理论在向实践转化中需要一个理论充实和与实践对接的过程，就是将其理论内容及其对象分解、扩充和对应具体化，即理论细化。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包括对经济基础和核心内容两个方面的细化。
（一）循环经济理论的经济基础细化
循环经济是改造社会经济的一种形式，社会经济形态是循环经济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形态的细化：
一是产业结构细化。产业分类有三次产业、四次产业等方法。四次产业分类法将产业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我国产业按照中国国家标准局编制和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分为16个门类，92个大类，300多个中类和更多的小类。16个产业门类是：农业、林业、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查业和水利管理；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行业。这些产业门类都能构建循环经济模式。
二是经济领域细化。经济领域是根据社会经济的职能性质划分的经济类型，其中包括生产、服务、消费和管理等四个经济领域。在这四个细化领域中同样可以构建循环经济。
三是经济区域细化。经济区域是经济活动的社会平台，分为三个层面：企业—企业内部自成系统的经济循环形成小循环；区域—局部地域和关联行业内的循环经济的有机组合形成中循环；社会—无数企业和地区的合理组合或者小循环和中循环的有机连结形成社会一体化大循环。
四是企业经济细化。企业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基本构件，从企业经济构成要素及其运动分析，企业经济包括资本、资金、物资、设备、技术、工艺、人才、信息、生产、运营、管理和项目开发等要素及其运动摸式。资本运行模式：G—W—G’；资金运行模式：货币资金—材料设备资金—产品资金—货币资金；物资运行模式：材料—加工—产品—废弃物；设备运行模式：购置—安装—运行—报废；技术运行模式：开发—采集—运用—废弃；工艺运行模式：编制—采集—运用—废弃；人才运行模式：开发—采集—运用—闲置—流失；信息运行模式：采集—输入—处理—输出；生产运行模式：材料—加工—产品—废次品；运营运行模式：供—产—销；管理运行模式：建制—执行—调整—废止；项目开发运行模式：设计—构建—运营—调整—终止等，这些企业经济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模式也一样可以构建企业循环经济。总之，从以上四个方面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经济基础的细化分析，为构建循环经济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对象和路径选择。
（二）循环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细化
3R原则细化。3R原则的内容是“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减量化原则要求对物质性、能量性和信息性的投入在所有经济活动中力求投入少、消耗小、产出大。再利用原则要求对资源材料、技术工艺、人才、产品、功能、信息、运营管理和废弃物再利用等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回收处理。资源化原则要求对可再利用的资源材料、技术工艺、人才、产品、功能、信息、运营管理和废弃物等尽可能转化成新的经济资源。
运行模式细化。循环经济的运行是“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路反馈式循环模式框架。资源在框架的始端，指社会经济中的所有投入；产品是对资源的处理结果；废弃物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剩余、残损、闲置、遗弃、排放和丧失功能而废弃的物品；再生资源是废弃物经过资源化处理形成可再利用的新资源。这种新资源反馈式进入循环经济运行模式构架中再循环流动，从而形成不断地经济循环活动。
循环物流细化。循环运动的本质是物质运动，其中包括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种流动形式。物质流指有形物质的流动，如物资、材料、能源、资金、设备、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品等；能量流指无形物质传递，如数量、质量、功能、作用和效应等；信息流就是指循环过程中的知识和“知识差”的传递，如知识经验、科学文化、技能技术、工艺设计、规划指令、市场动态和管理规制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循环经济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范畴，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全面、系统地在社会各产业、各领域、各区域和各企业实现了经济循环运动，才能构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世界的循环经济。
三、循环经济理论的实践对接
（一）对接原则
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对接的原则：一是系统原则。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构建和运行中必须系统组合，协调运作。二是对应原则。首先是经济理论对应经济实践，切实着手对现实经济的改造。其次是循环经济原理与经济产业、领域、层面和区域的对应，构建不同类型的经济循环。最后是循环经济运行模式与生产消费流程的对应，框架设计和构建生产消费流程中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运行模式，并按照这种模式运行。三是规制原则。循环经济理论也是一种规制，运用循环经济的理论原则规制社会经济的循环运行。四是激励原则。循环经济是一种长效经济，必须建立激励机制，才能保证循环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对接方式
循环经济理论的对接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全面对接，指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各产业、各领域、各区域和所有企业全面、系统地按照循环经济理论构建和运行社会经济；二是全程对接，经济活动从设计、构建、运营和管理的全过程都按照循环经济的理论原理进行规制构建和规范运作；三是分解对接，因循环经济实践对象的环境、条件和战略需求的差异而形成的差异性对接，但总的要求是总体设计，分步实施，最终全面落实。
（三）对接战略
发展循环经济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战略性，这种战略性就决定了循环经济理论的对接战略选择，一是因势战略。根据构建主体的状况、环境、条件采取量力而行、量势而动地发展循环经济。二是功利战略。通过诱发构建主体的功利需求引导和推动发展循环经济。三是互促战略。通过示范、功利和激励形成竞争格局，引导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四、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
循环经济理论既是一种范式，也是一种规则，具有一定的约束性，这是循环经济理论的社会功能之一。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性有两个特点：一是范式性；二是约束性。范式性是通过整合认识，制作规范，构建范例，引导和规范循环经济的发展。约束性是采取法规、政令、惩戒等手段强行推动和管制循环经济正常发展。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导向。即通过理论传导作用于人的思想理念，使循环经济理论成为社会意识、公共理念。二是规范供给。即提供可借鉴和仿效的理论规范和实践示范并进行指导和咨询服务。三是制约管理。即通过组织形式和法制制度等手段规范和制约循环经济运行，发挥循环经济理论的管理职能。
综上所述，循环经济理论是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形式的最佳选择。这种理论要转变为经济现实，除了本身应当具备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外，最重要的是因为循环经济具有“设计经济”的特点，要求理论系统应当较为系统和完善，理论对应较为具体，因此，循环经济理论的细化和对接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构建和发展经济循环成为切实可行而有效的社会经济活动，从而促进循环经济广泛而深入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冰冰，于传利，宫国靖.循环经济企业运行与管理[M].企业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