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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主导因素范文1
1.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主导因素与限制因素
不同的区位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不同，分析评价农业区位，要正确理解和区分“主要因素”“主导因素”“限制性因素”。
主要区位因素：指某区域农业生产所要求的所有区位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
主导因素：指影响农业生产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因素，也就不会有农业生产在该区域的分布。如塔里木盆地绿洲地区的农业生产，水源即是其主导因素。
限制性因素：农业生产需要满足许多条件才能进行，如果一个地区其它条件都满足，唯有某一个条件不能满足，这个缺乏的条件就是限制性因素。当限制性因素得到满足，即成为主导因素。
我国主要地区农业生产的主导因素和限制性因素举例：
2.区位因素的发展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农业区位因素是在发展变化的，自然因素变化相对较小，而社会经济因素变化较大，如科技、市场、交通等因素的变化，并通过对地形、光热、土壤的改造，将间接或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如图所示：
3.小地域地区的农业区位选择
在局部地区进行农业区位选择时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4.区分农业区位因素与农业区位条件
农业区位因素是指区域影响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包括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而区位条件是指区域农业发展中，各区位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包括有利条件（优势条件）和不利条件（限制性条件），也就是对区位因素的优劣进行评价。
【答题构建】
高考题命题中，其答案紧紧围绕区位因素，密切结合材料，要求学生提取有效信息，组织答案。农业区位问题的答题描述方式可构建如下：
1.自然区位因素描述：
（1）气候：①有利条件：雨热同期、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高温多雨；②不利条件：气候干旱，降水少，水源不足；阴雨天多，光照不足；热量不足；旱涝灾害频繁。
（2）地形：位于山麓冲积扇、河口三角洲、冲积平原，地形平坦。
（3）土壤：土层深厚，土壤肥沃。
（4）水源：冰雪融水丰富，水源充足；临河流、湖泊，水源充足。
2.社会经济因素描述：
（1）地理位置：位置适中，靠近城市，市场广阔。
（2）市场：市场的远近、位置。
（3）劳动力：劳动力的数量、素质、价格。
（4）交通：陆路交通（铁路与公路是否便捷）、海运条件、空运条件。
社会经济主导因素范文2
1.1目前，由于各学者学科背景的差异性，针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的侧重点不同，给出的相应指标体系并未达成一致看法.因而，在对不同区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时，应避免盲目效仿，而应从研究区域实情出发，合理选取评价指标.为此，本文以协调发展理论内涵为依据，从区域环境与经济发展特征出发，遵循指标科学性、系统性、可获取性的原则，参考了近些年发表的关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并对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和独立性分析处理后［23］，最终选取了27个评价指标构成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2数据来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及相关计算主要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13》［24］，部分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
2.1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赋值
2.1.1数据处理由于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较多，为了消除指标间量纲的差异，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需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无量纲化通常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用于计算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不同指标的功效系数。
2.1.2指标权重的赋值不同指标在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性不同，当前学术界对指标权重赋值采用的方法众多，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由于每种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求出指标权重后，再将两种方法所得权重进行综合处理，结果即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各指标权重。
2.2协调发展度模型
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状况，借鉴相关协调发展研究［3］的基础上，从耦合协调发展定义出发，建立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协调度只是反映f﹙x﹚与g﹙y﹚两个子系统有序发展关联性和互动耦合作用，并未体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为此，在协调度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发展模型，以进一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协调综合发展程度。通过﹙4﹚、﹙5﹚两式，测算了山东省2003年以来10a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协调发展度类型划分标准见文献［28］.
2.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预测
预测是进行决策与调控的基础，现有的预测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法等，这些方法难以适应系统复杂、数据量少的问题.灰色系统GM﹙1，1﹚模型不仅预测精度高，也能在数据有限、系统复杂的情况下有很好的预测效果［29］.为了深入探究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在未来发展趋势及演变情况，在协调发展度结果的基础上，通过GM﹙1，1﹚模型对其未来协调发展度进行预测.
2.3.1协调发展度预测根据GM﹙1，1﹚预测模型，得出社会经济预测模型为。
2.3.2预测精度检验为了检验模型预测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据式﹙6﹚、﹙7﹚得到2003−2012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预测值﹙见表4﹚，并将预测值进行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验［30］，结果均满足预测模型精度要求.根据表4预测值，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误差都较小，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0.96%、2.19%.故在未来经济波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本文所建GM﹙1，1﹚预测模型可以用来进行预测.
3结果与分析
3.1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时序变化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趋势.从时序发展速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变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缓之外，其他时间段均为均匀快速上升增长.与社会经济相比，生态环境则呈波浪形缓慢曲折发展.生态环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发展较快外，其他时间段平缓发展，且慢于社会经济.从效益指数值来看，生态环境效益初始值较高，但发展缓慢，且在2003−2006年为负增长，因而10a内变化量不大，社会经济效益初始值虽较低，但发展速度快，效益指数与生态环境差距不断缩小，自2010年超过环境效益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效益指数变化幅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变化幅度大，平均年变化率为8.89%，生态环境变化幅度小，年均变化率仅为0.75%.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山东省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大户，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山东省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3.2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图2为协调发展时序动态，从协调发展类型来看，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即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向良好协调发展阶段转变，说明山东省当前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根据协调发展度类型划标准，协调发展度可以明显分为3个阶段：2003−2004年为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05−2009年为中等协调发展阶段，2010年后开始转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在初级协调发展阶段中，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说明此阶段山东省生态环境发展状况较好.在中等协调发展阶段，虽然经济发展仍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二者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到2009年时，生态经济转变为经济环境同步发展型，反映了此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比例配合得当.在良好协调发展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距离继续缩小，协调度不断提高，并在2010达到协调度最高点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开始滞后，生态经济在2012年开始转变为良好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型协调发展类型.在图2中，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均呈平稳发展态势，反映了各指数内在的互动关系和相互约束作用.生态经济协调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综合评价指数则相对较低，表征了在测度时间段内，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虽是协调有序、相互影响，但由于各子系统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统整体功能增强，因而协调发展度未能达到较高水平.在此阶段，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主导方向是不断加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协同共生、促进物质交换频度的同时，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强系统整体功能.
3.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结果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模型，通过式﹙4﹚、﹙5﹚计算得到2013−2030年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状况，其发展趋势见图3.按照现状预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在协调度中，协调度曲线自2010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渐持续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滞后，使得原本处于协调一致状态的两个子系统数量上比例失调，结构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进和协同一致的交换匹配，导致二者之间的演化趋势背离系统整体的良性互动，从而引发对生态经济系统的负反馈调节和约束作用，促使其协调度不断下降.协调发展度曲线初期由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提高而在发展初期不断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达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态系统协调度不断下降的制约和瓶颈作用，使得协调发展度在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进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不仅要体现系统总体功效的协调，也要达到系统内部结构的和谐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自2003年10a以来协调发展变化作出的预测，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结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设势必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山东省生态经济的协调性，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负向影响.因而，这种只重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以环境保护发展滞后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难以维持区域的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必须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中引起高度重视.
4结论与讨论
社会经济主导因素范文3
命题角度一 交通运输站点的区位分析
【考情扫描】
关于这部分知识，2013年广东卷考查了高铁站选址的区位因素，2012年北京卷考查了地形对城镇、交通的影响，2011年浙江卷考查了港口的人文区位因素等。主要考点可归纳为：
【重难点分析】
交通运输网中的点，如港口、车站、航空港等，是客货流的集散地，是完成交通运输过程的重要环节。
1.影响港口布局的区位因素和选址原则
自然因素：入港航道要有足够的深度和宽度;平原地形对港口提供淡水、平面布置有利，但航道往往容易淤积。社会经济和技术因素：腹地条件和城市依托影响较大，腹地范围越广、经济越发达，对港口建设越有利，此外还需要完善的配套设施和高效率运作服务。
选址要求：河港要求河宽水深，位于或靠近城市、陆路交通便利的地方;海港要求有背风、避浪、水深的海湾，与其他交通干道系统有方便联系的地方。
2.影响汽车站、火车站布局的区位因素和选址原则
自然因素：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小，但要求地面开阔平坦，位置适宜，利于排水。社会经济和技术因素：数量、密度、规模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
选址要求：城市交通干线两侧，与市内干道系统和其他对外交通有方便直接联系的地点。
3.影响航空港布局的区位因素和选址原则
自然因素：受地形、气候、地质、水文等影响较大。①要有平坦开阔、坡度适当的地形，以保证排水;②要有良好的地质条件，以保证地基稳定;③应注意风向、风速，还有雾对能见度的影响，一般不宜布置在盆地和洼地。社会经济和技术因素：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人流、物流频繁地区最为有利。
选址要求：地形开阔平坦，坡度适当，云、雾和暴雨较少，风速较小，地势较高，地质条件好，机场周围不应存在高层建筑物及其它障碍物，与城市应有一定距离，并有快速交通干道相接(航空港与城市距离取决于城市用地、交通联系、环境等综合因素)。
命题角度二：交通运输线的区位分析
【考情扫描】
关于这部分知识，2013年福建卷考查了交通线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2012年广东卷考查了高速公路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江苏卷考查了建设雅安一西昌高速公路的原因及意义;2011年新课标全国卷考查了青藏铁路的相关问题，江苏卷考查了建设高铁的区位因素，上海卷考查了航线选择及其原因等。考点可归纳为：
【重难点分析】
按照现代五种运输方式，交通运输线可分为铁路运输线、公路运输线、内河水路线、航海线、航空运输线、管道运输线。同学们做题时，一要明确所给交通线对应的交通运输方式，理解和体会该种运输方式所具有的特点;二要构建影响每一类交通线布局区位因素的分析模式;三要对照模式，联系实际，组织语言，形成文字。
1.影响铁路布局的区位因素分析
(1)自然因素
地形：地势平坦对交通线限制少，山区修路比平原工程量大、造价高，铁路选线要在两条相同的等高线之间，尽量少穿过等高线;地质：在背斜上修路，避开断层等;水文：水深、流速、流量、泥沙淤积等方面;气候：影响施工，台风、风暴和浓雾直接威胁运输;此外，铁路布局还受冻土、泥石流的影响。
(2)社会经济因素
经济水平：为交通基础设施和线路兴建提供不同程度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保证;经济需要：主要是人口、工业和城市的分布所产生的物流、人流，以及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需要，要求建设或扩建交通线。
政治：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维持稳定与团结;民族：促进少数民族与汉族团结;国防：巩固国防，保卫祖国边疆。
(3)科技因素
科学技术支持，运输工具向大型化、高速化方向发展，经济联系扩大;改造自然的能力加强。
2。影响公路布局的区位因素分析
(1)自然因素
地形：要求地势低平，山谷中应避开陡坡，山区公路一般沿等高线修筑，呈“之”字形;地质：要求路基坚固，应避开断层、塌方、山崩、泥石流处;水文：尽量少通过河流、湖泊，避开沼泽地、洪涝地，以减少施工量。
(2)社会经济因素
宏观上：要考虑自然、社会经济、科技等因素;微观上：在交通量最大、路线最短、占用耕地最少三者之间寻求平衡。
国道选线：以直达运输为主，并适当照顾沿线重要经济点，尽量缩短线路长度，以节省运营时间;地方性公路选线：以满足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的需要为主，可以尽量多地通过当地的居民点、铁路车站、码头等。
3.影响管道布局的区位因素分析
由于管道运输物资的特殊性(石油、天然气、煤浆)，管道布局首要考虑能源产地和能源消费市场，并照顾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但是社会经济因素是决定因素。
4.影响水路、航空运输线布局的区位因素分析
水路运输包括内河航运和海洋运输。自然条件主要受内河通航能力(河流或运河水量，河道宽窄)、海洋航道是否适合、天气状况、运输安全、洋流运动、风向等因素影响;社会经济条件主要受港口发达程度(决定客货流)、沿线经济状况、线路长短、资源状况等因素影响，社会经济条件是影响水路、航空运输线布局的决定因素。
在对交通线和交通站点进行区位因素分析和评价时，同学们要知道区位因素分为有利与不利两种。因此，要结合具体实际，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解答这类问题时，同学们首先要审清题目，弄清是要求分析区位因素还是分析优势区位因素。无论哪一种类的交通线和交通站点，在分析区位因素时，我们都从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方面进行分析，把握答题方向，这样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答题也会更准确全面。
【跟踪训练】
读某岛屿图，回答1、2题。
1.图中最适宜建港口的是 ( )
A.① B.②
C.③ D.④
2.⑤处建飞机场的有利条件是( )
A.离海港近，便于客货的中转
B.该岛风景优美，游客多，经济效益好
C.地势较高，云雾少，降水少
D.地形平坦开阔，利机的起降
3。下图为我国东北某城市中心道路图，图中公交车站点布局合理的是 ( )
A.甲 B.乙
C.丙 D.丁
4.某区域规划图中，两种公路选线方案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方案一因采用了直达运输的方式，运输价值比方案二高
B.方案二在a、b、c、d四处拐弯中，有一处是不合理的
C.方案二比方案一更能满足地方经济发展与居民的需要
D.省道因等级高，一般采用方案一这种直达运输的方式
【参考答案】
1.A 2.D 3.D 4.C
社会经济主导因素范文4
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创新;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08-0054-04
一､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特殊性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村金融是根植于农村经济土壤之上的制度安排｡基于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及其结构决定金融发展及其结构,因此只有从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特征分析入手,才能找到农村金融创新动力的逻辑起点｡由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历史比较漫长,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国家,这本身就蕴含着我国农村问题的特殊魅力｡迄今为止,应当说,研究我国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献已比较丰富,但是涉及我国农村经济制度深层次的探讨,特别是立足于历史长期演进视角者依然鲜见(张杰,2003)｡[1]正是因为如此,今天,大凡涉及农村金融改革的制度安排,依然无法摆脱“摸着石头过河”的困境,这一点在目前进行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过程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选择适当的分析视角就显得十分重要｡
谈到农村问题,不得不研究农村经济的细胞――农户,宏观层面――农村经济运行正是微观层次――农户行为的有机组合｡国外历史文献对于农户行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强调农户的理性动机,可称之为“理性小农说”｡例如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认为,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的企业,小农的行为准则与企业的行为准则没有什么区别,因而改造传统农业与企业追求利润过程当中获得创新激励的路径是一致的｡[2]另一类侧重农户生存逻辑,可称之为“生存伦理说”｡蔡亚诺夫(Chayanov)认为,在农业社会当中,农户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家是有根本区别的,由于农户不是资本所有者,因而其行为特征不可能与企业主一致,如果说企业家考虑的是利润最大化,农户首先考虑的则是温饱问题,因此他不可能像资本家那样去进行所谓的成本――收益比较｡[3]为此,农户的行为模式是无法简单套用市场化的分析套路的｡以上两种思路仅仅是就一般意义上的农户行为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其研究蓝本毕竟是立足于西方社会,如果将视角移至我国农村,会发现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内涵更为丰富｡黄宗智教授对我国农户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对我国小农经济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小农命题”｡[4]
与西方学者的观点不同,黄宗智认为,我国农民的“半无产化”状态决定了我国小农经济的独特属性:农户除了不多的土地之外再无其他资产,因而是一种“半无产”状态,这种半无产状态又形成了农户独特的收入结构――农业收入与非农佣工收入,以两者之和维持生计｡这种状态在过去表现为农民在种地的同时,还要经常外出扛长工､打短工,在当今的社会中则演变为以“乡下农民”与“城市农民工”双重身份来参与经济活动｡这一格局之所以能长时间延续,首先是基于我国农业人口“过密化”的特殊原因,无论是单纯务农收入还是单纯的非农佣工收入,都无法保障农户的生存,只有同时以两者支撑,才能保证生计之需｡黄宗智教授进一步认为,这两种收入的地位不是等量齐观的,务农收入虽然不高,但是一种“生存保险收入”,非农佣工收入尽管可以从形式上超过农业收入,却只能是一种“补充收入”｡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务农收入具有相对稳定性,还因为对农民而言,与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具有无法割舍的文化､习俗与情感联系,土地除了维持生存之外还有确立家庭尊严､维系家庭社会地位等厚重的内涵因素｡而这些因素是不能以简单的量化分析来说明的｡因此,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范式对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户非但不适用,而且相去甚远｡由此可以看出,尽管黄宗智的分析与蔡亚诺夫的分析结论相似,但从过程与层次上看,黄宗智教授的观点显然要更深入一步,因为他的分析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一般经济因素分析的层面上,而且涉及到了历史人文因素等更为深刻的层面｡根据“小农命题”的逻辑,不难得出推论,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具有一种“超稳态”的社会结构,即便是到了当代,外部的市场因素也很难迅速瓦解小农经济的格局｡
按照经济决定金融的一般逻辑,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特殊性必然要影响到农村的金融结构及其性质｡由于小农经济具有天然的自我封闭属性,这种经济模式与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信用活动是相互排斥的,因而在农村所见到的被称为“非正规金融”的交易活动常常都与血缘､亲情､邻里关系相关联,而且交易过程都是人格化而非匿名化的,这种金融交易显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活动的开放性､匿名性､广泛性相去甚远｡正是因为如此,农村金融内部的创新过程就会表现得迟缓且与外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协调｡
二､政府介入状态下金融创新的格局
小农经济的存在与延续,与社会化的大生产显然是不兼容的,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也必然成为制约经济均衡发展的一个障碍｡在这样一种格局下,政府介入金融创新的逻辑思路必然是:运用政府主导之下的信用力量,使小农经济迅速向社会化大生产融合｡无论是从时期将信用社由民办强制转化为官办,还是1994年将中国农业银行的部分政策性业务划出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及1996年的农业银行与信用社分离,2003年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的推出等一系列举措无不体现这一基本主导思想｡
从宏观层面分析,这种主导思想与政府的理性预期目标是一致的｡在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度里,农业发展缓慢,农业向工业化转变的过程滞后,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政府介入,实施“强制型”或通俗地称为“政府主导型”金融创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般而言,政府主导的金融创新属于宏观制度层面的创新,尽管其中也可能包含一些十分具体的微观层面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但制度供给一旦确立,相应的微观层面创新内涵与外延也就基本确立了｡
如果将这种创新路径与西方国家金融创新的路径相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典型差异｡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创新主动力来自于微观主体,来自于市场活动,正是由于微观的创新,导致原有的金融制度规则不再适应新的金融交易过程和新的金融活动程序,最后导致一国金融制度､监管规则的调整,整个创新路径体现为先微观､后宏观;我国农村金融创新则是先有制度供给,然后出现新的金融产品､服务､交易方式等,整个创新路径体现为先宏观､后微观①｡为何会出现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相反路径,一些学者从我国社会经济的“二重结构”角度予以解释,认为在纵向社会结构之下,政府的权威可以降低制度变革成本,至少可以节省创新过程的时间成本｡[5]为此,我们不应当简单地否定“政府干预”之下的各种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事实上,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以来,农行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曾一度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农村金融的作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农行一直是农业信贷资金的主要供给者｡自1980年以来,农行和信用社的贷款总额逐年增加,由1980年的589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4986亿元,增长了41.4倍,年递增20.6%｡农行的农业贷款也在逐年增长,由1980年的128亿元,增长为2000年的4877亿元,增长了37.1倍,年递增18.9%｡从客观上讲,这一阶段在政府主导之下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无论是对农业发展还是农村经济的增长,都起到了相应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时期,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对“超稳态”小农经济是一次不小的冲击｡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没有政府安排下的农业银行､信用社的金融支撑,很难想象大量的乡镇企业会有一个迅速成长阶段｡
但从农村金融改革的整体绩效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还不能令人满意,目前社会各界对农村金融改革最大的非议集中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与非均衡性｡关于农村金融改革滞后与非均衡的问题,笔者已专门做过论述(2006),兹不赘述｡[6]在此,仅结合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做一简要分析｡如前所述,我国的纵向社会权力结构决定了其推行制度创新的效率,同时也蕴含着制度长期被扭曲的可能性｡
政府作为创新的主导者,要保证制度供给的充分有效性,首先要尽可能大量地占有信息,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事前完全彻底了解情况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而只能是采取先试点,后推广,通过“在改革当中不断完善”的方式来不断调整改革参数与各方经济利益关系｡前面已经谈到我国的小农经济“超稳态”的社会基础,小农经济具有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属性,因而天然地排斥与外部世界交往(准确地说应当是排斥与血缘､宗族､亲属以外社会圈层的交往)｡因此,政府在主导改革的过程当中,要想获得更加充分信息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与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不相耦合的情况就会经常出现｡其次,纵向社会权力结构之下制度创新的效率(特别是时间成本方面的优势)是建立在“政策一刀切”基础之上的｡而我国农村如此之广袤,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人文地理环境､社会风俗､历史积淀极不相同,统一化的政策措施显然无法“包治百病”｡在2003年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当中,尽管其灵活性比以往的方案已有所增加,但依然没有走出“政策一刀切”的基本套路｡对于这一问题,政府实际上处于两难抉择过程当中:实施整体划一的变革,节省时间,节省决策成本,有利于排除各方干扰(这也是纵向社会权利结构的最大优势之一),但一旦方案不结合实际,制度创新的供给与需求不相匹配,就会导致改革受挫;而采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方案尽管有利于制度创新的供给与需求相匹配,但决策成本大,决策时间长,而且还容易出现实施过程中的“倒逼机制”(亦即纵向社会权利结构的优势难以发挥)｡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是未来一个时期农村金融发展与创新过程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三､从宏观角度再度审视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创新
对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问题,国内理论界大致形成两大思路,一种是坚持政府主导,充分运用现有农村金融的组织体系､存量规模,对之进行必要整合与功能创新,使之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农村经济结构,充分发挥其在金融体系与农村经济体系当中双重主力作用;另一种观点是要注重发挥“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作用,由于非正规金融与农业､农村､农民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其制度安排及其形式更为农户所乐意接受,这种金融活动更容易嵌入农村经济的各个层面与过程当中,从而形成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由农村金融活动的主体――农民来决定最终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上层建筑｡[7]
整体上看,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占据主流地位｡从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农村金融改革过程来看,实际上也体现的是第一种观点的思路｡通过前面的分析得知,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创新选择第一种思路具有客观必然性,这不仅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布局的要求,也是充分发挥金融功能,促使小农经济走向开放,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互交融的要求｡诚然,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目前东南沿海一代的民间经济能够在全国率先走过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昔日的非正规金融活动是做出了贡献的｡然而,相对于存量巨大､覆盖面广泛的正规金融而言,非正规金融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因而,重视非正规金融在创新当中的作用不能等同于非正规金融取代正规金融的作用｡
因此,如何发挥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的效率,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就成为问题的一个关键｡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很低,而且资本高度稀缺,若采取类似于城市经济当中“国有股减持”方式将政府对农村金融产权控制力度削弱或取消,放手由市场调节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在政府主导框架之内,通过制度供给的方式激励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创新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当中,政府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要不断弱化千百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当中业已形成的“超稳态”的小农经济结构而不是保留它或者固化它｡这也是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而难点在于,如何保证政府主导创新过程的充分理性,如何克服政府主导创新决策成本过大的问题?根据张杰等人的研究,在我国二重结构(1996)的社会制度之下,社会的运行过程直接体现为“官”与“民”的对立｡这种社会结构的优势在于政府的意图能够迅速地传递到社会下层｡[8]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运作特征体现为,一旦某个问题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该问题就会立刻进入“解决”的程序当中｡然而,这种社会结构的效率要依托于一个全能型的政府以及政府必须事事过问,一旦对某件事情“关注”不够,就会导致制度安排严重滞后,同理,政府调查研究不够深入,掌握信息不够全面,其决策也会造成制度供给的扭曲｡目前,我国正在实施过程当中的有关农村金融改革的措施就正在面临这一问题困扰｡
相比之下,欧洲的社会经济结构呈现“三重化”的特征,即在政府与贫民之间,有一个商业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并不是政府的幕僚或者人,而是具有独立经济地位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地位的社会阶层｡这个中间层存在的意义在于,他们既与下层贫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支撑､相互制衡的关系,同时也与政府存在着相互支撑､相互制衡的关系｡这样一来,政府就有可能退出全能型政府而转向功能型政府,这也是西方社会提倡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一｡而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当中,正是由于缺少这样一个连接宏观与微观的“缓冲带”,结果必然导致最高当局事必躬亲｡以正在进行的信用社改革为例,改革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细小环节都离不开中央银行､银监会这样的高层决策部门过问｡在这样的社会框架当中,即便是决策当局有时间､有精力面面俱到地关注改革的每一个侧面,也会极大地限制甚至是泯灭微观主体创新的主动性｡通过以上的分析,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种思路,在今后农村金融体系重构过程当中,应当通过明晰产权､完善治理结构的方式,将现有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甚至包括一部分非正规金融组织体系塑造成为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当中的中间阶层,使之充当联结宏观制度创新与微观产品､服务创新的桥梁｡如果这一思路是可行的话,那么无疑将会揭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新的一页｡实际上,这样一种中间阶层在我国的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已经初现端倪｡例如前面提到的“温州商团”,他们即不是社会上层幕僚,也不属于社会下层民众,而是形成了一股可以影响宏观经济的不可小视的力量｡尽管从目前来看,这股社会力量行为模式还有一定的非理性特征,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演进,其理性化的成份正在不断加深,这样一个阶层成长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匿名经济与市场规则内生的过程｡信用活动的匿名化,社会信任的边界突破血缘､宗族､邻里关系的限制,这些都是未来农村金融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如果外部制度供给有利于这一深化过程,则解除金融压抑,实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注释:
① 在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局部的微观创新超前的情况,但这些创新通常不被归入正规金融创新之列｡例如改革开放中期“三会一部”的出现,这些金融活动就很快地被界定为“不合法”并加以整顿治理或者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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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主导因素范文5
关键词：社会经济演化；拉马克主义；意向性；学习与模仿
中图分类号：F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3010406
一、导 言
19世纪中后期以来，许多学者认识到，社会经济的动态过程呈现出了与生物演化(进化)相似的特征\[1\](P65)\[2\](P115-116)\[3\](P3)，他们因此也称社会经济的动态过程为社会经济演化，还提出了构建社会经济演化理论的任务\[4\]（P373-397）\[5\](P18-19)，并提出了累积因果循环说\[4\]（P373-397）、创新推动的非均衡演进说\[6\](P73-74)、遗传结构主义的制度变迁说\[7\](P15,99)\[8\](P7-8)\[9\](P46)、演化理性的自发秩序说\[10\]（P211-221）\[11\](P44-63)、基于关联反馈的路径依赖说\[12\]（P331-337）\[13\]（P116-131）等社会经济演化学说，但直至当前，规范化的、具有理论说服力和解释力的社会经济演化理论尚未构建出来\[14\](P8)。
演化广泛地存在于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命现象、经济与社会现象之中，但科学研究至今仍未构建出一般演化理论，为诸领域中的演化分析提供理论指导。生物演化研究由于可获得大量的古生物化石作实证，加之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揭示了生物遗传的微观实现机制，因此，率先构建起了相对系统与完善的学科层级的演化理论——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和孟德尔遗传学说的新达尔文主义，这一理论也成为了相关演化研究借鉴与比较的对象。社会经济学者如哈耶克、诺斯、纳尔逊和温特等，生物学者如赫胥黎、梅达沃、多布然斯基等，以及哲学家如波普尔等，均对生物演化与社会经济演化作了比较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总体上得出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间存在广泛而深刻的机制差异的结论。例如，赫胥黎认为文化演化是一个和生物演化极为不同的过程，有自己的规律、机制和模式，不能单纯从生物学基础上加以解释\[15\](转引自\[18\](P23))。波普尔也认为“文化演化通过另一些方式继续着遗传演化的过程”\[16\](P48)。哈耶克、诺斯、纳尔逊和温特则明确地断言，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的\[17\](P15)\[18\](P24-25)、意向性支配着经济演化\[9\](前言)、经济演化难于贴切类比生物演化中基因突变和性别重组机制\[9\](P61)。的确，社会经济演化是由有意识的人参与的，而长久以来我们总试图把“人”置于一种宇宙殊的地位上，这当然会潜在地指引学者们刻意地找寻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的差异，以及将一些细节层面的差异放大到机制层面。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指出，人类认知的发展已使我们认识到，人，包括人类的意识，并不是游离于自然规律之外的特殊事物①。这启示我们，生物演化与由有意识的人参与的社会经济演化的同一性应是相当广泛的②。而且，在认知逻辑上，生物演化与社会经济演化作为在现象特征上呈现出了广泛同一性的两种子类演化现象，应能在本质上作同一性的理解。虽然以上两点尚不足以推断出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审视那些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严格区隔开来的诸观点还是必要的。特别是，那些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严格区隔开来的观点多由一些著名学者提出、宣扬及反复强调，它们已为社会经济演化研究设定了。但如果这些观点存有差误，就会成为社会经济演化研究发展的沉重理论包袱，阻碍我们对社会经济演化机制的深入理解。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5月第12卷第3期 雷国雄：社会经济演化研究中三大共识的再审视 二、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吗?
生物演化学说中有拉马克主义③(Lamarckism)和达尔文主义(Darwinism)两大理论传统。拉马克主义认为生物具有很大的可塑性，环境发生变化时生物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异，以适应新的环境条件，并且获得的性状能够通过生殖细胞直接传递给后代。达尔文主义则认为生物会发生自然的变异，在生存竞争中，有利的变异将较多地保存下来，有害的变异则被淘汰。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期，生物演化学说一直围绕生物演化到底是拉马克主义式的还是达尔文主义式的展开争论。直到奥古斯特?魏斯曼明确地证明了拉马克主义的“获得性遗传”不可能成立，以及结合达尔文主义与孟德尔遗传学说，并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新达尔文主义提出后，相关的争论才趋于平息④。达尔文主义胜利的结果之一就是强化了对生物特性之先天与后天的区分：能够经由生物性机制遗传的生物特性是先天的，反之则是后天的。这随即就导出了一条判定拉马克主义的延伸标准：凡是探讨那些在达尔文主义看来的后天性生物特性的遗传问题的学说，就是拉马克主义的。
哈耶克在这一判定标准上作出了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判断。他说：“生物进化论现在已排除了后天获得特征的遗传，但是所有的文化发展都是建立在这种遗传上，即那些以指导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为表现形式的特征，它们并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在学习中掌握的。按现在的生物学讨论所采用的说法，文化进化是在模拟拉马克主义。”\[18\](P48)纳尔逊和温特宣称他们是毫无羞愧的拉马克主义者时也说，他们所构建的经济演化理论“考虑了获得特性的‘遗传’”\[17\](P15)。
但哈耶克等人并未意识到，将生物演化研究中的拉马克主义延伸判定标准沿用到非生物演化研究领域已在逻辑上犯了忽略前提的错误，这一错误在完整的命题表述形式下即可呈现出来：社会经济演化中传递的均是在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学说看来的后天性事物。具体地说，在我们研究社会经济演化如制度的演化时，我们并不能断然地说制度对制度的演化而言是后天的，因为在逻辑上，在我们所构建的制度演化学说中，应该另有一个先天与后天的区分，而不是援引其他理论中的区分。
并且，更有可能的是，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对社会经济演化而言，是不完全的。在社会经济演化中，文化、习俗与制度接受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选择，进而经由学习与模仿在社会中向后传递，是社会经济演化中的先天性事象；而隐默性知识却不能通过学习与模仿在社会中传递，是后天性事象。除此之外，还存在着那些基于人的生物性的知识，即固化在基因中的知识，它们在生物演化理论看来是先天的，但在社会经济演化惯常的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视域上可以认为既没有新元素加入进来，也没有元素被淘汰出局，是给定的。比照生物演化学说中作出先天与后天区分的思维，应称为先先天(Antenature)的。
哈耶克认为，一切演化，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都是对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18\](P24)。按照这一理念，我们应能构建起人的知识演化模型，其中的人以其生物性知识、社会性知识和个人知识不断地适应着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的确，在高效地适应自然环境，如温度、湿度、气压、光照、营养供给等方面，人类还主导性地依靠着那些固化在基因中的知识。例如，我国地区的居民有一种调节体内红细胞数量的基因，因此适应于该地区稀薄的空气。现代人类也常用技术手段来应对这些问题，如安装供氧设备、使用空调、药物等，但这些手段的效率根本不能与那些生物性机制的效率相比拟。而在机敏地适应社会经济环境方面，人类则主导性地依靠着手口相传的文化、习俗与制度⑤。在这样的人的知识演化模型中将只有区间：经由人的生物性传承的知识区间、经由人的社会性传承的知识区间和仅在个体内部传承的知识区间，而无需作出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当然，在逻辑上我们并不能在该人类知识演化模型基础上断言，由于经由人的生物性传承的知识区间是达尔文主义演化的，同一模型中经由人的社会性传承的知识区间也应是达尔文主义演化的，但我们可断言，研究者并不能根据社会经济演化所分析的是在生物演化理论看来的后天性事物，就确定无疑地宣称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
三、意向性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吗？
彭罗斯指出，协商行为和计算行为是人的行动在经济领域的特征，意向性是不能在经济理论中排除掉的\[19\]（P804-819）。这一无可辩驳的观点当然潜在地支配了学者们对于社会经济演化的研究。赫什莱佛提出，人能有意识地进行优化——或者我们常常认为人是这样的——而对除了少数高等生物的其他生物，选择与战略仅仅是隐喻的，这是要构建的经济演化理论与社会生物学的一个明显差异\[20\](P1-52)。阿尔奇安构建了一个依赖于机遇而不是最大化理性的经济变迁模型，但他却在同一模型中自相矛盾地提出，人类的适应——模仿与试错搜索——是有意识地进行的\[10\](P211-221)。诺斯认为，经济演化中的选择机制不同于生物演化论中的优胜劣汰，是由人们对最终结果的信念支配的，参与者的意向性是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9\](前言)。纳尔逊和温特则提出，经济变迁中存在两种选择：一是对企业的选择，是达尔文意义上的被动选择；二是适应性学习，是一种反映企业意图的选择，是意向性的主动选择\[17\](P14-15)。社会经济动态自然是由具有意向性的人类活动推动的，模拟这一动态过程的社会经济演化理论当然不能排除人的意向性，但这并不足以使我们如诺斯那样断言，“参与者的意向性是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
在理论上，动态过程可以分为数种类别，演化只是其中的一种。社会经济处于动态过程之中，我们识别出这一动态过程具有显著的演化特征，并将其称为社会经济演化，但我们并不能断言，这一动态过程是纯粹的演化过程。社会经济动态中也存在着大量非演化的变化，它应是一种由非演化与演化杂合成的复杂现象。同样，人类的行为也是杂合性的，兼有理与非理。因此，我们在逻辑上就不能断言，由具有意向性的人类活动推动的社会经济动态中的演化过程是由意向性支配的，因为存在着如下的逻辑可能：人类的意向推动形成社会经济的非演化性动态变化，而人的非意向推动形成社会经济的演化。
事实上，意向并不能将一般生物与人区别开来。生物也有意向：蜜蜂会循着花香采蜜，雏鸟会喳喳鸣叫争取食物，狗会摇尾巴招惹人的喜爱。但生物却不能意向性地影响生物的演化，它们根本没有这一方面的意向。人类好像有一种强烈的按照自己的意向左右社会经济演化的冲动，并且人类也总是在意向性地规划与设计着未来的社会经济模式。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这种意向，而在于这种意向是否能够达成。门格尔指出，社会现象的起源与自然有机体的起源具有类似性，大量的社会制度对于整体的某种令人惊异的明显的功用，并不是刻意追求此一目的的那种意图的产物，也不是社会成员协定或实证立法的结果，而是自然的结果\[2\](P116)。哈耶克也明确指出，演化着的社会经济秩序，如文化、制度等，是一种自发秩序，是福格森所谓的“人类行为的结果但却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21\](P458-468)。人类根本不能按意向性来设计社会的文化、制度，那样的意向性都是“致命的自负”\[18\]（P73）。
社会经济演化研究虽然尚未阐明演化的机制内涵，但不少学者已认识到，演化是不确定性变化下的一种适应性过程\[9\]（P17）\[10\](P211-221)\[18\]（P24），这在逻辑上也是明确的：不论社会经济是由理性的行为者还是由非理性的行为者的行为构成的，如果其运行在确定性之下，就必然会陷入静止状态(包括熊彼特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描述的“循环流转”状态)，而不会呈现出演化的那种持续缓慢的变化特征。意向性对作为不确定性变化下的适应性过程的演化显然不可能有意义，因为“不知道的也是不能计划的”\[18\](P96)。可见，社会经济中的演化事象并不是人们可以按他们的意向塑造的。
在纳尔逊和温特、诺斯等学者看来，人类意向性地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还表现在，当人们对当前的制度、技术、惯例的绩效不再感到满意时，就会在压力下创造出新的制度、技术与惯例\[8\]（P14-15）\[17\]（P157-176）。林毅夫甚至认为，激励着意向性创新(在实验室中作的系统性的试错搜索)的制度的缺失是中国在元明以来落后于世界(即李约瑟之谜)的主要原因\[22\](P244-291)。这种主动性的机制在生物演化中显然是不存在的，因为生物演化中的基因突变(即创新)基本上以固定的频率发生着。即使社会经济中存有这种主动性机制，它也不能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区别开来，因为在事实与逻辑上，我们并不能基于人类具有这种推动社会经济演化向前的冲动就断言其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首先，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之一，门格尔称之为闲散的好奇心，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熊彼特称之为企业家精神。事实上，大多数人总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着创新尝试，只不过那些仅产生了较小的绩效提升的创新尝试以及那些数量更多的失败了的创新尝试往往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把它们记录下来而已。也就是说，创新可能是社会经济演化中常态性的人类行为，学者们称道的意向性推动的创新只是选择性观察与记忆的结果，是幻象。其次，社会经济演化中的诸多创新，特别是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往往是偶然间得到的，并非意向性创新尝试的结果。例如，伦琴发现X射线，弗莱明发现青霉素，洛伦兹发现混沌现象等，获得的均是他们意向性研究目的之外的成果。其三，人类意向性创新特别是一些在事后看来的重大创新受到创新能力的约束，这种约束与生物演化受到基因突变发生频率的约束相同。例如，福特一直想找到提高汽车装配工作效率的方法，但长久以来都想不出好的方案，只是由于偶然参观邮购公司的传送带，灵感突现才创新出了汽车生产流水线。凯库勒构思苯的结构、门捷耶夫探寻元素周期律、汉密尔顿构思四元数的运算法则等都经历了反复的猜想与验证，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都受到了灵感的“扶助”。创新依赖于灵感的本质是创新依赖于时间，这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创新中更为明显。人类社会产生新宗教形式、新道德规范、新流派艺术作品的频率是非常低的，并且可以大致认为是以固定的频率“生产”出来的，激励对此往往无效。这样看来，在由创新活动推动的社会经济演化中，即使人类具有强烈的实现创新突破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也不是社会经济演化的决定因素。自然地，我们也不能根据人类具有强烈的实现创新突破的意向性就断言社会经济的演化是由意向性支配的。
四、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的
传承机制不同吗？ 在代际传承形式上，生物演化与社会经济演化表现出了诸多差异。例如，生物以有性繁殖(包括细菌繁殖中的基因片断交换)的形式延续，DNA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机制作用，社会经济则以学习与模仿的形式延续，并且不存在类似于DNA的有形事物；生物演化仅通过生理上的双亲传递信息，社会经济演化特别是其中的文化演化则往往通过无数个“祖先”向后传递信息，并因此使得文化演化较之生物演化进展得更快\[9\]（P61）\[18\]（P24）。不少学者因此认为，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在传承机制上是不同的。那么，这些传承形式上的差异是否足以支撑我们作出社会经济演化在传承机制上异于生物演化的论断？
生物有性的代际遗传机制是如下展开的。在一般生物体的正常细胞中，有两套由DNA记载着的遗传密码，一套来自父本，另一套来自母本。例如，人类的一套遗传密码由23条染色体(DNA长链)组成，因此每个正常的人体细胞中有2套共46条染色体，或者说23对染色体，其中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母亲。代际遗传的第一步从生殖细胞的减数分裂开始，每个生殖细胞减数分裂后生成两个细胞，称为配子，其过程包括两个组合。一是两条分别来自父本和母本的相同序号的染色体相互靠近，在一定的点位链接，再分开为两条染色体。在这一链接与分开的过程中，将发生基因片段的交换，如图1中三个连续的放大框所示，由abcde基因片段组成的一条父本
图1 生物有性遗传机制示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生物学表述绘制。
染色体与同序号的由a′b′c′d′e′组成的母本染色体经过链接与分开过程形成了两条新染色体ab′cd′e和a′bc′de′(也可能在某些链接点不发生交换，形成如ab′c′d′e和a′bcde′的新染色体)。二是基因片段组合形成的各染色体按序号分别进入一个配子细胞，即将各同序号的两体染色体分别送入两个配子细胞，组配成两套遗传密码，如图1中“过程二”箭头指向的变化所示。经过这两个组合过程后，两个配子中各含有一套遗传密码，并且这两套遗传密码与分裂前的生殖细胞中的两套分别来自父本与母本的遗传密码均不相同。当其中的一个配子经由受精过程与来自另一减数分裂形成的配子融合为一个正常细胞并发育成新生物体后，新生物体表现出来的特征将既不同于其祖父(母)，也不同于其外祖父(母)，而是一个全新的个体。提及生物遗传物质DNA，研究者就会联想到其可纵向拆开的双链结构，并因此萌生出将与DNA相关的机制均归之于这一奇特结构的想法。但值得强调的是，在生物代际遗传的核心过程中，DNA的双链在纵向上并不拆开，而只是在横向上断开后再接上，这种在横向上可断开再接上的性质提供的对遗传信息的组合创新机制才是生物代际遗传机制的本质，这一点早在18世纪初即已被法国遗传学家莫佩蒂乌猜想到，并在DNA被发现的近100年前由孟德尔通过严谨的实验数据分析提出。可纵向拆开的DNA双链可实现对其自身的精确复制(其间可能发生差错，即突变)，也在生物代际传承中发挥着通过复制形成多个后代的重要作用，但这一机制并不是生物代际传承机制的核心。
社会经济演化通过学习与模仿传承的本质也是组合创新。哈耶克指出，学习在本质上是组合性的，它使得不同天赋的个体通过吸收不同的传统形成了社会经济的无限多样性，而如果学习是对同伴的完全复制，社会经济中广泛存在着的学习将减少其多样性而不是如现实中的那样保持或增加着多样性\[18\](P146)。阿尔奇安指出，模仿均是非完全的，模仿者所模仿的只是某些看起来有助成功的独特因素，是对他者与己者因素的组合\[10\](P211-221)。例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学习与模仿欧美，就不是一种完全的搬抄，而是结合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组合创新出了特色性的“神政的、家长式立宪主义”，既延续了日本传统上的封建性因素，又引入了反映民主政治要求的立宪主义因素。
当然，学习与模仿并不是如有性繁殖那样两两封闭的，个体在构思一种新方法时往往汲取着众多他者的新奇因素，但这可能只是我们仅注意到了那些成功组合的构成而忽略了各具体组合过程产生的误解。应该承认，人的关注能力是相当有限的，他们在每一时点上往往只能关注一个人，甚至只能关注到一个人行为的某一个方面(类似于DNA上的基因的单元)，他们在如此关注时，就在将其关注到的他者行为的新奇元素与己者的元素相组合，这个过程显然是一种两两封闭的组合，甚至只是一种简单到只变更一个单元的两两封闭组合。而且，人类还具有理性，他们能在信念知识的支撑下基本正确地判断出诸多(但不可能是全部的)新组合方案的绩效水平，这样，不少绩效水平较低的方案不经由显性的执行过程就被排除了，而那些被我们注意到了的组合方案，则主要是理性不能确知其绩效水平因而需通过显性的尝试来确定的方案，以及那些通过显性与隐性试错选择出的绩效水平相对最高并因此被反复执行着的方案。这些方案从构成元素来看有多个“祖先”，但若追溯其形成过程，仍是多轮两两组合的结果。
而且，即使每一轮次的学习与模仿均发生在多名个体之间，也不足以使我们将其与两两封闭的有性繁殖式组合区隔开来。两两组合的组配成本当然低于多个体间的组配成本，但当个体之间差异较小时，两个体间的组合将只能生成大量相同的个体，而多个体间的组合却能保证组合出的新个体基本上是不同的。例如，如果DNA链仅由三个基因组成(或只有三个基因位上的基因不同)，两个体间的组合则最多只能生成8种新的个体类型，这样，当繁殖倍率大于8时(现实中的繁殖倍率往往是一个相当大的数)，两两封闭的组合模式就会产生出大量的重复个体，也就是说，其不能高效率地实现生产数量较多的差异性个体的机制功能。而在此情境下，多个体间的组合却由于具有更大的组合空间，可保证新繁殖出的个体基本上是不同的，其支付较高的组配成本因而是值得的。在这一意义上，生物演化中的两性传承模式与社会经济演化中开放的学习与模仿模式，就只是在不同情境下为有效率地达成产生出数量众多的差异性个体的机制功能而选择的不同形式而已，它们在机制层面上是相同的。
五、结论与启示
按照许多学者的观点，社会经济演化研究已走过理论丛林阶段，系统总结有关社会经济演化研究的学派理论、基本观点、一般认识等，构建包容多方面社会经济演化现象的统一性理论，突破性地完成马歇尔与凡勃伦提出的理论研究任务的时机已经成熟\[23\]（P1-6）。在这一理论发展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那些有关社会经济演化本质与机制的诸观点作深入的再审视，去伪存真，破除教条，为实现社会经济演化理论研究的突破奠定基础。
诚如本文研究揭示出的那样，社会经济演化研究领域中的三大“共识”所依存的推断逻辑均存在着差误或漏洞，并不是确然成立的，其中，“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论断的推演逻辑犯了忽略前提的错误，“意向性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论断的推演中存在未予考虑到的逻辑分支，“社会经济演化以不同于生物演化的遗传机制传承”则属认识狭窄，将细节层面的差异扩大到了机制层面。两百余年的社会经济演化研究产出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也累积起了诸多的教条，只有以严密的逻辑分析为工具，不畏权威，敢于批判，才能揭示并破解这些教条，勘正社会经济演化研究的方向，推动社会经济演化理论的发展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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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Hirshleifer,J.Economics from a biological viewpoint\[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7,(1).
\[21\]\[英\]F?A?哈耶克.哈耶克文选\[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2\]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A\].林毅夫.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三联出版社，1993.
\[23\]贾根良.演化经济学译丛总序\[A\].\[美\]霍奇逊.贾根良，等，译.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注释：
① 西蒙在《管理决策新科学》一书中指出，“关于人的独一无二性的定义，一直是人的宇宙和伦理系统的核心。有了哥白尼和伽利略，人，他不再是处于由太阳和星星围绕着的宇宙的中心位置的人。有了达尔文，人，他不再是由上帝创造并特殊赋予灵魂与理智的人。有了弗洛伊德，人，他不再是其行为——潜在地——受理性精神支配的人。当我们开始生产能进行思维和学习的机器时，人即不再是唯一能对环境进行复杂地和有理智地操纵控制的人了。”
② 罗斯比就指出，拒绝生物学类比是愚蠢的，因为人类本身就是生物系统,见Selection Processes in Economics(2001)。
③ 霍奇逊和柯纳森近来也撰文指出，将社会经济演化视为拉马克主义式的是误导性的，见Dismantling Lamarckism:Why Descriptions of Socioeconomic Evolution as Lamarckian Are Misleading(2006)。但他们论证的逻辑并不简洁，且未揭示出这一观点所依存的逻辑中最关键的错误。
④ 但即使这样，拉马克主义并未完全败北。寇普就提出，生殖细胞具有对生长力过去工作效应的记录，就像和记忆相类似的情况，因此，某一器官如果在一新环境中变得更加有用，那么它的生长在每个世代中将会被促进，从而能更好地适应环境,见Edward Drinker Cope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1977)。但在笔者看来，即使这一机制存在，其在生物演化中可能仅是次要的，而且这种记忆性机制也应是经由自然选择留存下来的。
⑤ 不少学者认为，诸多生物性特征使得人类可以更好地进行社会交往，如低平的颧骨、暗红的嘴唇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依靠这些生物性特征，人类就能高效地应对复杂万变的人类社会。
（责任编辑 朱 蓓）第12卷第3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社会经济主导因素范文6
【论文摘要】民间非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已形成巨大的力量，但由于非正规金融机构存在市场化程度低等缺陷，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创新是一种必然，它将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对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问题，国内理论界大致形成两大思路，一种是坚持政府主导，充分运用现有农村金融的组织体系、存量规模，对之进行必要整合与功能创新，使之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农村经济结构，充分发挥其在金融体系与农村经济体系当中双重主力作用；另一种观点是要注重发挥“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作用，由于非正规金融与农业、农村、农民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其制度安排及其形式更为农户所乐意接受，这种金融活动更容易嵌入农村经济的各个层面与过程当中，从而形成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由农村金融活动的主体——农民来决定最终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上层建筑。
整体上看，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占据主流地位。从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农村金融改革过程来看，实际上也体现的是第一种观点的思路。通过前面的分析得知，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创新选择第一种思路具有客观必然性，这不仅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布局的要求，也是充分发挥金融功能，促使小农经济走向开放，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互交融的要求。诚然，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目前东南沿海一代的民间经济能够在全国率先走过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昔日的非正规金融活动是做出了贡献的。然而，相对于存量巨大、覆盖面广泛的正规金融而言，非正规金融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因而，重视非正规金融在创新当中的作用不能等同于非正规金融取代正规金融的作用。
因此，如何发挥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的效率，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就成为问题的一个关键。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很低，而且资本高度稀缺，若采取类似于城市经济当中“国有股减持”方式将政府对农村金融产权控制力度削弱或取消，放手由市场调节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在政府主导框架之内，通过制度供给的方式激励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创新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当中，政府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要不断弱化千百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当中业已形成的“超稳态”的小农经济结构而不是保留它或者固化它。这也是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而难点在于，如何保证政府主导创新过程的充分理性，如何克服政府主导创新决策成本过大的问题。在我国二重结构(1996)的社会制度之下，社会的运行过程直接体现为“官”与“民”的对立。这种社会结构的优势在于政府的意图能够迅速地传递到社会下层。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运作特征体现为，一旦某个问题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该问题就会立刻进入“解决”的程序当中。然而，这种社会结构的效率要依托于一个全能型的政府以及政府必须事事过问，一旦对某件事情“关注”不够，就会导致制度安排严重滞后，同理，政府调查研究不够深入，掌握信息不够全面，其决策也会造成制度供给的扭曲。目前，我国正在实施过程当中的有关农村金融改革的措施就正在面临这一问题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