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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范文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骄人成就，社会融资总量迅速增长，融资结构不断改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有所完善，金融对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积极作用日益明显；金融市场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发挥，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金融行业的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不仅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而且有力支持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尽管金融业对促进实体经济良性运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角度来考察，我国金融业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足，尤其是服务于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针对性、有效性还不高，金融系统固有的痼疾和缺憾日益凸显。
1. 正规金融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结构性缺口引致金融服务覆盖不够。立足体制机制视角，造成我国实体经济某些领域“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是金融系统及银行结构不合理、金融资源供给与企业需求间存在错位。事实上，在融资结构失衡格局下，因资本市场层次体系不健全，本应由资本市场承担的融资功能转由银行体系承担；同时，因银行系统层次体系不完善，本应由小型金融机构承担的融资功能被迫由大中型银行来满足。统计显示，我国大中型企业数量占比仅1%，企业类型分布呈“金字塔型”，而金融资源65%由国有控股及股份制商业银行掌控，呈“倒金字塔型”。
金融系统层次化缺陷及金融资源配置错位，致使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间存在结构性缺口。“体制内”正规金融缺少服务于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的专营性机构，现有非专营性金融组织基于“成本―收益”考量，对实体经济的分散性资金需求缺乏支持动力，尤其在银根紧缩时期更是将其排挤于正规金融之外①。据测算，我国银行对规模或限额以下企业的贷款覆盖率不及5%，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54%的水平，而且低于规模以上企业覆盖率约25个百分点。[1]
2. “货币空转”、经济虚拟化推升实体经济部分领域融资成本。经测算，2008―2012年我国社会融资总量、新增人民币贷款分别达63.5万亿元和38.1万亿元，几乎相当于1998―2002年信用增量的10倍，且近5年融资成本相对较低。然而，因金融市场信用大幅扩张推高了住房价格，使其转化为以投资炒作为主导的虚拟经济市场。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低成本资金并未有效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源源不断地流入以投资为主导的住房市场，导致实体经济无法获得低成本融资②。有观点认为，近几年农业领域存在的融资难问题，很大程度上即与此有关。
因此，虽然整体意义上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较为适度，但某些薄弱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却客观存在。以中小企业融资为例，按官方统计，截至2008年末我国企业总数971.5万户，其中99%以上为中小企业，严格意义上的大型企业仅1%。由于大型企业长期以来都是银行信贷的主要受益者，80%左右的中小企业从未获得银行信贷支持。同时，在创业板、中小板公开上市的中小企业数占其群体的比重非常低，致使绝大部分中小企业几乎难以获得“体制内”资金支持，被迫转向“体制外”的高成本融资。来自温州、江苏、广东等地的调查显示：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正日益严重地制约着区域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民间资本监管和引导不利。我国金融监管及宏观调控重点着力于信贷规模、投向及利率层面，民间资本监管存在多头监管及监管真空。其中，小额贷款公司由地方政府监管，典当行及拍卖行由地方工商局监管，大型融资担保公司由银监会及其下属机构监管。既有多头监管造成的效率缺失及效力低下，也存在部分民间金融组织处于监管空白地带的弊端，加剧了民间金融组织运作失范、民间资金“脱实就虚”及资金价格高企。据不完全统计，民间借贷利率阶段性高位时全国民间借贷年综合利率约为大型银行对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信贷综合年利率的3倍甚至更高。显见，缺乏有效引导和监管的民间昂贵资金，对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融资的高成本发挥了本不该有的推波助澜作用。
4. 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融资缺乏针对性配套制度。信息不对称和层次化金融组织缺失是制约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融资活动有效开展的主要原因。国际经验表明，小微企业、“三农”等融资主体受规模小、抵押品缺乏、经营机制落后、资信等级低等多重约束，需要健全完善的融资担保、法律法规等作为保障，而我国恰恰缺乏此类制度建设。一方面，中介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多层次担保体系缺失加剧了银企信息不对称和弱势行业与企业的融资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政策针对企业类型的划分标准不完全一致、差异化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强，使得国家融资政策难以在实体经济薄弱领域稳妥落实，为规避“融资搭便车”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金融机构资金支持行为谨慎，无形中增加实体经济薄弱领域的“融资难”和“高成本”。
二、拓宽实体经济服务广度的普惠金融系统
从我国当前金融体系及经济结构发展现状看，虽然多样性的银行业竞争格局初步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正在快速发展，但二元甚至多元经济金融结构仍具普遍性，因此，应进一步加快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全面扩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同时，在强调银行、证券、私募与风险投资、金融中介、政策金融、保险、金融合作组织以及民间金融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广度基础上，更要强调建立有区别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机制，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努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
1. 依托新型金融机构构建完善的多层次普惠金融系统。为弥合融资结构失衡格局下“体制内”正规金融针对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结构性缺口，要加快新型金融机构建设，构建层次分明的普惠金融系统；依托“非公经济36条”的落实消除民间资本进入壁垒，为其创造公平的市场准入条件和竞争环境；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建立完善的新型金融机构资金补充机制，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从政策上鼓励新型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信贷管理方式，推动其拓宽业务种类和服务范围，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能力；细化银行差别化监管政策，除现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外，在资本充足比率、拨备覆盖率等监管指标和公司治理的要求方面，对新型金融机构实行独立标准，适度提高其贷款风险容忍度，以差别化监管政策开创多层次金融系统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2. 厘清多元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动态优化关联。要梳理和辨析我国二元甚至多元经济结构特征与金融结构动态优化之间的关系，将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将多样性的金融服务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联视为共生关系。即不仅实体经济需要有一个多样性的金融服务体系，而且多样性的金融服务体系自身也可提高经济系统应对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因此，要进一步厘清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的共生关系，利用市场无形之手构建以效率为核心的竞争机制，在强调效率的前提下，努力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
3. 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竞争机制。在层次分明的多样性金融体系中，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该类机构通过对优质项目甄别及潜在优质企业筛选，以及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方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性。但由于制度体系使然，我国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尚且缺乏行之有效的竞争机制，导致服务质量和水平大打折扣。因此，要从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出发，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来完善银行、证券、保险与影子银行③等金融组织服务实体经济的竞争机制，为实体经济创建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平台。
4. 构建金融结构动态优化机制。静态视角下，依托金融系统的多样性、层次化发展，在追求效率前提下，兼顾公平地扩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基调。但动态地看，我们还应关注金融体系的动态优化，既涵盖金融工具、金融组织、金融市场等多维度的创新发展，力图通过构建多样性并动态调整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指标体系，合理评估已有多样性普惠金融是否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从而为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提供政策建议。
5. 依托制度建设保障低成本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在利率更加市场化条件下，实体经济能否获得融资支持，融资成本高低将更多地取决于企业自身素质及制度安排等市场因素，针对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行政干预效力将更加淡化。因此，为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需要出台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以引导低成本资金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要依托法律制度严格区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解除低成本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门槛障碍；建立针对弱势行业或企业的风险补偿与分担机制，舒缓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风险积聚，提升其为实体经济发展融资的内在动力。
三、深化实体经济服务深度的金融创新体制构建
长期以来，金融创新一直是推动金融业迅速发展壮大的主要驱动力，因此，进一步加快我国的金融创新，对提升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竞争力至关重要。构建深化服务实体经济深度的金融创新体制，就是要植根于实体经济，面向市场，贴近客户，通过金融创新不断探索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确保金融资源配置到最急需的行业、地区、项目和企业中去。
1. 进一步推动金融组织体系的完善与创新，形成充分竞争的金融体系。现阶段，我国在为“三农”、中小微企业等领域提供金融服务方面，还普遍存在着农村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这些领域的金融机构数量小、经营网点少、资本金规模小。因此，要加大对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切实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就必须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金融组织体系的完善与创新，快速推进金融业的对内和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允许民间资金发起成立商业银行，以各种形式进入各类农村金融机构、社区金融组织，让金融行业形成充分竞争、优质服务、风险可控的良好格局和态势。
2. 加快商业银行的体制机制创新，全面提升金融业的经营管理能力。以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业自2003年开始加快内部体制机制改革，经营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效益及风险管理能力大幅提升。但与国际上实施以先进流程为主导管理模式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相比，经营管理、组织流程等仍有差距，传统经营管理理念影响犹存、组织架构仍需改善、部门职权利益化、协调成本高等“部门银行”特征凸显。为有效化解部门银行弊端，我国银行业应进一步加快公司治理的改革，有效划分党委、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的责任边界，形成高效透明的权力制衡机制和风险管控体系；推进董事会运作透明化、制度化，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以及不同行政层级决策的执行力；通过提升独立董事在审计、提名、薪酬等委员会的地位，体现董事会的独立性；完善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的选拔聘用机制，强化商业银行内控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市场约束。[2]
商业银行要打破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实现经营管理方式的转变，尽快构建起“流程银行”的经营体制，走出同质化竞争的恶性循环，树立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经营理念；以业务流程来重构组织架构，形成垂直化、扁平化的管理架构，全面推进业务流程的机制化、自动化、标准化，从整体上来提升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和各类客户的服务效率。[3]
3. 加快推进各类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在金融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全面市场化即将到来之际，金融机构要有充分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立足于现实，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为中心，加快推进各类金融产品创新，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要从自身的经营特点和经营优势出发，推出有针对性、差异性金融产品、金融服务方案；充分吸纳境内外先进经验，坚持“取其精华、掌握精髓”原则，确定金融创新主攻方向；要积极推进金融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充分释放互联网、物联网、移动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在金融创新中的应用，实现金融业务的渠道、方式和手段的创新；要适应网络金融变革的潮流，构建全方位、开放式的金融创新网络，形成独具特色的品牌优势和竞争优势。
4. 以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金融创新的监管。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如果金融创新单纯是为追逐高利润，为创新而创新，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自我循环自我膨胀，那么金融创新就会走向负面，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严重危害实体经济的发展，酿成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就是深刻的教训。反思和借鉴国际经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金融创新，应以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应该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盲目追随、复制发达国家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创新。监管部门要对金融创新加强监管，防止金融过度创新而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出现。事实上，基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未来的金融创新至少要做到“五结合”，即将金融创新与“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现代化、中小企业、居民财富”等有效结合。
四、凸显实体经济服务重点的战略方向
以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发达国家产业演进与金融发展的惯用做法。虽然国家政策多次强调和重申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导向，但由于实际操作环节种种障碍的客观存在，我国已有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方向仍不够明晰，尚且缺乏突出的载体。因此，在努力构建体制机制、金融体系、支持担保体系，以及坚持培养社会诚信氛围与发展信用中介行业发展基础上，金融业亟待进一步明确和突出服务重点，力争做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有的放矢”。[4]
1. 重点支持实体经济领域的重大规划项目。金融业要主动加强与国家宏观管理部门、地方政府的对接，建立国家、地方重大项目数据库，通过授信、信贷优惠等形式，大力支持那些对事关国民经济全局、事关民生改善等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通过为国家重大规划项目提供有效金融支持，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2. 将服务实体经济与产业升级相结合。要围绕调整结构和产业升级，不断改善、加大对高端制造业和新型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强金融与文化产业的结合，通过银行信贷、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并购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多种方式，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为“中国梦”的实现夯实经济基础。
3. 突出和强化关键区域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要突出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支持，通过对综合实验区建设的金融支持，改善城乡之间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状况，形成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有序流动；要加大对丝绸之路新兴经济带、区域经济带、城市群等的金融支持力度，促进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与承接，实现我国区域、城乡的良性互动发展。
4. 补齐实体经济薄弱环节金融服务短板。要围绕国家“三农”发展战略，加大对县域金融的投入，加快重点县域金融战略的实施和落实，高效推进农村产业金融重点工程，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现代农业大项目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支持，健全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示范工程、重点工程的金融支持；继续加大对“三农”领域的金融投入，努力消除金融服务空白地带；要依托各类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形成专业化经营管理体系，实现业务标准化和流程化运作；要围绕破解小微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困境，积极改进商业银行贷款流程，取消或减免小微企业融资过程中的各类费用，确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
5. 以非银金融④改革创新为契机凸显实体经济服务重点。长期以来，基金业等非银金融受制于规模偏小、运作失范，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相对有限。随着《资产管理机构开展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暂行规定》等改革创新的加快推进，非银金融整体规模的扩张及管理的规范化，辅之以有效的监管引导，开展专项资产管理业务的能力和动力都将有所提升。要通过设立更多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实体经济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突出财富管理行业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服务的有效性，增强新型金融业务和非银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五、依托顶层设计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支撑体系
虽然我国金融改革成就显著，但固化于金融制度之中的弊端仍未根除。进入后危机时期，我国金融组织不健全、金融改革存在制度约束、金融对外开放步伐迟缓危害对外经济发展、融资结构失衡致使金融风险过于集中、金融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矛盾突出等基础性金融支撑体系存在的问题更加凸显，阻碍了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质量和水平的提升，蕴含巨大的风险。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实践经验，立足于我国现行金融支撑体系现状，构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支撑体系是及其紧迫的现实任务。[5]
1. 依托顶层设计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支撑体系。我国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不高，创新能力不足，总体竞争力不强；市场发展结构性失衡，直接融资比重低，城乡、区域金融发展不协调，对“三农”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相对薄弱；金融内控与风险管理能力尚待提高。就其本源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缺乏系统性和统筹规划，要破解金融发展弊端，有必要加强对中国金融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协调统筹多项目标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2. 以对内开放推动包容性金融体系建设。与“二元经济”相对应，我国也存在“二元金融”现象。金融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市场参与者的市场地位差距显著。“二元金融”的长期存在必将加剧经济发展中也已存在的不平衡状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应继续深化金融对内开放，加快包容性金融体系建设，以化解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系统性问题。
3. 以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心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是金融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无论从当前还是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人民币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有助于打破美元的霸主地位，推进国际货币制度改革；有助于维护亚洲区域的金融稳定，为东亚金融合作、亚洲债券市场等区域金融机制和市场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助于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加快推进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局面，实现国际储备的多元化等；有助于全面提升我国国际金融实力，增强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早日迈入发达经济体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因此，要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把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我国对外金融发展战略的中心环节，全面推进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
4. 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高效的金融宏观调控基于对实体经济的深刻理解，通过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结构，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领域，特别是强化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薄弱环节等领域的支持，强调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应持续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使金融资源在支持国家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城乡结构协调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高超的宏观调控艺术确保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5.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首先，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我国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及国际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日益加深，各类金融产品层出不穷，金融市场的波动和风险日趋加大，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快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尽快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扩大金融监管范围，消除金融监管真空，实现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的全方位监管。其次，由于我国金融行业特殊性，目前占主导地位和垄断地位依然是国有或者国有控制金融机构，这些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要专门针对国有以及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建立高效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有效地解决“大而不倒”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再次，积极适应大数据时代金融综合经营发展的趋势，加强“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系的协调，尽快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新型金融监管体制和制度，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解决金融监管机构、监管规则不统一、不协调造成的监管冲突、监管套利等问题。[6][7]最后，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经过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世界各国监管已经充分认识到，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建立完善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和政策体系，强化危机应急系统的测试和模拟演练，构建畅通的国际监管合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是有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而上述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和基础在于能否建立一套行之有效危机预警系统，对宏观经济运行尤其是金融活动领域未来潜在的风险或危机提前发出警报。[8]因此，要积极借鉴国际通行的基本预警方法，尽快建立我国自己的金融危机预警系统，充分发挥系统的预警作用。
六、结论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与水平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对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转变，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等构成重大影响。为了充分释放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需要我们从多年来对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的路径轨迹，以及国内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出发，在认清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性及紧迫性基础上，统筹考虑金融业总体布局和改革方向，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注释：
①由于单笔贷款的调查、监管费大体相同，贷款规模越大，单位交易成本就越小。但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的信贷需求一般额度较小，会推升银行信贷的单位交易成本（据测算，小微企业贷款成本约为大企业的5倍）。因此，无论基于银行还是全社会集约化交易视角，银行出于节约成本和监督费用考虑，在缺乏优惠政策条件下，通常对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表现出相对弱偏好。
②王国刚：《近9万亿元新增贷款不会引致通胀》，《中国证券报》，2009年12月8日。
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范文2
正确地界定虚拟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与趋势,探索虚拟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方向对我国经济在加入WTO后尽快融入世界经济的潮流非常有现实意义。
一、虚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分析
虚拟经济是一个现实,是总体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个现象。马克思关于虚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初级阶段的论述非常精辟。货币的功能主要是价值尺度、流通和支付手段;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支付环节和实物环节发生了分离,货币经历了信用化、资本化的进程。从实质上讲,其属性利功能己发生了变化,它具有与实物或实体经济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的两重性。实体经济突然成了货币信用的天然载体。
两者一旦分离,货币在经济生活中就逐步超越实体经济的限制形成了全新的状态和运作体系。虚拟经济的发展便突飞猛进。经济发展到规模化和产业化以后,资本积累和生产集中成了生产力的内在需求,资本市场便以资金集中的体系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闲散货币转换为股票、债券等各种有价证券。它是货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信用化,使以资金利资本流动为代表的金融业对与实体经济超越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航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化金融市场形成提供了发展的基本条件。二战以后,世界货币体系几经变动,使得金融资本市场的影响力日趋扩大。
该体系的发展源于实体经济,但己大大地超出了后者,并且,体系的运作规律也部分地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限制,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如何认识这种背离,使之更好地为我所用,也许是我们对虚拟经济最本质和最具实践意义的理解。
二、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
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会后提出了虚拟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闲置货币的资本化,即人们手中的闲置货币变成了可以产生利息的资本。第二个阶段则是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即由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将人们手中闲置的货币借入,再转贷出去生息,人们还可用闲置货币购买各种有价证券来生息,这是人们手中的存款凭证有价证券也就是虚拟资本。第四个阶段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即虚拟资本可以跨国进行交易。
以上的阶段论客观地描述了虚拟经济发展的过程,对人们把握虚拟经济的运行趋势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三、何为我国所提倡和追求的虚拟经济
当前,在西方“虚拟经济”一词往往是指电子商务等“网上经济”活动。
国内一些学者也赞同这一概念,以有形、无形来确定和划分实物和虚拟两种经济形态。电子商务的兴起作为一种新的重大的经济现象,其本质也是经济活动信用化的表现。
十六大以来,我国学界关于虚拟经济的争论很多,大多集中在虚拟经济的界定上。关于虚拟经济代表性的论述围绕着信用制度展开,认为虚拟经济的内涵是信用制度膨胀下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偏离的那一部分形态,不能将建立在信用化制度下的全部金融活动视为虚拟经济。有学者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信用膨胀形成的金融资产和金融市场中与实体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的金融交易活动。上述界定本身并没有经济学理论上的含义,仅仅是为了便于对经济现象的描述,这种观点比较接近主流观点。国内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来划分,把非物质生产活动统统视为虚拟经济。这一划分引出了关于价值和财富创造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在认识虚拟经济的本质上很有帮助,但是并未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论及虚拟经济的具体运用。关于虚拟经济,我国的资本市场运作体系不完善,社会闲散资金投资渠道缺乏,风险投资进入和退出架构尚未具雏形,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缺乏必要和充足的资金支持,中介服务组织极度不发达。只有以这些事实为基础出发点,才能论及虚拟经济的实质和其重要性。
四、关于我国发展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良性运行的几点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要发展的虚拟经济内容和功能应该区别于世界上虚拟经济发展的现状,结合我国的国情和虚拟经济的一些发展经验,笔者认为完善的市场体系建设、有力的法律保证、适时的政策调整是成功的关键。
1.尽快建立健全风险投资体系,推动民间资本运营的良性扩展。我国产业的结构还未实现高级化,集中表现在产品的附加值特别是科技含量不高,体现在产业发展上就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相对滞后。而制约其成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渠道的不畅。美国的硅谷产业群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先进版本,它的成功应该归功于风险投资体系的完善。我国的创业资本投资已经起步,但普遍面临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困难(平均资本金不足100万元)。为此,我国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创业投资机制以拓展中小企业创业投资的资金渠道,特别是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问题。
实现这个目标,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尽快建立和完善二板市场,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渠道。二是要有效利用民间资本,使投资主体多元化。我国的居民储蓄已经突破10万亿,没有多样化的投资方式,既会造成社会范围内资金利用的低效率,也会对银行的经营形成巨大的压力。
2.大力发展中介服务组织,增强社会的风险意识,严格控制泡沫经济的过度膨胀。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各类中介机构如投资银行、审计机构、证券分析机构、咨询机构等数量比较少,并且相比较国外相关机构水平也比较落后。
我认为发展我国中介组织,要明确三个方向:一是增强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在美国有安达信事件的教训。建议采取审计评估轮换制,规定每个审计机构对同一公司审计的员工连续年限,并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显然审计成本会微有增加,但其社会效益是巨大的。二是延伸中介机构的服务范围。将更多有潜力的个小企业、高新企业纳入中介机构的服务体系,为风险投资等行为创造更好的外在环境。三是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经济分析和咨询机构,同时,将大学研究界学者和社会体机构有机地联系起来。学界的人力资源是宝贵的财富,内部的争鸣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清某经济现象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我国在这一方面确实有待提高。
3.进一步规范证券市场,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市场监管体制。近期著名的“蓝田”事件竟然由一个业外的研究人员来引发,从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了我国证券市场上信息批露制度的不完备性,也对我国的行政性监管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严禁违规资金入市场,防范新信贷风险的政策具有长期性。
参照国外先进经验,我国要大力推进以下措施:首先,要严格股票交易实名制,每个投资者对自己的交易行为负责,打击市场内的恶意勾结,防上机构投资者或其他人户联合炒作。其次,要加大对市场操纵者的处罚力度,切实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要调动社会闲散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保障中小股东的权益是个关键,另一方面,越来越成熟的中小股东也会成为市场上有力的监督力量和影响力量。第三,要加强交易信息、重大决策信息的透明程度,监管部门应当定期及时公布上市公司的股东户数的相关资料,对公司的重大信息披露要实行负责制,严厉处罚散布虚假信息的公司和个人。第四,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增强中小股东、特别是社会资金的投资积极性。
4.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试点。金融创新是虚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金融创新涵盖内容较广,包括货币和信用形式的创新、金融机构组织和经营管理上的创新、金融工具、交易方式和操作技术等技术上的创新、交易范围的扩大等。
严格地说,由于市场体系仍未完备,新经济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创新大发展的条件还未完全具备。但是,我们可以依托上海、深圳等经济金融中心大力培育和发展在小范围内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如期货期权、外汇保值等。
5.积极与外资金融机构合作,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和金融工具,强化竞争意识。外资金融机构资金的进入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并且已经对我国的金融业经营带来了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合作与学习是明智的。
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范文3
一、分类打造环京津城市带
京津冀地区包含着全国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与政治中心,这就决定了京津冀区域具备了一体化较为明显的空间特征,即它的等级性与多层次性。因此,实现京津冀区域城市规划与城镇布局一体化的思路是,要以一体化为依托,建立以河北为腹地的层次有序、等级合理的城市群体或城镇网络。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界定,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8个设区市及其所属区域(简称2+8)。京津冀城市群区域面积为18.34万平方公里,人口8500万。
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中心城向世界城市方向迈进步伐不断加快,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某些城市功能开始向外扩散;同时,天津北方经济中心地位的确定、滨海新区战略地位的提升,将加快天津向国际化港口城市发展的速度,经济辐射力进一步增强。河北环京津城市,尤其临近京津、濒临渤海的唐山、沧州、秦皇岛、廊坊等市,承接京津辐射的能力正在逐步加强。这些因素将推动京津冀城市群在未来10～20年间逐步形成为多中心、网络化城市群。
针对众多县市环绕京津的现实、京津冀城市群的规划和发展趋势,我们认为,河北省应该着力打造环京津城市带,使其成为对京津原有城区范围内的要素有足够吸引力的地区,成为京津城市疏解功能、扩大经济活动空间的主战场。
具体设想是:
1.以距京津50公里之内为第一个城市圈。在距京津中心点50公里范围内的河北县市,要以卫星城的模式进行规划和建设。例如,可以把北京周围的部分地区类比为北京市区的七环、八环进行建设,以全面融入京津。在交通、通信、能源等方面实现与京津的全面对接,为京津的住房、会议、餐饮、休闲等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2.以距京津200公里为第二个城市圈。在距京津中心点200公里范围内,城市化建设要强调园区功能。在这些地区主要应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还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为提高劳动力技能和素质创造教育和培训条件。目前在保定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创业中心,就有来自北京的公司进行产品研制或生产,然后再将产品返销北京市场。
3.以距京津200公里之外为第三个城市圈,要以大配套的思路强化与京津的对接。采取构建完善快捷的交通网络、积极发展生态产业、加强人才的培训等措施,通过城市功能的互补,密切京津冀城市间的联系。在距京津中心点300公里范围,城市发展要强调副中心定位,更多的是呼应的关系。产业强调分工,如金融中心和制造中心的分工;强调错位发展,强调基地(如农产品基地)建设。
通过这三个城市圈的规划和建设,河北必将形成围绕京津的“城镇带”,带动河北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并为产业带的形成提供支撑。
二、打造河北第三条经济带和建设京冀生态旅游协作区
河北目前有两条经济带:一是山前经济带,二是沿海隆起带。这两条经济带的部署区位太靠南部和靠海洋,而广大的北部地区(主要是张承地区)没有一个区域性的省级战略去规划、安排。为此,我们提出打造河北第三条经济带,即张承生态旅游经济带的设想。
目前全国具有三条经济带的只有两个省份:江苏省和浙江省。江苏省拥有从南京到常州的IT产业带,苏南沿江的重化工业产业带和苏北的东陇海线的加工业产业带;浙江省拥有杭州湾产业带、温台沿海产业带和近期打造的金衢丽(金华、衢州、丽水)产业带。金衢丽产业带在浙江的地位、定位与张承地区的地位、定位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都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生态资源丰富等等,其“生态屏障”定位也和张承地区是一样的。浙江金衢丽产业带的规划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如果借鉴浙江经验,打造张承生态旅游经济带,河北省有望成为下一个具有三条经济带的省份。
在这条经济带内,河北可以借助北京力量,建设京冀生态旅游协作区。京津冀各方中,北京市在人口资源环境方面存在的矛盾更加突出,北京对周边区域特别是对张家口和承德的区域生态依赖性更大,京张承生态带是北京和京津冀经济圈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北京环境受周边地区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沙尘空气、水源污染及水源减少,北部和西部作为北京的上风上水地区,对北京城市生态环境影响更大。作为北京市供水源的两大水库,官厅水库96%的水源和密云水库46%的水源来自张家口。在我国各地区普遍存在流域内水截流和水污染的情况下,这一流域的水质和水流量状况直接关系到北京用水的质量和数量,关系到北京市1000多万人口的饮水安全。按照北京的十一五规划,旅游业是其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整合河北的旅游资源是其重要的设想。所以,我们认为建设京冀生态旅游协作区的想法,是会得到北京支持的。
三、推动京津冀区域内亚单元点对点对接
所谓区域内亚单元点对点对接,是指大区域内的小区域、特色区域、优势产业、骨干企业、品牌产品,实施“一对一”的互动对接与合作。“点对点”,可以是市、区、县、乡镇互结友好“对子”,也可是化工、机械、交通、旅游、特色农业等优势产业“联姻”,又可是骨干企业强强联手,还可是品牌产品的拓展延伸,包括重大项目的对接。点对点对接是区域深度合作的标志之一。
河北秦皇岛市、北京朝阳区、天津河西区小区域的合作及北京市商务中心区(CBD)、天津市商务中心区(CBD)、北戴河商务中心区(CBD)的合作给我们提供了比较成功的案例。2007年初,在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与北京CBD管委会的倡导下,首届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区域合作论坛在北京举办,北京CBD管理委员会和北戴河区人民政府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一批CBD区域内的重点企业入驻北戴河区,京津冀地区经济一体化区域合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2007年9月,河北秦皇岛市、北京朝阳区、天津河西区在北戴河召开第八届北京CBD国际商务节暨第二届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区域合作(北戴河)论坛。会上,北京市商务中心区(CBD)、天津市商务中心区(CBD)、北戴河商务中心区(CBD)三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北京商务中心区(CBD)金融商会与北戴河区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在北戴河设立分会;北京商务中心区(CBD)传媒产业商会与北戴河区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在北戴河设立分会;北京新传德国际版权交易中心与北戴河区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新传德国际版权交易中心河北分中心落户北戴河;北戴河就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到北京市朝阳区挂职锻炼与朝阳区签署协议,北戴河将相继选派一批经济、文化、体育、城管、园林、建设等部门的年轻干部,到北京CBD挂职锻炼,以学习北京CBD的先进经验,不断拓宽北戴河招商引资的新渠道。这些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北戴河与京津小区域合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新成果。
借助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区域合作论坛在北戴河召开的契机,北戴河将进一步强化“依托京津、借助京津、融入京津”和“服务京津,发展自己”的区域合作意识,大力发展高端旅游、文化创意、总部经济和高新技术等新兴产业,使合作企业与北戴河实现共赢。为了更好地实现与京津两地的经济合作对接,北戴河专门在核心区奥林匹克公园周围规划了一个占地420亩的文化创意园区和总部企业使馆区,其中建有一座3700平方米的博物会馆和一座7300平方米的综合展馆,并为两地企业预留出了180亩土地,在规划条件下可以由企业自主建设。目前,北戴河已发展形成了商贸物流、文化创意、社团基金等三大类CBD企业,CBD产业已发展到影视传媒、广告策划、会展商务等类140余家企业,使得北戴河日益成为环渤海地区最具魅力的投资城区之一。
四、推动京津冀现代服务业的融合
京津冀在先天资源禀赋及后天功能定位(尤其是北京定位发展首都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各自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和结构的不同,而发展速度和结构的不同又使得三地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有较大差异。北京―天津―河北呈由高到低的格局,河北的第三产业还处于相对较低的发展阶段,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
京津冀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区域合作是最薄弱的。在金融业的区域整合上,可以按照股份制方式组建京津冀区域发展银行,实行京津冀地区内银行储蓄的跨行政区通存通兑,将过去的京津冀互为异地存取变为地区内的同地存取。在保险业方面,可以推动保险业业务的进一步跨行政区拓展;在信息业(通信、网络、传媒和咨询等)和中介服务业(会计、审计、评估和法律服务等)方面,可以推动企业跨行政区并购和业务融合,例如移动通信业中的跨行政区手机异地交费、停/开机、备卡激活等。此外,在物流、房地产、会展等新兴服务业方面,也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和较大的合作潜力。
五、谋划发展环京津临空产业
河北境内目前有三个民航机场,即石家庄正定机场、邯郸机场、秦皇岛山海关机场(军民两用),首都机场也可能在廊坊新建机场。可依托首都机场在廊坊新建机场的有利时机,借助新机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在其周边地区加快发展相关产业。具体包括以下四大类:
一是服务于航空枢纽的产业,包括直接为机场设施、航空公司及其他驻机场机构(海关、检疫检验等)提供服务的配套和后勤产业等。二是航空运输和物流服务产业。根据航空运输的货物一般具有重量轻、体积小、技术精、价值高、鲜活和事急的特点,重点开展如航空快件、黄金宝石、鲜活产品、高级冷冻食品、花卉、贵重药品、精密机械和高档电子产品及零部件等物流服务,同时开展救援性航空运输服务。三是具有明显航空运输指向性的加工制造业和相关服务业。包括:航空物流辅助加工业,航空工具与用品的制造业,航空运输指向性较强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国际商务服务业、会展业和航空竞技业等。四是以研发和管理为主的公司地区总部经济。伴随着临空经济的成熟,在临空经济区聚集了大量的人力、物流和信息,为公司管理总部、管理人员捕捉市场需求信息提供了便利。同时由于高档办公设施的完善,增强了临空经济区对公司总部的吸引力,公司地区总部不断地向临空经济区集中,从而在临空经济区形成总部经济。
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点”上突破,打造与京津对接的前沿端口
以河北当前的现实基础和实力,要在整体区域内消除与京津的落差还不现实,但集中全力在一些点上实施突破,打造几个高水平、大品牌的特色产业园区,作为对接京津和与国际接轨的前沿端口,则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第一,要进行强区扩权。要解放思想,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大的突破,参照昆山等地“区大县小”(开发区是副厅级、县是正处级)的模式,对有条件的开发区整体升格,以区辖县,并下放管理权限,让这些地方放开手脚,加快接轨京津,集中生产要素,提高开放水平。比如,三河市的燕郊开发区,总体实力进入全省开发区综合实力前三名,多项指标甚至超过省内国家级开发区,但目前还只是副处级编制。不可否认,行政层级过低是束缚其做大做强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当前河北的产业园区与京津相比落差太大,靠这些园区自己滚动发展难以实现与京津的接轨。从全省的角度讲,应该对这些园区统一规划,或是政府投资,或是市场运作,进行大手笔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园区承载能力。第三,加大园区整合力度,京津周边的现有开发区,存在着产业趋同、无序竞争的问题,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进行规范整合,在对接京津中形成一个“拳头”而不是一盘散沙。比如,廊坊的“北三县”是全国一块特殊的行政“飞地”,也是河北省对接京津的一块宝地,但目前这三个县有四个开发区,其中省级开发区三个。可以考虑以燕郊开发区为龙头,按照一区多园(将香河、大厂的开发区作为燕郊开发区的一个产业园)的思路,在统一规划、统一招商、统一服务的原则下,实现园区内部的专业化、集群化发展。
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范文4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金融中介； 金融体系
金融中介对全社会的资金资源起着基础的配置作用，当前我国金融中介主要包括以商业银行、信用社、储蓄贷款协会和互助储蓄银行为代表的存贷款机构，以保险公司、社会保障基金为代表的契约型储蓄机构，以财务公司、共同基金、货币市场为代表的投资中介机构。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金融业对资本的配置作用也更加明显，对金融中介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中介体系建设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使得在全球化金融竞争中捉襟见肘。在新时期，建设更加完备、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金融中介体系已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
一、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我国金融中介体系面临的形势
伴随着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当前世界已进入“后危机”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放缓。2012年二季度美国GDP环比增长1.9%，三季度环比增长1.6%，分别较上季度减少1.1%和0.3%；欧元区二季度GDP环比0增长，三季度环比下降0.3%；日本二季度GDP环比增长1.2%，三季度环比增长0.2%，比二季度放缓1%。在这种大背景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也处于低迷状态，2012年全年GDP增速为8%左右，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使得我国金融中介机构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在不断减少的市场份额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难度加大。
（一）全球金融体系融合度不断提高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融合，国外金融形势的任何变化都会在“蝴蝶效应”作用下波及我国金融业。例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高杠杆率所伴随的极高风险使得国际各大投资银行大规模地减持、压缩信贷投放，出售部分资产、裁员及进行业务收缩，也使我国金融业广受波及，使得我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股价大跌。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传统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面临着向综合型和全能型银行转型，在未来的发展中，全能型银行将成为世界的主流，其运作过程更加透明合理，资金来源稳定，较容易受监管部门的监督和保护，提倡业务的混合搭配，而我国当前在这些领域尚处于空白状态。
（二）客户的服务需求日益强烈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金融中介市场处于一个大体系之中，客户的选择机会增多，呈现出多元化竞争的大趋势。由于市场主体众多，也增加了客户选择的机会，传统的被动式“等客上门”的金融服务已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使得“满足客户的需求”成为金融中介竞争的热点问题。例如：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为了获得更大的投资规模，增加收益，提高竞争砝码，推出了“管道（SIV）”结构化投资工具，积极引入CDO和CDS等新型融资运作规则，这种投资工具使得贷款更加便捷，以满足不同融资者的需求。对我国而言，这一领域明显不足。
（三）对金融中介的规模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金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更加迅速，金融中介的信用与资本市场的联系也日益频繁。例如：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中要求资本充足率和最低充足率分别为4%和8%，不断调低风险系数，给予了银行业金融衍生品创新更大空间的同时，也对银行的规模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国际上产权、技术、制度等新型金融中介手段不断涌现，也使得金融业务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全社会的储畜功能不断向投融功能演进，在这种形势下，我国金融中介体系只有形成规模化效应才能够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取胜。
二、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中介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中介服务质量水平不高
由于我国金融中介机构长期处于“国有”状态，金融中介服务是典型“等客上门”的卖方市场，金融行业由国家垄断，在经营理念及营销推广方式上都较为落后。与国际上个性化、周到化的服务相比，我国金融中介差距较大，使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大量的客户流失。如何在国际市场中抢占更多的份额，建设更加完备的“市场+客户”的二维服务体系，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成为我国金融中介机构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金融中介的管理机制不合理
当前我国金融中介市场表现为市场化不足、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等突出问题。在金融中介行为最为活跃的间接融资市场上，“公有制”金融中介机构占有约60%的份额。例如：当前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其产权制度是资本金全部为国家中央政府所有，即实行国有独资。企业缺少法人治理结构，增强了金融风险，使之成为金融中介发展的巨大瓶颈。虽然《公司法》也要求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并设置三权分立的模式，但是当前法律却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损害投资者利益，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争事实。2012年，我国股指缩水到2 000点就是一个鲜明的事例。
（三）金融中介布局及金融产品发展不均衡
一方面，从我国金融中介布局上看。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金融中介发展并不均衡，“南强北弱”、“东强西弱”是我国金融布局的特点。我国金融中介机构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等地，而在中西部内地，金融中介机构基础薄弱，数量较少、规模小，实力弱，无法发挥协同效应，降低了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从金融产品来看。当前我国的融资产品以股票为主，期货、企业债券、期权、产权等其他金融衍生品发展滞后，所占市场份额不多。相对于国际竞争下的多元化产品和服务，我国金融中介机构在这方面明显缺少比较优势，弱化了金融中介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降低了竞争力。
（四）规模集中程度有限
与经济全球化对金融中介规模化的较高要求相比，我国金融中介总量较小，缺少核心竞争力。以证券业为例：2012年11月，沪深股市总市值为20.82万亿元，并且由于近几年资本市场形势不明朗，总市值十分不稳定。2011年，我国资本市场资产总值在金融市场（包括银行）金融资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29.4%，而美国的资本市场资产总值占金融市场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为62%。2011年，我国资产的证券化率仅为38%，并且一直在低位徘徊，远远低于美国72.1%的证券化率。在这种形势下，国外的金融中介机构凭借着资金实力雄厚、服务完善、经营理念成熟、网络发达等显著优势，与我国金融中介进行竞争，使我国金融中介机构处于不利地位。
三、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我国金融中介体系构建的策略
（一）树立金融“营销”理念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我国金融中介机构必须摒弃传统的“等客上门”的经营思想，积极树立“营销”理念。首先，金融中介的营销要人本化。以客户的需要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主动出击，积极为客户建立信息档案，记录客户的投资偏好，根据客户的差异性需求实施“一对一”的服务，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做好客户的咨询服务，做长服务链条，为客户提供投资规划生涯指导，引领客户的投资行为。不断丰富金融产品，做好售前服务、售中服务，更要做好售后服务，提高服务的连续性。其次，金融中介的营销要个性化。积极与国际金融中介进行对接，推进金融中介信息化，针对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积极探索CDO和CDS等新规则在金融服务中的应用，借鉴美国的SIV结构化投资工具，使服务更加贴近客户的需求。最后，大力推进金融创新。进一步培育金融创新产品，增强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通过金融创新来优化和完善全国的金融体系，优化金融衍生品的结构、规范资本市场行为、加强资本市场监管与预警，逐步构建成熟的金融体系。
（二）建立健全金融中介激励、约束与竞争机制
一是提高准入门槛。对金融中介的注册资金及业绩进行全面考查，解决好“数量”与“质量”的问题，将不合格的金融中介机构拒之门外。同时，要为所有金融中介机构建立“信用档案”，并建立由各金融中介机构代表组成的“第三方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对信用等级较低的中介机构实行清退制度，全面提高金融中介体系发展质量。例如：英国针对金融中介机构的监管，成立了金融服务中心（FSA），该组织属于民间组织，独立于任何机构，由全国各大金融中介机构的代表组成，依据《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对各类银行、证券、期货公司等中介机构进行统一的监督管理，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二是创设完全竞争环境。国家应出台统一的金融中介管理标准，对资产规模、信用等级、服务产品进行全面的考查，不断弱化国有金融中介的特权，最大限度地消除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实现更加开放的金融中介发展格局。三是做好金融机构重组。通过重组与兼并，淘汰发展质量较差的金融机构，实现“推陈出新”，发展产权交易，完善股权融资机制，通过产权与股权的融合，开展股权质押业务，为金融租赁、金融担保、财产保险、集合信托等金融机构的兼并与重组提供更加灵活的方式。
（三）切实完善金融中介机构公司治理结构
一要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积极对国有金融中介机构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建立股东大会制度，完善董事会与监事会，加强公司的内部治理，全面实施金融中介机构的法人管理，使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监督、互相制衡；要强化监事会，建立一个民主有效的监督机制，使金融中介机构获得健康发展。二要大力实施股权交易，积极探索产权社会化和产权公开化，建立与债权人的互动与沟通机制，在治理结构设计的过程中注重满足债权人的需求，增强债权人的投资信心。例如：推进我国金融中介的重要部门之一的“证券公司”的股权结构多元化，要逐步削弱资本市场领域的公有制基础，强化非公有制运作模式，广泛吸纳民间资本，促进“全民参股”，共享股市发展成果，积极推动证券公司上市，通过上市加快股权结构改造。
（四）实现金融中介体系的规模化、多元化发展
第一，要积极扩大我国金融中介体系规模，扩大资本市场总量，推进证券化率，提高资本的调配能力。推进传统的商业银行向综合型和全能型银行转型，积极推进境内金融中介公司的境外上市步伐，力争把我国建设成为国际的金融节点，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增强我国金融市场的活力。在夯实传统股票领域的基础上，推出国债、股指、外汇、期货等金融产品，做强做大企业债市场，支持非金融企业发行债券，鼓励企业利用短期债券、中期票据、集合债券等多种形式进行融资，扩大发行规模。第二，加强空间布局，改变金融中介布局不合理的现状。推进“南资北移”、“东资西移”，在中、西部地区打造“金融飞地”，改变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金融中介机构数量较少、规模小，实力弱的局面，发挥协同效应，使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更加均衡。第三，加强与国际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发展运作中国特色的“金融中介产业集群”，使我国成为全球的金融中介产业集聚区和孵化器，大力建设金融中介产业聚集区，使不同类别的金融中介项目在基地中得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做大金融中介这块“主板市场”，调整金融中介产业结构，使中介机构的整体实力得到增强，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总之，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金融业对资本的配置作用也更加明显，对金融中介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全球金融体系融合度不断提高、客户的服务需求日益强烈、对金融中介的规模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当前紧迫形势下，我国金融中介市场却存在着金融中介服务质量水平不高、金融中介的管理机制不合理、金融中介布局及金融产品发展不均衡、规模集中程度有限等问题。在未来的发展中，只有积极树立金融“营销”理念，建立健全金融中介激励、约束与竞争机制，切实完善金融中介机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金融中介体系的规模化、多元化发展，才能使我国的金融中介体系更加健全，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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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范文5
2001年中国投资与消费增长率都有提高，但经济增长率却随出口曲线下降，说明外部需求在主导中国经济增长，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不会变化，所以，要看清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势，就必须先看清世界经济走势，特别是美国经济走势。
美国经济存在巨大的资产泡沫，世人对此已有共识。去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未来前景如何，目前大体是三种看法，即“V”型曲线、“U”型曲线和“L”型曲线。我的看法是美国很可能走出“L”型曲线，而结论不是出自美国，而是出自日本。
日本经济在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陷入长期萧条，而且越陷越深，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导致银行体系瘫痪。首先，在过去10年中世界经济并未发生大的萎缩，在美国经济带动下，反而是最好的10年；其次，从产业面看，日本始终保持了出口优势，去年外汇储备已突破4000亿美元，所以，日本的危机显然不是来自供给过剩；第三，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危机中，经济萧条也会导致银行系统紊乱，但经济萧条是因，银行危机是果，而在90年代的日本却出现了因果倒置的情况，是由于银行系统紊乱导致经济萧条，这些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新特点。
认识这个特点需要展开更大的视角。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进入到这一时代，产业资本开始具有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的趋势。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约束的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例如，1997年国际货币交易额高达600万亿美元，而其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只占1％。这说明，世界资本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或许可以叫做“虚拟资本主义，因为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列宁分析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基本运行规律以及爆发危机的形式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不从这个新视角看问题，许多事情就看不清，也看不远。
例如汇率的决定问题。在传统经济中，本币是否坚挺，取决于产业增长好坏、是否有贸易顺差及储备是否充足，但在日本经济和亚洲金融风暴中人们却看到这些东西统统不起作用，相反，美国经济在过去10年中制造业处在长期萧条状态，国民消费40％依赖进口，经常项下的逆差超过印度一年的GDP，美元却不断走强，所以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是资本项下的国际资本流入流出决定汇率水平和一国的繁荣与衰退，这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虚拟经济为主体的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也有了新内容，即不再是为了争夺物质财富，而是为了争夺金融与货币霸权。欧元统一就有这个意味，而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也是意在打压欧元的势头，维护美元的霸权。并且可以看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围绕争夺国际资本的冲突正在升级。
日本经济危机的新特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1985年，美国压迫日元升值，日本产业资本由此从物质生产领域流向资本市场，导致泡沫经济泛滥。在泡沫经济膨胀时代，企业以证券和地产作抵押从银行获得现金，再到资本市场上炒作，这使企业资产价格的上升速度，高于企业负债的速度，因此不论从企业还是银行看，资产负债状况都很健康，但当泡沫经济膨胀到顶开始破灭，一切就都反转过来。由于资产价格的下降速度，大大高于企业债务的清偿速度，就在银行内部形成巨大坏账，但是企业破产后银行却不能破产，否则就是全体居民和国家的破产，经济由此长期萧条，走出“L”型曲线。
美国目前的资产泡沫比日本要大得多，以股市市值衡量是日本峰值时的四倍。2000年4月，美国新经济的泡沫开始破掉，9月以后，以道指、纳指双双下跌为标志，美国资本市场也膨胀到顶峰，随时有可能崩溃，美国目前防止崩盘的主要作法是，在外资和个人离场后拼命向股市注入资金，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票以维持股市点位，但这是“饮鸩止渴”，会使今后危机的爆发更严重，而不会改变这个结果。可以猜测，美国泡沫经济的破灭会有三根导火索：一是“安然”风潮继续扩大，使投资人丧失信心而大规模离场；二是由于欧洲经济更加健康，国际资本向欧洲转移；三是日本经济危机深化，迫使日本抛售海外资产，而日本最主要的海外资产是在美国。
因此，70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资产泡沫先破于日本，后破于亚洲金融风暴，今天轮到了美国，美国金融风暴则会引发全球金融风暴，并使全球资产泡沫彻底破灭。如果是这样，不论美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会走出“l”型曲线。
没有不合理的货币制度，哪来如此庞大的全球资产泡沫？所以追根溯源，全球金融风暴也是货币制度危机的产物，但用什么来代替现存的货币制度，不仅探讨的文章极少，许多人还根本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问题。
外需形势不好，中国经济增长也会受到损害，但不会出现负增长。在若干年后，情况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因为可能会出现世界金融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9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了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在发生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只剩下中国一个亮点，因此中国迟早会成为国际资本的避风港。但是为了避开全球金融风暴，中国又不应开放资本市场和使人民币国际化，所以，要把引资大门开在香港，把中国的企业更多的推到香港上市。香港将会因此成为世界第一大的资本市场，港币也会成为最坚挺的货币，这对繁荣香港经济，夯实“一国两制”政策基础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已经没有了产业霸权，但是还有货币霸权和军事霸权，货币霸权实际是产业霸权的替代品，因为只要有了货币霸权，美国人就可以依靠别国的生产锦衣玉食。所以，美国人决不会轻易让出美元的霸权地位，而是要用军事霸权来改变国际资本流向，以保卫美元的霸权。小布什之所以提出所谓“邪恶轴心”论，就是在欧洲和中国人的家门口事先布下两个点，打的是国际资本的可能流向，一旦美国资本市场不稳就有可能动武，因此世界并不太平，我们必须洞察先机，作好必要的准备。
一、看清世界才能看清自己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7年走低，2000年终于出现了转折，增长率开始上扬，许多人因此松了一口气，更有乐观者认为，走出增长低谷和通缩阴影的中国经济，会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期。但是，先是从去年3月到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陆续转入负增长，然后是从7月份开始，广义货币m2的增速反超出m1的增速，显示出货币大规模退出交易过程和通货紧缩回归的趋势。从工业生产看，去年一季度的增长率还高居11·2％，进入二季度降到10％上下，进入三季度降到9％上下，进入四季度已降到8％上下，其中11月份的增长率只有7·9％，创1998年以来月增长率最低水平。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公报，2001年的gdp增长率只有7·3％，不仅低于2000年的8％，也低于1998年的7·8％。
令人不解的是，从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启动内需的一系列政策以来，2001年可以说是内需增长最强劲的一年，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全年高达12·1％，比2000年整高出近2个百分点，是1999年投资增长率的2·4倍！从消费看，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率全年为10·1％，也比2000年高出0·4个百分点。两条国内需求曲线，一条显著上扬，一条平缓上扬，当年只有出口增长率从上年的27·8％猛跌到6·8％，是一条陡直下跌的曲线，但是目前出口只占到gdp的22～23％，净出口更是只占到不足2％，那么为什么经济增长曲线不跟随占主导地位的国内需求曲线上升，而是跟随出口曲线下降呢？
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范文6
关键词：金融经济；实体经济；分离研究
当前，在全球的金融界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分析。假如这两者之间有非常快的分离速度，不仅会影响到国家的实体经济，同时也可诱发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因此，十分有必要对两者间分离的表现和危害进行探析。
一、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分离特征
从整体上看来，实体经济同金融经济分离，并不是短时间内造成的，而是有一个漫长堆积和形成的过程。当其真正出现分离，就会产生金融危机。在上世纪的时候，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就有不平衡的情况出现，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比例数量不均衡就是其突出的表现。金融经济部门相比于实体经济的部门，其数量在迅速的增加，且有更多的资产和更大的规模。出现这种现象，代表实体经济已经缺失了其主体地位，而原来的金融经济也不再服务实体经济和辅助实体经济，而是取而代之其主导地位，并同实体经济分离，往独立方向发展。而对两者间分离程度的衡量的指标就是金融交易量和金融资产以及金融资产系数，假如这些指标有很大的上升幅度，那么就说明两者间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分离问题。到了21世纪，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同金融经济的分离，以一些新的特征呈现了出来，以下就是其具体的几个表现：
（一）兼并行为
随着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来往地更为频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也让市场有了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并让其隐藏着极大风险。而且随着经济逐步发展，在市场竞争中，许多的金融机构依仗着自身的经济实力以及强大资源，慢慢开始兼并一些实力不强、规模不大的机构，这样的兼并行为，致使在一些较大规模的金融机构中，资产和资源过度集中，而这也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体得以过分集中。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假如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出现破产的情况，那么政府就会伸出援手，确保经济稳定得以维持，而很多大型金融机构抓住这一点，对破产就不会有太多顾虑，并常常做出一些风险经营的行为。
（二）在金融经济中出现很多经济活动
金融经济同实体经济比起来，不管是在资金方面还是规模以及实力方面，优势都非常明显。正是这种优势，致使在金融经济中出现很多经济活动，而实体经济受到金融经济严重的挤压便是其必然会导致的结果，这不仅阻碍了实体经济发展的脚步，与此同时，也会让实体经济同金融经济出现分离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经济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投机取巧行为出现，而这也加剧了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分离的程度。
（三）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比例不均衡
随着金融经济不断强大，不仅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致使在数量上，两者出现比例失衡的情况。并且，还有很多投机因素存在于金融经济当中。因此这除了影响经济指标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也无法真正反映一些市场当中的价格指数，从而使价格指数无法指导和反映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
二、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分离的利与弊
随着金融经济不断发展，而在国民经济当中，也提升了其地位，并逐渐占据了主要的地位，但这时的实体经济发展速度却不断在降低。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状况转变了世界经济的结构。从总体看来，实体经济同金融经济的分离，有利的一面，也有弊的一面，金融经济逐步提升了自身的地位，也凸显了其重要性，在金融经济领域当中注入了很多的社会资源和资本，这也使在社会整体经济中，金融经济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从本质上来讲，金融经济为实体经济而服务，使实体经济得以良性发展就是金融经济的重要职能。假如这两者出现分离的情况，不管是对实体经济还是对金融经济，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因此，一定要合理且科学的控制好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比例，并采取相应措施对二者的分离进行控制，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地促进其共同发展，
三、防范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分离的策略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让经济能够稳定的发展，就要使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和谐发展得以保障。世界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经济，与此同时，其与实体经济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可以这么说，要想发展金融经济，就得依托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是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虽然看起来，只在金融领域发生经济危机，但实质上，金融危机同实体经济的关系非常密切。而这也说明世界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金融经济太快发展，挤占原本实体经济的主体地位。当金融经济没有实体经济作支撑时，那么就会出现经济泡沫的情况，从而潜藏着瓦解的风险。所以，要想使世界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得以保障，就应正确定位金融经济，给实体经济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作为政府的部门，除了要将相关政策制定出来，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发展，同时还要充分发挥金融经济的服务作用，真正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进程。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要想推动经济的发展就要发展实体经济，并带领着金融经济为实体经济更好的服务，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共同发展。同时，相关的金融机构要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给各大企业以及人民群众，这样才能将金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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