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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伴随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的交叉发展，令两者更深入的互相依存以及依赖。同时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互相竞争更加激烈。我国证券报消息报道，穆迪对新兴经济体的增速预测在2013年将达到百分之五点七。同时穆迪明确，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增长与发达经济体发展增速的下滑、以及资本流动密切相关，各类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复苏较发达经济体更加快速。为明确两者具体差别，我们可通过不同国家竞争力标准的制定选择，进行分析研究。
2、国家竞争力反映标准
经济学分析阶段中，对于国家竞争力的定义较为抽象，从客观层面来讲，对国家竞争力形成作用影响的成因包含政治、文化建设以及经济发展等众多领域。对具体指标则可进行细分，首先制度层面，包含公共以及私人机构制度。前者对物权以及知识产权形成保护，将提升国家综合竞争水平。基础设施指标包含两类，即交通设施以及通讯交流与能源设施等。前者涵盖总体交通运力状况、里程总量、港口以及机场规模等。后者则涵盖电力供应、电话业务、移动通信应用量等。
宏观经济也是反映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涵盖财政平衡、社会储蓄量、通胀标准以及债务状况等。该类因素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可靠稳定，同时作用于政府经济发展变化。基于市场波动性不能有效的进行资源分配，进而会引发供需失衡问题，因而需要借助财政以及货币策略进行有效防控。提升国家竞争力，做好健康以及初级教育尤为重要。健康指标包括疾病、预防接种、平均寿命等比率，初级教育则囊括具体的工作质量以及入学百分比等信息。
商业成熟度涵盖国内供应商总量以及整体质量水平、集群化建设、竞争发展优势、价值链水平、分布管控、生产工艺水平、营销范畴等。发展创新指标涵盖革新水平、研究开发机构总量以及投入研究总量、产学研应用结合状态、科技人员配备总量等。该类指标对国家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以及综合竞争力将形成显著作用影响。
3、发达经济体同新型经济体相关指标对比分析
就上述论证的指标内容以及不同发展时期各个国家竞争发展力附加的指标权重，我们通过对两类经济体的计算研究明确，发达经济体涵盖的效率指标、基础要素、创新同综合数据没有明显的差别。也就是说，发达经济体不同指标数据水平较高同时呈现出了合理均衡性。而新兴经济体上述因素则同综合指标绘制系列线形成了较大的距离，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呈现出稀疏性特点。这样不难看出，新兴经济体指标数量水平呈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
4、有效应对策略
在科学对比分析下我们不难发现，新兴经济体呈现出相对较弱的竞争力，具体影响因素则包括制度层面、相关基础设施、教育事业以及宏观经济发展等。新兴经济体持续扩充的人口总量需要较多食物以及基础设施，对各类防护以及安全管理的重视渐渐提升，为此应由多层面入手，提升新兴经济体下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基础要素层面，应进一步优化政治体制以及企业管理制度。政治工作中应做好家庭财产以及知识产权的管理保护，体现法律效力以及独立性，对各类犯罪腐败行为进行全面打击，提升政府单位实践工作效率。同时，应有效节约商业成本，强化政治管理透明性。企业制度层面，应实现全面更新改革，提升财务报表综合审计水平，做好小股东利益的科学保护，提升董事会实践工作效率。对企业投资应强化保护，推进市场发育以及管理监督的合理配套。
另外，应做好新兴经济体各类基础设施的管理建设，有目的做好优先管理安排，扩充就业机会，对消费形成有效刺激。应进一步优化各类通讯以及能源应用设施，提升电力供应总体质量水平。应进一步优化宏观管理环境，确保社会的长久稳定，实现财政平衡预算，有效管控通货膨胀，提升综合储蓄率，有效管控政府债务总体规模，提升我国信用等级水平，实现对外贸易的有效平衡。
应进一步优化健康教育，注重初级教育管理。在效率指标层面，则应做好高等教育管理，扩充投入，提升科技教育比例，丰富网络资源。对在职员工应强化培训管理，提升商品整体市场运行水平，管控地方竞争发展集中性，降低课税影响。另外，应有效协调市场劳资关系，缓解个税负担，科学应用人才，实施按劳分配，推进人才的快速自由流动，完善收入分配管理。
金融市场发展管理中，应提升服务有效性，开创优质的金融服务系统，简化企业银行贷款流程，提升风险资本整体可用性，强化流动资本综合管控，履行必要的债券互换管理制度，进而推动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与持续创新。应进一步做好技术储备，实现技术消化以及成果合理转让，提升新技术手段综合实用性。应不断的吸引国外市场投资，引进现代化技术手段，加强新型通讯手段应用，提升实践工作质量与效率。再者，可扩充市场规模，对消费形成有效刺激，推进市场的科学转型，扩充对外开放程度，实现同国际市场的有效对接。
创新指标层面，应优化商业制度，扩充商品供给，加快商业集群建设发展，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扩充价值链，完善分销管理控制，强化专业化管控，降低垄断特权。新兴经济体呈现出科技创新水平有限的问题，因此应继续提升创新水平，扩充科学家以及技术工程人员总量，优化科研工作水平，增加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同时应实现校企合作，做好知识产权管理保护，畅通高科技产品提供获取途径，进而真正缩短发达经济以及新兴经济体差距，获取全面提升。
5、结语
为提升综合国力，赢取市场竞争主动，我们只有针对国家竞争力衡量指标，做好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对比研究，制定科学有效的实践策略，方能真正创设显著效益，推进市场经济的快速、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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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各大经济体来说，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萧条。随着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的经济迅速复苏，多数新兴经济体都重新进入了经济繁荣时期，此前的萧条被复苏所弥补。
在主要新兴经济体，贸易和外部需求越发旺盛，消费者和企业对经济的信心都在提高，信贷资金流在增加，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在收紧，现有的政策和经济形势也刺激了资本项目的资金流动。在此环境下，仍然带有经济刺激作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得很多新兴经济体表现出越发明显的经济过热信号。
由于经济过热、国内需求越发旺盛，主要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高通货膨胀率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当其冲是食品价格问题。在新兴经济体，食品消费占据了消费者日常消费的很大一部分。在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过程中，食品价格的上涨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食品价格上涨最容易影响到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因此也很容易酿成社会。由于单个国家很难对高企的全球粮食价格采取有效的措施，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最迫切的是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低收入家庭获得足够的生活保障，保证社会的稳定。
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的压力、缓和速度过快的国内需求增长，许多新兴经济体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通过提高利率来收紧货币政策。这一点在巴西体现得最为明显。巴西在2010年进行了3次加息，使得其实际利率达到了全球大型经济体的最高水平――其利率已经在2011年1月达到了11.25%。
巴西宽松的财政政策和快速增长的信贷使得其国内需求状况出现了过热迹象，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资本项目的明显过剩进一步刺激了巴西国内经济。
在把本国的利率水平推到一个令人惊讶的高点之后，巴西正面临着高利率本身带来的风险――这些风险也在警示其他新兴经济体。过高的利率不仅可能会损害实体经济、导致所谓“经济硬着陆”的发生，同时还会因为国内国外明显的利率差而吸引更多的境外资本流入境内。如此就会对本国货币造成更大的升值压力。有些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币值已经偏离了国家经济的基本面水平。
巴西央行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风险，不得不在高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的夹击下做出妥协。3月30日，巴西央行表示，如果要把2011年通胀率控制在5.6%以下，巴西要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过于高昂。
巴西国内的利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利率，巴西货币雷亚尔也一直呈现出升值的势头。这些因素导致巴西负担的外部债务迅速增长。巴西的外债从2010年底的2568.24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2月底的2711.11亿美元，新增外债142.87亿美元，其中短期债务增加的速度远远高于中长期债务增加的速度。
巴西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外债激增的情况。他们开始通过一些谨慎的宏观措施去抑制这种国外贷款。当然，巴西的现状还远远谈不上外债危机或支付危机，巴西经济也有足够的弹性去应对来自外部的冲击。尽管如此，当前外部债务迅速增长的趋势必须得到有效控制。
除了提高利率之外，收紧财政政策、限制公共开支也有助于抑制经济过热。财政政策收紧是配合货币政策收紧的一项必要措施，如此才能给中央银行以足够的空间，从而避免将货币政策收得过紧。巴西政府已计划在2011年削减财政预算500亿雷亚尔。有人担心，由于巴西要分别在2014年和2016年举办世界杯和奥运会，这两项大型国际赛事带来的场馆修建等基础设施投资会对其削减预算政策造成影响。不过，巴西是一个很庞大的经济体，其公共支出大约占到巴西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40%，数目十分可观。因此，在举办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的必要投资之外，巴西还可以有足够的财政预算削减空间，使其理性地去应对各项公共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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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大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增长备受瞩目。2010年，Ell经济增长率达7.95％，是以G7＋AUS(指G20中除欧盟以外的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2.53％)的近3倍，是世界经济增长率(4.77％)的近一倍。
在此次危机中，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经济增长率的急速深度下跌以及复苏期间的快速大幅反弹。2007～2010年，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分别为8.73％、6.04％、2.82％和7.95％，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24％、－0.06％、－3.44％和2.53％。四年来，这两类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态势因而呈现出深“v”形状。
受高失业率、产能过剩和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不振等因素影响，2011年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兴经济体2011年经济增长率将随着政策刺激的逐步撤出以及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而降低。2011～2015年，新兴经济体将保持6.7％～6.8％的增长率，高于1980～2006年的平均水平(5.12％)；而发达经济体尽管保持T2％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其水平将低于1980-2006年平均2.62％的增长率。
尽管自2000年以来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增长率波动的趋同性越来越明显，并且这一趋势在目前还将延续，但是同样显著的是，从长期看(1980～2015年)，两者间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在加大。在危机影响最为深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增长率的差距甚至超过6％，这再次表明，新兴经济体相对强劲的经济增长是本次金融危机中世界经济能够较快触底反弹的重要原因。
长期的相对高速增长使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不断增长，并且在2002年后速度明显加快，这一趋势在金融危机期间也未被中断。1980年，发达经济体占世界GDP总量的63.8％，新兴经济体仅占13.9％。2010年，发达经济体的份额下降至53.2％，新兴经济体增长至24.6％。预计至2015年，发达经济体所占的比例将进一步降低至48.5％，新兴经济体占29.3％。这意味着26年间，两者占世界GDP份额的差距由原来的近50％缩小至不到20％。
国际贸易：新兴经济体进出口强劲反弹
在国际贸易领域，新兴经济体进出口的强劲反弹与发达经济体的疲软复苏形成鲜明对照。如果将2006年12月的出El／进口额设定为100，截至2010年12月，Ell的出口指数已经高达161，而G7＋AUS仅为114；同期E11进口指数达到173，G7＋AUS仅为114。
从国际贸易增长中获益的主要是两类国家：大宗商品出口国与经济走势良好的新兴经济体联系紧密的国家。拉美、中东、俄罗斯和南非等大宗商品出口国出口迅速增长，其动力主要来自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贸易条件改善以及新兴经济体对于大宗商品的旺盛需求。新兴经济体在依靠出口增加实现经济快速复苏或强劲增长的同时，其持续高速的增长又通过贸易渠道外溢至与其联系紧密的伙伴国，促使这些国家的产出相对较快增加。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有力带动了澳大利亚、印尼、新西兰等大宗商品出口国，以及德国、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资本品出口国经济的增长。
同时研究显示，新兴经济体间的内部贸易正在快速增长，并且尚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以“金砖四国”为例，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四个BRICs组成国均已经发展成世界性的货物贸易大国，相互间的依赖程度也明显提升。相应地，BRICs各组成国对主要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性降低。我们在HS六位码基础上对1999年和2009年BRICs各组成国出口至不同市场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这四个国家之问的出口商品种类和数量增加最多，对G7＋AUS次之，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增长最少，甚至在个别国家还有所减少。在HS六位码基础上我们对BRICs各组成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相互间的竞争互补情况和竞争压力情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显示，总体而言，BRICs各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性大于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竞争性，但从发展趋势看，BRICs各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竞争性提升的速度远远超过与新兴经济体竞争性的提高。并且，BRICs各国感受到的来自内部贸易的竞争压力远小于来自外部世界的同一压力。
全球资本流动：新兴经济体面临巨大挑战
与国际贸易类似，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作为全球直接外资目的地和来源地的相对重要性将不断上升。同时，大量资本持续流入也使新兴经济体面临巨大的挑战。
通货膨胀高企是关于资本流入的主要担心之一。然而，如果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衡量，几乎所有E11国家的通货膨胀都处于十年来的较低位。通胀压力比较大的是印度，2010年预计通货膨胀率高达13.2％。即使是在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印度的通货膨胀率也高达10.9％，甚至高于2008年的8.3％。仔细审视可以发现，新兴经济体CPI权重构成主要包括，食品、饮料、烟草、服装、鞋类和家具等生活用品和能源，以及交通、通讯、文化、娱乐、教育等服务。CPI的相对低位说明，资本流入没有引起上述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上涨。原因有两个，一是新兴经济体汇率的变动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本国物价影响相对有限；二是资本流入了CPI指数未涵盖的领域。更多的证据表明，资本大量流入影响的不是消费者物价水平，而是新兴经济体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
如果将2006年12月设定为基期(即当月股票指数为100)，到2010年12月，Ell股票指数为168，相对于基期上涨了三分之二；G7＋AUS股票指数为94，相对于基期下跌了7％。自2007年1月以来，EII与G7＋AUS股票指数的最低点均出现在2009年2月，当时E11股票指数为64，G7＋AUS股票指数为59。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E11股票指数上涨了两倍，G7＋AUS股票指数仅上涨了不到60％。而2009年和2010年E1 1的经济增长率为2.8％和7.9％，也就是说相对于2008年，真实产出增加了11％。G7＋AUS的经济增长率为－3.4％和2.5％，真实产出减少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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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掀起页岩气革命
页岩气开发将使全球天然气资源量增加40%。页岩气是从页岩层中开采出来的天然气。2011年4月，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了对全球页岩气资源的评估结果：全球页岩气技术可采资源量达187.4万亿立方米。2010年，世界天然气技术可采资源量为453万亿立方米。如加上上述评估的页岩气资源量，世界天然气资源量可提高40%以上。
2010年美国页岩气产量为当年总产量的17%，超过1000亿立方米。预计到2030年，页岩气将占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50%以上。美国HIS剑桥能源研究会的报告指出，按美国目前对天然气的需求计算，北美地区可开采页岩气储量可供美国使用211年至690年。页岩气开发正在改变世界的天然气格局，被称为“页岩气革命”。
“页岩气革命”主要依赖于开采技术的突破。其关键技术包括含气页岩层识别技术、水平井钻完井技术、多段压裂技术及复合桥赛技术等。目前美国和加拿大为页岩气主要产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南非、德国、英国、法国、瑞典、波兰等10多个国家在进行页岩气前期评价和勘探开发先导试验。
美将成天然气第一生产国
国际能源机构（IEA）近期发表预测称，由于在地层页岩气开采技术方面的突破，近年来，美国的天然气生产急剧扩大。到2017年美国的天然气产量将有望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天然气生产第一大国。
国际能源机构的报告称，尽管天然气市场价格存在变数，但是到2017年美国的天然气产量仍将超过目前居世界第一位的俄罗斯。除了原油价格的走高推高了天然气的产量外，坚挺的国内需求以及新的出口机会，也是拉动美国天然气生产持续扩大的主要因素。
报告预计，美国的天然气产量将由2011年的6530亿立方米增长到2017年的7690亿立方米。由于国内市场需求的增加，到2017年，预计美国将成为天然气纯进口国，届时，天然气有望成为替代过去100多年来主要依赖煤炭发电的能源。
根据BP统计，常规天然气储量的全球分布极不平衡，其中北美地区仅占世界的5.3%，储采比不到10年，大大低于世界其他地区。然而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北美地区对天然气的依赖程度则非常高。
页岩气开发导致石油价格下跌
源自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所带来的页岩气增产，已成为亚洲汽油价格下跌的因素之一。页岩气副产品丙烷正从美国流入欧洲市场，而欧洲市场富余的石油产品流入亚洲市场导致石油价格下降。
据媒体报道，欧洲石化工厂主要以石脑油和丙烷两种石化原料为主，便宜的原料自然受到青睐，欧洲市场石脑油现货价格为每吨750美元左右，而美国南部蒙特贝尔维尤港的丙烷现货价格（美国指标）仅为每吨380美元左右，比石脑油便宜5成，加上运费也便宜3成多。据美能源信息署（EIA）统计，美丙烷库存量（截至5月下旬）受页岩气增产影响，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成。
美国致密油开发前景良好
致密油是从致密砂岩、致密碳酸岩盐和页岩中采出的原油。美国的北达科他州、南德克萨斯和西德克萨斯已成为致密油的主要产区。2006年美 国地质调查局预测其国内致密油地质储量达590亿吨。“巴肯”区目前日产近50万桶石油占美国石油产量的1.7%。据估计，到2020年美国致密油产量将达到每天300万桶，相当于美国日产原油总量的1/3。
近年来，页岩气、油砂、致密油以及盐下油的开发皆集中于北美和拉美地区，使世界能源版图的中心逐渐从中东转移到西半球。这不仅使美国的能源供应获得新的保障，并且将影响美国的能源政策和经济政策，进而改变地缘政治和整个世界格局。中国的非常规油气资源亦非常丰富，借鉴国际经验和先进技术，加快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提高中国近期和中长期油气资源保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美“去中东化”钳制中国
由于“能源独立”战略的实施，据媒体数据，美国能源供应的约80%已由本土解决，从中东进口石油占其进口总量的比例已降至15%以下。依托“去中东化”、“能源独立”战略和非常规油气的大规模开发，北美地区已成为全球能源高地，世界能源、经济乃至地缘政治版图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2001年，美国从中东进口原油达到历史最高值266.4万桶/天，在总进口中的比重为28.6%。此后，美国从中东进口的原油数量及其占总进口的比重均呈现下降趋势。2011年，美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比例继续下降，为15%左右，10年间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
美国能源署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原油产量比上年上升3.6%，至每天平均570万桶，为2003年以来最高。天然气产量从2007年的20.2万亿立方英尺，上升至2010年的22.4万亿立方英尺，一度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
美国在降低对中东石油依赖的同时，却在3月末再度施压，坚持对仍大量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进行制裁，并抛出了12国黑名单。黑名单中，中国排在前列。2011年全年中国近六成的石油消费依赖国外进口，包括来自伊朗的石油。
“去中东化”与“能源独立”不仅增强了美国能源政策的自由度和在中东问题上的发言权。这种趋势还将大幅改善美国的经常账户收支，进而支撑美元走强，使美元与油价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得到改善，影响美联储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全球能源需求东移
一边是美国逐步摆脱能源束缚，一边是亚洲经济体的能源需求逐步增多。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全球主要能源需求正在向东转移。以20世纪90年代日本从中东的进口量超过欧洲为标志，东亚和南亚伴随其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石油消费量和进口量猛升。
2000~2010年，世界基础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电和核电（未计入新能源）消费总量的年增长率为2.67%，其中，北美、欧洲和独联体地区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20%，而亚太年均增长率则为6.34%。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占世界能源消费量的份额由2000年的9.02%和3.44%分别提高到2010年的20.82%和4.38%。
BP《2030世界能源展望》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和印度将分别成为世界上最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以及能源消费国，两国的能源需求总和将占全球需求总量的35%。未来围绕石油的核心矛盾将从OPEC与OECD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步转移到新兴经济体与OPEC之间的供需稳定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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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兴经济体；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市场；基础设施
基于新兴经济体国家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日益增长的收入水平，互联网应用正在这一市场上飞速扩张和发展。2005-2010年间，25个新兴经济体中互联网用户增长了近177％，总人数达到了9.54亿，c同期发达经济体近26.7％的增长率形成鲜明对比。这25个新兴经济体分别为：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泰国、土耳其、阿联酋、乌克兰和越南，其中有六个国家隶属拉丁美洲。
预计2011-2020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的互联网用户年均增长率将维持在9.8％左右，至2020年底将可能达到22亿人。其中，印度将成为这九年内互联网用户增加最快的国家，其年均增长率可能会达到22.1％。
虽然互联网用户增长速度迅猛，但是网络技术的普及指标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则是差别迥异。由于缺乏相应基础设施，多个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还是相对较低，尤其是在农村地区。2010年，波兰成为25个新兴经济体中宽带普及率最高的国家，其家庭宽带普及率达到了60.8％；紧随其后的是匈牙利和阿联酋，其普及率分别达到57.3％和45.6％。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亚就显得十分落后，同一时期仅有1.6％的家庭配备了宽带网络连接。
互联网市场的强劲增长将会带来相应的经济发展，随之而来的还有商业机会的增加和消费模式的改变。网络购物的直接市场(不包括任何中间商)总规模在2010年已经达到了381亿美元，而这一数额在2005年仅为880万美元。中国更成为25个新兴经济体中网络购物规模最大的国家，其份额占据了30％左右。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无论在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中，“数字鸿沟”仍然存在。在多个新兴经济体中，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水平相对发达经济体而言仍然很低，这无疑也成为未来几年新兴经济体发展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
未来的任务
发达经济体在数字和生产力基础设施领域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在这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尽管“数字鸿沟”已有所缩减，却仍然任重道远。2010年，在新兴经济体中，家庭宽带网络的平均普及率达到了21.2％，但相距发达经济体67.5％的高平均比例仍相差甚远。作为衡量各国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成熟度的标杆，全球网络就绪度指数(NRI)指出：在新兴经济体中，ICT的应用水平远远要低于发达经济体。例如，2010年，俄罗斯的NRI为3.7，而相比之下，美国的NRI却高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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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兴经济体 资本管制 有效性 实证研究
基本概念
（一）资本管制有效性
学术界对资本管制有效性并不存在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如何界定资本管制有效性存在的分歧造成了使用相同或类似的数据却得到不同结论的现象，这成为资本管制有效性实证研究的瓶颈。比较有代表性的资本管制有效性定义中可以分为三类：其一，资本管制有效性是指实施资本管制能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如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外汇储备、财政余额等特定经济变量产生较为重大的影响。在同一时期内是否实施资本管制的不同国家之间或者是同一国家在是否实施资本管制的不同时期之内，资本管制的这种影响将使得上述经济变量的运行状态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其二，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应根据其预期目标加以衡量，即资本管制有效性体现在实现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缓解汇率的压力、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政策目标上；其三，资本管制有效性是指资本管制应具备永久维持宏观经济政策不协调体制的能力（Dooley，1986）。
这三种定义从不同的角度界定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比较而言，第一种定义是按照是否持续影响某些宏观经济变量来判断资本管制是否有效，只要存在影响就可以认为是有效的。这一定义不考虑资本管制是否实现其政策目标。第二种定义从资本管制的政策目标出发，以其是否达到政策目标作为评判有效性的标准。第二种定义和第三种定义也有不同：第二种定义的判断标准偏客观，是一种实证经济学的方法；第三种定义判断标准主观性更强些，带有规范经济学的色彩。
从上述分析可知，第二种定义更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本文使用第二种定义，即从资本管制是否达到预期政策目标的角度评价新兴经济体资本管制的有效性。
（二）资本管制的政策目标
金融一体化的程度加深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在给新兴经济体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加剧了这些国家的金融风险。这些风险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超过本国吸收能力的大量资本流入；热钱风险；汇率升值风险；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丧失（Magud and Reinhart，2007）。所以资本管制想要达到的政策目标为：减少资本流入总量以阻止货币升值；改变资本流入结构，支持长期资本流入，防止资本流入的突然中断和逆转；减小汇率波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关于指标，主要研究资本管制政策对资本流入的总量和结构（期限、类型）、汇率（变化、波动）以及国内外的利率差的影响。
新兴经济体资本管制政策
20世纪90年代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向新兴市场时期，巴西（1993-1997）、智利（1991-1998）、哥伦比亚（1995-1997）、马来西亚（1994）和泰国（1995-1997）为应对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风险纷纷实行资本管制，特别是对短期资本流动进行限制（Ariyoshi et al.，2000）。大部分国家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管制形式，比如对资本流入直接或间接征税以及配合使用其他监管措施。此外，巴西、智利和马来西亚针对资本流动还使用了行政性的直接管制，比如禁止外国居民购买本国货币市场证券，禁止本国居民与外国居民进行非贸易的掉期交易，针对特定类型的外汇交易征收明确的进口税（巴西），通过无息准备金（Unremunerated Reserve Requirement，简称URR）对资本流入间接征税（智利和哥伦比亚）等（Ariyoshi et al.，2000）。另需注意的是，该时期各国实行资本管制的宏观经济背景并不相同。譬如，泰国实行盯住汇率制（1984年以来实行了14年的泰币与美元挂钩的一揽子汇率制），而其他一些国家大多实行有管理的汇率制度。又如，在某些国家，金融机构应对大量资本流入的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还有一些国家，比如智利，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仅靠传统的政策工具不能有效的应对大量的资本流入，必须结合资本管制才能有效应对其带来的风险。
在亚洲，虽然资本管制实行的宏观经济背景因国家不同而不同，但各国所实行的资本管制政策有许多的相似之处。譬如，亚洲国家普遍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和普遍运用对冲和外汇直接干预对资本流入进行严格限制，普遍更加重视资本流出自由化（McCauley，2008），普遍实行资本管制的同时注意配合使用审慎监管政策。在应对货币升值和资产泡沫时，与只使用资本管制相比，亚洲国家现在更倾向于使用政策组合（Maria Socorro Gochoco-Bautista、Juthathip Jongwanich & Jong-Wha Lee，2010）。
资本管制强度估算方法
相关文献中有许多方法来测度资本管制的强度变化。Quinn（1997）采用《汇兑安排和汇兑管制年报》中对资本项目管制措施的具体描述，对资本流入和流出两方面的管制强度分别计分，它们依次为0、0.5、1、1.5、2，分值越低，管制越严格。Reinhart & Montiel（1999）、Mary Kathryn Campion & Rebecca M. Neumann（2004）使用二进制指标对资本管制指数化。Clements（2009）、Coelho & Gallagher（2010）使用二进制指标的组合对资本管制进行指数化。Cardoso（1998） 计算资本管制制度的变化，即不区分资本管制制度类型，每出台一项政策就加1。以上方法总体而言都是二进制指标方法，虽然该方法对于提供金融自由化的总体趋势信息非常有用，但是该法太过粗糙以至于我们不能观察到资本管制更微妙的变化。Mahir Binici、Michael Hutchison & Martin Schindler（2009）通过采用包含资本流动方向和资产类型的系统的数据集，重新探讨资本管制有效性，部分的克服了该困难。在该文献中，作者在将资本管制按照资产类型和资本流动方向进行划分的基础上进行指数化，与以前的方法相比，此方法将资本管制和与之相对应的资产类型配对研究，能够获得资本管制多方面的差异化信息。
在Michael Hutchison（2010）的研究之前，对资本管制进行指数化大多是针对法律文本上的资本管制，没有考虑到资本管制的实际执行力，即没有考虑到资本管制是可以被规避的。Michael Hutchison（2010）用两套方法对资本管制进行指数化以期克服这种局限性，一种是将法律文本上的资本管制指数化，一种是对资本管制政策进行时间调整后再进行指数化，但是该方法比较抽象、晦涩、难懂，且数据不易得。
王国刚（2003）用被观察期内资本账户处于开放状态的年份数除以研究期间总年份数，得到一个指标，用以评判一国的资本开放度。该指标可体现一定年限内资本开放的程度，但没有考虑到各国资本项目管制在程度上和特点上的差异，且无法反映具体某些年份的资本管制强度。桑飒（2007）运用定性和定量指标对中国的资本管制强度进行测评。张婷（2009）用跨境资本流动占实体经济的比例来衡量资本管制强度，该指标的数值越大，表示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越高。
资本管制有效性研究
关于资本管制有效性实证研究的早期结论是复杂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在20世纪90年代运用资本管制主要的目的是保持国内外利率差和减少汇率压力，早期研究发现资本管制运用初期是有效的，但是这两个目标却是不能同时达到的，即当保持国内外利率差时，汇率必须做出调整。早期研究还发现资本管制能够延长外国资本流入的期限，但没有成功地减少资本流动总量。
最近几年关于资本管制有效性的研究结论基本上与早期的结论是一致的。许多文献运用新的方法重新研究了以前已经研究过的早期经验，还有一些文献研究了一个或多个国家的最近经验。总体而言，关键的结论是，相对于减少资本流入总量，资本管制在改变资本流入的结构和保持国内外利率差方面效果更加显著。国内学者多是关于中国资本管制有效性的研究，有少数学者对经典国家资本管制效果进行了分析，比如冯晓明（2001）对智利模式的资本管制效果进行了评价与分析，马超（2000）对马来西亚资本管制效果做出了客观全面的判断等。
（一）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入总量和结构的影响
关于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总量和结构影响的现存研究比较多。总体而言，大多数研究发现资本管制没有成功减少资本流入流出的总量，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流入的结构。
Reinhart & Montiel（1999）将资本管制和冲销干预（紧缩的货币政策）政策指数化后，运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方法分析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总量和结构的影响。Mary Kathryn Campion & Rebecca M. Neumann（2004）使用的方法和分析的问题同Reinhart & Montiel（1999）是一样的，但是其更加侧重于对资本流动结构的分析。Reinhart & Montiel（1999）只分析了组合证券资本流动和短期资本流动占总资本流动的比例以及FDI占总资本流动的比例，而Mary Kathryn Campion & Rebecca M. Neumann（2004）运用相当长一段（大样本）的高频数据，将资本流动划分为股票资本流动和债务资本流动，分类更加详细，所以在分析时我们也能回答更加具体的问题。Cardoso & Goldfajn（1998）、Goh（2005）、Carvalho & Garcia （2008）等运用VAR模型发现，实行资本管制后资本流动总量显著减少，但效果持续时间比较短，资本流入结构明显改变。Binici、Hutchison & Schindler（2009）运用资本管制面板数据，分析了资本管制政策对于资本流动的总量和结构的影响，这套数据覆盖了1995-2005年的74个国家，将资本管制政策按照资产类型以及资本流入、流出进行划分。他们发现通过法律限制不能有效地减少资本流入，但是，国家一旦宣布实行资本管制，政府好像有能力阻止所有资产类型的资本流出，潜在的使国家避免遭受资本流动的突然中断和逆转风险。他们还发现限制股票和债务资本流出没有引起投资者的规避行为，所以在改变资本流动结构方面，资本管制政策是有效的。Maria Socorro Gochoco-Bautista、Juthathip Jongwanich & Jong-Wha Lee（2010）研究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总量和结构的影响时首次将视角对准亚洲国家或地区（中国、中国香港、印度、 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Bruno Coelho & Kevin P. Gallagher（2010）运用单方程模型（OLS）发现，哥伦比亚和泰国的资本管制虽没有显著地减少资本流动总量，却延长了资本流入的期限。
邢毓静（2000）通过分析认为，智利的无息准备金政策（URR）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不可能充分覆盖需要监控的资本流动类型。于是，许多受到URR政策监控和约束的资本流动就可能转化为未受约束的资本流动类型。因此，URR政策此时仅仅是促使资本流入途径的转换，而并未有效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例如，经常包含大量短期流动资本的贸易信贷就不受URR政策的约束。宋林峰（2001）通过观察经验数据认为，智利的URR政策对改变资本流入的结构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延长了流入资本的停留期限。但似乎没有遏制住资本流入总量规模的扩大。智利放松资本流出限制政策的效果也不明朗。宋林峰（2002）对20世纪90年代巴西资本管制政策的效果进行了经验性分析，他认为巴西的资本管制政策没有减少资本的流入规模。何娟文（2005）运用经济计量分析中最新的协整分析方法—边界检验（Bounds Testing）和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对中国从1980-2003 年的资本外逃状况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资本管制对我国的资本外逃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桑飒（2007）通过对资本流动总量、流向、期限以及结构的分析，观察中国在限制资本流动方面的有效性。吴鸣（2007）运用Frenkel 等人的理论模型论证了资本流入外汇管制在降低大规模资本流入带来的脆弱性时，也要付出投资下降、产出下降的代价。
（二）资本管制减小汇率波动的效果分析
Ariyoshi等（2000）运用经验分析叙事方法，研究了14个样本国家实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发现管制最初似乎产生了一定的效力，但样本中的5个国家都没能将资本流入对汇率的压力控制住。De Gregorio、Edwards & Valdes（2000）运用VAR模型对智利资本管制效果进行研究，发现智利的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入实行无息准备金要求（URR），对实际汇率没有影响。Gallego、Hernandez & Schmidt-Hebbel （2002）使用简化形式的定量的开放经济模型对智利资本管制效果进行研究，分析得出了智利URR没有显著改变实际汇率的结论。Rincn & Toro（2010）对哥伦比亚资本管制效果的研究以及Coelho & Gallagher（2010）对哥伦比亚和泰国资本管制效果的研究都是运用GARCH模型，研究发现哥伦比亚和泰国的针对资本流入的无息准备金要求（URR）对汇率波动没有影响或只有很小的影响。Clements & Kamil（2009）运用GARCH模型对哥伦比亚资本管制效果进行研究，发现资本管制显著增加了汇率波动。Edwards & Rigobon（2009）运用GARCH模型对智利资本管制效果进行研究，发现智利收紧的资本管制（URR）导致名义汇率的贬值。
宋林峰（2001）通过总结前人关于智利的实证研究，认为智利的资本管制短期内对实际汇率产生了较小的影响，长期内并不影响实际汇率。宋林峰（2002）认为，20世纪90年代巴西的资本管制政策相对降低了实际汇率的升值压力，但未遏制住实际汇率的升值压力。李绍东（2006）运用姜波克的资本管制模型，分析了中国资本管制对汇率的影响。桑飒（2007）通过分析人民币真实汇率走势，得出中国资本管制对保持汇率稳定、减小汇率波动基本是有效的。但人民币汇率预期通过影响资本的流动性，对中国资本管制的效力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降低了其有效性。
（三）资本管制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效果分析
国外学者往往利用同种金融工具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异，如利率差异，反映货币政策独立性。当这个利差能够维持时，说明货币当局保持了利用国内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的能力。资本管制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即保持国内外利率差方面的效果也是复杂的。De Gregorio、Edwards & Valdes（2000）运用VAR模型发现，智利运用资本管制政策能够在6-12个月内保持较高的利率水平，但并无证据表明这种影响会长期存在。Gallego、Hernandez & Schmidt-Hebbel （2002）使用一个简化形式的定量的开放经济模型得出智利资本管制在保持国内外利差方面部分有效的结论。Clements & Kamil（2009）运用GARCH模型，研究哥伦比亚的资本管制、汇率变动和国内外利率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Clements & Kamil（2009）认为如果货币当局在提高利率的同时没有引起汇率升值，则说明资本管制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是有效果的，研究发现资本管制并没有增加货币政策独立性。Coelho & Gallagher（2010）使用GARCH模型，运用Clements & Kamil（2009）的研究方法，评估哥伦比亚和泰国的资本管制是否成功的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研究发现哥伦比亚和泰国的资本管制没有带来货币政策独立性。佘晓叶（2009）通过观察马来西亚在实行资本管制期间国内利率和国际市场利率之间的利差变化，分析了马来西亚资本管制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效果。到 1998 年中期，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为了防止资本外逃，利率水平曾经到达最高峰的 11%，而国际市场利率当时仅不到 6%。佘晓叶认为，这充分证明了资本管制政策成功的将国内利率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隔离开来。这说明马来西亚资本管制在消除资本外逃的潜在风险的情况下，使得国家银行得以充分利用包括利率在内的货币政策工具刺激经济复苏。
宋林峰（2002）认为，20世纪90年代巴西的资本管制政策使国内外利差逐步下降。张斌（2003）通过观察发现，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中期成功地利用紧缩性货币政策遏制了过于旺盛的总需求和通货膨胀，这充分说明中国货币当局保持着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金荦和李子奈（2005）运用经验分析叙事方法，观察中国在1994-2003年的实际情况，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资本管制在国际资本流动出现异常变动时，没有很好的发挥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作用。桑飒（2007）从利差和货币供给中外汇占款的波动来分析中国资本管制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的效果。通过分析认为，从总体上来说，资本管制是有效的，但有效性是下降的。尹佳璇（2005）通过引入套利资金供给弹性，建立中国资本管制的博弈模型，说明中国的资本管制政策不完全有效。秦菲菲（2005）运用一个简单回归模型证明，资本管制可暂时造成国内外利率分隔，暂时隔断国内利率和国际利率的长期相关关系。
研究综述评价
通过对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相同的研究问题不同的文献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充分地了解研究资本管制有效性的方法。
首先，通过对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资本管制有效性研究缺乏公认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有些学者，如Jankov（2009）、Mohan & Kapur（2009）、Reinhart & Smith（1998）以及 Thaicharoen & Ananchotikul（2008）在研究资本管制有效性时没有使用严格的计量分析方法，只是以个别国家经验为基础，通过观察宏观经济变量和资本流动总量之间的关系仅凭主观判断得出结论。而在使用严格的计量分析方法时，测度资本管制有效性会因内生性问题容易产生联立性偏误，这是因为通常情况下，资本流入激增与资本管制收紧相伴而生，这会产生内生性问题。研究者运用诸多不同的计量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包括工具变量的使用等。另外，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研究结论对模型设定也很敏感，尤其是控制变量的选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