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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1
采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调查表、焦虑抑郁量表、学业成就问卷和感恩问卷对1518名中学生进行调查，考察了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以及感恩在其中的补偿和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低家庭SES与外化问题行为和内化问题行为(以焦虑抑郁为指标)显著正相关，与学业成就显著负相关；2)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各指标关系间的补偿效应均显著；3)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各指标关系间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这表明低家庭SES对青少年发展具有跨领域的不利影响，而感恩在其中具有显著“滞后的”补偿作用，但“同步的”风险缓冲作用有限。
关键词：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社会适应；感恩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2)01-0061-06
1 引言
社会经济地位的过大差异是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不公正因素。在青少年发展研究中，以往研究较多关注个体人格特质、父母教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而忽视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研究表明，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严重妨碍青少年发展(Huston & Bentley，2010；Matthews & Gallo，2011)。当前，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转型，我国贫富差异逐渐扩大，贫困和低收人口具有相当数量。因此，避免“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导致发展不利，发展不利又导致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恶性循环，促进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正是缘于此，考察了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我国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层面的概念，一般而言，指根据家庭所获取或控制有价值资源(如教育、财富、社会地位等)而对其进行的层级排名，它反映了个体获取现实或潜在资源的差异(Matthews & Gallo，2011；张卫，李董平，谢志杰，2007)。目前，SES往往从受教育水平、收入状况和职业等级三个方面进行测量，但由于地域差异，收入状况并不能准确反映购买力和生活标准，因而，有研究者建议采用直接测量家庭经济困难替代收入评定(Matthews & Gallo，2011；Wadsworth & Compas，2002)。此外，职业等级评价存在诸多缺陷，它不能用于测量无工作的人，且等级划分过于主观，当前分类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同时，职业等级的划分也主要是依据职业所需要的教育程度、收入的高低等，因而研究者建议仅采用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两个指标也能较好地反映社会经济地位(Matthews & Gallo，2011)。因此，研究采用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困难测量家庭SES。就社会适应而言，社会适应是指个体在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达到人们期望的与其年龄和所处文化群体相适应的发展标准的程度(王建平，李董平，张卫，2010)。积极青年发展理论指出，青少年社会适应不仅仅是指问题的减少，学业、社会能力等积极结果的发展也同样重要(Lerner，Phelps，Forman，& Bowers，2009)。因此，研究采用外化问题行为、内化问题行为和学业成就来考察青少年的社会适应。
家庭投资理论和家庭压力理论阐释了家庭SES与青少年发展的关系(Conger & Donnellan，2007；Matthews & Gallo，2011)。家庭投资理论认为，高家庭SES的青少年拥有较多的发展资本，如财政资本，父母与孩子的相处时间、教养方式等社会资本等，从而促进了积极发展；而低家庭SES的青少年发展资本较少，妨碍了其积极发展。家庭压力理论认为，家庭经济压力会增加父母的心理压力，进而导致父母低温暖、严厉惩罚等不良教养行为，从而使得青少年发展不良。两理论均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Matthews & Gallo，2011；Yoder & Hoyt，2005；张晓，陈会昌，张银娜，孙炳海，2009)。因此，研究提出假设H1：低家庭SES与青少年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与学业成就显著负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低家庭SES的青少年均发展不良，有些低家庭SES的青少年仍然发展良好，甚至比高家庭SES的青少年发展得更好，这可能是由于个体或环境某些保护因子的作用(Huston & Bentley，2010；Matthews & Gallo，2011)。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兴起，个体积极特性对促进积极发展的作用备受关注，感恩就是其中重要一员(Bono & Froh，2009)。感恩是指个体用感激认知、情感和行为了解或回应因他人或物的恩惠或帮助而使自己获得积极经验或结果的心理倾向(喻承甫，张卫，李董平，肖婕婷，2010)。大量研究表明，特质/状态感恩均可促进个体压力应对、目标追求、心身健康等积极发展(Wood，Froh，& Geraghty，2010)。因此，感恩是非常值得考虑的低家庭SES的青少年得以发展良好的重要保护因子。然而，上述研究结论大多数是基于大学生等成人群体以及临床案例而得到的，有待在青少年中进行检验。此外，当前有关感恩促进风险逆境下个体积极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很少，亟待充实。明晰感恩起作用的具体机制是科学预防和有效干预的基础，因此，研究拟考察感恩促进低家庭SES的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作用机制。
第32卷第1期
叶 婷等 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感恩的补偿和调节效应
心理学探新2012年
感恩促进低家庭SES的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两种模式：补偿效应模式和调节效应模式(Huston & Bentley，2010；Matthews & Gallo，2011)。补偿效应模式认为在控制了低家庭SES后，感恩对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即感恩可有效抵消低家庭SES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不利影响(见图1)。调节效应模式考察的是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关系的方向(正或负)和强弱受调节变量的影响(见图2)；研究的被试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他们面临相对低家庭SES，感恩可能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关系间起风险缓冲作用(Burton，Stice，& Seeley，2004；Matthews & Gallo，2011)，即对较低感恩水平个体而言，低家庭SES会妨碍其社会适应，而对较高感恩水平个体而言，低家庭SES的不利影响倾向于没有或相对小的多；研究指出感恩可能是人类的重要韧性因子是该模式的依据(Johnson，Gooding，Wood，& Tarrier，2010)。
感恩的拓展建构理论、应对假说、成就动机理论和道德情感理论等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的补偿效应和调节效应(喻承甫等，2010)。拓展建构理论认为感恩是一种积极情绪，可启动和拓展认知，扩大注意范围，增强认知灵活性；同时，感恩也可建构人际支持等众多个体资源；因而，高水平的认知能力和丰富的资源提升了青少年在低家庭SES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应对假说认为感恩个体在面临风险(如低家庭SES)时表现出更多的积极应对评价，同时采用更多的积极应对策略，以及失败后更持久坚持和更少通过问题行为逃避等。成就动机理论指出感恩有助于激发个体目标奋斗和追求，如学业成就动机，因而可促进学业成就的提升。道德情感理论认为感恩是一种道德情感，可强有力地促进亲社会动机和行为，从而问题行为较少。实证研究也表明，感恩与多种消极情绪、消极应对、风险行为等显著负相关，同时又与大量积极情绪、社会支持、亲社会动机和行为、积极应对、学业成就、幸福感等显著正相关(Wood et al.，2010)。Johnson等人(2010)在分析自身研究和总结大量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感恩可能是人类的重要韧性因子，但有待实证研究证实。因此，研究提出假设H2：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关系间的补偿效应显著；假设H3：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关系间的调节效应显著。
综上所述，研究拟考察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以及感恩在其中的作用，以期为促进低家庭SES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提供实证性依据和支持。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被试为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市和东莞市多所普通中学初一、初二、高一和高二四个年级的学生1518人。其中，男生780人，女生726人，12人性别信息缺失；初一至高二各年级的人数分别为348、384、429、357人，平均年龄分别为12.78、13.88、1604、16.93岁。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测量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困难两个方面。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测量是在参考师宝国和申继亮(2007)研究基础上，采用两个项目分别测量父母各自的受教育程度，采用五级评分，1表示“研究生”、2表示“大学(专科或本科)”、3表示“高中或中专”、4表示“初中”、5表示“小学及以下”。家庭经济困难测量采用王建平等人(2010)使用的家庭经济困难量表，共四个项目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进行测量，采用五级评分，1表示“从不”，5表示“总是”，计算四个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家庭经济困难越大，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根据师宝国和申继亮(2007)研究，计算父母受教育水平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均分代表家庭SES，分数越高表示家庭SES越低。
2.2.2 外化问题行为问卷
采用Zhang等人基于以往外化问题行为量表和问卷并结合当前我国青少年实际编制的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问卷。研究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喻承甫，张卫，曾毅茵，叶婷，李月明，王姝君，2011)。该问卷共16个项目，如：“喝酒”、“打架斗殴”等，要求被试对最近半年来自己在这些行为上的发生频率进行评定，采用五级评分，1表示“从不”，5表示“经常”。计算所有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外化问题行为越多。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2.2.3 焦虑抑郁量表
采用青少年自评量表中的焦虑抑郁分量表(Achenbach，1991)来测量内化问题行为，共16个项目，如“我感到寂寞”、“我神经过敏，容易激动或紧张”等，要求被试根据最近半年来自己的情绪体验进行评定，采用三级评分，1表示“从不”，2表示“有时”，3表示“经常”。计算所有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内化问题行为越多。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2.2.4 学业成就问卷
采用文超等人(2010)研究中使用的学业成就问卷，要求被试对自己在语文、数学和英语三门主科上的学业表现进行评价，采用五级评分，1表示“很不好”，5表示“很好”。计算3个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学业成就越好。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5。
2.2.5 感恩问卷
采用喻承甫等人(2011)修订的McCullough等人(2002)编制的感恩问卷GQ-6，共6个项目，如“我的生活里实在有太多值得让我感激”，要求被试在每个项目上根据最近半年以来的实际感受进行评定，采用七级评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其中项目3和6为反向计分题，对其进行反转处理后，计算所有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感恩倾向越强。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2.3 问卷施测
由心理学专业学生组织，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测试前表示知情同意，征得学校领导、班主任和学生的同意；学生自愿选择填答问卷，作答完毕后现场收回问卷并致谢。问卷完成时间约为20分钟。
2.4 统计处理
采用SPSS 11.5软件进行，主要包括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
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相关分析表明，低家庭SES与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与学业成就显著负相关，即家庭SES越低，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就越多，学业成就越低，因此，假设H1得到支持。
相关分析数据为剔除性别信息缺失数据后的1506份数据。
3.2 感恩的补偿效应检验
以低家庭SES和感恩为预测变量(预测变量均中心化处理)、社会适应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来检验感恩的补偿效应。如果在控制了家庭SES的作用后，感恩仍可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社会适应，那么感恩的补偿效应即得到支持。如表2所示，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β=-006，p
3.3 感恩的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检验感恩的调节效应，将自变量(低家庭SES)、调节变量(感恩)、调节项(低家庭SES×感恩)同时纳入回归方程(见表3)，若调节项对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显著，则表明感恩的调节效应显著。结果发现，低家庭SES与感恩的调节项对外化问题行为、内化问题行为和学业成就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
4 讨论
4.1 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
研究表明，低家庭SES与外化、内化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与学业成就显著负相关，即家庭SES越低，青少年的问题行为越多，学业成就越低，这与研究假设H1一致。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家庭过程、教养方式是家庭SES影响青少年发展的重要路径。家庭投资理论指出，低家庭SES通过贫乏的物质、经济资源、更少与孩子的相处时间、低水平的教养能力等妨碍了青少年的发展；家庭压力理论也认为，家庭经济压力会增加父母的心理压力，进而导致父母低温暖、严厉惩罚等不良教养行为，从而使得青少年适应不良(Conger & Donnellan，2007)。具体而言，低家庭SES是教育不公平的重要原因，相对于经济良好的家庭而言，贫困家庭的孩子获得的学习资源较少，且其父母往往忙于生计而疏忽了对孩子的行为管教、情感关怀和学习督促，因而孩子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较多，学业成就偏低。此外，低家庭SES的父母由于高家庭经济压力使得心理压力较大，而这不可避免地转移到亲子关系和教养行为上，往往表现为亲子关系较差，低温暖、严厉惩罚等消极教养较多，积极教养较少，这直接导致了孩子适应不良。
4.2 感恩的补偿和调节效应
尽管低家庭SES不利于青少年发展，但并不是所有低家庭SES的青少年均适应不良，有些低家庭SES青少年仍然适应良好，甚至比高家庭SES青少年适应的更好，依据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观，这可能是由于某些个体或环境因子的保护作用(Huston & Bentley，2010；Matthews & Gallo，2011)。鉴于此，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考察了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关系间的保护作用，探讨了其补偿效应和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内化问题行为和学业成就关系间的补偿效应均显著，这与假设H2一致，但其调节效应均不显著，这与研究假设H3不一致。换言之，感恩可一定程度上有效抵消低家庭SES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不利影响，但其风险缓冲效应不显著，这初步阐明了感恩保护低家庭SES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具体机制。感恩是指个体用感激认知、情感和行为了解或回应因他人或物的恩惠或帮助而使自己获得积极经验或结果的心理倾向(喻承甫等，2010)。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感恩可拓展个体注意范围、认知灵活性等认知能力，建构身体健康、人际支持等个体资源，也可促进个体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增强目标追求和成就动机。此外，感恩还可以促进个体亲社会动机和行为(Bono & Froh，2009；Fredrickson，2004；McCullough，Kilpatrick，Emmons，& Larson，2001；Wood，Joseph，& Linley，2007)。就研究所探讨的问题而言，感恩通过促进上述个体和社会资本，主要通过补偿来保护低家庭SES对青少年发展的不利影响，表明感恩是促进个体积极发展的重要心理资源。此外，Johnson等人(2010)研究指出感恩可能是人类的韧性因子，但研究中感恩的风险缓冲效应不显著，这表明感恩可能不具有韧性效能，或可能感恩的韧性效能发挥在低家庭SES与家庭过程、教养方式等家庭SES影响青少年发展的中介路径的关系上，有关感恩的韧性效能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4.3 教育启示
研究结论对于促进低家庭SES青少年的积极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一方面，中国文化背景下低家庭SES对青少年发展具有跨领域的不利影响，如研究中的风险行为、焦虑抑郁、学业成就等，可见，低家庭SES的影响相当严重，这提示人们，全社会都应积极关注低家庭SES青少年的发展，尽可能减小贫富差距、完善儿童青少年福利保障制度等。另一方面，感恩对低家庭SES青少年积极发展的不利影响具有“滞后的”补偿作用，“同步的”压力缓冲作用不显著；然而，尽管调节效应不显著，但大量研究表明，补偿作用和压力缓冲作用对于青少年的发展同等重要(Huston & Bentley，2010；Matthews & Gallo，2011)，这提示人们，通过感恩教育可促进低家庭SES青少年积极发展，同时，也应注意到感恩在风险缓冲上的局限性，即将感恩与重要韧性因素结合培育，则能更好地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
5 结论
5.1 低家庭SES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内化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与学业成就显著负相关。
5.2 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关系间的补偿效应显著。
5.3 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关系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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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lescence：Gratitude of Compensatory and Moderation Effects
Ye Ting1，2，Wu Huiting3
(1.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
2.School of Management，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60；
3.Mental Consultation Center，Guangzhou Technician College，Guangzhou 510410)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2
关键词：家庭教育指导；儿童父母；社会经济地位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7）06A-0016-06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中家长在家庭教育中遇到了新的问题，对指导服务提出了新的需求。[1]研究已经表明，父母对孩子进行的家庭教育与父母的自身特点有关。
由儿童父母的学历、职业和收入等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家庭教育的家长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发展关系的专题研究已有不少；对家庭教育进行的许多全国性大型调查也往往将家长社会经济地位设置为前置变量之一；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以家庭教育为中介影响儿童发展已经被许多研究者所重视[2][3]。然而，以家庭教育指导作为背景来研究家长社会经济地位的发展趋势和家长社会经济地位对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影响，尚显薄弱。认识家庭教育指导对象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新特c，是新阶段深化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本研究利用中国儿童中心2012年在全国六省市对12000余名3～18岁儿童父母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现状调查时获取的数据，以儿童父母的学历、职业和家庭收支三项指标为核心变量，对儿童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现状、趋势及其与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指导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由此获得对新时期家庭教育指导对象群体特点的认识。
一、儿童父母的学历层次
1.儿童父母学历的现状与趋势
如表1所示，分年龄段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从高中段、初中段、小学高段、小学低段到幼儿段，儿童父母的学历层次随儿童年龄段的下降而逐级提升，幼儿段儿童父母的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分别达到22.7%和24.1%，高中以上学历比例高达77.1%。
儿童父母学历随儿童年龄段下降而升高的现象，反映了我国未成年人父母群体学历水平不断提升的趋势。可以认为，儿童父母学历层次的提升是我国家庭教育指导对象变化的特点。
2.学历与其他自身特点的关系
如表2所示，儿童父母的学历层次与职业层次、收入层次和业余活动之间存在联系。其中，与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家庭收支状况以及业余忙于进修事业、亲子游戏和辅导孩子功课之间呈现具显著性意义的正相关，与职业为工人农民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业余忙于家务和成人娱乐之间呈现具显著性意义的负相关。可以认为，儿童父母学历层次愈高，他们的职业层次、收入层次和业余教育投入程度也愈高。
3.学历与家庭教育状态和参与指导状况的关系
如表3示，儿童父母的学历层次与家庭教育水平和参与家庭教育指导的水平存在联系。具体而言，儿童父母的学历水平与家庭教育中家长的观念态度、教育方法、教育要求、家庭环境氛围的创设以及家庭教育的总体水平之间存在具有显著性意义的正相关；与参与家庭教育指导的参与性、积极性、主动性和主体作用的发挥也存在具有显著性意义的正相关。儿童父母学历层次愈高，家庭教育的状态愈好，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的参与程度愈高。
二、儿童父母的职业层次
1.儿童父母职业的现状与趋势
如表4所示，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从高中段到幼儿段，儿童父母职业为工人农民的比例逐段下降，为干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逐段上升。幼儿段儿童父母中，工人农民、干部管理人员、商服人员与个体户和专业技术人员4类主要职业的比例分别为24.1%、17.6%、22.5%和22.9%，其中工人农民的比例比全体儿童父母低12.3个百分点；干部管理人员、商服人员与个体户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率分别比全体儿童父母比例高出2.6%、3.2%和6.3%。从各年龄段儿童父母四类职业分布状况看，不同职业间的差距随年龄段的下降而缩小，到幼儿段，儿童父母四类职业的比率已经趋于接近。
可以看出，从高中段到幼儿段，儿童父母的职业层次存在逐级上升的现象。可以认为职业层次的提升是我国家庭教育指导的对象群体变化的特点之一。
2.儿童父母职业与其他自身特点的关系
从表5―表7数据表明：儿童父母的职业类别与儿童家庭居住特点，儿童父母的年龄、是否独生子女、学历层次、业余主要活动以及家庭的结构类型和收支状况之间存在联系。具体表现为：
（1）职业为工人农民的儿童父母与其他父母相比较：未外出务工的比例较低，子女中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比例较高；平均年龄较大，其中80后出生的比例较低；自身为独生子女的较少；学历层次较低；业余主要活动中忙于进修或事业、亲子游戏和辅导孩子功课的较少，而忙于家务和成人娱乐的较多；家庭的结构类型中，主干家庭较少，而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较多；在家庭经济状况上，收支状况较差，其中困难的较多而有剩余的较少。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3
关键词： 大学生 职业生涯规划活动课 思维假定
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高等教育日益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随之而来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针对这一问题，各高校展开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实践探索。如何能够更加有效地帮助大学生认清就业形势、认清自身条件，制定合理的职业目标是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课程的关键所在。
一、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重要性与不足之处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相关课程自1997年开设以来，发展迅速。尤其是最近几年，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更加突显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重要性。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可以发掘学生潜能，增强个人实力；可以增强发展的目的性和计划性，提升成功的机会；可以提升应对竞争的能力。［1］P13
当前我国大学开设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主要以学科课程的形式或者以报告会、讲座的形式进行，这些课程形式不仅枯燥、死板，不能帮助大学生形成对于当前社会就业形式和自我发展的形象的、直观的认识，而且讲授的内容脱离学生实际，虽然讲授的内容好像与每个大学生都有关系，但是跟某一个活生生的大学生没有直接关系，尤其是指导个别大学生形成与其自身实际相适应的未来发展目标的缺失，使得大学生容易产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从而制约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实效性。
二、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活动课程的设计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活动课，就是运用模拟和角色扮演等社会学理论，通过组织一系列活动，使学生在人为创造的、代表社会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环境中，体验自己未来职业生涯规划目标的可行性，并对此进行重新评价、调整和制订实施计划的课程。
（一）准备工作
1.人数。这项以体验大学生职业生涯目标为主题，以模拟和角色扮演为形式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活动课程一般要求30—50人为宜。每次实际参与活动的人数为12。同时，需要1—2名指导教师的组织和引导。
2.地点。这项活动课一般在一间普通教室即可进行。不过，教室需要按照一定的要求布置：教室中间准备六套桌椅，两两对立放置（即呈三行、两列）。同时，从俯视的角度来看，三行桌椅呈金字塔形，即以两边任一一行为首，两套桌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后面两行桌椅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其他桌椅分布在教室四周呈圆形即可。
3.小道具。上述中，分为两列的6套桌椅，其中一列代表社会中的“生产者”：作为行首的那套桌椅（即与其对立的桌椅距离最近者）代表生产者中的高收入者，需要的道具是在其桌子上准备房屋模型及一些一百元的代金券；中间的那套桌椅代表“生产者”中的中等收入者，需要的道具是在其桌子上准备一本书（代表其拥有的一定不动产）和一些五十元的代金券；最后一套桌椅代表“生产者”中的低收入者（一般定义为农民），需要的道具是几张十元的代金券。另外一列代表社会中高、中、低收入的“消费者”，桌子上的道具与“生产者”一列相同。需要说明的是，“消费者”一列的低收入者，一般定义为工人。
（二）活动流程
1.首次发放问卷。活动开始时，向参与活动的所有大学生发放问卷。通过首次发放的问卷，可以了解对未“进入”活动的大学生对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并以此为基点，对比活动结束后填写的问卷答案，评估活动效果。问卷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大学生有关的基础信息，包括姓名（可选择不填）、活动日期、性别、专业等；第二部分是与活动有关的问题，包括：“什么是社会分层”“你认为社会分层影响你的选择或未来吗？它怎么影响？”“社会分层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问题吗？请你解释你的观点。”“社会分层如何影响你与他人的交往？”“什么是社会流动”等五个问题。
2.分组。将实际参与模拟和角色扮演的12名大学生分为两组，第一组的6名大学生经随机分配，坐在事先布置好的6把椅子上。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此时不要将活动规则、课前准备的道具呈现出来，以免影响第二组6名大学生的活动。
3.写目标。第二组的6名大学生要写下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目标。指导老师可以以自己为示范来说明如何清楚地写下自己的目标，比如从事的行业，收入、工作环境、升迁机会等说明。6名大学生写好后，随机分配6人分别站到第一组6名大学生后。
4.说明规则。指导老师首先说明第一组大学生与第二组大学生之间的“亲子代”关系，即坐着的6名大学生扮演“父亲”或“母亲”，站在他或她身后的是其“儿子”或“女儿”。其次，说明“亲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并将事先准备的道具分别放置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最后，说明讨论的主题，即在当前给定的“亲代”社会经济地位的前提下，你所列举的职业目标能否实现？这一社会经济地位对你实现目标的优势和阻力分别是什么？
5.讨论。活动正式开始，由6名代表“子代”的大学生朗读自己的未来职业规划目标，并回答上述规则中说明的几个问题。然后，由代表其“亲代”的大学生对其目标及回答进行评价。代表其他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亲代”和“子代”，以及周围的同学都可以加入讨论。这是这项活动中第一次讨论。代表“子代”的6名大学生分别朗读完目标并进行讨论之后，指导老师要求这6名同学以现实中自己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谈谈自己的想法，并让其他同学也回归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中，反思自己的未来职业规划目标的可行性。这是这项活动中第二次讨论。
6.再次发放问卷。活动结束后，再次发放问卷。再次发放的问卷第一部分与首次发放的第一部分内容相同，第二部分中增加了两个问题：“你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实现社会流动可能吗？”“这项活动课程对你是否有帮助？它是否形象的说明了以上的概念？”
（三）评价
根据社会分层理论，父母一代（即亲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子女（即子代）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现代国家为了保持内部的相对稳定，都为社会不利家庭出身的孩子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教育在实现这种纵向流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教育不是万能的，真正能够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己亲代所“赋予”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还是少数。毕竟一方面所谓的“上层社会经济地位”是有限的，如果某个人实现了“向上流动”，那么必然会有一个人“向下流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上每一项工作都需要有人做，如果每一个个体都只向往环境优越、待遇优厚的工作，那么这样的社会同样无法长久的发展。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活动课，为大学生更加理性地认识亲代社会经济地位，与他们未来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制定和调整自己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目标的确立具有指向性、动力性，每一个个体只有制定了适合自己发展的目标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走得更加顺畅。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活动课，可以改变传统的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的教学方式，丰富了课程形式。这项活动课是对现实的一种模拟和角色扮演，模拟和角色扮演不同于前述的纯认知的学习方式，是以情感为基础的。通过创设课堂情境，帮助学生体验现实感。在模拟和角色扮演中，学生对现实的困境和问题的感受性提高了。在假设的情境中，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扮演角色，学生们主动地再造了现实情境。出于对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承载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认识，他们会在活动中更加真实地反映出在日常生活中不易察觉的既有想法。
三、大学生自身存在的思维假定矛盾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扩招，大学生人数激增。另一方面，社会及家庭对于大学生的认识和期望还存在一些差距。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活动课程本身所关注的焦点及大学生在活动中的表现分析这一现象可以发现，这是大学生自身存在的思维假定造成的，这一思维假定是：由过去的“经历”形成的影响与否认过去的影响、只着眼未来的矛盾。
思维假定通常称做“看法、意见或观念”，然而与它们不同的是，思维假定发生作用是非常隐蔽的，“尽管思维本身在发挥的非常活跃的作用，但它却认为自己什么也没干——它认为自己只是如实地向你报告事物的本来面目”。［2］P10每个大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复合而形成现在的“他”，这些因素不仅为他以后的发展形成了有形或无形的基础，而且形成了固有的思维方式。
由于当前我国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社会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处于社会不利地位家庭的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理念多为只要通过读书、上大学，就可以改变当前的社会经济地位，实现“向上流动”。这种社会经济地位的转变不以知识内在的价值为标准，而且与其现存的社会经济地位没有任何联系。这就导致了大学生自身对于职业目标的认识仅仅着眼于未来，然而，“目标的影响是涵盖于此刻的心理环境的背景之下的”。［3］P38忽视对由过去影响下形成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存在的当下的考虑，必然就会使大学生无法正视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制定不切实际的目标，而在毕业后进入社会不得不面对到处碰壁的困境。
正是为了消解这种普遍存在于大学生中的思维假定的不良影响，才有必要开设旨在让大学生体验自己未来职业规划的目标，认识其实际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及具有可行性的活动课程。
参考文献：
［1］张恩生，刘相明，李辉主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4
主导本研究的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欧洲环境和人类健康中心医学家泰瑞尔说：“这项研究表明，化学物质会积聚在每个人身上，但重点是化学物质的类型是由个人财富多寡所决定。我们还发现，其中18种化学物质长期累积与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研究人员检查了人体179种低含量化学物质的积累情形。他们利用美国一组尿液和血液测试样本（该样本来自2.2万个个体）进行了深入研究，将参与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体内化学物质进行了比较。
英国研究人员发现，9种主要化学物质与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相关。其中涵盖了来自海鲜的砷、汞，还有铊、全氟辛酸和全氟壬酸；此外，防晒产品中的二苯甲酮-3成分也与富有阶层有关。另外，化学物质邻苯二甲酸单酯化合物，常用于食品及个人护理产品如洗发水的包装上，在富有阶层的体内浓度也较高。
研究人员发现，有抽烟习惯或居住在重工业区附近的居民多来自贫困家庭，体内铊、镉和铅含量均高。而其他用于熟食品包装的化学物质，往往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相关。另外，英国皇家妇产科医师学会在报告中也建议准妈妈避免使用不粘锅、购置新家具或屋内油漆，因为这些都会让胎儿暴露于含量过高的化学物质之中。他们警示说，尽管目前医学界对这些危险知之甚少，但最好事先采取预防措施。
泰瑞尔博士说：“能接触化学物质的环境日益增多，因此身体处理复杂化学混合物的负担也逐渐升高。”目前，科学家对这些化学混合物在体内所产生的实质影响所知不多。一般科学界所持的主流看法是，愈接近贫穷线的人体内存在高含量化学物质的风险越大，但泰瑞尔说：“这项研究结果十分让人惊讶，化学物质竟与富裕阶层有关。以往众多的焦点集中于减少穷困民众体内化学物质负担，今后应该将焦点转移至更大范围，而不局限于穷苦人家。”
贫富差距总是存在的，从血液的化学物质含量已经反映出来。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似乎并没有更好的方案，贫穷者想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不那么容易，而富有者的选择余地似乎更大一些。现在所谓的有机食品大行其道不无道理，但这样的食物选择又会进一步加大社会经济“鸿沟”。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5
关键词：女性；和谐社会；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5-00-02
一、女性在和谐社会中的主体作用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婚姻中的男女都是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权社会中男人都被认为是强大的，从而导致以男人为中心的男权文化的诞生。男性往往被英雄化、偶像化，他们有着伟岸的身躯和坚强的臂膀，他们被认为是世界的主宰，他们是女人可以依赖的靠山，并高高傲立于女人之上。而女人则要遵从所谓的社会性别制度把自己置放于从属地位的生存环境中，依附于男人而生活。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支配权、话语权和社会分工开始形成，社会角色依据获取的劳动成果来制定，谁获取的越多，谁就有明确的定位。在这种定位下，被浸染几千年历史文化束缚的中国女性具备了坚忍、含蓄、克制的品质，面对充斥整个社会的男权观念，女性不会为超越社会对她们的定位，而擅自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克制、顺从让她们心甘情愿地被命运安排，而无法觉悟的找出解放女性的途径。这是中国女性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的根本原因。女性解放运动任重而道远，全社会必须摒弃陈腐的、狭隘的、非文明的旧文化观和女性观，把女性从与人类文明进步不相适应的观念误区中解放出来，实现两性的共同发展。
当代绝大多数的中国妇女都有着家庭主妇和职业妇女的双重身份，承担着双重职责――家庭职责和社会职责。然而当今，中国的女性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她们豪迈地走出家庭的樊笼，迈向社会的广阔天地。当今女性已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她们为不断提高自身参与社会的能力，和不断增强自身的社会主体意识而努力奋斗着。如今的中国女性也能锐意进取，更加自信，勇于拓展自己的领域，并且敢于创新，敢于在竞争中发挥自身的长项和优势，并勇于挖掘自己最大的潜能，以便能在实践中更好的展示自身的风采，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
二、女性在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作用
女性是我国人才结构中的重要资源，是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和谐社会”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既要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体系，同时也要促进人和自然以及男女两性的同步发展，实现男女两性的可持续发展。女性的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将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其地位也将更加的突出，她们将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来。女性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在现代社会中表现明显。欧美等一些西方媒体指出：“近10年来，世界各国女性就业率不断提高，女性作为消费者、管理者和投资者的价值日益凸显。女性是经济繁荣的功臣，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妇女问题研究的一项调查表明：65.5%的人认为“女性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与男性差不多，都不错。”研究发现，拥有更好财务业绩的公司都拥有更多的女性高管人员。女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大家有目共睹，并受到一致的认可。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研究女性的经济地位：一是家庭职责方面，当今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有着自己独立的收入权、财产继承权，经济上已摆脱过去那种对丈夫或他人的依赖，女性掌管着家庭中的财务、支配着收入，得上两点，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另一个是社会职责，让女性同男性一样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进而获得平等的经济收入。提高女性经济地位的根本途径在于促使女性更多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正如所说：“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经济方面女子不能独立，女性全面参与社会发展，参加生产劳动是实现妇女解放，提高妇女地位的先决条件。”
建国以来，中国的女性得到了党和政府努力为其走出家庭去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以及精神的双重支持条件。我国人口的男女比例在较长时期内都基本稳定在51：49左右，而衡量女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标准就是女性的职业化趋向。有五个方面的表现可以看出我国女性在越来越多的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来。一是表现在女性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二是表现在女性就业层次不断的提高、就业结构不断地调整；三是表现在女性紧跟新经济形式的步伐不断加紧；四是表现在女性参与经济活动时所做出的贡献不断增大；五是表现在女性就业的自主性不断增强。在当前的市场就业机制逐步确立的情形下，女性就业途径也呈现多样化的局势，不再是单独的变现为由政府开安排，而是更多的变现为应聘求职、自己创业等。
三、女性在和谐社会的参政作用
女性的参与政治，不仅仅是体现了女性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而且也体现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程度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大女性要积极地投身到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来，依法维护女性的权益，全面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努力提高女性的参政议政水平，以行动来取得平等和发展。首先要注重发挥女党代表、人大女代表、妇联常执委、政协女委员和广大女性代表的积极作用，建立完善的女性利益表达机制、女性权益维护和监督机制，以便能真实地反映女性的自主意愿。其次要畅通女性民主参与、民主管理的监督渠道，大力提高女性对政治权利的认识度，参与保护有关女性章程和权益制度的制定，维护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合法权益与特殊利益。大力推荐女性人才到重要岗位和部门去工作锻炼。再次要注重提拔和使用女性干部，坚决提拔干部岗位给那些作风扎实、成绩突出的女性，并要布置更多的任务和工作，给她们压担子，让她们在锻炼中成长。由于女性的发展不同步于经济的发展，所以经济的发展不能顺利的解决女性的发展问题。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前进状态中，增强社会性别意识，将它融入到教育、保健、文化传媒、法律政策中，同时要为女性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法律保障和政治保证，提高女性决策的水平和参与社会管理的要求，推进人类文明健康发展，让同样能撑起“半边天”的现代女性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四、女性在和谐社会的特殊作用
大多数女性都具有口齿伶俐、反应敏捷、思维活跃、能够很好的驾驭文字等特征，这些往往正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所需求的素质。此外，她们态度认真、责任心强柔韧性高、善于形象思维、考虑问题细致周密等特点均集于女性一身。这些极具性别特征的女性特点，和煦温暖的就像一缕阳光，照射在教学、管理、科研等各项工作领域中，并与男性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成为了和谐大学校园一道不可忽视的璀璨风景。善解人意、耐心细致、温柔善良、是女性与生俱来的美德，这种美德延伸到职业中，表现为有条不紊的工作作风和温情柔和的个性品质。高校中的女性工作者应发挥亲切内敛、细致入微的特点，采取亲朋故友式的方式和具有亲和力的兄弟姐妹式，实现与男同事的互补合作，构建相互协作、团结共进的和谐空间，从而为为教书育人搭建一个宽松和谐的平台。
我国始终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贯彻并落实妇女观，注重去除家庭和社会中关于性别歧视的现象，优化妇女、女童的生存发展环境，促进女性人才和女性就业的成长。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要建立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规，着力于正确表达和反映女性的合理要求，维护女性的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妥善解决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切实维护女性在社会中的稳定。
女性主体自身素质的提高，不仅提高了女性在家庭、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地位，而且还更新和变革了社会的观念。其意义如此重大是因为：首先，女性素质不仅影响到全民族整体的素质，还影响到全社会文明发展的脚步，而且女性素质还是维护和实现男女平等的基础。提高女性自身的修养不仅会改变女性从属的社会地位，还会加速社会性别认知的正向变化。其次，我们需要重视社会责任感与女性职业教育的培养，结合实际状况，针对产业结构的要求，通过技能和产业的培训，让女性更为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的经济建设中去，同时要加大培养女性的成就意识，消除女性自卑和自暴自弃等心理障碍，培养她们的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加强她们的社会成就意识；再次，强化女性终身教育机制。从刚出生的女婴到面临死亡的老年，都要进行量体裁衣的教育，让她们“活到老学到老”，这既是为了提高女性素质，开放女性的劳动力市场资源，也是为了女性自身的全面发展。要依据长期发展战略的角度，提倡女性的终身教育方针，整合社会教育资源，培养和造就符合社会需求的、全面发展的女性。
简而言之，在道德、素质、知识和涵养已达到一定水平的现代女性，更应该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添砖加瓦，为推动社会的和谐文明做出积极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Friedrich Engels，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1884），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42年重印本.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6
关键词:理学经济伦理;封建小农经济;发展与促进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0-0006-02
理学经济伦理是适应并维护封建生产方式和扼制、反拔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建立在宗法家族主义农耕文明基础之上,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从总体特征来看,它与商品经济伦理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它在中国古代的基本作用是适应并促进了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之长期处于稚嫩状态。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明代中叶的前后是不同的。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并不算落后,生产力仍在发展,这期间理学起着维护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论价值,理学经济伦理还能适应并促进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因而具有进步性。明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萌芽,面对新的社会变化,程朱的后辈理学家们不是努力建设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更新社会、国家的管理方式,以疏导、培育日益苏醒和增长的新经济因素的幼芽,而是仍然坚持天理的封建说教,企图以扼止“人欲”为代价,用强化道德秩序的办法来达到稳定政治经济秩序的目的,理学经济伦理对新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日益显露出来。也就在这时,中国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开始充分暴露,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趋于落后,中国封建制度仍在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上继续缓慢行进,走向烂熟。毋庸置疑,中国社会经济由先进滑向落后,经济伦理没有突破是一个重要因素。到了近代,它的保守性和危害性更加明显。历史事实证明,理学经济伦理不可能促进中国的近代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存在,与封建王朝一样被抛到时代的后面去了。
理学经济伦理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价值在于:促进封建小农经济发展,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中期以前主要起着积极作用,在明代中期以后主要起着消极作用。
从总体上看,理学经济伦理对封建小农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特点,维护和稳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法家族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唐代中叶以来的社会变革使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多层次的经济结构:从土地所有制结构来看,形成了封建国家经济、地主经济、小农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和皇帝、皇室宗亲、官僚贵族、官(乡)绅地主、自耕农、佃农等多层次的社会经济群体;从社会生产结构来看,形成了以耕织一体的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条件下的农业与手工业、商业等经济部门之间的特殊联系以及农民与手工业者、与商人的经济联系;从分配结构来看,形成了国家赋税徭役、官吏俸禄、地主地租、工商业利润以及农民劳动所得基本衣食生活资料等多层次经济利益分层。理学经济伦理把社会伦理问题与整个民族的社会心理活动纠缠在一起,将经济与伦理相重叠,最后完全从这一思维背景中提取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信息和方法,将政治和经济等各种矛盾作宗法伦理的化解和处理。这样,理学经济伦理一方面像一块模板塑造出符合封建政治和伦理规范的经济人格;另一方面又像一条坚硬的河床规范着经济这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以防其肆意泛滥。它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纳入它的人伦道德之网,不仅给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又加上一条伦理纽带,而且把政治上的等级关系和多层次性的社会经济结构一体化、集权化和稳固化,从而具有极大的调节和聚合作用。
第二,适应了宗法制小农经济的社会经济基础。理学经济伦理竭力推崇家庭和家族的地位,强化家族血缘宗法关系,相信这是一种最合理的生产组织形式,由此推而广之,可以达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和谐稳定。正是中国的宗法小农经济与理学伦理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经济的繁荣。西方的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追求私利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恩格斯也强调:“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类卑劣的――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1] 但是理学的公利主义由于找到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基础,因而在现实中发挥着巨大的正面作用。这个基础便是宗法制小农经济。因为在家庭或家族内部,成员之间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一般会更重视情感心理的需要,集体感与凝聚力都是非常强的,家庭或家族的公利确乎具有极高的地位。应该指出,小农在一定的时期是具有很大创造力的。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指出:“小农的经济行为在传统农业的范畴内,他们是一种富有进取心并能对资源作最适度运用的人。传统农业可能是贫乏的,但效率很高,它渐趋接近一个‘均衡’的水平。在这个均衡之内,生产因素的使用,较少有不合理低效率的现象。总之,小农作为一个经济人,毫不逊色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2] 可以说,对于宗法制的小农经济,只要政府能“为政以德”,努力扶植并加以保护,至少能给一条生路,他们就能够使社会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理学经济伦理的愿望。然而,尽管统治阶级都希望有这样的经济繁荣,但其贪婪的剥削本性使其不可能真正持续做到“为政以德”,天灾人祸总会把宗法制小农经济推向绝境,于是农民们铤而走险,揭杆而起。
第三,适应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状况。这突出地表现在重农主义、均平分配原则和崇俭黜奢消费观方面。“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决定性的生产部门。”[3] 中华民族属于农业民族,和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一样,历来重视农业生产。重农主义作为封建国家干预和调节社会分工与产业结构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在宋代仍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宋代以后,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一些思想家们不加分析地一味抑“末”,则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宋代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生产力都是处于停滞状态,特别是没有新的科学技术的刺激,新的生产方式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社会财富的日趋集中和由此引起的贫富自发两极分化,只能使财富进一步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集中在既不劳动又不经营的寄生性的地主阶级手中,农民失去土地之后,除了做佃农或沦为乞丐外别无出路,因而不仅不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反而会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更大破坏。理学的均平分配论对当时社会财富的集中和贫富两极分化趋势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有助于把社会各等级分层的财产占有等差距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在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上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从而保持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相对稳定,促进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短暂繁荣。
“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4] 生产力越落后,消费水平就越低,社会越贫穷,消费结构就越简单,反之亦然。中国古代社会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生产形式,它只能提供粮食和衣料。这种小农经济的能量即使在太平盛世又能有多大呢?吃饭曾经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温饱问题至今在不少地区仍未得到最后解决。可以设想,中国古代在这个问题上会是多么艰难,正像经济史告诉我们的,所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也只不过是勉强解决温饱,仓库里有一点余粮,而大部分时期,除少数人以外,难免啼饥号寒。历代思想家又有多少不是以温饱作为太平盛世的根基、礼乐文明的前提呢?因此,以温饱为社会消费目标,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目标。崇俭黜奢的消费原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情所决定的,以此作为消费伦理是明智与现实的。它缓和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稳定了国民经济;确保了积蓄,备战备荒;有利于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抑制统治阶层的奢侈性消费。
第四,适应了封建社会商业发展的需要。自从有了社会分工就有了商品交换,商业是封建自然经济必不可少的补充部分。理学经济伦理虽然轻商,但并不否认商业存在的合理性,其经济伦理思想广泛地涵摄商业行为规范。在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水平低下,市场规则不完善,加之受到种种封建特权和其他因素的干扰与阻碍,价值规律不可能自由地充分地对商品经济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的商品交换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甚至欺诈性。理学提出的伦理道德法则作为一种作用于人的心理,作为实现社会经济心态协调统一的力量,自然有利于维持封建商业的正常秩序。商人们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促使买卖的公平进行,也愿意接受理学伦理道德教条的约束。例如封建社会后期,民间商业运行中形成的组织严密的“伙计”制度,就是我国商人利用理学经济伦理关于“人和”的文化资源,将传统的宗法家族关系转化为新的商业组合的一项创举。商业“伙计”制度的产生,不仅给日益发展壮大的商业补充了力量,带来了利润,而且也增强了商界的凝聚力和稳定性,从而促进了古代商业的发展。不仅如此,理学经济伦理还以一种特殊方式作用于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商业行为,这就是商人们大都同理学有着世代相沿的“血缘”关系。他们中不少人自幼熟读朱熹集注的科考教材《四书》,深受理学伦理的熏陶,从小就树立了践履儒学理想的抱负和志向,只是由于在科场中累试不第,或因家庭牵累,才弃学经商,弃儒为贾。商人与理学的这种特殊关系,足以表明商人与理学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所以,商人们尽管埋头于苟苟营利的生意场上,却并没有遗忘理学的谆谆教诲,而且当他们在商场上发迹之后,其中不少人跃跃欲展少年志,弃商学儒或捐钱入仕。这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一种社会荣誉,一种事业成功的装饰,又是一种难得的资本,会给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带来有形或无形的利益。单从伦理动因来看,正是因为理学既不否定商业的存在而又轻商抑商,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商业才长期处于稚嫩状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宗法制小农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的极限。理学经济伦理对当时社会运行机制无条件的维护无疑会阻碍新的科学技术的推广运用,从而妨害社会经济的突破性发展。事实上,自唐宋以后,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开辟新的土地和提高集约化的程度来实现的。到了明代中叶,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就明显地受到了边际效用递减律的影响了。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3.
[2]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