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范文1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糠侄陨缁岢钟信辛⒊〉闹斗肿佑种匦氯鲜兜铰砜怂己吐砜怂贾饕宓募壑担哑渥魑槿肷缁崤械墓撸谡飧鲆庖迳希奥砜怂嫉挠牧椤?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范文2
关键词：抽象；具体；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直观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3）01-0025-03
《资本论》的抽象-具体方法作为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反思思维，本是扬弃黑格尔逻辑学的产物。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恰恰以直观唯物主义的立场去看待它，从而把一种建立在新世界观基础上的新方法降低为一种直观反映论。在当前我国哲学界总体实现历史唯物主义转向的大背景下，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世界观去变革我们对抽象-具体方法的理解，同时又以这种考察反向深化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理解，就成为一项合二为一的新课题。
一、《资本论》的抽象-具体方法与直观唯物主义的原则对立
在《导言》中，马克思对抽象-具体方法做了最为经典的界定：“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从感性具体出发——引者注），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从理性抽象出发——引者注），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抽象-具体方法是自觉开展表象与思想矛盾运动的反思，反思是与直观相对立的。就我们的主题来说。关键是要确证抽象-具体这一反思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从其对立性的一面看，也就是确证其对直观唯物主义的反驳。本文就准备从反驳直观唯物主义方法的角度出发来探讨这一问题，具体要进行两项反驳：一是追随马克思，反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直观唯物主义方法，这一反驳的目的是从原典解读的角度深化我们对真实意义上的世界观变革的理解；二是以这一理解为基础，反驳以苏联教科书为范式的、对抽象-具体方法的直观化把握，这一反驳的针对性很明显，就是要从《资本论》方法研究的角度，推进我们在当代条件下对新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
关于直观唯物主义，《提纲》写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实践去理解。”“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既包括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哲学家。又包括非以哲学家为最主要身份的一切唯物主义者，如古典经济学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编中说：“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作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18世纪的产儿”，“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的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因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不只限于霍尔巴赫、拉梅特里、费尔巴哈等这些哲学家的哲学著作，而且还存在于重农学派、斯密、李嘉图等这些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著作当中。下面我们首先就来考察一下《资本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直观唯物主义方法的反驳。
二、《资本论》对“经济学家”直观唯物主义方法的反驳
在旧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支配之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也对经济学的“对象、现实”“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表现在著作当中，就是对“实在和具体”（“混沌的表象”、“生动的整体”）缺乏自觉的理性抽象。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首页写到：“总的评论：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这一总的评论，也就是对“经济学家”直观唯物主义方法的总的反驳。“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的“同一个错误”是：没有通过理性抽象，将利润、地租这些特殊形式“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从而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剩余价值本身”去考察它，只是就“表象”本身去考察“表象”。毫无疑问，马克思能把所有经济学家的直观思维错误一网打尽，凭借的正是他对抽象-具体这一“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的理论自觉。不能彻底运用抽象-具体方法，“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理论谬误”。马克思对斯密、李嘉图的方法论首先有着肯定性评价，也就是说，他们站在17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从“生动的整体”入手最后所找出的抽象一般的基础上。从这些简单规定又上升到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等具体总体。但与此同时，斯密、李嘉图的方法论又存在两个不足：第一是对这种方法本身尚缺乏自觉，只是把先前经济学家的分析成果接受过来作为前提；正因如此，第二个缺陷就是他们把这些出发点当做既予的、给定的东西而不是反思的对象，因此错过了对初始概念如“商品”、“价值”的批判。下面我们将看到，这种“理论失误”本质上由其世界观——价值观所决定。
马克思最重视的经济学家是李嘉图，所以我们就跟随马克思一起来思考李嘉图直观思维所带来的理论谬误。在“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一章开篇，马克思写到：“李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离开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利润（利息）和地租——来单独考察剩余价值”，“因此，他对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资本有机构成的论述，只限于说明从亚·斯密那里传下来的，由流通过程产生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生产过程本身内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李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涉及，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李嘉图为什么离不开利润这一表象而去单独考察增值额G的纯粹本质呢？除了缺乏理性抽象的方法论自觉，他还缺乏在关键问题上运用这一方法的阶级立场之动力。卢卡奇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前提之于方法论的规定性作用，它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一个现实”在两个阶级中表现为“不同的中介范畴”（表现在我们此处的论题中，就是李嘉图只能看到全部预付资本范畴的对应物利润“p”，而马克思则能看到单纯可变资本的对应物剩余价值“m”：“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就其直接，性而言，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同样的’。但这一点并没有阻止这样一种情况：那些使两个阶级能意识到这种直接性，使的直接现实性对两个阶级说来能成为真正的客观现实的特殊中介范畴，由于这两个阶级在‘同样的’经济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必然是根本不同的。”对于“资产阶级实际家”来说，付出预付资本从而获取利润，是他的唯一目的。从这种经济地位和功利视角来看，利润当然是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因此利润的“本质”也就等同于它的“表象”。在这一点上，李嘉图毫不例外于其他经济学家，他的著作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从利润的前提（全部预付资本）出发，而不是从剩余价值的前提（可变资本）出发的观点。
从这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人的思维方式所无意识承载的世界观——价值观前提，资产阶级的立场或视域使得“剩余价值”范畴根本无法向李嘉图呈现。世界观一定是以人的特定存在方式及其决定的价值观为构成前提的。对真理的追寻既会由某种价值预设来拉动，又会因某种价值预设而阻碍。这当然不是说真理全然是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东西——因为马克思的工作正是要揭示作为客观内容的真理，他在评论李嘉图时的用语最能体现这一点，比如他写到，“作为资产者，李嘉图本人也不能不犯即使从严格的经济学观点看来的错误”——而是说对真理（尤其是历史领域的真理）的认识必然要受制于认识主体的整体世界观。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因其社会地位与价值观前提才能够成为唯一可能的、客观地认识真理的主体。
所以，理性抽象方法的运用是有着复杂的前提的。而这既包括对黑格尔认识论的批判继承，又包括在何种问题、何种程度上运用这一方法的目的或价值预设。庸人的思维会把于他有利的、值得他关注的东西放大，把于他不利的、引起他恐惧的东西缩小乃至否认、忘记。马克思在嘲笑德国资产阶级回避阶级对立的做法时说：他们爱“用紧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而庸俗经济学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擅长在适当的时候忘记。对世界进行历史化理解需要三重前提，即现实的前提、思想的前提和阶级的前提，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吸收了近代“历史的发现”理论成果的，无产阶级思想家才能够提出的新世界观。李嘉图既缺乏黑格尔的巨大的历史感，又缺乏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意识。他限于方法论上的直观在根本上出于世界观的窠臼；而他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个典型。
总之，马克思抽象-具体的反思方法对李嘉图直观思维的批判，同时或者说在本质上也就是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批判；而对这种直观思维所导致的理论研究上的一系列错误的分析，则成为世界观批判的深化。李嘉图仅从“利润的前提”即全部预付资本出发来看待增值额G，也就意味着他把这一前提当做了既予的整体。未能对利润这一表象进行更进一步的理性抽象，进而找到它的纯粹形式即剩余价值，这是一个源于直观思维的原罪。我们看一下李嘉图对商品价值构成的判断，他在“论利润”一章写到：“商品的全部价值仅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构成资本利润；另一部分构成劳动工资。”从《资本论》去看《赋税原理》，李嘉图的价值公式就是W=p+v。显然，不变资本c被忽略了。马克思评论说：“李嘉图在论述利润和工资时，把不是花费在工资上的不变资本撇开不谈”，“似乎全部资本都直接花费在工资上了。”这样就产生了李嘉图的令人眩晕的后果，一方面他以资本为“工资”，从而在事实上考察了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他以工资为“资本”，从而他认为他谈的是利润本身。他以资本为“工资”，就抽离了不变资本c，因此对c/v即资本有机构成这样一个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范畴根本就不知道。这是错误之一。之二，在正确叙述剩余价值规律的地方。由于他把这一规律说成是“利润规律”，从而歪曲了剩余价值规律。等等。
三、对教科书范式下直观理解抽象-具体方法的批评
苏联教科书式的直观思维，则表现在脱离表象与思想的矛盾运动，去理解辩证认识过程——也即《资本论》的具体一抽象-具体方法。在教科书的认识论部分，通常是以“感性”和“理性”作为核心范畴来标志认识的机能、形式、过程和阶段，比如“感性机能”和“理性机能”、“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等等。这组核心范畴的使用又是在脱离表象与思想矛盾运动的前提下进行的，由此就会造成一系列问题：首先，教科书认识论中的“感性”和“理性”是指认识的“形式”，还是“内容”，抑或两者的统一？其次，认识过程中的“感性”和“理性”是此消彼长、陆续登台的，抑或始终一体、共同作用的？再次，如果以“感性”和“理性”的“相互渗透”去描述认识过程中的矛盾运动，义应如何更加合理地区分认识的不同阶段？最后，“感性”和“理性”是人的纯粹自然的认识机能和认识形式，还是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的认识方式？
脱离表象与思想的矛盾运动去理解具体抽象一具体方法，从根源上说源自物质本体论的直观立场。物质本体论贯彻到认识论领域中，就是反复强调物质决定意识进而认识来源于感性经验，所以教科书总是从“本原”的角度去看待感性经验与思想观念的关系。谁是第一性的？物质。谁能接收到物质的信号？感性。所以感性是基础，是独立地走在前面的认识环节。谁是第二性的？意识。意识的形式是什么？理性。所以理性居于其次，是接力赛的下一棒。物质本体论就这样合乎其逻辑地把感性与理性割裂开来了。由此，比如关于形成“感性具体”的“感性认识”阶段，就被理解成为单纯以“感觉”、“知觉”和“表象”这些机能去把握对象的过程，以至于诱使人们误以为感性经验是纯粹的“感性”认识的产物。为什么不用列宁《哲学笔记》中强调的“表象”（与“思想”）作为核心范畴去解释认识过程呢？从哲学范式的自动选择机制来看，这很可能是因为按教科书的思维定式，“表象”虽然与“感性对象”接近，但毕竟是受到了“意识”的“污染”的东西、已经是一个带有“主观性”的东西，所以它不适合表达认识中的物质本原原则；而“感性”则是人的身体器官的自然机能，它与物质是直接同一的，所以最适合作为描述认识论的核心范畴。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范文3
下学期，我担任高一历史科教学。学生基础差，底子薄，且各科成绩发展不平衡。但是经过分科以后，学生明确了学习目的，端正了学习态度，学习的主动性大为增强，学习风气较好。80%以上的同学对历史学习兴趣浓厚，能积极主动的复习和研究课本，参与探求和讨论相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在逐步形成。相信经过本学期师生的共同努力，学生的历史学科成绩将会有一个整体的提高。
二、课程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问题，包括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培养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目标：进一步认识历史学习的一般过程。感知历史、积累历史、理解历史与现实和主动参与的过程。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注重探究学习，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养成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能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概括和阐释；学会同他人合作学习和交流。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历史学习，进一步了解中国国情，热爱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逐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树立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贡献的人生理想。
加深对历史上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个人主义精神的理解。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努力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经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进一步树立崇尚科学精神，坚定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
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
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上述三维课程目标是一个不可分割、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连续过程和有机整体。
三、教学措施1、深入钻研新课程教材，依据历史课程目标，针对学校和学生的实际，精心地设计历史教学课堂。在集体研究的基础上备大纲、备教材、备学生、备教法。
2、认真教好每一堂课。上课是整个教学的中心环节，灵活安排必修课和选修课的教学顺序，把创新教育和素质教育引入课堂，采用问题教学法和讨论法，激励学生的学习，激活学生思维。同时重视基础知识，搞好学科内专题研究。在教学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注重知识迁移，培养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能力和历史思维能力。
3、关爱学生，以情动人，耐心辅导每一个学生，认真批阅学生的每一次作业。搞好对学生的学习评价，及时反馈教学，同时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范文4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范文5
英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经提出过三个世界的理论，他把客观的物质世界称作世界一，把人类的思维、心理等称作世界二，把人类创造出来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称作世界三，波普尔高扬了世界三的价值和独立性，并认为世界三如同世界一一样有其独立发展的规律，诸学科互相影响并有可能产生自己的问题。以此观察人类创造的客观精神文化世界，可以看到一幅充满普遍联系的知识图景，其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在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世界里，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都不会孤零零地存在，而是以系统的方式完全地展现自身，表现为体系的存在。
一门学科不断体系化、不断成熟，这是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水平相一致的。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个时期内，人类的精神文化世界（波普尔的世界三）是呈点状出现的，一开始彼此的联系并不清晰，认识世界的学问与改造世界的学问似乎互不搭界，在认识世界研究学问的学者们，与从事改造世界活动的工匠们，是不同的两个阶级。只是在文艺复兴、近代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精神文化世界的积累越来越深厚，彼此各种学科的疆域越来越扩大，某种学科的上下左右的勾连关系才越来越澄明起来，某一学科的体系化的庐山真面目才得以呈现。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的关键是改造世界，明确地把认识世界的学问和改造世界的学问，并列起来讲。从那以后，认识世界的学问与改造世界的学问形成一个系统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例如，以前工匠们改造世界的技术、手艺，并不被人看作是多么高深的学问，而被看作师徒之间相传授的一种技艺，这种技艺是一种经验知识，其背后的理论并没有多少人关心，也进不了学堂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而学者们认识世界的学问，只是学院里高雅的沉思，基本与人间烟火气没有什么关涉。进入近代社会以来，这种情况得到了极大改变，改造世界的工程技术与认识世界的原理知识联系越来越紧密，工匠成为工程师，工科教育进入了教育体系，与理科教育一样进入学术体系。特别是现代认识世界的知识可以很快地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工程技术，而工程技术的进步也能促进人们认识世界的深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
认识世界的知识与改造世界的知识形成一个系统，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十分成熟。对自然科学的诸学科进行梳理，认识世界的知识组成基础科学，内容主要为是什么的问题，改造世界的知识组成工程技术，内容主要是怎么做的问题，介于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之间有一大类学科组成技术科学，讲的内容主要是做什么的问题，研究如何把基础科学向工程技术转化。基础科学进行更抽象化、哲理化的概括、提炼，就形成某一部门科学的部门哲学，各部门哲学再进一步加以概括，就形成人类知识领域的最高层次 一般哲学。这样一门成熟的学科就常常体现为五个层次的知识系统：一般哲学、部门哲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这样的一种五层次知识结构，不但表现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中，而且在人类的宗教、文化等难以用科学概括的领域也是如此，例如，佛教的典籍，可以划分为经、论、学、术、用五大类。经相当于一般哲学;论相当于部门哲学，是对经的阐释;学则是某一部门的具体知识，相当于基础科学;术则是学的转化，相当于技术科学;用则是某部门宗教学问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相当于工程技术。儒家的著作、道家的著作都有这样五个层次。
从基础科学可以引出不同的部门哲学乃至一般哲学，在现代的诸多学科体系中，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般哲学，具有更强的合理性和现代性。传统上辩证唯物主义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重要地位未能得到突出，这是因为产生时，科学技术体系发展还不完善造成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日益完善，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也日益呈现。哲学是在近现代社会产生的，社会领域的科学与实践概括提炼出了社会科学的部门哲学历史唯物主义，自然领域的科学与实践概括提炼出了自然科学的部门哲学自然辩证法，由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概括和提炼形成了更一般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所以有人称辩证唯物主义是元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对人类科学成果的总结，因此可称为科学时代的哲学，这样的哲学与人类历史上前科学时代产生的各种玄思妙想式哲学相比，自然在逻辑和经验方面都有着不可比拟的力量，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就称，哲学在当代是不可超越的哲学。
按照的观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对人类发展到今日已经系统化的科学技术知识进行了整理和总结，构建了一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体系涵盖了人类现有的已经系统化了的科学技术知识，纵向就是上述五个层次，横向则分为十一个知识部门，正是因为对哲学产生的科学性及发展优越性的认识，其最高的一般哲学层次被确定为辩证唯物主义。钱学森的这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见下页表1），在横向的学科划分上，十一个部门分别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理论。这十一个部门学科，每部门又都分为基础理论、技术科学、工程技术三个层次，每部门都有通向一般哲学的桥梁部门哲学，分别是：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人天观、地理哲学、军事哲学、社会论、建筑哲学、美学。最高层次的一般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对各部门科学有指导作用，各部门科学的发展又会丰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
新闻学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有了很长的发展历史，其学科的系统化特点也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呈现，这样的呈现同样可以按照一般哲学、部门哲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的五个层次加以整理，比照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新闻学体系的一般哲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闻学体系的部门哲学，那么，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现代性的新闻学体系就可以建立起来。
二
新闻学体系分为五个层次（见表2）。其最高层次，居于一般哲学地位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对整个新闻活动具有指导意义，提供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部门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对整个新闻活动具有具体的指导意义，提供价值观和具体的方法论，例如调查、观察、分析问题的方法等。其余三个层次，处于基础科学层次的学科，应是认识新闻及其相伴生的广告、发行的基本规律，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处于技术科学层次的学科，应是解决利用上述规律做什么的问题，是认识做什么的基本规律;处于工程技术层次的学科，就是解决怎么做的问题，是新闻活动中各项具体工作的实实在在的操作指南。
按照现有的新闻学科，结合实际新闻实践的应用情况，新闻学体系中的基础科学学科，包括新闻学、广告学、发行学、信息学、新闻史。新闻学、广告学、发行学很好理解，新闻也是信息，信息学是在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和计算机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深刻地理解新闻的意义，可以在数据的搜集与处理的基础上，更好地把握新闻的内涵，从而使新闻走向科学化。新闻史则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新闻，通过历史的脉络可以展现新闻的本质及规律。
新闻学体系中的技术科学学科，包括新闻传播学、新闻宣传学、新闻舆论学、新闻语象学、广告经营学、发行经营学、新闻数据处理学。新闻传播学主要研究如何做好新闻并加以传播的规律;新闻宣传学是研究利用新闻做好宣传的规律;新闻舆论学是研究利用新闻、设置议题、引导舆论的规律;新闻语象学如同气象学，是系统分析一时期的新闻用语规律的科学，可以透过新闻更好地把握社会;广告经营学是有关广告经营及管理的科学;发行经营学是发行经营及管理的科学;新闻数据处理学，这是计算机技术及大数据计算发展的产物，许多新闻的处理仅靠几个点的采访并不能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新闻从业人员需要有对各种大数据进行处理的能力，通过大数据处理做好新闻，也就是有些新闻是可以用计算机算的，例如从马航客机失联的报道、有关股市变化的报道中，已可以看出这类处理新闻的端倪。
新闻学体系中的工程技术类学科，包括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评论学、新闻摄影学、新闻编辑学、新闻校对学、新闻管理学、广告创意学、广告制作学、广告学、广告运营学、报纸发行学、广播发行学、电视发行学、网络发行学等。这些都是可以拿来就用，关于具体怎么做的学问。其中由于新闻载体由纸质到广播再进而到电视、到网络的变化，对不同载体新闻及广告的发行推广就出现了新的特点和做法，其中有的已经较为成熟，有的则还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提炼和总结，如报纸的发行和有线电视用户的推广都属于大的发行范畴，但具体的一些做法又会有很多不同，这些都是应在工作中加以不断分析研究的。
这些新闻学体系中的工程技术类学科，每一门都直接面向某一项复杂的新闻实践，因此每门学科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在遵循新闻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的前提下，要综合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其他部门的一些学科，是综合的、交叉的。所谓系统工程就是从系统的认识出发，综合运用各种知识，设计和实施一个整体，以求达到人们所希望得到的效果。例如新闻采访学，除需要新闻学的知识外，还需要社会调查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新闻写作学，除需要新闻学的知识外，还需要美学、文学等学科的知识;广告运营学除需广告学、广告经营学的知识外，不光是讲如何谈客户、如何签合同，甚至需要计算机方面的数据库、大数据处理等方面的知识;报纸发行学除了发行学和发行经营学等方面的知识外，就有数据库和大数据处理的问题。总之，这些实践层面的学科，到今天还缺乏综合整理，在学科建设上并不完善，还大有可为。
上述涉及的学科，有的已基本成型，有的还在形成过程中，有的只是按照学科体系的内在逻辑提出了一个名字，总体体系的最终形成还任重而道远，需要以的观点加以研究，形成书本知识。当然这个体系也不是封闭的，而是随着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有一些更加细化的学科、更加综合的学科、更加交叉的学科都可能进入这个体系的相应的层次。
三
随着传播手段和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对公开性、透明性的追求，新闻活动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新闻活动可以影响社会风尚甚至变更国家政权。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地研究新闻及其相关活动的规律就显得更为迫切，这也是构建新闻学体系的重大意义。上面的体系只能是抛砖引玉，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思考新闻学体系的构建，这对于新闻观的教育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范文6
关键词：历史 教学 史论结合
历史教学必须做到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史实与理论的有机结合。那么，怎样才能在教学实践中提高学生“史论结合”能力？
一、要深化对“史论结合”的认识
正确理解史与论的相互关系是解决好史论结合问题的前提。“史”作为历史材料，是反映历史本体的内容。其突出的特性是客观性。它是进行历史理论思维的基本素材和对象，离开了这些基本的历史材料，历史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理论教学也只能是空谈。“论”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而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是有关历史本体的认识论内容，是对史料的分析、概括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这里应突出的是理论性。正确的历史理论直接来源于史料，又指导着对史料的研究。对史料的研究只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才能真正认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二、注重理论教学，史论有机统一
重史轻论，理论分析不到位。是目前历史教学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历史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分析研究历史材料，剖析教材的具体内容。采取科学可行的教法对学生进行历史理论教育、强化史论结合的教学。
《历史学科考试测量的理论与实践》中指出：“历史教师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统帅教学，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将教学中的各个知识点贯穿起来，这就是历史教学的系统性。”这—要求应当引起历史教学界的充分关注，并在教学实践中得到落实。
首先，在宏观的知识体系与历史发展规律的教学中，要注重理论分析，使史论有机结合，且以理论统帅教学。如对中国古代史知识系统的教学应贯穿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古代社会是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不断发展进步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在它们建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曾经是很先进的社会制度。都曾经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起了最根本的决定作用，阶级斗争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表现形式，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处于—个社会统—体中。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和斗争。是社会物质、精神财富的源泉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
其次，对具体历史知识的教学同样要注重理论分析，突出理论的统帅作用。如对世界近代史上日本和俄国改革的教学，应以矛盾的共性和个性关系的原理去分析问题：近代日本和俄国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都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受到封建制度严重阻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统治者自行宣布改革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而且资本主义发展都比较迅速，改革都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但由于俄国在改革前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强大的改革势力，没有经过像日本倒幕运动那样剧烈的社会动荡以对封建顽固势力形成足够的冲击，因而改革中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显然没有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系统和全面。从而决定了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没有日本那么快。
上述分析虽然没有出现矛盾的共性和个性之类的字眼，但思维过程显然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就使学生对两次改革的本质有所认识，而且学到了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坚持理论从史料中来，再到史料中去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