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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范文1
(一)课程设计理念
高职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旨在培养工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行政管理等方面所需的基层管理人员。为了让学习内容更好地满足工商企业基层管理岗位的工作需要，课程设计的原则和标准应坚持校企合作的课程开发观、职业能力本位的课程观和行动导向的教学观。校企合作的课程开发观是指课程开发团队在了解企业需求，把握专业培养目标的基础上，深入到用人单位进行具体工作岗位的调查研究，进行职业岗位分析，由此归纳出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素养等职业能力，最后由学校专业教师与企业法律事务专家共同设计课程标准。职业能力本位的课程观即课程以履行企业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等岗位职责所需要的法律知识、能力为核心，进行课程内容的选取、组织与训练。行动导向的教学观即课程在实训教学中遵循“咨询、计划、决策、实施、检查、评估”的逻辑程序，让学生“独立地获取信息、独立地制定计划、独立地实施计划、独立地评估计划”，使学生在自己“动手”的实践中，掌握专业技能，习得专业知识，从而构建属于自己的经验、知识与能力体系。
(二)课程设计思路
课程设计以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基础，坚持“以法律应用为目的，理论够用为度”的原则，以工商企业行政管理、市场营销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工作所需的经济法律、法规知识与能力为依据，确定课程学习的知识、能力和素养目标，选取课程教学内容，设计能力训练情境和“学做合一”的课程考核评价方案，力求突出该课程涉法职业能力的培养目标。
二、课程设计的内容
(一)基于工商企业基层管理职业能力需要设计课程目标
为了使课程能够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企业岗位涉法工作能力，我们根据专业培养面向和培养目标，通过对富思特集团、湖北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孝武集团等中小型企业的行政管理、市场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等岗位的调查和岗位工作任务的分析，将上述岗位涉法的职业标准和能力要求转化为经济法课程的培养目标。具体如下:
1．职业知识目标。了解经济法律关系及其三要素;掌握公司和合伙企业设立的条件、程序、组织机构等法律制度;了解合同的基本法律制度，掌握企业采购和销售等合同的基本条款、合同签订的程序、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担保及违反合同的法律责任;掌握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及法律责任和产品质量责任的构成要件;掌握专利权的授予条件和商标的构成条件，熟悉专利权的申请和审批程序以及商标的认定程序;掌握劳动基准法律制度及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解除和终止等法律规定，掌握劳动争议的仲裁与诉讼等处理方式;掌握经济纠纷调解、仲裁和诉讼的基本法律制度等。
2．职业能力目标。能够运用公司、企业的法律制度知识，协助解决公司、企业在设立、内部机构组建及其运行中的法律事务问题;能够运用合同法律知识解决采购、销售等合同订立、履行过程中相关法律事务以及合同管辖地约定等合同风险防控问题;能够运用市场运行相关法律制度协助处理企业经济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和产品质量责任等现实问题;能够运用专利法、商标法的知识协助处理企业专利、商标事务相关问题;具有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除等管理能力和协助处理劳动争议的能力;具有协助处理企业经济法律纠纷的能力等。
3．职业素养目标。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形成处理经济纠纷的法律职业素养;形成从事经济法律事务所需要的职业敏感性。
(二)从工商企业基层管理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出发设计课程内容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的经济法课程的培养目标是为了让学生掌握企业行政管理、营销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工作所需的经济法律、法规知识，并且具有运用这些经济法律、法规知识解决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问题的能力和法律职业素养。因此，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内容必须根据该专业的培养方向和岗位典型工作任务来选取与岗位工作相联系的经济、民商法律内容作为课程内容。我们据此设计了经济法律关系;公司、企业设立及内部治理法律事务处理;企业合同法律事务处理;企业不正当竞争和产品质量法律事务处理;企业专利、商标法律事务处理;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和劳动关系争议法律事务处理;企业经济纠纷法律事务处理七个学习单元。这七个学习单元涉及的经济法律制度有公司法律制度、合伙企业法律制度、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产品质量法律制度、专利和商标法律制度、劳动法律制度以及经济法律纠纷处理法律制度，而那些与岗位工作任务无关或关联不大的企业破产法律制度、反垄断法律制度、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等都没有纳入，使得教学内容更加贴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三)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目标设计课程能力训练情境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个体完成具体任务的职业能力教育，应当把“做”变成教学的主要形式。我们根据工商企业基层行政管理、市场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等岗位的典型涉法工作任务设计了七个课程能力训练情境，即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及内部治理结构设置等法律事务的处理;合伙协议的签订;买卖合同的签订;企业不正当竞争法律事务的协助处理;企业产品质量法律事务的协助处理;劳动合同签订及劳动关系管理事务处理;企业经济纠纷的协助处理。在训练情境组织实施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情境任务采取不同的训练方式，如角色扮演模拟、案例分析和模拟法庭等不同的训练方式。如“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及内部治理结构设置等法律事务的处理”这一教学内容的情境训练，主要是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角色扮演，由学生分组模拟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制定公司章程、建立公司的组织机构。具体的训练步骤为:①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模拟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次会议由组长主持，讨论形成公司的名称和住所、公司的经营范围、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的姓名和名称、股东的出资方式以及出资额和出资时间、公司的机构、议事规则等决议。②第二次会议由模拟出资最多的“股东”主持，讨论股权转让、利润分配、公司分立与合并等事宜。③每个小组根据会议形成的意见拟定公司章程。④把各自选举出来的董事和监事列入公司章程中，并准备报工商局设立登记。⑤小组汇报公司设立情况。整个训练过程完成后每个小组形成公司章程、设立公司的申请书、公司的组织结构图、公司设立的可行性报告等可展示成果，最后由教师对每组的成果进行点评和总结。而对“企业经济纠纷的协助处理”教学内容的训练，则主要采用模拟法庭的形式，其训练方式是教师组织模拟庭审，由学生分组模拟经济纠纷的审理，确定经济纠纷双方公司的诉讼人、法院审判员、书记员等角色，每个学生搜集有关材料，研究有关法律。具体训练步骤为:①选择案例。②确定人选，分配角色。③组织材料(诉讼文书)。④排练(为开庭打基础)。⑤组织开庭(庭审注意衔接紧凑连贯，按照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法庭调解－合议判决的程序进行)。⑥庭审总结。训练完成后形成书、答辩状、庭审记录等可展示成果，最后教师对过程及成果进行点评和总结。通过上述“做”的训练，有利于学生深入理解经济法律知识的内涵，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使学生快速进入到能力生长的路径，直接体验知识的实践过程，形成灵活适应新情境的反应能力。同时，“做”的成果又是评价学生能力水平的重要和有效手段。
(四)基于能力本位的“学做合一”的课程考核评价设计
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范文2
【关键词】诉非衔接；矛盾化解；第三场域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的结构性调整与大量不稳定因素相伴，矛盾纠纷的爆炸式增长，使得我国法院系统的审判工作面临巨大挑战。2007年至2012年全国法院审执结案件量由885.1万件上升至1239.7万件，上升40%；同期法官数量从18.9万人上升到19.7万人，仅增长了4.4%，法官人数增幅比例相对较低。面对日益严峻的司法困境，S省P县法院从2012年以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法院为契机，搭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运用诉讼之强制性与非诉讼之和谐性的混合优势，完善差异化解纠纷途径的无缝对接，促使矛盾纠纷以更加便捷、经济、高效的途径得到解决。
一、现象与根源：对传统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模式的重新审视
（一）现实状况的呈现
1.诉讼解纷疲于应对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公民法治意识的不断提升，人们在自我解决纠纷失败的情况下，就会将纠纷提交至法院处理。面对汹涌而来的矛盾纠纷，法院囿于司法资源的稀缺性，其能提供的司法服务，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诉求，纠纷不能及时消弭，司法陷入“诉讼井喷”的浪潮之中。同时，法官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在案件处理上难以尽善尽美，群众的满意度也不高。以S省P县法院为例，2010年民事质效核心指标值及排名在全市20个基层法院排名均靠后，详见表一。
2.非诉解纷功效弱化
在诉讼案件逐年递增的情况下，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的纠纷解决能力却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以人民调解为例，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12年人民调解委员会81.1万个，调解人员433.6万人，调解民间纠纷量894万件，人均为2.07件；与此相比较2012年全国法官19.7万人，审执结案件量为1239.7万件，人均62.9件。人民调解与法院解纷相比较，人数是法官的22倍，调处纠纷量却只占法院案件量的72.11%，人均处理纠纷量只占法院法官人均办案量的3.29%。人民调解调处纠纷的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而这只是非诉解纷途径弱化的一个缩影。
3.诉讼与非诉讼联动不强
现阶段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机制由于衔接不畅，程序交叉重叠，联动效果差，解纷资源浪费严重。以诉非衔接改革试点前的S省P县法院为例，2011年S省P县人民调解委员会接受委托调解39件，占其调解总数的1.7%，接收委托调解案件比重很低；S省P县法院人民法庭共受理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案件8件，占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案件总数的0.36%。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的联动效果不好，存在单向平行、各自独立的缺陷。
（二）深究问题产生的根源
1.诉讼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反而异化成为“第一道防线或者唯一一道防线”
近年来，大量矛盾纠纷涌向法院，一些地方基层法院不足百人，而一年处理的案件竟达上万起，甚至几万起①，作为纠纷解决机制最后一道防线的法院俨然冲到了第一线。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由此，可能引发的法官流失，案件审判质量不高，法院不堪重负，或者由于案件处理质效不高使法院成为社会谴责的对象，进一步损害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这种现象在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人民政府最近几年的人大报告通过率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端倪。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至2012年的人大报告平均通过率为77.75%，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大报告平均通过率为96.53%，相比较平均通过率法院比政府低18.78个百分点。当然，当事人诉诸法院之权利作为一种宪法权利，是不得以任何形式剥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垄断纠纷，相反法院应坚持“穷尽救济”原则，保障司法成为最后救济手段的同时，要让当事人知道诉讼不只是唯一的解决纠纷手段，而且也不一定是最圆满的救济手段②。
2.解纷渠道未遵循纠纷规律
就矛盾纠纷自身的规律而言其构成存在着相应的差异，会因本身构成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层次。比如经济纠纷有小额、大额和巨额之分，人身伤害有十级伤残之分，与之相对应的解决纠纷的途径也应当有层次之分③。如果大小不一、难易不等的各种纠纷都不加区别、整齐划一地适用诉讼解纷方式，势必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和不堪重负。同时，司法手段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处理纠纷时强度较大，不是解决轻微矛盾的最佳方式，容易产生副作用：如案了事不了、事了人不和、甚至激化矛盾等。就像人生病一样，每次头疼脑热的小病都用抗生素这种猛药，对人的身体反而是有很大损害。但现实的情形是，矛盾纠纷不加区分的大量涌入法院，解纷渠道没有遵循纠纷本身的规律。
3.解纷渠道各自为政缺乏联动理念
就基层人民法院（包括其人民法庭）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关系而言，目前，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已经由传统的工作指导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案件的业务指导转变。在纠纷解决方面也已经由传统的各自为政不相往来向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转变。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也应适应这种转变。如果仍然将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职能定位于传统狭隘的单向指导就与当前的形势不相适应。
此外，就人民法院与行政调解、社会组织调解关系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类型、专业性强的案件不断涌现，由于法律自身的滞后性和局限性，法律不可能完全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法律规定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现状，或者特殊个案与既有法律产生强烈冲突时④，这就需要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和社会自治组织联动协同，打破各自为政的僵局，将情、理、法融合到纠纷化解的过程中，形成解纷的合力。
二、途径与方法：构建以人民法庭为核心的纠纷联动化解新机制
（一）S省P县法院的总体构想
面对着矛盾纠纷争相涌入法院，法官由于工作压力大而不堪重负，民众由于不能及时有效化解纠纷而表示不满的现实困境，S省P县法院以诉非衔接改革试点为契机，将司法力量重心下移，充分发挥人民法庭深入基层、覆盖面广、了解社情民意等优势，探索构建以人民法庭为中心，行政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1+X”纠纷联动化解模式，形成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新格局，见图一。
（二）具体路径及措施
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范文3
[主题词]：简易程序,规定,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已于2003年7月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80次会议通过，自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若干规定》共34条，分为适用范围、起诉与答辩、审理前的准备、开庭审理、宣判与送达及其它6个部分。
一、关于适用范围问题
民事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简单民事案件所适用的一种简便易行的诉讼程序。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是指哪级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以及哪些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一）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2条的规定，简易程序只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审理简单民事案件，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不管案件简单与否，都不适用简易程序。
我国立法及司法解释对区分适用简易程序案件与适用普通程序案件的界限标准，经历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概括式”，即用定义的方式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进行界定，符合这个定义的案件就适用简易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2条采此方式，即“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三个要件同时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第168条对“三个要件”的含义进行了解释。①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便于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掌握，但缺点是标准过于原则，收案范围不明确，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第二种是“列举式”，即对适用简易程序的简单民事案件种类一一列举穷尽。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曾用肯定列举的方式，列举出7类案件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②该方法虽有具体明确，容易操作等优点，但它难以将所有简单民事案件的种类一一列举。第三种方法是“混合式”，它集二者优点于一身，而克服二者之不足。《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在概括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定义的基础上，用“否定式列举”方式来明确简易程序案件与普通程序案件的具体划分标准，即除列举的5类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外，其他案件均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这5类案件是：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发回重审的；共同诉讼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法律规定应当适用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的；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
1、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与《适用意见》第169条规定的“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内容相同。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无法知道当事人双方争议的事实陈述是否基本一致，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有无原则分歧，这样的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2、发回重审的、审判监督程序。此类案件《民事诉讼法》第41条第2、3款已有规定，发回重审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庭按普通程序审理，而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发回重审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一般不会是简单的民事案件，不会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所以，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3、共同诉讼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按照《适用意见》第59条的解释，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人数众多，一般指10人以上。这类案件因涉及的人数众多，一般矛盾比较大，案情比单一主体的案件相对要复杂一些，处理起来相对要困难一些。所以，这类案件也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4、法律规定应当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的。这4类案件所适用的程序均有法律的特别规定，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5、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该项属于弹性规定，赋予人民法院根据案情进行自由裁量的权利。如在辖区内有较大影响的案件，矛盾易激化的案件，劳动争议案件，新类型案件，疑难案件等，均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有观点认为，司法解释应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进行解释，《若干规定》用“列举式”的排除方式，超出了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范围，有越权之嫌。笔者认为，新规定的司法解释应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有所突破，若不做适当的突破，出台司法解释便无任何意义。
（二）关于程序转换
程序转换是指将原来由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转换为普通程序审理，或将原来由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转换为简易程序。按照民事诉讼程序正当性和民主性理论，应给予当事人诉讼程序选择权。程序选择权，就是当事人来法院诉讼时，针对自己的民事权益纠纷选择适合自己的程序来处理。当然这种程序选择权不能被滥用，应受法律的限制。《适用意见》充满法院职权主义色彩，规定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过程中，人民法院认为案情复杂，可以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而未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何种程序的权利。《若干规定》在这方面有重大进步，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尊重。
1、从普通程序向简易程序转换。按照《适用意见》第171条的规定，已经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无论是否发生了情况变化，都不得改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诉讼是解决私权的争议，当事人应当有选择程序最简便、诉讼周期最短，成本最低廉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尽快实现自己的权利，加快财产的流转。《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基层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各方自愿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据此规定，将普通程序转换为简易程序须同时具备二个要件：一是各方当事人自愿。各方当事人自愿，包括原告、被告和第三人一致同意，若有一方当事人不同意，则不能将普通程序转换为简易程序；二是当事人行使程序选择权须经人民法院同意。目的是防止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若不具备上述二个构成要件，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将普通程序转换为简易程序。
2、从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的转换。立案时确定的简易程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案情存在的可变性而导致审理程序的可变性。《适用意见》第170条规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人民法院可以转为普通程序，由合议庭审理。“案情复杂”是一个弹性标准，实践中很难明确界定，对简易程序如何转化为普通程序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中转换较为随意，损害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若干规定》对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不当，赋予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权利，同时规定人民法院自己发现适用简易程序不当的，有自行纠正的义务。《若干规定》第3条、第13条规定当事人异议的提出及处理方法。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就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后，承办案件的法官应认真进行审查，异议成立的，应当将案件转换成普通程序审理，并将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相关事项书面通知各方当事人；异议不成立的，为简化手续，可以口头告知各方当事人，并将告知的内容记入笔录备查。《若干规定》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期限、方式未作规定。笔者认为，提出异议的期限，当事人应当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因诉讼程序的不可逆转性，庭审已经结束，事实已查明，再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既无实质意义，又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审判人员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的，不受法庭辩论已经终结的限制，但应当在审限届满前作出。当事人异议提出的方式，口头或书面方式均可。口头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口头异议记入笔录；书面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书面异议归入卷宗。
简易程序转换成普通程序的方式，《民事诉讼法》未作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较为严格，“法院得依当事人申请，以裁定改用通常诉讼程序，并由原法官继续审理”，即简易程序转换成普通程序须用裁定的方式作出。《若干规定》第26条规定：“审判人员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的，应当在审限届满前作出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从条文中可以看出，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应以书面决定的方式作出，以显示法律的严肃性。
二、关于起诉与答辩问题
（一）关于原告起诉的形式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除具备实质要件外，还要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即起诉方式要符合法定要求。《民事诉讼法》规定起诉的方式有两种：书面起诉方式和口头起诉方式。起诉以书面起诉为原则，口头起诉为例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都是案情比较复杂、疑难的，用书面形式起诉，有利于当事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助于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口头起诉只是一种灵活规定，目的是防止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丧失提起诉讼的权利，以资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
诉讼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不能因当事人文化水平低和经济条件差等原因而被剥夺或限制。我国一些边远落后地区，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原告可能自己不会书写起诉状，有的孤寡老人以及残疾人受自身条件限制，也不能书写起诉状，他们一般也没有经济能力委托他人诉状或诉讼。《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原告本人不能书写起诉状，委托他人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口头起诉在《民事诉讼法》中已有规定，该法第109条第2款规定：“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第143条第1款规定：“对简单的民事案件，原告可以口头起诉。”上述两款看似重复，实质是对适用不同诉讼程序的不同规定。第109条第2款是对适用普通程序起诉方式的要求，只有在当事人“确有困难”的情况下，方可采用口头起诉的方式，而在一般情况下应采取书面起诉方式。第143条第1款是对适用简易程序起诉方式的要求，原告可以口头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不得以当事人未递交起诉状为由，而拒绝受理。《若干规定》对口头起诉采《民事诉讼法》第143条第1款的例外规定，而未采第143条第1款规定的简单民事案件，原告起诉可以采用口头起诉方式，属于限制性解释。笔者认为，该解释剥夺了当事人可任意选择起诉方式的权利，与设立简易程序适用简易起诉方式的规定不符。
随着大立案机制的建立，司法实践中，无论适用何种诉讼程序，原告是否“确有困难”，都无一例外的采书面起诉的形式，就是“三养”案件，原告也是用书面方式起诉。口头起诉这种方式，在审判实践中已形同虚设，更是背离了《民事诉讼法》设立该项制度的初衷。
（二）关于被告的答辩
这里所指的答辩是相对起诉而言的，是被告行使辩论权利的一种形式，即被告针对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向人民法院提出的答复和辩解。答辩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的重要诉讼权利。③答辩既然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条“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规定，被告是否行使这一权利，由被告自己选择，即被告可以进行答辩，也可以不答辩，但均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为保证被告正确行使答辩权，《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被告的答辩期限为15日。被告放弃答辩期的，人民法院可以当即进行审理，不再受15天答辩期限的限制。《民事诉讼法》第143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双方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的派出法庭，请求解决纠纷。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的派出法庭可以当即审理，也可以另定日期审理。”从此条可以看出，原、被告一起到法庭请求解决纠纷，应以被告自愿放弃答辩期限为前提，人民法院才可以当即审理或另定日期审理。《若干规定》第7条前句“双方当事人到庭后，被告同意口头答辩的，人民法院可以当即开庭审理”，推定被告用口头形式答辩就意味着放弃答辩期限。我们知道，被告答辩的形式与原告起诉的形式一样，可以采用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两种，采用何种形式，应由当事人自己选择，他人无权干涉。被告未放弃答辩期限，可以用口头形式进行答辩；被告放弃答辩期限，也可以用书面形式进行答辩，不能以答辩形式来推定被告是否放弃了答辩期限。笔者认为，被告是否放弃答辩期限应当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否则不能推定其放弃了答辩期限，同时审判人员应充分的予以释明放弃答辩期限的法律后果。第7条后句“被告要求书面答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开庭的具体日期告知各方当事人，并向当事人说明逾期举证以及拒不到庭的法律后果，由各方当事人在笔录和开庭传票的送达回证上签名或者捺印。”此时审判人员应确定不少于15天的答辩期限，并确定举证期限和具体的开庭日期，审判人员应履行充分的释明义务，使当事人能够正当的行使诉讼权利。
三、关于审理前的准备问题
（一）关于传唤当事人
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一般都是以传票传唤当事人，以通知书传唤证人。简易程序的目的主要在于速审、速结，应尽量简化各种诉讼程序。《民事诉讼法》第144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民事诉讼法》对“简便方式”的种类未作列举。《若干规定》第6条列举了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四种方式，后面用了“等”字的概括规定，说明一切简便易行的传唤方式都可以采用。如用广播、
电台、电视，当事人、证人所在单位、基层组织、邻居转告等方式传唤或通知。
（二）关于举证期限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原则上也要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关于举证期限等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因案情简单，审理的期限相对要短，举证期限往往也较短。④若再要求当事人按照《证据规定》要求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进行举证，必将拖延诉讼期限，影响审判效率。《若干规定》对此作了较为灵活的规定，即在一般情形下，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和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但可不受《证据规定》第19条第1款、第54条第1款的限制。
这里有个问题，实践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大部分案件确定在开庭前一、二日举证期间届满，部分案件的举证期限届满之日就是开庭审理之日，若当事人在举证期届满的最后一天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和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就会造成人民法院来不及进行调查取证和通知证人，势必影响诉讼的顺利进行。笔者认为，民事诉讼当事人应当诚实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申请人民法院调查证据和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提前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保证有足够的时间让人民法院进行调查证据和通知证人。否则，迟延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当然，在当事人起诉或答辩时，人民法院应当履行释明义务。
（三）关于调解前置程序
调解是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由第三方从中规劝疏导，促使各方互谅互让化解纠纷的方式。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各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法院调解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一种诉讼活动；二是一种结案方式。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调解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婚姻法》还特别规定调解是审理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若干规定》第14条把调解作为审理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6类案件的前置程序，即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这6类案件时应当先行调解，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裁决。
有观点认为，将调解规定为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案件的前置程序，属于民事诉讼的重要制度，应当由立法机关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作此规定，超出了其解释法律的权限。笔者认为，《若干规定》将调解作为这6类案件的前置程序，有法理依据。《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适用意见》第9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经审查，认为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在征得双方同意后，可以迳行调解。”据此规定，调解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始终，这6类案件一般都“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先行进行调解，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调解规定为审理这6类案件的前置程序，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这6类案件在群众生活中最为常见，若能够在开庭审理时用调解的方式加以解决，则有利于纠纷的迅速解决，有利于协议的自觉履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四）关于调解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成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第91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适用意见》第95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拒绝签收调解书，调解书不发生效力，人民法院要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据此，当事人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须人民法院制作成调解书的形式进行确认，并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才具有法律效力，在此之前当事人不受调解协议的约束，任何一方都有权反悔。因调解涉及到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应让当事人有充分考虑的时间。但此规定让恶意拖延诉讼的当事人有可乘之机，任意推翻调解协议，既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也不符合诚信原则。调解的本质是处分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在调解协议的生效问题上，应体现它的可选择性，即当事人可以约定调解协议生效的时间。
《若干规定》第15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要求摘录或者复制该调解协议的，应予准许。”即只要当事人双方均同意“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的，当事人就不得反悔，调解协议即具有法律强制力。据此，只要当事人约定签名或者捺印后调解协议生效的，就不再适用《民事诉讼法》第89条、第91条的规定。《若干规定》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当庭告知当事人到法院领取民事调解书的具体日期，也可以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次日起10日内将民事调解书发送给当事人。”当事人逾期不领取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调解协议生效后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持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
（五）关于庭审后调解
调解对结案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审判人员应当通过最大努力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民事诉讼法》第128条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应当及时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在庭审开始时，案件事实尚不清楚，各方的权利义务还不明确，当事人接受调解有“不明不白”之疑虑，双方达不成调解协议情有可原。而在庭审结束时，案件事实已经查明、权利和义务关系已经明确，当事人就会权衡利弊，选择于己有利的处理方法和结果。《若干规定》第25条规定：“庭审结束时，审判人员可以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对争议焦点和当事人各方举证、质证和辩论的情况进行简要总结，并就是否同意调解征询当事人的意见。” 据此，审判人员可抓住有利时机，再次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争取以调解的方式结案。
有人认为，《若干规定》第25条的在庭审结束时，审判人员简要总结庭审情况后，还要就是否同意调解征询当事人的意见的规定，与第21条第2款规定的“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无争议的，审判人员可以在听取当事人就适用法律方面的辩论意见后迳行判决、裁定”相互矛盾，一方面要求调解，一方面又要求径行裁决。笔者认为，两者之间并无矛盾之处。这两条均为指导性规范，前者是从促使当事人调解的方面要求的；后者是从提高审判效率的方面要求的，目的是防止审判人员对案件久调不决。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应依法及时作出裁决。实践中，审判人员应视具体情况选择适用，可掌握先进行调解，若调解不成，再作裁决。
（六）关于调解书的补正
《若干规定》第17条规定调解书与调解协议原意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调解协议裁定补正调解书的相关内容。有人认为，《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1款规定的裁定范围共10项，其中第（7）项规定裁定只适用于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没有规定裁定可以补正
调解书的内容。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裁定的事项，除上述规定的10项外，尚有其他需要裁定的事项，其第（11）项规定了“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的弹性条款，即为适用的法律依据。
注：
①《适用意见》第168条的解释是：“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是非、分清责任：“权利义务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
②7种类型的案件为：1、结婚时间短，财产争议不大的离婚案件。或者当事人婚前就患有法律规定不准结婚的疾病的离婚案件；2、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只是给付时间和金额上有争议的赡养费、抚养费和抚育费案件；3、确认或者变更收养、抚养关系，双方争议不大的案件；4、借贷关系明确，证据充分和金额不大的债务案件；5、遗产和继承人范围明确，讼争遗产数额不大的继承案件；6、事实清楚、责任明确、赔偿金额不大的损害赔偿案件；7、事实清楚、情节简单、是非分明、争议焦点明确、讼争金额不大的其他案件。
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范文4
关键词：民事诉讼，民事调解，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重要制度，但是在现今，调解制度却走入了困惑，主要是旧的调解制度体系不完全符合新的社会条件，但新的调解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在探讨中，也许我们追溯调解制度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参照国外的种种规定会不无裨益。
一、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渊源
调解制度在我国渊源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中，没有阶级，也没有国家和法律，但是却有组织和秩序的存在。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有矛盾和纠纷的产生，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争端和纠纷，都是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在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由此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中，纠纷和矛盾的解决通常是由当事者所在的氏族或部落相互协商解决的；部落之间的纠纷和争端，是由有关的部落首领，按照原始社会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相互协商解决的。而对本氏族个别不遵守习惯的人，则是依靠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的力量，采取调和的办法，从而达到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的目的。可以说，这是调解的原始形式。
在奴隶制社会中，同样也确立了调解制度对于解决社会冲突和纠纷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周代的地方官吏就有“调人”之设，职能是“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也就是调解纠纷的人。而在春秋时期，孔子可谓是我国古代的调解制度的理念的创造者，他憧憬着“必也使无讼乎”的社会，在孔子当鲁国的司寇时，竭力主张用调解的方式处理家庭内部的讼争。
在封建社会，调解则始终被封建统治阶级作为推行礼治和德化的工具。孔子的无讼的理念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调解制度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形式更多样化，一般有民间的自行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官府调解。民间自行调解是指纠纷双方当事人各自邀请乡邻、亲友、长辈、或在当地民众中有威望的人出面说合、劝导、调停，从而消除纷争。宗族调解是指宗族成员之间发生纠纷时，族长依照家法族规进行调解。乡治调解则是一种半官半民的性质的调解，自周代起，我国就有了乡治组织。春秋战国时期的“调人”，就是当时乡治组织的负责人，秦汉的“乡强夫”，南北朝时的“里长”、“里正”，元代的“社长”，清初的“里老”、“甲长”、“保正”等，都是乡治调解的主持人，这种调解通常是有官府批令，并应当将调解的结果报给官府，如果乡治调解成功，则请求销案，如果调解不成，则需要禀复说明两造不愿私休，从而转由官府的审理。官府调解是在行政长官的主持下对民事案件或轻微的刑事案件的调解，是诉讼内的调解。组织主持调解的主体上要是州县官和司法机关，由于中国古代行政官员兼理司法的传统，故司法机关的调解包含在官府调解形式之内。
二、我国古代民事调解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民事调解制度虽然形式多样，但作为统治阶级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是与当时社会的基本道德理念分不开的，并且在长期的发展中有着独特的原则和特点。
首先，中国古代提倡的“无讼”一直被统治者视为是社会的理想状态，在此观念的支持下，息事宁人成为民事调解的重要原则，也是首要的目标。另一方面，民事调解制度的制度构成也是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状况相联系的，中国古代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社会的流动性小，往往是一个宗族，一具大家庭集中在一起，由此也导致了宗族观念的加强和诉讼观念的减弱，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范围的狭小简单滋生一种宗族内部事情内部解决，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指导。由此带来调解者进行调解的主要目的不是明断是非，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防止矛盾的扩大，这种情况下，调解也往往是和稀泥式的，清代的幕僚汪辉祖曾说：“勤于听断善矣。然有不必过问皂白可归和睦者，则莫如亲友之调处。盖听断以法，而调处以情。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措。…或自矜明察，不准息销，似非安人之道。”由此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的调解制度的实际状况。
其次，古代的调解过程往往伴随着道德的教化过程。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树立了各种理论思想来对民众进行统治，最主要的就是统治中国古代时间最久的儒家的“仁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董仲舒的“德主刑辅”的理论思想。两者的理念内核都是珍视原始民主，看重人际温情，强调中庸和睦。我们知道在调解中，往往是有调解者“晓之以情，动之以礼”这里的礼，在古代就是一种儒家的礼教思想。古认为诉讼的根源在于道德的堕落，故调处息讼之上策乃是对争讼者进行道德感化，使其自觉，自省、自责、从而止讼。而且古代的司法官吏实际是由行政长官来担任的，行政长官的选拔实际上是通过对儒家著作的掌握程度为标准来进行选拔的，所以在他们的脑子中，古时的贤臣循吏更大多均以善用此法而闻名于世。案件至调解者处的时候，往往是先对当事者进行训导。
三、民事调解制度在近现代的发展
在近代，法律的频繁改制社会的动荡并没有导致调解这一具传统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得到衰败，相反，正是由于这个时期的法律的频繁改制导致的法律缺失使得这一个时期的纠纷很大一个比例仍然是由调解来解决的。
在现代，建国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十六字方针”（“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一直被奉为民事审判的最高指导原则。1982年试行的民事诉讼法秉承了根据地的传统也规定了“着重调解”原则；政策上倾向于提高解结案率，并对利用调解成绩突出之法官予以奖励和提升。但是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转变，过分强调调解逐渐不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破坏了调解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纠纷处理方式的内在处理。由此，带来了调解制度的一段时间内不消沉，但是即使在此阶段内，法院的民事调解案件的数量仍然是很高的，中国人的和为贵的思想使得调解率并没有随着制度的滞后急剧下降，这或者可以归结为一种文化底蕴和思想的彻底改变前的惯性的作用。随着世界制度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诉讼洪水”与“诉讼爆炸”的现象，法院不胜负荷导致诉讼严重拖延，律师费、诉讼费过于高昂，案件多样化等等原因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和改革过分僵化的诉讼制度，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广泛的得到发展，调解作为“东方的经验”也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调解的审视也成为必要。
四、国外调解制度的比较研究
虽然在现代，国外都在致力于创设和发展审判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如德国创立了“司徒加特模式”，日本在实验“辩论兼和解模式”，但是以美国在1970年以后兴起的ADR影响范围比较大，制度建立也比较完善，并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所效伤。在此，我们就以美国的制度来做比较的研究。在美国，调解制度是包含在ADR制度之中，分为建议性ADR，推荐性ADR，和决定性ADR三类，其中，建议性ADR的裁决当事人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当事人可以不予接受，推荐性ADR裁决对双方也不直接具有约束国和，但是如果双方表示接受，该程序可以转由法官作出有法律效力的判决，决定性ADR是诉讼程序的一部分，所做的裁决当事人必须履行。在建议性ADR中，争议双方首先需要达成愿意采用该方式的协议，然后共同选出一名“中立听者”，这名中立听者通过双方的希望的调解方案的缩小差距，从而拿出自己的建议，促成和解。另外一种称为“
密歇根协议”是州法院有一份得以允许做调解员的律师名册，进入调解程序之后，争议双方在名册中各指定一名律师做调解员。这两名律师再选出第三名调解员。然后，调解庭安排调解听证时间、地点，并通过知双方在听证前十天将相关文件交各自指定的调解员，并附上各自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简要叙述。在听证日，律师可以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调解员在听证后十天作出判决，双方在收到裁决二十天内作出接受或拒绝的表示。若双方都表示接受裁决，则此裁决具有执行的效力，如果一方拒绝，则案件进入诉讼程序。调解结果放入到一个密封的纸袋里保存，如果法院的判决不超过或不低于原裁决的10%，则各方只负责自己的调解和诉讼费用；如果判决数额高于原裁决的10%，被告必须承担所有的调解和诉讼费用甚至律师费用；如果判决数额低于原裁决的10%，原告必须负担上述费用。推荐性ADR主要有小型审判和简单陪审团审判两种。小型审判主要是听证从而使双方能够有陈述案情的机会，之后双方在第三者的引导下寻求合意的作出，简易陪审团则主要是一种非严格的陪审团对案件进行判断的过程，双方在陪审团之前进行陈述，案件披露，然后陪审团给出基于此的判断，从而是双方预先知道诉讼的可能结果，为争议双方提供一条途径。决定性ADR则是在争议双方的请求下，法庭指定一名裁判者，通常是退休的法官，由他主持一个非正式的程序，作出由法庭强制执行的判决。从上述的介绍可以看出，在美国的调解中，虽然形式多样灵活，但是都是比较重视对于事实的认定，是非的判定，如果说我国的民事调解是建立在一种对和为贵的劝说上，则美国的调解更多的是给予当事者双方一个事实判断的机会，从而使当事者在对利益的权衡基础上作出相互的让步。
五、对我国现今民事调解制度的思考与设想
我国现今的调解主要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某些行政机关以及仲裁组织和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主要负责调解本地区或本单位的一般民事纠纷、简单的经济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行政机关的调解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各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因为行政管理而引起的争议的调解。仲裁组织和人民法院的调解是在仲裁人员或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按照自愿平等的原则进行协商，达成协议，从而终结仲裁或诉讼程序的活动。长期以来，我国的调解制度强调说服教育，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使当事人在情面上作出让步，达成妥协。这是使得调解制度陷入消沉的原因之一。在市场经济下，追求最大经济利益是每个市场主体的内心心理动机，因此，我们的调解制度应当在借鉴古今与中外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改革，使调解制度能够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对此，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一点设想：
（一）、改革调解的模式，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使法官职能分工进一步具体化。根据调解和审判间的关系的不同，可将各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分为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德国以及我国为代表的调审结合式，即法院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运行；第二种是调审分立式，即把法院调解置于诉讼程序之前，作为独立的调解程序，以日本、台湾为代表；第三种为调审分离式，即把法院调解程序从审判程序中分离出来，作为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的另一种诉讼方式，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当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结合目前的审判制度改革，可以将诉讼程序划分为庭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二个阶段，将调解放在庭准备程序之中。与此同时，将庭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的审判人员分立。庭前审判人员可以由法官助理和未来实行的书记官专门担任，他们负责送达，调查、整理证据，进行证据以及财产保全，然前审判人员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如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不成功则将案件转入庭审程序，由审判员或合议庭事进行判决。这种调解模式的优点有：1、将调解权与审判权分离开来，使得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实现合意自由，从而有利于实现调解结果的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通过出示证据以及法官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帮助当事人重新估价自己一方的立场和主张，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或以撤诉等其他方式结案。3、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法官人数较多，素质不高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庭前准备程序的内容对法官素质要求相对较低，且调解结案方式仍是我国法院运用最多的一种结案方式，因此将庭审法官与庭前法官分而设立，并将调解置于庭前准备程序之中，可让有限的高素质法官专门从事庭审程序中的审判工作，将其从日益增多的诉讼中解脱出来，从而从根本保证法官能够朝“专业化”、“专家化”的方向发展。实践证明，法官职能的细化还可以有效地防止了审判法官不公不廉行为的发生，保证了法院调解时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有利于调解功能的发挥。
（二）增加调解制度的程序性，充分保证当事人应有的诉讼权利。首先，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优势在于灵活性，克他诉讼的刻板和僵硬，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其应有的原则标准等要有具体的规范措施，而不应因为其灵活性而使其无从把握，制度稀松。如调解的合意原则，应当加以强调，防止调解人员压制当事者达成协议的现象发生，尤其是诉讼中的调解，作为一种快捷的结案方式很容易导致法官将调解中的主观印象带到审判当中从而影响审判的公正性。由于审判与调解是同一个法官来主持，当事人也很容易所有顾虑，造成不应有的思想压力。所以，我们建议两者由不同的人来主持，适用不同的程序。其次，调解并不意味着“和稀泥”，应当分清是非，调查事实，保障当事人应有的权利。从我国古代一脉相承下来的调解制度给人的印象都是说和，劝和。往往都是首先对当事人先进行一番说教劝导，而且这种劝导中往往还残存着许多古代思想的残余。如，人们往往认为如果造成矛盾，那往往双方都会有错，“一个巴掌拍不响”之类的思想广泛存在。这是文化传统的影响，当然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但调解程序中，我们应当端正这种思想，避免先入为主。美国的调解制度中，几乎所有的调解程序中都有听证程序来保证作出调解的基础事实清楚，而且越是正式的调解程序听证程序也越严格，甚至在决定性ADR中，整个程序十分接近审判程序，让当事人有机会权衡利益，充分实现各项权利，也正是由此当事人才能完全心甘情愿的受调解协议的约束，减少反悔率，降低程序和资源的浪费。在我们国家重建调解体系的过程，也要注重实体上的权利保障，调解也要分清对错，弄清是非，在此基础上给予当事人一定的自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再次，我国现在的解调种类繁多，由此带来的调解协议较为模糊，有些规定还缺乏合理性，实践中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阻碍了调解制度的发展。比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一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将它认定为是一个民事合同，这其实只是对调解协议的实体内容予以肯定，但是在其程序方面没有承认其效力。在探求非诉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作为人民的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应当发挥其优势作用，将其发展成为我国调解体系中的中坚力量。同时充分发挥各种调解的优势作用，使之在各自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构建有序合理的调解制度体系。使古老的调解制度在新的条件下发挥新的作用。
（三）规定调解的期限，避免久调不解，严格当事人的反悔梅。为防止当事人及部分审判人员无休止的调解拖延诉讼，应规定调解的期限。通过设立调解期限，可
以防止相关人员无休止地调解，拖延诉讼，以达到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当事人要求调解应递交调解申请书，调解应开始于双方当事人向法院递交收面调解申请，调解由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可以从根本上确保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请求适用调解方式，并接受调解结果。同时，对当事人的反悔权应严格加以限制，明确规定调解无效的标准。如前所述，赋予当事人无限制的反悔权有损法院调解的权威性，也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增加了诉讼成本、徒增法院工作负担，造成无效劳动之后果并且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应明确规定，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一经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随意提出反悔。法院制作的调解书一经送达当事人，调解协议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可以强制执行。但是，为弥补可能发生的错误调解所造成的不公后果，应当考虑建立调解无效确认制度。对具有下列情形式之一的调解协议应确认为无效：1、调解程序违反法律规定或审判人员违反审判纪律直接影响内容实体不公；2、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直接影响另一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3、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利益；4、调解协议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
（四）重新界定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缩小调解适用范围。如前所述，并非所有民事案件都适用调解。笔者认为法院可解调案件范围应除以下几种：1、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2、适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3、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4、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案件；5、无效的民事行为需要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在适用阶段上，笔者主张法院调解应限于一审判决之前，在其它诉讼阶段不宜再启动调解程序，这有利于防止当事人诉讼权利滥用，节约诉讼成本，也有利于杜绝法官不适当行使职权，维护公正判决的权威，使当事人认真对待和重视一审程序，发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应有作用。至于在实践中当事人之间自愿就债权债务数额多少进行的调整，可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和解程序解决，从而也保证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时，“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不应该成为调解的原因。如果一旦实行调审分离的模式，调解程序由当事人启动，而非法院启动的话，则法官的职权受到了必要的约束。因此不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同样能保证公正司法，同时又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使得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综上所述，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已经日益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结合我国国情，改革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使调解这一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制度在新时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
《周礼•地官》
[清]汪辉祖：《学治臆说•断案不如息案》
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范文5
社会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多年来，人民调解制度以其自愿协商性、程序简易性和成本低廉性而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在调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如何适应改革发展大局的需要，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进一步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作出新的贡献，这些都亟待我们去深入思考和仔细探究。最近，我们深入各县（市、区）及部分乡镇就全市加强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情况进行了调研，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一、我市人民调解工作的现状和主要成效
近几年来，我市通过加强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强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坚持排查在前，防范在先，在预防和化解民间纠纷、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较好地发挥了“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人民调解预防、减少和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纠纷。全市人民调解组织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工作方针，遵循“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大力开展“调解矛盾纠纷，创建平安*”和“矛盾纠纷调解年”活动，及时有效地排查化解和预防减少了大量民间矛盾纠纷。全市人民调解组织每年平均调解各种纠纷一万余件，成功率在98%以上。据统计,20*年一季度全市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853起,调处成功1833起,成功率达98.9%。其中，防止民间纠纷引起群体械斗33起，涉及670人；避免群体上访22起，涉及224人；防止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8件。20*年1月，*区*镇*村两个组的村民为争鑫源矿业运输权发生纠纷，将运矿车停在矿口主要运输道路上，使矿方采矿运输工作停滞，同时致使矿业工人无工可做而与当地村民又发生冲突，双方手持铁棒对峙，群体械斗一触即发。镇里接报后，立即组织司法所、综治办和派出所人员火速赶到现场，一方面做好双方的疏导工作，避免矛盾升级；另一方面组织村民代表和矿方代表协商调处。经过4个多小时的调处，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避免了一起群体械斗的发生，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环境。20*年3月，永州市蓝山县新墟镇一妇女邹某在*县城关镇一房东李某家突然死亡，几十名死者亲属情绪非常激动与房东李某发生争执，并到*县城关司法所报案，要求追究李某责任，并扬言如果处理不好就扣押*来住蓝山的车辆。司法所的同志意识到情况紧急，迅速将情况上报镇里和县司法局。镇里立组织纠纷协调处理小组奔赴现场维护秩序并深入调查情况，同时通知法医验尸确定死因，并联系蓝山县新墟镇干部一起到*县城关司法所共同处理。经法医鉴定，邹某属正常死亡。调查中发现，邹某与李某同居生活了两年。事实清楚后，城关司法所召集纠纷双方进行调解，经过多方努力，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起跨市、县的突发性纠纷得以圆满解决。由于防范机制不断健全，全市民间纠纷发生率近几年来呈下降趋势。统计数字表明，20*年全市共排查出各种矛盾纠纷14830起，20*年为11350起，20*年为8992起，20*年比20*年下降了23.5%，20*年比20*年下降了20.8%。人民调解把大量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和基层，大大减少了量、诉讼量和可能发生的违法犯罪、群体斗殴事件，成为党委、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我市的人民调解经验在20*年4月9日《湖南日报》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
（二）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制度建设逐步健全。目前全市建立了县、乡、村、组、联户五级人民调解组织，共有各类人民调解组织3661个。其中县（市、区）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11个，乡镇（街道）调委会257个，村民调委会2974个，社区调委会2*个，厂矿、企业及各类专门调委会212个；有人民调解员1.3万人，义务调解员和纠纷信息员3.8万人，并在乡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了调解庭（室）。各乡镇成立了以司法所、公安派出所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国土所、林业站和水管站等有关职能部门参加的联合调解委员会，构筑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遍布城乡、厂矿企业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形成了“大调解”的工作格局。人民调解委员会基本实现“六统一”（标牌、印章、人民调解标识、程序、制度、文书统一）和“五有”（有标识牌、有办公场所、有印章、有调解回访记录、有统计台帐。建立健全了目标管理、持证上岗、纠纷登记、统计、文书档案管理等十多项管理制度；实行纠纷情报信息月报制、重大疑难纠纷报告制度、跨地域联谊联调制度、定期排查和专项排查等制度；加强了联络互访机制、矛盾纠纷预防机制、矛盾纠纷排查机制、矛盾纠纷调处机制、人民调解工作保障机制、人民调解工作督办机制等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长效机制。基本形成了管理有章程，考核有标准，办事有程序，监督有依据的人民调解工作机制，有力地推动了全市人民调解工作规范有序发展，提升了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
（三）人民调解工作机制不断创新，工作领域逐步拓展。为了有效整合和强化化调解职能，目前全市各县（市、区）均结合实际逐步建立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依托，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效衔接配合的“三调联动”工作机制。*区成立了三调解联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司法局，具体履行牵头、协调、督办、考核、问责等10项工作职责，并配备流动调解车一台，设立“流动调解庭”，建立了由“一个三调联动班子、一套规范工作机制、一支综合调解队伍、一台流动调解专用车、一条人民调解热线”“五个一”构成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机制。将人民调解贯穿于民事案件的诉前、诉中、诉后各个阶段，明确了与行政调解对接工作范围。对重大疑难纠纷和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矛盾纠纷，由办公室指派相关成员单位抽调精干力量组成“流动调解庭”，赶赴纠纷现场进行集中调解。*市对涉及有关人身、财产权益的民间纠纷和简易经济纠纷到法院的，由法院妥善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还积极在城区派出所设立调解室，由司法所、法律服务所派人到调解室值班，配合派出所现场调解纠纷或受理派出所移交的当事人申请调解的民事纠纷，实现了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的优势互补。*、*在城区派出所设立调解室，实现了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的优势互补。临武县在交警大队设立调解室，有效调处因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汝城县分别在县法院、公安局、司法局设立了司法调解协调中心、治安调解协调中心和人民调解协调中心。安仁、桂阳、*、*等司法局通过“三调联动”，会同相关职能部门成功化解了多起疑难纠纷和群体性纠纷。20*年1月，同新建材市场一门面的产业主曹某一纸诉状将租赁其门面的江某告上法庭。在此之前，双方因门面归还时间产生分岐发生打斗，都被公安机关治安处罚过，双方积怨较深。*区三调联动工作办公室获知这一信息后，主动介入调处，经过几个回合的协商调解，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握手言和，既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又消除了当事人的积怨。据统计，*区自流动调解庭成立以来，共组织和参与调处重大矛盾纠纷79起，调处成功77起，其中成功调处跨区县边界纠纷36起。
二、对当前我市主要社会矛盾纠纷的简要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各种利益冲突和磨擦不断出现，不断发生，涉法问题越来越突出，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对社会稳定形成较大的压力。我市人民调解工作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矛盾纠纷诱因复杂、类型多，矛盾纠纷主体呈多元化。过去调解矛盾纠纷集中在婚姻家庭、宅基地、邻里、债务等方面，诱因相对简单，只要及时调处，一般都能化解平息，对社会危害不大，已经不再是民间主要矛盾纠纷。而当前的人民内部矛盾纠纷大多与当地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有关，涉及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矿产资源、企业改制、村务管理、土地承包、职工下岗、干部待遇、复员军人就业和党群干群关系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加。从矛盾纠纷的主体来看，过去以单一的自然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居多，现在矛盾纠纷的主体涉及企业、社会团体，甚至涉及到政府部门。
（二）突发性纠纷增多，易发群体性纠纷。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发生绝大多数与经济利益有关，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纠纷等。为了尽快解决问题，矛盾纠纷当事人往往给对方施加压力，或借助媒体将矛盾纠纷社会化、公开化，使矛盾纠纷更为复杂。有的矛盾纠纷当事人甚至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想法，动辄越级上访、甚至到当地政府“闹事”，试图通过“闹事”来引起政府的重视，以求问题的解决。一些地方群体性纠纷参与人数动辄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而且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甚至有的群体性纠纷事件，背后有组织者操纵指使，事前和事中都有较为严密的组织领导和周密的行动计划。统计数字表明，全市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组织因利益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发生率逐年上升，20*年度为19.7%，20*年度为21.5%，20*年一季度达到了28.3%。
（三）矛盾纠纷调解难度大，反复性强。随着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知识水平提高，无理取闹或无原则纠缠的现象减少了。现在，矛盾纠纷主要趋向是自我保护和维护自身权益，矛盾纠纷的内容由简单趋向复杂。有的历史遗留问题，有的群体性纠纷往往与少数人行为偏激违法纠缠在一起，在有关部门处理之后，由于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从中作祟、唆使，导致纷争再起。一些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纠纷不断增多，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以上特点说明，矛盾纠纷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人民调解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调解工作的内容增多，涉及面更广，工作的难度增大，因此需要更加重视和采取切实措施强化人民调解工作。
三、当前我市人民调解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我市人民调解工作总的情况是好的，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新形势的发展对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通过对各县（市、区）和部分乡镇的走访调查发现，我市人民调解工作在有些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实践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制约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及其职能的发挥。
（一）一些地方对人民调解工作重视不够，认识不足。一是有的基层领导认为人民调解“职能软”，可有可无，对人民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上的作用持怀疑态度，未能把人民调解工作提上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重治理，轻防范，从而对人民调解工作重视不够，支持不力，舍不得投入；二是对人民调解工作宣传少，致使调解的作用与社会大众的认知程度不相符合；三是一些地方各有关部门没有形成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局面，对人民调解工作支持配合不到位。人民调解组织在调解纠纷过程中，要求有关部门给予配合和参与时，存在着回避的现象，调解人员孤军作战，无法处理涉及面广的复杂矛盾纠纷。
（二）人民调解工作缺乏必要的保障。一是组织保障不到位。由于受利益驱动，在涉及基层政府、集体经济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利益之争，甚至涉及到一些政策的贯彻执行时，一些基层组织的硬性干预，损害了人民调解的中立性质。二是经费保障不到位。有些乡镇（街道）没有将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经费纳入乡镇（街道）财政预算，或虽列入预算却不能做到专款专用。村居（社区）调委会的经费更是没处落实。这样既不利于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不利于纠纷的及时妥善解决，也不利于调动广大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经济条件相对好些的村，调解主任有一定的工资性补助，但经济较差的村，调解主任连工资性补助都不能很好地落实，更不能保障其为调处纠纷而支出的费用。
（三）调解人员的法律素质和调解技能有待提高。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加之人民调解协议与民事诉讼相衔接后，调解的程序、文书等规范性要求不断提高，因此对调解员的综合素质及调解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我市人民调解员队伍素质、技能与新形势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一是一些地方在产生人民调解员时，只注重个人的品德和威望，忽视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造成队伍年龄老化，结构不合理，调解员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特别是村、居（社区）调解员文化程度明显偏低。二是教育培训力度不够大，大多数调解员，特别是村（社区）调解组织中的调解员没有经过较系统的法律知识学习，专业知识欠缺，在工作中难以做到依法调解。三是一些有一定文化程度和法律知识的年轻调解员因缺少基层工作经验，面对一些较疑难的矛盾纠纷，无从下手，从而影响了矛盾纠纷的及时有效化解。
（四）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程度还不高。目前，我市各级调解组织调解工作规范化程度还很欠缺。部分人民调解委员会没有严格按照规范操作，文书不齐，调解协议书表述不清，要件遗漏，装订不规范等问题大量存在。有些村的调委会主任虽有工作热情和工作经验，并具有一定的威望，但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下，法律知识贫乏，很难达到依法调解的要求，且无法独立制作规范的调解文书，从而严重影响了人民调解效力的发挥。此外，村、居（社区）人民调解组织普遍存在工作机制不健全，工作程序不规范的情况，还有些村的调委会组织涣散，形同虚设，不能发挥村级调解组织应有的作用。
四、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为促进全市人民调解工作的改革和发展，使人民调解工作在化解和预防减少社会矛盾纠纷构建和谐*中充分发挥作用，现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重大任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各级党政领导在正确处理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矛盾纠纷调处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的同时，要认识到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到人民调解组织在维护稳定“第一道防线”中的重要作用。把人民调解工作当作重要工作抓紧抓好。要把人民调解工作列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议事日程，高度重视。要严格落实领导目标责任制，强化党政主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对于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难点、热点纠纷，各级领导要亲自出面协调处理，防止因处理不及时、方法不当引起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酿成或刑事案件。同时，加大社会宣传力度，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大力宣传人民调解的性质、意义、作用和独特优势，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调解工作的良好氛围，使调解成为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解决矛盾纠纷的第一选择。
（二）大力推行“三调联动”，构建人民调解工作新机制。新形势下，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多主体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成因越来越复杂，调处难度很大，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各自为政的局面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人民调解经常出现力不能及、工作协调衔接难的情况，严重影响了调解职能的充分发挥。积极整合调解资源，实行矛盾纠纷归口管理、综合协调、统一调度，建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的“三调联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新机制，形成大调解工作格局，有利于取长补短，充分发挥调解的优势和功能，及时有效化解涉及面广、成因复杂的重大矛盾纠纷。全面推行*区“流动调解庭”的成功经验和“一个三调联动班子、一套规范工作机制、一支综合调解队伍、一台流动调解专用车、一条人民调解热线”的“五个一”做法，尽快形成“党政牵头、分级负责、部门联动、群众参与”的调解工作新格局。
（三）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要在“调防结合”上下功夫。人民调解一方面要积极调解，及时化解民间纠纷，努力把可能激化的矛盾纠纷减少到最低限度。做到哪里有民间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就延伸到哪里，及时地去化解这些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要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预防”上，科学地把握民间纠纷产生、演变、发展的规律，增强对民间纠纷发生的预测、控制能力，加大预防工作的力度。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及时发现有可能导致矛盾纠纷的潜在因素，防止矛盾纠纷特别是的发生。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网络优势，积极向党委、政府反映社情民意，为处理矛盾、防范激化提供及时的信息。同时，要把人民调解工作与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调解的过程就是法制宣传的过程。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及人民调解员分布广，贴近群众的优势，坚持在调解工作中开展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道德修养，自觉做到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范文6
问题1：导游更换景点怎么办
案件：2010年夏天，李先生父子参加某旅行社组织的“云台山—洛阳—郑州—开封千年古都5日游”，每人支付了4470元。想不到在旅游期间，导游擅自减少了香山寺和白居易墓园两处景点，增加了一处购物点。返沪后，李先生父子向旅游质量监督部门投诉，因多次协商未果诉至法庭，由于实在气不过，故要求旅行社补上两处景点，并承担相关交通、餐饮、住宿等费用。
法院审理后认为，旅行社不履行旅游合同的约定并非出于不可抗力，这一做法已构成违约。考虑到旅游合同具有特殊性，不宜强制履行，以赔偿经济损失为妥，法院判决旅行社赔偿李先生父子经济损失2400元。
提醒：旅游中临时更换景点的现象很普遍。游客一旦发现在旅途中，导游任意更改景点，应及时沟通、现场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应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合理赔偿方式，并以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提出赔偿。从法律上来说，旅游合同属于精神消费合同范畴，目的在于身心愉悦放松。李先生父子这种强制旅行社继续履行合同的做法，既无法实现合同原有目的，对旅行社来说也过于苛刻，法院出于公平性原则的考虑，一般会采取经济赔偿的做法。
问题2：买到假货能否获赔
案例：在跟团游中，一般旅行社都会在旅途中安排若干购物时间，让旅客选购一些当地的特色商品。比如2009年朱先生在吉隆坡旅游时，在导游带领下来到一家“钻石坊”购物，商店营业员向他推荐一块“南非产稀有绿宝石”，商店总经理还亲自签署保证书证明商品品质，并出具正规购物发票。时隔五年后，朱先生把宝石拿去检测，却被告知宝石根本不是天然形成，遂将旅行社告上法庭。
旅行社辩称，游客对旅途中购买商品及旅游质量的投诉，应在3个月内进行，朱先生的诉讼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旅行社已无法查清这家“钻石坊”的具体情况。此后，原被告双方达成庭外和解。
提醒：旅游过程中遭遇购物欺诈，游客除向法院起诉，还有两种解决方式：一是与旅行社协商，按规定，在指定购物点买到假货，90天内游客如果无法从购物点获得赔偿，可凭借有效凭证要求旅行社先行赔付；二是向消费者协会、旅游行业协会投诉，通过第三方介入，快速达成赔偿或补偿协议。
总之，游客在旅途中购买纪念品尤其是高价商品的时候应三思，不要轻信店员的如簧巧舌，许多店家就是利用游客退货不便、不了解当地物价行情的特点推销假冒伪劣商品。
问题3：发生意外能否获赔
案例：2010年春节期间，张老伯参加某旅行社组织的新马泰旅游，在泰国金沙岛下水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张老伯家属将旅行社告上法庭，认为他们组织活动时没有尽到提醒义务，对海水深度、是否适合游泳等问题未作警示，事故发生后也没有及时组织抢救治疗。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老伯溺水身亡是自己的疏忽大意所致，旅行社因未履行告知和警示义务负次要责任，应赔偿张老伯家属丧葬费、救治费等25.7万元。
提醒：近年来，由海岛游，高山游等危险程度较高的旅游引发的游客意外身亡事件时常出现在媒体上，旅游安全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还是要引起游客的重视。首先，对于旅游中可能会参加的具有一定人身危险性的项目（如爬山、潜水等）。旅行社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责任向游客进行风险预告。而游客自己也应当重视自身安全，在签订履行合同前要求对方提供具体行程安排，以便采取措施防范风险；此外，即使游客在自由活动过程中参加危险项目，也可要求旅行社提供保护措施，防患于未然。
但出门旅游，总怕有个万一，因此游客还应树立风险转移意识，除了旅行社一般都会代为购买的旅游团体险之外，对于有一定危险性的旅行，还可以再自行购买个人旅游意外险。
问题4：遭遇敲诈如何处理
案例：2008年，王先生跟团前往海南旅游，在海口逛街的途中，一名当地年轻女子引诱其到一家康体中心的包厢按摩。随后几名男子冲进来把王先生抓住，以要曝光告诉其单位及家人为由，对这名游客进行敲诈。万般无奈之下，王先生只能在被敲诈了1万元后才得以脱身。
然而在逃离现场后，王先生记下现场位置，并立即和随团导游取得联系，导游知道后，随即拨打了海口市110报警，由于报警及时，王先生很快通过警方成功取回被敲诈的钱财，并惩罚了敲诈者。
提醒：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不少游客在遇到当地人敲诈时，往往会出于保护面子或者保护人身安全的考虑，只能认栽。但正确的做法是，既不能与敲诈者发生肢体冲突（由于自己势单力薄，直接冲突往往会对人身安全不利），也不应该忍气吞声，而是应该积极寻求旅行社和当地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的帮助。如果是跟团出游，则应该第一时间和导游取得联系；如果是自助游，则最好在出发前了解清楚当地处理旅游纠纷的相关部门联系电话，以备急用。
问题5：维权索赔多少合适
案例：2007年8月，9名来自宁波的游客在厦门旅游时，因旅行社的不合理安排而在一景区耽误了4个小时，个别游客出现中暑病情，事后游客向旅行社索赔200元和一箱水果。旅行社也认可索赔要求，但称现金不足希望第二天返回厦门机场时赔付。9名游客怀疑旅行社诚意，因此拒绝前往机场，开始罢餐抗议，并提出更为苛刻的赔偿要求：退还全部团款，并负责他们的吃住行以及返程机票，还要每人赔偿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3000元以及书面道歉，保留回去后进一步投诉的权利。这样的过份要求当然遭到了旅行社的拒绝。事后在旅游部门的协调下，旅行社同意赔偿每名游客500元。
提醒：由于媒体上刊登的各类旅游纠纷层出不穷，因此眼下不少游客在遭遇旅游纠纷时，容易出现过度维权的现象，“狮子大开口”，开出了远超合同约定的赔偿要求，这不利于纠纷的快速、有效解决。尤其当纠纷是一些并不违反合同但使游客不满的事情，比如车、船、飞机晚点，餐饮不合胃口等，有些是旅行社与交通部门、酒店、饭店协调上出了问题，属于旅行社工作失误，但出现问题并非其本意。按照合同，旅行社要给游客差价赔偿，但不会影响继续旅游，而有些游客却提出不住店、不吃饭、不登机、要求返程并加倍赔偿等，就属于过度维权。结果很有可能既无法获得所要求的过高赔偿，又中断了旅行，使自己的损失进一步扩大。
理财金手指：有意识保留证据最关键
旅游者遇到旅游纠纷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旅途中若遇旅游纠纷，可先与组团社的全陪、领队或地接社导游多沟通，不能解决时，再与组团社联系，要求妥善处理。要及时向他们反映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听取旅行社的答复后再做决定。若旅行社拒不接受意见，应注意收集证据，待行程结束后再向旅行社交涉或向有关部门投诉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如果客观条件允许，也可以当场向旅行社交涉要求采取补救措施，接受旅行社的合理补救措施，并继续完成旅程。
二、回程后，如游客认为旅行社的服务存在质量问题，可以根据权益受侵害的程度、实际拥有的事实证据、对时效以及赔偿金额的期望值高低和旅行社对事件的处理结果，从上述五种方式中作出具体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