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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成就范文1
关键词：张行成；数本论；先天数学；宋代易学
ApreliminaryresearchonZHANGXing-cheng’stheoryofprenatalnumbers
Abstract:ZHANGXing-cheng,anexpertatYilearningintheSouthernSongDynasty,isanotherphilosopheroftheschoolofnumberology.Fortheconnotationsofandcorrelationsbetweenimagesandnumbers,heholdsthatimagesrefertoimagesofthehexagramsandthoseofthelines,numbersrefertooddorevennumbers;numbersarepriortoimages,andthenumbersproducetheimages.For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Yi)principlesandnumbers,ZHANGinsiststhelatterareproducedfromtheformer.Moreover,heraisedtheconceptof“numberofprinciple”andregardsitasthenoumenonofthemyriadbeings.ByexplicatingTaiji,hefurtherexhibitshisthoughtof“numberontology”,holdingthatTaijisimultaneouslycompriseprinciplesandQi,solidnessandemptiness,movingandstillness.BycomparingYiandTaixuan,heconcludesthatthe“PrenatalDiagram”reflectsanimageofcelestialglobe,butthe“TaixuanDiagram”animageoftheskycoveringtheearth.The“PrimordialDiagram”actuallyreflectstheprimordialnumbers.ZHANG''''simage-numberphilosophyisdistinctivelycharacterizedwithinferring“numbers”from“images”,inferring“principles”from“numbers”,andexplicatingthenormoftheDao(Way)ofheavenandcosmicnoumenonby“principlesofnumber”.
Keywords:ZHANGXing-cheng;number-ontology;theprimordialnumber-ology;YilearningoftheSongDynasty
中国哲学史有没有一个数学派？近年学术界已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笔者曾发表过两篇文章[1][2]，认为哲学本体论上的数学派出现于宋代，以邵雍、张行成、蔡氏父子为代表。本文仅对张行成的先天数学思想作一探讨。
张行成，字文饶，因学归邵雍，“学康节先生易几十年”，人称“观物先生”。约生活于公元十二世纪。著有《周易述衍》、《皇极经世索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易通变》、《翼玄》、《元包数义》、《潜虚衍义》等。
《周易述衍》十八卷，相传为张行成杜门十年而撰成，主要是通过对《周易》的解说，以明三圣之义理。《皇极经世索隐》二卷与《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九卷，分别为解说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之作。张行成受易于谯定，而以郡雍之学为归宿，以康节后学自居。对观物内外篇极为推崇。他在《皇极经世索隐原序》中说：“观物篇之言，广大措意，精微如系辞。然稽之以理，既无不通；参之以数，亦无不合。”认为邵雍之子邵伯温的解说不够详细，故作此书，着重对《观物内篇》的“元会运世”数（观物之数）以及声音律吕作了“索隐”，指出邵雍之数虽不过一万一千六百余言，“而天地之物、之象、之数、之理，否泰消长损益因革其间，罔不包罗。”（《原序》）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原序》中对《观物》内外篇作了比较：“内篇理深而数略，外篇数详而理显。”认为内篇是邵雍所著，外篇为邵雍弟子所记，学习先天之学要从外篇入手。对外篇的缺文脱误作了补正，分数、象、理三类相从为九卷（各为三卷），改变了原本杂纂而无定例的情况。
《元包数义》三卷和《潜虚衍义》十六卷分别为解说卫元嵩《元包》和司马光《潜虚》的专著，属推衍术数以明易理之作。《翼玄》十二卷为解说扬雄《太玄》的专著，实将《太玄》与《周易》作比较，以阐明《周易》之理，该书还提出了“易先天图”，为现存文献中“阴阳鱼太极图”的最早记载者。
《易通变》四十卷是张行成的代表作。该书取邵雍先天图十四图敷演解释以通易之变，又将邵氏图式归纳为“象图”和“数图”两个基本图式。“象图”来源于先天卦位图，表示生物之时；“数图”又称坎离既济图，表示生物之数。两者又都来源于天奇地偶之数的变化。《易通变原序》说：“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谓先天图也，先生之学祖于象数二图。”《易通变》提出了奇偶数为《周易》之本、理数为万物之祖的基本观点。
可以说张行成是上承邵雍、下启二蔡的重要人物，是“数”本论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正如比他稍晚的易学家魏了翁所评说：“（张）行成大意，谓理者太虚之实义，数者太虚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数，因数而有象；既形之后，因象以推数，因数以知理。”（《宋元学案·张祝诸儒学案》）此说不仅精炼地概括了张行成的学术特点，而且揭示了张行成理数合一的数本论本质。
一、象数观
张行成在“象”与“数”的内涵和关系问题上，继承了邵雍的观点，认为由数生象、奇偶数为《周易》之本。关于“象”与“数”的含义，他认为“象”为卦爻象，“数”为奇偶数。其《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八说：“奇偶者，数也；数生象，乾坤者，象也。”
关于“象”与“数”的关系，他赞同“因数生象”的观点。“因数而有象，因象而有卦。”(《易通变》卷三十四)象是依据数而产生的。他还说：“夫天下之象生于数。”（《元包数总义·序》）“象生于数，数生于理，故天地万物之生皆祖于数。”（《易通变》卷十二）他在解释邵雍“数生象”命题时说：“有数之名则有数之实；象者，实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八）认为奇偶之数生成乾坤卦爻之象，卦爻象为奇偶数之实有和表现。在解释邵雍“意、言、象、数”时说：“是故易起于数也……当此数者，必具此象；有此象者，必应此数。”提出数为易之起源，同时数与象又是相应互具的关系，是“体用”“合一”与“分两”的结果（《易通变》卷一）
张行成在《易通变》中将邵雍先天图十四图归纳为“象图”和“数图”两个基本图式。邵雍十四图为：象图（乾坤交泰图）、数图（坎离既济图）、四象运行一图（由象图演变而来）、八卦变化八图（由数演变而来）、有极图、分两图、挂一图。《易通变原序》说：“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谓先天图也，先生之学祖于象数二图……先生之书大率藏用而示人以象数，实寓乎十四图。先生之意推明伏羲之意也。”张行成认为这十四图“有体用伦次，先天之宗旨也，康节之学盖本于此。”（《易通变》卷一）“象图”和“数图”是十四图的根本。“象图”又称乾坤交泰图，来源于先天卦位图，表示生物之时；“数图”又称坎离既济图，来源于先天卦序图，表示生物之数。象图、数图皆出于天地奇偶之数的演变，“天地变化有自然之数，圣人效之以作易也。”(《易通变》卷三十六)
张行成在邵雍先天图的基础上推衍出几十个图式，认为邵氏象图、数图以及十四图都源于天地奇偶数的演变，天地奇偶数是自然之数，是《周易》之本，《周易》的符号——卦爻象即是数演化的产物。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是数的演化，“奇一象太极，偶二象两仪，真数三也，并之得三画成乾，偶之得六画成坤，以三奇偏交三偶，上中下、始中终，得三少阴之象，一乾三阴一坤三阳，八象既具，于是观乾坤之互，变分天地之统属。”（《易通变》卷九）“太极”蕴含了象数的全体，分为两仪即天仪圆图和地仪方图，两图只有数而无形象，前者为太极之性，后者为大物之质。“圆者天之仪也，外圆中虚，有数而未有天，为太极之性；方者地之仪也，外方中密，有数而未有地，当大物之质。两仪已生，性质已判，故有数，有数则有位矣。”（《易通变》卷一）只有两仪——方圆二图相交，才有卦爻之象。方圆二图即邵雍的先天卦序图和先天卦位图，“太极”则是方圆二图的来源，“太极包含万象，以为有而未见，以为无而固存。是故大衍五十之虚一，即四十九蓍之合一也。”（《易通变》卷一）太极即数“一”，实蕴含奇偶数。太极分两仪，两仪有数而无形，两仪分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中“乾兑离震为日月星辰之变数；坤艮坎巽为水火土石之化数。”均由数化生而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者，数也，数所以定其位。位者体也，故有位斯有卦。德者用也，故有卦斯有爻。”（《易通变》卷一）六十四卦则是八卦数的组合，如乾卦为一一，坤卦为八八，既济卦为三六，泰卦为八一。此外，张行成继承邵雍先天学数本论思想，还从数的角度解释《周易》卦名和术语。
二、理数观
张行成理数观基本上是继承邵雍观点，在“理”与“数”问题上，主张数生于理：“因理而有数，因数而有象，因象而有卦。”（《易通变》卷三十四）“夫天下之象生于数，数生于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数，因数而有象；既形之后，因象以推数，因数以推理。”（《元包数总义·序》）“象生于数，数生于理。”（《易通变》卷十二）“理之自然，数生于理故也。”（《翼玄》卷一）
张行成所指的“理”不是二程的“理”，而是邵雍的“理”。二程的“理”主要指“天理”，“本然之理”，是宇宙的终极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存在，又是道德伦理规范和社会等级制度的总称，还具有事物自然特性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意义。邵雍之“理”主要指“物理”、“条理”、“天地之理”、“天人之理”、“性命之理”、“生生之理”，即天地万物的普遍法则和原理，当然也包涵数的变化的法则与逻辑性。邵雍、张行成之“理”偏向于自然规律的“理则”，而不偏向于社会道德伦理。
张行成所说的“数”也就是邵雍所说的“理数”，既指穷尽天地万物之理（“穷天地终始”、“尽物之形”、“尽物之体”）的量度，也是指万物生成的变化法则。张行成沿用邵雍的称谓，称之为“理数”。“数”实际上是“理”的代称。“理”为条理、分理、万物生成变化的理则，“数”亦即万物生成变化的理则。“数”与“理”是一致的。数是就理的度量、法则而言，理是就数的原理、道理而言。张行成在《易通变》卷十二中说：“道依数而行，数由道而神。”“道”即是“理”，说明理与数互相依存、互相发明。认为邵雍“思致凝远宜乎造易之妙，通乎数则通乎道。”以万事万物之数穷尽万事万物之理。张行成说：“真天地自然之理，自然之数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二）这个“数”又具体指邵雍的先天数、经世数：“万物生于地而祖于天，故经世之数皆合乎蓍数也。”（《易通变》卷三十四）“天地万物之象之理，无逃乎先天数者。”（《易通变》卷七）“数”既表示卦象之序、之位，又可表示万物之序、之位。万事万物的象(含卦象物象)、理(含变易化生之理)都在先天数表达之中。“理”指“易理”、“物理”，实指数的变易之理；“数”指奇偶数、天地数、先天卦数，实指万事万物变化之理数。因此“理”与“数”在内涵上实有相通之处，张行成既说“数生于理”、“因理而有数”，又说“天地万物之象之理无逃乎先天数者”，可见“数”与“理”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内涵，在“数生于理”的命题中，“数”指有形的、具体的奇偶数，“理”指奇偶数变化的道理；在“理无逃乎数”的命题中，“数”既指有形的先天数，又指无形的先天数法则（即“理”）。尽管如此，但“数”与“理”的基本内涵却是一致的，所以张行成又有“真天地自然之理，自然之数也”的说法，并应用了“理数”这一概念。提出“数”为天地万物生成之根本。其“理数”指万物自然规律的数的规定性。即万物自然之理则，既是“数”亦是“理”。
“数”——“理数”是张行成哲学中的最高范畴，在理数合一观指导下，张行成进一步提出了数本论思想，认为“数”——“理数”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体。“数”不仅是《周易》的本源，“天地变化有自然之数，圣人效之以作易也。”（《易通变》卷三十六）而且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是天地万物之祖：“天地万物之生皆祖于数。”（《易通变》卷七）“先天之数，为天地造万物也。”（《易通变》卷三十四）“数”是天地万物生成的根本，天文、地理、算数、历史、文字、医理、音律等学问都是依据“理数”而建立起来的。“故天地万物之生皆祖于数。圣人先知先觉，因制之以示人，以分天度，量地理，观天地皆有数，况人物乎！自伏牺画卦以用太极，神农植谷以用元气，于是黄帝制历，分天度也；画野分析，量地理也。其余隶首造算，大挠造甲子，苍颉造字，岐伯论医，伶伦造律，皆以理数而示人者也。”（《易通变》卷十二）从而提出了数本论的哲学思想以及以数解物的原则方法，不仅以“数”解释《周易》，而且以“数”解释天文、地理等一切自然现象以及人体的生理结构，这在《易通变》中占了大量篇幅。
因此，应该说邵雍是“数”（“理数”）本体论的创立者，张行成则是数本论的继承和发展者。从“数”的角度看，邵雍、张行成的“数”是蕴涵天地万物之理的“数”，而不同于毕达哥拉斯的“数”；从理的角度看，邵雍、张行成的“理”是用数表达的“理”，是天地万物生成变化之理，而不同于程朱的“理”。可见，邵雍、张行成的“数本论”——“理数”本体论既不是毕达哥拉斯的“数本论”，又不是程朱的“理本论”。
三、太极观
象数派易学家与其他各家一样，也是通过对“太极”的阐释，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本体论。张行成在邵雍“太极”观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太极”是兼包理气、虚实、动静之“数”。从而论证了其数本论思想。
1．太极兼包虚实、动静。
张行成对邵雍的太极为一、为心、为道、为气进行解释，将邵雍看似矛盾的太极观从“虚实”、“动静”两方面加以整合，从而得到了合理的说明。“太极兼包动静，静则见虚，动则见气。气动为阳，静复为阴。故太极判而为阴阳，二气相依以立而未尝相无。”（《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四）
关于太极兼包的“动静”和“虚实”，张行成认为是“静则见虚，动则见气”，“动静”是就功能(用)方面说的，“虚实”是就形质(体)方面说的，两者不可分离。关于“虚”、“静”，张行成说：“寂然不动，虚则性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八)“太极本静，故不动为性，发则神。”（《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八）“虚”、“静”指寂然不动之性，为太极的本性。所谓“实”则指太极的实质、形体，张行成以为太极之实为“气”，他在《观物外篇》卷七中多次提到：“太极者，大中之气也。”“太极，一气也。”“太极者，元气函三为一也。”“虚”与“实”往往相对而论：“太极之虚，为乾坤之性；太极之气，为乾坤之体。”（《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七）“太极一也，指一为虚，气实存焉……太虚之中，初未见气，即气即虚，非一非二。太极者，兼包有无不倚动静其元之元欤?”（《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七）“太一者，太极之一。非虚非气，即气即虚。”（《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八）反复强调太极是“虚”之“性”与“实”之“气”的合一体，而不是单一的“虚”或“气”，“非虚非气，即气即虚”。实(气)与虚之间的关系为：“天地万物包于虚，而生于气。虚者，阴也；气者，阳也。虚以待用，气以致用也。气出于虚，役物藏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七）认为“虚”与“气”是太极不可分割的阴阳两面。“气出于虚”，“虚以待用，气以致用”是就太极的本性与功用而言，虚为本性，气为功用。
2．太极兼有理、数之义。
张行成在太极具有虚实两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理”为太极之实，“一”为太极之虚：“太极一也，指一为虚。”（《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七）除以“气”为太极之实外，张行成还提出“理”为太极之实：“太极者，太虚也；太虚无物，理为实义。”（《易通变》卷三十四）“理者，太虚之实义。”（《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七）以“理”为太极之实义，从而引出太极为理、数合一体的结论。作为太极之实的“理”指什么?张行成继承邵雍说，以“理”为天地万物的本然之理则，而这一理则即是事物万法之本原，太极之根本：“盖万法出乎理，理之所至，自然而成，然理者，天下之公，非我所得……是谓天德太极之根，可以成己，可以成物。”（《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八）这个“理”实为数的变化理则，张行成说：“是故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也。天下之理，有一必有二，有二必有三。”（《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七）太极之“理”体现在数的分合上：“太极者，肇分十数，斯具天五地五，各以一而变四，其二无体，所者八。有天而地效之。所谓八者四而已，故卦止于八，而象止于四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七）“阴阳分太极，在道则为乾坤，在气则为天地，钟于人则为男女，散于物则为动植，于其中又细分之，至于不可数计，无非两也，合一则致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八）这是就太极的一分为二的变化、生成法则而言的，是筮法生成论及宇宙生成论，但逆推之，则合二而一，最后归为太极，太极为一：“太极为二之一，在先天图则剥当阳一，当阴一，而祖于乾坤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五）这种分二、合一的数的法则，即是太极之理。张行成在解释邵雍“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一节时说：“太极者，一元。一元者，乾元、坤元之本，合而未离者也。……故太极为一，不动，生二，二即是神。夫太极动而生阳，阳为奇一也；动极复静，静而生阴，阴为偶二也……真至之理，自然生神，神应次二，有动有静，于是生数……数生象……神则数者，动静变化，倏阴忽阳，一奇一偶，故有数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八）这是从太极蕴含的“神”的功能立论，以一分为二的动静、阴阳变化为“神”，为“理数”，为事物自然变化的“真至之理”。此理即代表事物生成次序的“数”的理则。张行成认为，“易起于数”（《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七）这种“数”即“理数”，是万事万物的本原。
太极之数在于“一”，“一”不是一般的数，而是理数，代表“中虚”：“是一也，在二为三，在四为五，在六为七，在八为九，皆中虚致用之处也。是故人物与天同数者，太极中虚之用也。”（《易通变》卷七）是从数上论，太极之“中虚”为三中去二之一、五中去四之一，从致用角度看，二因一而三，四因一而五，六因一而七，八因一而九。张行成认为邵雍这种“理数”法则，“所以错综互用者，因其自然之理，非先生之臆说也。”（《易通变》卷一）代表自然万物的理则。而“一”作为太极，则是万事万物的本原。
张行成认为太极之理数出于心中。他解释邵雍“心为太极，又曰道为太极”说：“蓍合一握四十九之未分，是谓易有太极。太极者，太一也。包含万有于其中，故曰道为太极，在人则心为太极。太极不动，应万变而常中，乃能如天，故揲蓍挂一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八）这是从揲蓍法上解释“太极”，以四十九数合而未分为太极，以包含万有为“道”，以人心为“心”。他在解释邵雍“先天学心法”时，又以天地之中为“心”：“先天图自坤而生者始于复；自乾而生者始于姤。皆在天地之中，中者心也。故先天之学为心法而主乎诚。盖万法出乎理，理之所至自然而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八）又解释邵雍“无极之前”、“有象之后”，认为“此明先天图复姤生于乾坤而为小父母也。”并以复姤为天地之中，为太极：“极，至也，中也。理以中为至。太极者，大中之谓也。谓太极为无，偏系于无，非中也；谓太极为有，偏系于有，非中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七）此是以不偏执于有无，遵于“中道”为“中”。并以此“中”为“天下之理”，进而论述“南北阴阳”、“东西天地”为“中”者，即天地、阴阳之所合这个“中”，用数表达即“混而为一”，即“含三为一”，亦即“理数”。
总之，张行成的“太极”观是一种兼包了虚实、动静、气神的“理数”，“气”是就太极的形质而言，“理”是就太极的本性而言。这个理即“理数”，即万物生成变化的理则及数的规定性。
四、易玄观——易先天图
张行成在向皇上进呈的易学七书中有一书名《翼玄》，《翼玄》的最大特点是比较《太玄》和《周易》，从表面上看是注释《太玄》，实际上用了大量的篇幅注释《周易》。如卷一开宗明义：“一者，玄也。一生三，其数成六，天之用也。故易一卦六爻。”“易，天也，分于地者，君用臣也；玄者，地也，宗于天者，臣尊君也。”“玄用九数，故中于八；易用十五数，故中于九。易兼九六，玄独用九也。易之八者天体，玄之九者地用也。”提出易天玄地、易八玄九的观点。
在与“太玄图”的比较中，张行成提出了“易先天图”，“易先天图”实际上是对邵雍先天图的图解。《翼玄》提到的“易先天图”大底有三个：一个是先天方图，一个是先天圆图，一个是方圆合一图。分别为邵雍先天八卦、六十四卦方位图中的方图、圆图、方圆合一图。按天圆地方说，先天方图表示被天包着的地，先天圆图表示包着地的天，方圆合一图表示天地合抱、天地合一。在三个图式中，张行成对先天圆图似乎情有独钟，往往单称它为“先天图”。如卷十：“先天图合为一天也。”“先天图右行者，逆生气以变时也；左行者，顺布气以生物也。天地之道，逆境所以自生，顺境所以生人，亦忠恕之理也。”“先天象圆，合乎一者天也。”卷一：“易之圆图，自一阴一阳以二则由外而之内。”
检索现存文献资料，笔者发现最早的一张太极图在张行成的《翼玄》中，并推测张行成很可能就是在蔡元定(季通)以前得到这幅图的“蜀之隐者”。有学者认为“易先天图”是清代乾隆年间李调元辑刊《函海》本《翼玄》（因避讳故作《翼元》）时加上去的，对此笔者曾作过考证和辩解[3][4],此不赘述。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张行成是通过《易》《玄》的比较说明“先天图”为浑天象，而“太玄图”为盖天象。先天图实际上反映的是先天数。他明确指出：“盖易者，天用地之数……浑天象也；玄者，地承天之数……盖天象也。”“易方圆二图，天地相为体用也。”“盖易者，天用地之数，方圆二图合于一者，以圆包方，地在天内，浑天象也。”（卷一）“易图方圆合一者，地在天中，浑天象也。”（卷七）“盖浑之理无异，唐一行能知之，而盖天家学失其本原，故子云、康节，皆非其说也。”(卷一)由“先天图”为浑天象进一步论证“易”为浑天象。
先天图反映先天数，先天数反映天道的变化规律。《翼玄》卷十说：“易先天爻象图，自乾坤始者，阴阳之象，上下皆右行；自复遇姤者，阴阳之象，上下皆左行，列于二也。”这种卦爻的左行、右行规律正是万事万物左行、右行即阴鱼阳鱼互纠规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左右偕行、阴阳互纠的规律是可以量化的。“易先天图”以及赵撝谦的“天地自然河图”都是可以量化的，都是对先天八卦、先天六十四卦的量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世各种以两个半圆构成的“太极图”都是错的，因为都不能量化。张行成在《易通变》十四图中，列第一图为“有极图”，“有极图”即“先天图”。此图实为方圆合图(圆图变形为八边形)。其中对圆图的解释可以看出“阴阳鱼”图的蕴义。“太极包含万象，以为有而未见，以为无而固存……天地之象已具乎浑沦之中，太极之全体也。”(卷一)“圆图右行者，六变未有一之卦也；左行者，五变已有一之卦也。”(卷一)“先天图自一阴一阳六变各至于三十二，是为地之一柔一刚，复姤代乾坤以为父母，刚柔承阴阳以成变化，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卷一)以阴阳爻的数量变化解释六十四卦圆图的排列规律，进而解释宇宙万物的生长变化的规律。
由“象”而推及“数”，由“数”而推及“理”，由“理数”而说明天道规律和宇宙本体，是张行成象数哲学的最大特色。
参考文献：
[1]张其成.中国数本论学派[A].国际易学研究:第五辑[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张其成.易学数学派太极观[A].中国传统哲学新论[C].九州图书出版社，1999.
天文学成就范文2
格林尼治（Greenwich）是位于伦敦东南8千米的一座自治市。这里山峦起伏、地势险要，是海上船只循泰晤士河进入伦敦港的必经之地，素有“伦敦咽喉”之称，同时也是自古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14世纪，英国王室在此修建了诸多兵营、炮台和瞭望塔，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以监视往来于泰晤士河上的船只。到了17世纪，大英帝国羽翼渐丰，本土安全已不再成为问题。为了适应帝国对外扩展和当时航海业发展的需要，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于1675年颁诏，钦定在此建造英国皇家天文台。当时这座天文台所研究的主要是实用天文学课题，如航海、记时、确定恒星方位和编纂天文历等。1767年天文台开始出版以格林尼治时间为基准的《航海天文年历》，在国际航海界广为流传。为了协调时间的计量和确定地理经度，1884年，各国天文学家在华盛顿的国际子午线会议上决定，通过伦敦格林尼治、南北两端分别止于南北极的子午线为本初子午线，太阳直射在这条子午线上的时间即所谓格林尼治平时中午12时为世界标准时间的基准，由此格林尼治时间便成为世界标准时，距这里往东和往西每隔15度子午线推前或推后1个小时而划分出世界不同的时区。从此，世界上有了统一的空间和时间的概念。而后，格林尼治这个当初只拥有一幢3层楼天文台、且原先名不见经传的小市镇开始名扬天下。
我国对于Greenwich这一地名长期存在着两个不同的译法：一译“格林威治”，一译“格林尼治”。解放后我国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世界地图集一直采用“格林威治”的译名。而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87年公布的《天文学名词》则把Greenwich译为“格林尼治”。天文学界坚持此译名的重要理由是英国地名Geenwich［grinidz］中的w不发音，从音准角度来说，“格林尼治”更站得住脚，也符合译名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接近原文读音的译名也方便国际学术的交流。
需要向读者先交待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伦敦上空的烟雾和灯光污染严重，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于1948年不得不搬到英格兰东南部东萨塞克斯郡赫斯特蒙苏，1990年又迁至目前的所在地剑桥，名称仍叫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而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原址则变成了一座博物座，改称为“皇家天文台旧址”，成为一座普及天文知识的旅游胜地。它以本初子午线的标志所在地、古老精确的天文时钟和精密的天文观测仪器、天象图和航海图以及其他辉煌的天文学成就，每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游客。在子午馆一进门的地方，有一条镶在大理石中间的长近10米的铜线，这就是著名的划分地球经度的本初子午线。铜线两边分别标着“东经”和“西经”，左右各写东西两半球的著名城市。到此观光的游客常常脚踏铜线两侧拍照留念，以示身跨东西两半球。
天文学成就范文3
这张星象图何以到了敦煌石窟中现在仍是一个谜。1959年，剑桥大学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推断此图可能是五代后晋(公元936～947年)年间绘制的，他在《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一书中提道：“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切文明古国中流传下来的星图中最古老的一种。”之后的50多年里，许多人都沿用了这种说法。
关于星象图年代的推断，以前完全根据古文的书写方式和图中提到的历史人物，从没有人研究星象图的科学内容，也许该图的粗糙外貌给专家们留下了不可能包含任何精确科学信息的印象。最近的研究表明，学者们都被表象欺骗了，其实这张星象图的内容非常重要。法国天文学家让－马克・博奈－比多(Jean-Marc Bonnet-Bidaud)、弗朗索瓦丝-普热得瑞(Franoise Pradede)和国际敦煌项目部通力合作，发现1339个星星的位置误差不超过1.5°～4°
在此之前的2月10日，伦敦的国际敦煌项目成功召开了有关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研讨会，重点介绍了中国人的观星方式，以敦煌星相图为例，让－马克・博奈－比多深入分析了中国和西方的天文学传统的差异。在比多看来，这张图清楚明晰地描述了星空的样子，对我们当前理解星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中国的天文学曾经领先世界，中国的星座名称与西方不同，对古代中国人来说，星象是人间生活的投影，解读星象需要神秘的知识，只有少数几个人才拥有这种能力。
该星象图的年代也被历史学家们重新鉴定，认为该星图比李约瑟的估计还要早300年，一个重要的根据是图上文字对“民”字的避讳。大英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部主任魏泓博士说，看过这张图的中国学者已经提出，这似是为了避讳皇帝名字。因此，这幅图的年代应定在唐太宗李世民驾崩之后，睿宗李旦登基之前，即公元649―684年之间，因为文中避讳了“民”，却尚没有避讳“旦”。
魏泓博士说，图中文字出现“臣淳风言”的字样，显示原图应是648～664年间担当御用星象师的李淳风制作。因为只用其名，不用其姓像是自称，若出自他人之笔的话，出于尊重应用整个姓名才对。她说卷末画出的手持弓箭的电神所穿的服饰，尤其是帽子的戴法也像是唐代早期绘制的。不过，她认为这幅图是复制本，理由是有一两个星星的位置画错了地方，另外，图上看不到任何初绘这样一张图所需的坐标方格，而且使用的纸又很薄，可以用于描摹。
天文学成就范文4
关键词：自然界；辩正自然观；自然科学；辩正本性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3-0228-02
收稿日期：2013-08-19
作者简介：黄柳（1992-），女，安徽六安人，本科生，从事理论研究。
一、运用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来研究自然观的整体特性
恩格斯在《导言》中集中解决的问题是自然界的辩正本性，创立了辩正自然观，辩正自然观的整体性就表明了自然界的辩正本性。也就是说，恩格斯在提出辩正自然观时，首要的是运用整体论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考察辩正自然观的整体特性。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任何事物的整体性都标志着事物的根本特性、基本特性或主要特性的，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特性，也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或实质。这对于辩正自然观的考察也不例外，从整体论上思考就会抓住辩正自然观的根本特性。
从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出发，一方面要考察自然界，另一方面要考察辩证法。而要揭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最终归结为实现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结合。也就是说如果把自然界与辩证法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有可能揭示出自然界的辩正过程和辩正发展。在此之前自然界与辩证法是分离的，取代辩证法地位的是形而上学，不管是近代的形而上学自然观，还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然哲学，最后都导致在自然界对辩证法的否定。这样恩格斯要确立辩正自然观，从方法论上看就是要实现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结合和统一。
二、以自然科学作为中介来达到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统一
要实现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结合和统一，恩格斯运用了以自然科学为中介的方法，这就是选取了一个中介因素——自然科学，它既跟自然界发生联系，又跟辩证法发生联系。或者说自然科学之所以能成为中介，是由于自然科学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所决定。如果说自然科学尚在哲学的母体之中，哲学与自然界是直接发生关系，那么当自然科学独立后并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就产生了自然科学与自然界的关系，同时也产生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但是由于自然科学存在于这两种关系中而形成两个层次关系，即自然界与自然科学是一种层次关系，自然科学与哲学又是一种层次关系。而且哲学位于自然科学层次之上，自然科学处于自然界层次之上，于是哲学、自然科学、自然界三者之间形成以自然科学为中间层次的关系，哲学就通过自然科学这一中介与自然界发生关系。这样，自然界与辩证法的关系，实际上是自然界与哲学的一种关系，并且要通过自然科学与自然界的关系来解决。换句话说，辩正自然观的确立要通过自然科学对哲学的作用来解决，而这种作用就是作为中介的自然科学的运用。
自然科学的中介作用是由自然科学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但它不是研究整体自然界，而是研究自然界各个不同领域，它所获得的成果是对自然界各个不同领域特殊规律的认识。辩正自然观是研究整个自然界的，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规律。这样无论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来看，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而自然界中实际存在的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而自然界中实际存在的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或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并且直接存在的形式是具体的、个别的所以说一般与特殊或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实际统一于特殊或个别之中。这样自然科学对哲学的中介作用，就表现为如何从特殊上升为一般，通过特殊的自然科学规律来论证辩正自然观的普遍规律、揭示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自然科学作为中介，把自然界与辩证法统一起来来揭示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
三、自然界的辩正本性及其论证
既然以自然科学为中介，把自然界与辩证法统一起来揭示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那自然界的辩正本性到底是什么呢？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就是“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自然界是不是存在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呢？这就要使自然界与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统一起来。恩格斯就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来论证自然界的辩正本性，揭示出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存在的物体之间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
（一）天文学成就中反映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
1755年，康德发表的《宇宙发展史概论》中就提出了天体形成的星云假说。指出太阳系及一切恒星都是由原始星云在引力和斥力的作用下逐渐凝聚而产生的。原始星云的细小物质微粒在引力作用下相互转动着的扁的云状物中较大的团块就凝聚成行星。恩格斯从康德的星云假说中看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1]“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2]但是当时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仍受形而上学观念的影响，康德的著作并没有引起注意，对自然科学和哲学也没有产生直接影响。
直到1976年，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拉普拉斯出版了《宇宙系统论》，提出了灼热星云假说，并从数学上作了论证。认为高温旋转的星云由于热量辐射到宇宙空间而逐渐冷却收缩，星云越来越成为一个圆盘的星云块，生成一圈又一圈气体环，由于相互吸引形成团块，最后形成行星，星云的中心部分形成太阳。直到这时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占统治地位。以后天文学家获得的一些材料表明假说还不够完善，但是生成和发展的思想却由此在天文学中得到了公认。
（二）地质学成就中反映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
1830—1833年英国地质学家渐变论者赖尔的《地质学原理——参照现在起作用的各种原因来解释地球表面过去发生的变化的尝试》一书指出，通过风、雨、河流、海浪、潮汐、火山、地震等因素说明历史上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认为地球的历史在时间上是连续的，现状是以前变迁的结果。变化的原因是由一系列微小的、缓慢的变化积累起来的，而不像灾变论者居维叶所说的那样是全球性的灾变造成的。赖尔的地质学成就说明：“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今天的表面以及生活在其上的植物和动物，也都有时间上的历史。”[1] 对此，恩格斯指出，尽管赖尔的观点也有缺陷，但赖尔却是“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因为他以为地球缓慢的变化这样一种渐进作用，代替了由造物主的一时兴发所引起的突然革命。”[1]
（三）物理学成就中反映出自然界的辩正本性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物理学的最高成就就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恩格斯指出还有英国的焦耳和格罗夫也在这个期间提出。它表明“一切所谓物理力，即机械力、热、光、电、磁，甚至所谓化学力，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相互转化，而不发生任何力的损耗”[1]，自然界物质运动的“相互联系和转化已经被证明”，“运动着的物质的永远循环是最终的结论”[1]。对于这一定律的哲学意义，恩格斯指出：“如果说，新的发现、伟大的运动基本规律，十年前还仅仅概括为能量守恒定律，仅仅概括为运动不生不灭这种表述，就是说，仅仅从量的方面概括它，那么，这种狭隘的、消极的表述日益被那种关于能的转化的积极的表述所代替，在这里过程的质的内容第一次获得了自己的权利，对世外造物主的最后记忆也消除了。”[2] 现在“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3]，而且“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中”[2]。
因此，通过这些自然科学成就所揭示出来的自然界的辩证法的整体特性是自然界的一切东西都产生、消逝、运动、变化、发展、联系、转化、统一之中，进一步概括升华就会得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永恒运动的辩证法特性。表明“整个自然界是作为至少在基本上已解释清楚和了解清楚的种种过程的体系而展现在我们面前”。
恩格斯通过自然科学及其成就实现了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结合、统一，揭示了自然界的辩正本性：普遍联系——永恒运动，并对辩正自然观的“基本点”给出了完整表述：“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1] 恩格斯这一表述是就其辩正自然观的“基本点”说的，这里的“基本点”实际指的是中心、核心，即辩正自然观的中心、核心是永恒运动。从辩正自然观的整体性质是关于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的见解中可以看出，辩正自然观的基本点所强调的只是辩正自然观关于自然界的辩正本性的一个方面——永恒运动。之所以要突出这一点，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恩格斯是针对形而上学自然观“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说的，辩正自然观和形而上学自然观截然相反，中心是自然界的永恒运动。第二，普遍联系也是自然界的一个整体特性、辩正本性，但是自然界的这两个辩正本性——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从逻辑关系看，普遍联系应该是逻辑在先的，所以仅仅承认普遍联系还不能最终使辩正自然观与形而上学自然观区别开来，还必须在承认普遍联系的前提下，承认这些普遍联系的东西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永恒运动。第三，自然界的永恒运动不仅仅以普遍联系为前提，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普遍联系，永恒的运动表现为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这本身就是一种相互依赖、普遍联系的显现。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2-16.
天文学成就范文5
关键词：康熙大帝 彼得大帝 科技活动
康熙大帝与彼得一世，一个是中国的皇帝，一个是俄国的沙皇，是处于同一时期的东西方两个有作为的皇帝，都对自己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二者的科技活动对于中俄两国的的影响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
一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达六十一年，为清268年的封建统治奠定了基础。他励精图治，文武兼备，而又博学多才。康熙对自然科学感兴趣，涉猎的西方科学范围很广泛，有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学、测量学、音乐、逻辑学等。但是，他用力最多、效果最好的还是天文、数学、地理。《清史稿》对蒙养斋有记载：“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 康熙研究天文学历法，他下令重新修订《西洋新法历书》，自1714年始至1722年成，题为《历象考成》，共四十二卷，这是一部新的历法专著。康熙年间，中国学者对天文历法的研究相当活跃，这是与康熙的提倡分不开的。康熙系统研究数学，编成一部介绍西方数学知识的百科全书《数理精蕴》五十三卷，书成后，以圣祖御制的名义颁行全国，影响深远，成为清代习算者必读之书。康熙五十七年，编成《皇舆全览图》，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更好、更准确。” 康熙之所以重视这三门学科，因为这三门学科与他的统治最为密切。“古者帝王治天下，律历为先，儒者之通天人至律历而止。历以数始，数自律生。”正因如此，康熙对西方的采矿、冶金、机械等技术是很少涉猎的。在中国古代，国家政策是统治者意志的集中反映，统治者的主观意愿对科技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康熙对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的重视，所以，这几个领域的成就突出；而在采矿、冶金、机械等技术领域的成果几乎是空白。他强化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实行盐、茶等商品的专卖制度，限制采矿业的发展，结果造成国内市场狭窄，束缚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1672-1725），是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第四代沙皇，史称彼得大帝，被认为是俄国最杰出的沙皇。恩格斯称他为“真正的伟人”。彼得大帝不仅对代数、几何等基础知识感兴趣，更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在出访西欧的过程中，他拼命学习各种技术知识，并亲手实践。在荷兰，为了学习造船，他买了一套木工工具，亲手操作。在英国，他甚至在海港当了两个月的工人，这表现了他励精图治、振兴俄国的决心。为了鼓励西方工艺和技术的引进，他重金从国外招揽了一批军事、科技、工业方面的人才，这些人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更带来了西方踏实的敬业精神。并进口了大批先进设备。在位期间都鼓励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他的统治下，城镇的规模扩大了，资产阶级在数量上有了增长，扩大了影响，和中国的康熙大帝相比，显示了他的杰出与伟大。
二
康熙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动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处理政事时遇到困难。如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历法的大争论。当时，康熙命各位大臣在午门前观测日影，但在九卿中没有一个懂得天文历法的，康熙自己也不懂。因此，他下定决心学习数学和天文学。由此可见，康熙对科学的喜好更多是出于其个人兴趣和政治目的，而不是为了促进发展和推广科学。他把这种爱好仅局限在自己的范围内，并没有去推广，没有扩大到学校教育，更普及到民众中去。他的西洋教师张诚在日记中写道：“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作。”因此，康熙在位期间，中西文化交流主要局限在宫廷，引进的西学非常有限，而且吸取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等科学成就，也只能以来华传教士为师，这些传教士带来的科技成就并不是最先进的。这样，康熙的科技活动没有发展成国策，将其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没有形成社会风气。皇帝的态度一变，这股微弱清风便转瞬即逝。因此，到雍正、乾隆皇帝时，西学东渐日趋衰落，中西文化交流跌入低谷。康熙时期，没有设立专门的学术机构。开设蒙养斋，虽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科技人才，但是，蒙养斋只是一个临时性的编书机构，《律例渊源》完成之后，它便寿终正寝。因此，它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彼得大帝不仅自己勤奋好学，更注意科学技术的推广。他认为要改变俄国的愚昧落后状态，就要培养有文化的后代，这就必须从重视教育、发展教育开始。为此，彼得大帝推行义务教育，他要求10岁到15岁的贵族子弟都要学习。他创办了各式各样的学校，一是普通初级中学，“1705年聘请英国人法华逊到莫斯科创办第一所数学和航海学校……1716年,全国有12所,后又开办了30所。”这些普通初级中学的创办，促进了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他还加速建立一批为培养专业技能人才的职业学校，如外科医学院、炮兵学校、土木工程学校和矿业学校，这些学校的设置，大大提高了技术人员的水平，为国家造就了大批可用之才。这种由国家开办学校，由国家直接管理教育的做法走在了同时代的前列。
彼得大帝在国内致力于开办学校的同时，又继续派遣青年人到国外深造。由于培养了大批人才，使俄国补充了科技、军事、艺术和工业干部。“尽管他一时还有赖于外国，但是，他深信总有一天，俄国会完全依靠自己的儿女而屹立于世界各国之中。”正是在彼得大帝的倡导下，俄国出现了第一张印刷的报纸，开办了第一批军事学校和技术学校，设立了第一个科学院，设立了第一批承印世俗书籍的印刷所，引进了第一个望远镜，办起了第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第一批公众剧院、第一批公园。总之，在他当政期间，落后的俄国完成了工业化的，使俄国迅速跻入欧洲强国之列。
三
康熙和他的子孙创建了“康乾盛世”，对中国历史固然有功，但他的阙失在于：只关心巩固皇位和法统，不能正视中国的落后，缺乏敏锐性，安于现状，不能与时俱进，丧失了历史机遇，拉大了中国与西方经济和科技的差距。与康熙同属一时代的彼得大帝却能正视俄国与西方的差距，顺应世界潮流，以谦虚，如渴的态度向西方学习，发展科技，从而使俄国迈入了世界强国之列。从审视历史的角度出发，研究一下东西方皇帝的思想与作为，就能找出我们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令人不得不产生深刻的反思，并照鉴中国的今天和未来，从而推动中国的发展，缩小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参考文献：
[1].[清]赵尔巽：《清史稿》（卷520），中华书局，1976。
[2].[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1册），科学出版社,1976。
[3].《宋史•律历志》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
[5].陈霞飞译：《张诚日记》，（转引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天文学成就范文6
CCD的诞生让人类有了将图像数字化的工具,这在增强人类感知世界能力和丰富信息交互内容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
与高锟共同分享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也是应用科学成就的贡献者,他们就是美国科学家威拉德•博伊尔(Willard S. Boyle)和乔治•史密斯(George E. Smith),他们因为发明了“成像半导体电路――电荷藕合器件图像传感器CCD”而获此殊荣。
数字影像
因CCD而生
事实上,CCD的诞生也源自基础光电物理学发展,其理论基础是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光可以转化成为电信号。就在实用光纤研制成功的前一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博伊尔和史密斯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数字式图像传感器CCD。其工作原理是将光线转换成电信号,接着又被转换为数字0和1。这些信号也可以被还原为图像,每一个影像点叫作一个像素。这就实现了图像的数字化获取、存储、传输、处理和重现。
40年来,CCD器件及其应用技术的研究取得了惊人的进展,特别是在图像传感和非接触测量领域的发展更为迅速。随着CCD技术和理论的不断发展,CCD技术应用的广度与深度也越来越大。如今,数码相机、摄像机、电影摄录机、手机、监控设备等众多的数码产品都使用了CCD部件。
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乔治•史密斯
另外,CCD还在医疗领域中有长足的应用――深入人体进行诊断或显微手术。而按照诺贝尔评荐委员会所说,在海底和太空中CCD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可以捕捉到遥远天体和极小物体的影像。”
事实上,CCD在天文学领域的应用是革命性的。对于天体发出的光芒,每一百个光子,传统胶片和人眼都只能捕捉到1个,而CCD能够捕捉到90个。天文学家再也不用辛苦地守在望远镜旁等待胶片曝光,第二天再一张张人工对比胶片找出星空的变化,他们现在只要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便能做到这些。CCD使得天文学家处理照片的效率大大提高。上世纪80年代设计哈勃太空望远镜的时候,256万像素的传感器在当时是一件叹为观止的事情。而今天,美国的开普勒号望远镜正在用9500万像素的CCD寻找与地球类似的行星。
未来,CCD最大的应用并不在于影像的拾取,而在于基于CCD开发的一些有趣的应用。虽然CCD是平面成像,现在已经可以通过边界判断算法,实现一些简单的识别功能。比如通过后台的算法,把照片抽成一些边界,然后根据边界的变动,实现对被拍摄物体的判断。现在的手势控制电视,采用的就是这样的设计。
有人进一步拓展了这个理念,把它应用于安保和监控,摄像头可以根据人的移动而自行调整焦点和角度,从而形成人与物的互动,从而让物也拥有类似人的反应特性,进而判断人的行为,或行车是否安全等。
未来的器物通过CCD,也会变得更有人情味。比如电脑可以判定一个人的情绪,从而做出相应的反应,而厨房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心情和状态,调整灯光,甚至火焰的香味。
呼唤国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