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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危机管理范文1
这个报道进而列出了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数额很大的出场费用，并引导人们思考，知识分子应不应该这样赚钱云云。
事实上，抛开大家习以为常的关于知识分子身份、操守等诸问题的讨论，这个报道显示了经济危机中的现代社会对专家意见的渴望；反之，也显示了企业家们对自己熟悉的经济领域问题的迷茫。
简单地说，经济危机中人们对“专家”的热捧，让我们认识到，这次经济危机的出现，说明中国社会一方面已经深深融入到世界社会体系之中，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国家个体”，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社会已经完成了从“单一体制的经验型社会”向“多元领域的专业型社会”的现代转型。
所谓“单一体制的经验型社会”，其特色在于，社会发展模式单一重复，人们依赖长期积累的社会生活经验来治理社会。而所谓“多元领域的专业型社会”则是工业化革命以来在西方形成的一种现代社会多种领域共生并存的形式。经济产业、文化教育、军事科技甚至日常生活，诸种领域陷入到极其复杂多样的状态之中。大到一个科研课题的攻破，小到一个化妆品的购买，人们似乎都失去了依靠个人经验来实现现代社会生存的能力。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将这种社会中人们永远不知道自己行为正确走向的现象，称之为“预先失败”。一方面，个人必须接受系统教育才能融入社会，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依赖专业人士的介绍和指导才能实现。
这个社会的特色就是无法经由经验型的方式来进行管理。现代社会的复杂系统，是在控制和失控的辩证逻辑中发展的。事实上，经济危机的出现，充分暴露了很多社会学家早就提到过的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失衡，或者说混杂性。而现代社会的这种特性，则要求建立一种“专家指导体制”，并在这种体制的运作中进行各种社会性决策。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危机的出现，其好的一面在于，证明了中国社会已经基本实现了30年来改革开放所追求的经济现代化转型，成功融入到现代国际经济秩序之中。但是，这场经济危机的“中国特色”在于，它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危机。中国现代企业发展，经历了乡镇劳工型企业向现代管理型企业的发展。企业家已经不能凭借自己积累的“几十年宝贵经验”来应对发生在现代复杂经济体制中的这场危机。经济学家的红火，正是建立新型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先声。
危机与危机管理范文2
关键字：危机管理 参与机制
一、公共危机管理里的主体——政府
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是政府，危机事件对公共安全构成最直接的威胁，而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它必然要承担危机管理的职责；而且政府拥有大量的社会资源，这使得它在整个危机管理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危机管理的综合协调部门主要应该由政府投资建设、管理、使用，政府应把危机管理意识灌输到全社会，要把危机管理上升到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把这作为政府的使命和责任之一。宪法授权政府具有危机管理权力，并限定了其职责；同时政府专门出台了危机管理法，把各种危机的管理都纳入到统一的程序和制度当中。国家为了提高危机管理的有效性，成立专门的危机管理机构。政府在社会危机处理的一般机制中处于核心地位，政府作用是否得到有效地发挥直接决定了危机处理的成败。
二、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营利组织
营利组织是危机管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突发性事件往往发生的地点就在某一营利组织所管辖的区域内，这是营利组织作为危机事件的第一目击者和第一应急者，在做好和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信息通报的同时，理应自己首先组织抢险救灾工作。重大突发性事件发生后，受灾地区的营利组织作为灾害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他们自身的危机管理素质和抗逆水平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够有效减少灾害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而受灾地区以外的私人组织作为社会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必要的时候，也应该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向灾区提供各种资金、物资、技术设备、人员等各方面的帮助。在危机管理活动的各个阶段，不仅是政府的危机预警、监控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的建设和运转，而且在日常的社会危机意识的培养、民众技能的训练以及在之后的恢复重建工作中，都需要各种类型的营利组织积极配合。
三、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手段——媒体
作为一个独特的公共资源和社会力量，大众媒体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类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文化结构、教育发展、精神世界等等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媒体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公共色彩，使得它承担着舆论导向和稳定社会的责任，成为社会心理状态的指示器。特别是在社会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处理应对中，由于报道内容的特殊性和信息传播带来的巨大社会扩散效果，更需要危机管理者与媒体做深入的沟通、社会动员的措施，唤起社会对危机管理主体应对危机所作出努力的支持和认可。在危机潜伏期的事前管理阶段、危机爆发期的危机过程管理阶段、危机恢复重建期的善后管理阶段，危机管理主体都应当建立完善良好的危机沟通系统，主动寻求与媒体合作，建立与媒体之间畅通的交流渠道。
四、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合作力量——国际组织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交往日益增强，这也对现有各国独立的政府危机管理职能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加强全球合作、利用国际力量应对各种全球危机也就显得极为迫切。当前各国政府面对的很多危机，起因和后果往往都具有国际型，因此加强国际合作一方面各国间可以获得更多谅解，有效消除危机，恢复社会秩序，重建文明世界；另一方面通过各国协同努力，可以提高危机救灾效率、降低救灾成本。
五、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公众
危机事件不仅是对政府能力的挑战，更是对社会整体能力的综合考验。一般情况下，社会公众都是危机事件的直接威胁对象。因此，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公共危机管理最为重要的内容，而社会公众自身危机意识，危机预防能力和应对能力就决定了危机管理的质量如何。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如何发挥公众的作用，挖掘公众的参与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公众是社会危机预警的发出者。另外，公众也是很多危机处理的直接参与者。不仅如此公众还是最可靠的危机反馈者，他们能够帮助政府及时掌握危机动态、参与救援、反馈信息、总结经验。
六、以社区为平台促进公众参与
那么如何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组织化程度，就成为了公众参与能力发挥有效性的决定因素。当代社会，个人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特别是像危机处理这样对协调水平要求非常高的管理活动。这就需要民众个人通过各种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合力，使这个整体的力量大于每个人力量之和。对于公众来说，参与危机管理的程度关键在于组织化的程度。随着当前社会网络的不断交织，人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这种联系更多地体现在一定的组织形式上。公众可以通过参加专业组织和民间社团、工青妇等群众性组织、志愿者组织、支持民间基金会、当然还有作为各种社会体系末梢和终端的城镇社区和村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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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会计现状
管理会计在20世纪初伴随泰勒的科学管理的产生而产生，该术语首次被正式提出是在1952年伦敦举行的ifac年会上，正式引入我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科学的管理会计控制系统对实现企业现代化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深刻影响企业能否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并获得经济效益。
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管理会计是会计学和管理学直接结合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其主要职能是为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建立各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对内部管理所需的数据资料进行编制和提供。虽然，我国目本文由收集整理前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已经取得一些成就并得到大面积推广和有效应用，但从总体上来说，管理会计的应用层次和应用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需要迎头赶上。
二、管理会计危机
理论体系不健全。我国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从西方国家引进而来，目前尚未形成一套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的完整系统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我国管理会计学科体系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缺乏实际现实联系性，缺乏统一的准则规范，缺乏明确的原则目标，长期以来，我国管理会计研究只重方法而不重理论结构，研究领域比较狭隘，管理会计信息滞后。此外，管理会计理论研究队伍相对薄弱，高层次理论研究人员的缺乏导致管理会计应用长期缺乏理论指导，严重制约了管理会计自身作用的发挥。
长期与实际脱节。管理会计是要落实到实际企业管理工作中的，管理会计应用要与当下的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管理会计的内容方法应当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当前我国管理会计研究大都基于西方国家经济背景下的管理会计理论，主要集中介绍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这并不符合我国的经济环境，况且大量的管理会计研究成果在实务界中缺乏应用和推广，导致我国管理会计应用仍处于零星分散的状态，某些具体方法技术仅存在于纯理论的探讨，缺乏实际应用价值，缺乏必要关联支持，缺乏有机结合联系，可操作性不强。
缺乏要求与动力。当代知识经济时代，行业类型的多样化、经营状况的不定性、风险危机的高发性等都要求企业在进行管理过程中加强控制，结合实际做好企业管理。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国企尚处主导地位，国企某些领导并非凭借自身能力而是出于某种关系上位，就极有可能为保护自身利益而坚持传统，不愿革新迎接现代知识经济的挑战。长此以往，会导致公司治理机制和会计准则落后，削弱外部机制和个人对公司的制约，减少使用透明有效的管理控制动力。另外，理论创新跟不上经济环境的各种变化也是制约发展的瓶颈之一。
从业者素质不高。实现管理会计应用主要由会计人员完成，他们要将管理会计具体运用到日常的企业管理中去，因此，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低是制约管理会计推广应用的关键。会计人员的素质主要包括价值观、职业水准、知识层次和知识结构四个方面。我国现阶段会计人员的总体素质较低，知识层次较低，知识结构不全，应用水平不高。据相关数据显示，即便在一些素质相对较高的大中型国企及县级以上集体企业600多万会计从业者中，具备大专文化水平以上的占20%左右，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的仅占14.5%。多数会计人员职业素养满足不了实际工作需要，处理日常财务仅限事后记账且分析力低。
管理意识待增强。受传统做法和习惯定势影响，我国企业经营决策者管理意识较为薄弱，管理水平普遍不高，对管理会计重视度不够，认为会计就是算账报账，管理会计属于副业，因此，企业经营决策当局对管理会计投入的精力不足或置之不理的态度导致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推广应用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另一方面，有些企业经营决策者在制定经营目标、进行成本控制时“长官意识”较重，只关注企业内部环境和成本节约控制等问题，而忽视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长远影响。如此目光短浅只看眼前利益的行为无疑影响实现管理会计应用。
三、管理会计出路
针对以上限制我国企业管理会计发展和推广应用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应认真对待并采取行之有效的解决对策打开一条管理会计之路，努力加快我国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的发展步伐，积极推动建立健全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促使我国企业能将管理会计应用自如，充分发挥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主体性。因此，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提高：
首先，加强基本理论研究。结合我国企业具体实情，积极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确定我国管理会计的定位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新评价现有理论体系，强调行为研究实际应用，拓展管理会计研究领域，加强针对性的系统研究。兼顾企业内部管理信息和企业外部市场信息，携手管理会计理论和实务界工作者，形成一个由理论研究者、实务应用者、企业决策者、教育研究者共同推进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热潮。
其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定位我国管理会计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强调行为科学的研究应用应符合中国式管理思维逻辑。理论界可通过课题研究的形式邀请实务界人员广泛参与，并将研究成果通过参与人员向实务界传递推广。理论界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要对我国企业开展管理会计的典型案例研究，及时总结我国企业开展管理会计的成功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将我国企业应用管理会计的经验加以系统总结上升为理论，并从中找出其发展的客观规律，配合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需要，保证企业生产经营的高效运行，促使企业自身适应能力的提高。
再者，营造良好应用环境。合理调整管理会计内容，发展战略管理会计。战略管理会计综合信息系统是向外型的，主要关注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兼顾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实现企业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有机结合。不断深化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明晰企业产权，优化市场环境，完善市场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每个企业都能产生实现管理会计应用的内在动力。与此同时，要不断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企业营造一个公平良好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
危机与危机管理范文4
一、社保基金投资资本市场的风险鉴别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给我国社保基金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损失，在全球金融动荡背景下加强对我国社保基金的风险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对社保基金进行风险鉴别就是这一过程的首要环节。我国社保基金主要面临的风险包括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
（一）系统性风险的度量。
系统性风险是指由于某种原因对市场上各种股票都会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又称为不可分散风险，它无法通过社保基金的运营管理和多元化组合投资予以消除。全球金融动荡给股票市场带来了系统性风险，直接影响到股票市场的整体走势，此时股票市场整体大幅下挫，社保基金投资的头寸必然会发生损失。系统性风险主要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和β系数来度量。CAPM把资产的预期回报定义为无风险利率、平均市场回报以及资产同市场的相关性等三个要素的函数，资产预期回报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E(Rp)=Rf+β[(Rm)-Rf]（1）其中，β=Cov（Rf，Rm）/Var（Rm），E（Rp）表示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Rf为无风险报酬率，Rm表示市场组合的收益率，β为某一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1）式所要表达的含义是：在一个有效市场里，投资者所持有的投资组合如果是有效分散的，那么除了无法消除市场整体的系统性风险之外，该投资组合应该对冲了所有其他风险。此时，投资者只需要关注系统性的风险。在CAPM中，β系数是衡量某一资产（主要是证券）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指标，它等于证券回报率与市场回报率的协方差和市场回报率的方差之比，即：β=Cov（X，Y）/D(X)（2）其中，X是市场平均收益，Y是证券投资收益。因为系统性风险无法通过投资组合消除，所以投资组合的β系数可以直接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即组合中所有个体资产β系数的加权平均：β=ΣβiWi）3（其中，β表示投资组合的β系数，βi表示组合中第i种证券的β系数，Wi表示该证券在组合中的权重，它的权数就是其在投资组合中的市场价值除以整个投资组合的总市场价值。因此，β系数既可以作为单一证券，也可以作为投资组合风险的有效估计，此时它代表投资组合收益率相对于整个市场收益率的变异程度。
（二）非系统性风险的度量。
非系统性风险主要包括流动性风险、资产贬值风险和偿付能力风险。全球金融动荡可能导致社保基金抛售的证券无人购买，从而产生流动性风险；导致利率变动，从而产生资产贬值风险；可能导致社保基金的当期收入和历年留存收入之和不足以支付当期支出，从而产生偿付能力风险。社保基金投资股票的流动性风险在经济环境健康时几乎不会出现，除非发生了突发性的、针对股票标的公司的特殊事件使得其股票大幅下挫至跌停板。这种情况属于小概率事件，所以此时社保基金不存在无法变现的流动性风险。而金融动荡甚至发生金融危机时，股票价格大幅下跌、无人购买的情况却时常发生，此时社保基金投资股票的流动性风险压力骤增。
社保基金投资债券的贬值风险与金融市场环境的相关性较小，在经济环境健康时，国家基于宏观调控的需要同样可能采取加息等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考虑，金融危机发生时往往会伴随着通胀和加息情况的发生，因此社保基金投资债券的贬值风险在金融动荡发生时可能会有所增加。金融动荡背景下社保基金投资的偿付能力风险会大幅增长。社保基金的偿付能力是直接和它本身的规模以及投资回报率挂钩的，在金融动荡时，随着投资收益的大幅缩水甚至亏损的产生，社保基金的偿付能力将会下降，亏损程度越大、其偿付风险越严重。综上所述，在全球金融动荡背景下，我国社保基金投资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均显著增加，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如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制定科学、安全的投资策略，将会给社保基金的安全运营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二、我国社保基金投资选择和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我国社保基金运营和管理的对策建议。
1、针对社保基金结余持续增加的问题，应从社保基金的筹集与支出两方面加以改进。一方面，不能因为暂时的结余增加就减弱筹集力度，应当看到，目前结余的主要原因是大量缴纳社保费用的人群目前还没有支出需求。我国将在2030年左右迎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那时也将会是社保基金支出的一个高峰，现阶段结余的增加不能真实反映未来的情况。因此，做好社保基金的筹集和保值增值工作是社保基金的一个核心任务。另一方面，对于社保基金的支出，可以扩展其层次和规模，例如推广至农村居民以及下岗失业人群等原先可能不在社保基金范畴的人群，这些弱势群体往往最需要社会保障。社保基金惠及更多的人群也平衡了结余，使其更加合理有效地运行。
2、对于企业拖欠缴费现象，必须从立法和监管上进一步加强控制力度。如果放任企业拖欠缴费现象蔓延，将会对社保基金的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产生致命的打击。相关行政部门应先通过明确的立法，规定企业为员工上缴相应的社会保险金并强制其执行，同时加大监管的力度和广度，对逃避责任的企业要坚决惩处。只有强化监督和管理力度，才能从跟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3、对于支付环节出现的问题，要采取教育、监管和法律惩罚相结合的综合管理方式。对于社保基金的合法使用，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概念，这就无形中增加了违规使用的可能，所以加强普及社保基金相关知识是社保基金管理的首要任务。社保基金的自身监管更要加强。一般来说，发生重大违规违法事件的主体都是社保基金管理部门中有着相应权利的集体或个人，只有加强社保基金管理机构自身的自我监督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此外，发现违法和违规事件后，一定要严厉惩处绝不姑息，增加其违规成本。
（二）全球金融动荡背景下我国社保基金的风险控制对策。
1、研判大势，从整体上回避系统性风险。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有突发性，但它逐渐深化的过程却是渐变的，这就给了我们判断和估计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机会。当对整体形势有了清晰准确的判断之后，社保基金应当采取更加科学灵活的资产管理和仓位控制策略，做到有效主动地规避系统性风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社保基金的强制性投资比例，这个比例在经济环境健康时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对风险控制的力度就稍显偏弱，因为其规定的风险类资产投资比例上限明显偏高。这点我们可以从2007-2008年的社保基金股市投资收益数据中得到印证。2007、2008年，我国社保基金的股票投资的比例相近，都接近社保基金40％的股票持仓上限，2007年获得收益1453.5亿元，而2008年亏损393.72亿元①。对比这组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金融危机发生期间一定不能配置过高的风险资产，其带来的亏损风险是十分巨大的。因此，笔者建议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制定专门应对金融风险的强制性规定，当金融危机发生时，严格限制社保基金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的上限。例如限制比例上限不超过10％，这一标准应当明显区别于正常经济环境下的40％。只有制定更加灵活的、有针对性的强制性规定，才能从制度上加强社保基金投资的风险控制。除了制度上的总体控制外，社保基金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际管理运营方面应审时度势，采取安全灵活的操作方式。由于在系统性风险下风险性资产发生亏损的概率远大于取得收益的概率，因此在金融危机发生的初期应当及时对风险资产进行减持甚至清仓，才能有效地规避金融危机带来的巨额风险，而不能一味的强调长线投资的理念，明确风险来袭时及时止盈和止损是非常重要的。这点我国社保基金在2007年做得不错，从二季度开始逐季减仓，重仓持有的股票由年初的200多只减少到了年底的75只②，锁定了大部分利润。金融危机的中期往往是危机朝纵深发展的阶段，也是危机最有杀伤力、风险释放最猛烈的阶段。
这一时期股票市场往往处在个股普跌的加速下跌阶段，社保基金决不应贸然对其进行投资。2007年底到2008年上半年就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中期阶段，然而我国社保基金却在这一时期开始建仓并持续加仓。事实证明这一行为选择的时机不符合社保基金的安全性原则。更理性的做法应当是等到了金融危机的后期，风险经过较长时间的释放，风险资产经过大幅下跌产生了一定的安全边际时，再分批逐步建仓。此时社保基金可以考虑选择科学的投资组合和合理的仓位控制进行投资，虽然有可能产生短暂的浮亏，但危机过后一般会带来可观的收益。但是，金融危机的末期和经济复苏的初期往往是相互交叉重叠的，这就给判断带来了难度，因此社保基金需要通过专业人士的认真研判来发现经济周期的拐点，从宏观上规避金融危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做到投资的有的放矢。
2、分散投资，降低非系统性风险。马克维茨提出的均值-方差投资组合理论，可以保证有效地分散部分非系统性的外部风险。分散性投资是保证社保基金投资安全性和合理收益性的最有效的工具。在社保基金的投资管理组合方面，除了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采取强制性规定而进行的基金资金投向之外，社保基金的管理者会从市场和自身情况出发，合理选取投资组合，获取最大的投资收益。社保基金除了出于流动性要求配置一定的银行存款和国债外，还应积极配置其它多种资产。除了投资于我国股票市场外，还可以参与开发资本市场具有潜力的金融衍生品投资，如信托产品、优质理财产品、股指期货等。社保基金还应加强海外投资，这也是社保基金多元化投资的需要。从2009年8月份开始，我国A股市场经历了一波调整，市场上绝大多数股票表现低迷，尤其是大盘权重股表现更是弱于大盘，这一调整持续到了2010年初。然而，同期美股市场的走势却截然不同，纳斯达克指数从9400点稳步攀升并越过了10000点大关。这充分说明可以将海外投资与国内投资整体进行配置，分散投资风险。3、运用以CAPM、VaR为代表的现代风险管理技术。运用CAPM、VaR等技术对风险进行全程的跟踪度量，定量研判风险程度，使风险管理过程更加科学、可靠。现代风险管理
危机与危机管理范文5
第一，整体――突出对整体风险的监管和预警。针对现有监管架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明显漏洞，20国集团的改革建议呼吁尽快建立着眼于整个金融体系的宏观审慎监管体制，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为此，欧洲监管局计划设立系统性风险监管委员会，美国的多德-弗兰克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也载明要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计划由财政部长担任主席，成员来自联邦监管机构及其他机构。委员会不只负责识别和预警系统性风险，更是一个超级行动决策机构：委员会将就对大型、复杂金融机构实施更严格监管向联储提出具体建议，机构扩张将变得更加困难；出于整体金融稳定的考虑，必要情况下可以要求将非银行金融机构交由联储监管；批准联储关于金融机构拆分的决定。
第二，全部――覆盖所有市场、机构和工具。影子银行系统将被置于监管之下，包括各类对冲基金、结构化投资工具和管道投资基金、场外衍生品市场以及证券化市场等。对于具有系统性重要性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以及由金融机构进行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支付、清算、结算活动，也将在统一监管框架下促进统一的风险管理标准。
第三，审慎――审慎监管。不只是商业银行，包括影子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都将面临严格的监管资本要求。除重点加强对交易帐簿和表外工具的监管资本要求外，监管当局还将就金融机构总的财务杆杠比例提出要求。在涉及监管资本的质与量以及如何避免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等一系列关键细节问题上，监管当局将出台更为严格的细则，并辅之以在会计制度上的相应变革。此外，为促使金融机构的证券化业务更加审慎，已经有建议主张，那些对信贷资产实施初始证券化的银行必须继续将一部分风险留置在表内，而不是一卖了之。
第四，长期――鼓励长期行为，抑制短期风险激励。金融机构的薪酬设计和奖金发放应该立足于鼓励长期行为，抑制短期行为，尤其是那些旨在获取短期利益的对风险收益的掠夺性开发。为此，金融机构应建立跨越经济周期的储备金制度，薪酬发放应参照扣减准备金后的盈利状况进行，对高管和交易人员的奖金发放应以风险调整后的绩效为基础。此外，根据多德-弗兰克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美国将在管理层薪酬和黄金降落伞等问题上赋予股东发言权，使其有权利行使不 具约束力的投票权，帮助约束错误的激励机制，同时进一步强化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相对于管理层的独立性。
第五，制衡――加强对投资者和其他金融服务消费者的保护。针对此次危机中有毒资产的泛滥状况，尤其是美国次级按揭贷款的失控，新的监管架构将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降低金融产品的复杂度，促使信息更加透明。为此美国政府计划美联储框架下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金融产品进行监管，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举意味着世界主要监管当局长期以来奉行的不直接监管金融产品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第六，集中――中央交易对手。该原则主要涉及对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采用单一中央集中交易对手不仅有利于交易商之间的头寸轧差，减少不必要的总敞口暴露，也有助于降低交易对手违约风险。
围绕上述六原则，微观领域的审慎监管，包括资本监管、流动监管等将会率先推进。可以预计，接下来监管机构将重点推动以下八个领域的监管改革。
（一）提高银行资本的数量和质量
鉴于充足的资本在抵御风险以及将风险成本内部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新的资本监管体制将侧重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重新定义资本充足要求，强化资本基础。在资本的定义方面，新的方法将着重考虑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要求，而不只是抵御单个金融机构的倒闭风险；更加强调核心一级资本的地位和作用，而非次级债务或其他混合型资本工具。
鉴于此，新的资本监管方法将更加强调资本质量，并在现有基础上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现行资本协议对资本充足率绝对最低水平的要求是，核心一级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不低于2%，一级资本不低于4%，总资本（包括次级债券）比例不低于8%。新的资本监管预计会显著提升这一水平。例如，英国金融监管局（FSA）已经启用了一套指引，要求最低核心一级资本的比例不低于4%。未来可能的监管要求是，在整个经济周期中核心一级资本最低比例不低于4%，一级资本比例不低于8%。
（二）对交易帐簿的资本要求显著上升
现行资本监管的最大失败在于忽视了对交易账簿的资本监管要求，该缺陷是导致此次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的主要因素。目前对交易账簿风险的计量方法形成于1996年，作为对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增补文件，一直延续至新巴塞尔协议实施，未曾改变。该方法的关键漏洞在于：由于假设资产具有完全的流动性，可以在需要时通过市场迅速出售，因而只考虑了资产的市场风险，没有考虑交易对手风险以及其他相关风险；采用风险值（VAR）指标计算市场风险，由于假设风险正态分布，没有考虑到极端的尾部事件，由此低估了实际的市场风险暴露；三是风险计量具有强烈的顺周期性，当资产价格下滑时，风险测量结果会放大风险效应，导致加速的资产价格下滑。与此同时，由于近十年来证券化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持有的交易类资产迅速增长，加上监管套利因素，越来越多的信贷资产包括结构性信贷合约等从银行账簿转移到交易账簿。同政府债券以及货币互换等资产或合约相比，这些新的资产和合约流通性极差，价格波动剧烈，此时采用风险值指标计量风险必然有高度的误导性。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交易账簿的资本计提方法进行彻底改变。为此，巴塞尔委员会已经大幅度修订了原先的方法，计划2010年底付诸实施。新的方法将突出以下主要变化（1）要求 计算有压力的VAR指标；（2）增加覆盖违约和信贷风险的额外资本要求；（3）增加对证券化，特别是再证券化的资本要求。初步估计，由于这些变化，一些银行的交易账簿的资本要求将增加三倍以上。
（三）建立反周期的资本缓冲机制
尽管对顺周期问题的担心可以通过实施跨周期信用评级加以安慰，但监管改革的目标不限于此。为降低系统性的银行倒闭的概率，减少公共救助成本，同时为了平抑经济周期，监管改革建议主动出击，推行动态资本储备制度，实行公开的反周期性监管。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在好的年份，当贷款损失低于长期平均水平时，监管要求的以及实际到位的资本将增加，从而为衰退年份的损失增加创造资本缓冲，吸收风险损失。
在确定动态资本储备规模方面，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是授予监管当局自由裁量权，由监管当局参照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分析并结合宏观审慎要求，制定适当的资本比率要求。这主要将取决于监管判断的质量和独立性。 二是建立某种以规则为基础的方法，通过公式确定。无论是监管的自由裁量还是通过预设的公式来确定，最低资本要求都将与经济周期反向运动：在经济增长强劲时增加资本要求，储备资本，在经济衰退时也将允许出现资本比例降低。
（四）抵消公布会计信息的周期性，建立跨周期超额准备制度
无论实施动态资本储备制度，还是建立以风险考核为基础的薪酬制度，客观上都要求以相应的会计核算体系作为支撑。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会计制度的新的会计实践。传统的会计制度以服务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沟通为首要目标，对利润和损失的反映一切以事实为基础，对允许管理层随时间推移自行管理收益，或在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上嵌入从外部看来是不透明的判断持谨慎态度。而新的会计制度则强调前向预期，根据对未来的判断建立跨周期利润储备和超额资本储备，以更好地服务于央行、监管机构以及系统性风险威胁下的公众利益的特定需要。换言之，新的会计不仅仅要核算出一个具体的利润数字，还要把对未来的展望包括进来，以便各利益相关方完整、准确地理解利润数字的经济含义。
按照英国金融监管局的设想，传统基于公允价值的会计体系将得到进一步扩展，以满足建立动态资本储备的需要。在具体操作上，经济周期储备可以只显示在资产负债表上，也可以体现在损益表上。扣减经济周期储备后的盈利结果可以进一步应用在薪酬激励制度上，从而确保这些制度反映出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信贷损失和资产减计的合理估计，而不是计算接下来可能被证明是虚幻的时点利润。
（五）遏制流动性风险
所有金融危机最终都体现为流动性危机。尽管管理流动性风险与管理金融机构的资本/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同样重要，但直到危机发生前，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和监管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这也是导致英国北岩银行和哈利法克斯苏格兰银行深陷困境的直接原因。但与以往历次金融危机相比，这一次危机伴随的流动性特征也有自身的特点，最突出的表现是金融机构的融资来源对货币市场批发融资过度依赖，核心存款比率下降。
针对这一特点，危机后世界主要的监管当局普遍把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核心融资指标（比如贷存比指标）为例，多年来，除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香港和新加坡）持续对这些方面实行监管限制外，大多数发达国家已不再对该类指标给以多少关注。
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补充了流动性风险监管的内容，计划监管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指标。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国等也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转而强调实施核心融资比例指标监管。其中英国金融监管局已公布了新的流动性管理建议，强化了针对流动性风 险的计量和管理办法。对于大型复杂的金融机构，监管要求这些机构必须提供详细的到期日缺口报表（包括静态报表和动态报表），提供单一流动性充足状况的详细评估，量化参与不同类别交易活动所产生的流动性风险并反映在内部成本系统中。作为补充，监管当局强烈要求这些机构关注和重视压力测试，既考虑整个市场范围内的压力事件，也考虑特定公司的压力事件，将系统性风险作为流动性管理中最重要的因素加以处理。
（六）审慎监管
无论是资本充足率要求还是流动性比例要求，本质上都在于增强金融机构的审慎性。但真正要增强金融机构对审慎性的重视，关键还是从激励机制入手加强监管，尤其是真正有效解决太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问题。在这方面，从多德-弗兰克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披露的内容看，相关改革最有可能在美国率先取得突破。
为终结太大而不能倒问题，美国方案的要点是：
第一，明确纳税人不再会被迫出资救助倒闭的金融机构，成本将由受救助机构的股东和债权人承担，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清盘一家公司的可借入资金数额，仅限于它预计从该公司被清算资产中得到的偿还额。
第二，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创建一个有序的清算机制，终结那些失败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公司。股东和无担保债权人承担损失，管理层和有罪董事将被开除。
第三，实施生前遗嘱（葬礼计划），要求大型、复杂的金融公司定期提交计划，说明在公司倒闭时如何迅速、有序地关闭公司。如果他们未能提交可接受的计划，公司将面临更高的资本要求，以及在成长和业务方面更多的限制，甚至于被强 制性削减投资规模。计划将帮助监管机构了解被监管对象的结构，并作为公司失败时关闭公司的路线图，同时激励金融机构促进结构和运营更加合理。
第四，对于大型、复杂、增长迅速的金融机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将监测其道制的系统性风险，并向联储建议采用更加严格的监管规则，包括资本、杠杆、流动性、风险管理要求以及其他随着公司规模和复杂性增加而提出的要求等。严厉的监管要求，使得追求规模扩张不再容易，也不再划算。
第五，重新定义美联储在救助方面的权力，允许其提供基于全系统范围的支持，但不再扶植个别公司。
第六，落实所谓的沃尔克规则（Volker’s Rule），禁止或限制银行、银行附属公司和控股公司从事自营交易，投资于或赞助（Sponsorship of）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并限制其与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之间的关系。由美联储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将面临有关自营交易、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投资方面的限制。
（七）加强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
证券化位于金融风暴的核心，对证券化的监管自然成为监管改革的重中之重。相关改革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改进信息披露和透明度标准。比如在交易层面上，美国证券化论坛（American Securitization Forum）正在制定标准，增加对交易信息的披露，尤其是资产池贷款构成和收息情况的详细信息。同时修订会计标准，增加有关表外实体的信息披露，对转出资产负债表活动施加更加严格的要求。在产品方面，推动产品设计更加简单，更加标准化。
二是实施风险留置要求，理顺证券发行人的风险激励。为了给发行人更大的激励做好尽职调查，欧洲和美国的监管当局正在修订证券化监管规例，以激励发行人在他们发行的证券化产品中保留一部分利益，比如百分之五的发行面值。在证券化方面，监管鼓励发行担保债券（Covered Bonds），其中证券发行人持有对抵押资产表现的全部敞口。从德国和西班牙在担保债券上的发行经验看（例如，德国的Pfandbriefe和西班牙的cédulas），强有力的审慎标准有助于限制放款人的过度冒险，限制放松贷款和监管标准。
三是对证券化和再证券化敞口实行更加审慎的监管资本要求。其中，不论是采用标准法还是采用内部评级法，针对再次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都显著提高了。针对与证券化有关的流动性便利，采用更高的信用转换系数。比如对流动性便利不再区分短期和长期，统一采用50%转换系数。对采用外部评级的流动性便利采用100%的信用转换系数。这一方面是为了促使证券化更加审慎，同时也有助于消除表内外的监管资本套利机会。
（八）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
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外部信用评级环节暴露的问题最多：（1）评级的透明度不够。（2）利益冲突。（3）外部评级的半监管属性。（4）风险管理外包。（5）顺周期性。（6）评级机构从发行人等处获得的评级所需信息质量难以保证。
危机与危机管理范文6
关键词：危机 公共危机 社会参与
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大多从政府的主导，以及信息化渠道和媒体关系方面入手，关注政府主导下建立危机应急体系。而本文从危机应对的社会参与力量入手，介绍西方发达国家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力量参与方面的制度，给我国地方政府危机管理的民众参与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一、现代公共危机
危机有各种类型。本文涉及的主要是公共危机。什么是公共危机呢?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事件突然发生对大众正常的生活、工作以至生命财产构成威胁的状态，就是公共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夏天我国的洪水、2001年美国发生的“9・ll”事件，2003年春天我国发生SARS事件等，都造成了公共危机。公共危机既可能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例如，地震、洪水等，也可能是经济原因造成的，例如经济危机，也可能是政治原因造成的，例如，2001年底阿根廷接连换了4个总统，政局动荡，也可能是社会原因造成的，例如，民族冲突、宗族械斗等。公共危机尽管起因千差万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涉及的对象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社会大众，至少是一个特定单位或地域中的一群人。
二、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方面
（一）发达国家塑造的应急文化
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一直把塑造发达的应急文化，提高市民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应急意识和应急能力，作为城市危机管理系统建设的基础工程。纽约市紧急事务办公室专门在其网站上公布了该市平时可能遭遇到的包括飓风、雷暴和恐怖袭击在内的灾害，说明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告知从住宅、地铁、高楼等地撤离时应注意的事项。美国纽约、华盛顿、洛杉矶等大城市政府通过政府各部门、社区志愿者、学区、红十字会、计算机网络等大量的渠道和机制，以及编制《市民安全应急指南》、《工商企业安全应急指南》等，为市民和工商企业等提供危机应对知识，提供众多的求生技巧和安全培训内容，其内容包括市民城市社会生活中所可能遭遇的所有各种可能的危险及其应对技巧，塑造了发达的城市应急文化。政府还努力和市民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应对大小的各种危机。所有这些就使良好的安全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成为城市每一个成员的基本素质，使每一个市民充分认识到．危机预防和危机应对是城市每一个成员的基本责任和义务。
（二）基层社区方面
1.社区睦邻组织运动。这是教会及一些慈善组织、基金会发起的社区互助运动，发起人是英国东伦敦教区的牧师巴涅特，但是该教区是伦敦最贫困的教区之一，脏、乱、差，居民生活十分困苦。他和夫人为了改善教区面貌和居民生活，搬到教区内生活，并动员在牛津和剑桥大学读书的贵族子弟到他的教区为贫民服务。他还在该社区建立了社区睦邻服务中心。该运动的方法是让社会工作者广泛、深入地参与社区生活，尽量调动并利用社区内各种社会资源，组织居民改善自己的环境，培养居民的自助与互助精神。该运动及方法所倡导的服务精神和所取得的成就，给当时面临众多棘手城市社会问题的世界各国提供了一条出路，因此短期内迅速在欧洲大部分国家推广开来，并很快传到亚洲和美国。
2.社区危机反应团队。这是美国一种辅的社区救援组织，是关于灾难准备、社区互助、救灾安全，是一种对灾难环境的积极而现实的解决方式。它将自发的未经训练的自愿的市民组织起来，收集灾难情报以协助专业救援人员配置救灾资源，为其所在区域的遇难者提供第一时间的救助。1985年，洛杉矶消防局在一次大地震之后认识到，一场大型灾难发生后，由于受难者人数众多、通讯联络中断和道路阻隔，使救灾工作变得十分困难，人们不得不依赖互相帮助以满足救灾的瞬时需要。于是提出了这一概念并付诸实施。1993年开始，社区救灾反应团队训练计划在美国全国推广，9・11事件以后，美国民众对这社区救灾反应团队日益重视，机构日趋完善。
3.街区守护者。街区守护者项目训练社区居民，使他们掌握基本的技巧，充当警察局的耳目。志愿参加街区守护者队伍的社区居民，被给予一些旨在提高其观察能力的培训。这些志愿者在经过培训之后，就会得到一个保密的街区守护者编号，当发现犯罪行为或者其他的危机情形的时候，这些志愿者有责任向警察局及时进行报告。大多数街区守护者都是老年人或者残疾人，服务于自己所居住的社区街区守护者的身份严格保密。犯罪控制中心的指挥人员负责管理街区守护者的档案，只有他们知道街区守护者的身份。所有程序的设计都充分地考虑到如何保护街区守护者的身份以及他们的安全。
（三）志愿者组织的危机应急功能
志愿者服务是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是公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组织的精髓。志愿者组织传统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功能是慈善活动和社会福利事业。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在越来越多社会领域里，志愿者组织成为广泛的社会服务的重要提供者。从危机管理的视角来看，一些传统的志愿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一直活跃在战争和灾难救助的第一线。在现代西方国家大城市危机应对过程中，大量的志愿者组织参与其中，成为抗击危机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参与危机救援工作也成为志愿者组织一项越来越重要的新功能。例如美国大量存在的公共健康志愿者组织在推动政府采取措施防治传染病、开展健康教育：宣传、动员健康、进行社会调查，以及在洛杉矶大地震、9・11恐怖袭击、SARS事件这样的危机事件的受难者救助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伙伴合作关系
各类社会组织尤其是工商企业组织在城市危机管理中的广泛参与，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伙伴合作关系，是西方国家全社会型危机管理网络的一个基本特色。以美国纽约为例，政府非常重视建立和社会组织的伙伴协作关系，加强危机管理中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以共同应对城市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事态。纽约市危机管理办公室则一直重视开展公私合作应对危机。目前正努力通过与工商业界的积极互动。发展出多种具体的公私合作项目。如帮助工商业机构规划和发展有效的危机应对方案：帮助它们建立良好的危机信息交流机制和危机监控系统；鼓励它们采取一切措施，如购买保险。以最大限度减少危机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大规模的危机发生后，允许工商业组织进入危机现场，抢救那些对它们的业务开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资料和设备：吸纳主要的私人工商业组织代表进入危机指挥中心；承诺支持受危机影响的工商业主，通过不懈努力，恢复正常业务运作，实现经济复苏等。
三、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社会力量参与的几点思考及启示
第一,应结合东西方危机管理思想,树立危机应急文化。中国古代的危机管理思想同西方现代危机管理理论相比，虽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在现代社会管理中仍具指导意义。其特点有三：一是“居安思危”，“有备无患”；二是“人定胜天”，“临危不乱”；三是“福祸相倚”、“谋定而动”。概括起来，中国古代的危机处理思想暗含两大要诀：即“解”和“安”。消解、化解、和解；居安思危和长治久安。基于西方理性思维的传统，西方现代危机管理偏重理性，其最重要的观念是政府的各种危机都是可以预防的，最重要的做法是弱点分析和绩效审查，二者必须双管齐下，才能趋利避害，保一方平安。可见，我们并不缺少应对危机的思想和文化，但是缺少物化或者是说以制度来加强的文化和思想，在危机发生时也就缺乏应对的具体指导。因此，我国需要做的就是学习发达国家的做法，政府通过制度化的学习指导建立应急文化。
第二，完善社区的危机应急制度，提高公众的参与能力。参照发达国家的社区危机应急制度，建立我国的社区危机应急体统。发达国家社区的危机应急制度相对完善，政府推动的社区睦邻组织运动、邻里守望制度、社区危机反应团队和街区守护者等，使社区民众的广泛参与危急应对，在危机发生之时，应对的能力相对较高，直接和见接地减少了危机所造成的破坏。相对国外来说，我国人口众多，公共危机发生后，造成的受灾人数相对比较多，危害性严重，因此从民众基层建立应急制度意义重大。同时，就文化传统来说，我国本来就有互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只是没有制度化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