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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与管理范文1
关键词 开放实验室 实验室管理 实验教学
中图分类号：G482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高等学校肩负着培养创新性高素质人才的重任，但受传统教学观念及教学设施的制约，部分高校依然存在重知识、轻实验的现象，实验室不能向本科学生开放，学生进行综合性、设计性的实验较少，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自主发展，影响了创新性人才培养效果。实践证明，在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向学生开放实验室，开展综合设计性、设计性的实验，能激发学生获取知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充分发挥学校的实验资源，能点燃学生创新的兴趣和激情；对于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科学作风、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①
1 开放实验室发展模式现状
目前，大多数开放实验室仅局限于本专业、本学科，单一开放式的发展，不能满足学生综合能力训练的需求，在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上有一定的局限性，②不利于资源共享，提高实验的利用率。此外，大多数的开放实验室开放功能缺失，开放的发展模式并不能使一个实验室真正成为各种学术、科学交叉渗透，不利于交叉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不能有效发挥开放实验室提高教学科研水平。③
2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现状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不仅要求学生综合多学科知识和多种实验原理设计实验方案，还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④对于设计验证实验、实验的内容和效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当今倡导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形势下，大学每门课程的几乎所有讨论如何提供良好的基础实验课，从简单的验证性实验验证，综合相结合转移实验设计。目标应该是明确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不宜太难，但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要求学生全面的知识，参考有关文献资料，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的目标的实验研究。通过实验，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充分拓展学生的认知水平，让学生在丰富的探索性学习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使学生体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培养科学的学习习惯和探索精神，使其极为丰富的成就，一个良性的学习动力的作用。
3 开放实验室与开展综合设计性实验相结合的形式
实验室向学生开放的具体形式分为参与科研型、自选课题型、科技活动型和任选实验项目等。实验的完成采取以学生为主、教师加以启发指导的实验教学模式。科研型开放实验：主要面向高年级本科学生，实验室定期开放研究实验题目，吸收部分优秀学生早期进入实验室参与教师的科学研究活动。自选课题型开放实验：是学生进行教学计划以外的综合型、设计型、应用型自选实验。学生在实验中必须独立完成项目的方案设计和实验。科技活动型开放（下转第245页）（上接第240页）实验：是学生自拟活动课题，结合实验室的专业方向和条件，联系相应实验室和指导教师开展实验活动。任选实验项目开放实验：学生到实验室利用实验条件，根据兴趣和要求，从能够开出的所有实验中选择满足实验时数要求的项目。⑤
开展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开放对象主要是大二、大三的本科生。自愿参与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本科生，人数不限。这部分学生学完基础专业课程，对实验中的基本专业知识和实验技能还不能很好地掌握，没有进行过综合性实验，进入实验室。在查阅大量文献和综合所学专业知识，结合老师布置的任务，设计综合验证实验、设计性实验，学生分组来完成，从完成情况看，初步建立了经济模型，也验证了实验提供的模型，以组为单位上交实验报告，由教师批阅整理指导。这些学生中有的还参加了省市建模大赛，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开放与综合设计创新实验很好地融合，为经济计量实验室的开放找到了比较好的运行机制，即由实验协会组织，而教师和实验员做好实验室开放安全和综合设计创新实验的质量监督工作。平等、和谐的学习氛围，学生更易畅所欲言，积极思考。教师定期召开总结实验座谈会，学生积极发言，更激起了他们进一步学习经济学知识的强烈欲望。强化自主创新意识，加强常规实验技能和动手能力，文献检索和综合知识能力的提升。
开放经济与管理范文2
【关键词】经济适用房；开发；管理；分配问题
全国各地开展了规模宏大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带动了城市面貌的改善，广大居民的总体居住房水平得到了提高，但是，在经济适用房住房的建设和管理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认识研究达到妥善解决。
一、 目前经济适用房的状况
在我国，经济适用房的提出直至兴建小区，虽然加大了经济适用房建设，是解决目前房地产价格偏高，普遍居民居住条件难以改善的主要手段，但它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实施，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它只解决了一部分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离现实需求还有很大差距，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仅从居民的承受力这个角度来看，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许多城镇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与一般家庭年收入之比高达10倍甚至10倍以上，远远高于世行测算的合理比例3-6倍，另据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对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广州等五市居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60%左右的人认为，目前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太高，有15。24%的人认为可以考虑，认为可以接受的仅占24。65%。
二、 经济适用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 经济适用房供不应求。经济适用房用地是由地方政府划拨的。而土地收入是地方的主要收入，这有损地方政府的利益，因此地方政府建设的积极性大打折扣。
（二） 高中低收入家庭的划分没有具体标准，使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对象说起来明确，做起来混乱。现实社会上的实际情况是，一些房地产开发单位按上级审批的经济适用住房计划建设的住房，一部分按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卖给了中低收入家庭，一部分却按市场价格卖给了高收入的家庭。这样，一部分高收入的家庭占了政府优惠政策的便宜，而应该买到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的权益受到了侵犯。
（三） 经济适用住房规划设计水平不高、且有的不按规划实施。如有的不按规划建设幼儿园、公厕等公共设施；有的不按规划确定的比率建设绿地；有的经济适用住房（安居）小区规划落后、行列式，单体设计火柴盒、无变化、水平低；有的安居小区住房施工质量差，室内布局不合理、不方便、不适用，档次低；有的经济适用住房在建设中为了降低造价使用质次价廉的建筑材料，给今后的使用带来隐患。
（四） 有的经济适用住房设计不合理。早期在试点期间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叫安居工程房。有的把安居房理解为是解决有无住房的问题；所以设计的套内面积一般建筑面积都在60m2以下，面积偏小，而且使用功能不全。后来，安居住房发展成为经济适用住房，出售的对象从无房户、缺房户发展为广大中低收入的家庭，经济适用住房套内建筑面积有的超过100m2，显然面积偏大。
（五）经济适用房分配管理不合理
1、富人购房现象严重。经济适用房的目标人群本是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旨在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然而，近年来全国各地富人购房现象越来越普遍。
2、中低收入人群弃购现象普遍。在近几年的经济适用房销售中曾出现过这样一种怪现象：一方面经济适用房供不应求；另一方面老百姓在辛苦排队摇号后却最终放弃购买经济适用房。
（六）销售环节运作不规范。为降低建设成本，国务院等有关部门对进入经济适用房的各项收费采取了一系列减免措施取消了各种无法律法规依据的摊派集资费。然而，政府相关部门却并未执行，依然收取各种费用，政府的优惠政策并未落到实处。
（七）物业管理水平偏低。物业管理无论是对商品房来说还是对经济适用房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一份调查资料显示，业主对高档商品房小区物业评价总体较好的比例达到68%；对经济适用房小区的物业评价却很低，总体差占33%，服务质量差占28%。管理水平差占29.3%收费不规范占36.2%.业主的不满意感主要是因为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针对性不强，物业公司在管理过程中只注重企业本身的利益，脱离业主的实际需求，盲目地推出一些投入小、产出高的服务。
三、完善经济适用房建设与使用问题的对策
（一）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成本包括征地拆让费、勘察设计及前期工程费、建安费、小区内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贷款利息、税金等费用。为有效地控制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各地政府应当全面参与经济适用房成本的核算和定价过程中，必要时可以用市场手段来降低成本。政府部门还可以成立专门的定价小组，经过对省内外各区域经济适用房价格的调查来定价。当然最关键的在于要结合当地的情况，当地商品房的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对象。
（二）严格控制户型面积。虽然政府对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给予了一定的优惠政策，但是开发商为获取高额利润都将建筑面积扩大了许多。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规模应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符合条件家庭的需要和实际供应能力来确定，例如杭州的标准是：家庭三人及以下者住房保障面积为60平方米，三人以上者为80平方米。目前，我国已经明确规定了经济适用房的控制面积，那么对于不符合设计标准、户型面积过大的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规划部门首先应不予审批，针对那种已经建成或是销售的户型超标的经济适用房，仍要进一步加强监管。
（三）优化经济适用房的选址。我国目前存量市场发展空间很宽广，即二手房市场和老旧公寓有待挖掘。二手房、老旧公寓就其周边环境、交通、医疗、学校等配套设施来讲是相当成熟的。如果将这部分房屋改建为经济适用房，相信百姓都会抢购何来不愿购买之说了。此外，这样做还有两个好处：一是解决了经济适用房建设中的选址问题；二是增加了经济适用房的供给量，降低了建设成本。
（四）明确购房者标准和资格审查机制。目前，我国对经济适用房保障对象的界定为中低收入人群，试问何谓中低收入？这个概念过于广泛了。并且目前个人资金管理、信用管理等相关条件还不配套，要调查清楚一个人的家庭收入并非易事。因此，在制定经济适用房制度时首先应以国家法定的形式规定标准，再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收入情况拟定适合本地区的标准。在这个方面政府应该将考核标准定量化、合理化。比如，采取多指标考核，将现有的考察家庭人均收入改为考核家庭年总收入、家庭总资产、人均住房面积等多个指标，其中之一不达标者均不能购买。
四、加强对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管理，不断提高建设质量
要彻底改变经济适用住房就是低水平住房的错误观念，要高水平、高质量的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在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和管理中，除了土地划拨、减免有关税费和限价销售外，其他如规划、设计、设施、材料、物业管理等都要全面纳入商品房的开发建设和管理之中。要特别强调保证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质量；要在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的各个环节中全面推行招投标和工程监督制度。
五、结束语
我国中人口众多，贫困人数也多的国家，房源非常短缺，因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则显得至关重要。在过去十年的经济适用房建设中确实突显出了不少的问题，经济适用房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福利，因而全国各地方政府都应高度关注，使其工作应作得不断完善完美，更好地为民服务。
参考文献
[1] 韩立达，柴芳。我国经济适用房制度的演变问题及对策探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2.
[2] 邓梁。关于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反思与对策[J].建筑学报，2005.8.
开放经济与管理范文3
关键词: 开放;金融风险;预警机制
当人们还没有从十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的噩梦中完全解脱出来的时候,又陷入了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引发的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漩涡,如何才能对金融风险进行准确的预警再次成为近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正在快速融入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我国,当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因此,构建一个完善的金融风险预警管理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金融风险预警管理机制的内涵
关于“金融风险预警管理机制”的内涵目前更没有统一的界定,笔者认为“金融风险预警管理机制”应该是政府应对金融风险的一个完整的工作系统( 包含了内部组成关系) 。具体来说它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组织结构及人员配备,包括统一的应急指挥平台、四通八达的信息网络、先进的预测设备等要素;二是有一个符合国情的全面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三是预警结果付诸实施的各项配套措施与制度安排,包括信息披露规则、职业道德水平、管理机制、各种应对措施、相关配套立法等。总体来说,建立和完善金融风险预警管理机制的最终目标是主管部门与各有关职能部门之间保持科学、合理、畅顺的相互关系,能对金融风险及时准确地进行预测,一旦发生风险事件,各相应工作部门就能够各就各位,自觉履行各自职责,协同配合,从而能够高质高效地化解和应对面临的金融风险,从而实现防止金融风险向金融危机转化的目标。
二、我国现行金融风险预警管理机制存在的主要缺陷
1、金融风险预警的组织机构不健全,经济金融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风险预警的基础工作难以开展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组织或者机构对金融风险预警进行系统的监测、协调和研究,尚未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机制。预警机制的建立涉及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机构以及政府相关的经济综合部门如发改委、财政、物价、统计等部门,但是缺乏一个将这些部门的信息进行收集处理的机构。同时,由于职能的不同,人民银行、各监管机构以及政府综合经济部门之间的信息渠道也不够畅通,没有建立起信息共享机制。因此,在既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和机构来进行协调,又没有金融风险预警信息共享机制的背景下,金融风险监测和预警等工作的开展存在相当大的难度,也就谈不上对金融风险进行准确的早期系统的预警了。
2、缺乏一个全面覆盖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预警指标体系
引起金融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可能有来自于商业银行系统,也有可能来自于股市;既有可能来自于债务危机,也有可能来自于外国金融危机的冲击等,虽然各部门均建立有符合本行业特点的预警指标体系,但是,有可能会出现从各部门看来影响和冲击不大,整体影响却比较大的情况,如果有一个全面覆盖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那么对金融风险做出的预警可能就会更为准确。
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对预警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研究,其一是唐旭等,他们通过对预警方法、指标、模型、制度安排与管理信息系统几个方面的综合研究,提出了建立中国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构架,该架构应该说是比较完整和全面的,但是有些指标的数据在我国目前还难以获得,要利用这个指标体系对金融风险进行预警难度极大;另外一个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陈守东、杨莹和马辉等,他们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从宏观经济、金融市场、泡沫风险三个角度选择16个指标作为度量金融风险的原始指标,通过因子分析得到反映宏观经济风险、金融市场风险和企业融资风险的三个公共因子,但是该指标体系的不足之处是指标偏少,预警效果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建立一个全面覆盖的预警指标体系刻不容缓。
3、金融风险预警信息不够细致准确,反映不够灵敏
我国金融市场统计体系在历经十几年的发展后,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市场统计指标体系。我国的金融监管信息体系主要侧重于对市场总体概况的描述和对市场运行若干重要方面的分类统计,对风险监测和预警的支持作用比较有限,远未达到《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所提出的“准确、有意义、及时且具有透明度”的标准,这严重制约了监管当局及时发现金融体系中所存在的问题。
4、缺乏对资本流动的有效控制手段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近几年饱受游资冲击之苦,但是在对游资流动的控制上,效果不明显。自2003年开始,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大量国外投机资金通过非正规渠道进入我国,使得外汇储备的规模急剧扩张,同时,也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由于对国内信贷资金的流向监控不到位,导致大量资金进入股市和楼市,加剧了泡沫经济的风险。
5、缺乏相应金融风险预警的纠偏措施
目前,我国各部门应对金融风险的前期准备不足,只有当风险发生时,才会想到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这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和预警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机会稍纵即逝,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建立有一套完整的金融风险纠偏措施,一旦出现问题立刻就有相应的应对策略。
三、构建我国全面金融风险预警管理机制的构想
1、成立金融风险预警委员会,使得对金融风险的预警制度化和规范化
为加强金融风险预警的统一协调,建议成立金融风险预警委员会,专门负责金融体系风险预警等相关事宜。因为商业银行是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地,因此可考虑由人民银行或银监会牵头,成员组成可以考虑三个部分,其一是政府金融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主要是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发改委、统计局、海关等相关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根据业内人士与学者的提议,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设计和不断完善相关的预警机制,对金融风险的预警工作进行实际操作;其二是金融业界人士,他们具有非常丰富的实际市场操作经验,他们每日都在市场工作,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市场实况,对金融市场的变化非常敏感;其三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学者,他们一方面可以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另一方面还可以协助政府管理部门进行机制的设计。
2、构建全面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构建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目的是提高对金融风险预警的可操作性,有效预防潜在的金融风险向金融危机转化。一般来说,一个开放型国家的金融风险主要来自于宏观经济不健康、银行坏账累积、泡沫经济、外资冲击、债务危机等几个方面。
一个完善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既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又要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既要能对短期的金融风险进行预警,又要能够对中长期的风险进行预警,这里,笔者试图在借鉴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开放进程不断加快的特点,根据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设计基于全面开放条件下满足我国金融业健康运行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在选取反映金融风险的指标时,我们充分吸收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风险的特殊性和数据取得的可能性,遵循指标体系小而精的原则,从宏观经济环境、银行体系、泡沫风险、外部冲击风险以及债务风险等五个方面,选择了二十二项指标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见表1。
3、构筑分层次的预警系统
除了设立金融风险预警委员会负责全国的总体金融风险预警外,还应该构筑分层次的预警系统,在此基础上,实行由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层次的预警系统所构成的垂直型监测预警,即由金融风险预警委员会负责的宏观预警系统,各大区人民银行、银监局及相关地方政府机构组成的区域性中观预警系统,由各市级人民银行、银监局、各地方性金融机构及相关地方政府机构等组成微观预警系统。这种垂直型系统符合我国现行的经济金融管理体制,操作起来较为方便。
具体说,宏观预警系统主要负责对全国金融系统的宏观监测预警,对中观和微观预警系统实行管理和领导,并及时接收来自中观层和微观层监测系统的各种信息,对其进行处理后将防范金融风险的各种决策和措施及时传输出去。中观预警系统是通过建立与金融风险预警委员会相衔接的区域性系统,具体负责本辖区金融体系运行状况的监测预警,接受宏观预警系统的领导和管理,对辖内中心城市各类金融机构实行监督控制和咨询服务,传递上级各种决策和措施。微观预警系统的职能是根据上级各部门的预警监管指令,加强对基层金融状况的早期预警,及时提供科学的预警信息。将三级预警系统构成网络体系、协调动作,实行垂直的风险监测预警。
4、建立反应灵敏、渠道畅通的预警信息系统
建议在现有的统计体系中逐步增加描述市场总体风险和金融机构风险的指标,一方面使得整个市场统计指标体系更加完整,另一方面也为风险监测和预警提供更有力的信息支持。应建立严格、完善的财务报表上报制度和完善的数据采集体系。制定严格的监管数据采集内容与格式、采集方式与方法、采集渠道,以及保证监管数据真实性的措施。金融机构所上报的资料,必须经过专业会计师或审计师的审计,如发现金融机构有蓄意拖延和弄虚作假行为,监管部门将给予其重罚。
5、广泛开展国民风险教育,培育风险意识,提高全体国民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金融市场充满了各种风险,尤其是在我国,金融市场还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新兴市场,各种交易制度、交易程序还极不规范,市场价格经常大起大落,波动性强,投机性强。因此,加强风险教育,培养理性投资行为,减少投资风险,将有利于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提高和增强投资者的风险防范能力和承受能力。
6、加强对游资流动的监管,确保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系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而存在,但是,游资的泛滥容易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背离。例如,游资的进出会造成汇率波动,如果入境资本不能被经济系统吸收,则会转化为外汇储备,迫使国家扩大基础货币发行量,诱发通货膨胀。同样,虚拟经济系统中的风险,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政府相关部门一方面要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控,防止大量投机资金通过各种地下渠道进入我国,冲击我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国内资金尤其是信贷资金流向的监管,严格控制信贷资金盲目进入股市和楼市,防止形成泡沫经济。
7、对有问题金融机构建立快速预警纠偏机制
尽快完善与风险处置相关的配套政策,如对合并、重组关闭的金融机构制定减免法律诉讼费、财产过户费及税收优惠政策,为及时处置风险创造条件。对亏损较为严重、流动性非常差的金融机构,由中央银行暂时接管,通过注入资金、内部整顿,使内部问题解决后再令其重新开业。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建立和完善以资本充足率为主线的快速预警纠偏机制。
对于出现支付困难,但还没有到破产、需要重组或者关闭程度的金融机构,可以由中央银行直接提供低息贷款,以解决威胁银行安全的支付能力问题,或者由存款保险机构提供资金帮助出问题的金融机构度过难关,或者由规模较大的银行救助小银行。
近年来,中银信托、海南发展银行、广东国投等一些金融机构相继关闭或破产,我国问题金融机构的样本已增加,应有系统地分析不断出现的问题金融机构的财务资料,指出导致其发生问题的原因,以作为预警纠偏的样本。
8、加强金融领域里的国际合作,及时掌握国际金融市场的动向
为了争取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的相关活动,使自己的利益在这些组织的规章和国际金融秩序中得到承认和保护。就我国而言,要加强与日、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性金融组织和机构的联系和协调工作,建立有效的相互沟通机制和对话机制,加强同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交流,关注国际投机资本的动向,监控任务必须落实到具体机构和组织。密切关注和跟踪观察世界各国正在发生的各种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科学评估各国的金融风险程度及其对我国的影响,严密监管国内金融机构在海外的分支机构的风险状况,严格监管国际金融风险输入我国的途径、方式和方法。一旦波及影响过大,就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把负面影响尽可能降到最小限度。
当然,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管理机制,还要考虑我国的特殊情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秩序和金融危机防范与治理的一个要点是在国家内部加强金融规范,以确保更高的政策透明度和监督能力,并能凭借现代金融科技手段在关键之时及时采取校正措施,在关注加强防范国内金融风险的同时,必须更加注意防范外来风险。
本文是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开放条件下我国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10sk076zd)的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1]唐旭.论建立中国金融危机预警系统[J].《经济学动态》.2002(6)
[2]陈守东、杨莹、马辉.中国金融风险预警研究 [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7)
[3]董小君.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 [J].《金融时报》.2004年11月16日
[4]步新.金融风险的成因与防范对策[J].《甘肃金融》.2000(4)
[5]董小君.美国金融预警制度及启示 [J].《国际金融研究》.2004(4)
开放经济与管理范文4
关键词：开放经济；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D630；F062.6
一、前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官民比例开始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中一个热议的话题，集中表现在每年两会前后公众对此议论纷纷。虽然学者利用不同样本和测量方法得出有关中国官民比若干结论，如该值为1：18或1：34，但是这未能改变官民比过大成为多数人对中国人事行政的看法之一（朱光磊，李利平，2009）。在中国于2008年启动大部制改革后，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柏林提出对减少编制给予3-5年过渡期建议遭致众人批评，表明政府机构精简无法完全由政治家运用技术手段完成。
学界在探讨中国官民比适度性和其他政府规模问题中往往聚焦于中国不断增长的财政供养人口，从而难以得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从2007年到2011年，中国公务员人数从600万增至逾1000万人，而全国人口增长不足1%（张旭晨，孙国峰，2012）。然而，现代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合理的政府雇员规模，财务规模和职能规模等要素构成政府和社会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暗示判断一国官民比适度性不应不顾国情地以官员人数或占全部人口百分比衡量，或对官民数量关系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王保成，李和中，2009）。探讨官民比适度性离不开认清一国政府雇员绝对和相对规模的社会决定和影响。
近年来，一些中国官民比适度性研究者看到该比例在国内和国外存在区域差异。2006年，中国各省财政供养人口占对应人口比例平均为0.94%，安徽和分别是官民比最高和最低的省（张光，2008）。与此同时，工业化国家公务员占人口比重基本上超过1%，而印度和索马里分别是为数不多的发展中大国和失败国家中具有低于1%官民比的国家。即使在城市层面，1%依然是稳健的官民比基准。如在美国各州城市，公务员占据当地人口比例超过1%并非罕见，而澳门一般行政人员占当地人口比为1.14%。这似乎说明1%是任何地区建设良治社会所需官民比的下限（孙涛，2008）。
显然，对最适政府雇员规模标准一概而论是不妥的。首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规模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在原始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中，生产力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在政治形态上的一大表现是官僚机构的膨胀（李建强，张树翠，2008）。同时，政府在市场准入限制减少后需要增加解决经济波动引发的失业和其他社会问题的经费（孙晓莉，2008）。此外，政府在供给公共物品上具有规模经济，使人口密集的地带具有低于人口稀少的地带的公共生产成本（吴木銮，林谧，2010）。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具有迥异不同的政府规模是必然的。
鉴于经济学和政治学关于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尚多见，本文将在考虑影响政府雇员规模一般因素的同时，重点分析政府雇员规模在开放经济中影响因素。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下，中国形成八个具有不尽相同要素禀赋的经济圈。它们在按照以透明度原则为代表的世贸规则逐步减少外商投资审批事项的同时，需要越来越多地将公共资源用于营造适宜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和软环境（蒋俊彦，吴迪，2011）。政府雇员规模将如何随经济市场化改革深化而变化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二、国内外政府机构改革历程简要回顾
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家基本上根据需求定理和供给定理探讨政府职员规模的区域差异。政府活动扩张论支持者从瓦格纳到帕金森对政府规模增加的归因不外乎公共需要增加或官僚物欲膨胀推动官僚机构膨胀（武靖州，2013）。不过，这些因素远非影响政府雇员规模因素的全部。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既可以增加民众对公共品的需求，又可以提高社会对公共品的供给能力。在开放经济中，政府未必将职能毫无保留地推向市场，而是以制度创新的方式扮演矫正市场失灵积极行动者的角色（涂红，2006）。
在全球化理论首创者卡梅伦（1978）通过分析战后经合组织国家国有部门增加和贸易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开创开放经济中政府规模研究的先河后，大政府一度成为行政学家眼中低效的代名词之一。卡梅伦发现贸易发展产生的集聚效应包括劳动者倾向于在大公司加入工会，促使左翼政党为成为执政党而增加对工人的转移支付。在两次石油危机爆发前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熨平经济波动中的作用大大降低，使社会各界不再对政府万能论深信不疑。面对激增的财政赤字和资本外逃，许多国家展开集减税和削减福利开支于一体的竞次竞争，包括出售国有部门（马恩涛，2011）。
尽管全球放松规制的呼声至今未消失，但是这不是说各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有所下降。皮尔逊（2006）在承认人们反感纳税的同时，对公共品具有需求刚性，导致福利国家在贸易自由化浪潮冲击下未曾衰亡。由于人们对优效品的需求具有较高的收入弹性，所以贸易收入增加将增加公共品需求。罗迪克（1996）和科斯特勒（1998）看到政府在开放经济中必须运用经济杠杆补偿失业者和其他利益受损者，从而减少社会冲突。嘉利特（1998）看到税收和劳动力成本不是跨国公司进行区位决策的全部考虑因素。政府在提高劳动者素质，治安管理水平和居民购买力上出力均有助于吸引外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目睹国家―社会关系类型从整合型变成分离型的同时，保持政府在公共生产中的绝对主导作用。在分税制改革前后，中央政府既扩大地方政府财权，又保持在人事上对后者的控制（刘海波，2008）。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及其常设办公室负责各级人事行政。它通过对各省人口，行政区划数和其他指标配上一定权重，对各地政府人员编制类型进行划分：每级政府人员编制包括基数，调整数和附加数。如果说简政放权只是发达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中经历的一种政治变迁，那么现阶段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采取简政放权的时机自然尚未成熟（闫志刚，2006）。
经历四次政府机构改革，中国在控制政府雇员规模上收效甚微。在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中，中国借助干部离退休制度将国家办事机构和职员数分别从98个调整为52个和从4.9万人减至3.2万人。在1988年政府机构改革中，中国将国务院直属机构和非常设机构分别从22个减至19个和从75个减至44个。中国在1993年和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中继续减少国务院直属机构和非常设机构的同时，将政府职员减至2万以下。然而，每次政府机构改革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陈六玉，刘春苗，赵泽洪，2007）。
三、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的多因素决定
尽管国内外不乏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合作的文献，但是有关学者对中国经济开放度和政府雇员规模之间的关系讨论依然有限，使经济圈中官民比适度性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述，随着一国经济开放度提升，政府雇员规模将受到两股反向力的作用。一方面，政府会出于拓宽税基的考虑，将放松经济性规制当作减少各类交易费用的方法；一方面，政府会加强社会性规制来取信于民。其中哪股力量首要影响开放经济中的政府雇员规模并非一目了然。
毫无疑问，经济因素是影响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的一类重要变量。一般地，经济发展包括经济总量增加和结构优化。一国经济增长意味政府和其他行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而经济结构优化意味政府服务业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扩大。前者表现在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支大体同步升高，后者表现公务员和其他白领队伍扩大。亚洲开发银行专家通过研究战后100个国家公共部门规模，发现发达国家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平均分别超过40%和低于30%。同时，发展中国具有不足经合组织国家一半的官民比，且多存在严重的服务贸易逆差。
政治因素是另一类重要影响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的变量，主要由政府财权和事权组成。前者作为政府筹集和分发经费的权力，关系到官员和其他行业职员收入比例关系维持。后者作为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关系到社会群体利益要求的实现。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劳动报酬是建立一支精干公务员队伍是决定性因素。同年，世界银行在《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指出政府工作重点将从促进经济发展转向维护社会公平。发达国家支付官员不低于其他行业员工薪酬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吸引贤能从政产生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社会因素对于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的影响并非可以忽略不计，特别是社会结构与政府雇员规模息息相关。通常认为社会结构包括城乡结构，就业结构，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可以由城市化水平衡量，而就业结构和阶层结构分别可以由农民占劳动力比重和人均国民收入衡量。城市化水平提高涉及人口日渐集中居住在城市，因而会带来城市病蔓延；农民占劳动力比重降低通过打破民众自给自足生活方式，扩展公民参与网络；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会推动中产阶级形成，进而提高公众对环境质量和其他公共生活质量要求。这都迫使一国增加市政管理人员。
当然，影响政府雇员规模的因素中不乏随机因素。首先，公共舆论变化可以带来政府雇员规模变化，如执政党提出减员增效口号会促成一定政府机构缩编。其次，议价能力变化可以带来政府雇员规模变化。具有强大议价能力的政府机构不但可以避免自身被缩编，而且可以要求增加财政拨款来扩编。此外，政府机构设置先例存在性和突发事件到来均可以增加政府雇员规模：政府在缺乏相关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会搁置机构增减，并会就处理公共危机暂时组建一定专业委员会。
四、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部分将在确定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将政府雇员规模作为因变量，将其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本文选取2007-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环渤海经济圈各省政府雇员规模和对应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作为研究样本（剔除北京）。环渤海经济圈作为位于中国腾冲线以东一类经济区，在官民比上不具有明显差异。特别地，本文将贸易开放度作为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见表1）。
（一）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在确定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前，本文运用SPSS12.0对该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前提之一是各自变量是不相关的。然而，影响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诸因素往往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使该假设在环渤海经济圈和其他经济区均无法成立。通过计算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皮尔逊相关系数，本文发现这些因素多具有高度正相关关系。为了避免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伪回归结果，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探寻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最佳数学表达式（见表2）。
（二）构建逐步回归模型
在建立以贸易开放度为唯一自变量，以政府雇员规模为因变量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后，本文先后采用前进法和后退法确定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最佳数学表达式。首先，本文依次将各控制变量代入该模型。由此，本文得到回归模型仅保留贸易开放度和政府事权。该模型的拟合优度大于0.6，表明贸易开放度和政府事权可以解释大部分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之后，本文依次将各控制变量从包含全部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模型中剔除，进而得到保留贸易开放度和城市化水平，具有较好拟合优度的回归模型（见表3和表4）。
（三）构建主成分回归模型
由于运用逐步回归法获得的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模型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本文采用主成分回归法再次分析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主成分回归法是一种将多个具有共线性的变量转化为少数综合变量的方法。前3个主成分在累计方差比例上超过80%，因而可以代替政府雇员规模诸影响因素。通过计算各主成分因子载荷与特征根的比值，可以确定开放经济中政府规模影响因素在这些主成分中对应的系数。将这些主成分作为解释变量，将政府雇员规模作为因变量，可以得到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见表5和表6）。
在完成拟合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主成分回归模型后，可以发现该模型总具有较好拟合效果。在该模型中，各主成分与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具有正相关关系。然而，该模型系数和方程都不是显著的。即使这些主成分没有直接包含自然地理条件，它们涵盖的社会条件兼有开放经济基本面和其他区位因素。鉴于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在这些成分中分别具有多数权重，可以对三个主成分依次命名为社会结构因子，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和政府权力因子。
五、结语
本文尝试解析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而确认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影响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政府雇员规模增长与其被视为一种单纯反映官僚意志的社会变迁，不如说属于行政系统和其他社会系统在一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调试。不顾社会情境主张裁减政府雇员只能混淆公众视听。纵使作为转型国家的中国试图将全能政府变为有限政府，中国为履行行政职能而不得将政府雇员规模压缩过某个临界点。
当然，本文对开放经济中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和结论存在若干不足。受到篇幅的限制，本文只对后危机时代环渤海经济圈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从而无法说明中国所有经济圈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毕竟，中国经济圈在政治文化类型上不是同质的，决定它们具有不一致的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组合。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圈中政府雇员规模的影响因素的南北差异乃至相关改革路径依赖是一个有待今后在地方政府学研究中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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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与管理范文5
(一)有关概念的界定
所谓开放经济是与经济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紧密相连的一个经济概念,是与封闭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形态,其主要特点是:其一,一国经济纳入了国际经济的运行范围;其二,宏观经济政策既要实现内部均衡目标,又要实现外部均衡目标。所谓货币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它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主要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外汇政策。
(二)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开放经济和货币政策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相对封闭经济而言,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就必然要考虑国际经济的影响。这是因为一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依赖于具体的经济和金融环境。换句话说,如果客观经济金融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货币政策也应该相应地做出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等变化趋势共同改变了货币政策实施所依赖的整个金融环境。尽管市场的开放、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在微观层面上改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但是在宏观层面上却给政府当局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指金融政策)带来了困惑: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独立性受到冲击,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显得不能适应新的金融环境,货币政策目标(包括中介目标)以及传导机制也受到了影响。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比如,货币当局不仅要考虑内部均衡还要考虑外部均衡;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上,不得不放弃总量指标(货币供应量)而转向价格性指标(利率);在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上更多地依靠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来实现政策目标。当然,更为重要的变化体现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方面。传统观点认为,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各国将重新获得利用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影响国内实际产出水平和实现各自宏观经济目标的能力。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货币政策实践证明,即使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很大的,差异性货币政策所诱发的国际资本流动同样严重地干扰了各国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
既然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一系列影响是如此之大,那么,这种影响有解决之道吗?可以说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国际货币理论及实践都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即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这种影响,尽管国际经济学界对协调的收益大小尚无定论。
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定义及前提条件借鉴30国集团1988年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所给出的概念,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含义做出以下界定: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就是“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地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货币政策”的过程。这种协调通常分为两种,即以规则为基础的协调和随机协调,前者是以各种制度为基础的,如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货币体系;而后者主要是指为应付某一具体事件,有关国家进行磋商后作出的、持续时间有限的特殊协议,其典型的案例是1978年的波恩首脑会议、1985年的广场协定以及1987年的卢浮宫会议等。
那么,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政策协调一定是在利益主体(国家或经济地区)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的条件下才会发生的合作行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一种常态,一般地理解,只要有交往就难免有冲突,那么协调就有必要。但是,这里依然存在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主体之间才需要协调呢?回答当然是大国与大国之间才需要协调,因为对小国来说存在一个谈判地位与力量问题,这里隐含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协调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同样地,当所有的国家都是小国的时候,一个国家实行的政策措施,对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都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其次,只有在通过冲突双方的协定或者说妥协可以使双方都获利,亦或说至少可以改善一方的境况而另一方不受到损害的条件下,协调才会发生,如果说只有一方获利,那么这种协调不会进行下去。
(二)为什么要进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1.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实要求———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国际经济学界广泛认为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是进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一个外在动因。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解,这种相互依存主要体现在结构上的相互依存,经济目标上的相互依存,国家之间政策上的相互依存。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政策上的相互依存,即一个国家的最佳政策得以实现,更多地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行动。当然我
并不否认其他方面的依存,因为政策上的相互依存是由于结构上和经济目标上的相互依存所直接引起的。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对外开放和相互依存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好处,比如,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加深了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从而优化了世界资源的配置。但是,不争的事实也有力地说明,国际间经济依存度的加大极大地降低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增加了世界各国的溢出效应。尽管理论分析表明,一个国家的政府可通过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整来实现其经济的内外均衡。但实际上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一国货币政策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其他国家的政策、行动和做出的反应。由于自的减少,其政策的作用与效力便难以预测。所以说,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是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必然要求。
2.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内在动因。如果说开放经济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那么,当一国独立地制定货币政策就可能会对其他国家的政策运行施加显著的影响,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通常地将这种效应称为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Monetarypolicyspill-overeffect)。溢出效应很早以来就被国际经济学界所认识,许多学者如哈马达(Hama2da,1974,1976,1979,1985)、米勒和萨曼(MillerandSalman,1985)、柯里和莱文(CurrieandLevine,1985)都已注意到了政策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传递,一般认为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以贸易渠道为例,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的需求紧缩。溢出效应产生于各种原因,包括那些将国外政策诱发干扰的影响传递给国内经济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各种贸易与金融联系。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大量的研究证明这种货币政策溢出是普遍存在的。既然货币政策溢出是普遍的,而从理论上讲,通过国际协调可以降低这种溢出效应(这已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承认)。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的溢出效应就是国际协调存在的一个内在动因。但是,国际协调是怎样减少这种外部性影响的呢?下面将更进一步地谈到。
(三)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基本方法———博弈论分析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经济学家运用各种方法对各国间货币政策的冲突与协作进行了分析,并产生了运用博弈分析的战略决策方法(StrategicApproach),从而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在方法上提供了理论依据。
博弈论(GameTheory)又称对策论,是研究理性的决策主体之间在其行为发生冲突时的决策方法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也是研究理性决策主体之间的冲突与合作的理论。其主要特征是决策主体之间的行为是直接相互影响的,因此,决策主体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其他决策主体的反应。在相互依存性很强的开放经济中,各国货币政策的外部性越来越明显,作为世界经济中的经济主体,一国的货币政策会影响到他国的社会福利函数,反过来,又受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因此,各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选择过程就好似一局博弈。一国在制定货币政策以及实施经济行为时,不得不考虑它国的反应以及将会采取的措施,以尽可能地做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而这种决策取决于双方博弈的结果。博弈理论研究的结果显示:国际间经济政策不协调是无效率的,而通过国际间经济政策的协调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短期内,协调收益的分配取决于博弈双方的谈判力量。而在长期内,随着博弈双方地位的此消彼长,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势必被打破,双方又开始一轮新的谈判与协调。
三、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否有效
从理论上讲,通过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可以实现帕累托效率,使各国的福利均接近最佳点,整体经济福利也高于非协调状态。但世界经济的现实却与此大相径庭,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往往不能顺利实施,“以邻为壑”的自利行为经常发生。为何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出现现实失灵呢?
首先,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不确定性。要进行国际协调,首先要了解相关国家的经济现状,一般是根据各国所用的模型来判断各国的产业结构,在此基础上协调各国的利益。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外国货币政策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本国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研究,但由于使用的模型多种多样,在某些具体数值上很难达成一致结论,由此导致协调利益的不确定性,使合作协调很难形成。
其次,违约冲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即使知道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能够获利,也不能保证协调的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如果采取协调以外的政策的获利大于协调政策时的获利,就会出现免费搭车或违约行为。如果很难监督货币政策的话,那么每个国家都可以在振振有辞地证明它坚持了协议政策的同时违约,由此,出现不协调的结果将是很容易的。而且如果政策协调是在多个国家之间进行,那么违约的动机会更强。要消除免费搭车或违约行为,可以采取两项措施:一是使协调经常化,即博弈不仅仅限于一次,这样参与国就必须在背弃协议政策的预期收益与下一期对方国不合作行为的可能成本之间做出比较选择;二是引
进客观指标,完善协调政策的监督体制。
最后,政策协调中分配利益和分摊协调成本的不确定性。到目前为止,经济学者的研究结果还不能计算出成功的政策协调所带来的收益,而且对成功协调的收益分配与协调成本分摊的研究也还很少,对协调收益究竟由什么因素决定仍未达成一致意见。这样一来,即使关于协调的论证再详细,也很难为实践所接受。在这种局面下,要说服任何独立自主的一国政府,为了一些不完全归自己所有且数量不确定的国际协调收益而放弃自己的某些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收益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更多地流向其他参与国,而不是本国。尽管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由于上述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而出现了失灵,以及在完全信息和静态的一次性博弈的最优化假设下建立的协调模型存在着潜在的局限性,即使是在动态结构模型中也存在着政策协调障碍(比如说政策协调的连续性问题或者说可维持性问题),但是,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权威货币当局之间彼此协调对世界如何运作的看法也许比政策协调的本身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信息交换不需要规范的政策协调,并且交换也不会使货币蒙受伴生性的损失,它可能是一个比成熟的合作本身更容易实现的目的,即使大多数实证经验显示政策协调的收益不如想象的那么好,但结果依然非常显著。根据休斯-哈利特在完全信息假设下的估计,政策协调收益对美国和欧佩克其他国家来说,大约相当于每年额外GDP增长的3%～5%和4%～6%。在这里之所以要列举这样一个数据,只是想表明一种观点:世界各国实现共同目标的奋斗轨迹与合作协定本身应该是同样重要的,也许今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会更充分地证明政策协调在经济福利方面所产生的显著收益。四、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及对策研究
依据中国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以及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证明,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具备了开放经济的特点。但是,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显示,从封闭经济过渡到开放经济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也会同样地受到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其他经济体的政策利益,既然如此,中国也应充分重视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一)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状。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体现在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组织在资金贷款、政策对话、技术援助、法律协调以及信息交流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合作。当然,中国与IMF的合作与协调更为重要的表现还在于与IMF的积极配合方面。比如在东南亚危机风波中,中国对危机所采取的“同舟共济”的态度,特别是中国政府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对国际社会所做出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慎重承诺,这种承诺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缓解以及国际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次,体现在中国与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合作与协调上,比如说,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合作与协调。中国还积极参与区域性货币合作,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各国或地区中央银行的合作,进一步巩固“10+3”(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三国,简称“10+3”)的金融合作成果,同时根据“清迈倡议”,加快了成员国之间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进程。目前,中国已与日本、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涉及金额共计85亿美元,与其它国家的货币互换协议也正在谈判与磋商之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加强各国货币合作的机制。
2.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汇率协调问题。汇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一直是各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核心。中国自1994年实行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官方一再说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央银行的任务就是稳定人民币汇率。但IMF认为由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太小(不足±1%),因此属于固定汇率制。那么中国目前的这种汇率政策是否合理呢?如果说在1997年的东南亚危机中,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是为了顾全大局(因为如果中国也实行贬值政策的话,那么只会招致国际社会的报复性反应,这对各方都没有好处,只会使景况变得更糟,按照国际协调理论,这也符合其宗旨),那么,在危机过后,是否一定还要履行这种承诺呢?换句话说,中国是否要以汇率稳定作为唯一目标呢?笔者同意何泽荣教授的观点:稳定汇率是汇率政策的一个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当然,这里不是说中国货币一定要贬值,只是想表明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至少应该寻求一种在国际社会能够承受的合理限度内调整汇率的机制。
(2)利率协调问题。国与国之间的实际利率差异会引起国际间的套利行为,从而导致国际资本的流动,并进而会直接影响到汇率的运动。也就是说,在国际间(特别是经济大国之间)存在利率协调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是不是国外(特别是美国)利率调整了中国也应该相应的调整呢?当然不是,中国连续8次下调利率,事实上对内需的刺激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在这里要说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动的环境、条件、因素及其范围,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相比较是有质的区别的。由于中国目前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因汇率变动幅度过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我国归到固定汇率制),因此对未来汇率变动是一种静态预期;另外,中
国还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资本是不完全流动的;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目前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没有形成一种利率的市场反应机制;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利率政策从短期来说应该自主性地决定。但这绝对不是说中国不需要进行利率协调,只是说存在一个自我决策问题。
(3)中国在国际协调中的地位问题。由于获得协调利益的大小取决于协调双方的谈判力量,而这种力量从根本上来说又取决于一个国家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的强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相对于这样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中国的经济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巨大差距。自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以来,在国际货币领域没有一个专门负责货币国际协调的机构(在崩溃以前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八国集团”在经济实力和能力上对世界经济的重大影响,因此它们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与协调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是当今世界上除IMF以外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尽管这种协调机制只是一种随机协调行为,但在新的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这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未形成之前,它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尚未被吸纳为该组织成员,这对中国在国际协调中的地位是有不利影响的。
(二)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对策
1.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积极参与国际协调。由于中国汇率市场不完善,不是有效的汇率市场,存在封闭性和垄断性,人民币汇率变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政府的政策取向,而无法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实现。针对目前经济现状,可以采取人民币适度贬值,刺激出口,扩大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缓解失业压力,与此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协调,注意国际社会的反应。
2.有步骤地开放金融领域,有效管理国际资本流动,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可兑换进程。加入WTO,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不可避免,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速度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体制改革进程、金融法规的完善程度、国家对金融业的监管水平以及金融机构的经营能力和竞争力。因此,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应该是一个有步骤的、渐进的过程。随着经济金融开放的深入,国际资本流动将加快,由此必须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有效管理和合理利用,建立防范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机制。随着国际资本流动加大,必然会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出要求。但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不能急于求成,应该是一个渐进的历程。
3.探索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国目前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物价之间仍然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而且可以通过利率、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对其加以调节。因此,中国目前仍需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标。但是,从长期来看,也要认真探讨其他参照指标,研究新形势下中介目标的选择问题。今后几年中国应该稳步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以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奠定基础。
4.加强国内金融监管,建立危机防范与预警机制。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也体现在对国际金融犯罪的共同治理上。为此,中国要加强国内监管,规范银行业务,实现与国际接轨;还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建立强大的信息网。同时,面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要建立危机防范与预警机制。
5.采用多种政策工具,实行政策的相机抉择,保证经济目标的实现。我们知道,一国经济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并不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应该同时依靠其他政策,比如财政政策的配合。就是说可以寻求通过财政政策来控制经常性帐户,从而调整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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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与管理范文6
关键词：资本限制流动 汇率制度 经济内外均衡
一个经济体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可能会面临经济内外失衡的问题，而调节内外失衡的政策选择和政策效果将受到该经济体对外开放度、国际资本流动状况、汇率制度选择、利率市场化程度以及当局对经济内外失衡的重视度不同等因素的影响。
对开放经济、不同汇率制度条件下经济内外调节研究最经典的分析当属蒙代尔（1960）的《固定及浮动汇率下国际调节的货币动态机制》一文。在该文中，蒙代尔假设资本完全流动，通过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经济内外调节的动态分析，彻底否定了以前经济界业已承认的一个观点：价格灵活变动情况下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经济调节机制没有差异。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即假设国内外利率一致，而我国的资本流动是经常项目下可自由流动，资本项目下却是非对称性限制流动，即资本流入的管制低于资本流出的管制。在资本限制流动条件下，国内外即使存在利差也不能引起资本的国际流动，因此，利率不是调整外部均衡的最佳选择。本文以资本限制流动为前提，分析不同汇率制度下经济内外均衡的调节过程。
资本流动的重要性
经济的内外均衡分别指国内商品及服务市场均衡和外汇市场均衡，对内经济的不均衡将导致价格及收入等指标发生变动，对外经济的不均衡将导致汇率波动或带来波动的压力。
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经济的内外均衡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当国内商品及服务的供给等于国内商品及服务的需求与国外对商品及服务的净需求时，国内商品及服务市场才能达到均衡。可以等价地表示为：国内总供给形成的收入扣除消费后产生的储蓄等于国内商品及服务需求扣除消费后产生的投资与国外商品及服务的净需求产生的净出口之和。简言之，国内储蓄等于国内投资加净出口。这说明，开放经济中一个国家的内部均衡一般会产生贸易上的外部不平衡，形成贸易顺差或逆差。在资本可自由流动条件下，这个差额可以通过资本项目相反方向的资本流动来调节以实现外部均衡。如果资本完全不流动，则必然存在外部的失衡，同时可能会带来汇率的波动压力及经济内部的暂时失衡。因此，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实施完全的资本不流动。同时考虑到本国资本市场对国际资本冲击的承受能力不同，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不同程度的资本流动管制，这足以说明开放经济环境中资本流动对一国内外均衡的重要性。
经济内外均衡的调节因素
本文假定经济低于充分就业、国内价格可自动调整，所有国外因素如价格、收入、利率不变。影响经济内外均衡的因素有很多，文章只考察利率、国内价格及汇率对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因为由该国货币市场决定的利率变化可以改变内部投资需求，同时形成资本流动压力；国内价格可以自动调整影响内部均衡，同时影响到该国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从而改变外汇收支；汇率由该国的汇率制度决定，汇率的调整会影响外汇收支。图1描述了由利率和国内价格决定的经济内外均衡线IB和FB。
IB线代表内部均衡：当利率上升时，投资需求下降，商品及服务市场均衡要求价格下降以扩大出口，因此在内部均衡要求下利率和国内价格反向变动。IB线左下方表示供给不足，经济存在通胀压力；IB线右上方表示供过于求，经济存在通货紧缩压力。FB线代表外部均衡：当利率上升时，一方面会引起资本流入，另外一方面引起进口下降，形成的顺差必须由经常项目产生逆差来达到外部均衡，即国内价格上涨以恶化贸易条件，因此外部均衡要求利率和价格同向变动。FB线右下方表示外汇收支逆差，左上方表示外汇收支顺差。在资本限制流动下经济外部调节困难，因为当价格小幅上涨所引起的经常项目恶化必须由利率较大幅度的上涨所引起的资本流入来抵消，因此FB线的斜率与资本流动限制程度成正比。两条均衡线的交点代表经济内外同时均衡。
资本限制流动、固定汇率制下的经济内外均衡调节
在经济没有达到内外均衡点时，经济系统将自动调节或政府当局主动调节以实现内外均衡。我国现在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实质为盯住汇率，同时实施国际资本限制流动，因此我国基本符合资本限制流动、固定汇率制度的条件。
我国目前正处于内部通胀压力、外部收支顺差区域，如图2中的A点。经济对内具有潜在通胀压力，要实现内部均衡，要求利率上升或物价上涨或两者同时变动。利率上升可降低投资需求，可以抑制通胀压力；物价上涨可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从而缓解通胀压力。但是利率上升会减少进口，物价上升增加进口，最终内部调整形成的外部收支变动取决于利率和价格的相对变动、需求价格弹性、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进口依存度等因素的大小。
经济外部存在外汇收支顺差，外部均衡的实现要求利率下降、价格上涨或同时变动。价格上涨导致出口下降、进口增加形成逆差。利率下降可通过两条途径消除顺差：一是利率下降引起投资上升，从而进口增加、出口下降形成逆差；二是利率下降在资本流动情况下导致资本外流，从而消除顺差。但在资本限制流动的情况下，资本外流受限，所以利率的变化只能从进出口上影响外部均衡，同时利率下降引起投资上升会加剧内部失衡，因此外部的失衡只能通过价格变化来调整，而这个调整过程一般会受到内部抵制。
因此，要实现经济内外均衡，以价格上涨来调节外部均衡，以利率、价格同时上涨调节内部均衡（假设价格上涨可行）。如图2中所示A点的调节方式，经济按照顺时针方向移动必然首先实现内部均衡，如A′点位置。到达内部均衡后价格继续上涨以实现外部均衡，此时存在内部通缩压力，利率开始下降，逐渐接近内外均衡点。同理，图2中其余B、C、D三点的失衡调节也是按照顺时针方向移动来实现内外均衡。结论是若经济内部失衡以利率和物价变动来调整，外部失衡在资本限制流动条件下仅依赖于价格变化来调节，经济内外均衡的实现将按照顺时针方向运行。
资本限制流动、浮动汇率制度下的经济内外均衡调节
在汇率可以自由浮动的条件下，经济外部均衡可以由汇率波动改变贸易条件来调整。此时，经济内部均衡可以通过利率调节来实现。同样，可以用利率和汇率的变化来分析经济内外均衡问题。如图3所示，以E表示以间接标价法表示的本币汇率，当E增大时本币升值，反之表示本币贬值。内外部均衡线相对位置与固定汇率制下相同，如果用直接标价法表示本币汇率，内外部均衡线将换位。
虽然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浮动幅度受到控制。现假设汇率可自由浮动，来分析我国经济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经济的内外调节。在图3中A点，经济对内具有通胀压力，对外外汇收支顺差。若要实现内部均衡，则利率上升、汇率升值或同时波动。 利率上升可抑制投资，缓解过度需求；汇率升值恶化贸易条件，这会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也可以缓解通胀压力。但在利率上升引起投资下降时进口也会下降，所以内部调整对外部的影响和固定汇率制下相同。
经济要实现外部均衡，汇率升值或利率下降。由于资本限制流动，特别在我国资本流出限制更严格，在利率下降时外部均衡的实现依赖于利率下调引起投资增加，投资增加带动进口上升、出口下降改变顺差。但在经济内部通胀压力下，利率下调必然加剧内部失衡。所以，选择利率进行外部调节效果较差。汇率升值会恶化贸易条件，可以抵消顺差。虽然汇率可自由浮动，但是汇率通过经常项目来消除顺差等于改变这个国家的进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顺差会长时间存在。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在资本限制流动、浮动汇率制下经济的内外均衡仍然依赖利率调整内部均衡，外部均衡由汇率波动来调整。利率上升、汇率升值首先消除内部通胀压力，内部均衡首先达到。但外部均衡仅依赖于汇率波动，利率上升反而有利于形成顺差，因此外部均衡很难实现。图3中其余三点的调节也是面临该种困境。经济内外均衡的实现仍然按照顺时针方向达到。
资本限制流动条件下经济内外均衡调节的启示
通过对经济内外均衡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资本流动对经济内外均衡的重要性。在假定资本流动受限的条件下，根据不同汇率制度的选择分析经济内外均衡的调节。据此本文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经济内外均衡在经常项目开放而资本限制流动下很难同时达到。在资本限制流动条件下，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经济的内部均衡依赖于利率和价格或汇率调整，两种变动均有利于内部均衡实现，但价格调整很难实施；外部均衡仅通过价格或汇率变动改变贸易条件来调整，同时还受到内部均衡调整的负面影响，所以外部均衡的实现较为困难。这说明如果一个国家仅开放经常项目而资本流动受限，那么内部经济的均衡意味着外部经济的加剧失衡，除非该国选择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第二，资本限制流动、固定汇率制国家若选择浮动汇率，应该首先开放资本市场，实行资本自由流动。根据对资本限制流动、浮动汇率制下的经济内外均衡分析结论，固定汇率制国家即使选择浮动汇率，如果资本流动受限，汇率浮动的幅度和时机将受影响，加之汇率对外部的调整受马歇尔勒纳条件制约，再考虑到内部均衡调整对外部均衡的反作用，该国不可能实现外部均衡。所以应首先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然后或同时选择浮动汇率制度。
第三，我国目前实行盯住汇率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采取非对称性资本限制流动，即资本流入限制低于资本流出限制。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情况下，我国经济要想实现内外均衡较困难，单纯依靠人民币汇率浮动是不可取的。可选择的途径有：一是开放资本市场，实行资本自由流动；二是调整产业结构，缩小出口比例，选择性增加进口比例；三是人民币被迫对内贬值，即忍受高速通货膨胀；四是三管齐下，上述三个方案同时实施。否则我国将不断加剧外部失衡，积累大量低收益的外汇资产。
参考文献：
1.蒙代尔.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三卷）[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2.米德.国际收支[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3.翁舟杰.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在内外均衡中的困境[J].财经科学，2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