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关系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关系范文1
关键词：谷维素；β-受体阻滞剂；心血管神经症
在临床上，心血管神经症状是一种常见的功能性神经症，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心血管疾病症状。心血管疾病的出现，导致患者神经功能、心血管系统以及呼吸系统异常，对患者的生活、工作以及学习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此次临床研究中，我院对收治的100例心血管神经症患者进行分组研究，实验组采用谷维素联合β-受体阻滞剂进行治疗，效果显著。详细临床报道如下所示。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此次临床研究主要以我院在2012年1月～2013年1月份收治的100例心血管神经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患者有45例，女性患者有55例。年龄范围为21～60岁，平均年龄为40岁。所有患者经过诊断，均符合心血管神经症的诊断标准。患者临床上表现为心悸、胸闷等症状。所有患者均不存在甲亢以及其他严重疾病。采用随机分配的原则，将所有患者分成对照组和实验组，每个组别各50例。两组在性别、年龄以及临床症状等一般资料的比较上，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对照组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临床上主要采用常规方法进行治疗，包括心理护理，镇静剂治疗等。
1.2.2实验组治疗方法 实验组患者在对照组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谷维素联合β-受体阻滞剂进行治疗，谷维素剂量为100 mg，口服治疗，3次/d；美托洛尔剂量为25 mg，口服治疗，2次/d。
1.3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心血管神经症积分以及临床疗效进行观察和比较。其中心血管神经症状评分标准如下：①0分：患者不存在临床症状，生活工作不受到任何影响。②1分：患者临床症状轻微，生活以及工作影响较轻。③2分：患者临床症状较为明显，生活以及工作受到影响。④3分：患者临床症状十分严重，对生活以及工作影响较为严重。以上述评分标准对心血管神经症状的各个表现进行计分和叠加。
1.4临床效果评价 此次临床研究主要以以下标准对患者的临床效果进行评价：①痊愈：患者在经过治疗后，临床症状以及生命体征完全消失，心电图检查结果显示正常。②显效：患者经过治疗后，临床症状以及生命体征显著改善，心电图检查结果显示改善幅度显著。③有效：患者经过治疗，临床症状以及生命体征有所改善，心电图检查结果显示患者有所改善。④无效：患者经过治疗，临床症状以及生命体征不存在明显的改善迹象，或者患者病情加重。
1.5统计学方法 此次临床研究主要采用SPSS12.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2结果
2.1两组心血管神经症积分比较 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心血管神经症积分比较，见表1。
2.2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经过治疗，临床疗效比较，见表2。
由上述表格可以看出，实验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在临床上，心血管神经症是一种常见的疾病，主要以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以及神经系统功能异常为主要症状。心血管神经症的临床病理还没有明确的结论，经猜测可能与环境、遗传以及性格等因素密切相关[1-2]。
谷维素是一种阿魏酸酯混合物，主要来源于米糠油的提取，其能够有效对氧化脂质的生成进行抑制，并加快胆固醇分解以及排泄，对血脂具有显著的降低效果，能够有效调节患者间脑功能以及自主神经功能，有利于患者神经功能的改善。
β-受体阻滞剂能够对儿茶酚胺以及神经递质具有显著的拮抗效果[3～4]，能够有效对β受体的激动进行作用，降低患者的血压，对患者的心脏功能具有改善效果。
此次临床研究中，我院对收治100例心血管神经症患者进行分组研究，实验组采用谷维素联合β-受体阻滞剂进行治疗，效果显著。可见，采用谷维素联合β-受体阻滞剂对心血管神经症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值得推广和普及。
参考文献：
[1]柳丽萍，徐珊珊，于鹏飞，等.养心氏片治疗心血管神经症的临床观察[J].实用心脑血管病杂志，2010，18（11）：78-79.
[2]刘国树.β-受体阻滞剂在高血压治疗中的争论再评价[J].中国药物应用与监测，2011，2（04）：231-232.
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关系范文2
论文摘要：地缘经济学是冷战后出现的一种颇有研究价值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内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尚不深入，并且还存在较多模糊认识。文章对地缘经济学进行了视角和概念界定，简要地介绍了它的内涵，着重地分析了其理论特征，并联系中国实际谈了几点看法。
一、地缘经济学界定
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的颇有新意的国际关系理论。当然，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经济发展与地缘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是关于国家利益、经济现象和地缘关系的科学”。还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基于地理因素考虑争取国家利益的战略或政策。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强调“地缘经济学是一种战略，对军事对抗起缓冲作用”实际上，从目前地缘经济学的发展情况看，它既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还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它还远不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探讨的主要话题，它需要“一个明确、规范的定义，特定的研究内容，可供证伪的假设，而这一切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地缘经济学又称“后地缘政治经济学”，具有显著的政策色彩，它强调地在有限空间内争夺相对受益的竞争性政策，可能引起人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担心，使其发展陷人窘境；同时，从纯粹学术角度看，将地缘经济学拘囿于战略或政策层面是不科学的。因此，将地缘经济学称之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是恰当的。确切地讲，它应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理论范畴。
1990年，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战略专家爱德华·卢特沃克在海湾战争前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缘经济学理论。按照他的看法，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人了地缘经济时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临危险的美国梦——如何阻止美国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在工业霸权争夺战中胜出》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政治和军事舞台转移到了经济舞台。国家间的竞争模式已经变为通过国家调控、参与来占领世界经济版图，提高目标市场的占有率。这种竞争新模式就是地缘经济学。美国兰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罗门指出，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将决定地缘经济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抢先启动的区域性贸易集团将在21世纪的经济和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L5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亨利·诺(HenryR．Nau)在《美国衰退的神话》一书中提出“权力经济学”(Powernomics)概念，认为地缘经济时代的国家目标依然是权力，经济活动应该围绕权力开展。只不过，这个权力更多是以经济来定义的，例如市场占有率、金融、物价和就业机会等。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为地缘经济学。即便将地缘经济学定位于学科上的学者在对其定义时也跑不出三个因素：地缘关系、经济手段、国家利益结合上文，笔者认为，地缘经济学较科学的定义应是：以民族国家行为体为主导，以地缘因素为地理基点和政策辐射点，运用国家干预色彩浓厚的战略经济手段获取国家利益和权力，夺取地缘经济时代领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世界相互依存趋势日益加强，各国面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普遍增多。而冷战的结束也为各国政治精英谋划治国方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在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的作用相对淡化的同时，经济、生态等“低级政治”的影响却愈加突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力量为先导的综合国力。过去的那种以对抗、冲突为主的竞争模式将让位于以协调、合作为主的非零和思维。但是，作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国家行为体追逐相对受益的本性不会因此改变。那么，民族国家如何在变换的时代特征下寻求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呢，这便是地缘经济学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已经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高级政治”让位于“低级政治”。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由于资源的稀缺，所有国家的本性还在于争夺相对利益。但是在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方式却是经济竞争取代军事竞争，“所有官僚机构发现的地缘经济作用的结果和由利益集团控制的地缘经济的结果，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案例中虽然各式各样，但是，从根本上讲，国家将按地缘经济的方式行事”。
(二)国际关系行为体增加，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夺经济优势
企业、组织乃至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地缘经济中来，而且在地缘经济时代，它们将和国家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它们将以“地缘经济”的名义寻求来自政府的支持，如果它们是“朝阳产业”或“民族工业”，将更有可能获得支持。此外，国际层次的区域性国家组织、贸易集团、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也将在地缘经济时挥重要作用。地缘经济学的目标并不在于将国民的生活水准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国在世界经济中优势地位的获得及维持，其中，“竞争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权力的尺度是通过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获得的。凭借决定性技术优势占领未来市场的能力以及获得进入新兴市场的机会比控制实际领土更为重要。国家参与地缘经济争夺的方式是多样的，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经济外交等。“由国家提供或引导的产业投资资本等同于传统战争的要素——‘军火’，国家支持的产品开发等同于‘武器’的变革，国家支持的市场干预取代了在国外军事基地的‘外交影响”’。
(三)美日欧之间的竞争是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是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它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1)日本率领的环太平洋地区；(2)美国领导的西半球经济区；(3)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在未来的竞赛中，三个经济霸权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超过其他两个。无论哪一个实现了这种超越，都会位居领先，都会像英国主导19世纪，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为了维护美国经济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贸易政策成了克林顿政府经济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减少日本贸易顺差，要求日本“自动出口限制”、“志愿出口配额”，甚至要求日本进行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
(四)不是所有国家都拥有实施地缘经济政策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这样做
只有属于“世界事务的核心舞台”上的国家才有实施地缘经济战略的能力。因为只有这些国家之间才能真正摆脱传统战争的威胁，也只有它们才拥有实施地缘战略所必须的有效的官僚体制和行动能力。另一方面，处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区”的第三世界，它们担心更多的依旧是地区冲突、战争威胁等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它们或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追求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不是这些国家政府考虑的问题。地缘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三、地缘经济学的理论特征
(一)地缘经济学是经济／生态政治学的发展
经济／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是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依托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海沃德·奥尔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经济／生态政治学》，其主要观点是：(1)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转向经济／生态政治学，目前迫切的任务是改革国际经济体制，调整国际经济关系，适应冷战后经济和生态政治因素增长的需要。(2)冷战后，军事威胁减弱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也相对削弱；战争不可取，实力不可无，经济与生态将成为实力的主要构成部分。(3)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的和军事的，更包括经济的和生态的因素。以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安全体制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的创始人爱德华·卢特沃克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地缘经济时代，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向地缘经济学发展。其理论主张是：(1)意识形态的差异已不如以前那样重要；(2)按地缘政治标准划定的对手或敌手，在地缘经济时代可能同时是贸易伙伴；(3)对全球的最大威胁已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国际关系中“低级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显地超过“高级政治”(军事对抗和核威慑)。这一转向“开拓了超越国界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代”。可以看出，经济／生态政治学为地缘经济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地缘经济学采纳了经济／生态政治学诸多观点，它只不过在经济层面上的着墨浓厚了一些罢了。
(二)地缘经济学是新现实主义理论
新现实主义是在对传统现实主义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仍旧认可传统现实主义所坚持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的冲突和竞争模式；国家对权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属性等基本原则。它纠正、完善了传统现实主义若干不合时展的缺陷，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义派别。它在强调国家行为体是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同时，还点明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它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还说明了合作、协调获取绝对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强调军事安全攸关国家生存的同时，还阐明了经济安全对国家的至关重要性；最为重要的是，它发展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安全观，认为权力不再是最终目的，权力是获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这使其不再像权力政治那样极富进攻性而具有了某种自由主义式的协调性、融合性，为自身理论的发展开拓了视野。
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所有的经济较量都是国家利益驱动的。只不过，地缘经济学强调的是国家经济利益，它的实现表现在就业人口扩大、市场扩张和产品出新上。地缘经济学强调国家的经济权力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为了本国的利益，国家要追求财富、权力、市场和工作机会，任何对本国国际经济地位进行挑战的国家对本国的经济安全都会构成威胁。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冷战后主要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特别是经济上的竞争与对抗。地缘经济学尽管赞同非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但仍旧把主权国家作为研究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对象。可见，地缘经济学是以新现实主义为指导的，它是新现实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的变种。说的严格一些，地缘经济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一员。
(三)地缘经济学是经济民族主义理论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形态，又称新重商主义、经济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学术界在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问题上存在多视角问题。罗伯特·吉尔平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或如最初所称的重商主义)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会实践发展而来，主张政治是重于经济的第一位因素，经济民族主义是国家建设最基本信条，它主张市场要服从国家利益，政治因素确定(或至少应该)决定经济因素”。肖夏娜·B·坦赛从政治主张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世界经济体制范围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以及本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决定谁可以开发自然资源，谁可以参与各经济部门的活动”。即还有一种观点从区域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即为东亚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陈峰君对东亚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是：把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并赶超先进发达国家作为全国全民的核心任务；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杠杆作用，力图使之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为一体；在思想领域中利用东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简言之，倡导“经济兴国”。
上述定义存在明显失误。它们并没有阐明经济民族主义(尤其是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重大特征和实质，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论局限和地区偏见。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本质属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但往往都被界定为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经济民族主义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权力和财富，这还是经济民族主义所认同的民族利益。笔者并不赞同经济民族主义对政治权力的追求第一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这种说法，反之亦然。经济民族主义通过国家权力来增进民族经济利益，又运用经济实力来获取国际社会权力。经济民族主义将两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没有必要分出高下。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具有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双重特征。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范畴，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已不再像重商主义、李斯特历史生产力理论、凯恩斯贸易超保护理论等早期经济民族主义那样极富侵略性了。
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它并不排斥绝对收益，竞争、冲突是其主要思维，但协调、合作也被采纳。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趋势的作用和推动下，经济民族主义走出民族国家领域樊篱，将触角伸至国家周边并不断扩大外延，形成了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这不仅是对民族国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和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对第三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分别对旧有国际秩序的破坏和维护而言的，这分别是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和非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是否可以这样定义：出于忠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增进民族利益的权力和财富。要求国家权力制定并实施符合这一考虑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保护、壮大民族经济并为民族经济的对外扩张赢取市场和资源。竞争、冲突是常态，合作、协调不可无，参与符合民族利益的区域一体化，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机制和秩序。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相互博弈而产生的理论、主张、方针和运动。
地缘经济学要求国家运用公共权力推行战略经济政策，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培养国家经济竞争力，争夺世界经济优势。在强调国家干预这一点上与经济民族主义毫无二致。地缘经济学强调国际经济关系的地缘性。国家或地区间由于地域上的邻接性而产生地缘经济关系，当它们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些经济体就会汇合成新的更大的经济体并产生经济超常规发展现象。地缘经济学将世界经济划分为三个彼此竞争的区域经济集团，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运动将对世界经济的结构和性质产生深刻影响。地缘经济学的地缘性观点可以为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地缘经济学强调更多的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竞争和冲突，关心更多的是相对经济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地区之间由于经济产业结构、资源结构上的差异性，而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来共同促进发展，形成互补关系。地缘经济学的合作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对绝对收益的认可。
四、地缘经济学的启示
(一)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的目标是抢夺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成功的希望则是在高科技领域
如果一个国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电子通讯和新材料等领域中的专利权，它将不会受限于传统工业产品的关税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赢取较大优势；高科技经济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外溢效应不仅存在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报酬递增特点。还可以优化、升级国内产业结构，以乘数效应拉动国民经济健康增长。如果我国在高科技产出领域中，哪怕只在一个或几个方面占有主导权，带来的成果，则可以用滚动发展的办法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发明高科技专利的科学家是否属于中国，而现今中国羁绊人力资源创新的最大障碍恐怕便是体制的臃肿，因此，民族富强和国家昌盛需要的关键步骤便是富有生机的制度及机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直接表现为跨国公司、企业和个人在国际经济上的斗争，而实质是国家间、政府间、政策水平间的较量
地缘经济环境下，国际关系交又发展的现实使企业在经济竞争中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当一个国家在选择某一生产领域作为国家发展的主导领域时，其他国家相关领域的企业在没有本国政府的支持下就将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国际市场中的中国企业仅凭自身力量是难以有所作为的。中国政府的参与是必需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介入的范围与程度。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清楚哪些部门与活动可以调控战略与规划应该掌控，用什么手段来干预，通过什么途径来传递，怎样把握介入时机，如何做到恰到好处。实际上，这里讲的是干练而富有成效的经济决策机制，纯粹的行政官僚机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必须创建学习型政府并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专家治国队伍。
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 血液净化 多器官功能障碍 综合征 急性肾衰竭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 in the ICU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complicating acute renal failure treatment application. Methods select our June 2012 to June 2013 were 60 cases of elderly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complicating acute renal failure pati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mplement 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 therapy for all patients. The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patient body hemodynamic index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nd APACHE II score and kidney， liver function after treatment parameters also declined obviously， BE abnormal， HCO， PH， restore the acid-base balance， and the data comparison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difference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1. Conclusion 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 treatment ICU elderly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complicating acute renal failure patients curative effect， worth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blood purification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Acute renal failure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是指在进行大型手术、感染、重大创伤等急性疾病过程中，多个器官或系统陆续发生急衰竭或障碍。其发病特点具有进行性、继发性、并发性。若病患不及时进行有效治疗最终将会走向死亡。当急性肾功能损伤（ARF）并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合时，其发病死亡率明显升高。ARF是一组综合征，其会导致肾小球滤过功能明显减弱，进而导致水电解质紊乱，如若不及时进行治疗，会对病患的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1]。连续性血液净化（CBP）可将病患血液中的有害物质清除，改善病患的ARF症状。本研究中选取我院收治的60例MODS并ARF病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CVVH治疗，取得理想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在我院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就诊并接受住院治疗老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合并急性肾衰竭病患60例，男45例，女15例;年龄在62-85岁，平均年龄为（68.3±6.8）岁;其中药物中毒5例，大手术后7例，重症胰腺炎8例，脑出血8例，重度创伤12例，感染性休克20例;所有病患在治疗疾病，积极维持电解质酸碱平衡，并控制感染。在采用CBP治疗前应强化基础营养治疗。血液净化治疗前进行生理和慢性健康评估，并记录评估相关分数。
1.2方法 在实施常规治疗后进行连续性静脉血液净化（CVVH）治疗， 采用Seldinger方法经中心静脉留置单针双腔导管建立体外循环，其中股静脉39 例，颈内静脉置管21 例，使用选用百特血液滤过管路和中空纤维血液滤过器（无丙三醇膜），规格HF1200 机，面积1.3平方米 ，每24小时，更换1次。置换液自配，A液：800mL的注射用水2800mL+0.9%氯化钠溶液+3mL的25%硫酸镁溶液15mL的+50%葡萄糖溶液+200mL的5%碳酸氢钠溶液;B液：10%氯化钙10mL。采用稀释法输入A液，从滤器后静脉壶输入B液，同时依据病患血钠、钙、钾离子浓度加入适量的氯化钾溶液，生理盐水及氯化钙溶液用量也根据病患情况进行适当增减。血流量（180～250）mL/min，置换液量（30～45）ML/（kg・h）。超滤脱水量依据病患的治疗补液、水钠负荷和血压设定。利用低分子肝素抗凝， 使用枸橼酸钠和小剂量无肝素或低分子肝素对有出血倾向病患进行抗凝。
1.3 观察指标 对患者进行持续心电有创或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CVVH 前、治疗后每12h查血糖、血气分析、电解质，每24h查肝肾功能，记APACHE-Ⅱ积分。
1.4 统计学方法 利用SPSS 17.0 对数据进行统计，均数±标准差（X+S）表示，并进行t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前后MODS病患血流动力学分析 治疗后患者的心率、动脉压、中心静脉压、心排血量指数均有所改善，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详见表1。
表1 治疗前后患者体内血流动力学指数变化（X+S ，n=60）
2.2 治疗前后APACHE-II 积分和肾、肝功能参数的变化情况 治疗后患者各项参数指标均明显下降，前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详见表2。
表 2 治疗前后APACHE-II 积分和肾、肝功能参数变化（X+S ，n=60）
2.3 治疗前后酸碱平衡变化情况 MODS病患居多是代谢性酸中毒，CBP可快速纠正，BE（碱剩余）、HCO、PH异常，恢复酸碱平衡，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显著P<0.01。详见表3。
表3 CBP前后酸碱平衡变化情况（X+S ，n=60）
3讨论
当前多种危重病和ARF的救治也逐步采用连续性动一静脉血液过滤技术[2]，尤其在对MODS的治疗当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MODS及SIRS的发生及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抗炎及促炎递质，且居多含有水溶性，同时相对分子量不相等，其中多为中大分子物质，CBP可清除其多数物质，当机体内部抗炎和促炎两侧作用得以平衡时，病患的病情将免于进一步的恶化，进而降低死亡率[3]。
老年MODS合并ARF病患病情危重，血流动力学极不稳定，病死率较高，无法承受普通血液透析。CBP较传统的血液透析优势在于其治疗的连续性，可等渗、缓慢的清除水和溶质，超滤率低，容量波动较小，且无胶体渗透压变化。输液限制较少，液体平衡可随时调整，对病患心血管功能改善效果更佳，有效维持电解质、水平衡及营养状况，更好的控制脑灌注压，且对血流动力学影响较小，符合正常人体生理情况，尤其是外伤、手术不能搬动者。对于心血管功能不稳、低血压病患，CBP对氮质和水的清除及对酸碱、电解质紊乱的纠正效果优于传统间歇式血液透析。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多数脏器功能普遍下降，各脏器代偿能力和储备功能都会明显下降，且常伴有慢性疾病，若出现肾功能衰竭，病死率极高。对于预防性或早期CBP可较好控制水、酸碱和电解质平衡，为治疗原发病创造条件，利于肾功能恢复[4]。因此，对这类病患实施CBP治疗时机是取决病患临床病情，而不是取决生理指标是否已达到尿毒症水平，水负荷比氮质血症更为重要，否则，若病患发展到MODS阶段，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致代价大，病死率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CBP前后多脏器功能衰竭综合征病患体内血流动力学指数显著改善，并且CBP 前后APACHE-II 积分和肾、肝功能参数也明显下降，BE、HCO、pH异常，恢复酸碱平衡。由此可见，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ICU老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合并急性肾衰竭病患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民生，赵晓琴，周红甲.连续件血液净化治疗ICU中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患者的疗效及预后分析[J].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1l，28（5）：703―705.
[2] 孙晓兰.探讨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ICU 多脏器功能衰竭综合征患者的临床应用效果[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4，14（7）：16-17.
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关系范文4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关系范文5
经济学何以被泛化
中国当前的经济学研究有着学科泛化的倾向：在相当程度上缺少方法和范式的通约，缺少基本陈述的约定；在知识背景和理论训练方面，则缺乏一种学科的技术规定性。
1979年以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的社会需求增大，经济学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强势学科，即所谓的“显学”。而且，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政策建议，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改革政策选择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由于社会需求增加，大学的财经类专业成为热门专业，几乎所有综合性大学乃至理工科大学都设置了财经类院系和专业。
然而，在对经济学“需求”和“供给”的膨胀中，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学科界定、学科规范却处于相当程度的迷乱中。中国的经济思想原本就缺乏实证思维的传统，加之学科分界不清晰、理论训练不正规，致使中国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分析缺乏足够的科学性。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汪信砚教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一文，指出中国现行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分类系统将“人文学科”(humanities)和“社会科学”(soccial science)混同为“人文社会科学”是很不恰当的。我也同意他的这种讲法。因为，人文学科不属于“科学”(science)，它是一种以“人学”为旨趣的“价值体系”，其思维方式是非实证的，即非“规范的”，其所研究的命题都是“价值命题”。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属于“科学”范畴，是一种以“物学”为旨趣的“知识体系”，其思维方式是实证的，研究的是“事实命题”而非“价值命题”。根据科学思维的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应致力于趋向价值中性，摆脱“价值负荷”，以符合实证性和可证伪性。
根据科学方法论，科学是人的一种有条件的认知过程。科学理论是一种公理化系统，理论语言、基本定理、对应规则应该具有统一的认识论意义。科学研究对知识背景、知识结构、理论训练有选择标准和定向标准，理论要明确、可识别、给出信息量，这就是范式要求和可证伪要求。而经济学，正是在方法论上接受了证伪主义和科学研究纲领，实现了所谓“研究框架的进步”，使经济学理论研究更符合公理化、体系化、逻辑化特征。
经济学需要框架约束
经济学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所以是有严格的框架约束的。同样，对经济学、经济学者的批评也不能没有学科框架约束。不然，讨论根本无法展开，经济学界也只能“集体失语”了。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热点论题。对此论题，有从和谐社会角度讨论的，有从居住权利角度讨论的，有从贫富角度讨论的，更有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讨论的；有的论者掏心掏肺地要房地产市场以满足低收入阶层的需求为己任……尤其是对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各方论者更是兴趣所致，连篇累牍地发表“空对空”的分析文章。
其实，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区域性，也有很强的专业性。对研究工作而言，亦有一定的信息量要求和理论训练要求。如果是作经济学分析，还需要有具备一定的约束条件的分析框架。虽然，“人的居住问题”不单是经济性的，还是社会性的、政治性的、文化性的，可以从多种学科角度讨论。但若是具体到房地产市场本身，则基本上是一个经济论题，要求在经济学的框架内讨论。
面对所有人群几乎是无限的改善居住需求，市场的甄别机制是支付能力。随后，当价格被市场发现、决定之后，在价格面前，不论哪一个阶层，有无级别，是否名流，统统不管用，只看支付能力，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平等性。只要价格不控、扭曲，它所包含的信息就是最全的，它所引导的资源配置就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在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上确实可能有缺陷，但市场机制终究还是比任何其他机制更公平。而且，由于市场的甄别机制是支付能力，就会激励人们努力提高自己的支付能力，社会经济也会因此发展。
当然，市场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房地产市场也不可能满足各个层次收入者改善居住的需求，这就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了。所以，为低收入者改善住房条件基本不是一个市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保障问题，是政府职能问题。为此，政府可以利用某些市场手段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如美国政府成立的“房地美”、“房利美”等房地产金融机构。可见，经济学研究如果没有学科框架约束，那就只能是一种“辩术”或文字游戏，与科学无关，与应用亦无关。
然而，时值21世纪初，中国学术界仍未确定这样一种学术规范或者学术思维，人们的分析、讨论、批评基本上没有学科框架上的约束。但是，在经济学框架中，市场就是市场，它天生没有特殊阶层利益取向，也不可能被“调控”为特殊阶层利益服务，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市场。同理，在经济学框架中，经济学会先假设收入和财富积累都是合法的，随后再在此前提下讨论收入分配问题。如果说收入和财富积累是由非正当行为获致的，这就超出了经济学框架，已不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或政治问题了。
经济学的框架约束是很严格的。如果把框架放松，经济学的解释力就会大大下降。除非出现类似交易成本理论、理性预期理论、信息经济学等理论上的进步。人当然不仅仅是经济动物，人的行为是多方面的，人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人的思想也是复杂的。但是，经济学只分析人的经济行为。在经济学框架中，人的经济行为基本可以处理成收益与成本的计算，即价格比较。如果横插一杠子，以人的其他社会行为规范来指责经济学的功利性，甚至指责经济学“不讲道德”，那就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此外，经济学之所以比较有活力、有科学性，是因为它非常注重从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汲取方法论养料。正因为经济学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所以是有严格的框架约束的。同样，对经济学、经济学者的批评也不能没有学科框架约束，不能没有一种“专业基本素质”的训练和“科学共同体”在话语系统、概念系统方面的约定。不然，讨论根本无法展开，经济学界也只能“集体失语”了。
以收入分配分析为例
经济学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及观念分歧，不在于道德准则或道德目标，而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5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人文学界的不少学者针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发表了不少包含道德诉求的文章。由于参与讨论的学者学科背景各异，因而，分析视角和分析框架各异，得出的结论差异也很大。
的确，收入分配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以自身的利益立场、知识背景、信息获得为基础对此发表言论。但收入分配根本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对此的讨论也基本上应在经济学的框架中展开。不然，泛学科的、情绪化的所谓“学术讨论”不仅容易缺乏客观的判断标准，难以达到科学意义上的共识，还可能会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影响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发展进程。所以，我认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及观念分歧，不在于道德准则或道德目标，而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
经济学所称的效率是经济效率。经济效率包括生产的效率和交换的效率。生产效率的检验标准又是唯一的，即以最小成本生产；交换效率的检验标准也是唯一的，即没有人能够在不使别人受损的情况下使自己受益。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认为，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往往具有最大化理性”以及“市场价格信息完全”这两个约束条件下，竞争性市场体系会达到经济效率，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根据经济学的逻辑，效率是引致财富净增长的源泉，而竞争性市场体系则是达到效率的通道。但如果引入公平这个概念，分析就变得复杂。因为，如何定义公平以及如何操作公平是一个难题。
经济学教科书曾给出了四种关于“公平”的定义：平均主义――社会所有成员得到相同数量的产品；罗尔斯主义――使社会中境况最糟的人的效用最大化；功利主义――使社会所有成员的总效用最大化；市场主导――认为市场结果是最公平的。因为根据经济学方法，任何一项选择都是有成本的，所以比较了以上各种选项的成本，大多数经济学家选择了功利主义对公平的定义。当然，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会选择市场主导的公平观点，认为竞争性市场进程的结果是公平的，因为它总会奖励那些最有能力和工作最努力的人。
大多数经济学家之所以选择功利主义对公平的定义，是因为这种定义与经济学的效率标准是相吻合的。经济学认为，如果一个人财富的增加不是以他人财富或效用的受损为条件，那么这种个人财富的增加会引致社会总福利的净增长，因而是有效率的。这一判断标准就是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帕累托最优”。如何达到“帕累托最优”?经济学的回答是：自由公平的交易。
以上分析所要说明的道理是简单明了的：经济制度与社会财富增长有直接的关联，有效率的社会制度安排将引致社会财富的净增长。而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应当是一个能保证自由公平交易的制度。经济中运用非自由公平交易手段而获益的空间越小，这个制度越有效率，个人财富的增加越能同时引致社会财富的净增长。反之，如果个人财富可以通过非自由公平交易获得，那么这个制度就是无效率的。据此理念，一个社会可以在资源禀赋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变革极大地提高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推进经济社会的进步。这也是经济学所揭示的市场经济制度之价值所在。实际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既反对平均主义，同时也关注收入差距悬殊问题。在这种原则看来，平均主义与收入差距悬殊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现。因此，我认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讨论收入分配问题。第一，以收入分配为表象的利益关系调整是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在绝对收入水平总体上升、贫困人口持续减少的条件下发生的。第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社会应更加关注收入差距问题，也将更有经济能力、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促进共同富裕。第三，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不能摒弃效率原则，不能损害经济发展这一基础。因为收入分配调节的目的是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穷。
如何看经济学的不同流派
大抵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两个名词在中国频繁出现，学术界及经济思想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想、政治学思想及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大量的引进、研究和讨论。
尤其是进入了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有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讨论渐趋热烈。但在这些激烈的讨论中，不少论者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学派形成、治学基础、主要观点把握得并不准确，有些理解甚至是错误的，争议的一些论题及观点也多有“泛学科”色彩。例如，“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理论界的表现是：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观、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的市场改革观、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等等。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学派。作为一个经济学流派，其信奉自由主义即自由市场经济理念。1947年，哈耶克(F.A.Hayek)曾邀请38位信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在瑞士朝圣山的杜帕克酒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团体，旨在坚持斯密所主张的“自然的自由秩序”，坚守自由文明，反对各种形式的集权主义。这一学术团体被称为“朝圣山学会”。就此，朝圣山学会将欧洲和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聚合在了一起。一般认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聚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学派的形成。
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关系范文6
（沈阳大学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 110041）
摘 要：按照西方经济学对公共财政学专业及课程的研究，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需要站在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方法开展研究分析工作。财政学专业建设应以对政府行为及活动的研究为中心，兼顾对学生理论及实践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 ：公共财政；财政学专业；国外理论与文献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5-0178-02
收稿日期：2015-01-10
基金项目：2014年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地方高校课堂教学向社会延伸的方案设计与实施”（编号：686）阶段性成果；2014年度沈阳市“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沈阳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编号：2014-28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忠华（1965-），男，吉林九台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高校教学理论研究。
一、公共财政理论研究
经济学的主要范畴有两个：资源的运用和收入分配。亚当.斯密(Adam Smith)被人们称作“经济学之父”，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创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人们称他为经济学的创始人。《国富论》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对欧美各国的经济也有深远影响。他在《国富论》中有许多关于财政问题的讨论，如小政府的观点，轻税的观点，税收公平的观点，等等。直到今天仍被许多人奉为经典，也对后来的财政学教学和课程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92年，另一位财政学重要人物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了《公共财政学》，全面的阐述了他的财政理论和财政思想，被视为现代财政学学科的雏形，内容非常全面，现代的政府支出理论、税收理论、公债理论、国家预算理论等都可以在书中找到痕迹。另一位财政领域的巨星，现代宏观经济学创造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书，名字叫做《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是经济学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凯恩斯说，那只“看不见的手”解决不了经济危机问题，经济萧条，股市低迷，失业严重，解决的办法要通过“看得见的手”，就是国家干预经济。但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经济学家开始猛烈砰击凯恩斯。当国家大量投资时，经济没有刺激起来，物价反而上涨迅猛。西方国家的经济出现了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的怪象，人称“滞胀”。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争论后，1959年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出版了《公共财政学理论：公共经济研究》一书，“公共财政学”与经济学融合发展为公共经济学。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大促进了财政学科的独立与成熟，如李嘉图（Ricardo，1817）的公债效应分析；古诺（Cournot，1838）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税收归宿分析；埃奇沃斯（Edgeworth，1925）的关于税收对生产企业的效应分析；拉姆齐（Ramsey，1927）的最优商品课税理论；莫里斯（Mirrlees，1971）的最优所得课税理论等等。道尔顿在《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提供了更有别于其他人的观占，认为财政学是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出版了《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随之而来的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标志着以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学与政治学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
二、财政学本质研究
财政学从来都是同治理国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从宏观层面上说，财政学是与政府主管下的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科技进步、社会保障、财政补贴、税收、公债、国家预算、宏观调控等联系在一起的。从微观的层面上来说财政收支与个人、企业的活动规模、活动方式紧密相联，以种种形式影响着个人和企业的决策。按照帕累托的观点，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指资源配置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在不使一些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没有可能会使另一些人的处境变好。政府的目标是以各种手段重新配置资源，使资源效率增大。从这样的角度考察财政学，主要在于发现财政活动的规律性；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政府应向私人学习”的解释，政府部门也是一个产业部门，只不过其具有特殊性。
三、财政学专业及课程研究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半个世纪以来高校的课程建设和经济社会、科学技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面对新的财政学科，新的课程建设理念和方法不断被创造出来。一般认为，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高校课程出现过三次改革浪潮，上个世纪50、60年代为第一次改革，70、80年代为第二次改革，90年代以后为第三次改革。总体来说改革具有三大特征。第一次改革称为“作为学科知识的科学”时期，目标是培养科学家，课程设置的导向是为新的科学发现奠定基础，课程改革的焦点是学科知识的现代化、结构化。第二次改革称为“作为相关知识的科学”时期，目的是将科学作为改善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工具，课程改革的焦点是理解理论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第三次改革称为“作为不完善知识的科学”时期，目的是缩小计划课程与实际实施课程之间的差距，其焦点是个人、社会和文化对科学知识形成产生的影响。”
古希腊文献记载：有人问斯巴达国王男孩子应该学习什么时，国王说：“他们应当学习他们成丁之后所要做的事情！”说明西方国家应用型教育的理念渊远流长。日本京都大学校长Kazuo OIKE在谈及课程建设目标时表示希望“能为整个社会做出贡献”。卡内基梅隆大学也认为，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在急速增加。让优质的资源拥有者采取措施来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为此，卡内基梅隆自2002年就启动了“开放学习项目”（OLI，Open Learning Initiative），通过建设一个共享的平台改造传统的课程。
四、总结
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需要站在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方法开展研究分析工作。由于财政学科经历的这种漫长的演变，使财政学科研究工作进入了一全新的时期。按传统经济理论，财政学产生原因的是政府为筹集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收入。财政学是研究政府（公共）如何取和如何予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关注资源的配置、充分就业、保护环境和稳定发展等经济和社会问题。
财政学从来都是同治理国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从宏观的层面上说财政学是与政府主管下的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科技进步、社会保障、财政补贴、税收、公债、国家预算、宏观调控等联系在一起的。从微观的层面上来说财政收支与个人、企业的活动规模、活动方式紧密相联，以种种形式影响着个人和企业的决策。
财政学课程建设问题的研究是资源运用的范畴。从学生角度来看，就是如何用好学校和社会资源，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取更多的知识和能力。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就是如何利用好大学这个平台发挥自已能动性和创造性，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向松祚.张五常经济学[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