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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的危机管理范文1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 公共危机管理 作用 对策思路
非政府组织由于自身的优势，在应对公共危机中有其显著特点，在历次公共危机中，非政府组织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自身和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当今社会中仍存在诸多不足，这大大影响了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需要政府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深入推进法制建设、加快完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来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一、公共危机管理需要更多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公共危机则是相对于人类生活中正常的社会秩序而引入的一个概念，是指由于内部或外部高度不确定的变化因素对社会共同利益和安全产生严重威胁的一种危险境况和紧张状态。如飞机失事、海啸、恐怖活动、地震、恶性疾病流行等，其具有社会危害性、不可控制性、重大性和广泛性。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我国目前的公共危机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自然灾害；第二类，是事故灾害，主要是指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这种事故；第三类，是社会安全事件，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第四类，是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是指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
非政府组织，英文全称是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简称NGO，即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目前，较为流行的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提出的，泛指非政府的、非营利性的、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社会中介组织。随着各种危机的不断爆发，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2005年的伦敦连环爆炸袭击中，英国红十字会迅速在全市范围内派出急救志愿者和救护车，协助政府做好现场应急救护工作。爆炸后，社区安全基金参与负责伦敦各社区安全，各种援助中心也开始全天候运转，皇家志愿服务等机构也纷纷向受害者及其亲人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和心理危机干预，尽管事态严重，英国政府仍然处变不惊，这跟非政府组织在其中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分不开的。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由于起步较晚，所以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非政府组织几乎不存在。在应对危机中，我国政府承担了各种繁琐的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而各种社会组织只是在政府组织下才被动地运转起来，与国外公共危机发生后各类非政府组织迅速到位并立即开展相应工作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优势
1.贴近民众的优势
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公益性组织，更多的彰显出的是公益性和社会性。它的组成人员来自基层社区，能更好地表达人民的各种诉求，从而为政府和民众构架起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在危机发生时，非政府组织的本质决定了它能够迅速广泛地进行社会动员，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民间力量，筹集一切可以利用的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源投入到应对公共危机中去，同时其志愿性特征也可以迅速吸收大批量的志愿者参与到整个危机管理中，做好群众疏导和保障工作，弥补政府在人力资源上的不足。
2.维护社会公平的优势
在公共危机发生后的，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在公共事务处理中更多的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必然有一小部分没有利益表达渠道的弱势群体，其利益可能会被政府所忽略。而很多非政府组织则以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作为其服务对象，维护了社会公平的同时也更好的促进了社会福利。
3.专业性优势帮助发现危机并提供专业的建议和救助
非政府其组织成员虽来自基层，但也决定了其可以也能够吸纳各行各业人才的优势，因此往往可以先于政府发现工作需求的信息，发现社会动态，了解民意动向。他们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基于自身知识开展的救援行动，也能帮助政府更好地开展公共危机管理工作。以汶川地震为例，陈光标先生率领中国首支自发抗震救灾队伍，由60台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组成的抢险突击队抵达绵阳、北川一带，展开了大规模救灾行动。
4.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灵活性优势
公共危机事件是一种非常规下的突发性事件。危机发生时，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破坏，民众心理处于恐慌期。而对于出现的公共危机事件，政府组织由于其自身的科层体制或某些政治原因、价值因素等使得他们反应出现滞后，无法及时有效地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三、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作用的现状
在日本的阪神大地震、美国的“9・11”事件以及美加大停电等诸多国外公共危机管理事件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许多非政府组织的身影，他们依据自身不同的特质，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整个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中除政府外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国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经历SARS、禽流感、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一系列公共危机事件中，尽管国内非政府组织都参与了公共危机管理工作，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政府忙碌的身影，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热情和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甚理想。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非政府组织无法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呢？
1.非政府组织数量不多
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与大多数国家相比，尤其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偏少的状态。数据表明，每万人拥有的非政府组织数量，法国是110个，日本是97个，美国52个，巴西13个，而我国只有2.4个。现代公共危机具有发生频率高且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等特点，数量上的不足必然导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难以发挥有效作用，政府从始至终“独自挑大梁”的局面很难改变。
2.制度的不完善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设置了门槛
我国对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管理实行双重管理原则。在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成立，不仅要得到中央和地方民政部门的许可，还必须找到一个与自身业务相关的业务主管单位。这些管理条例和规定就如同一把双刃剑，虽然加强了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督管理，但也为很多非政府组织设置了相当高的门槛，使得大批活跃在民间的非政府组织被拒之于合法登记的门槛之外，很难参与到公共危机管理中并发挥相应的作用。
3.资源的缺失使非政府组织缺乏社会公信度
非政府组织其非营利性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其对政府有着加强的依赖性，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基金来源也大多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在国内有很大一部分非政府组织是挂靠在政府部门下的，甚至其本身就是政府部门转化而来的。因此，很难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独立性的缺失导致非政府组织带有较强的官僚化和商业化，甚者背离非营利的宗旨，开展商业活动谋取利益，这些都使社会民众对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度产生了质疑。
4.活动资金的缺乏影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驶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出现了许许多多富裕的人，但民众对于富裕之后如何回馈社会的意识显然还没有明显提高。所以，国内大部分非政府组织仍然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募集到的资金远远达不到其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工作所需要的资金。
四、发挥好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的对策思路
现代危机管理的特点决定了公共危机管理必然是一个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共同发挥各自作用的过程。这就要求在加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工作的同时，必须积极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促进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
第一，政府要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并提供相应的扶持。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身上的压力和负担，是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重要帮手。所以，政府应该积极转变职能，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并为非政府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政府应在政策上，尤其在税收上，应给予非政府组织大力的扶持和帮助。通过加强公民教育，提高公民素质，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愿奉献精神，积极实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例如，国内比较知名的“壹基金”，正是由于依托中国红十字会的帮助，才能在短短几年中迅速发展起来，完善自身组织体系的同时也让社会大众从最初认识到慢慢熟知再到后来主动参加其组织的各类公益活动，“壹基金”社会公信度的提高，帮助其在几次国内公共危机事件中都能发挥相应的作用。
第二，推进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制建设。法律的支持是一个组织有效开展活动的重要前提。政府应但尽快以立法的形式确定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地位，并制定规范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基本法律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行为方式、活动范围和监管方式等，准确界定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权责关系，规范两者在公共危机处理中的程序和办法，及时化解两者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矛盾，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提供充足的法律保障，解除非政府组织的后顾之忧。
第三，非政府组织应加强自身的公共危机管理水平，其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加强组织自筹资金能力。非政府组织应加强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广泛吸纳社会捐赠，保证有足够的运作资金。
（2）努力吸引各方面专业人才，为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做好人才储备。
（3）建立完善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非政府组织应当在日常管理中建立一个符合自身特点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包括组织内部管理流程、公共危机发生后的工作流程以及人员招募的规章制度和监督体制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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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的危机管理范文2
关键词：组织公民行为；人力资源管理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157-02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市场环境瞬息万变的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成功与企业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因素息息相关。成功的企业往往离不开主动工作、积极进取的员工。员工的努力程度和主动精神对组织的绩效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企业管理者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激励员工,使员工除了认真完成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任务,还能够主动承担并从事一些岗位描述所要求的职责范围以外的责任和工作。因此,企业的成功与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组织公民行为理论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是组织行为学领域研究的前沿问题。
1 组织公民学的基本概念及基本维度
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以下简称OCBs） 是指在组织中未明文规定且未给予奖励的情形下, 组织员工自发性的做出对组织或对其他员工有益的行为, 且此行为有助于组织绩效的提升。
组织公民行为是一个多结构模型, Smith 首先把组织公民行为分为两个基本维度: 利他主义(帮助特定的个人) , 和总体服从(总体上做一个好员工应该做的事情)。根据Organ ( 1990) 的研究, 组织公民行为应为五个维度, 分别是利他行为( Altruism) 、尽职行为( Conscientiousness) 、运动家精神( Sportsmanship) 、谦恭有礼( Courtesy) 和公民道德( Civil virtue) 。利他行为是指员工愿意花时间主动帮助同事完成任务或是防止同事在工作上可能会发生的错误; 尽职行为是指员工的表现超过组织的基本要求标准, 他能够尽早规划自己的工作计划以及设定完成工作的时间; 运动家精神是指员工在不理想的环境中, 仍然会保持正面的态度去面对, 不抱怨环境不佳, 仍能忠于职守; 此外, 个人也会为了所属工作团体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谦恭有礼是表示员工用尊敬的态度来对待别人; 公民道德是指员工主动关心、投入与参加组织中的各种活动。有这种行为的员工表明其已经把自己视为组织中的一员。
内部市场理论认为, 一个组织只有进行了有效的内部交换以后才有可能成功地进行外部交换, 一个企业不可能向外部顾客提供比给予内部顾客更好的服务。Evans 认为当今企业在人员管理上所关心的已经不再是如何防止人才流失, 而是创造出一种与员工之间的可持续、互利的交换关系。在Bell和Meguc 针对服务业所作的一次实证研究显示: 组织公民行为的运动家精神、公民道德、利他主义、自主意识、礼貌周到等五个方面与服务质量相关系数分别为: 0. 20, 0. 20, 0. 32, 0. 18, 0. 26, 均为显著相关。由此可见, 在企业管理中重视组织公民行为, 创造有利于组织公民行为形成的组织氛围是非常重要的。
2 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因素
许多学者对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四种因素:
（1）个体特征( Individual Employee Characteristics)。
个体特征包括员工的态度、性情、角色认知和个体差异。Organ & Ryan (1995)发现,员工满意度、组织承诺、公平感和组织公民行为呈正相关关系。角色认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部分行为显著相关。
（2）工作特征(Task Characteristics)。
Podsakoff等人的研究发现工作特征(包括工作反馈、工作固化、工作内在的趣味性)与利他行为、运动家精神、公民道德等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3）组织特征(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研究表明,群体凝聚力与组织公民行为中的利他行为、克己复礼、认真负责、运动家精神、公民道德存在正相关关系。被感知的组织支持与员工的利他主义存在相关关系。组织领导不能控制的报酬与员工的利他行为、克己复礼、认真负责呈负相关关系。
（4）领导行为(Leadership Behavior)。
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利他行为、克己复礼、认真负责、运动家精神及公民道德呈强烈的相关关系。交换型领导行为与利他行为、克己复礼、认真负责、运动家精神及公民道德显著相关。在对路径――目标领导行为和领导――成员交换理论的研究中,也发现某些领导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3 组织公民行为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组织公民行为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有着积极的影响, 归根结底是由于员工在感受到来自组织的关心和支持以后产生回报组织的强烈愿望, 这种强烈愿望会转化为员工工作中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和巨大的创造力, 而这种责任感和创造力正是企业发展的力量之源。员工们之所以会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的前提是他们有很强的组织认同感、信任感和忠诚感。如果员工们都对企业不认同和不信任，他们就会很少会主动地付出额外的努力追求组织的有效性，去推动企业的成功和发展，所以为提升企业员工组织公民行为, 企业应该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有所改进，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提高管理绩效。具体措施如下：
（1）扩大工作分析的内容。
工作分析是整个人力资源的基石和向导，没有它，任何人事活动都是盲目的。它是确定工作令人满意的主要基础。这一范围包括工作行为令人满意的范围和担任该工作的员工在知识、能力、经历和个性等方面令人满意的范围。这些范围的确定使企业在人员甄选、任用、薪酬福利、晋升培训等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找到决策的依据。
（2）建设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可以理解为组织成员所共同拥有的信仰、期望、思想、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的一种复合型式，尽管没有直接的资料显示企业文化和OCBs之间的相关度，但影响OCBs的若干变量，包括员工满意度、组织公平、组织承诺、领导行为等归根结底都是企业文化的反映和结果。因为组织公民行为并非通过一般的奖励就可得到激励, 得到回报的速度自然较慢, 所以, 必须建立长期的组织文化方能够较好地引导组织公民行为。根据Hofstede (1997) 的研究结果, 如果个人着眼于长期, 那么就会比较重视美德, 同时也注重长期的回报。另外, 长期着眼者为了融入组织或参考群体中, 势必要遵守组织或参考群体的规范,从而较易实施组织公民行为。相反, 短期导向者为了得到立即的回报必须要凸显自己, 才能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他们不大会注重群体规范或伦理, 自然也不会遵循不是立刻就能得到眼前利益的组织公民行为。组织通过培训等方式向员工传递、灌输企业文化、传播价值观，使员工接受、认同组织文化，达成组织认同，形成“我和企业是一体”的感觉。
（3）三百六十度的评价机制。
三百六十度的评价机制是强化个体组织公民行为的文化机制。组织公民行为的印象管理动因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并不鲜见。根据社会学家Hofstede 的观点,中国文化的权力距离比较大,即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认可权力在组织机构中的不平等分配,认可等级顺序的合理性和上级拥有特权的合法性。在这种文化中,管理者的决策往往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与之相适应,个体也非常注重自己在上司心目中的形象。对于想要在上司手中获得更多资源的个体来说,印象管理尤为重要。虽然印象管理动机也可以诱发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但是出于这一动机的组织公民行为往往只表现在上级领导面前,且在达到目的之后组织公民行为水平就会下滑,因而对组织效能的促进是比较有限的。这一类的组织公民行为不应该受到鼓励。为了避免高估印象管理动机较强的个体组织公民行为,管理者在评价下属时,应该从更多的渠道获得信息,不能只凭个人的感观。如果绩效评价体系中纳入了组织公民行为这一指标,就很有必要建立三百六十度反馈评价机制,多渠道地收集个体组织公民行为的信息。这样,既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个体是“好演员”还是“好战士”;也便于我们从多个角度对个体的组织公民行为有个全景认识,这不仅有利于管理决策,也可为进一步的绩效辅导提供更为周严的背景信息。
（4）实施“全面薪酬战略”的薪酬支付方式。
所谓“全面薪酬战略”, 即公司将支付给员工的薪酬分为“外在”的和“内在”的两大类。“外在的薪酬”主要指为员工提供的可量化的货币性价值, 如基本工资、奖金、股票期权等等。“内在的薪酬”则是指那些给员工提供的不能以量化的货币形式表现的各种奖励价值, 如对工作的满意度, 吸引人的公司文化, 良好的人际关系, 相互配合的工作环境, 以及公司对个人的表彰、谢意等。外在的薪酬与内在的薪酬各自具有不同的激励功能。它们相互联系, 互为补充, 构成完整的薪酬体系。实施全面的薪酬战略使员工感受到组织对自己的关心和支持程度, 增强组织认同感, 满足员工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从而导致组织公民行为的发生。如宝洁公司十分重视员工的培训和开发。宝洁公司经理通过“工作和发展策划系统”(W &DP) 用于员工的提升、定薪和员工发展, 每个员工的W &DP 都有四个部分: 前一年的工作计划与结果的比较; 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发展的领域; 近期和长期的职业兴趣; 下一年培训和发展计划。在宝洁公司, 发展下属潜能被认为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而且是每个指导者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思科公司, 高层主管放下架子与普通员工一起同甘共苦。思科的总裁钱伯斯的专机是自己掏钱买的, 他乘航空公司的飞机出差时都是只坐公务舱, 从不坐头等舱, 即便是用自己的飞机出差, 他也只按一张公务舱的价钱报销, 其余自己掏。这种强调“平等”的做法改善了公司管理人员与员工的关系, 使员工有“主人”的感觉, 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支持性的工作氛围产生了单纯的金钱激励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总之,企业若想要成为高绩效、具有竞争力的组织,除了在资金、设备、技术等方面进行投入之外,组织中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也是决定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除了员工角色的工作行为外,员工若是在企业中能够有主动、创新等超过角色内要求的自发性工作行为表现,如组织公民行为,将有利于企业更有效率地运作。组织公民行为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企业管理者和学者应借鉴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探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组织公民行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以及对企业管理工作的启示。因此,对组织公民行为在中国的研究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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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的危机管理范文3
[论文摘要] 目的：观察脑卒中早期康复中良肢位摆放对肩关节半脱位、患手肿胀、足下垂、足内翻的影响。方法：选择100例脑卒中患者，50例作为观察组给予良肢位护理，50例作为对照组不予良肢位护理。比较两组肩关节半脱位、患手肿胀、足下垂、足内翻发生率。结果：观察组肩关节半脱位、患手肿胀、足下垂、足内翻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结论：脑卒中早期康复中良肢位的摆放对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且能降低脑卒中后肩关节半脱位、患手肿胀、足下垂、足内翻的发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加大，脑卒中的发生率越来越高，发病年龄也逐步年轻化。在我们护理的患者中，年龄最小32岁，为提高治愈率，降低残障程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早期良肢位的护理十分重要。下面就我们在护理工作中对于偏瘫患者如何保持良肢位的护理观察介绍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本组100例脑卒中患者均经头颅CT或MRI确诊，均有不同程度的肢体瘫痪。观察组50例系2007年4月~2008年3月在我科住院的患者。年龄32～76岁，脑出血18例，脑梗死32例。对照组50例系2006年3月～2007年3月收治的脑卒中患者。年龄36～78岁，脑出血20例，脑梗死30例。两组在年龄、性别、疾病类别、偏瘫程度上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方法
观察组在神经内科常规治疗及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随时将患者瘫痪肢体摆放在对抗痉挛的位置，不论在各种治疗及护理操作后、变换、大小便后等按良肢位要求摆放患者，并加强病房巡视，随时检查良肢位的保持情况。对照组只给予神经内科常规治疗及常规护理。
1.3评价
根据肩关节半脱位的评定标准[1]。利用患者看专科时间进行评价，根据患者走路姿势评定足下垂及足内翻的存在。
1.4结果
50例观察组中，发生肩关节半脱位6例（12%），患手肿胀8例（16%），足下垂15例（30%），足内翻12例（24%）；对照组中，发生肩关节半脱位35例（70%），患手肿胀30例（60%），足下垂30例（60%），足内翻23例（46%）。观察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2护理
2.1健康教育
向患者及家属介绍保持良肢位对预防和减轻异常模式的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取得患者及家属的配合和支持，让家属共同参与良肢位的护理，同时宣传早期康复的时间，脑出血在发病1周，脑梗死3 d，生命体征平稳即可开始康复，同时脑卒中偏瘫康复时间较长，要有信心、耐心。持之以恒十分重要。
2.2用物准备
枕头5个（充填物以荞麦皮为宜），方形海绵垫1个，沙袋1个，小软枕2个（大小为正常枕头的1/3）。必要时家属可根据需要自制良肢位摆放所需要的一些物品。
2.3良肢位的摆放
2.3.1健侧卧良肢位患者健侧卧，胸前放2个枕头，将患侧上肢放于枕头上并高于心脏水平，与躯干呈30°～45°，肩前伸，肘伸直，腕稍背屈曲，五指伸展。患侧下肢，腿稍屈曲放于体前一支撑枕上，髋前伸，膝关节自然屈曲，踝关节尽量保持90°，健侧下肢稍后自然放置。
2.3.2患侧卧良肢位患者患侧卧，患臂前伸，患侧上肢与躯干约呈90°，肘伸直，前臂外旋，手指张开，掌面朝上，注意将患肩平拉出来，避免患肩受压和后缩。健腿屈曲放于体前一支撑枕上，患腿在后，膝关节稍屈曲，踝关节尽量保持90°。
在以上两种侧卧中，因早期患者处于软瘫期，腰背肌力差，躯干不平衡，常不能很好保持良肢位，我们在患者背后以及接近臀部处各放一个枕头加强躯干的平衡来保持良好的肢位。
2.3.3仰卧良肢位患者仰卧位，患肩下垫一小软枕，患侧上肢放于枕头上并高于心脏水平，使肩上抬前挺，上肢与躯干呈外展外旋位，肘伸直，腕稍背屈，掌面朝上，五指分开并伸展，患侧臀部垫一枕头使骨盆与髋前挺，大腿稍向内夹紧并稍内旋，患侧下肢外侧或踝关节用沙袋垫压防下肢外旋，足内翻。膝关节下垫一小软枕使之稍屈曲，防下肢伸肌亢进，踝关节呈90°，足尖向上，足底用方形海绵垫支撑，防止足下垂。
3讨论
脑卒中早期康复中，目的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使其回归家庭、重返社会。脑卒中的药物治疗在急性期主要是挽救生命。如患者病情不稳定，也谈不上康复。临床药物治疗是康复治疗的基础，因此，脑卒中后康复时机的掌握尤其重要，我国方定华等用随即对照的方法对387例的急性脑卒中患者作早期康复研究，发现急性脑卒中早期康复比无康复者在运动功能提高、日常生活水平提高、神经功能缺损程度降低以及继发足内翻，足下垂发生率降低等均有显著性差异。脑卒中患者瘫痪早期，肩关节周围的肌肉处于软瘫状态而无法将肱骨头固定于肩胛盂内，造成肩关节半脱位，由于肌力的下降，髋及下肢外旋而发生足内翻，由于足部肌力降低，而发生足下垂。采取正确的肢体摆放，抬高患侧上肢，可促进静脉回流，防止血液淤滞，可有效预防肩关节半脱位和患手肿胀。有研究[2]表明，正确采取偏瘫肢体良肢位是防治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关键。脑卒中患者早期进行良肢位摆放的护理，并做好家属及患者的健康教育，肩关节半脱位、患手肿胀、足下垂、足内翻的发生率明显低于未进行良肢位摆放护理的患者。这与王翠玲[3]等研究一致。由于我院处于城乡结合部，农村患者较多，对康复知识知之甚少，患病后就是吃药输液，加之经济原因，患者多在急性期后即出院。因此，在出院前强化对患者及家属进行良肢位摆放的健康教育和其他康复知识指导，及出院后的电话随访。对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减少致残率，降低残障程度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燕铁斌.现代康复治疗学[M].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106.
组织中的危机管理范文4
【摘要】 目的 探讨迷走神经中枢孤束核在针刺“足三里”对胃运动障碍大鼠胃内压影响中的作用。方法 采用神经电生理学方法，用微电极细胞外记录大鼠孤束核单个神经元的活动，在正常生理状态下及经血管注射抑制胃运动的药物阿托品或促进胃运动的药物胃复安后，观察针刺“足三里”对孤束核神经元放电及胃内压的影响。结果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针刺“足三里”有效激活了孤束核神经元放电，并明显促进胃运动。静脉注射阿托品后，孤束核神经元背景放电减少，但针刺对放电的影响与药物前相比变化不大， 静脉注射阿托品后针刺“足三里”仍有效激活了孤束核神经元放电，且静脉注射阿托品后针刺“足三里”能明显促进胃运动。在静脉注射胃复安后，孤束核神经元背景放电增加，但针刺对放电的影响与药物前相比，变化也不大， 静脉注射胃复安后针刺“足三里”仍有效激活了孤束核神经元放电，而且静脉注射胃复安后针刺“足三里”更明显促进胃运动。结论 针刺“足三里”对胃功能的调节作用以促进胃运动为主，其调节作用与孤束核神经元的激活密切相关，且针刺“足三里”引起孤束核相关神经元放电增加幅度不受周围胆碱能受体阻滞剂阿托品及多巴胺受体拮抗剂胃复安的影响。
【关键词】 孤束核；足三里；针刺；胃运动；大鼠
Abstract：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function of the vagus nerve center nucleus of solitary tract (NTS) in the influence of gastric pressure by acupuncture at “Zusanli” in rats with motility disturbances of the stomach. Methods Adopting electrophysiological methods， the extracellular discharge signals of neuronic action in NTS were recorded with glass microelectrode. The influence of the discharges of NTS neurons and gastric pressure responding to the acupuncture at “Zusanli” point were observed in normal status and the condition of Atropine or Metoclopramide intravenous injection. Results In the normal status， acupuncture at “Zusanli” activated the discharges of NTS neurons and promote the gastric pressure remarkably. After Atropine intravenous injection， the background discharges of NTS neurons decrease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discharges responding to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before and after Atropin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gastric motion reinforced obviously by acupuncture at “Zusanli” after Atropine administration. But after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Metoclopramide， the background discharges of NTS neurons increased. There was also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discharges responding to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before and after Metoclopramide administration. Moreover， the function of promoting gastric motion by acupuncture at “Zusanli” got more obviously after Metoclopramide administration. Conclusion The function of adjusting gastric motion by acupuncture at “Zusanli” point has close relation to the activation of NTS neurons， and the increasing amplitude of the discharges of NTS neurons wasn’t influenced by cholinergic receptor blocker Atropine and dopamine-receptor antagonist Metoclopramide.
Key words：nucleus of solitary tract；Zusanli；acupuncture；gastric motion；rat
“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五输穴中的合穴，是四总穴之首。临床和实验研究均表明，“足三里”对胃功能和疾患有显著的调整和治疗作用[1-2]，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周围神经系统的作用，而对中枢的作用研究甚少。因此，本研究旨在观察针刺“足三里”穴对孤束核神经元放电的影响，探讨脑的低级中枢延髓孤束核(nucleus of solitary tract，NTS)在“足三里”穴调节胃运动中的作用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
健康成年Sprague-Dawley雄性大鼠32只，体重300～350 g之间，中国中医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为清洁级动物。测量胃内压实验前禁食12 h，饲以5%葡萄糖盐水。手术及实验过程中动物体温用计算机温度时间控制仪维持在(37±1)℃。
1.2 仪器及药物
脑立体定位仪(日本)、微电极操纵器、微电极推进器(PF5-1，日本光电)、微电极放大器(MEZ-8301，日本光电)、载波放大器(AP-601G，日本光电)、生物放大器(AB-621G，日本光电)、双线记忆示波器(Vc-10，日本光电)、刺激器(SEN-7203，日本光电)、隔离器(SSl02J，日本光电)、双芯玻璃毛坯(长度100 mm，外径1.5 mm，内径1.2 mm，南京)、玻璃微电极拉制仪(Model P-97，美国)、压力换能器(yp200，北京)、PowerLab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爱德公司，澳大利亚)、华佗牌针灸针具(苏州)、计算机温度时间控制仪(STARC ST-360，日本)、台式牙钻车(307-6，上海)、37 ℃液体石蜡、0.5 mol/L滂胺天兰醋酸钠溶液、0.2%肝素、0.01%阿托品、0.1%胃复安、0.3%中性红水溶液。
1.3 孤束核细胞外记录手术
在室温条件下，大鼠称重后用10%乌拉坦腹腔注射麻醉(urethane，1.0～1.2 g/kg)。大鼠头部用耳棒固定，头顶部剃毛，沿正中矢状线切开皮肤，分离皮下组织，刮除骨膜，暴露前后囟，将前后囟调至同一水平。根据大鼠脑立体定位图谱(Paxinos和Watson，1998)，在孤束核(A-11.3～-14.3 mm；L 0～2.3 mm；H 4～7 mm)所在颅骨部位用台式牙钻车钻孔，手下有落空感即停止。显微镜下分层剥离硬脑膜和软脑膜，暴露的脑组织用温的石蜡油覆盖。在记录孤束核实验中，大鼠俯卧，将大鼠头部用耳棒固定于脑立体定位仪上，下齿钩挂在鼠头夹中，口鼻部用鼠头夹压紧。
1.4 血压记录手术
动物仰卧，于颈部中线偏左侧一字切口切开皮肤，分离皮下组织和肌肉，暴露左侧颈静脉、颈总动脉。用动脉夹在颈总动脉中段夹住血管阻断血流，注意松紧适度以免夹伤血管。将颈静脉、颈总动脉的远心端用手术线结扎，眼科剪将血管剪开一斜口(大约为直径的1/2)，将静脉插管和动脉插管分别向心性插入颈静脉、颈动脉内约8～10 mm，注意不能太深以避免动脉插管对颈动脉窦的机械刺激。动脉插管内预先充满0.2%的肝素，排除悬浮气泡。动脉插管通过三通装置与注射器和压力传感器相联，注射器内留置2 mL 0.2%的肝素，动脉血管堵塞时少量推注。静脉插管直接与注射器相连，以备静脉用药。
1.5 胃内压记录手术
动物仰卧，上腹部剃除毛，于剑突下腹正中矢状线偏左侧5 mm一字切口切开腹腔，以温和的生理盐水纱布推开肝脏暴露胃幽门部及十二指肠上段。将套在塑料导管一端，导管前端与之间留有一定空隙，在距离前端1 mm处用外科线结扎将两者固定，制成直径为20 mm的胃内留置气囊。胃囊内及插管内充满双蒸水，排除气泡。在十二指肠距胃窦部1.5～2 mm处，避开肠壁上可见的血管，在肠系膜的对侧做一个2～3 mm左右的一字型切口，将气囊放入胃窦部，切口处荷包缝合固定。插管另一端通过三通装置与注射器和压力传感器相连。
1.6 孤束核神经元细胞外记录
在记录孤束核的实验中，根据大鼠脑立体定位图谱，通过微电极操纵器控制微电极推进器，将玻璃微电极由颅骨孔经小脑插入孤束核，探查记录神经元放电。玻璃微电极参数选用外径1.5 mm，内径1.2 mm，尖端1～1.5 μm，阻抗10～20 MΩ。当诱发或自发的神经元放电信号出现时，上下调节推进器位置至信噪比较大，停止推进，使电极尖端停留在放电神经元处，待其放电稳定后开始记录。神经元放电信号经微电极放大器、Vc-l0生物物理放大器(AVB-10)二级放大后显示在示波器上，并输入PowerLab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
1.7 血压记录
手术后连续记录30 min动脉血压，待动物血压平稳、波动小于5%范围的情况下开始实验。动物颈总动脉血压由动脉插管经三通装置输入压力换能器，将液体压力信号转变为电信号，经载波放大器放大，输入PowerLab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管道堵塞时经三通装置推注少量0.2%肝素。
1.8 胃内压记录
手术后连续记录30 min胃内压，待动物胃蠕动波稳定后开始实验。记录不到基础蠕动波时通过注射器经三通装置调节胃内水囊大小。胃内压由插管经三通装置输入压力换能器，将液体压力信号转变为电信号，经生物放大器放大后，输入PowerLab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
1.9 实验程序
出现神经元放电信号时，上下调节推进器位置至信噪比较大，停止推进。完整的神经元放电记录的程序为：记录15 s背景放电后，进行针刺程序，刺激时间为30 s，刺激停止后再记录15 s背景。
针刺下肢“足三里”穴观察对孤束核神经元放电、血压、胃运动的影响，针刺自始至终由同一个人操作，采用平补平泻手法，垂直进针，均匀地提插捻转，顺时针捻针时插入，逆时针捻转时提出，手法平和，不轻不重，频率不快不慢。正常大鼠的实验程序结束后，静脉推注0.01%的阿托品(0.18 mg/kg体重)或0.1%的胃复安(1.8 mg/kg体重)，待药物引起的血压波动及胃基础波动恢复平稳，重复上述针刺“足三里”程序，继续记录神经元放电、血压和胃内压的变化。
1.10 记录部位的组织学定位
单细胞记录结束后，用刺激器通过隔离器经微电极放大器向玻璃微电极通以20 μA的逆向直流电，将玻璃微电极内的醋酸滂胺天兰电极液导入脑组织以记录位置。留取动物心脏灌流固定，取脑组织冰冻切片，做中型红染色观察，参考大鼠脑定位图谱确认记录电极所在的位置，将记录部位在孤束核以外的数据删去不用。
1.11 统计学方法
PowerLab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及Chart5.0 for Windows分析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分析，数据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观察正常生理状态下和静脉注射阿托品或胃复安后针刺大鼠“足三里”对孤束核神经元放电、胃内压的影响。神经元对刺激的反应有三种情形：兴奋、抑制和无反应，刺激后频率变化增加15%为兴奋，频率变化减少15%为抑制，频率变化在15%内为无反应。各组针刺前、针刺后及差值(针刺前－针刺后)做描述性统计表示为x±s，针刺前后数值做配对t检验，以观察针刺对孤束核神经元放电、胃内压的影响。用药前后相应组做针刺前后数值配对t检验，观察药物对针刺效应的影响。各统计均以P
2 结果
(见表1、图1、图2)表1 针刺“足三里”对不同状态下大鼠孤束核神经元放电及胃内压的影响（略）注：与针刺前比较，*P
3 讨论
“足三里”属足阳明经脉，四总穴歌记载“肚腹三里留”，一直是古代医家和现代临床针灸医生治疗胃肠疾病的首选穴，具有健脾和胃、扶正培气、通经活络、开降气机的功效，对胃功能障碍有显著的调整和治疗作用。针刺“足三里”可同时影响中枢及周围脑肠肽的变化，共同参与对胃肠功能的调整作用[3-4]。
本实验研究在正常生理状态下及经血管注射抑制胃运动的药物阿托品或促进胃运动的药物胃复安后，针刺调节胃运动的穴位“足三里”对中枢核团孤束核神经元放电及胃内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正常生理状态下，针刺“足三里”有效激活了孤束核神经元放电，并明显促进胃运动。静脉注射阿托品后，孤束核神经元背景放电减少，但针刺对放电的影响与药物前相比，变化不大，阿托品后针刺“足三里”仍有效激活了孤束核神经元放电，且阿托品后针刺“足三里”能明显促进胃运动。在静脉注射胃复安后，孤束核神经元背景放电增加，但针刺对放电的影响与药物前相比，变化也不大，胃复安后针刺“足三里”仍有效激活了孤束核神经元放电，而且胃复安后针刺“足三里”更明显促进胃运动。阿托品是乙酰胆碱M型受体-毒蕈碱受体阻滞剂，能松弛许多内脏平滑肌，可抑制胃肠道平滑肌的痉挛，降低其蠕动的幅度和频率而抑制胃运动。胃复安为中枢及外周神经多巴胺受体拮抗剂，因其能拮抗多巴胺受体并增加肠肌神经丛释放乙酰胆碱而具有促胃动力的作用。针刺“足三里”对胃功能的调节作用以促进胃运动为主，其调节作用与孤束核神经元的激活密切相关，且针刺“足三里”引起孤束核相关神经元放电增加幅度不受周围胆碱能受体阻滞剂阿托品及多巴胺受体拮抗剂胃复安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常小荣，严 洁，林亚平，等.电针足三里对兔胃粘膜损伤细胞保护作用的观察[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2，9(7)：26－27.
[2] 周国平，严 洁，常小荣，等.电针足三里对胃黏膜损伤家兔 EGF、NO的影响.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5，12(7)：39－40.
组织中的危机管理范文5
在客户的选择上，李晓芸介绍说，“净资产达到100万美金的客户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在中国，我们更想接触家庭型客户。比如，这个家庭到了第二代传承时，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一些长期规划。国外家族办公室客户的门槛是5000万美金，中国有各种限制，不过我们还是想远离（客户净资产）100万美金的最低要求。100万（的客户）交给大零售的客户经理，我们团队资源比较有限，要向私人银行的金字塔尖发展。”
在业务上，私人银行的项目包罗万象。
法兴私人银行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合作叫“家族办公室”。“它比传统私人银行的门槛要高，在欧洲，我们面对很多皇室和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正面临传承的问题。这在中国也有现实意义，如何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帮助他们把财富延续下去。”
“我们曾推出一款人民币信托理财产品。这种产品投资标的为固定收益类市场，包括：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AA+级企业债、A—1及以上短期信用评级的企业短期融资券、债券逆回购、货币市场基金及其他货币市场产品等。”
从法兴私人银行在全球业务看，可谓包罗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有委托理财、财务咨询、外汇买卖、税收等；还可进一步提供旅游、信息、交通和娱乐等全方位公共服务。“这些项目如果能在中国被放行，将完全能疏通中国富豪的投资渠道。”
“很多客户第一次见面就会问，你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产品。其实私人银行的服务单纯说产品就会显得有些短视，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产品，而是对于客户的全方位服务。”李晓芸说，在国外，一个酒庄老板的第五代酒庄经营者唯一的诉求就是将酒庄经营下去，多余的钱就会交给私人银行做信托或者基金。
与刚刚起步的中资银行相比，拥有丰富长久经验的外资私人银行底气十足。
组织中的危机管理范文6
关键词：地方政府；协作管理；公共危机
1政府危机管理的概念界定
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多，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时刻都要面对不同程度的危机，而政府处理的危机是属于公共范畴的，被称为公共危机。所谓的公共危机是指“由于内部和外部的高度不确定的变化因素，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安全生产严重威胁的一种危险情况和紧急状态，那么能够引起这种危机情况的紧急状态的事件就是公共危机事件”。学界通常对“政府危机管理”和“公共危机管理”作为等同的概念，不做严格的区分。
但是以张小明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危机管理具有双重意义。政府作为一般的社会组织和其他的组织一样也会面临自身体系内外的一些危机状况，比如财政危机、生存危机或人力资源危机等，关于应对这些危机的管理活动是政府危机管理的第一层含义。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这个身份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时，政府应对的危机是属于公共范围的，是对公共危机的管理，这属于政府危机管理的第二层含义。文中使用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与“政府危机管理”不做区分，且是从政府危机管理的第二个层面出发研究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由于公共危机普遍是由地方开始引发和蔓延的，地方政府在预防、遏制公共危机中处于主导地位，本文强调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分析协作式公共管理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存在状况。
2地方政府协作式管理普遍存在的原因分析
协作性公共管理“描述了在多组织安排中的促进和运行过程，以解决单个组织不能解决或不易解决的问题”。协作性公共管理从方向上可以分为纵向协作和横向协作。纵向协作强调政府组织内部层级间的协作活动，政府部门直接，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横向合作强调政府和非政府直接的联络和合作，通过伙伴关系、网络、契约关系、结盟、委员会、联盟、公会和理事会，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管理者代表其组织共同制定战略，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本文侧重于研究地方政府的横向协作管理。
奥图尔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为何跨越组织(例如组织间网络的管理)，普遍存在且有可能增加的五个重要原因。协作性公共管理普遍存在于地方政府的管理之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公众的需求多样化和政府失灵的矛盾以及协作主体的成长造成的。
处理艰巨或者复杂问题的政策可能需要这样的结构来执行。政府面临的公共危机和问题越来越复杂。问题的环境更加恶劣，单个部门已经不可能独立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更不用说严重的公共危机，协作成为了政府管理的必然选择。
基于政府直接干预范围上的局限性鼓励而不是抑制了基于网络的解决方法。随着社会和市场的发展，公众偏好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和产品而同时要求政府减少干预。此外。政府失灵一个重要的体现就在于不能为公众提供个性话的公共产品，为了满足公众的这些需求，政府只有与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协作才能做到。
政治驱动力诱导出需超越因政策目标而可能必要的联网；行政管理者经常必须平衡清晰集中的项目权威的技术需要与要求包容和更宽广影响的政治要求。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意识的增强和途径的增多，为政府横向协作管理提供了可能性；组织网络的建立和信息技术的现代化为政府间纵向协作提供了平台。
3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协作主体分析
3.1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非政府组织是指除了政府和企业之外的所有社会组织；狭义的非政府组织是指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自愿公民组织。文中采用的是狭义的非政府组织的概念。非政府组织从产生开始就与政府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由于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的特征，在我国政府成为非营利组织获得经费的来源之一。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形式主要是采取合作和赋权的方式，关键是利用非政府组织在专业技术方面的优势，取得在危机管理中的更好效果。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发生时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整合作用，由于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以公共利益为所有活动的最后依归，能够得到公众的信任，以最快的速度和号召力整合社会闲置资源为地方政府解决危机提供协助。此外，非政府组织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社区中的活动频繁，为地方政府解决公共危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国家诚信机制的缺陷和公民志愿精神的缺失成为非政府组织走不出的困境。公共危机的管理中，政府仍然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对公共危机管理的参与主体起监督和指导作用。然而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甚至不能避免组织内部的寻租行为，更不用说能很好地监督和避免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谋取私利。
3.2营利性组织
营利组织主要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组织，在地方治理理论中，企业作为政府协作的对象，主要以外包和委托的形式纳入地方政府管理的领域。营利性组织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利润最大化，提供的是多样化的私人物品。营利组织的高效性和对环境变化的高度适应性是区别于政府低效、反应迟钝的特点。现代政府面临的是更多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不仅要对公共危机事件作出快速的反应还要解决手段陈旧的问题。营利组织在这方面的优势弥补了政府的不足。公共危机管理是有一个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危机发生前和发生中更多的是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力量，但在危机发生后的重建阶段，政府需要营利组织通过契约和合同的形式将政府的部分工作外包给企业去完成。政府将危机管理的部分职能转移给企业，并不意味着放弃所有的监督管理权。与政府的协作关系并不能改变营利组织追求私利的特性，为避免营利组织的外部不经济行为，政府应该建立起完善的协作模式，以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我国政府在管理中往往重结果不重投入，就会出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对等的结果。
3.3公民
政府与公民的协作关系主要体现在公民和政府协调合作共同创造社会安全文化和在应对危机意识和能力上的提高。群众的危机意识、危机预防能力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是影响地方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因素。公民是公共危机的直接受害者，社会安全文化是需要在政府的管理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在公民的广泛和积极参与下形成的，反映了一种社会的伦理和文化。在预防公共危机的管理中建设安全文化有三层次的要求：一是观念意识，主要是社会管理者和民众一起培养起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理念，只有在观念上形成了预防公共危机的意识才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公共危机的发生，很多危机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二是行为文化方面，行为文化是观念的反映，同时又作用于观念，“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公民增强参与政府管理的积极性和增加了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公民行为文化的发展为公共危机管理中快速动员社会提供了基础保障；
三是制度文化方面，政府在长期的安全文化的培养和管理中形成有效地管理制度，为创造良好的社会安全环境提供制度的保证，为社会的安全创造良好的环境，出现社会、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协作关系。
4地方政府协作管理的困境
4.1公共危机协作管理的责任问题
责任是一个控制问题，明确责任是协作管理的难题。在官僚制体制内，组织的层级结构极其严密，严格规定了不同层级和职位的职责。而在协作性管理中纳入的主体本身是处于体制外的组织。这些政府组织外的组织要承担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中的部分职能的时候必然存在责任的分配问题。政府不管与那个协作主体合作都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其他主体是否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要的话责任的大小如何分配，这是协作管理中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多组织条件下的责任丧失出现在合同关系中，现在已经大量存在。最让人担忧的是合同组织的雇员会追求与政府不一致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凯特尔描述了合同关系中的这种不一致的情况，他认为合同外包的哲学假定是，政府与承包人的基本关系是委托关系，受委托的主体是在政府的有效监督下进行管理的。现在存在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委托关系的双方达成一个不受政府约束和监督的内在的隐性的关系，致使行政监督和委托关系发生断裂。在法律和制度健全的发达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困境。由于体制上的漏洞，为政府管理者的寻租行为找到了机会。政府重结果轻投入的导向性为协作的破裂制造了更大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