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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研究的基本问题范文1
关键词：证券市场；政府干预；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8)01-0009-04
国家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的政策使证券市场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与调整，与此同时，人们关于政府调控股市的议论和评论也纷纷扬扬。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中，政府调控市场的做法由来已久，甚至不少人认为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个“政策市”，至少可以认为政府的政策对市场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以至于从一般的大众投资者到专业的注册分析师也都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政府的政策意图与政策动向，其间的打听与揣摩之风盛行。更有甚者，是不少的学者教授和政府官员纷纷出面频发议论，积极建言，颇有“院外游说”之态。
面对如此之现状，我们应当如何来认识这一问题呢?毫无疑问，这里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弄清楚：一是政府可不可以调控市场?二是政府应当如何来调控市场?特别是后一个问题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尤其显得现实、迫切和重要。
一、市场失效与政府干预
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制度性变革。从理论上来讲，按照当今主流经济学的一般认识，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市场有时是会失效的，我们称为“市场失效”，因此，市场是需要“政府干预”的；与此同时，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有时也可能是失效的，我们称为“政府失效”，并且认为“政府失效”的后果比“市场失效”的后果更为严重。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的现象呢?那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活动中，每个个体都希望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因而作为一个“经济人”是理性的，但是，“个体理性”的总和并不能保证达到“集体理性”，也即保证社会总效应的结果是好的。恰恰相反，“个体理性”的总和往往产生的是“集体非理性”，其结果是不好的。所以，即使在市场经济制度之下，政府干预仍然是必要的。那么，为什么又会产生“政府失效”呢?那是因为政府采取了不适当的“直接干预”方法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而不是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适时地运用制度设计和制度变迁来诱导作为市场个体的经济行为，从而达到“集体理性”的好的结果。当然，以上这些基础理论特别是关于“政府失效”的理论讨论还有待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探讨。
基于以上的基本理论认识，我们认为第一个问题即“政府可不可以调控证券市场”便自然有了结论，政府是可以而且应当调控市场的。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府应当如何来调控市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调控的有效性，从而涉及到“政府失效”的问题，因而显得更为重要，也是我们在这里需要重点讨论的。
二、政策失效与制度缺陷
毫无疑问，目前的证券市场的确存在着阶段性的非理和市场泡沫化，一个集中的表现就是绩差股的过度上涨和市场筹码的过度换手，这反映了市场的短线投机盛行而长期投资不足。理性地看，这种市场状况对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在这样的市场中，市场的价格信号已经起不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反而由于“逆向选择”而产生了“劣股驱逐良股”的结果。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了这种情况呢?是中国的投资者天生就不具备理性的素质吗?不是；是政府对广大投资者的风险教育不够吗?也不是。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毋庸讳言，我们认为问题就出在我国证券市场的“游戏规”上，就出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制度性缺陷中。
在证券市场中，市场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市场的过度波动显然是不利的和不可取的。政府干预的作用就是要平缓这种过度的波动，维持市场的稳定发展，以发挥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正常功能。市场的过度波动只会扰乱和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弱化和破坏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正常功能。这里的道理与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道理是一样的，宏观调控也是要防止整体经济发展的过度波动。
众所周知，我国证券市场的大起大落曾经经历过好多次，期间又总伴随着政府“看得见的手”之政策干预。但是，尽管政府这种干预的初衷是为了平稳市场的发展，但是实际结果往往是不理想的。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两大制度性缺陷：一是没有足够的红利回报；二是没有稳定的政策预期。很显然，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由于没有足够的红利回报而追逐市场波动的资本利得是“个体理性”的，由于没有稳定的政策预期而崇尚快进快出的短期投机也是“个体理性”的。但是，不幸的是这种“个体理性”的总和产生的恰恰是“集体非理性”的坏的结果。
三、有效调控的制度设计
笔者认为，要实现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调控，仅仅依靠投资者的风险教育显然是不行的，仅仅依靠传统的财政货币手段也是不行的，而是需要将“宏观调控微观化，微观分析行为化，理性投资制度化”。从理论上讲，我国调控股市的一贯做法还停留在传统的“凯恩斯时代”，希望在宏观上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手段来达到目的，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的。根据当今前沿经济学的最新理论认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强调从经济的总量特征作宏观分析，忽视了宏观经济现象内部包含的微观基础，导致了宏观与微观经济研究的脱节。实际上，宏观经济发展的变化趋势是在微观经济个体的最优化选择过程中实现的。这种“宏观调控微观化，微观分析行为化”的理论对认识我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其实，从更大范围来看，关于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这一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如此的困境。我国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开始就及时地提出了要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这一任务，即从主要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变为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的集约型发展方式，但是，至今成效甚微。究其原委，也正在于一些制度性的缺陷。在现行的制度条件中，企业作为个体在经济活动中通过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来追逐自身的最大利益是可行的，从而是“个体理性的”。只有当通过征税等制度设计来改变企业的收益预期，使得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反而对企业的预期收益是有利的，企业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选择，从而使我们最终得到“集体理性”的好的结果。以上的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我国的证券市场。我们只有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变迁来改变我国投资者的收益预期，使得投资者感到价值投资的收益优于短期投机的收益，如此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改
变投资者的行为选择，使人们感到在证券市场中进行价值投资对自己是有利的。我们并不反对使用宏观政策手段来调控股市，只是这样政策手段是“无差异化”的，只是在总量上影响市场行为，而起不到我们所说的“结构性调整”效果。结构性的调整效果只有通过差异化的制度设计才能达到。总量宏观调控手段和差异化制度设计的有机结合应当成为我国政府有效调控证券市场的基本思路。
那么，我们所说的制度设计或制度变迁应当包括哪些内容。粗略地讲，笔者以为最起码需要符合以下3方面的要求：一是保证蓝筹股的红利回报；二是提高绩差股的重组门槛；三是稳定市场发展的政策预期。
1 保证蓝筹股的红利回报 我们以美国为例来说明问题。美国证券市场中的蓝筹股往往都是行业龙头，这些上市公司不仅业绩优良，而且红利优厚。据统计，“道指”3成份股在2006年已实施的现金红利分配中，每10股支付现金红利在10美元之上的公司共有15家，占30只成份股的50％。其中，每10股支付红利最高的是运通为76.4美元。分红水平最低的也有近3美元，分红水平低于5美元的只有5家。如此优厚的红利回报是投资者长期价值投资的物质基础，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和“纸上富贵”。
许多人喜欢用巴菲特的长期投资故事来举例，而且巴菲特是主张为避免征税而将公司盈利再投资，不主张现金分红，即所谓最大限度地追求复利。这样的投资风格并不适合于广大投资大众。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每年稳定的现金分红，诸如养老退休等社保类基金何以维持长期价值投资呢?这些基金又何以满足持有人的现金回报需求呢?片面地用巴菲特案例来引导投资大众是不合适的。更何况按照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人们的投资行为受短期预期的影响要大于受长期预期的影响，投资者对当期红利回报的重视程度要大大高于对远期投资收益的重视程度。因此，用远期投资收益来鼓励部分群体进行长期价值投资也许是可行的，但对投资大众是无效的。这里的关键是我们不能以个别事例来概括大数法，只有服从大数法的普遍规律才能合理解释大众性投资的市场。
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等一系列基本前提下，上市公司实行优厚分红存在着客观的基础。当然，是否分红属于上市公司自身股利政策的范畴，法律和行政并不能直接规范它。那么，我国的制度设计如何来保证上市公司愿意来实施分红呢?归根结底一句话，那就是要让上市公司感到实施优厚分红比不实施对自己是有利的，从公司治理角度讲对控股股东也是有利的。根据博弈理论的“激励相容”原理，就是要让上市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有积极性采取分红的行为。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中，稳定高分红的上市公司能够赢得广大投资者的青睐，从而可以导致上市公司较高的股价，较高的股价自然又可以让上市公司较为容易地从资本市场低成本融资，如此良性循环。但是，这种以市场为基础的良性循环在“新兴加转型”为特征的我国资本市场中并不能自然形成，市场需要培养，关键在于规则。譬如，笔者建议对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审批就可以考虑加上历年分红的财务性要求等约束性规定。
2 提高上市公司重组门槛 就是要提高绩差股的重组门槛。我国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优胜劣汰”的功能是很差的，就是我国企业破产法的制定与实施也是步履蹒跚，困难重重。这里主要是存在体制性的障碍，其中包括不够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和地方经济利益限制。这些问题不仅在上市公司存在，而且在非上市公司也存在，是我国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体制性缺陷。在这种体制性缺陷尚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的情况下，设法通过规设计来提高绩差股的重组门槛应当是可行的和必要的。如果绩差股重组仍然是比较容易的，甚至可以得到不少的财政性优惠，如果我国资本市场仍然是“乌鸦变凤凰”的故事满天飞，那么，市场“逆向选择”的格局仍将继续，理性价值投资的市场氛围就仍然无法建立，证券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依然难以企求。
3 稳定市场发展的政策预期 现在主要的问题还不是政出多门，而是不少政府官员根据个人想法随意发表评论意见，这是很不妥当的。不仅是官员，而且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人士也是很热衷于证券市场的评论。如此情况只会造成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十分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与健康发展，甚至难免有叵测之徒趁机寻租牟取私利。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策预期，稳定的政策预期可以影响人们的投资行为，减少市场的短期投机行为。为维护我国证券市场的公平、公开、公正的基本原则和稳定发展，笔者建议政府有关方面应当尽快完善相关的发言人制度，并可考虑在重大政策出台前先行“吹风”之举，以减缓市场突发性的过度波动。目前我国央行在加息前就CPI等先行指标进行“吹风”的做法值得借鉴。
微观经济研究的基本问题范文2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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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研究的基本问题范文3
[关键词] 非统计专业国民经济核算现实意义教学方法
国民经济核算课程在财经类院校一般被设置为统计学专业的必修课,非统计学专业的选修课。就目前非统计学专业实际开设情况看,这门课程的影响力还不大,应有的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对于非统计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学习这门课程究竟有何现实意义?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应该如何定位?教学方法应该如何选择?这些基本问题尚不十分清晰,值得探讨。
一、国民经济核算课程的现实意义及教学目标
1.国民经济核算课程的现实意义
国民经济核算是对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经济运行过程和结果所进行的系统描述。通俗地讲,就是对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算总账。通过这种算账,可以提供一个国家以GDP为核心的各方面的宏观经济运行信息。这些信息对于各个层次的经济活动参与者都非常重要。对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和研究机构来说,这些信息是分析评价经济形势、研究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对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来说,这些信息是判断宏观经济走势、进行微观经济决策的依据;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国民经济核算提供的信息也是进行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分析、经济实力对比的依据。
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信息的这种基础性地位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在实际中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层面的经济分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应用中,我们经常会碰到对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信息的误读误用的情况。从我们接触到的财经类非统计专业学生看,他们对于GDP、产业结构、消费率、投资率这样一些宏观经济概念,要么完全不清楚,要么只有一些模糊的认识。在最后撰写毕业论文阶段,经常会看到学生想当然地应用宏观经济指标分析问题。曾经有一个学生,为了撰写论文在《中国统计年鉴》上苦苦搜寻“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却始终未能找到,就是由于不知道国民经济核算的一个基本常识:“国民生产总值”这个名称早已被“国民总收入”代替。还有不少学生时常把 GDP挂在嘴边,用在论文中,却根本不知道这个指标的来龙去脉,真正内涵。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没有系统地学习国民经济核算基本原理。国民经济核算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算账的方法,但是这种算账是对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算的总账。与企业的算账相比,这种算账因其涉及的经济单位众多,涉及的经济活动纵横交错,显得更为纷繁复杂。而且,这种算账,不是各国各搞一套,而是有一套专门的、国际通行的框架和方法――SNA-1993。SNA-1993是一套由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于1993年联合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方法体系,是各国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通用语言”。我国在长期开展核算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于2002年公布了与这套国际规范基本接轨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信息就是通过这样一套专门的框架和方法核算出来的。要想自如地应用核算数据进行经济分析,就需要对这套专门的框架和方法进行系统地学习。
非统计专业的学生如果缺乏国民经济核算方面的知识,从眼前来看,会导致其知识结构不完善,在观察宏观经济形势,撰写与之相关的论文时遇到困难,从更深层次的意义看,不利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在新的历史时期,高等教育特别强调培养宽口径、厚基础、创新能力强、实践能力强的高级专门人才。这样的培养目标要求我们的学生具有宽厚的基础知识和良好的综合素质,而不能仅仅具有单一的专业知识。对于财经类学生来说,不论将来从事哪种类型的经济管理工作,了解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实际情况,拥有一定的宏观经济分析能力都是十分必要的。财经类学生普遍开设的宏观经济学课程,主要讲述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并没有系统地介绍反映国民经济运行总量指标的基本内涵和核算方法,也较少涉及到基于这些总量指标所反映出来的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进入21世纪后,我国国民经济总量不断提升,结构不断升级,发展变化十分迅速。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跃上30万亿元台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为世界瞩目;我国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演进迅速;收入分配领域诸多问题值得关注……认识、理解宏观经济中的这些鲜活的情况和问题,并具有一定的分析能力,是财经类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而要具备这样的基本素质,就应当学习国民经济核算基本原理,这也正是国民经济核算课程的现实意义所在。
概括而言,对于财经类非统计专业学生,国民经济核算课程的现实意义在于,提高他们的宏观经济分析素养,形成一定的对宏观经济指标数据的解读和分析能力,以开拓视野,提高综合素质。
二、国民经济核算课程的教学目标
基于上述分析,国民经济核算课程应该面向财经类非统计专业学生积极开设,教师应该向学生充分介绍这门课程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还需要向学生明确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规模庞大、头绪繁多、涉及领域广泛。既要从经济总体层面展开核算,又要在部门层面展开核算;既有反映完整经济运行过程的流量核算,又有反映经济运行条件和结果的存量核算;既要反映国内经济活动,又要专门反映对外经济往来。这些复杂的内容又通过各种账户、表式、指标具体表现出来。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作为一门选修课不可能面面俱到。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不制定明确的教学目标,在实际教学中就会迷失方向。
剥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复杂的外壳,会发现这套框架和方法最基本的功能在于,向人们提供反映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的经济总量指标。这些总量指标是以GDP为核心的指标群体,反映了生产、分配、消费、积累各个环节的经济总量,以及期初期末的宏观资产负债存量。对于非统计专业的学生来说,要提高他们的宏观经济分析素养,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认识和理解这些总量指标的基本内涵和分析用途,这也正是与他们今后的工作和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把这门课的教学目标定位为:掌握以GDP为中心的一系列国民经济总量指标的基本内涵、核算方法,以及它们用于经济分析的基本思路。这个界定中,掌握总量指标的基本内涵、核算方法是基本目标,掌握它们用于经济分析的基本思路是更高层次的目标。
二、国民经济核算课程的教学方法
围绕制定的教学目标,国民经济核算课程的教学方法要特别突出账户方法和联系实际的方法。基本思路是:利用账户方法讲清经济总量指标的基本内涵,运用联系实际的方法让学生理解指标的现实分析意义。
1.账户方法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联合的SNA-1993是各国进行国民经济核算赖以遵循的标准文本。SNA的全称为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即国民账户体系。国民经济核算实际就是通过一套首尾相连,逻辑严密的账户体系加以核算的。概括来看,这套账户体系分为反映经济运行过程的流量账户和反映经济运行条件和结果的存量账户。流量账户是按照生产、分配、消费、积累各个环节分别设置的,存量账户即期初期末的资产负债账户。每一个账户都可以从经济总体和机构部门这两个主体层面进行编制,相应形成两个账户序列,国民经济总体账户序列和机构部门账户序列。通过这两个账户序列可以把一国国民经济总体和各个机构部门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运行过程和结果概括而完整地呈现出来。比如为大家熟知的GDP,实际上就是通过国民经济总体的生产账户核算出来的。虽然在实际国民经济核算中,还应用了各种表式方法,但从基本核算原理看,账户方法无疑是最根本的方法。
基于账户方法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重要地位,大家对于核算课教学应该讲授账户方法并没有不同意见。但是,目前的核算课教学对账户方法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把核算原理的讲授和账户方法结合起来,账户方法往往被放在最后,作为总结性的一章讲授。我们认为,在非统计专业核算课教学中应把账户方法贯穿核算原理的讲授过程,把它视作核算课教学的基本方法。这样考虑一方面是基于这门课的课程特点,另一方面是基于非统计专业的教学目标。
首先从课程特点看。国民经济核算课是一门抽象性、综合性、复杂性都较高的课程。针对的核算主体层次复杂,涉及的经济活动种类繁多,其核算原理是不易理解的。如果在教学中只是凭空地用语言讲授核算原理,而不借助于相对应的账户形式,就会让学生感觉所学原理抽象难懂,所学指标含义模糊,指标之间的关系更难以理清。以初次分配核算中的一个问题为例。初次分配核算包括收入形成核算和原始收入分配核算两个环节,这两个环节都出现了“劳动者报酬”指标,如果只是凭空地讲核算原理,学生就难以弄清这两个环节同时出现的“劳动者报酬”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进而就难以理解初次分配最终结果――“原始收入余额”的内涵。而借助与这两个环节相对应的“收入形成账户”和“原始收入分配账户”,学生就容易看出:指标是同一个指标,但反映的是不同的核算角度。收入形成核算中的“劳动者报酬”,反映的是各个部门从当期创造的增加值中支付给劳动者的部分,是从各个部门流出的量;而原始收入分配核算中的“劳动者报酬”,反映的是住户部门当期从各个部门获得的部分,是住户部门流入的量。通过账户的引入,使得学生对于核算原理的理解变得更为容易,学习变得更为轻松,学习兴趣就会相应提高。所以,为了使这门课程更容易被学生接受,无论统计专业学生还是非统计专业学生,将账户方法贯穿核算原理的讲授过程都是非常必要的。
再从教学目标分析。前面已经提出,非统计专业核算课教学的基本目标应该聚集在国民经济总量指标的学习上,课程的推进要围绕这个目标展开。而账户方法是实现这个目标有效而必需的形式。这是因为目标中所提的总量指标主要就是指的各个环节所设账户的平衡项。比如反映生产成果的总量指标,就是生产账户的平衡项,从部门看称为增加值,从经济总体看称为GDP;反映初次分配结果的总量指标,就是初次分配账户的平衡项,从部门看称为原始收入余额,从经济总体看称为国民总收入;反映再分配结果的总量指标,就是收入再分配账户的平衡项,从部门看称为可支配收入,从经济总体看称为国民可支配收入。还有储蓄、净金融投资、资产净值等总量指标都是有关账户的平衡项。在讲解这些指标的核算原理时,结合对应账户,并在账户中加入经济运行的模拟数据或实际数据,可以把这些总量指标的核算方法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可以让学生对于这些指标的基本内涵理解得更为清楚。不仅如此,利用首尾相连的账户体系,可以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各个总量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比如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三个总量指标之间的关系,不借助账户形式很难让学生理解。因此,在非统计专业核算课的实际教学中,应该重视账户方法,把账户方法作为诠释经济总量指标内涵的基本工具。
2.联系实际的方法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日益推进,素质教育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在教学中联系实际的方法受到了广泛重视。有关学习理论的研究表明,联系实际的方法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有着积极的作用。这是因为人们在实践中获得的直接经验更容易形成长时记忆,更容易建构到一个人的知识体系中。学生在课堂上学习,学到的是抽象知识,如果不能有效地转化为自身的直接经验,那么这些知识只能形成一个人的短时记忆。即使为了应付考试死记硬背下来,也并不会在他们的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往往是考过即忘,这样的学习效果是不理想的。当前教学实践中广泛推行的案例教学、实践教学、项目教学、启发教学等方法实质上都可以归为联系实际的方法。
对于非统计专业核算课教学而言,为了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应该把联系实际的方法作为基本方法。在教学中,先由教师在课堂上讲授指标的基本内涵和核算原理,再运用联系实际的方法,让学生自主地探索指标的实际分析意义。将国民经济总量指标与现实经济运行联系起来,特别是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可以让学生亲身感受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自己动脑思考宏观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助于学生加深对所学指标内涵的理解,并形成一定的宏观经济分析能力。下面以GDP指标在产业结构分析中的应用为例,说明联系实际方法的运用步骤。
首先是教师对该项任务的构思设计阶段。联系实际方法虽然是以学生为主体进行的,但需要教师发挥主导作用。在产业结构分析这个例子中,教师可以先把这项任务分解为几个层次:第一层次,知道怎么利用GDP指标描述产业结构;第二层次,在统计资料上找到我国产业结构发展演变的实际数据,并做出图表;第三层次,研究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第四层次,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第五层次,研究北京市产业结构发展状况,找到其重点发展产业。
第二步是对学生进行分组和明确任务阶段。由于这项任务需要学生查找大量资料,还要制图、制表、完成PPT,工作量较大,所以要求学生分组完成任务,并且强调最后的成绩按小组评定,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分组之后,把前面五个层次的任务向学生布置。考虑到学生课余时间有限,前两个层次的任务要求每组必做,后三个层次的任务每组任选一题,在自由选择之后由教师最后协调,保证每题都有小组承担。
第三步,课堂讨论和总结阶段。任务布置一段时间之后,要求各组提交书面研究成果,并要求将研究精华制成PPT,专门安排课时进行课堂发言。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学生的发言积极性普遍很高,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争相一吐为快。尽管限于学识,他们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有限,但是通过这种形式,他们对产业结构的实际情况或多或少拥有了自己的实际经验。各组发言之后再由教师对这次任务进行总结。一方面对各组的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点评,指出存在的明显错误,另一方面根据教师自身的知识积累,向学生介绍产业结构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我国的实际情况等问题。
实践表明,联系实际的方法运用于核算课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研究能力、表达能力都很有帮助,而且还能让学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所学知识的有用性,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因此,如果把账户方法视作实现非统计专业核算课教学基本目标的有效形式,那么联系实际的方法就是实现更高层次目标的有效形式,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得到充分重视。
参考文献:
[1]高敏雪李静萍许建编: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与中国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杨灿周国富:国民经济核算教程[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微观经济研究的基本问题范文4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 （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 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 （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 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 （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 （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微观经济研究的基本问题范文5
一对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争论由此产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生产方式”的解释：一是“生产关系说”，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说”，三是“生产的技术方式说”。对此，许多同志指出，如果按前两种意见来认识“生产方式”，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就存在着逻辑上的毛病，而马克思是通晓逻辑的。如果按第三种意见来理解“生产方式”，那么，《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的技术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样一来，上述规定虽然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但它却同马克思的下述论断发生了矛盾。马克思讲：“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2]生产的技术方式是一个生产力的范畴，不属于生产的社会形态，因而不能列入《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最近，吴易风教授在他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吴教授认为这一原理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3]。吴教授将人们所熟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拓展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确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识。并且，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释为“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解释，即“即”与“也就是”后面的内容，仍然使人感觉到它与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规定之间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否可理解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否可理解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以生产资本的形式相结合，从而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呢？如果这样，那么，生产方式等于生产关系。如果这样，这岂不是也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狭窄化了吗？
因此，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方式”作何理解。
我们认为，尽管马克思在整个《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是从多种含义上使用的。但是，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角度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其含义是确定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采取资本经济的方式。因此，《资本论》所研究的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1章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含义作了明确的论述。马克思讲：“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4]。这个居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的是什么呢？紧接着，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5]“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7]很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就是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经济方式与生产力的关系时指出：“这种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像较为详细的说明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包含着一种不断发生作用的趋势，要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就是把商品的价值，缩减到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8]，在论述资本经济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条件下（即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的条件下），资本经济会把这种所有制再生产出来，并且不断地再生产出由这种所有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马克思讲：“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末，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9]很显然，我们决不能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及由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得以运动和实现的物质载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之间只能是一种“相适应”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更明确地说，对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作进一步的考察。
马克思讲，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10]。这是抓住了与所有其他财富形式或（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相区别的资本的特征的一种抽象[11]。这就是说，首先，资本是一定量的价值，它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前提，在理论上，价值概念先于资本概念[12]，在历史上，“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3]。因此，资本具有历史性。“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14]
其次，价值并不必然就是资本，只有当商品流通同时成为以增大自身为目的的价值流通时，才会有资本的存在。历史地看，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两种资本形式。“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5]
第三，资本的存在并不必然使资本支配社会生产。要使资本支配社会生产，从而成为社会生产的具有历史规定性的独特生产方式，还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其中关键性的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二者的分离反映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对生产者与劳动者分离的客观要求，即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其人成为生产者，劳动力的所有者成为劳动者。能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的所有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所有也能使、也必须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从而使联合劳动者成为生产者，劳动者个人成为直接劳动者。在二者分离的前提下，要实现他们的结合以生产物质产品，劳动者的劳动力既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比如计划配置下的劳动力）。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权存在的前提下，劳动力只能采取商品的形式。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充分条件，但绝不是充要条件。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情况下，生产者要进行生产，只有到市场上去购买劳动力并将其并入生产过程才有可能实现，“G-A发展到什么程度，G-Pm也发展到什么程度”[16]。从而，资本也在什么程度上支配社会生产，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取代以直接或间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是产业资本产生、从而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产生的前提条件。
第四，资本是一种财富的存在形式或一种（社会）生产的发展方式。历史上出现过的物质财富的存在形式，有自然形式、商品和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7]与财富的存在形式相适应，人类社会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资本经济等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方式。自然经济以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商品经济以交换、从而交换价值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资本经济则以价值的不断增殖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资本经济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但是，它的以追求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运动会加速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商品经济成为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使资本经济成为商品经济的内在灵魂和本质。资本生产方式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而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8]
第五，资本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它并不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资本不是物”。它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发展方式，的确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进而资本的所有制不同，资本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资本只追求在价值的运动中增殖，并不要求价值为什么会增殖，或价值增殖的源泉是什么。要探寻价值增殖的源泉，必然涉及到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任何社会，价值增殖的源泉只能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但是，不同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占有关系却能够使资本体现不同的经济关系。很显然，资本究竟体现哪一种经济关系，这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决定了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所有决定了劳动者个人生产、联合劳动者整体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最后，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将资本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同资本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完全视做同一的东西，这在认识上还有其他根源。当生产资料普遍地以资本的形式存在，并且归于它的私人所有者资本家，由此，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取得了一种历史的存在形式。资本的所有者天然不是资本家，但资本家天然是资本的所有者。正是由于资本家天然是资本的所有者，人们在观念上自然也就会把资本的所有者等同于资本家，从而将资本等同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进而将资本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等同于资本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即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二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初步分析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古典革命”，使资产阶级有了第一个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即古典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法国的魁奈及布阿吉尔贝尔等。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他们把经济制度下阶级关系的研究同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过程，诸经济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加以结合，把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与既定制度下经济运行过程数量的分析结合起来[19]。亚当·斯密在其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发现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论述了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原因、条件、途径；另一方面也初步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律，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这种研究。但是，萨伊、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勒赫等人则在“通俗化”的形式下，将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制度本身的分析与对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分析割裂开来，把大部分精力集中于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研究。最具代表意义的是约翰·穆勒于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教科书，在该书中，穆勒一方面尽量维护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另一方面主张国家调节收入分配，改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称之为“没有生气的混合主义”。
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帕累托、马歇尔等人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完全抛弃了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身及其运行机制的古典经济学传统，使经济学成了一门以论证市场机制能够使资源有效率配置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他们从消费者行为出发来研究价值问题，认为价值决定于个人的心理过程。在此基础上，他们用数理方法建立了关于消费者在谋取最大效用，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的刺激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一国生产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他们相信市场力量能有效地调节经济活动，从而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起均衡的力量。其中的杰出代表是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所著的《经济学原理》。
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他在1932年发表的题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文中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罗宾斯的这一定义既代表了自边际革命以来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经济研究对象的认识，也符合当时西方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实际。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规定发表以来，先后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判。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其所著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规定。比如说，最近出版的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第14版）和斯蒂格利茨所著的《经济学》都延袭了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
萨缪尔森讲：“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人之间进行分配。”[20]斯蒂格利茨说：“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进行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被利用。稀缺是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的现象：因为资源稀缺所以选择是必要的。”[21]尽管二人在遣词造句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我们仍然不难发现他们二人在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包含两层基本的含义：第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说是社会用稀缺资源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第二，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或者说社会用什么样的技术方式和社会制度（体制、运行机制）来配置稀缺资源，以解决这个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或者说体制）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其方式不同，效率也不一样。“不同的社会面临着通过各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而发生变化的需求，同时，经济学研究一个社会可以用于配置稀缺资源的不同机制。”[22]
如果我们把资源配置问题看做是社会生产问题，那么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萨缪尔森等人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天生就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问题主要靠市场经济这种体制方式来解决。因此，他们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市场经济的研究上，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尽管萨缪尔森列举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可供选择的资源配置的体制方式，但它要论述和证明的却是市场机制对于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管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不外乎在于论证市场经济是如何配置资源、发展社会生产的。当然，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和其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只是在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层面上研究资源配置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并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制度层面上探讨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问题。他们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当做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论。许多同志探讨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据此而认为，西方经济学把生产方式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时时处处都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
三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共同之处和对立性
我国学者在比较、分析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时，一般都揭示二者的对立性，很少分析二者的共同性。其实，只有在弄清二者共同性的基础上，才能说明他们的对立性。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西方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表面看来，二者毫无共同之处。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在价值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就是资本经济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市场经济方式。
那么，资本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资本经济是社会财富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它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以价值的不断自行增殖为目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它追求价值增殖的运动又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形成。市场经济就是“借助于市场交换关系、依靠供求、竞争、价格机制、组织社会经济运行，调节社会资源配置和人的利益的经济，简言之，在市场调节下运行的经济。”[23]“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方式，这种经济运行形式通常叫做市场经济。”[24]“市场经济是一种私人和私有企业制定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决策的经济。价格、市场、盈利和亏损、刺激和奖励的一套制度解决了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25]“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资源私有，经济决策高度分散。……，这个制度是通过内在联系的市场网络和价格协调的。”[26]“今天，市场的概念包括如何进行交易的场合，尽管这些交易未必完全符合村镇市场。……，所有这些交易过程都包括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里。”[27]由此可见，一方面，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另一方面，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
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更确切地讲，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他们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研究资本经济，都把资本经济看做是人类社会生产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换言之，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因其生产目的有别而可区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资本经济、计划经济（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经济）等，资本经济只是其中的一种。在这里，之所以列出了资本经济，而不讲市场经济，是因为资本经济在生产目的上有别于其他生产方式，而市场经济并不能表明其生产方式的目的何在。卫兴华教授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差别性所引出的理论思考》一文中指出：至于说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而言的，市场经济是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的，表面上看很对称，很清晰，但经不起推敲。试问：市场经济难道不与自然经济相对立吗？难道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互不相关的两回事吗？如果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商品经济为什么就不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呢？卫教授是对的。因为，尽管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等范畴都是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概括，但这种概括的理论层面是不一样的。要使我们对不同生产方式的划分清楚明确，必须坚持标准的同一性，而最常用的标准就是社会生产的目的。马克思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依然存在着严格的对立性，具体地讲：
第一，马克思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研究与此相适应的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暂时性的同时，揭示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的历史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西方经济学并不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反却把它作为研究市场经济的既定前提。他们虽然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体制方式，但却试图证明它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最有效率的方式。由于他们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同市场经济看做是不可分的，因而，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永恒性，调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产生的各种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