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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审个人情况总结范文1
审判委员会是法院审判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务就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长期以来，审判委员会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实行审判民主，提高人民法院审判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过去我国缺乏相应的法官准入机制，因此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但是，现在社会中日益繁杂且层出不穷的新的社会矛盾却需要具有丰富文化知识和深厚专业功底的法官来解决。这样，法院就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而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正是以内部消化的方式比较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把一些重大疑难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并作出决定，有助于解决疑难案件、新型案件；有利于统一司法尺度，保证适用法律统一，从而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实现司法公正。同时，对提高法官的办案能力与水平，防止法官，抵制人情压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不一定是精通民事、刑事、行政审判业务的全才，又不可能直接参加每个具体案件的审理，只凭主审法官在极短时间内汇报，很难把握案件的事实和如何适用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就很难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决定。另外，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审判公开原则相违背，形成了“审”、“判”分离。同时也与回避制度相矛盾。
对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进行改革，严格明确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标准，改革审判委员会现行的操作模式，完善规范审判委员会的的评议案件规则，改革审委会的组成机构和人员构成，组建专业化的审委会组织，在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顾问委员会。这样才能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更加完善、合理，更加有效地对合议庭进行指导和监督，更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 缺陷 改革设想
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均设立有审判委员会，它是法院审判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审判委员会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实行审判民主，提高人民法院审判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随着同国际接轨的需要，也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审判委员会这一当代中国法院制度体系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不同的意见。法学理理论界对这一制度表现出了较多的关注，并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司法实务界也开始对这一制度进行理性的思考和深入的讨论。本文将结合审判工作实践经验，对当前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弊端进行剖析，探讨对该制度改革之设想。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之现状
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该法第十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这是目前为止我国法律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集中表述，它指明了我国审判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构成及运作。审判实践中，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现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大致相同。一般来说，法院的院长和主管审判业务副院长是当然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各主要业务庭（如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等）庭长和院党组其他成员也都是审判委员会的委员。真正不担任领导职务而具有审判委员会委员身份的人数极少。如果一个委员一旦不再担任院长、副院长、庭长等领导职务，其审判委员会的身份一般也就随即终止。由此可见，作为统一领导法院审判工作的组织，审判委员会从组织构成上表现出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它是法院内部设立的专门对审判工作进行领导和指导的机构。
（二）审判委员会的性质。它与独任庭和合议庭不同，审委会受我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各级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的机构。由于审委会拥有对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的权力，因此，尽管它并不直接主持或参加法庭审判，却实际上承担着审判职能作用，成为一种特殊的审判组织。
（三）审判委员会的运作、启动。无论是讨论案件还是决定其他事项，审委会运作的方式都是相同的，即召开审委会会议。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院长享有审判委员会会议的主持权，并有权决定是否召开审委会会议。实践中审委会的运作、启动带有很强的行政化色彩。一般来说，如果是独任审判的案件，法官个人对案件拿不准的，先向庭长汇报，如果庭长和承办法官的意见一致，则可以定案；如果不一致，庭长向主管副院长汇报，副院长也拿不准的，经副院长向院长汇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如果是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合议庭的意见与庭长意见不一致，由庭长向主管副院长汇报，副院长提出意见，要求合议庭重新审查。重新审查后，如果意见还不统一，则由副院长向院长汇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四）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程序。无论是《人民法院组织法》，还是《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都没有对此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遵循着汇报、讨论、决定三个步骤：（1）由承办法官在法庭审理的基础上以口头形式或审理报告的形式向审委会汇报案情，提出争执点、疑点、难点等；（2）审委员在听取承办法官汇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讨论；必要时可以向承办法官提出询问，要求其解答；（3）审委会各位委员逐一就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表态，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对于审判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同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可以作出的三种结论：判决、裁定和决定相比，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结论，甚至可以视为“判决之上的决定”，其“效力”明显高于判决、裁定和一般的决定。这是因为，无论案件是独任审判的还是合议庭审判的，一旦被院长提交审委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就必须无条件执行审委会的决定。换言之，审委会经过讨论所作的决定具有绝对的权威。
（五）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人民法院组织法》粗略简要地规定了“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但是何为“重大”、“疑难”案件，法律本身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所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115条规定，合议庭对于以下“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1）拟判处死刑的；（2）合议庭成员意见有重大分歧的；（3）人民检察院抗诉的；（4）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5）其他需要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关于行政案件，由于行政诉讼直接涉及到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不少法院在对行政诉讼案件进行处理甚至在受理时一般都要提交审委会讨论。对于民事案件，由于缺乏具体的审委会“受案标准”，只要是在定性问题拿不准或者地方行政机关（或领导）干涉的，甚至是有些案件实际上并不存在事实上或法律上疑难问题，只是依法判决后很难执行，则都属于审判委员会讨论的范围。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合理性之透视
长期以来，审判委员会制度作为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司法审判领域中发挥了不可抵估的重要作用，显示了其自身的合理性：
（一）保证案件审判质量，提高法官业务素质。在过去，由于对审判人员应具备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准缺乏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了解，导致我国法官入口显得过于宽松，基本上是人人都可以进，从而使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尽管为改变这一状况，多年来法院系统一直在进行业务方面的培训，但由于种种先天的、现实的原因，我国法官的文化和职业素质状况很难在短时期内有实质性的改变，基层法院尤其如此。但是，现在社会中日益繁杂且层出不穷的新的社会矛盾却需要具有丰富知识和深厚专业功底的法官来解决。这样，法院就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而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正是以内部消化的方式比较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把一些重大疑难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并作出决定，有助于解决疑难案件、新型案件，有利于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实现司法公正。同时，对提高其他法官的办案能力与水平，增长其他法官的业务知识和素质，指导其他法官办好同类案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统一司法尺度，保证法律统一。各地基层法院都设有不少的审判庭和派出法庭，各中、高级法院内部都设有业务性质相同或类似的几个审判庭。由于法律条文必须具有一般性，不可能将所有实际发生的情况都包括在内，也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等原因，在实际审判和案件处理中，各个法庭的法官往往会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形成一些新的具体作法。这些具体作法虽然对解决个案最适合，但它却会造成各个法官、各个合议庭、各个审判庭以至于各个派出法庭之间的执法标准的不统一。而审判委员会具有“总结审判经验”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形成本法院管辖案件的司法尺度的统一，便于形成一些规则性的具体作法。同时，审判委员会总结积累的一些具体可操作性的经验有助于未来基于司法经验基础上的立法，有利于改变目前我国立法普遍存在的“纲领化”、缺乏实际操作性的弊端。
（三）防止法官舞弊，抵制人情压力。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所有的案件一律实行法官独立审判或合议庭多数法官决定，较容易造成司法腐败或司法不公。有了审委会制度，当法官在审理重大、疑难和复杂案件时，遇到人情压力，可以用“此案要提交审委会，我无权决定的理由”进行抵制。当然案件进入审委会讨论，虽然并不一定都能清除腐败可能带来的审判不公，但这种可能性却大大减少。另一方面，我国法官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同时也承担着更大的责任，甚至是超负荷的责任压力。而审委会的存在，在重大疑难案件中，可以使法官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及决定转移到审委会，从而也就减轻了法官责任的负荷，也可以说为法官责任的超负荷提供了分流机制。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弊端之分析
审判委员会制度虽然具有上述优越性，但同时存在很多弊端，甚至有些弊端就是优越性的另一面。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外行”审判。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司法审判也日益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如前所述，审委会委员是由院长、副院长及各主要业务庭的庭长等组成，这些委员并非都是精通各门法律和熟悉各类案件的“全才”，他们除了对自己负责的业务案件比较熟悉外，对其它业务案件和部门法律则相对比较陌生，这样，审委会绝大部分成员对于某一提交给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来说只能算是“外行”。这种由“外行”来评判案件，显然难以保证案件的质量。另外，审委会委员较少而案件较多情况下，势必导致委员的疲于应付而造成案件大量积压的局面。加之案件承办人员不能在有限时间内详细汇报案情，委员也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了解案件事实及运用的法律、法规，那么讨论决定的质量更难保证。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与诉讼程序保障。为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证公正而有效的审判，我国在诉讼程序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原则和制度，而审委会的委员很少亲自参加开庭，也很难有时间参加案件的旁听，如果仅仅听取承办法官对案情的汇报就对案件进行秘密的讨论和决定，这就是日益遭到批判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分离“两张皮”现象，其弊端当然不言而喻了。毕竟来说，一个案件的全部情况，仅仅通过汇报很难全面把握的。同时，审委会所听到的案情汇报，还受办案法官个人对案件主观认识的影响，他汇报的案情在客观性和全面性方面就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裁判结论的公正性、合理性也就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了。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司法独立。为了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就必须确保司法独立，使人民法院与法官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在正常行使裁判权时，不会受制于某个人或某个组织，而是完全忠实于法律。审委会制度实际上使法官独立审判不能实现，也可能会影响法院自身的独立性。如前所述，审委会制度有时会为法官抵制人情压力提供借口，但它同时又可能会为地方行政机关（或领导）干预司法和进行地方保护大开方便之门，“从前门挡住了狼，却从后门放进了虎”。虽然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是一种集体决策，但很难避免“将个人意志”转化为“集体意志”，从而影响公正裁判。由此可见，审委会制度存在着不少弊端和缺陷是不容忽视的，如果不克服，就会影响审委会积极作用的发挥，因而研究分析审委会的弊端对当前的司法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之设想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审委会制度存在有不少弊端，但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因此目前尚不宜按法学理论界所提出的废除审委会制度，但我们也不能为了迁就现状而对审委会制度的诸多弊端视而不见，这反而会影响其积极合理一面的发挥。因此，可行的思路就是对现行审委会制度进行改革。
（一）严格明确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标准。鉴于目前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数量过多，范围过大，有些甚至拖延了审理期限，影响了案件的及时裁判和裁判质量。笔者认为，建议对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及限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将审委会讨论的案件界定在法律规定的两类案件上：第一为重大案件。所谓重大案件，应当是该法院管辖范围内案情重大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以及案件争议的标的、事实涉及多方面社会关系的案件。第二为疑难案件。所谓疑难案件，只能是案件事实复杂或如何运用法律难以确定，合议庭及主审法官个人无法作出判决的案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标准的制定上应尽可能明确化、具体化，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出现“弹性条款”，以增强其实施的可操作性。
（二）改革审判委员会现行的操作模式。随着诉讼体制和庭审方式的改革，开庭审理成为查清案件事实和解决诉讼争议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为了保证审判委员会客观、全面地了解案情，对具体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更强的公正性，对符合审委会讨论标准的案件，审判委员会成员就应尽可能亲自参与所讨论案件的开庭审理或参加旁听，没有参加审理或旁听的审委会委员不得参加具体案件的讨论决定。这同时对于避免庭审流于形式，强化庭审功能，监督合议庭及法官审理也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完善规范审判委员会的评议规则。完善的、健全的议事规则是确保审委会正常运作的必要保障，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审判实践，为克服旧的弊端，笔者认为，审委会应建立以下的评议程序规则：（1）规范汇报形式，提高会议评议质量，主审法官应由即席式的口头汇报改为提前书面汇报。在院长确定此案由审委会定期讨论评议后，主审法官应将该案的事实、争议的焦点、所涉及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合议庭或主审法官对案件的看法，写成书面材料提前发送给各位审委会委员，以便于各位委员有充足时间进行评议讨论前的准备。（2）提高会议效率，对重大但不疑难的案件，开会时可直接进行讨论，由各位委员围绕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充分发表意见，并给出结论和理由。在必要时也可以进行投票表决。所议事项需要有全部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人数参加，并以其超过半数以上同意方可通过。少数持有异议的，就将其异议记入笔录，审委会评议案件的笔录经各位委员亲自审阅确认无误后，应由本人予以签名，以此来加强审委会评议案件的规范性、严肃性，增强审委会各位委员评议讨论案件的责任心。
（四）可考虑改革审委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构成，组建专业化的审委会组织。针对目前审委会制度“外行裁判”的弊端，在保持全院统一的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权威的前提下，可考虑成立若干专业性质的审判委员会分会，如审判委员民事审判分会、刑事审判分会、行政审判分会、知识产权审判分会等，各个专业审判分会在人员构成上排斥“外行”，吸收“内行”，由分管副院长、相关业务庭的庭长、研究室主任、熟悉某类业务的资深法官组成。各专业审判分会只讨论决定各相关业务领域的案件，但是如果一个案件既涉及一个专业又涉及另一个专业或多个专业且案情复杂时，可由院长决定召开若干相关专业审判分会联席会议的方式解决。至于全院审判委员会则是对事关全局性、整体性、普遍性的审判问题召开全会讨论决定，进行宏观指导。这样，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就不再只是行政权威、强制权威，而且更是专业权威、知识权威，具有更强的信服力、影响力、执行力。同时，这也可能解决目前审判委员会“疲于应付”问题，对于消化分解具体案件的讨论决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五）可考虑在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顾问委员会。掌握有审判大权的人民法院在法治社会中所起到作用的重大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更有效地集思广益，确保审判的公正与合理，可邀请同属法律大家庭共同体成员的法学理论界的专家学者、著名律师、资深检察官及有关专业人士组成为法院审判服务的人民法院审判顾问委员会，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为审委会审理案件提供所需的咨询和建议，供审委会评议案件时予以参考。从而促进审委会科学决策、公正决策，这同时也有益于监督审委会，防止司法腐败，提高司法过程的透明度。
总之，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现阶段法院审判工作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但也存在诸多弊端和不足，只有通过对该制度进行改革，使其日趋完善、合理，才能更好地指导和监督审判工作，为最终实现法官职业化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司法制度资料选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2、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与研究》，2000年第20期。
政审个人情况总结范文2
[关键词]动物卫生 卫生监督 监督工作
[中图分类号]S8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650（2013）07-0216-01
一、动物卫生监督工作存在问题
1.监督执法人员执法不规范、对法律了解不足
现阶段国内一些执法队伍中普遍存在文化素质不高及职业道德修养不够现象，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在执法中不按程序出具执法文书，有得甚至根本不对其进行检疫，在国内各地存在只收费用不检疫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发生严重的影响了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严肃性，并损害了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形象。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执法人员对动物防疫主体法律以外的法律、法规相对生疏，忽视违法行为人从轻、减轻和免予处罚情节。因为法律法规或条款适用不当而导致行政诉讼败诉的现象屡有发生。这不仅妨碍了执法工作，还破坏了动监形象。
2.产地检疫质量不高、监管不利
动物产品主要农村一家一户分散饲养，规模不等、数量不一、分布过散、报检率普遍不高，一般动物装车后再报检，加大了检疫难度。加之个别检疫人员为降低成本，不到检疫现场临栏检疫，甚至把检疫证明转给非检疫人员代开代收检疫费，难以保证检疫质量。在国内各地市场可以看到，有一些负责市场监督管理的动物检疫员，缺乏责任心，监管只是走个形势过程，一些执法监管人员会为了谋取私利，只收费，不检疫，只要缴费，就可进入市场。严重威胁着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3.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的威慑力不够
我国的法律法规上没有明确卫生监督执法的权限，造成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执法人员没有实行强制手段的权力，不能对那些违法者进行震慑作用，这会导致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低，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违法者，助长了其嚣长气焰。在实际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中不配合执法工作，甚至殴打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经常发生，使动监执法难以进行。
4.执法有许多人情关系网，造成执法不严
在我国，人情关系网似乎无处不在，又“神通广大”。在对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中“人情网”也是难关，再加上有些执法人员对法律学习掌握不够，没有形成“有法必依”的法律意识，好多时候因人情关系而放宽执法标准或降低处罚力度，造成执法不严。这些因人情而制造出来的特例，不仅降低了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的力度，而且会造成人民群众对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不信任，甚至抵触，增加执法的难度。
5.群众思想认识的偏差
在国内，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较为偏差，主要原因是政府对有关动物防疫和动物疫病的有关知识宣传不够，在加上一些群众对动物疫病不重视及危害性认识不足，对有关法律了解不充分，加上一些执法人员不良的执法行为，造成一些群众对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不理解与不配合的情况发生。
二、加强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对策
1.落实体制改革要求，加强机构、队伍建设
畜牧兽医事业发展对行业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由于多层次改革不到位的拖累阻碍了要求的满足，严重地影响了行业的执法地位和形象。目前，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是畜牧兽医系统目前唯一的一支专业执法队伍，是推进畜牧兽医依法行政、保障动物卫生及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的中坚力量，因此，机构和队伍建设是首要任务，必须搞好机构和队伍建设。
2.强化动物及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2.1通过加强检疫监管，排点领域、完善追溯体系、开展警示教育、正确宣传引导等措施，始终保持对养殖、屠宰环节非法添加违禁物的违法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时刻不放松。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
2.2对餐饮服务经营者、集体从事肉食品加工的单位和个人，根据其经营规模依照“抓大促小抓源头”原则，实行风险等级管理。一是认真落实动物及其产品购销台帐登记制度。监督辖区内各宾馆、饭店，学校、食堂建立用肉制度，签订用肉质量安全承诺书，并固定工作人员把好肉品关。在市场购进肉品时要到所在市场检疫室开具动物产品检疫证明，做到证物相符，随货同行；对每天购进的肉品进行详细登记，注明购买日期、品名、数量、产品来源、检疫标志、检疫证明、出厂（场）日期、经手人等项目。二是加强用肉监督检查。动物卫生监督人员定期、不定期到辖区宾馆、饭店，学校、食堂进行监督检查，查物验证，查验《动物产品经营（加工）登记簿》、回收检疫证明。对宾馆、饭店，学校、食堂购买的肉品实现从产地、屠宰到加工的全程检疫监督管理，对所有肉品进行追根索源，确保肉品检疫质量，确保市民肉品消费安全。三是加强对各超市、冷鲜肉经营店的管理，对其动物防疫条件进行严格审核，清理不合规范的店面。外埠肉进入由总经销商持原产地检疫部门出具的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运载工具消毒证明及“瘦肉精”检测报告，到指定的报检点换取本市的检疫证明方可分销，动物产品包装箱（袋）上加贴动物产品检疫标志。分销商持本地检疫证明销售。同时加强冷库管理，实行检疫申报，登记详细，确保来源可靠，去向清楚，记录完整，管理规范。与肉品经营门店和冷库签订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要求其作出承诺，不销售无检疫证明、无违禁物专项检测证明的肉品，从源头上消除肉品质量安全隐患。
2.3对辖区内从事动物收购、贩卖、运输的企业（合作社、经纪人）一律实行备案。对从事动物收购、贩卖、运输的个人和企业进行详细的摸底调查，并对其基本信息进行登记，实行经纪人备案制度。并结合日常监督检查情况对其从事动物收购、贩卖、运输的行为进行相应登记，对有违法违规行为的经纪人进行重点监管。
3.提高执法水平，进一步推进畜牧兽医综合执法工作
3.1在综合执法上，坚持“三个基本到位”的目标，即“工作机构到位，工作经费到位，工作手段到位”，推进畜牧兽医综合执法工作的落实。目前的综合执法是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给动物卫生监督部门的一项工作，不可以综合执法代替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不可接受行政审批、许可、行政管理等行政委托，不可以管理代替执法。
3.2加强培训。针对当前基层执法队伍的法律意识、执法水平和执法能力亟待提高的问题，要加大培训力度，培养一批基层执法带头人，建立一支拉得出、顶得住、打得赢的动物卫生监督与畜牧兽医综合执法队伍。
3.3提高办案水平。要认真遵循执法程序，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建立和规范执法案卷。按照农业部要求定期开展案卷质量检查评比活动。
4.加强执法管理信息化建设信息化管理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必要手段和先进武器，动物卫生监督也不例外。农业部将组织起草关于加强动物卫生监督工作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制定全国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平台建设方案，统一系统构成、体系架构、建设规范、技术标准；总结各地试点经验和做法，明确动物检疫证明电子出证工作方案，在全国推行动物检疫证明电子出证。要积极探索，加强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加强系统内各子行业的横向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渠道，避免数据库重复建设和数据来源不一致；要从小起步，逐步做大做强信息化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1]马青，吕正华.夯实基础强化管理多措并举努力开创动物卫生监督工作再上新台阶[J]，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09.02.
政审个人情况总结范文3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教育改革体制的不断创新，教育与经济的高度融合，促进了教育规模建设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方面的经济风险。学校的财政模式从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到企业化式的管理，这之间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意味着学校财务审计管理方面需要更加的谨慎。因此，建立符合学校财产审计的机制，规避学校财产的风险，已成为学校能自我良好发展的必须措施。以下就目前小学普遍存在的财产风险产生的原因及审计对策展开分析。
一、产生学校财产风险的原因
1.采购
在学校运?I的过程中，教学工具、器材、教材等大规模批量的采购中，容易形成先订购后付款的采购模式，对于这样滞后性的采购账单一般都未能及时的纳入学校的财务账单中，财务审计部门难以准确的掌握到资金的支出情况的核算，提出解决对策导致后期资金运转困难。
2.后勤人员支出
保持学校的正常运行，为学生提供一个安静整洁、安全卫生的学习环境，学校后勤人员的付出是功不可没。但是对于后勤人员的管理却不严谨，造成了大额度的支出费用，没用精确的利用好人力的资源，大规模的招聘合同制人员，工资的发放方式随意，未能做好财务账目的记录，严重影响了学校财政的正常化支出，产生了审计风险的隐患。
3.薄弱的财务审计意识
因学校财务审计管理不严谨，导致学校工作人员的财务风险意识薄弱，在日常采购小物件用品报销的过程中不采取发票报销的流程，习惯性的付现，导致财务账目支出的不平衡性问题突出。
4.学校筹建工程
学校的扩展离不开学校建筑的投资，对于学校的在建工程，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是工程款的支付问题，项目资金的有序注入是保障工程进度的重要因素。但学校的筹建资金基本来自于国家财政的拨款以及商业银行的贷款等方式，如果项目资金的支付延迟而导致建筑工程的延误，不能及时的扩大招生规模，影响了资金收入，导致收支的不平衡性，最终导致学校出现严重的资金链锻炼，影响学校的正常经营。
二、加强审计管理，防范学校财务风险
1.完善学校内部的财政审计机制
治标先治本，一个完善的审计机制有利于学校财政高效率的管理，创造良好的管控体系，增强体制内人员的财务审计意识。建立高效、科学、严谨的审计管理系统有利于学校资金安全的管理，确保学校财务管控在学校管理工作中的有效性和完整性。学校内部审计机制的完善来自于严格的基础规范的执行，例如对学校固有资产、投资项目、筹建工程、资金管理的审计。其次，学校审计系统的高效执行还在于财务系统的控制管理，控制程序是为合理地保证管理目标的实现，实施管理指令、化解财务风险而采取的财经审计政策和程序，严谨的控制程序有利于学校财务系统独立运行，保障学校财政资金合理化的支出。还有就是建立健全的会计核算制度，严谨的处理学校的应收、应付账目的明细款项，采取谨慎处理原则，保障学校财务账目的透明化。
2.建立学校财务风险的预警机制
未雨绸缪的管理意识有利于学校长远发展，学校管理层应在日常的经济活动管理中具有科学策划的能力与敏锐的风险管控意识，建立科学系统的财务风险预警机制全面的掌控学校财务的风险问题，对于学校的发展非常重要。根据学校日常重要的经济因素设立风险预警的临界点，通过系统对财务风险临界点的示警，起到时刻、有效的检测和预报财务风险，引起管理者的注意，及时、有效的研讨出如何应对的相关措施。
3.加强审计的公正原则
提高审计工作公正态度就是有效的防止腐败、铺张、浪费现象的出现。在审计的过程中要坚持公正处理的原则，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带个人情感色彩严谨的处理审计工作，做到审计依据充分、数据总结精准、问题矛盾突出。并且追加审计个人责任制，强化学校工作人员高素质的自我要求。
4.强化审计责任意识
有规矩才成方圆，首先应建立全面的审计制度，按规则办事，增强审计的意识，在学习审计的过程中针对学习出现严重的财务问题给出全面的建议，对已经存在的制度进行完善，谨慎严格执行审计内容、程序。建立审计的责任机制、责任追究制度等，加强内部审计的行为规范，加大审计的督促力度，强化审计责任意识。
5.加强审计人员专业性
保障审计工作突出、有效的提前是审计工作者的深厚的审计功底，丰富的审计经验，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因此着重培养高素质的审计人员，打造一支政治思想觉悟高、专业能力强、工作技能好的审计队伍是学校财务审计工作质量的保障，也是防范学校财务风险发生的重要措施。
政审个人情况总结范文4
“行政诉讼范围”，又称“行政审判权范围”或者“可诉行为范围”，它是指法院受理行政争议案件的界限，即可以受理什么样的案件，不能受理什么样的案件，哪些行政活动应当由法院审查，哪些不能被审查。关于我国行政诉讼范围问题的研究，从行政诉讼法起草时就受到立法和理论部门的高度关注。尽管在当时的立法者看来，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只不过是法律迁就现实的一种表现，是行政诉讼制度初步建立阶段的历史现象。 但随着行政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有关受案范围问题的研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升温的趋势。事实上，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历来是行政诉讼法学的研究的重点内容，这也正是行政诉讼法区别与其他诉讼法的重要方面。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包括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国家都有关于受案范围或者类似的规定，只是各自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有所不同。例如，美国将该问题称之为“司法审查的可得性”，法国称之为“行政法院的审判权范围”。不管表述如何，其实质内容都是一样的，即法院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公法争议，也无力审查所有的行政行为。法院能够解决的争议范围是特定的、有限的。
对法院而言，受案范围是法院受理案件、解决争议的标准的依据。因为司法权与行政权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权力，司法机关不能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同样，行政机关也不能代替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生活中之所以还有行政机关从事一定裁决纠纷解决争议的现象，是因为行政裁决可能在有些方面可能更专业，更经济，但是，行政裁决毕竟是少数，而且绝大多数是非终局的，最终还要受到司法的监督和审查。因此，法院是解决争议的最后途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可以随时介入任何行政争议，只有那些行政机关解决不了的法律争议才能进入法院审查的范围。换句话说，那些属于行政机关自行决定的事项或者政治问题、尚未演化成法律争议的事项，都不适宜法院审查。在这些问题上，法院保持一定克制是必要的。对与被告行政机关来说，法院的受案范围意味着它的那些行为会受到法院的审查和监督。正是由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区分，使得一部分行政权力游离于法院监督的范围之外，例如行政机关实施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行为、纯技术性的行为、高度人性化的判断等均不适宜有法院审查。但并不是说对于此类行为就没有监督途径了，而是要靠其他的监督方式。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言，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意味着他们可以对哪些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在哪些情况下他们的权益能够获得司法保护。所以，受案范围决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诉权大小以及行使诉权的条件。
正确界定行政诉讼的范围，应当从行政诉讼目的出发，比较分析各国诉讼范围之大小异同，总结出行政诉讼范围的应然状态，并由此解决我国诉讼范围界定不清，立法意图难以揣摩的问题。特别要对我国立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方法，受案范围与内部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事实行为、最终裁决行为、准行政行为的关系等问题加以重点研究，以期在今后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立法时，更加合理科学地界定行政诉讼的范围。
二、海外行政诉讼制度中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及经验
（一）法国的行政审判范围
法国行政法划分行政审判权限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形式的或机关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行政审判只限于行政机关的行为，不属于行政机关的行为，不在行政审判范围之内。另一个是实质的标准，即在行政机关范围之内，进一步确定哪些行为属于行政审判范围，哪些行为属于司法审判范围。其顺序是先说明哪些行为不属于行政机关的行为，然后说明行政审判的范围，最后说明受普通法院管辖的行政机关的行为。
第一，下列行为不属于行政机关的行为
1．私人行为。通常情况下，私人行为与行政机关的行为无涉，但下列私人行为引发的诉讼例外：（1）法兰西银行和职工之间的诉讼；（2）矿业受特许人和矿藏发现者之间，因报酬问题的诉讼；（3）公共工程承包人，因施工而对私人所造成的损害赔偿诉讼；（4）公务受特许人以及公务受委托的私人团体的某些行为，如果行使法律所给予的公共特权时的诉讼；（5）私人作为公法人的人和其他私人所订立的行政合同。
2．立法机关的行为。立法机关的行为一般也不能视为行政行为，例如（1）立法行为本身。（2）国会议员的选举；（3）全民投票；（4）议会中的行政管理行为。例外情况是：议会行政部门所缔结的合同，以及由于公务过失所造成的损害，国家应负赔偿责任，议会行政人员关于个人地位所提起的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由行政法院管辖。
3．司法机关的行为。司法机关的行为通常也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如（1）司法机关的组织活动。包括法院的设立、合并、停止、废除、法官的任命、晋升、纪律处分等行为。例外情况是：法院本身所采取的内部组织措施，如法官轮流值班制、请假制度，适用内部行政措施原则，不受行政法院管辖。（2）司法机关的执行。（3）司法警察活动，不受行政法院的管辖，但有可能由普通法院依据行政法的原则处理这类案件（赔偿责任）。但行政警察诉讼由行政法院管辖。
4．外国国家行政机关的行为。
5．政府行为。
第二，行政法院管辖的行政机关的行为：行政审判的范围。
法国是按实质意义的标准来划分行政审判的范围的。该标准经过了几个阶段，由最初的国家债务人和公共权力行为标准到公务标准，再到目前多元标准。即除了公务标准外，还有公共权力标准，但公共权力标准观念范围扩大，新的公共权力标准认为只要不是适用私人相互间的一般法律制度的活动都属于公共权力的范围；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法律规则的性质标准，属于公法关系和适用规则的公务活动属于行政审判范围，属于私法关系和适用私法规则的公务活动属于司法审判范围；私人活动相似的标准，凡是和私人活动以及和私人情况相似的公务活动属于司法审判范围，否则属于行政审判范围。
第三，普通法院管辖的行政机关的行为。
由于法国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是两套完全独立的司法系统，所以，行政机关作为具有双重身份的主体，当它依照私法规则实施私法行为时，其行为引发的争议由普通法院管辖。
1．私产管理行为。行政机关实施的私产管理行为通常情况下属于普通法院管辖，但下列情况例外：（1）行政机关制定私产管理的法规和规章的行为；（2）私产上面所进行的公共工程和建造的公共建筑物所产生的损害，由于公共工程诉讼管辖权的特殊制度，受行政法院管辖；（3）私产管理所缔结的合同如果是行政合同，受行政法院管辖；（4）国有不动私产的出卖。
2．公务活动的私管理方式。私管理的行为和私管理的公务均由普通法院管辖。
3．普通法院司法审判保留事项。有关个人的身份的诉讼属于普通法院管辖，包括家庭地位、能力、住所、国籍、姓名、身份登记和身份证书的制作。例外情况是：外国法人的国籍诉讼，关于归化的行政决定，允许变更姓名的行政决定的诉讼属于行政法院管辖。行政主体侵害个人自由而产生的赔偿责任，由普通法院管辖，但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除在暴力行为外普通法院不能判断，必须作为审判前提问题，由行政法院裁决。
关于私有财产权和人身权问题，判例表明，行政机关没有合法根据，或者违反合法程序而侵占私人不动产的行为，包括永久性的或暂时占的行为，以及行政机关严重地、明显地违反法律、损害公民的财产权和基本自由的执行行为，属于普通法院管辖。
此外，法律还特别规定了属于普通法院管辖的事项：如间接税，邮政运输，社会保障，行政机关运输工具的事故责任，发明专利证，市镇由于社会骚乱而产生的赔偿责任，军队驻扎、宿营、演习、射击而产生的赔偿责任，国家代替公立学校教员负担由于给学生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等等。
总之，从法国行政法的规定来看，它采取的是先排除不属于行政机关行为的行为，对剩下的有关行政机关行为的诉讼又划分了行政法院管辖的范围和普通法院管辖的范围。行政法院管辖的案件主要采取实质意义的标准进行划分，而普通法院的管辖范围多用法律明确规定或判例形成。从实质意义的标准看，关于法国行政法院管辖的范围，有一些已经超过了形式意义上的行政机关行为的范围，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中的行政行为；私人行为中涉及公权力的行为也受行政法院管辖。
（二）美国司法审查的范围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1节规定了司法审查的范围，除法律排除司法审查及对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不能进行司法审查外，其他行政行为均可接受司法审查。不能审查的行为只是例外，而且例外的情况越来越少。行政行为原则上都假定属于能够审查的行为，这个原则称为可以审查的假定。除例外情况外，一切行政行为都可以接受司法审查，无须法律明文规定。在法律有规定时，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审查。在法律无规定时，进行非法定审查。
第一，成文法规定的排除司法审查
1、明文排除。国会有权在不违背宪法规定的限度内，在法律中规定对某一事项排除司法审查。国会为了确保达到排除审查的目的，往往在最终条款后加上禁止司法审查的明白规定，当然，此类规定必须是明白确定的，不确定的词句往往不发生排除的效果。法院从行政行为可以受审查的假定出发，对排除条款采取严格解释。同时，对国会法律明白禁止司法审查的规定，法院也会限制性解释为：部分禁止或某方面禁止，而不是表示全部禁止。当然，涉及到宪法的问题，更不能禁止审查。然而，法律有时不采取禁止性规定，而采取限制审查的时间、方式、理由的办法作限制性规定。通常法律中规定行政机关的决定是最终的决定这样的词语，往往不会发生排除司法审查的效果。特别是当行政决定涉及当事人的重大利益时，法院不会放弃司法审查的职责。美国法院认为，所谓最终的决定是指行政程序的最终而言，即行政决定不能再依行政程序改变，不包括司法程序在内。此外，法律规定对某个问题不能进行审查，不能认为和该问题有关的附带问题也不能进行审查。
2．默示排除。默示的排除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禁止司法审查，但是法院根据这个法律所要达到的目标，法律的整个体制，立法精神，立法过程，认为这个法律在某方面排除司法审查。美国法院对于明文规定排除司法审查的法律已经采取非常严峻的态度，对于默示的排除司法审查更难承认。
第二，法律赋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不受法院的司法审查，主要是指法院基于自我克制，对某些自由裁量行为不进行司法审查。这种排除是部分排除，而不是全部排除司法审查。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对于专横的、反复无常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或其他的不符合法律的行为，法院仍要审查。遇有自由裁量行为，法院通常考虑三个因素：(A)问题是否适宜由法院审查；(B)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是否需要法院进行监督；(C)审查是否会影响行政机关完成任务。但是也有批评者认为，自由裁量权本身已包含了排除司法审查的理由在内，即法律的理由、政策的理由或其他的理由，如行政行为涉及事项需专门知识和经验、职务性质涉及到范围广泛的管理计划、司法干预不适宜、必须用非正式程序裁决、法院审理不能保证正确结果、国会计划需迅速执行、可能请求审查的案件数量太大、存在其他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方法等。所以。对自由裁量权行为原则上排除审查，但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在法院审查范围以内。
第三，问题本身的性质不适宜司法审查。
有人称之为“行政机关绝对自由裁量行为”。包括：1、外交和国防。这主要是考虑到有些问题涉及的秘密性质的情报不宜公开，或者外交政策的决定本身是政治的，而不是司法的，包含大量复杂、微妙和不可知因素，对这类问题，法院没有责任、条件和能力予以审查。2、军队内部管理或其他行政机关纯属内部的问题。3、总统任命高级助手和顾问。4、国家安全，不包括驱逐出境或拒绝入境等小范围安全问题。5、追诉职能。
从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来看，一切行政行为均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只在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下，即成文法排除司法审查和行政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法院才放弃审查。即使如此，最高法院在进行司法审查时，在权衡各种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以更好地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转贴于
（三）英国的司法审查范围
普通法上的国家行为，包括政府在外交方面的某些行为，即英国政府在国外对外国人的行为和在国内对敌国人的行为。由于他和国家的重要政策相关，只能由议会监督，不受法院管辖。另外，英国也有排除司法审查的法律条款，法院对这些条款的态度与美国如出一辙，学术界也反对。1、对“最后的决定”可以以“是否越权”为由进行审查。2、对“最后证明条款或部长认为满意条款”以“是否有真正的理由和事实或理性的人在同等条件下是否会作出同样的决定”为由进行审查。3、对委任立法事项审查其“是否在授权法范围内”。4、对排除提审令条款审查其法律错误。5、对排除任何司法审查的条款审查其管辖权限是否越权。6、法定的救济手段不排除司法审查。7、行政裁判所和调查法对于排除司法审查的限制，没有真正排除司法审查。
（四）日本行政诉讼的范围
在日本，一般认为，关于政治性或经济性政策的适当与否，以及有关艺术性或学术性评价的争议，不宜由司法机关来判断。统治行为是指直接关系到国家利害事项的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国家行为，或属于宪法上最高级国家机关进行的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行为。包括：内阁与外国的缔约行为、国会的解散、行政计划、经济计划等。排除对统治行为的审查的原因是，政治问题宜由国民（实际上是国会）解决，符合民主主义的政治原理；另外，将有政治性价值判断的事项交法院判断，会使法院卷入政治纷争的旋涡，使以中立公正为原则的法院丧失权威，或者“具有引起不可收拾的社会性、政治性混乱的危险”。另外，法院的使命在于解决现实的、具体的、个别的纷争。对于假设的问题或一般抽象的问题，法院不予审查，如法院对违宪法令的效力就不予审查。 为了尊重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和第一判断权，当法律授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或者第一判断权时，法院一般也不审查，除非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或者判断权。
（五）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范围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在台湾行政诉讼法上称为“行政法院的审判权”范围。审判权是指不同种类审判机关的权限划分，民事案件归民事法院审判，行政案件归行政法院审判。台湾新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法上之争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诉讼。”其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采用的是概括主义，即只要明示公法上争议事件，均可提起各种类型的行政诉讼。但性质上属于公法争议的，有特别规定者，仍可由其他法院审判。这些例外主要有：
1．宪法争议事件。依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由大法官解释宪法及统一解释。
2．选举（罢免）诉讼。有关选举或罢免无效、当选无效、罢免案通过无效及罢免案否决无效之诉讼，由民事法院管辖，其他争议事项由行政法院管辖。
3、交通违规事件。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事件，由各县市交通裁决所作成裁决，不服者由普通（刑事）法院置专业（交通）法庭处理。
4．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事件。此类行政罚事件，分别由警察机关及地方法院简易庭裁罚，对之不服的由普通法院审理。
5、律师惩戒事件。由律师惩戒委员会及复审委员会处理。复审委员会具有职业法院之性质，乃特别行政法院之一种。
6、冤狱赔偿事件。以地方法院（刑事庭）为决定机关，不服者向司法院冤狱赔偿复议委员会声明不服。
7、国家赔偿事件。由民事法院审理。
8、公务员惩戒事件。由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处理。公惩会应定位为行政惩戒法院，亦为特别行政法院之一种，与行政法院平级。
从台湾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来看，采用概括方式规定了行政诉讼的范围，但排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由其他法院审理的行政争议。
从有些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的立法和判例看，规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方法，一般采取的是列举排除式加概括肯定式，即先通过立法或者判例确定法院不宜受理审查的行为，然后规定其余的所有行政行为或者公法争议均属于法院受理和审查的范围。美国立法和判例确立的“可审查假定原则”也体现了这种概括肯定式的方法，即除了国会立法明确排除和属于自由裁量范围的行为之外，所有的行政行为均应当由法院审查。这种方法能较全面地将行政行为均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之中，能够较充分地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同时也便于立法和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运用较为灵活的方式将法院不宜受理的纠纷排除于诉讼之外。
三、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
我国《行政诉讼法》采用了两种方法规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一是概括式，即对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作出原则的统一的规定。例如，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11条第一款第8项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可以提起诉讼。该条第二款规定“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这些规定都是采用概括的方式规定了行政诉讼的范围。二是列举式，即对法院应该受理和不能受理的案件从行为行为的角度加以列举。例如，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一款前7项列举了法院应当受理的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第12条列举了法院不能受理的4类事项。
行政诉讼法界定行政诉讼范围的标准有两项：一是具体行政行为标准，二是人身财产权标准。首先，人民法院只受理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对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其他行为即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法院不予受理。所谓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法理论界根据行政行为针对的对象是否特定、是否对相对人产生直接法律后果等标准对行政行为所作的划分。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的，能够对其权利和义务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该类行为只能适用一次，例如行政机关根据申请发放许可证的行为，对特定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或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非特定人作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规、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抽象行政行为针对的对象是非特定的，其效力作用于所有适用对象，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反复适用。其次，人民法院只受理对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人民法院一般不受理对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外的其他权益造成侵犯的行政争议。也就是说，如果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出版、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权利，以及受教育权、劳动权、休息权等其他权利的，公民是否可以提起诉讼，取决于法律和法规的特别规定，行政诉讼法未对此类权利遭受侵害后能否起诉作出一般授权。
行政诉讼法在规定受案范围的具体内容上，明确规定了可以受理的案件和不能受理的案件。法院应当受理的案件包括：行政处罚引起的争议、行政强制措施引起的争议、侵犯法定经营自主权的争议、拒绝许可和不作为的争议、拒绝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或者不作为引起的争议、不发抚恤金的引起的争议、以及违法要求履行义务引起的争议。此外，其他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争议也是法院应当受理的案件。法院不受理的案件有：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不服引起的争议、对行政机关实施抽象行政行为引起的争议、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奖惩任免等决定引起的争议以及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争议。
四、概括和列举方式存在的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法院受案范围的规定采用了概括和列举的相结合的方式。有人认为，诉讼法第二条虽然采用了概括方式，但是，该条出现在原则一章中，而不是受案范围一章，所以，第二条才是关于受案范围的唯一和全部的规定。而在受案范围一章中，只有第一款第7项和第二款属于概括性条款。第7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也可以提起诉讼。此项概括式规定将行政诉讼的范围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范围，换句话说，对于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权利受到侵犯的，能否提起诉讼，取决于第二款法律和法规的单独授权。这样，行政诉讼的范围就十分有限了。即使公民的政治权利、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宗教信仰权等受到行政机关的违法侵害，公民也无法依据行政诉讼法提起诉讼，而只能寻求特别法的救济。
也有人认为，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规定是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引导性规定，它只是列举了几种常见的行政案件形式。在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初，这一规定起到了指导不熟悉行政审判的法院及诉讼当事人的作用。但是，该条并没有将受案范围限制在侵犯“人身权、财产权”范围以内，而且暗示第1－7项中列举的行为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法院要受理，涉及侵犯“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合法权益的，法院也要受理。第8项并不是对前七项的概括，而是补充。第11条2款的规定，则为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预留了广阔发展空间。“其他行政案件”包含了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
我们认为，尽管我们今天从行政诉讼法的文本解读中勉强可以得出行政诉讼范围是一个开放系统的结论，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原意是控制行政诉讼的范围，将其限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范围。这也是为什么在第11条第一款8项内容之后要另外规定第二款的主要原因。很明显，采用这种不完全的概括和有限的列举方式必然要留下了一片权利救济的空白。也就是对于非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权益的，以及侵犯相对人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外其他权利的，需等待特别的法律和法规进一步规定，在这些法律法规出台之前，是没有途径取得诉讼救济的。
总体而言，行政诉讼法有关受案范围的规定方法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对于法院应当受理的案件，不应采用列举的方法加以规定。列举是一种相对于概括而言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明白清楚，易于掌握，而且能够起到明确界定范围的作用。但是，用这种方法规定受案范围中应当受理的案件是不妥的。因为法律无论列举出多少可以受理的案件，总会遗漏，所以用这种方法规定法院应当受理的案件难免出现“挂一漏万”的问题。例如，行政诉讼法在11条列举了很多案件，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行政争议是纷繁复杂、无法穷尽的，就象法律规定了“不发抚恤金”案件属于受案范围，但不发社会保险金和最低生活保障费的案件能否起诉呢？法律规定对于拒绝颁发许可证执照的行为可以起诉，但拒绝注册登记或者发放毕业证学位证的行为能否被诉呢？很显然，列举规定的方法是不科学的，也容易导致司法标准混乱，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以人身权和财产权作为受案范围的确定标准会不当限制行政诉讼案件的范围和种类。因为人身权和财产权是民法的概念，也是民事权利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但是，行政诉讼法应当保护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行政活动中受到不利影响的所有合法权益，既包括宪法权利，也包括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赋予或者保护的权利。如果只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而不保护其他权利，那就意味着其他权利和利益是不受司法保护的，是行政机关可以任意处置而不承担责任的，很显然，这并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从逻辑上也说不通，甚至与后来颁布的《行政复议法》也不一致。因为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复议范围并不限于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范围，而是所有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都属于行政复议范围。所以，行政诉讼法有关人身权财产权的规定不当地限制了行政诉讼范围，也使得有关受案范围的若干条款出现矛盾和不一致，从而给司法机关受理案件设置了法律障碍，也为行政机关规避法律逃脱司法监督提供了条件。正是由于法律规定不甚清楚，导致相对人的很多权利遭受侵害后处于无法救济的状态，形成了巨大的权利救济真空。
从行政诉讼法的具体条文看，也不无矛盾之处。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至第7项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将法院受理的案件仅限于行政机关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案件。但是，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4项有关许可证案件的规定似乎又超出了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范围，给人以立法上存在矛盾的感觉，也导致法院在受理案件时摇摆不定的态度。例如，大学拒绝发放录取通知书、拒绝注册、拒绝落实粮户关系证明等行为，对学生而言，此类行为究竟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还是财产权呢？初看起来，前两项权利属于受教育权的范围，后一项权利属于与财产有关的人身权范围。既然受教育权不是人身权和财产权，而是一项单独的权利。那么，按照行政诉讼法有关受案范围的概括性规定，即侵犯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具体行政行为”的字面解释，似乎很难找到法院应当受理这类案件的相应依据。但是，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4项规定：“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原告提起诉讼的，法院应当受理。按照该项规定，有关“申请许可证执照”的条款并没有把法院的受案范围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范围，如果录取通知书和注册登记学籍等行为属于许可证和执照的范围，那么，好象法院又应当受理此案。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依据不同的条款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是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规定的不足之处。由于立法规定不甚明确，实践中的做法也不甚统一。对于超出人身权财产权范围的案件，有些情况下，法院拒绝受理，有些情况下，法院又予以受理。此外，就哪些权利属于人身权和财产权范围，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行为侵犯的究竟是人身权财产权还是其他权利，程序性权利的属性等问题也存在诸多争议。转贴于
第三，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不一致。行政诉讼法规定受案范围时采用了不同标准划分行政行为，使得第11条列举的7项行为根本不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例如，第一项和第二项中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是根据行政行为的性质所做的划分；而第三项“侵犯法定经营自主权”又变成了根据行政行为的内容所做的划分；第四项是“拒绝颁发许可证执照”又是根据行为的作为和不作为状态所做的划分；而第五项“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则完全是一个具体领域中“不作为”行为的表现形式；第六项“拒绝履行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法定职责”又是不作为行为的表现形式之一；第七项“违法要求履行义务”又是根据行政行为的内容和特点所做的划分。总之，上述划分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其结果就造成受案范围的规定语焉不详，列举的七项行为之间相互交叉或者重复甚至遗漏。例如，第三项“侵犯法定经营自主权”往往是其他几种行为的结果，因为乱处罚、违法要求履行义务、违法采取强制措施、拒绝颁发许可证等行为都可能导致法定竟经营自主权被侵犯的结果。而第一项中乱罚款则就是第七项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一种表现形式。第四项中拒绝颁发许可证行为常常就是第六项拒绝保护人身权和常常权法定职责的表现形式之一。
鉴于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的规定方法上存在上述问题，有必要在修改完善该法时加以注意。首先，为了实现行政诉讼的目的，合理科学地界定行政诉讼的范围，避免出现“挂一漏万”现象，应当采用概括方式规定法院应该受理的行政案件，即凡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时的作为和不作为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不利影响形成公法上争议的，受到侵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均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应当受理。即使为了原告起诉方便需要列举受案范围的，也应当本着科学、统一的原则加以列举，而且应当以概括性条款作为兜底条款，使得没有被列举的行政行为同样进入行政诉讼范围。其次，对于特殊行政行为法院不宜受理的，应当采用列举排除的方式加以规定。也就是说，凡是法律明确排除的行为，法院均不得受理，除此之外，都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最后，取消关于人身权和财产权的限制，使得所有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均被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从而保障相对人的各种合法权益。
五、现行司法解释的补救规定
鉴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存在诸多歧见，而修改行政诉讼法在短时间又无可能，为了补救行政诉讼法之不足，明确行政诉讼的范围，便于法院受理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3月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司法解释）。新的司法解释采用了概括加排除列举的方式规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即明确列举了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对于其他行政争议，只要未在排除事项之列，原则上均允许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依据该司法解释第1条第2款的规定，除六种情况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或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此外，新的司法解释抛弃了对具体行政行为下定义的做法，只笼统地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受案范围。”
新司法解释第1条第1款采用了概括方式规定受案范围，该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第2款则采用了列举方式规定法院不予受理的案件，包括六类不可诉的行为，即：
（1）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行为；
（2）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3）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
（4）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
（5）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
（6）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尽管该司法解释明确了一部分法院不得受理的案件范围，但是，由于其中一些概念是司法解释首次提出的，而且诉讼法本身也未曾涉及，所以，在具体含义的理解方面，仍有研究之必要。例如，对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区分如何理解？什么是事实行为，是否所有的事实行为都不可诉？是否所有的内部行为都不可诉？最终裁决行为不可诉的法理基础是什么？何谓重复处置行为和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公安、国家安全机关的刑事侦查行为与行政行为区分的标准是什么？行政机关的受理行为、通知行为、证明行为以及公证行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医疗事故鉴定行为等在内的准行政行为等是否可诉？均是行政诉讼范围理论应予回答的问题。
六、行政诉讼范围与内部行政行为
按照行政救济的基本理论，行政主体实施的大多数公务行为均应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无论这些行为是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还是对一般相对人作出的，只要此类行为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均可以被诉，这既是行政诉讼目的决定的，也是法律平等保护原则在行政诉讼领域的体现。当然，并不是所有行政机关的行为均可以受到法院的审查，有些行政行为涉及政府的政治决策或者行政政策，有些属于行政主体高度人性化判断的结论或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则不宜由法院进行判断，而应交由行政机关自行处理。这在很多国家的法律和判例中均有所体现。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列举法院不予受理的争议时提出了“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的概念，并规定对于此类行为提起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为什么此类行为不能被诉，单从法律规定的字面上是找不出任何理由的。为了对这一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理论界提出了很多观点，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它们是内部行政行为，所以不能被诉。 其理由是：考虑到行政机关内部的奖惩、任免数量多，涉及面广，而且有关法律法规已规定了相应的救济手段和途径，所以不必通过行政诉讼方式解决因此发生的纠纷，并且此类争议涉及行政政策问题、行政内部纪律和内部制度问题，不便于法院处理，行政机关自行处理这类争议有利于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法院作为与国家行政机关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审判机关，不宜对行政机关的组织建设事务通过审判程序加以干涉。
内部行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而是一个学理概念。既然是学理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就很难明确和统一。特别是内部行为与外部行为的划分标准更是见仁见智。导致实践中法院对这一概念的掌握也或紧或松，很多表面看起来象内部行为而实质上可诉的行政行为被拒之法院门外。我们认为，内部行为的提法本身并不准确，容易造成实践中的混乱，而传统理论上所谓内部行为不可诉的观点更有待商榷。其一，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关系是公法上的行政合同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的改变，依照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必然涉及到法律问题，既然是法律问题，当然应当受到法院的审查。其二，有权利就有救济，行政机关的非政治政策性的法律行为，都应受到司法监督。其三，虽然有关法律法规已规定了相应的救济手段和途径，但都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与救济，并不能排斥司法机关的监督和救济。其四，内部行为并不存在所谓“绝对自由裁量权”，仍然应当受到法院的司法审查。其五，大多数情况下，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和外部行为是很难区分的，甚至可以说并不存在严格的区分界限，所以，排除对所谓内部行为的审查也是不现实的。最后，即使按照国外关于法院审查范围的确定标准，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机关的奖惩、任免决定，也不属于高度人性化和政策系性很强的问题，它与法院不能代替的纯行政事务也不同，它是典型的法律行为，而且已影响了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所以法院应当受理。
从国外情况看，很多国家并不区分内部行为和外部行为，也不以此确定法院审查的范围。行政机关对于公务员作出的奖惩和任免决定，与行政机关作出的其他决定一样，均须接受普通法院或者行政法院审查。在法国，甚至议会内部管理行为、法院内部行政处分行为，如不涉及权力、政治因素，也可由行政法院审查。例如有关“法院的设立、合并、废除、停止、法官的任命、晋升、纪律处分等”行为，均属于行政审判范围。 至于法院不宜受理的争议案件，不是根据行为的对象而是根据行为的性质确定的。多数国家根据行政行为是否涉及政治政策或者高度人性化判断及政策性等标准，将行政主体的行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由法院审查的行为。包括所有影响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即使技术性很强的专业问题，也有可能被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如学校组织的考试或者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等行为中的程序瑕疵、事实误认等问题，法院按照一般有效评价原则处理，即看是否考虑了不相关因素或违反了平等原则。另一类是不可代替的行为。法院在审判时对不可代作的行为将免予审查，换言之，由于此类行为多数属于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法院即使予以审查也缺乏可以适用的法律，所以，一般均排除司法审查，不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具体包括：1、预测性决定，如环保局对环境的预测。2、计划性决定。若未付诸实施，可以审查程序，但不可以审查事实。3、政策性政治决定，如涉及国防、外交的决定。4、高度人性化判断的事项，如考试成绩的评定等。
在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不可诉行为中有相当一部分所谓的“内部行为”实际上并不属于法院不可代作的行为，应当受到法院的审查。如行政机关对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决定理应由法院审查。此外，诸如学校等事业单位对教师和学生实施的大多数行为也应当属于行政诉讼范围之内。例如，学校对学生可以实施很多行为，包括颁发或者不颁发毕业证，给予行政处分，评定学生成绩，设置学位课程等等。如果学生对于学校的行为提起诉讼，法院是否受理，则要看该行为是否属公权行为，是否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影响，是否属于高度人性化的判断行为。很明显，学校颁发或者不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的行为是受法律严格规范的公权力行为，对于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已经产生影响，当然可以被诉。而象考试阅卷、课程安排、作息时间等行为因为涉及高度人性化判断和学校自治问题，法院则不宜审查。
政审个人情况总结范文5
一、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全县司法行政系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自8月中旬正式启动。近2个月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县民主评议领导小组办公室、县政府纠风办的精心指导下，通过全体司法行政干警的积极参与和协同配合，圆满完成了民主评议学习动员和自查自纠阶段的各项工作任务，“政风如何群众评、行风如何大家议”正逐步成为全系统上下的共识。概括起来，主要是做到了“三个及时”、“三个狠抓”和“三个注重”。“三个及时”：一是及时研究，层层制定了实施方案。根据《2009年全县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我县司法行政工作实际，及时研究制定印发了《2009年全县司法行政系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实施方案》。各司法所依据县局的《实施方案》，结合当地实际，层层制定了具体的工作方案，明确了民主评议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评议对象、评议内容、组织实施和方法步骤，使全系统上下目标任务明确，思想认识统一。二是及时动员，层层进行了思想发动。省、州、县动员会议召开后，我局于8月中旬组织司法所长、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召开了动员大会，迅速传达学习省、州、县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动员大会精神，动员部署全县司法行政系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为顺利启动民主评议工作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三是及时安排，层层加强了组织领导。为切实加强对民主评议工作的组织领导，我局成立了由局主要领导任组长、一名分管副局长任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民主评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局政治处，并从局机关抽调了3名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实的同志为工作人员，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负直接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格局，为民主评议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三个狠抓”：第一，狠抓自查自纠，切实找准问题。坚持以解决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为目标，强化评议重点，突出“五查五看”：一查依法行政责任制执行情况，看是否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严格执行省政府批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收费标准，真正做到依法办事、公平公正;二查法律服务依法执业、规范管理情况，看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是否真正做到诚信执业，是否存在违规办理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以及重收费轻服务等现象;三查推行政务、事务公开情况，看是否严格实行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和过错责任追究制;四查服务承诺措施落实情况，看是否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以及乱检查、乱收费、乱摊派等现象，是否存在对群众合理诉求置之不理、推诿扯皮、久拖不决等问题;五查群众的投诉举报查处情况，看是否对群众的投诉举报及时回复、对违法违纪行为严肃查处。通过“五查五看”，着力解决我县司法行政系统和干警中存在的“四大问题”：一是面对科学发展观对司法行政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着力解决在把握发展定位、谋划发展思路、推出发展举措上思想观念不够解放的问题;二是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给司法行政工作带来的新机遇，着力解决在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公平正义上职能作用发挥不够到位的问题;三是面对我县跨越式发展为司法行政工作确立的新任务，着力解决在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基层基础、提高服务效能上发展变化不够明显的问题;四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向司法行政队伍发出的新要求，着力解决在提高队伍素质、转变机关作风、树立良好形象上自我要求不够严格的问题，并坚持有什么问题就查摆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则，着重从思想认识上深挖根源，结合工作实际找准解决对策，真正使民主评议的过程，成为广大司法行政干警正确认识自己、自我教育提高的过程。第二，狠抓开门评议，广泛征求意见。以正在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为载体，通过召开群众会议、发放征求意见表、设立意见箱等形式，广泛征求意见。先后共征求意见、建议11条，涉及机关作风、依法管理和业务工作三大方面。第三，狠抓整改落实，务求评议实效。坚持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能现场解决的均给予了及时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都认真做好记录和说明，取得群众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待事后研究作出解释，给群众一个满意答复。对确实不属于本系统职责范围内的问题，耐心向群众说明，为群众指明反映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截止目前，仅我局机关就对今年自查的6个问题、征求的11条意见都认真研究，逐一提出了整改措施，落实了责任股室和责任人，明确了整改原则和期限，切实做到件件有着落。“三个注重”：一是注重学习教育领先，提高了带头参与、认真评议的自觉性。为深化对民主评议工作的认识，我局坚持把学习、教育和讨论贯穿于民主评议学习动员阶段始终，采取领导带学与个人自学相结合、学习评议文件与明确岗位职责要求相结合等方式，着力抓好强化认识、带头参与、认真评议等三个重点环节，有效提高了全系统上下积极参与、主动投入评议活动的自觉性，较好地使全体司法行政干警把思想统一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理念上来，把行动统一到建设法治、服务、责任、廉洁、效能型政府部门的目标上来，把合力统一到县委、县省政府的部署要求上来。二是注重立足本职，提高了服务大局、发挥作用的积极性。广大司法行政干警坚持把积极参与民主评议工作作为落实总书记倡导的“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的具体行动，转化为立足岗位、强化职能、服务崛起、促进和谐的强大动力，推动今年上半年全县司法行政工作取得新的成效。三是注重规范执法行为，提高了转变作风、树立形象的主动性。在民主评议工作中，广大司法行政干警紧密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自我加压，自我提高，使学习教育的过程成为端正执法思想、改进服务态度、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服务质量的过程，成为改进机关作风、提高能力素质、创新工作发展的过程，焕发出新的精神风貌。
二、取得的成效
近年来我局在加强政风行风建设的实践上，在优化政务环境的工作中较好地做到了“四个强化”：
1、强化职能发挥，着力在履行职责和改革创新上有新突破。全县司法行政机关自觉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揽，较好地营造了司法行政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良好氛围。认真落实服务承诺，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讲究工作效率，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整合职能、加快发展，为促进全县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2、强化职能转变，着力在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上有新改进。全县司法行政系统顾全大局、围绕中心、面向基层、心系群众，按照建设服务型机关的要求，努力转变工作职能，切实创新服务方式，着力提高工作效能，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3、强化形象树立，着力在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上有新作为。坚持执法为民，热情服务，不断强化服务理念，优化政务环境，有效地提高了人民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树立了司法行政机关和司法行政干警的良好形象。
4、强化规范运行，着力在形成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运行机制上有新成效。近年来，我们认真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工作方针，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加快发展坚定不移;从严治党，惩治腐败坚定不移，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突出重点、落实措施，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局政风行风评议工作中，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仍然许多不足之处，主要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学以致用谋思路的力度不够。围绕全县工作大局，如何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虽有思考、有研究、有目标，但落实工作举措的力度不够，致使我县司法行政工作发展不够快。
二是改革创新求发展的力度不够。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社区矫正、法律援助等工作的改革，成效都不够明显，工作还未到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三是拓展业务强职能的力度不够。如何把司法行政工作置于大局中全面思考、全面部署研究不够。
四是深入基层办实事的力度不够。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环境和条件虽有很大改善，但仍有很多困难，基础差、条件艰苦的状况还未得到根本改变。县局在争取县里支持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争取到了许多政策，司法行政工作发展的大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但帮助基层协调、解决具体问题方面，争取地方党政领导的重视与支持方面，许多工作还做得不够。
四、下步工作打算
(一)强化教育，在提高思想认识上下功夫。坚决按照县委县政府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采取各种有效形式，加大宣传教育工作力度，不留死角，不留旁观者，使人人都成为受教育者和积极参与者，从根本上解决极少数干警和法律服务人员认识模糊等问题，努力营造良好的学习教育氛围，不断增强大家参与政风行风建设的自觉性。
(二)强化整改，在解决突出问题上下功夫。在搞好民主评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搞好查摆整改工作，既严肃认真，不走过场;又要实事求是，把问题找准。并针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归类梳理，分析原因，逐一提出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责任，确保突出问题得到及时有效整改。
(三)强化制度，在建立政风行风建设长效机制上下功夫。针对法律服务市场秩序、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内部管理等环节，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制度措施。要通过强化制度建设，提高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水平，从根本上防止执法权力滥用，保障和促进诚信执业。
政审个人情况总结范文6
一、职务犯罪预防预警机制的概念、作用和价值
预警机制是指通过信息搜索、信息传递和信息处理的手段，对尚未爆发的危机、灾难、重大事故等做出相应的防控措施，包括预警信息的、预警措施的执行以及相应危机处理机制的启动。职务犯罪预防预警机制是预警机制的一个应用领域分支，是指检察机关在多渠道全面收集各种与职务、职务行为和职务犯罪相关信息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手段对信息进行客观地分析、评估，并对可能引发职务犯罪的因素进行归纳和总结，及时预测可能发生职务犯罪的行业、单位、部门，并依据程度的不同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提出预防建议，督促整改落实，从而达到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基于上述概念，构建职务犯罪预防预警系统主要包括信息采集存储、信息分析预测和预警执行三个部分。
构建职务犯罪预防预警机制有利于前移预防关口，加大源头治理, 对于提升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成效，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文具体从预防主体和检察机关两个层面对其进行价值分析：
1、有利于预防主体规范职务行为和权力运作。职务犯罪预防预警机制，为预防主体正确行使权力设置了一道外部屏障。首先，检察机关通过信息的收集，分析预测，向预防主体发出包含预防建议在内的预警通报，使预防主体准确查找到自身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措施施，建章立制，强化监督，规范管理。其次，信息报送与收集过程的本身，就可以使预防主体内部从业人员对检察监督产生顾忌心理，从而有效遏制其职务行为的随意性，排除人情关系、上级暗示等诸多不良因素干扰，促进职务行为的合法性、规范性。
2、有利于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职能的充分发挥。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应该集事前预防、事中预防与事后预防于一体，从国家反腐倡廉总体要求来看，预防工作更应注重防患于未然的事前预防。但从目前各地工作实践中，不少地方仍比较单纯地依靠自侦部门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来开展事中预防和事后预防，且事后预防成为主流，在对自侦办案“等、靠、要”消极思想影响下，预防工作对职务犯罪查办存在很大依赖，缺乏主动性和创新性；另一些地方检察机关的事前预防手段和方法简单落后，混同于单纯的宣传教育，难以凸显检察预防的专业化水准和特色。而构建并实施职务犯罪预防预警机制，则有利于转变以往这种相对滞后的预防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更加注重靠前预防、事前预防，变被动为主动，拓宽了预防工作的思路和模式，丰富了预防工作的内涵，强化和突出了检察机关专业化预防职能的发挥。
二、职务犯罪预防预警机制的调查和现状分析
2004年7月，河北省邯郸市检察院建立了全国首个预防职务犯罪预警机制，以《邯郸市预防职务犯罪预测预警实施办法》这一文件形式对职务犯罪相关信息收集、筛选整理、分析预测、预警信息评估、预警通报、督促整改、意见反馈等一系列流程作了比较概括的规定。2009年2月，云南省昆明市委下发了由昆明市检察院负责起草的《昆明市建立职务犯罪预测预警机制实施办法》，明确了职务犯罪预测预警内容，将其分为三个环节：一是信息收集。内容包括检察机关受理的违法违纪信息；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纪违法信息；其他执法机关受理的职务犯罪违法违纪信息；新闻媒体发现的职务犯罪违法违纪信息及与职务犯罪相关的其他信息。二是预测预警。以通报、要情和建议形式预警信息。三是督促落实。包括对相关单位提供职务犯罪预防预警信息、被预警单位落实预警等工作情况的督促及违规行为问责处理。
通过对上述两个预警机制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的职务犯罪预防预警机制建设，更多只是以文件形式对职务犯罪预警工作作了总括性的规定，对具体适用性、针对性、实效性考虑不多：(1)预防信息收集范围不明或限制过窄。预防信息的收集不应该只限于与职务违法违纪和职务犯罪有关的信息，还应包括与职务和职务行为相关信息以及行业、部门建章立制、日常管理等信息，要既包括隐蔽信息，也包括公开信息。(2)预防信息获取的手段科技含量低，收集渠道不明。检察机关预防信息的收集不具备公安机关对治安信息那样的强制管理性质，也缺乏特情、侦查耳目、线人等制度，加上职务犯罪本身的隐蔽性和预防信息的广泛性，仅仅依靠检察机关主动出击，通过人工手段去收集、获取信息资源显然不客观、不科学，利用现代化手段，去拓展预防信息收集渠道是当务之急。(3)职务犯罪预防体系的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虽然检察机关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已经建立了职务犯罪侦查、预防情报交流机制，但并未建立统一的信息交流互享平台；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审计、税务、工商等行政执法部门或重点行业之间，缺乏职务犯罪预防信息的交流平台。虽然，目前各地已普遍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并设立了共享平台，但这个平台框架设计和实际操作中不涉及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预防部门也没有其它进行信息收集、筛选、分析的信息化平台。(4)职务犯罪信息处理能力欠缺智能化。现有的预警机制中，对收集信息的处理通常采用人工的方式进行判断和预测，随着职务犯罪规律的不断演变，预防信息的不断扩充，这种低效率工作方式将越来越不适应检察工作需要，因此通过现代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来收集、汇总职务犯罪预防信息，推测、评估职务犯罪发展趋势，分析、研究预防对策是推进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必由之路。
三、基于信息化技术的职务犯罪预防预警系统的构建思路和方案
一个完整的基于信息化技术的职务犯罪预防预警机制应该要构建起三个系统，即信息采集共享系统、信息分析预测系统、预警执行系统。
（一）职务犯罪预防预警机制信息采集共享系统的构建
信息是进行职务犯罪预防预警的基础，信息收集的范围和内容应该包括：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信息、举报信息以及办案中发现的尚未构成职务犯罪，但明显违法违纪的案件信息；纪检监察机关己立案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信息；审计、、公安、法院等机关和部门以及新闻媒体受理或发现的职务犯罪和违法违纪信息，具体包括相关审计结论、法院行政判决及裁定、新闻报道等内容；区域、行业、部门与职务行为规范相关的内部制度建设、落实及其它与预防职务犯罪有关的规定和措施；职务犯罪的新类型、新手法、新领域等。如此庞大的信息收集量，必然要求有相应的软件和硬件与之配套，首先必须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与协调下，建立健全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审计、法院、公安、、其它行政执法机关及新闻媒体等部门间的预防信息交换、信息报送、信息移送等工作机制。同时，必须要构建一个科技化的预防信息收集平台（库），这个平台不仅要求能收集并存储某一时期内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法律法规及公共数据库等静态信息，还能实时采集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审批和行政执法活动产生的动态信息，既能公开收集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视线范围内与职务犯罪预防有关的信息，又能秘密受理犯罪案件线索举报，既能满足各预防主体间可公开预防信息的充分共享，又能保证部分信息的安全。
（二）职务犯罪预防预警机制信息分析预测系统的构建
信息分析预测系统要求比较高，需要预先设计一套高效率的计算机分析预测软件，使该软件能按不同条块，以不同方法对信息库里相关的预防信息智能化的汇总、分析。分析预测软件必须以准确的统计数据和信息为基础，运用适当的科学预测法进行运算，得出事态变化规律，并显示震荡幅度的预测方法。常用的科学预测法有回归分析预测法、灰色系统理论预测法、线性网络预测法、最优组合预测法和马尔可夫模型预测法等。其中对重点预防信息，在计算机分析基础上，还应邀请相关专家和有关行业的专业人士进行专项分析，以强化预防分析的专业化和客观性。同时还要根据预测范围、预测主体的不同采用相应的预防预警方法：(1)对某一地区未来一定时期内职务犯罪现象趋势预测，可以采用多元回归、非线性回归和趋势分析等定量方法，分析一定时期内各类职务犯罪现象，预测职务犯罪发生、发展的态势、以及周期。(2)对政府某个部门或社会某个行业的职务犯罪预测，可以通过已发现并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职务违法违规案件中收集信息，采用信息数据比对分析，发现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高发群体，以及相关单位在制度、监管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3)对最有可能成为职务犯罪主体的相关人员、重点环节进行重点监控和追踪，建立相关个人信息库，将监控对象的各种信息资料以及相关人员的行为录入在内，将可能发生职务犯罪行为的概率降到最低。
（三）职务犯罪预防预警机制预警执行系统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