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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区别范文1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论述,近几年来经常见诸报刊。许多农经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即 必须改变当前狭小的农户生产现状,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但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土地规模大小与生产成本、经济效益之间的经济数量关系,以及适度规模的量化标准等,却鲜有论述 或者论述很不深刻。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最终一般都要归结于数量关系, 才是明确的,具体的,才能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帮助。本文试图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以定量的方法,探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规模,按照一般定义,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一个生产单位的规模,是指在生产单位这一空间范围内各种经济数量的聚集程度。生产单位内的经济数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讲,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产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为变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关于生产单位的规模,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志;第二种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第三种以产量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规模定义的内涵不同,则有关规模经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在农业这一特定的生产领域内,应当采取哪个“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 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一般应当以固定投入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在我国农业现代物质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数量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准,具有现实的意义。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国农村实行农业,除个别集体农场或专业队经营外,绝大多数为农户家庭经营,即一个农户家庭为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土地规模过于狭小。目前,许多专家学者所论述的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及其提出的各种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规模的措施,也是以农户经营土地数量为依据。因而,为保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的连续性,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经营规模标准,也是适合的。原因之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土地是农业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无论国家还是农户,为了获得最大收益,都必须充分发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潜能。因此,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规模标准,研究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规模经济理论。所谓规模经济,描述的是生产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关系。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下降到某一点,开始上升,如下图所示。生产单位的规模在Q之前,随着规模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只要小于Q的规模投入仍然处于规模经济区;规模扩大经过Q点继续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则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上升,故大于Q的规模投入,则处于规模不经济区。而Q点的规模则为产品市场成本最低点,是最佳经济规模。 (附图 [图])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这种关系,是由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决定的。所谓内在经济是指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大时,可从其自身内部的经济资源配合与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规模扩大,可以使用更先进的 技术,可以综合利用副产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劳动潜力或相对减少管理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共同生产费用等。但是,如果生产规模过大,则又会由自身内部资源配合不协调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减少,这叫做内在不经济。如,由于规模扩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种资源闲置,或某种费用增多,或某些效率减低等。所谓外在经济,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能给有关的生产单位带来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使相关的原材料供应、信息、技术和销售服务等生产单位,得到较多的业务量,获得较高的收益。与外在经济相对的是外在不经济,这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而会给别的有关生产单位带来损失或损害,如引起竞争加剧、销售困难、运输紧张和环境污染等。 规模经济还可以用厂商理论中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来说明。如下图所示。图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 成本曲线,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的每一条曲线代表一个生产规模状态,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具有相同的规模。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着不同的规模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在开始阶段是下降的,即随着可变投入的增加,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随可变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在开始阶段,随着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但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不断上升。在图中,SRAC这一规模状态下的实际成本是T[,1]所在点表示的成本C[,1],而这一规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点表示的成本C[,2],这表示SRAC[,1]这一规模不是最佳规模。生产者可以在长期内不断调整规模。随着规模沿LRAC继续扩大,直至SRAC[,3]这一规模此时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重合,单位产品平均成本最低,该规模即为最佳规模。这里需要说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降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下降至A。另一种是通过扩大规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降至T[,2]直至T[,3]。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指的是第二种方式,即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与规模经济相类似的有一种叫做比例经济或比例报酬,实际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经济是指所有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产出变化。用生产函数表示,Y=f(x[,1],x[,2]),当投入按同一比例K(K>1)增加时,生产函数变为Y·K[n]=f(K[,x[,1]]K[,x[,2]])。n是一个指数,n=1表示比例报酬不变;n>1表示产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报酬增加;n<1则表示比例报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数举例说明。Y=A[,x[α][,1]][,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变为:A(kx[α][,1])(kx[β][,2])=AK[α+β][,x[α][,1]][,x[β][,2]]=K[α+β]y。在这里n=α+β,根据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断比例报酬增加还是减少。(附图 [图])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应当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比例经济。实际上,可能有的单位也混有比例经济因素,但从规模经营的主体来讲,种植业主要是扩大土地规模,而不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同比例扩大。特别是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已严重过剩,如果再增加劳动力,将使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经济。所以,比例经济不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而且实行规模经营,还必然导致投入生产要素比例 的变化。规模经济将会产生规模效益,但是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规模经济,是指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规模效益是指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增加。从表面文字来看,似乎没有 多大差别,但只要做点数量上的仔细分析,就可看出其区别和概念上的差别。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图示,来分析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区别。图中,P表示产品价格,LRAC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D点是单位成本最低点。在C点,单位产品成本为P′,高于价格P,总成本为P′OQ[,1]C;规模扩大至A点,单位产品成本与价格相等,总成本为CQ[,1]Q[,2]A,CQ[,1]Q[,2]A与P′OQ[,1]C相比较,减少的这部分即规模效益,是由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从Q[,2]至Q[*],由于单位产品成本继续下降低于产品价格,总成本小于总收入,产生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从Q[*]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单位产品成本开始逐渐上升,进入规模不经济区域,但由于单位产品成本仍低于价格,扩大规模仍会增加收益,因此,规模扩大将持续到Q[,3],即单位产品成本上升至产品价格P为止。在Q[*]至Q[,3]这一阶段上,尽管已处于规模不经济区域,但却仍会产生规模效益。所以,规模经济只是考虑成本的下降,而不考虑价格因素。规模效益则是由成本和价格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规模经济未必产生规模效益,比如当前一些成本高,价格低的农产品生产;规模不经济也可能有规模效益,比如成本低,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生产。同时,通过对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综合分析,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户为了经济利益,获得最大的规模效益,在最佳规模Q[*]以后,仍会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如果单位产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下降的原因 造成,如广种薄收,粗放经营,那么,这种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将会导致社会总产量的下降。尽管农户会因 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这就是说,在讲求微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宏观经济效益,讲求各种资源利用的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区别范文2
一、学科发展现状
1.国外城市经济研究现状
国外的城市经济研究以解决城市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己任，在不断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城市实际问题的解决。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生产要素流动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一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该国的资源禀赋，还取决于如何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因此，原本研究一国内部城市问题的城市经济学研究，其内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如要素资源的空间布局与区位选择研究从传统的本国空间研究，扩展到全球（特别是对跨国企业而言）范围内的比较竞争；资源配置研究从如何发挥一国静态比较优势转向如何利用国际资源的城市竞争力研究；城市密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从单纯的城市圈经济协调转向城市圈域之间的竞争、合作和国际间的竞争与协调。这些研究无疑均扩大了城市经济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加大了研究的难度和深度。
在这些现实经济问题的左右下，近年来，国外城市经济研究的内容可集中归结为4个主要的领域：区位分析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化；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设计；特定城市市场与城市经济模型的建立；城市经济问题、城市政府行为和城市经济政策分析。
2.国内城市经济研究现状
国内的城市经济研究在改革开放后才起步，但是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集中研究我国城市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全方位展开了城市化道路和城市化理论的研究，并对城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学科体系以及具体的城市问题和城市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探讨了城市经济运行规律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城市问题及城市经济政策；探讨了城市内部的土地利用与区位选择、城市经营、城市治理、城市交通、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对城市化问题及日渐发展的城市圈经济给予了密切关注；并实证研究了我国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都市圈的经济发展与协调问题，提出城市圈是以大城市为核心、不同层次、不同结构和不同功能的大中小城市有机结合，通过各种网络紧密联系而形成的一体化发展、相互分工互补、交流和竞争的网络体系，都市圈发展模式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的空间整合模式和组织形态。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发展的新背景下，城市密集区域的经济发展尤其引人注目。国内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大量的研究。提出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中间环节和各部门经济在空间上的纽结，城市经济学是“中观层次”、“空间范畴”和“应用性”的综合边缘学科等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
概括而言，近年来国内城市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5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
二、我国城市经济学的新发展
1．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简短回顾
我国的城市经济学兴起于改革开放以后。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财贸经济研究所下面设立了城市经济研究室，同年末，大连市政府和辽宁财经学院（后改名为东北财经大学）合作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中心城市会议，以后，此类会议分别在武汉、重庆、兰州连续开过三次。在此期间，京、津、沪和辽宁、四川、黑龙江、山西、江苏、湖南先后成立了城市经济学会，或者在省市社会科学院下设立了城市经济研究所或研究室。从1981年起，南开大学、辽宁财经学院首先在本科开设了城市经济学课程。以后，陆续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南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开始讲授城市经济学相关课程，从事城市经济领域的课题研究。在这个基础上，这些院校先后建立了城市经济研究室、所或系，有些院校还相继建立城市经济硕士学位授予点。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已有两所高校（南开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建立城市经济学博士点。
中国城市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背景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改革开放后，国外大量的关于城市经济学方面的专著，如英国巴顿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1976年）、日本山田浩之的《城市经济学》（1977年）和美国赫希的《城市经济学》（1984年），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并且为我国高校有关师生所直接使用。同时，我国的理论工作者也纷纷著书立说，陆续出版了《城市经济学入门》、《中国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实用城市经济学》、《城市宏观经济学》、《微观宏观城市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教程》、《城市经济学》等著作或教材。此外，还出版或发表了众多专题性著作和论文，使中国城市经济学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
从研究领域来看，中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涉及了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经济区域发展、城市现代化、城市经济的协调运行、城市经济结构、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经济管理等问题。例如，城市化规律的提出克服了“中国应走非城市化道路”的错误认识；城市经营理论的建立，打破了城市基础设施、居民住宅长期欠账的局面；城市土地经济理论的提出，创造了我国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新经验；城市与区域“互动关系”和“增长极”、“中心城市”、“首位城市”等概念的建立，使全社会逐渐认识到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到经济区发展的重要性;城市经济学及其相关科学的发展，还使城市流通、城市功能、城市产业以及城市公共经济和空间布局等问题，得到了认识上的不断提升。
2．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新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城市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至于有学者惊呼“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城市经济研究直面时代重大问题。现代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等领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越来越需要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实践的需要促使理论工作者从经济学层面上积极进行探讨。如：近年来城市经济学界对“城市化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思考、对“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的探讨、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阐述、对“城市与区域发展关系”的论证、对“城市管理理论”的梳理以及对“城市现代化”问题的透视等等，都是城市经济学研究时代性与前沿性的集中体现，《城市经济理论前沿课题研究》一书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从研究成果来看，“中观经济学”和“城市管理学”的推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前者，学术界指出，该书明确了城市经济学在未来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学科定位，拓展了经济学发展的新空间，提出了一系列中观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对于后者，城市管理“五职能”说的提出，显示了城市管理学的新发展，是城市管理职能理论的重要创新。此外，就城市化和城市发展问题的认识而言，也取得一些新认识和新见解，如：强调新型工业化必须与加速城市化相结合的观点；提出城市发展离不开乡村发展，市民与农民利益要协调，实行土地股份制经营，加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动的观点；对城市经营问题、城市病的界定、规律、防治等问题的研究;城市工业空间布局、高新园区聚集效益分析、西部农村城市化等问题的研究；城市区域化研究提出的建立区域共同市场，构建中国“Citistates”的对策和建议等。
（2）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跃。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观层次和空间范畴上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面对城市发展出现的共性问题，应用经济学的不同领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如城市的性质和功能、区域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文化建设与管理制度等等。城市经济学则从自身的学科特征和基本优势出发，在城市发展的共性问题上积极寻找适合本学科发展的新问题域和生长点。出现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不仅在城市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出现积极的交流对话，而且还主动突破城市科学的边界，渗入到相关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中。目前，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生态学、管理学、规划学、工程学、数学等学科与城市经济学的交叉研究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如：城市经济与城市文化关系研究成果的提出，认为城市文化发展滞后，已不能适应城市化形势发展的需要，建设先进的城市文化是当务之急；城市能源、交通、环境、水资源等城市发展生命线的经济学分析；城市公共安全体制及其运行模式的研究，城市应急管理及危机处置机制的建立等。均是社会学、管理学、规划学、数学等多学科协同攻关的成果。
（3）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个性化研究是相对于“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研究方式而言的。它的出现，是与力戒浮躁学风、注意学术规范、讲究治学严谨联系在一起的。与“个性化研究”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正在兴起，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国界全球同步合作研究，这又与网络化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密不可分。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的这种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展的创新与突破。综观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如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城市文化学研究，城市发展的国内比较和国际比较研究等，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创新与突破，究其原因，无不与其研究方式和研究手段的创新有关。
（4）城市经济研究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跃。改革开放为我国城市经济学者提供了与国外进行广泛交流和对话的机会。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学界对外联系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各研究机构或高校的有关单位经常派出学者到国外进修、讲学、参加国际会议，了解国外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最新信息，同时邀请国外专家来华讲学，大大拓宽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与此同时，还通过大量译介外国城市经济学名著，使我国学界对世界相关领域的发展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5）城市经济学的学科组织建设和教学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时代呼唤着城市经济学的新发展，与此相呼应，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于2000年10月成立了城市经济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 ），担负起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重任，为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组织保障。近年来，为促进学科建设与发展，委员会向国家教育部呈报了《城市经济学学科建设报告》以及建设中国城市大学的构想和倡议，先后召开了以“中国城市经济理论前沿课题”、“城市经营与管理” “城市经济学科建设”和“城市经济与管理前沿问题”等为主题的研讨会，出版发行了《城市经济理论前沿课题研究》、《中国城市管理新论》等著作。随着城市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推进，城市经济学教学工作在国内各高校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约有20所大学开设了城市经济学课程，有10多所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近百名教师从事城市经济学及相关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3．“十五”期间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和重要突破
（1）城市化问题研究。城市化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自然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十五”期间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化的模式和道路研究。有关我国城市化的道路和模式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争论颇多的问题。“十五”期间的相关研究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并不断拓展。学者们在继续讨论比较“大城市偏好”、“中等城市偏好”和“小城镇偏好”城市化战略模式优劣的同时，特别注意研究了城市化的道路问题，提出了“市场型城市化道路”、“城市自然观”和“多元城市化道路”等新观点，并与传统的“计划型城市化道路”战略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城市化模式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城市化的实现是市场主导化的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学者们还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圈和城市群的相关问题给予充分关注，认为城市化并非是单一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而是要形成以某一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落或城市圈，城市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功能互补的关系，并比较研究了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群或城市圈形成的道路和条件。学者们还把制度经济学引入到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认为“制度障碍”是我国城市化发展落后的原因，城市化的发展，必须突破制度障碍，进行相关改革，从而引导资源聚集于城市之中。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一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学者们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低的原因，由此而造成了我国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不对称，并实证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偏差，同时指出，城市化的发展除了不断提高工业化水平之外，相关配套改革必须跟上。另一方面，学者们认为，城市化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并就城市化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贡献做出了预测，强调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相关的实证研究。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衡量与测度问题，二是实证考察了有关城市或城市群的发展状况及相关经验。第一方面的研究争论较多，主要是集中在哪个指标更适合作为考察城市化发展状况的标准。有学者认为，以城镇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作为衡量标准更恰当；也有学者认为，以城镇常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衡量指标更能反映城市化的真实水平。第二方面的研究将对象更多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总结了这些地区在城市化发展中的经验，论证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2）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研究。城市经营与管理是近年来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也是实践性很强的一个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基本性质研究。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内涵与外延是学者们争议较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内涵、范围和目标的认识上不同。有学者提出“城市经营与管理企业化”的观点，认为城市经营与管理活动是政府对城市空间内的所有有形与无形资产进行企业化运作，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城市经营与管理活动盘活城市资产，特别是充分利用城市中日益短缺的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为城市经营与管理筹集资金；有学者则指出，城市经营与管理的范围是城市空间内的公共事务和国有资产；有学者认为，城市经营与管理的范围只限于城市内的公共事务，不包括国有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同时国有资产应该尽量退出竞争性领域；有学者认为，城市的公共事务应该尽可能多的引入竞争机制，尽可能多的由私人企业提供公共产品，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在此基础上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私人在提品的同时应该由私人经营，即完全私有化的观点；另一种意见认为私人企业可以提品，但为保持公共产品的公益性，不应采取由私人企业通过向使用者收费的方式来回收成本，而改由政府“回购”方式向私人企业提供补偿，这是一种不完全私有化的观点；有学者反对城市经营与管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认为这与政府的公共职能背道而驰，削弱了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还容易出现城市经营与管理的短期行为现象，如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他们把市场营销的相关理念引入城市经营与管理中，认为政府经营城市应该以“顾客最大满意度”为目标；在城市经营与管理的主体问题上，有学者认为，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主体，城市经营与管理的过程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过程，非政府的社会团体组织是城市经营与管理的重要力量，实际上是强调城市经营与管理的民主化，这种“多主体论”的观点颇有新意，也是实践中人们经常忽略掉的；有学者提出“城市治理”观点，他们通过分析城市治理结构与模式，认为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市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在经营城市的过程中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同时提出在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各个城市应该相互合作与竞争的观点；有学者从城市功能的角度来理解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认为培育和完善城市的各项功能是经营城市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又一独特视角。
城市经营与管理中的土地问题研究。土地是城市的空间载体，在我国土地资源紧张的状况下，如何有效的利用土地是城市经营与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学者们对此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大多数学者认为，改革现行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势在必行，要建立城市土地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提高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些学者则把土地的保值和增值看成是筹集城市建设资金的重要渠道，提出应合理调控土地市场的供求关系，加强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建立土地储备制度，并从“土地金融”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经营与土地储备制度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则在深入分析了我国现行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势论”和“困惑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看似矛盾，却为我们全面认识城市土地制度的利弊，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极好的认识基础。
城市经营与管理中的城市规划问题研究。城市规划是城市经营与管理的首要环节，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我国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不足，缺乏前瞻性、连续性和权威性，朝令夕改，城市的规划与设计趋同现象严重，城市缺乏个性，学者们对此提出了批评。有学者悲观地指出，城市的规划只是一种技能，而不是一门科学，甚至认为是“伪科学”。有学者则不同意此观点，他们一方面指出了城市规划在建筑工程束缚过程中其科学性日益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认为城市规划是一门应用程度很高、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应在城市规划的实践中不断增强其科学性，要综合运用各个学科的知识，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利益要求。有学者在分析了现代城市的系统性质和与之相适应的规划原则后，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了城市的规划设计问题，提出了“城市规划系统观”，明确了城市规划系统工程的方法论。城市的规划与设计除了工程建设意义上的规划与设计外，还包括从城市发展角度对城市未来发展目标和实现此目标过程的规划与设计。在这一方面，有学者从城市功能定位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对城市功能特征细化要素的能级探讨，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定位，使城市发展战略更加合理。有学者对城市群落或城市圈的规划与设计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城市群落或城市圈规划设计的目标和原则、规划的区域范围、规划的内容等，认为城市的规划与设计应从其所处城市群落或城市圈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在城市分工的基础上确定发展目标。这就跳出了城市自身的狭小范围，从区域的高度来进行城市发展的规划与设计，把城市置于一个紧密联系着的城市群落或城市圈中来审视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划问题。
城市经营管理与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研究。学者们强调了包括城市在内的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分析了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固有缺陷”，同时从多个角度总结了近年来我国一些主要城市进行的城市形象建设、生态城市建设、园林城市建设、现代化城市建设以及城市局部建设的成就和宝贵经验，提出了“生态重建”和“生态重构”的城市发展方向，指出实现这一目标并非乌托邦式的理想和远景，而是取决于人类的认识和行动。
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城中村”现象的研究。学者们以广州和深圳等城市为例，分析了“城中村”现象的现状和成因，认为“城中村”形成的诸多要素中，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及相关制度安排、村庄利益及社会性共同体的内聚、非正式经济的独特功能与地位、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性是“城中村”形成和维系的原因。“城中村”现象给城市经营与管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城市规划滞后、建筑密度过高、用地管理混乱和治安消防形势严峻等，这已经严重妨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建议采取资产量化、住房改造等一系列综合配套措施改善。
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风险研究。有学者认为城市管理中需要应用经济手段，但这并不等于应当以经营城市代替管理城市，指出目前以城市经营取代城市管理的发展趋势可能带来五项风险：政府职能越位、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等，进而最终影响社会经济的全面、持续和健康发展。这在目前社会普遍热衷于经营城市的背景下，有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城市经营与管理的性质，做好具体工作。
新形势下的城市发展问题研究。信息化和经济的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在信息化背景下，有学者提出了“数字城市”的概念，认为这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通过对信息化条件下的城市发展模式与传统城市发展模式的比较区别，分析了建设数字城市所需要的条件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学者们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的地位得到提升，城市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越来越重要；城市的发展趋势应是城市个性化、城市生活人性化、决策民主化、管理信息化、扩张多元化、产业服务化和城乡一体化。针对跨国公司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政府对城市经营控制力不断减弱的现象，学者们认为在城市发展中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人为本，转变政府职能，与国际接轨，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学者从世界城市化发展中心转移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城市发展，认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主流已转向了东亚地区，这给我国的城市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3）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近年来，城市竞争力评价研究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对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对国内外城市的竞争力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这方面研究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构成城市竞争力的要素及其重要性的认识上。有学者从人口与劳动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和基础设施等五方面，确立了包括58个指标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为标准对我国265个地级城市的竞争力进行了比较排名。有学者应用“城市发展指数”来评价一个城市在“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城市的经济增长、社会资本拥有水平和利用水平、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和各种资本的日益深化等五个方面，并比较了15个城市在城市发展方面的状况。还有学者提出了评价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弓弦”模型，认为城市综合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混沌系统，各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了城市竞争力，并把竞争力分解为硬分力和软分力，硬分力侧重于评价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软分力则用来衡量城市的人文环境以及制度创新能力等。也有学者以经济实力、总量实力、市场状况、人才和科技水平、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政府管理水平等偏重于经济生活方面的指标体系来评价城市竞争力。
三、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存在的问题
1．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存在的不足
（1）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完整。应当说，这一问题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由来已久，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对城市经济学的性质、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至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性质，据《经济科学学术观点大全》介绍，有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经济学属于应用学科；第二种观点认为城市经济学属于综合学科；第三种观点认为城市经济学属于边缘学科；第四种观点认为城市经济学属于理论学科。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争论也始终在进行中，《经济学新科学概览》作者将许多不同观点归纳为五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就是研究城市经济的科学，城市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应该作为研究的对象；第二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只研究城市本身所特有的一些经济问题；第三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城市发展的生产关系，即研究城市中各个企业、各个部门以及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领域中彼此所发生的联系；第四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第五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经济及城市经济关系发展的规律。
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使得城市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各不相同。有的以发展、土地、环境、交通、住房、规划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有的以发展、土地、交通、环境、犯罪、文化、贫穷为城市经济学研究范畴；有的以发展、结构、环境、区域、效益、管理作为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有的以发展、结构、交通、土地、住宅、环境、财政、管理为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凡此种种，对城市经济学研究范畴的分歧，对城市经济学性质、对象、范畴的不同认识，直接导致了城市经济学体系结构的不同，使得城市经济学常给人以“雾里看花”的感觉。
（2）城市经济理论基本观点表述的不规范。城市经济学理论观点表述的不规范直接影响了整个理论体系的发展。城市化是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第一范畴，是城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长期以来却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观点和认识。如城镇化概念的提出，自以为是标新立异，殊不知却画蛇添足，造成了城市经济学基本概念的混乱。又如对大城市化规律的争议。大城市化是所有国家都出现过的、在城市化中前期不可避免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大城市人口和数量以更高速度增长的趋势，大城市化不是西方国家所特有的现象，而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再如城市现代化，它所反映的是城市化的质量要求，包括深刻的经济、建设、环境、人文、管理等方面的内涵，集中体现为“城市建设先进化”、“城市经济高效化”、“城市社会文明化”、“城市环境优质化”、“城市管理科学化”。然而，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使得实际工作者无所适从，有的城市以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为城市现代化标准；有的城市从GDP指标的角度追求现代化；有的城市认为园林化、生态化就是城市现代化。如此等等，都肢解了城市现代化的科学涵义。
（3）城市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部分分离。城市经济理论研究的薄弱性，使得绝大多数行政管理人员在处理城市经济问题时，将宏观、微观经济理论的方法照搬到城市经济领域，导致理论与实践的严重分离。最典型的莫过于城市经营。除根本否定城市经营的观点外，就即使认为城市可经营的人中又有不同的城市经营观：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认为必须“有与管理相结合的经营，包括直接为城市产业发展服务的经营，以及直接为城市建设发展服务的经营。”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的一种社会活动和管理过程，并由此发展城市经济和城市文明。”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微观经济学理论在城市经济领域的翻版。
2．城市经济学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
（1）城市化问题研究存在的不足。在有关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城市化的道路、模式、动力机制和城市规模选择等问题仍然是争论的焦点，但多数学者越来越倾向于“市场主导型”的“自然观”城市化道路和模式，强调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是城市化的前提条件，而城市规模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研究中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为具有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好政府的计划和市场的价格机制两种手段，即实践中两种手段的配合运用与平衡，以加快城市化发展速度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第二，城市化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如何作好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利益保护工作、如何减少或避免耕地的破坏、如何减轻环境压力等有关此过程中的弱势群体利益保护和减少城市化负效用问题的相关研究尚显薄弱。第三，我国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这在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上表现的非常突出，要加快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就必须加快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因此如何利用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契机，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则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相关方面的研究与实践的需要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第四，城市区域化是城市化的重要规律，但是，目前对城市区域化规律认识肤浅，对城市区域与行政区域的区别和联系把握不甚准确，使我国滞后的城市区域化进程难有改观。在城市区域的发展过程中，城市间是竞争还是合作，各地理解不一，不少城市间竞争多于合作，地方封锁、条块分割严重，已经形成的经济区域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2）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研究存在的不足。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学者们的争论多集中在政府在城市经营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城市经营与管理的范围和方式、城市经营与管理的目标等方面。学者们开始关注城市经营管理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定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其如何参与到城市经营管理中去等问题。目前研究中的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职能转变问题。这涉及到城市经营的性质和方向，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此问题，但政府在城市经营管理中到底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政府职能在城市经营管理中应实现什么样的转变以及转变的步骤等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第二，城市经营管理中的三个效益统一问题。在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如何同时实现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在各种“城市病”开始在我国城市中显现、城市发展中政府与市民矛盾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相关理论研究的不足更加明显。第三，城市经营管理与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实现城市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对传承历史文化的古建筑保护研究还很薄弱。第四，城市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民主化问题。市民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参与到城市经营与管理中去，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协调与政府的关系等这些具有较强实践性的问题的研究还显薄弱。第五，城市经营成果的评价问题。在目前的评价标准中，过多关注经济数据、总量数据，能够全面评价城市经营管理成果的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尚显不足。
（3）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的不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上，分别创建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内容在内的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构成评价城市综合竞争力标准中的相关指标选择和权数的确定随意性很大，缺少相关理论的支持。第二，指标体系中的“主观要素指标”较少，如“城市认同感”、“市民满意度”等极少被关注，而这些指标对城市竞争力往往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3．学科建设发展缺乏应有的社会条件
（1）国家有关部门对城市经济学重要性认识不足。1997年，在国家教委主持的全国学科调整过程中将城市经济学由原来的二级学科降为三级学科，不允许大学开设城市经济学专业课，招收本科生，原有的几所高校的城市经济硕士点、博士点，转为区域经济硕士点、博士点，这无疑使这门需要扶植的新兴学科发展受到一定的局限。与此相反，美国在1968年的高校中就有53个系可以培育和授予城市经济学方面的博士学衔，城市经济学还与区域经济学并列为美国10大类经济学科，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视和其地位可见一斑。
（2）城市经济学科教学力量不足，发展缓慢。城市经济学科地位的下降，本科生的停招，硕士点、博士点的消失，使得原来从事城市经济学的教学人才迅速流失。教学人才的缺乏，成为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最大瓶颈。
（3）科研力量和发展经费严重不足。城市经济学科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快速发展之后，到90年代进入艰难发展阶段。有些地方的城市经济学会、城市经济研究所、研究室相继自动解体，城市经济科研力量匮乏，严重制约其发展。
四、“十一五”期间本学科发展的主要领域及其趋势和方向
1．主要研究领域及其发展趋势
（1）城市经济学基础研究。一是在重视对特定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统领全局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经济模型的研究，其趋势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明确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创建相关经济模型，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规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二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应融会多学科理论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可探讨建立科学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包括城市及城市区域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福利和行政区划等在内的问题，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将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理解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应创新和发展城市化理论，把城市化研究放到城市化时代的高度上加以认识。应反思城市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以及思想、制度和管理方面的原因。要提高城市经济学的实践性，研究城市发展的系统工程和价值工程，将城市经济学研究划分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应研究城市化定理或定律，使之既接受实证主义的检验，又接受伪证主义的检验，成为经过科学论证和可以反复验证的结论，指导实际工作者实践的依据。
（2）城市化问题研究。一是城市化的方针政策，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城市产业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户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等。要加强以生产力为转移的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发展阶段性的研究和国情与地区差异的研究。二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发挥。三是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落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四是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城市规模效益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区域差别扩大与缩小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大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研究、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极具参考价值。六是城市化与教育、文化发展的关系。城市化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国民生活方式转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加强城市化对国民生活观念影响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3）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研究。一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与定位。这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和基本问题，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不够清晰明确，指导实践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强。二是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三个效益”的统一问题。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将集中在确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原则和相应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上。三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确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机制，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四是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建设。研究精神文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进措施；建树“伦理经济”和“道德经济”产业文化观念；剖析城市环境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科学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发展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途径。
（4）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一是尽快建立一套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这需要加强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调查。二是以城市综合竞争力来评价城市发展状况，对大城市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对于中小城市，特别是具有发展特色的中小城市则有失偏颇。因此，应建立可以用来评价具有发展特色城市的指标体系，与综合竞争力评价标准一起，构成完整的有关评价城市的指标体系。
（5）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一是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极其复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涉及环境、生态、资源、经济均衡和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这就决定了其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将涉及多学科背景和复杂的方法论，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作为总体目标的分解和管理工作的依据，将有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创新。二是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研究。这涉及到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在城市这一特定空间实现的研究，对作为政策工具的城市建设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2．加速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建议
（1）呼吁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我国城市发展的滞后，已经使诸多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城市发展离不开城市经济学的指导。为此建议：重新恢复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建设规划中，指导该学科在全国的空间布局和结构布局。在研究生教学中，进一步明确将城市经济学作为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生的必修课程，成为相关专业本科生的选修课程，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的必选课程；鼓励出版研究生系列教材和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研究的专著；有教学资源条件的高校成立综合性城市大学、城市学院或城市系；进一步推动现有城市经济学会、城市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研究室加强横向和纵向的协作与联合，开展形式多样的城市经济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共同承担城市经济领域的科研课题，举办国际性城市经济学术会议，加强城市经济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交流和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