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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范文1
[关键词] 急危重患者；动脉留置针；动静脉血钾测定
[中图分类号] R446.1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4）01-0033-02
急危重患者容易合并血钾等电解质紊乱，如不能及时处理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因此，临床上适时方便监测血钾浓度，使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治，对提高患者的成功救治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1]。本研究旨在探讨急危重患者动脉血与静脉血电解质钾的差异，为临床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自2012年5～12月间重症监护室收治的急危重合并血钾异常患者66例，其中男29例，女37例，年龄18～86岁，平均（56.3±7.3）岁，所有患者均合并有严重的基础疾病：其中脑血管意外25例，慢性阻塞性肺病伴呼吸衰竭20例，严重颅脑损伤11例，多发性外伤5例，急性重症胰腺炎5例，根据血钾的不同，分为低钾血症（5.5 mmol/L）两组，血钾异常标准按照静脉水平进行评定[2]。
1.2 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66例患者静脉血钾测定采用美国Johnson全自动生化仪，动脉血钾测定采用美国Baye全自动血气分析仪进行分析。所有患者入院即刻并根据血钾异常情况，适时经动脉留置针采集抗凝动脉血2 mL进行血气分析（动脉血组），同时穿刺静脉血管采集静脉血2 mL进行对照（静脉血组）。66例患者共计进行396次测定。所有患者均经积极救治，全部存活。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样本均数的比较采用t检验，P
2 结果
2.1 动脉血组与静脉血组血钾的比较
66例患者住院期间适时进行动静脉血钾检测，静脉组血钾浓度为（3.62±1.58）mmol/L，动脉组血钾浓度为（3.30±1.42）mmol/L，两组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动脉血组与静脉血组血钾的比较（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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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低钾血症和高钾血症患者动脉组与静脉血组血钾的比较
低钾血症和高钾血症患者动静脉血钾分别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2 33例低钾血症患者动脉组与静脉血组血钾的比较
（x±s ，m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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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临床上监测患者的电解质通常是采集静脉血、通知护工、送标本到检验科、化验人员检测得出结果后再电话报告，复杂的程序需要一定时间[3]。随着急危重症患者逐渐增多，严重低钾血症或高钾血症患者用上述程序导致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治而出现严重并发症以及猝死的病例呈上升趋势[4]。重症医学科蓬勃发展，留置动脉留置针用于血流动力学监测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经动脉留置针采集动脉血作床旁血气分析可获得患者通换气、酸碱平衡情况的同时，可迅速得到血钾值，将此值代替静脉血钾值指导临床对急危重症严重低钾以及高钾血症患者的诊断、治疗具有可行性。并且减少反复穿刺静脉血管而导致血管损伤及感染[5，6]。
相关研究表明[7，8]，动脉血液血钾浓度低于静脉血液血钾浓度，动脉血液血钾浓度偏低的原因有多方面，首先，动脉血所加的肝素抗凝剂可以与钾离子结合形成肝素钾，从而降低动脉血钾离子的浓度。其次，静脉血清在凝固过程中血细胞会释放出部分钾离子导致静脉血钾升高。再次，血钾浓度受pH浓度的影响，正常静脉血pH比动脉血低，有资料显示，pH值每降低0.1，血清钾浓度可上升0.6 mmol/L，急危重患者往往合并酸碱失衡，对血钾浓度影响明显。但动脉血钾浓度的正常参考范围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给临床实际带来了一定难题。
本研究分别对所有患者及不同血钾水平患者的动静脉血钾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在66例患者中33例低钾血症患者和33例高钾血症患者的静脉组血钾浓度均值高于动脉组，分别高于0.32 mmol/L、0.21 mmol/L和0.35 m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动脉血液血钾浓度低于静脉血液血钾浓度，经动脉留置针采集动脉血作床旁血气分析监测急危重症患者血钾具有方便、快捷、可靠的优势，可作为急危重症患者钾异常的诊治的依据。临床实践工作中，充分认识动脉血液与静脉血液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对急危重患者的救治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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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范文2
南阳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河南南阳 473000
[摘要] 目的 探讨连续性血液净化（CBP）在ICU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患者的治疗和预后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8年2月—2013年5月我在ICU患者治疗前后MODS银行CBP一般信息，验血，重大疾病的分数等，CBP在临床参数的变化进行比较分析治疗及预后的关系。结果 ①CBP治疗收集的401例MODS患者，ICU行CBP的主要适应症患者的治疗是：氮质血症（62.3％），少尿或无尿（51.4％），急性肺水肿（27.9％） ②通过CBP治疗的患者心率，呼吸频率，中心静脉压，血肌酐，APACHEI得分下降（P<0.05）;③401例，196例，好转191例（47.6％）死亡，给治疗14例死亡的攻击和205例（51.1％）放弃治疗。死亡的老年患者，多器官功能衰竭，APACHEⅡ评分高（P<0.05）。结论 CBP能改善ICU 中MODS患者的预后；有条件的患者应及时转入ICU进行监测和CBP和其他器官功能支持治疗。
[
关键词 ] 连续性血液净化；MODS；ICU
[中图分类号] R45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4）03（b）-0172-02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的发病率逐年增加，由ICU患者， ICU患者已成为最常见的死亡原因[1]。连续血液净化(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CBP)是指所有缓慢，连续清除水和溶质处理的，其近几年的临床应用已远远超过了肾脏替代治疗领域的范围，扩展到非肾脏疾病治疗区，重症监护是最近的一项重要技术领域的发展，以及机械通气，营养支持同样重要的是，各种ICU危重治疗多器官功能障碍的重要手段支持。本文回顾性分析2008年2月—2013年5月开展了在我们医院ICU患者MODS CBP治疗401例数据探索应用CBP与MODS患者预后因素。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ICU ，我院于2008年2月— 2013年5月CBP治疗401 MODS患者的完整数据。男291例，女110例，年龄16~94岁，平均（58.4 ± 19.6 ）岁。在ICU的患者1~ 90 d，平均（ 10.0±10.7 ）d， CBP治疗时间为1~37 ，平均时间为（44.8 ± 51.6）h; CBP的数字前的器官功能衰竭（4 ±1.1）个月， APACHE ⅱ评分（28.4 ±6.7）分。
1.2 方法
患者采用Seldinger技术经股静脉或锁骨下静脉插管患者建立血管通路，根据患者病情使用普通肝素，低分子肝素或无肝素透析方法。 CBP采用连续静脉血液滤过（ CVVH）模式，或在某些患者使用前稀释法稀释前后，碳酸氢盐置换液， 2~10 L/h，血流量150~250mL/min，所有的替代率患者在ICU床旁8~24 h连续处理，过滤器使用PRISMA机配套的M100（面积为1.2m2）或聚砜膜AV 600S （面积为1.3m2）[2] 。
1.3 观察指标
收集患者治疗前脏器衰竭数， CVVH治疗生命体征，血液检查，血气分析，APACHEⅡ评分（评分方法采用埕岛君2002 APACHEⅡ评分系统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软件，绘制分），使用血管活性药物和预后，这些指标变化的比较分析前后的治疗，死亡率计算，分析和预后因素。
1.4 统计学
使用spss 13.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P<0.05被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CBP血管通路
CBP治疗的401例患者的血管通路是：右侧股静脉321例（80.0％），左股静脉50例（12.5％），23例（ 5.7％），右锁骨下静脉，左锁骨下静脉7例（1.8％） 。
2.2 CBP适应症
在ICU患者的主要适应症包括治疗CBP线氮质血症，少尿或无尿，急性肺水肿，部分患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迹象。
2.3 CBP治疗前后临床参数比较
通过CBP治疗的患者心跳率，呼吸率，中心静脉压，血肌酐， APACHE 1I评分下降，病情好转。 401例患者病情好转，转出ICU患者L96例（48.9％） ， 191例住院死亡率（ 47.6％），放弃治疗在病情危重，估计短期住院死亡率分别为14例（3.5％），死亡和放弃治疗的患者205例（51.1％） 。
2.4 单因素分析
条件改善，转出ICU患者存活组，死亡患者，放弃治疗患者的人数经过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前数据CBP单因素分析显示：男性患者的死亡比例大年纪了，疲惫的数量多器官， APACHEⅡ评分高，平均动脉血压，血小板低，血乳酸水平高，条件更重要。
2.5 回归分析
上述因素之间存在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CBP治疗前器官功能衰竭数， APACHEⅡ得分为病人临床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2.6 器官功能衰竭和死亡率
CBP治疗的ICU患者各器官或系统功能障碍的发病率分别为：肾脏380例（94.8％），肺癌357例（89.0％），297例（74.1 ％），心脏，脑216例（53.9％），胃肠道的168例（41.9％），血135例（33.7％） ，肝92例（22.9％）。不同的器官或系统故障和死亡率的关系：血液，脑，胃肠道，肝，肺，肾功能不全，患者的死亡率均明显高于无功能障碍（P<0.05） 。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的关系：在ICU死亡率器官功能衰竭的患者数量增加数增加显着（P<0.05 ） 。
2.7 CBP治疗并发症
401例在治疗过程中与CBP低血压患者的扩容，升压及对症治疗后，73例（18.2％），低血糖46例（11.5％），所有患者可完成CBP治疗; ICU期间未发生血管栓塞，严重出血，血肿和静脉导管相关的败血症。
3讨论
CBP功能包括：血流动力学稳定，溶质清除量，纠正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改善环境，及时的营养支持治疗。MODS患者病情危重，往往伴有血流动力学不稳定，CBP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低血压，低血糖等并发症[3] 。近年来，CBP的意识日益增强的机制：可以削弱炎症，免疫状况，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提高氧合，提供营养治疗空间，遏制严重的败血症引起的一系列病理生理紊乱，因此它的功能由肾脏替代的演变多器官功能支持治疗，维持生命，成为跨学科的重大疾病治疗的重要辅助手段[4] 。这种观察在愈合过程中的对象，虽然低血压，低血糖，但扩张后，升压和对症治疗即可完成CBP治疗与间歇性血液透析相比，CBP是更适合ICU危重患者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我们的经验是，在密切监测血流动力学CBP，超滤缓慢，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患者重负载能力超滤适时增加胶体渗透压;监测血糖的前提下，采用CBP过程维持输注高渗糖，少糖有些病人必要时置换液。这里CBP治疗前后的心率，呼吸频率，中心静脉压，血清肌酐，APACHEⅡ评分下降，氧合指数上升缓解MODS后续抢救治疗在ICU机会赢得患者临床症状明显改善。死亡与生存：本组患者相比，老年患者放弃治疗，多器官功能衰竭，APECHE1I得分高，病情危重病人在ICU死亡率衰竭器官的数量在增加，显着增加。对于ICU患者与MODS CBP机会，现在早，咄咄逼人的CBP能改善MODS患者的预后。
综上所述，CBP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疾病是多学科综合治疗的重要辅助手段，对于MODS患者，有条件的早，及时转移到ICU疾病监测和CBP和其他器官功能支持治疗。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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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范文3
关键词： 政治教学 认知能力 高中政治
对于高中生而言，由于学生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和意识，因此政治教学已不是简单的课程宣导和照本宣科的政治知识讲解。对于学生而言学习政治这门课程除了需要了解一些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分析问题的方法外，更重要的是提升自身的认知。
一、高中政治教学的背景和面临的问题
1.教学方法过于传统仅停留在基本的课本讲解阶段
在高中学习中，学生对于一般的知识接受形式和基本的知识内容都有一定的积累，同时该阶段的教学内容往往比初中更深入且难度加大。而对于该阶段的政治这门学科而言，学生对其的认知往往停留在对课本知识的理解和接受，教师为了让学生通过一些政治考试，而学生只是为了通过考试，然后进行相应的政治教学和学习。这样的政治教学显然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同时更重要的是该阶段的政治教学是学生形成自身特有的知识体系及树立良好的价值观的重要时期，所以教师如果只是形式化教学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的认知和对基本的教学理念的接受产生不必要的偏差。而对于学生而言，过于看重政治考试的作用和成绩会让其在教学之余只对考试所要求的知识点进行针对性复习，这样学生对于其他非考查或者考查概率比较小的知识点就会了解得较少，这对于教学整体性和有效性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2.学生对于政治教学内容的认知不够明确
高中政治教学内容主要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而且这三大板块之前互有联系，简单来讲经济学的学习主要由市场经济和国家经济政策及企业经营等相关知识构成，哲学这部分主要是马克思唯物哲学的理解运用，而政治学板块则是对各国不同社会制度的了解及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全面把握和分析。由此不难看出这样的教学安排其实是根据这些知识体系的难易程度及研究某一具体区域社会采用的惯用分析因素划分的，总体来看哲学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必须具备的知识点和分析这两者的理论基础，而经济学理论会受到政治的左右，但是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相应的政策体系又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这样的教学安排是基本符合学生不同阶段的认知能力的，但是在学生学习这些知识时，往往只能看到部分内容，很难形成正确的理念，因此该时期的政治教学其实和学生需要学习的知识体系和认知有一定的差距，简单来讲就是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对特定板块的知识体系在某些方面上其实是不对称的，即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与政治教学中选定的教学内容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从而导致政治教学的教学效率较低。
二、政治教学如何才能变得更加有效
1.教学中需要对学生的认知能力进行提前调研
高中生对于新知识的接受能力往往很强，但是一些学生对于不同板块的政治知识的理解会出现一定的起伏，如具体教学过程中一些学生对哲学板块比较感兴趣但是对于经济学板块却没有太多的兴趣，因此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要在前期对学生的学习兴趣点和对具体知识认识程度进行初步有效的调研分析，并且对不同学生的学习兴趣方向进行分类汇总，这样教师在后续的教学过程中就会有一定的教学心理预期，同时教学也会更有针对性，因此政治教学效果会取得不错的效果。另外教师的调研必须按照学生对政治这门学科的基本要求进行，这样的做的目的其实是保证教学调研更有效，同时调研对象的需求会得到良好满足，这对于教师而言非常有利。因为教师可以通过调研了解到不同学生对于不同板块的政治学科的要求，对教师后期教学安排也是十分有帮助的。
2.政治教学需要学生具有系统分析政治问题的意识
在具体的政治教学中，学生一般情况下围绕教师所讲解的知识内容进行巩固复习，但是这其中的复习其实才是政治学习的关键，因此学生只有在复习过程中拥有高效可行的复习方法才能学好政治这门学科，然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其实需要学生具有独立思考某些政治问题的能力，而且学生还必须尽可能对该阶段三个不同板块的内容进行融会贯通，从而形成全面分析政治问题的能力和意识。但是这种能力需要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不断强调并通过一些案例辅助讲解。如在分析一带一路的基本战略时，教师一般会让学生选择从某个角度分析该国家战略，其实可以不限定具体的分析角度，而让学生自由分析，这样该战略的解读就会出现不同的版本，但是这对于学生而言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于教师而言，这样的局面正好可以反映学生已经具有全面分析政治问题的意识并且初步具有自身的知识结构。
总体来看，只有在政治学习中不断总结分析不同层面的知识体系才能很好地配合和适应教师的教学。并且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要不断适应学生的认知习惯及对具体政治板块的喜好程度，只有这样高中政治教学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并且教学问题才会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范文4
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类、经济学类、法学类、教育学类、文学类、 艺术类 、历史学类、管理学类、政治学类 、理论类、新闻传播学类、社会学类、中国语言文学类、外国语言文学类等多个学科的所有专业。
哲学类又包括哲学、逻辑学、宗教学、伦理学专业； 经济学类包括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国民经济管理、贸易经济、保险、金融工程、税务、信用管理、网络经济学、体育经济、投资学、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学、海洋经济学等专业； 法学类包括法学、知识产权、监狱学； 社会学类包括社会学、社会工、家政学、人类学专业。
（来源：文章屋网 ）
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范文5
作为一名从事国际关系专业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为什么要把国家拟人化，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几乎无所不包，但又似乎没有独立的学科“人格”？例如它借鉴了经济学等学科，可是它所借鉴的任何一个学科的内涵与外延都比它自身大。如果是这样，国际关系专业的本科生无法熟练掌握经济学、政治学等国际关系研究所借鉴的学科方法，而只能是学习着“东拼西凑”来的方法与工具，一直在各个学科的边缘“行走”和摸索，甚至无法发起像样的挑战。如果国际关系学界的“学霸”们，包括秦亚青、王逸舟、阎学通、倪世雄、唐世平等著名学者也并非是国际关系专业科班出身[1]，那么作为本科的国际关系教育，如何能够突破瓶颈，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能够与一流的经济学家对话，在现实主义领域与一流的政治学家对话，在建构主义领域与一流的心理学和教育学家对话，事关运用这些国际关系理论如何从它所借鉴“本源”以及如何准确使用它所借鉴的方法，并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要发展，首先要建立在对该理论熟悉的基础上，然后才能够进行“批判”进而用新的理论来补充完善，但是如果学习者对该理论所借鉴的“母学科”了解不多，是谈不上挑战以及真正发展的。
从1919年设置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以来，国际关系学科虽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但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方法体系，而是以学派为界限，“每个学派都形成了相对完整和独立的方法论体系”[2]。可以说，西方国际关系每个成熟的理论学派几乎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方法论体系，但就整个学科而言却缺乏明确的学科标识符号以将之与其他学科明确区分开来。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依据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国际关系理论诸流派进行了明确的分类。然而，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却是不断引入其他学科的视角而建构的理论。如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概念与政治学、自由制度主义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主义与文化，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与心理学，无不与其他的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理论突破无不借助于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3]使得国际关系学科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例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结构概念创立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一直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基础，而建构主义则“以整体主义为方法论基础，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基础，以科学实在论为认识论基础”[4]。而这是该学科发展的标志，但是对于经济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而言，外部学科方法的引入是辅的，无损于本学科的主导方法。但是国际关系学科本身却没有核心的主导性学科方法，冷战前常用的传统方法实质与历史学更为接近。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每个流派的方法都有差异。索伦森（G.Sorensen）做过一张方法论的图，来表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正如学者所言，“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倾向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行为主义理论显然更趋向实证主义方法论，而后现论则甚至超出了解释学的极端”[5]，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6]，尽管它与建构主义不全是对立关系，但显然建构主义“主要关注的还是社会化及其产物对于个体的构成作用，强调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化与制度化”[7]。
这使得国际关系学科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篮子式学科，这个篮子以国家之间界限为边界，将各种水果收入篮中。一个成功的国际关系学生需要了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军事学、文化学、地理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才能达到入门的层次，但是这些“母学科”每一个都比国际关系学科引入该学科之前的范围要大得多。由于精力、时间所限，国际关系专业学生不断从国际事务的角度了解其他学科，却无法系统掌握这些“母学科”的精髓：现实主义理论需要深谙政治学与军事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极其熟悉经济学与统计学等等。由于跨国事务的发展，国际关系不断扩大其范围，医学、气候、自然资源、海洋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不断被纳入该学科来进行考察。
这种国际关系研究内容的多元化一方面是国际关系学科繁荣的标志，但也是国际关系学科“非可替代性”的重要体现。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人文学科都可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哲学涉及全球问题、法学涉及国际法、政治学涉及权力、经济学涉及IPE等等，诸如此类。因此有些学科尽管不直接称为国际关系，但其研究无不涉及国际关系。然而这些研究都不过在本学科中占据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以建构主义为例，它的主要领域是教育学和心理学。在一般性的概念性解释中，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甚至不被提及，足以说明它在其中其实是弱渺和不起眼的。
国际关系学科自身无所不包的特性恰恰说明它很难成为“自己”。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很容易发现经济学、政治学等一系列人文学科的身影，却很难发现难以撼动的自己。这一点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设置中也有较强的体现：除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大学外，相当多的学校将有国际关系专业设置在政治学与行政学院、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历史学院等等。这种复杂的设置方法，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科本身的矛盾性与交叉性。但是在美国本土，这样的矛盾基本不存在。由于外交事务在美国是突出的事务，因此外交与国际关系，和“美国国务院”的设置一样，主要是面向对外交往。而在中国这样的外交与国际事务尚未专业化的国家，或者国际关系专业经常处于为政治家主张“做诠释”的阶段，国际关系也无法遍地开花式地形成独立性。即便是国际关系的建构者，也带有话语霸权的特征，“美国不仅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价值论，而且主导了其本体论、认识论，导致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话语霸权现象”[8]。
国际关系学科也形成了主导范式与竞争范式并存的方法论格局。在西方的知识方法论体系中，实证主义（包括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两种方法论导向并存，国际关系理论也是这两种方法。但国际关系研究主导的仍然是实证。但是这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多数的该专业学生无法直接接触外交、国际事务的实践，甚至从事一线教学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也无法从外交实践中直接获得第一手的经验和案例。他们从新闻、历史中获得案例以及所谓的验证，多数是“二手”的资料。由于国际关系专业直接培养的学生，无法在本科阶段就熟练掌握经济学等“母学科”，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构成国际关系进入“母学科”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形成有效的批评，而只不过是在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霸权”和“新发现”（这种发现既可能基于史料挖掘和现实政治发展，也可能是从外部领域刚刚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视野）案例验证之间建立“修修补补”工作。
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范文6
1、哲学门包类括哲学、逻辑学、宗教学、伦理学等4个专业；
2、经济学包括经济学类、财政学类、金融学类、经济与贸易类四大类，17种专业；
3、法学门类包括法学类、政治学类、社会学类、民族学等六大类，共32种专业；
4、教育学包括教育类、体育两大类共16种专业；
5、文学是文科生招生的大户，包括中国语言文学类、外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三大类，共76种专业；
6、历史学包括一个大类，历史、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等6个专业；
7、管理学门类下设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旅游管理类等9个大类，46种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