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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的家文化范文1
关键词： 当代人类的危机 中华传统文化 救赎性价值
当今时代，人类面临生存的双重危机，那就是自然环境危机和精神环境危机。自然环境危机很明显地体现为“危及生命性”的“生态破坏”，精神环境危机很明显地体现为“近乎整体性”的“道德沉沦”。这意味着当代人类必然要陷入难以逃避的毁灭性灾难之中，那些触目惊心的由于“生态破坏”和“道德沉沦”所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已有力地证明了事实就是如此。于是，“人类的拯救”便毋庸置疑地成为当代最重大的一个课题。在本质性地剖析当代人类的灾难形成原因之后，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当代人类的救赎力量已成为很多对人类命运充满终极关怀的思想者的共识。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救赎性体现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当今时代人类的救赎力量不仅在理论界成为高昂的唱响曲，而且在实践领域成为蓬勃的雨后春笋。更本质的是，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中华传统文化的高调亮相都被证明了其作为当今时代人类救赎力量的正确性。
在中国的理论界，无论是鼎鼎有名的大思想家们，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思想者，在他们公开的声音中，只要是谈到当今人类的救赎问题的，都显示出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关注到了人文。这不仅由于当代社会人文的缺失，而且由于当代社会在人文缺失后的损失，进而显示出人文对当代社会的救赎作用。那么，蕴含着高度人文价值的中华传统文化便自然而然地作为焦点进入对人类充满终极关怀的思想者的视野。通过当代救世性论文或论著显示，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救赎性力量已经成为其中热点。
其实，西方的理论界，也显示出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青睐。可以说，海德格尔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西方哲学家。而让海德格尔声名鹊起的就是他在审视时代悲剧的基础上对“存在”的重新界定。海德格尔对“存在”的重新界定其实是在诠释万物的一种关系――在本性语言的召唤下，人的世界与以天、地、人、神为代表的万物达到相互映射对方的一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存在本身显现了出来，世界世界化、物物化。这种关系否定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对它者霸权”式的分裂型关系，肯定了万物之间“相互成全”式的和谐型关系。很明显，这种否定与肯定其实是对时代病症的把脉与开药。当然显示出了明显的时代救赎性。需要说明的是，海德格尔本人对老子思想有极大兴趣，海德格尔与老庄思想存在某种交流被当今一些著名学者，如张祥龙和曹街京等肯定。老子认为，“道”内在于万物之中，道与万物之间是一种相互规定对方的生育关系。这不正是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之间的关系”吗？海氏由于“存在”这一哲学思想而声名鹊起，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西方哲学家，以及海氏的“存在”与老子的“道”的契合，究其实质而言，表明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当今时代的救赎力量已进入西方理论界的意识流中。
在实践领域，中华传统文化更是以论坛形式走进中国的大江南北，以夏冬令营的形式吸引了无以数计的莘莘学子，以演讲形式激发了许许多多中华儿女的热情，以举办各种礼节仪式的形式震撼了千千万万华夏子孙的心灵……更令人欣慰的是，举办方的角色既有官方又有民间，既有团体又有个人。而且，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团体还是个人都是出于自觉。由于自觉而尽心，由于尽心而成功。这种在实践领域所显现出来的星星之火燎原之势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当代救赎性的体现。
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在当今时代得到如此强烈的回应，是因为当今时代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强烈需求――当今时代的救赎力量。正如所言，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
二、救赎性的本质在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境界
中华传统文化何以能够作为当代人类的救赎力量，这是由当代人类的灾难形成原因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决定的。无论是当代人类的灾难形成原因还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都是人性某个层面的体现，更具体地说，是人的存在境界的折射。
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一书中说道，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对其所做的事情有一种觉解，这种觉解使人所做的事情对于其具有了一定意义。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有各种各样的意义，各种各样的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了人的人生境界。相同的事情由不同的人做，便会有不同觉解，从而具有了不同意义，便也构成了不同的人生境界。冯友兰先生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它们依次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认为，一个人做事，如果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风俗，而对他所做的事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有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自然境界；一个人做事，他的动机是利己的，所以，他所做的事对于他有功利意义。这样，他的人生境界就是功利境界；一个人意识到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从而使他为社会的利益做事，他所做的事便具有了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就是道德境界；一个人意识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而且是宇宙的一员，从而使他为宇宙的利益做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天地境界。
非常明显，当代人类的人生境界在主流上表现为功利境界。正是这种功利境界使当代人类面临危机、陷入灾难。因为在功利境界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在做事时，是围绕自己的利益展开的。这必然导致人的主客二元论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外在的一切是自己支配、征服的对象。如此，人与其周遭的一切，自然、社会、他人的敌对分裂便也自然而然了，人类的生存环境被作为对象征服从而使人类面临生存的危机便也再正常不过了。其实，西方者也表现出同样的思想。比较焦点的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马克斯・韦伯指出资本主义对财富的狂热追逐和对效率的热烈推崇必然导致工具理性的主宰性地位，工具理性关注的是理性的技术化、功利化、实用化。显然，西方者与冯友兰先生在思想上具有沟通性。西方者所批判的工具理性在本质上就是冯友兰先生所提出的功利境界。
既然当代人类的功利境界导致了当代人类的危机，那么，拯救当代人类就需要把当代人类从功利境界中超。然而，超之后进入人的其他何种境界呢？自然境界，由于其是功利境界前的人的非觉解状态下的境界，显然不能够成为答案。道德境界――觉解到自己与社会的不可割裂而为社会的利益做事，天地境界――觉解到自己与宇宙的不可割裂而为宇宙的利益做事。显然，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所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性、和谐性，这与功利境界的自我性、敌对性是截然不同的，其导致的结果与功利境界所导致的结果必定是截然不同的。非常明确，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是对功利境界的颠覆，也是对功利境界所导致人类灾难的拯救诉求。所以，把当代人类从功利境界中超使其进入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是拯救当代人类危机的当务之急。
观古今中外，最能体现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思想来源――儒、道、释。儒家讲“仁”。孔子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体现了推己及人的思想，含蕴了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和谐的关系；道家曰“道”。老子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体现了无私大惠的精神，含蕴了人与万物之间融溶和谐的关系；释家言“慈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体现了无分别的平等普爱情怀，含蕴了整个宇宙的大和谐关系。十分了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脉是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极致体现。
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成为对人类充满终极关怀的当代思想者的关注焦点，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正是对导致当代人类危机的功利境界的对治。于是，中华传统文化便也不可推卸地担当起当代人类的救赎之责。
三、情感作用下的理性内蕴与境界升华
在对当代人类的危机与拯救的探究中，中华传统文化，由于其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本质，作为救赎的力量已经被十分了然地凸显出来，关键是如何把当代人从功利境界中超，使其进入道德境界和功利境界。在实质上，这是个如何有效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
从人学的角度而言，人是情感和理性的统一体。当情感与理性的和合持久为一种稳定的自然而然的状态时便达成了一种境界。其中，情感作为力量，理性作为智慧。而从经验的角度而言，情感较理性具有优先性。一旦对什么产生了情感，便会在情感力的促使下主动认知什么。所以，欲使当代人类有效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从而进入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便需要首先激发当代人类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进而在情感力的作用下主动认知中华传统文化。当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和理性内蕴能够和合持久为一种稳定的自然而然的状态时，当代人类便也进入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中，颇多自觉者正是立足于人学，从情感到理性到境界，走出了一条有效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道路，如陈大惠等举办的传统文化论坛、蔡礼旭等举办的传统文化讲座、寂静法师等举办的系列传统文化活动……
当人类面临生存的危机时，对人类充满终极关怀的思想者们努力为人类寻求一条出路。在思索与探究下，出路显现出来，那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而且，从人学的角度出发，在实践中，一条有效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道路已经被成功地走出来，那就是情感作用下的理性内蕴和境界升华。
参考文献：
[1]冯友兰.新原人[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7.
传统文化中的家文化范文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崇尚道德、重视智能、强调文化艺术修养、注重人文素质的培育等思想，有利于新时期的孩子思想素质的提高，儒家崇仁重义、厚诚忠信的思想，道家天人合一的理论,宋明以来理学家们修身向善的审美观，勤俭持家的传统消费观……都值得大力弘扬。我们可以从3个层面来认识传统文化在现代教育中的价值和作用。
以道德锤炼品格
传统文化推崇刚健有为、崇德利用，能够培养孩子积极进取、努力学习，乐于助人、不求回报的处世精神。《易经》中有“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勉励之句，告诉人们自然万物都运动刚强劲健，人类更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积极进取。而“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则教育人们为人处事要如水般能善利万物，积极帮助他人，并且不求回报，还要保持谦虚谨慎，努力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态度。
以修养陶冶性情
崇尚和谐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注重人的内在修养，提倡“中庸”之道、韬光养晦的处世态度。它的教育意义在于培养孩子修身养性的本能，让孩子不张扬、不浮躁，能够静下心来不断地学习，以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素质，以期能够成功成才，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由伦理回归真善美
传统文化重家族、重血缘的家庭伦理本位价值观和“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从正面的意义来讲，能教育孩子重视家庭，尊重父母和长辈，珍惜父母和社会给予的关爱，学会感恩，积极回报父母、长辈和社会，使其懂得家国的重要性，学会爱国爱家，也能很大程度上抑制目前的青少年犯罪倾向。
尽管说传统文化在现代孩子的教育培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教化意义，但并不是说对孩子的影响都是有利的。如传统文化中只提倡注重个人修养的提高，而忽略轻视对外界客观规律的探索，这种观念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并不可取，家长应该教育孩子既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更要努力去探寻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传统文化中的家文化范文3
1.什么是符号
早在古罗马时期，哲学家圣奥古斯丁就给符号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符号是一个能让我们想起另一个事物的事物。”一个符号可以是任意一种偶然生成的事物，即一种可以通过某种不言而喻的或约定俗成的传统，或通过某种语言的法则去标示某种与它不同的另一事物的事物。它是可以拿来有意义地代替另一事物的东西。
2.符号的功能
符号的功能就是使用某一词去称呼某一事物时所能显示出来的功能，也就是能够表达对某一事物的看法的那种符号功能。对符号学功能的认识，当代符号学家的意见还是存在分歧的，一类过于武断，一类则过于沮丧。前者把世界万物都看作符号，认为符号学的学说是最全面的领域。后者则认为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只存在于讨论话题中，并认为符号学理论本身出现危机，至今尚未弄清许多问题的实质，像符号是怎么组成的，它受什么规律支配等。
3.符号与文化
大多的符号形象，都是某种模糊的、无形的概念的例证，它将无形的转化为有形的，把不可知的变为可为人之的。它们大多简明扼要，说明性强，因而能将深刻的道理简化，将不可表达的变为可表达的。符号对于文化的体现与传达的实现这一过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恩斯特卡西尔讲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语言的运用成为了人们表到和沟通的基本方法之一。从某种角度来讲，人们对于文化的认知是通过符号来实现的，这种符号文化在建筑设计体现形式上的穿插与重构，赋予了建筑新的建筑文化语言，从而使其与有了全新的意义。
景观符号
人们对符号的理解是以社会约定为中介的，并且与认识者的年龄、经历、文化信仰、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有关，不同时代、不同对象、不同国度的人对同一景观符号会产生不同的反映，人们在判断建筑的属性时，往往是以头脑中已有代码提供的信息语义与认识对象提供的具体信码进行比较，然后再做出判断。如中文的“墙”和英文的“wall”都可以表示“墙”的概念，但在特定的中文和英文环境中，却无法随意用别的词来表示“墙”的概念，即必须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这从另一方面保证了公众能够正确理解和交流，任何人突破这层约束都无法正确传达意义。
设计师和艺术家在设计景观时，往往并不是将其作为一种自足之物，而是精心选择来表示某种含义。这种意义的表达应该是能为观者所理解的，这也要求景观设计师必须根据社会文化的现状来进行设计，根据公众的文化背景去设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设计师希望传达的意义能够真正被观者正确理解。例如人们对王家大院的解读、建筑师对王家大院的阐释都必须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之上才能达成共鸣。
王家大院的符号性
1.王家大院的历史
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距离平遥古城35公里。是清代民居建筑的集大成者，被人们称誉为“天上取样人间造，雕艺精湛世上绝”。由历史上灵石县四大家族之一的太原王氏后裔静升王家于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先后建成。其时，除大兴土木，营造住宅、祠堂、坟莹和开设店铺、作坊外，在当地还办有义学，立有义仓，而且修桥筑路、蓄水开渠、赈灾济贫、捐修文庙学宫等等，善举不断。在此期间，王家入宦者仅五品至二品官员就有12人，包括授、封、赠在内的各种大夫达42人。王氏家族从十八世以后逐渐衰败，其原因除社会政治经济多方面客观因素外，在本身，则主要是子弟不争，日趋奢靡，尽弃先祖勤俭创业之品德。
2.王家大院的地域语境
晋中地区的古民居最大的特色是窑洞，房屋多采用青砖青瓦的梁柱式木建筑，并与砖石窑洞式建筑相结合布置成院，王家大院正是这种结构。它的门窗也多做成拱券形，窗的棂格多变化；柱廊间的额枋、雀替、枋头等处木刻及柱基石刻精雕细琢，题材丰富，工艺高超且合乎礼制，风格鲜明。有人说过，在王家大院，王是一个姓，姓是半个国，家是一个院，院是半座城。王家大院的建筑，有着贵精而不贵丽，贵新奇大雅而不贵纤巧烂熳的特征。凝结着自然质朴、清新典雅、明丽简洁的乡土气息。
3.王家大院的文化语境
由于王家常有人在南方做官，一些房屋具有鲜明的南方民居特点，如桥头西堡门多与木雕彩绘结合，增强了建筑的美感，是一座融合南北风格的超大北方民居。王家是灵石县的一大望族，是地主一商人一官僚三位一体的封建统治阶层，因此，王家大院在各方面均表现出中层士大夫官僚之家的建筑风貌与气质——官气、文气多于商气。这种结合与深化，与主人的文化素质、文化修养程度在建筑中得到了直接的反映。
4.王家大院的符号特征
王家大院将绘画、雕刻、书法、文学艺术融为一体，将儒家的秩序与道家的超脱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成为了一座可修身、可养性、可遐想、可赏观的理想宅地精神庄园。这种可观、可赏、可读的内涵丰富的大院文化，使观者在游览中身不由己的进入到一个扑朔迷离的艺术境界。这也就赋予了王家大院符号意义的内涵。
（1）北方的江南特色
王家大院的建筑设计，不仅有文人士大夫和画家的参与，而且还有造园理论家和美学家的指导。这座位于北方内陆官气十足的深宅大院，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江南园林风貌，往复无尽、迂回曲折的空间景观中，点缀着造型秀美的回廊亭榭、奇花异葩，室内的琴棋书画、文房四宝、山水盆景更是必不可少。整座大院充满了乐曲般的节奏美、诗文般的抒情美、国画般的意境美，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升腾。
（2）融入书画
王家大院不论是宏观还是细节都具有非同一般的灵气。而将书法、绘画巧妙地融于窗户，则是王家人的又一独特之处。敦厚院后院的东西六孔厢窑上，六个天窗，六个“寿”字，六种写法，无一雷同，在“寿”字两旁，还有连续不断的“王”字；凝瑞居后院正窑的“风戏牡丹”、“喜鹊登梅”、“琴棋书画”、“四蝠齐来”和天窗上的“福禄寿三星”等，画面完整如普通窗户，线条流畅为一般窗棂。没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是决不会允许这样的图案与之朝夕相处、出入顾盼的。这种粗看是窗细看是字的窗户，其艺术价值妙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从这一点来看，窗户对于王家大院来说，早已超越了通风、采光等物质的实用功能，而是更注重符号文化给它带来的精神审美意义。
（3）雕刻艺术
王家大院还有多个国画风格的大型石雕照壁，体现出王家人对儒雅的崇尚——陶渊明爱菊、林和靖爱梅、黄山谷爱兰、周敦颐爱莲，这都是古代文人的情趣。大院中还有很多地方表现了松竹梅岁寒三友，虽然砖石是一片青灰，但也会使人想到其“坚忍”、“高节”和“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品质。王家大院的楹联匾额异彩纷呈、雅俗共赏、内涵厚重、意味深长，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文学价值。众多匾额装饰着每一个院落入口处的门楣和厅堂，其内容大都取自易经、尚书、诗经以及史书、子书，可以说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这些匾额形式多样，富于变化，质地上有砖雕、石雕、木雕，随着门框形式与材料的不同而各有所异；形状上分为碑文额、手卷额、秋叶额、此君额、册页额，以及册页联等，分别装在书院、花园等带有儒雅之气的门框上；字体包括真革隶篆，都是因地因境而用；在色彩上也富有变化，木雕分蓝底金字、金底黑字、黑底金字，并配以相应色调的边框，绚丽多彩。
总结
传统文化中的家文化范文4
[关键词]高校 校园文化 传统体育 传承
[作者简介]胥春华（1974- ），女，山东聊城人，贵阳学院体育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与训练。（贵州 贵阳 550003）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7-0176-02
一、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及在校园文化中的作用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民族在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中，由生产和生活以及与自然界抗争中形成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文化形态，是必备的生产、生活技能和娱乐手段。随着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民族传统体育的强身健体、娱乐、交往、育人等功能日益凸现出来，而且，通过各民族间传统体育交流促进民族团结。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各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生活方式的多元演进，同时也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门类众多的体育项目，不仅具有很强的健身价值，而且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丰富的娱乐、教育功能等。目前，传统体育文化已挖掘整理出了1000多个体育项目，如摔跤、舞龙、舞狮、荡秋千、划龙舟、武术等。
校园文化作为一种具有独特个性的自主性较强的高层次优秀文化，在推动师生主体思想道德品质全面发展的同时，又可以辐射到社会中去，引领社会时代文化潮流。这也是一所高校发展与成功所必备的因素之一。校园文化又是特殊的育人载体，对引导学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趋向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民族文化是不可缺少的成分，而传统体育文化恰恰是不同民族文化鲜活的载体，能反映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精神。通过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开展，可以体现民族地区高校的民族性、传承性，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丰富校园民族文化内容。
二、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1.重视现代竞技体育文化培养，忽视传统体育文化继承。在知识、信息社会化及竞技体育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西方体育文化所体现的健与美、展示自我、体现个性等特点深深吸引着当今的广大青少年学生，竞技体育已成为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体育教学、竞赛、课外活动的主体，民族地区高校也是如此。这些高校，虽然有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和氛围，但忽视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现象较为严重。体育课堂、业余健身中到处充斥着国际流行体育运动项目，就其存在的形式来看，也多是局限于课堂教学，所采用的项目与我国1000多项传统体育项目相比仅是凤毛麟角。在竞技体育文化冲击下，当代大学生对传统体育文化认识缺乏、兴趣不浓，甚至出现了否定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和价值的趋向。
2.重视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忽视常态化。民族地区高校由于各自重视程度的不同，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展也不尽相同，有些学校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一些民族传统体育竞赛，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使一部分学生了解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学校重视活动开展，但对于师生业余健身却没采取导向措施，忽视了传统体育开展的常态化。
竞技体育的健身价值、培养学生顽强拼搏、不畏困难的意识等功能不容置疑。丰富多彩的校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可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道德品质教育。这不仅是传播民族价值观的最佳载体，也是高校道德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中传统体育文化元素常态化的缺失，是校园文化活动育人功能不健全、不完善的体现。
3.重视现代体育社团的建设，忽视民族传统体育社团的发展。高校社团是大学生进行自学、自主、自律为主体活动团体，通过社团组织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当前，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在整体上也呈现出了多色彩、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趋势，但仍有诸多弊端，如民族文化元素较少、对学生民族情结和精神文化建设缺失等。民族地区高校学生社团较多，其中也不缺少现代体育社团，多进行竞技体育项目的活动，对学生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全面素质起到培养作用。而单纯的民族传统体育社团的设立几乎没有，有些关于传统体育活动项目，如武术归入体育社团、民族舞蹈则列入艺术社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各种新思潮和新观念与传统的文化模式和观念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受到影响，对民族传统文化表现出了不应有的冷淡甚至背叛。
民族地区高校应进一步加强传统体育文化教育对校园文化建设的认识，建设传统体育社团，通过以点带面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民族文化教育，培养大学生的民族意识、民族人文素养、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完善高校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
三、传承传统体育文化对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义
1.传承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大学生民族人文意识的养成。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应根植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其母体。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以重义崇德、宽厚、礼让为理念，以崇尚人的内在气质、品格、精神修养为价值取向的一种文化形态。校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是对大学生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民族文化教育，是通过内化的形式，从认知、感知的角度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自主性。民族地区高校可以通过形式多样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使学生了解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增强民族意识，促进民族团结，培养民族人文意识，在校园文化中传承传统体育文化，内化大学生的行为，提高自身的体育人文素质、民族传统文化素养和民族人文意识。
2.传承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大学生道德情操的提升。当代大学生处于多元文化交相冲击，各种思想互相交织，各种观念互相碰撞的时代，影响了学生的价值取向、传统道德观念的形成，使一些学生过分关注己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道德失范严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从产生到发展，始终与教育紧密相连，作为教育的内容手段，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民族传统体育重义崇德、轻利的思想，强调集体高于个人的集体观和民族观，引导着各民族和睦相处。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体育文化已成为群众娱乐性的体育活动，具有真、善、美的整合价值。民族地区高校传承传统体育文化可对学生这种民族价值观、人生观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陶冶大学生的情操，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热爱和平、善良诚信、乐于助人、尊老爱幼的优良道德品质，从而有助于促进大学生认知能力的拓展和道德情操的提升，创建和谐的校园文化生活。
3.传承传统体育文化，实现传统体育的教育保护。民族地区高校是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担负民族优秀文化教育保护重任。虽然民族地区高校在民族传统科研、体育教学、竞赛训练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整体发展情况并不乐观，校园文化中传统体育的大众化、常态化较差，民族地区高校体育工作者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任何一项体育运动的发展与传承都是从学校的层面来完成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传承与发展也离不开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地区高校应该率先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纳入校园文化建设中，在丰富校园文化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兴趣，加深学生对传统体育的理解，培养传统体育人才，为基层输送传统体育指导者，更好地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在社会上的普及与发展，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作出贡献。
四、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加强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策略
1.重视传统体育文化建设，弘扬传统体育文化，提升校园文化品位。经过历史的洗礼，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跨越古今，不同的地域诞生了形式多样的传统体育形式：既有修身养性、以柔克刚的项目，又有勇猛刚毅、斗智斗勇、竞技等内容，还有在悠扬的音乐伴奏下进行优美肢体表演的项目。民族传统文化是根，丢失了根，任何形式的文化都会成为海市蜃楼、空中浮云。因此，学校（包括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应迅速补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这一课，由此，校园文化建设才可能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现实性。民族地区高校依托本区域民族传统构建体育文化，既可以丰富校园体育文化生活，给学生的交往提供别样的平台，促进学生间交流和团结，也有利于校园文化实现自身的特色化、品牌化，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同时也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思路。
2.创办民族传统体育社团。高校体育社团是在团委领导下组织成立，给有相似兴趣爱好或特长的同学打造的一个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的组织，负责一些体育项目的宣传、推广传播、组织竞赛、联络社会相关的体育活动。民族地区高校要鼓励学生创办各种项目的传统体育社团，支持社团宣传、传播传统体育文化和技能、组织竞赛，使更多学生了解传统体育文化，广泛吸纳传统体育爱好者。通过传统体育活动促进学生对传统体育健身、愉心、民族人文功能的了解，进而在闲暇时间通过传统体育进行健身，丰富校园文化，更好地实现传统体育在校园文化中传承。
3.加强体育健康课中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播。大学体育健康课是学校体育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体育教育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校园文化传播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培养大学生民族传统体育兴趣爱好、掌握相关运动技能，使更多的学生喜欢用传统体育进行健身，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校园文化中开花结果是水到渠成的事。民族传统体育多简单易掌握，应选择具有实践意义、教育价值的素材作为教学内容，通过增加传统体育教学内容，广泛传播传统体育文化。民族地区高校体育教师也要自主研究传统体育理论，学习传统体育技能，加强科研能力，为传统体育在高校发展作出贡献。
4.借助民族传统节日开展传统体育活动，丰富学生传统体育文化知识。我国传统节日体育的祭祀、娱乐功能长期在我国民间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传承文化、整合社会的巨大作用。民族传统节日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如“春节”“端午节”、苗族的“姊妹节”、布依族的“六月六”、水族的“端节”等。在这些节日中都离不开各类民族传统体育表演及竞技活动。
民族地区高校要借助本区域的一些民族的传统节机会开展相关的传统体育活动，介绍其相关知识，给广大学生提供了解民族历史、民风民俗以及传统体育文化的平台，促进学生从事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激情，创办特色校园文化，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和竞争力，使学生在闲暇时间用传统体育进行健身、娱心，也能更好地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高校教育中的保护与传承。
[参考文献]
[1]梁其军.文化环境与校园文化本质的回归[J].湖北社会科学，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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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的家文化范文5
一、天人合一理念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合一。他们认为天与人之间应该形成和谐、统一的关系，唯有这样，才能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理想的境界。儒家文化中的“天”就是自然，可以进一步理解为自然规律。儒家的“天人合一”就是把人与自然放在一个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儒家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天与人和谐共鸣才会产生“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天人合一”一方面强调人的道德，一方面强调自然界的内在规律，更重要的是强调人与天与地与大自然的万类万物的和谐。故而儒家认为人类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能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听天由命，做自然的奴仆，消极被动的听任大自然的摆布；也不能蔑视自然，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主宰者与征服者，肆意蹂躏自然；而是要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共容共存，并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适应自然、改善自然，以达到更高一层的和谐。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出现在儒家的经典著作《易经》中，《易经》认为人的行为只有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才能趋吉避凶。书中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影响，对后世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
孔子把“知命畏天”看作是君子才具备的美德，“唯天唯大，唯尧则之”。他认为，四时运行和万物生长都有自身的规律，人不能违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规律。而应该适应它，改造它，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孟子也认为，对待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天地万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随意破坏浪费这些资源，就会危害人类自身。因此，孟子主张“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把“仁民”与“爱物”联系在一起。认为保护环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
当儒学发展到战国荀子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已构成较完整的理论系统。荀子提出了“制天命”思想。他认为对自然界不能盲目崇拜而无所作为，如果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就可以创造财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在当时，极大的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理念
儒家文化一直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强调人的作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并想以此为理念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一种和谐的美好社会。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民心的向背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也制约着社会的全局，因此儒家的民本文化也应运而生。关于以民为本，古代一些重要典籍早有记载，例如《晏子春秋・内问下》中讲到“以人为本”，在《管子・霸业》中讲到“以人为本”，在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也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论述。这些概念、范畴一直被儒家沿用下来，并且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系统的思想。民本文化的中心思想就是讲国家的治理应以民为本，为政者应勤政为民。
国家治理以人为本，主要是指应关注为民用权、为民谋利、理顺民心三个问题。为民用权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出发点，国家治理的首要问题就是为民而行使权力，使权力的运作成为民意的体现；为民谋利是以人为本理念的根本宗旨，国家治理的根本宗旨就是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理顺民心是以人为本理念的理想目标，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是顺乎民心，赢得民心，民心的向背关系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危，要把理顺民心作为治理国家的不懈的追求。
为政者要勤政为民，主要是指当权者要仁爱民众、顺应民心，赢得民心。儒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基本认识。他们反对统治者专横暴虐，力戒为政者穷奢极欲，反复强调为政者必须尊民、重民、敬民、亲民、爱民。在中国封建社会，讲勤政为民，指的就是君、臣对民的态度，民为国之根基，民心的向背关系到封建统治权力的稳固，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出发，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主张勤政为民，爱民若子，并把协调和处理对民的关系、实现民心的稳定作为社会稳定的核心。
三、大同社会理念
大同社会是儒家和谐社会的终极愿望，它可用《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和“社会公正”来概括。主要内容包括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选贤与能的具体措施、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和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
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主要是指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最高统治者的。因而不能世袭，不能作为私有物来禅让。《礼记正义》解释说：“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也。”《正义》是以大同为五章故事的，所以举出尧不以帝位传其子丹朱而传给舜，舜又不传其商均而传禹的事例以资证明。所以“天下为公”的口号其性质是与王权根本对立的，是反王权的。保证天下为公的具体措施是选贤与能。管理社会的是被选举出来的贤能，而选举贤能的权力在于“天下”，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所以说权力公有。其所以要明确权力公有，是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权力可以改变一切，也可以攫取一切。只有取消权力的个人垄断，才能保证社会的其他方面不受垄断；只有坚持权力的公有，才能保证社会其他方面的公有。
传统文化中的家文化范文6
[关键词]核心价值；和谐；仁爱；自然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3—0056—05
今天，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我们寻求文化多样化发展、谋求不同文化之间、和谐共处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一个社会的和谐进步与稳定发展，除需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对话机制之外，还需建构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对外可以确立中国自身的文化品格，构成与异域文化进行对话、交流、互动的基础，进而改变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机制，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搭建更为宽阔的交流平台；对内可以实现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相互认同，消解利益分配中可能形成的价值观分化与对立，从而确立一种全社会普遍信守的文化理念，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体认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坚实的文化根基。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整个价值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具主导作用的价值取向，它集中体现着人们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左右着人们在政治、社会、伦理、审美、历史领域对于是非、善恶、美丑、正邪的基本判断。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人们在长期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它主导着人们普遍的文化认同倾向，所以，文化的价值观并非只是经典文献中的理论学说，而是绵延在普通百姓世俗生活中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恒久的历史传承性。
（一）和谐，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中国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中华文化的和谐理念滥觞于尧舜时代。《尚书》就有“协和万邦”、“燮和天下”的记述，《周易》中也贯穿着“天下和平”的政治理念。先哲的目光遍及万邦，所向天下，反映着中国上古时期人们对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协和”、“和平”生活的美好憧憬，对国家社稷安定繁荣的无限期望和对万邦归顺、诸侯称臣的和谐天下的向往。时至春秋初期，管仲明确提出“和合故能谐”的和谐观念。他认为只有协调、合作才能达到和顺、和睦、和谐，反之则会失度、失衡、失败。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思想家，管仲特别强调“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灾害横生。管仲在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他的“察和之道”。他把君臣之间、上下之间，百姓之间的和睦相处看作是国家政令通畅、政治昌明的文化标志。在法律制度并没有建立的古代社会，《管子》中提出的和谐之道不仅具有引导国家政治的社会意义，而且这种推及家庭伦理倡导父母、夫妇“不失其常”、“中和慎敬”和谐思想，在客观上也为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价值观的实现敷设一条从个人到家庭，直至社会的基本架构。
在《管子》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自然观，人际之间和睦相处的伦理观，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观之后，道家哲学以“道生万物”为核心理念，对中国和谐文化的价值体系进行了丰富和延展。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阴阳两极对立基础上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一系列具辩证思想的基本命题，扩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将和谐从一般社会层面提升至哲学高度，赋予和谐理念更为普遍、深邃的哲学内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谐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无论是讲人类社会，还是讲客观世界，都是建构在“中”“和”的基础之上。在儒家的自然哲学中，“中”是“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之达道”，只有“中”“和”一致，才能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天下（《礼记·中庸》）。在思维方式上，孔子一贯秉承“执两用中”之道，反对偏执、极端的思维方法，倡导在相互对立的两极状态中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间状态，以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并非以取消事物个性差异为前提的。实际上，孔子所谓的“和而不同”强调的正是在保持自我个性精神基础上的和谐与统一。《国语》中记载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强调的也是不同事物之间只有在保持多样化前提下，才能生存发展。如果完全趋同，和谐就失去了相互协调、共存的基础。
中国古代哲人还特别善于把精深玄奥的哲学理念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来进行生动的阐释。如《左传》所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这看似讲的是最寻常不过的饮食烹饪，实际上是以烹饪为例，强调众多差异性事物的中和汇聚是和合的基本要义，进而明确了事物之间各自的差异性、个性是和谐共生、相互发展的基础。所以，和谐并非要取消原有事物的自身品格，而是在相互认同基础上中和、融会。东汉史学家苟悦《申鉴》也认为君子应当“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和”在此讲的并不是二者相加之和，而是和谐、和顺、和美、和睦之和。这表明中国的和谐观念是古代哲人有感于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而作出的理性升华，是东方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群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亦表明，中华民族的“和谐”观并非局限在国家政治、艺术美学与伦理道德等形而上的观念层面，也体现在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本身便是多种观念形态的多元统一，是中华民族理性思维与生活智慧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和谐社会的真诚憧憬和不懈追求，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的一笔精神财富，具有承传与弘扬的历史意义与恒久价值。
通观中国古代美学史，我们会发现其中蕴涵着一种一以贯之的审美理想，即以“和”为美。以“和”为美不仅涉及艺术的表现形态与艺术风格，还关涉文艺与自然、社会、政治、伦理等相互联系的重要问题。在《中国美学史》中，李泽厚、刘纲纪曾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概括为高度强调“美与善”“情与理”、“人与自然”的统一，可以说揭示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精神主旨。但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强调的所谓“统一”，并非仅指对应物间的交融、汇合，而是始终强调在对立两极中持不偏不倚的中间取向。由此探寻下去，我们还会发现，以“和”为美的美学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也翕然相通。《周易》日：“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上经），其“大和”意指和谐的最高境界，正是古人对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由衷憧憬。荀子曾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西汉哲学家董仲舒亦云：“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他们都把自然万物的生衰兴灭视为“和”的最终结果，认为“和”是整个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在古代思想家心目中，“和”已成为一种具普遍意义的本体论命题，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大自然及人类社会按其本性来说就是和谐的，而最高意义上的美就在这种和谐之中”。在此基础上，古人还推导出一套立身行事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提倡以中庸之道为核心内容的人生哲学，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赋予“和”以主体的人格意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卷七·子路第十三）。“和”即成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内在尺度。《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和”又指通过音乐而达到的人际之间亲善友爱的人伦关系。孙家正曾以北京故宫的核心建筑为例，说明它们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核心的价值观。太和殿：天地祥瑞，喻人与自然和谐；中和殿：中庸平和，喻人世和谐；保和殿：心态和顺，身体安适，喻人的身心和谐。这三个大殿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本的价值观。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及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在文化精神上一脉相承，在思想方法上相互一致。和谐是以中国哲学观念为支柱、以普遍的社会心理认同为根基的核心价值观。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儒家首倡。后来人们把“仁爱”的思想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应当共守的一种人伦秩序。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世俗生活，“仁爱”的价值观即变成一种躬身践行的生活方式，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传统，来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又对人们未来的社会实践具有引领与导向作用。所以，对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承传，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不能脱离人们具体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千百年来，仁者所以为人所仰慕，仁学所以被人所敬奉，首先在于仁学就本质而言是一种“爱人之学”。据考：“仁”是人字的复体，与任、妊同源。古时怀孕称“仁”。“仁”即引申为育人、养人、助人、爱人之意。阮元说：“仁之意，人之也”，就是说仁的本意即以人的方式待人。
“仁”的概念早在商周时代即已出现，《尚书》便有“克宽克仁，彰信兆民”的记载，说的是统治者如果能宽能仁，便能够昭信于万民；周代的政治哲学普遍认为“仁”与“和”是相辅相成。《礼记》指出“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经解第二十六）那时的人们把和、仁、信、义、德、贤看作是社会道德规范在生活不同层面的具体映现。事实上，中国古代倡导的社会和谐、人际和谐总是以“仁”为基础。所谓“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记·中庸》），就是说为政、修身、修道均要以“仁”为根为本。然而，作为“天下之表”的“仁”与“天下之制”的“义”，以及柔如杞柳的人性，在诸侯纷争的岁月里怎么能够抵得住“争夺相杀”的刀枪剑戟，怎么能挡得住“驰骋疆场”的金戈铁马？所谓“终身之仁”和“数世之仁”（《礼记·表记第三十二》）只能是身处战乱中的人对伦理化良辰美景的无限憧憬。就连孔子也不得不惊呼“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孟子亦慨叹“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正因如此，“仁爱”的理想境界才令人们备加珍惜，分外向往，“仁爱”也就成为人类对现实世界进行文化救赎与道德重构的理想之途。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孔子首倡。孔子认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他在《礼记》别阐述“爱人之仁”的重要地位与核心价值。他认为“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成其身”。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一直为后人所敬重与承传。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样就把“仁者爱人”的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中应当人人共守的伦理秩序和价值准则，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的现实生活，把“仁爱”的价值观变成了一种躬身践行的行为模式，能够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此后，荀子也提出了“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的观点。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兵戈相见是由于“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所以，兵戈之战，常是“禁暴除害”之战。汉代董仲舒在承袭《礼记》中“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乐记第十九》）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卷第八·仁义法第二十九）的思想，揭示出爱人与律己的内外关系，并把仁爱思想与主体的自我道德修养相互联结，升华出“仁者爱人，义者尊老”（卷第十三·五行相胜第五十八）的社会伦理观念。
统而观之，中国古代历史中，墨家提倡的“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社会历史观，董仲舒强调的“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的“圣人之善”（卷第十·深察名号第三十五）；唐代韩愈提倡的“博爱之谓仁”，柳宗元推崇的“柔仁博爱之道”，宋代欧阳修标举的“大仁博爱”，苏轼盛誉的“博爱临民”，苏辙赞许的“温良博爱”，朱熹呼吁的“以博爱为仁”，包括近代维新派政治家谭嗣同提出的“仁以通为第一义”的思想，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绵延千古的“仁爱”思想体系。尽管诸位论述的意旨并非完全一致，但就其思想价值取向而言，都表现出对“仁爱”思想的承传与信守，进而可能成为一种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延展中国文化版图的精神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除了体现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艺术美学、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最终也呈现在世俗生活之中，即与人伦纲常及基本的生活规范与文化习俗密切相关。不论是儒家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还是道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从不同角度对仁爱思想进行生动表述。固然，“仁”在传统文化中包涵多重涵义，但“仁”最核心的价值意义乃在于“爱人”。
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孟子提倡的“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不仅在于省刑罚，薄税敛，还在于力主以德服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极大的热忱描述了五帝时代帝喾高辛的“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的盛景；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佳境；禹“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的政德；周初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的仁政。被司马迁称誉的“盛景”、“佳境”、“政德”，其实都是“仁政”的代称，“仁爱”之治是他们共同的政治美德。这种“仁政”的治国思想与西方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所崇尚的治国观念截然不同。显然，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仁爱”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世俗生活的现实要求以及对未来前景的美好憧憬，并体现在哲学、社会、政治、伦理、审美等不同精神领域中。它既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的历史基因，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重要资源，成为推进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无形力量。
（三）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并非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而是指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事物自身的内在属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的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指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遵守与对自然状态的顺应。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自然”与中国古代哲学中“天”的观念具内在逻辑联系。在中国古代，天意是超越任何法度之上的最高道德范畴，天是世界的最高主宰：“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而“天”又与“人”相通、相合，正所谓“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强调的自然，不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还包括“天地万物”运动的必然规律，是与“天地之道”相互联系的客观法则。中国古代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遵循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并把对事物自身规律的把握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是否合理的标准。西汉董仲舒还提出“为仁者自然为美”观点，把仁爱视为美的自然呈现。基于对“道法自然”价值体系的尊崇，魏晋时期的思想家也提倡“崇尚自然”的哲学观念，珍重生命的个性价值。明代思想家李贽挣脱传统观念的桎梏，提出“以自然之为美”的观点，强调艺术创作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使“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他的美学主张对明清美学和明清小说创作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延展与演变。
由此可见，崇尚和顺、自然之美，注重文艺作品表现的和谐、兼容、相济、自然而然，无疑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文化价值观在审美领域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的艺术美学蔑视雕琢、造做、堆砌的艺术，崇尚自然、流畅、完美的艺术。“自然”是艺术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皈依自然，崇尚自然既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根本。
所以，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指的是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一种事物的客观属性。所以，我们在追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时，应特别注意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自然之道”是顺应客观规律的自然宇宙观和文化价值观。
从道法自然、皈依自然到崇尚自然，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在不断传承、通变、更新过程中日臻完善，体现出顺应事物自身规律和历史必然趋势的价值观念。可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荟萃了历代朝野的精神与智慧，又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吐故纳新，其精湛部分代代传承，从而获得了恒久性与普适性的文化价值，成为新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宝贵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