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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学范文1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4―0022―08
新制度经济学在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时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批判新古典理论过于抽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于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这使得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面临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现实性与理论性的矛盾，即如果放松在信息、理性和认知方面的假设条件，可以更贴近现实世界，但会导致新古典理性选择范式的失效，难以形成一般性的理论；如果坚持较为严格的假设条件，又不能很好地解释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二是研究缺乏历史性与社会性，即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抽象掉了行为人所处的历史情景和受到的社会约束。这两大问题阻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反思，新制度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了将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认知模式纳入制度研究的工作，也进行了一些降低历史和社会约束方面的抽象程度的尝试，其中以青木和格雷夫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analysis，简称为CIA)在这方面的工作最为引人注目。
无独有偶，政治学家们也遇到了与新制度经济学家类似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因其反现实、反历史和而受到批评。“反现实”，即假设前提(完全理性和外生偏好)过于简化，具有Hall(1996)所说的“无情的优雅”；“反历史”，即忽视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选择的影响，认为有效率的历史过程是迅速地走向某种最佳解决办法的过程；“”，即忽视个人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对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影响。这些问题使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解释现实政治世界时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无法解释无效率制度的存在、对不同制度之间的共时互动和历时互动也无力驾驭等等。面对这些与新制度制度学相似的问题，政治学领域兴起了历史制度主义(HI)和社会学制度主义(SI)。
本文将从什么是制度、制度如何影响行为、制度如何变迁、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的影响、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CIA)与政治学领域兴起的HI和SI进行比较，希望通过这种学科间的对话与交流思考如何推动制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制度及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一)各具特色的制度观
在CIA中，青木将制度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中“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可以等同为博弈规则；格雷夫认为制度是由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构成的系统。虽然表述形式有差异，但从本质上讲，他们都将制度看作是平等的参与人相互博弈所达成的均衡。他们认为任何一项制度都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契合。格雷夫指出只有与信念和规范相一致的规则，才是当事人有激励遵守的规则，才能成为制度系统的一部分；同样地，只有与行为协调一致的信念和规范才是制度系统的组成部分。
HI和SI也强调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还包括文化、规范和惯例等非正式规则。其中，SI的制度定义更加宽泛，他们将制度基本上等同于文化，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或规范，而且还包括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与CIA将任何一项制度都看作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要素构成的系统不同，HI和SI用“两分法”的眼光来看待制度，人为地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他们在研究时各有侧重，前者主要研究正式制度，后者主要关注非正式制度。另外，与CIA将制度看作平等参与人博弈的结果不同，HI特别强调权力和资源的不平衡分配，将制度视为不平等的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产品。同时强调制度在各社会集团间不平等地分配权力的方式，认为制度给予不同集团的接近决策过程的机会大小是不一样的。SI则忽略了各方行为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权力冲突。
(二)制度如何影响行为
在CIA看来，参与人的偏好是外生于制度的，制度通过既协助又制约的方式影响参与人的行为以实现其外生偏好。一方面，在一个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制度可以帮助理性有限的参与人节约决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另一方面，制度通过为参与人提供关于制度均衡的信息协调他们的信念，从而控制着参与人的行为决策规则。在多种可能性中，共有信念引导着参与人朝着某一特定的方向行动。格雷夫还进一步指出不同的制度要素在影响行为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规则”提供共享信息并协调行为，“信念”和“规范”提供遵循规则的激励，“组织”产生并传播规则。
SI和HI则认为制度首先塑造的是参与人的偏好。在他们看来，制度不仅提供信息和认知模板，还影响着行为者的身份认同、自我印象和偏好，行为人的策略本身也是经过制度过滤后才被构建出来的。“通过创造新的行为者及身份感，通过给行为者提供成功与失败的标准，通过构建关于恰当行为的规则”，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个人的偏好并构建了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在HI看来，个人行动遵循的是“最优标准”还是“满意标准”，是受理性驱使还是受特定的文化模式所驱使，要视特定的制度背景而定。制度构造了政治的情境，决定了行动者的偏好、策略和利益。
二、行为假设与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一)行为假设：薄弱的理性还是厚重的理性
CIA承认理性是有限的，在他们看来有限理性不仅包括有限信息，还包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如青木认为个体参与人不可能具备关于博弈规则的完全知识，也不可能对其他人的策略决策和所处的情景做出完备的推断。相反，他假定每个参与人只拥有关于博弈结构的有限的主观认知，这些认知来自过去的经验，只有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认知出现内部危机时才被修改。格雷夫原则上承认无论是信息还是认知都是有限的，但在实际研究中，为了能够运用古典博弈论(该分析框架假设参与人的决策集合是事先固定的)研究制度，他保留了参与人拥有信息的有限性，认为社会规则能够为参与人提供信息和协调，帮助他形成关于他人行为的预期，回避了参与人认知能力的有限性。
CIA与以往的新制度经济学将有限理性等同为有限信息相比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在HI和SI看来，他们所持的是仍然是一种薄弱(Weak)的理性观。所谓薄弱的理性观，是指他们忽视了制度在塑造个人理性过程中的作用，把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研究的先验性前提。与薄弱理性观相对应，HI和SI提出了自己厚重(Sick)的理性观，即认为制度塑造了参与人的理性(不仅包括信息和认知，还包括追
求的目标)。如SI认为个体的理性本身是在特定的情景中由制度建构出来的。他们不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去谈理性选择，而是在选择行为是有目的和有意识的意义上来讨论它。在HI看来，除非已知相关情境，否则任何关于“自利行为”的广泛假设都是无意义的。我们需要一个基于历史的分析去澄清什么是他们力图最大化的东西，以及为什么他们强调特定的目标甚于其他的目标。
(二)研究方法：均衡的还是非均衡的
在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中，青木和格雷夫的侧重点有差异：前者强调制度之间共时性和历时性关联，致力于提供一个分析经济整体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统一框架；后者更倾向于比较不同经济体中具体制度安排的差异，或研究某项具体的制度安排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迁。但是，CIA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他们看来制度变迁就是从一个博弈均衡到另一个博弈均衡，是“沿着均衡点的演进”。他们致力于解释从新均衡到旧均衡的过程，努力把一系列的博弈均衡连接起来。即使在分析整体性制度安排时，青木也坚持均衡观，他认为各个博弈域的制度之间相互耦合、相互嵌入，形成有机的制度系统；整体性制度的变迁，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相互关联方式的变迁。
HI和SI强调制度变迁是多项制度共同演化的过程，分析各种组织和制度如何相互关联塑造制度变迁的过程乃至结果。其中HI特别强调多项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质疑将某一项制度安排从整个制度结构中分离出来单独研究的方法，认为必须将其放在更广阔的情景(制度结构)中。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与青木相似。与青木不同的是，HI并不假设这些相互作用(交叉)的制度能够互相适应，形成彼此一致的整体。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为行为人提供多元化的行为逻辑。同时，他们也不赞成用均衡观来看待制度及其变迁，认为“制度本身是政治冲突和选择的有意或无意的结果”，相应地，制度变迁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充满了偶然性和无效率现象的历史过程。历史过程不会产生均衡，它会产生独特的、但是次优的结果。
(三)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在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这一问题上，CIA强调制度自身发展的累积性影响，给出了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解释。如青木指出在一定的外生和内生规则下，重复博弈的累积性后果可能导致资产、权力和社会角色分配的不平等，当不平等累积到临界规模时，就会引发内生的制度变迁。在对制度变迁机制的具体研究方面，CIA内部存在差异。青木对制度变迁机制的研究演化色彩更浓，特别强调认知能力有限的个体与制度之间的正负反馈：制度为个体行为提供信息，同时又对个人的行动决策施加“人为约束”；参与人相互作用共同再生和印证着制度，或在外部冲击和内部累积性影响下调整主观认知寻求新的行动可能性，使原有制度陷入危机。在格雷夫看来，制度变迁机制是多样化的，可能有较强的理性选择色彩，也可能有较强的演化色彩，取决于准参数(受现存制度影响而逐渐改变，如人口数量、贸易规模等)的性质：(1)如果准参数可被观察到，它们的重要性能被很好地理解，决策者可能意识到过去的行为不再是自我实施的，从而有意识地改变制度。通过公共决策有意识地选择替代、建立新规则，是制度变迁机制的常见表现。(2)如果准参数是不可观察的、不确定的、不可识别的，制度变迁机制可能反映了个体愿意试验和冒险偏离过去的行为，或拥有更多知识的个人出现，指出新的制度均衡。
HI用权力不平等的参与人之间的冲突来解释制度变迁机制。他们将制度演变过程分成制度存续的“正常时期”和制度断裂的“关键时刻”。正常时期的制度变迁遵循着路径依赖规律，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但是在“关键时刻”，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冲突结果凝固形成新的制度。HI一方面强调制度变化是多种政治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结果，否认制度的可设计性，另一方面强调可能的新制度往往不是唯一的，最终形成哪一种取决于政治冲突各方的力量对比，也会受到其它“干扰”因素(如观念、信仰)的影响。在SI看来，制度可以等同于文化，其变迁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用“价值的冲突”来解释制度变化，即制度本身所宣示的价值与周围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但是，制度的变化又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环境的变化，因为“制度不是现在外部力量或者微观行为和动机的简单反映，它们把历史经验也嵌入了规则、惯例和形式之中”。制度通过学习过程来确认和适应变化的环境，忽略了制度变化过程中所必然包含的各方行动者之间存在的权力冲突。总之，SI眼中的制度变迁是学习、适应、演化的结果，而不是有意识设计的结果。
三、历史、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
(一)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
“历史是重要的”，这已成为各流派制度主义者的共识。但在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问题上，他们之间的意见就不完全相同了。
CIA认为历史是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有助于精炼博弈均衡。如青木指出，当现存制度由于外部冲击或内部累积性因素陷入危机，参与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主观认知，修正对其他参与人行为方式的预期。伴随着参与人在制度危机下寻求新出路的过程，至少有几个潜在的制度有可能逐渐演化出来，相互竞争。究竟哪一种潜在制度最终成为预期收敛的聚集点，进而成为一种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的制度即历史。格雷夫则认为历史不仅有助于精炼博弈均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待精炼的潜在制度的集合。他指出过去的制度影响着新制度的学习和试验过程，影响引入新要素的成本和收益，使潜在的新制度倾向于与过去的制度相互关联而不是严重地偏离它们。
HI则认为个体的偏好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变量。历史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不仅塑造了行为者的策略，而且还塑造了他们的目标和利益，通过建构政治情景影响政治结果。在HI看来，CIA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研究中的个人是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的理性人，其偏好是先验给定的。虽然格雷夫也提出了历史情景分析方法，但历史情景的作用也仅限于使理论模型的构建更符合史实，至于参与人，不管处于中世纪的穆斯林社会还是处于正走在通向“西方兴起”道路上的欧洲，都被先验地假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二)历史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
诺思认为历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路径依赖上，即规模经济、技术互补性和网络外部性使制度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该路径的依赖。实际上，过去的制度对现在的制度变迁的影响要复杂、深刻得多。格雷夫强调过去的制度影响现在制度的认知基础，认为个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进行选择时会从过去的制度要素中汲取认知的、信息的、协调的和规范的内容。其具体机制包括：(1)环境效应，指过去的制度构成新博弈的外生规则的一部分；(2)协调效应，指过去的制度为当事人在多重可能的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提供指导；(3)包含效应，指新制度很可能包括了过去已经存在的制度要素。格雷夫还指出以“群”形式存在的过去制度，其细节会影响制度变迁的性质：强互补的“群”，制度变迁很难发生，一旦发生更可能是全面的变迁；多个制度共享相同制度要素的
“群”，变迁也很难发生，一旦发生将是革命性的；制度间联系较弱的“群”，变迁更可能是渐进的、局部的。
HI将历史看作一个过程，通过追溯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考察过去对现在的影响。“过程追踪”是HI研究制度变迁的核心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HI对长时间的、大规模但进程缓慢的制度变迁的关注，比如民主化、工业化、国家建立或福利政策的发展等。如果在短时期内研究，一些变化缓慢的关键性变量很容易被看作是固定的，从而被忽略掉。还有一些因果过程涉及多方面因素，其中的关联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现，需要研究者在较大的时间跨度内进行研究。在历史影响制度变迁的机制上，HI主要强调路径依赖、时间序列和关键枝节点(Critical Junctures)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诺思所说的路径依赖现象在政治过程中也广泛存在，因为一旦某种制度固定下来之后，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和退出成本的增大使制度的改变越来越困难。而且，由于政治领域制度高度密集性、政治权力的非对称性、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等，都使政治领域的制度变迁显示出更强的路径依赖性。时间序列之所以重要往往是建立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之上的，自增强机制将某些选择从政治选择菜单上删除掉了。关键枝节点，就是原有制度陷入危机、多种潜在制度竞争的时期，最终哪一种潜在制度胜出将显著影响随后的制度变迁。HI认为抽象地讨论多重均衡的精炼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识别、探究这些关键枝节点，将其放在所处的历史情景中加以研究，这也是HI更为宏观的研究视角的一大优势。
四、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非正式制度
诺思在运用新古典框架研究制度变迁时，遇到了以下主要问题：为什么多数国家没有像西欧那样产生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为什么无效率的制度能够持续存在?作为对上述问题思考的结果，他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引入了意识形态，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力图解释人类经济制度的演变与停滞和无效率制度的存在。其中，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强调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的影响；引入意识形态则体现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
一旦我们承认非正式制度(如习俗、惯例等)是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不可避免地将意识形态(指行为人的主观认知模式)和文化观念(指共享的价值观念)这些被新古典理论看作外生的变量带人了制度研究的视野。这是因为非正式制度(或者称为“规范”)根植于特定社会的文化观念之中，深刻地影响到了行为人的意识形态。当我们沿着“非正式制度是重要的”再前进一步，追问非正式制度如何形成和演化、它通过什么机制影响行为人的选择，就不能不关注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否则就无法回答上述问题。现实中制度理论的发展体现了这一趋势，除了诺思在20世纪90年代后转向研究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演化之外，青木和格雷夫也在将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制度分析框架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CIA将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分析框架的方式与他们的制度观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制度本身就是包含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的系统。其中，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就体现为支持博弈均衡的共有信念。在共有信念形成和演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正是通过影响共有信念的形成和演化进入制度分析框架的。那么，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呢?CIA通常将文化观念看作是外生的，用参与人协同修正意识形态来解释制度变迁，将作为非正式制度要素的共有信念看作参与人之间策略性互动的内生性结果。具体的机制如下：每个参与人对于博弈结构都有自己的主观认知，当他们基于自己的主观认知选择的行为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时，他们的主观认知将被行动共同决定的可观察的事实证实，并作为未来行为决策的指南而不断再生产出来。如果基于参与人主观认知的行为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一种普遍的认知危机随之出现，并引发人们寻找新的认知模式。在多样化的新认知模式中，究竟哪一种能成为所有参与人的共有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人身处其中的文化观念。文化观念协调了众多参与人的意识形态，为新均衡的实现提供了聚焦点。
HI和SI都强调文化观念的重要性，这体现在他们宽泛的制度定义上。在他们看来，文化进入制度分析的方式反映了他们“两分法”的制度观，即人为地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HI主要关注各种正式的制度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很少有历史制度主义者坚持(正式)制度是产生政治结果的唯一因素，文化观念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等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他们尤其关注制度与文化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HI的中观和宏观视角，他们缺少像CIA那样基于个人认知模式的微观分析，微观基础的缺乏使HI不能够提供文化观念如何影响行为的更详尽的描述。SI主要研究非正式制度，他们将文化本身也界定为制度，从仅仅将文化看成是共享的态度和价值，转向了将文化看成是为行为提供模板的规范、象征或剧本的网络。通过将文化直接等同于非正式制度，SI眼中文化的影响远不止CIA所认为的协调参与人的意识形态、提供聚焦点那么简单。他们认为人首先是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该社会的文化观念指明了某人在既定的背景下能够把自己想像成什么样的。也就是说，文化不仅影响个体的策略性算计，还影响着他们的基本偏好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如果用博弈论的语言来描述的话(虽然SI并没有这么做)，文化塑造了参与人本身(偏好、利益和策略集合)，提供了博弈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博弈的结果。与CIA相似，SI也注重从微观层面分析文化与行为的关系(虽然两者的行为标准不同)。他们强调文化与个体行动之间高度互动和同构性的特征：当按照文化所提供的规范展开行动时，个体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建构成为社会行动者，参与有社会意义的行动，并不断地强化他所遵循的规范。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经济学领域内制度研究的最新进展(CIA)和政治学领域内最近兴起的HI和SI进行了比较。这些研究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面对相似的问题――缺乏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做出的不尽相同的反应。他们或多或少都在原有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减轻了研究的抽象程度，包括对不确定性、无知和错误预期的抽象和对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抽象。这也体现了整个社会科学界共同关注的制度问题的最新研究趋势。由于不同流派拥有各自的理论渊源，当面对相似的问题，他们所做出的反应很自然地呈现出了路径差异。一方面，CIA坚持偏好外生和均衡观，始终把研究的理论性放在首位，强调对自己的命题提供“微观的诠释”；而HI和SI则坚持偏好内生和非均衡观，注重研究的现实性，理论构建上相应薄弱，缺乏微观基础。另一方面，CIA所做的工作更多地是将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研究在本质上仍然是演绎的，而不是经验的和历史的；而HI和SI扬弃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组织理论的传统研究方法，主张用社会一历史方法取代建立在先验假设基础上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演绎方法，他们的研究在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方面都更强。除了上述差异之外，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到各个流派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了趋同性。如CIA更加关注各种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演化，HI和SI则更加强调为制度分析提供一种微观行为理论；CIA认识到行为人在做出选择时受到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从前的选择的约束，HI和SI也意识到通过引入厚重的理性观有可能实现与理性选择理论的融合。
各流派之间存在的差异为将来的制度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它们之间的趋同则或多或少预示了制度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本文认为：
(1)未来的制度研究将是跨学科的，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学科的内部完成。
(2)未来的制度研究不能单纯地地依赖演绎法或归纳法，将演绎法和归纳法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一历史分析可能成为未来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
(3)未来的制度研究将着力在微观行为基础和宏观制度结构之间建立起关联。
经济政治学范文2
一、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家为中心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意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管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意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 66wen ki@vcf6FFB J2H3&G0gh
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国际与国内来自WWW.66WEN.COM免费
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古勒维奇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但是他的假设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 ( 1)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面对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应;(2)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具有特定的规律; (3)国内利益群体与国际力量的结合，有可能产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结构。正是在“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的基础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型的方向。
经济政治学范文3
一、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便对他的学术观点进行了解释，他称其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者，更不会是民族主义者，吉尔平明确的表示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其所发表的学术观点全部都是以国家发展为中心的，包括《全球政治经济学》中对国际经济的阐释。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既有经济学、政治学的观点，又包括历史学、国家关系、国际经济等理论，可谓集大成者，不仅是后世，就连同行对吉尔平此书的评价也是极高的，誉其为“里程碑式的研究”。
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主要观点有如下六个方面：
一是既强调国际社会的无序性，也承认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无序意味着不存在高一级的政治权威，各个国家均可以在被迫使的情况下走向合作，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发生了危险便可以向国际社会请求援助，但这种无序性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的特点便会因此确立，相反当各个国家在同一利益的驱使下走向合作的时候，各种国家机构便会创建起来。
二是既??调国家利益始终是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承认精神道义和价值观念不可或缺。现实主义一直视国家利益为国家追求的目标，将国家利益视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活动的主要依据和目的。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并不否认道德和价值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其只是反对以道德追求来约束一个国家的命运与发展。
三是既强调国家安全永远是国家最关心的问题，也强调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吉尔平认为，不管是在何种情况下，国家的安全问题都应当是摆在第一位的，且军事安全和政治独立也理应摆在国家目标和利益序列的首位。
二、吉尔平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基本解读
吉尔平是在2001年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解读的，那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的多种力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吉尔平结合各种变化，运用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核心观点主要包括三点：
首先，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不管是对于国内事务来说，还是针对国际事务而言，民族国家都是最为主要的行为体，而关于影响民族国家地位的力量，吉尔平也在此书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对于二者的关系，吉尔平的立场一直较为坚定，其虽然承认跨国公司的重要性，但却并不认为跨国公司具有脱离民族国家成为独立行为体的能力，这主要是因为跨国公司与本国经济的联系过于密切，其稍有差异便会使得各国的制度结构、经济政策、社会关注重点发生偏移；（2）经济区域主义与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虽然经济区域主义能够增强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实力，但“经济区域主义特别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加强标志着一场脱离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运动以及后国家时期国际秩序开始”的这一说法，吉尔平却并不同意，其并不支持以经济区域主义代替国际体系，经济区域主义只能是扩大本国追求的一种有效手段。
其次，全球经济具有高度一体化和明显脆弱化的特点。吉尔平认为，自从冷战发生以后，经济全球化的现象便越来越严重，其不仅带动了国家经济事务的发展，而且还带动了国际政治事务的发展，这股全球化的力量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系相连，许多国家都相继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经济也越来越明朗，国际竞争一日强过一日，以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不完全竞争也逐渐登上国际舞台，世界经济的参与者日益增多，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更是大幅度提升，但这种力量却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威胁，使得全球经济明显脆弱化，主要原因有四点：（1）冷战结束后，美国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合作随之结束，政治纽带被削弱，国家经济越发脆弱；（2）不稳定因素重新出现，比如贸易保护、经济区域、反贸易自由化等；（3）缺少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管理规则；（4）全球经济趋向高度一体化，资金流动扩大，衍生品增多，金融危机反复出现。
最后，全球经济管理必须重视与强大领导、经济大国的合作。吉尔平在此书中对新自由制度主义、新中世纪主义、跨政府主义进行了评价，吉尔平认为虽然此三种主义对全球经济管理皆有所帮助，但这三种主义却并不适应国家管理需求。吉尔平觉得当一个国家过于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其想要获取一定的支配地位是绝不可能的，这既不符合国家发展，也不符合人们希望。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一个国家想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仅要重视自身利益，更要重视世界利益，只有如此，国家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更加稳定，更加人道。因此，在吉尔平看来，重视与强大领导、经济大国的合作，方能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秩序。
三、对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的评价
吉尔平在本书中对“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观点的分析虽然较为全面和严谨，但仍然存在着些许问题，具体总结为如下三点：
其一，作者的理论与观点。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作者将最新的经济理论与传统的定性分析法相结合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评价，以“国家中心”现实主义为视角对新经济理论进行了肯定，并表示霸权稳定、国际机制、新古典理论等均可以继续使用，这不仅体现了作者与时俱进的务实态度，而且还体现了作者严谨治学的作风。
其二，作者既忽视了全球性问题，又忽视了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在作者的观点中，“国家中心”、“霸权稳定”、“自由秩序”的位置同等重要，其虽然没有直接否定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但书中却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只字未提，吉尔平始终认为以国家为中心才是建立稳定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基础。其实，吉尔平的想法并没有错，经济强国对于经济秩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国际经济组织已经形成了一股重大的力量，如若忽视，将会与美国传统产生一定的矛盾。作者在书中过于强调国家权力的增加，而对社会福利的增加却很少提及，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衡、贫穷、环境恶化等问题虽然有所提及，但作者却并未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反全球化”的热潮并未散去，作者未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只是将这一切都归过于国家政策的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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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善乏可陈，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不减，经济社会现代化步伐逐步加快，如何才能更好的做好对政治经济学现代化趋势的研究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结合所思所想对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得出了以下研究成果。
一、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1.1 政治经济学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而逐步走向国际化
政治经济学在上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国际政局的原因被隔绝化，没有能够充分的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随着冷战的接受、东欧剧变，加上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政治经济日渐走向世界，在丰富世界政治经济学说的同时也给政治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政治经济学现代化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走向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学从经济理论上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思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随着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奇迹的出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优势的确立，尤其是中国经济在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优异表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日益得到国际知识界的关注。
1.2 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也是走向服务于实践的经济理论工具的探讨过程
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应当更多地被运用、拓展到部门经济、应用经济和专题经济的学科中去。从近年的情况看，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广泛应用是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和分析方法等，都渗透到了金融、贸易、产业经济等学科之中，体现了理论经济学对应用经济学的引领作用，这一点是值得经济学借鉴的。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机制，而经济系统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其他系统存在一定联系和发展的某种共性，因而它对于其他相关学科往往具有渗透和双向借鉴的意义。
1.3 政治经济学逐步走向现代化也使得其逐渐数学模型化
经济学研究中的模型，除了文字模型和图表模型以外，数学模型是重要的表达和分析方法。当前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化，已在以下方面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新的数学应用模型的研究和数学研究成果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丰富了解释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理论的工具，对政治经济现代化带来了很大后备支撑。随着政治经济学通过数学模型焕发新的活力和生命，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通过数学工具、数学模型进行解释和创新，助推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
1.4 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使得政治经济学研究也越来越细致化，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围也逐步精细化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派化，不是为了代表劳动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而是都应站在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整体立场，都应遵循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精神，都应尽可能地全面系统掌握实际经济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理论及应用进行深入探讨，并由于认识上的不同或不能完全做到“三个都应”而形成各自的学术流派。我国经济体系分工日渐精细化，经济是文化好政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社会分工的细化也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研究领域越来越细致，研究分工也越来越明确。研究分工的细致化给整体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使得在宏观上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才越来越少，但凡事物都有两面性，研究范围日渐细致也势必会使得宏观研究被人为摒弃。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趋势逐步明显，我国经济正大踏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也给我国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新的生命力，助推政治经济学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能够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将成为我国马列主义研究学者的重要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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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学范文5
【关键字】管理学；价值性困境；争议
对于当下的设施经济管理策略，主要为了满足现代的经济发展需求。其中的管理学价值问题，需要结合实际的生产困境来进行综合生产考虑，并以此来强化对困境争议形式的有效控制，以此来加强对基本改革形式上的有效掌控。就当今的管理领域来说，其使用的价值与经济发展基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下面对管理学价值性困境与发展状况进行简要分析。
一、管理学价值的困境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管理学就被认为是现代经济改革的重点，大多数的学者通过大量的思维创造，极大的改善了原有生产体系的管理，并使之能够更好的满足于原有的经济分类梳理条件，通过合理化的设施建设，从思想上完成了对基本定型结构上的有效创建。从现有的科学化建设角度出发，应满足对基本管理教育理念上的综合调控，并以此来完善对不同阶层艺术性上的合理化管理。
就21世纪初的社会经济管理区域现状来看，其中就存在着诸多问题，依照相应的管理规划角度实现对综合管理设施上的有效创建，一起基本的设施建设角度进行综合管理调控，从而促进其不同管理理念下的自我判断建设，从而实现学科设计形式包容结构的有效创建，并以此来完善对基本设施判定机制上的科学化管理。但是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这一理念就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无法真的做到全面性的有效监管控制。
从学术的发展体系来看，对于基本的设施建设问题，就应当从多个角度领域来进行综合性上的有效分析，完善对基本设施上的综合调理，从而完成对基本的设施面临问题，以及多重的困境发展机制，就需要结合实际的生产机制来进行综合性的管理研究改革，从最基本的设施建设完成对综合性的形态结构经济管理着手，以便于对多层次的合理化改良建设，从而完善对整体结构的有效改建。
在当下的发展过程中，主体背离情况，就不得不接受在客观主体上的有效改革管理，从而完成在复杂性以及多元化的改良建设。
二、管理学的内部争论改善建议
对于现有的管理学内部政治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上来进行综合的信息管理，并通过有效的部署，而就最近几年在综合策略性的研究问题上进行综合分析，其主要在如下几点上争论较多。
1.管理学的基本属性上的争论
对于基础理论的争论问题，从这一学术出现之初就开始逐渐成为人们在综合论述中的主要应对问题，我们从基本的科学理论领域出发，分析其科学的基础性问题，而这其中的最主要问题就在于如下几点：
第一，管理学是对常识的凝练，在管理者对决策的制定过程中，主要依据的是经验理论，因此其对行业的生死存亡，主要就取决于管理者对基本设施的有效创建问题。
第二，在发展的过程中，管理逐渐成为一种职业，并帮助决策人员寻找方向。对于基本的设施建设标准，以及管理的策略运行规律，可以从个人的主观性分析来进行细节上的精细化管理，并以此改善对企业的日常运营控制。从科学的高端管理作用来看，其基本的职业职能价值问题，都促进了对科学化的管理发展。
第三，管理学属于一门研究性的科学研究基础，从发达国家对商务管理学的研究情况来看那，其主要的目的就在于通过高等教育建设，促进对综合经济教育上的有效控制，并以此来强化对职业教育形式上的合理化有效创建 。
2.管理学在跨学科发展中的争论
从现代科学的发展情况来看，其历史的发展状况主要集中在西方的科学研究途径上，其发展伴随着诸多的社会问题而存在，这不仅是从学者的单独角度上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上来改善对基本设施研究领域内的方针建设，其作用对于边界问题等，都需要通过学科的理性命题，从而实现对综合实践活动意义上的有效创建。对于管理学的发展来说，其在跨学术的争论问题，也就主要集中在对管理理学的组织结构，通过对本体跨学科的有效研究创建，从而让实现对组织理论结果上的有效创建研究，实现对区域领域内的科学化建设推进。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发展的根源来自于社会心理学以及经济学多个相关专业上，通过相互掺杂，从而完成对这一学科的创建。在对于这一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所争执的问题，也就成为了推进器观点完善的根本所在。其主要集中在了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学科的借鉴性，实现了对管理学基础知识上的合理化完善。
第二，在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上，通过研讨，更好的促进了其相互之间的契合度提升。
第三，从证明的结构基础进行角度上的合理调控，从而实现对验证理论多形式上的合理化创建。
三、结语
从管理学的发展百年情况来看，其领域涉及的争论问题，都极大的促进了在管理领域内的学科属性发展，并对基础的理论研究策略等，形成了主体上的综合调整，这对于学科的研究理论以及实践的活动层次来说，都能更好的促进在不同环境下的科学化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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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九勇.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逻辑与困境[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5，（2）：76-83.
经济政治学范文6
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安全。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对于一个经济体的重要作用，已是常识。
生产。如果说经济学讨论的是生产问题，那政治学讨论的则是（各种）分配问题。早在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如马克思那里，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方式，就已经成为了共识。一方面是能否参与生产，即市场准入；另一方面则在于价值获益，即分配多少的问题。
金融。这里先说一个金融全球化的问题――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创新，为什么要在国际视野之下讨论问题？答案也很简单，现在早就是全球化时代。特别是，互联网和金融这两个领域，都是高度全球化的领域。
金融大鳄罗杰斯曾表示，金融对于经济的增长有巨大的杠杆作用。有经验数据可以证明，当前资本流动的速度是货物贸易流动速度的15倍以上。经济处于上升期时，每年有很多的收益和利润，金融业的杠杆作用也促使经济以更高速度发展；然而，一旦收益和利润开始萎缩，在杠杆作用下，金融就又会拉动整个经济和某些受牵连的国家以更可怕的速度下滑，而且，这种速度会比它发挥积极作用时提升经济的速度更快。
美国总统奥马巴在2012年签署了JOBS法案（《美国就业法案》），正是通过让全民投资创业的合法化，从而以创业带动就业。这个被称为“众融法案”的创业促进法案，被业界广泛认为是一项对于创业和美国经济复苏的重大利好，同时，也是从“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上的“资本民主化”的重大利好――推动了金融投资，这个以前只能由少数精英人物把控的领域，向着资本民主化迈出第一步！同时，“众融法案”不限投资人资格、不限国籍的法律安排，向全世界各种聪明人、各种优秀的项目开放了美国的资本市场，让美国又一次走在了全球资本话语权的制高点上！
知识。知识的分析框架，是一个被最多人忽略的问题。没有一个人不在经济和商业之中，但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知识是一个问题。哈耶克就认为，经济的组织方式，是一个知识组织方式的问题。从尼采、波兰尼、福柯、哈耶克，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们，都在讨论知识问题。
创新和监管
先谈创新。金融大体上可以分为借贷和投资。说到互联网金融，今天媒体谈得较多的是P2P借贷方式。我想多谈谈互联网投资的Crowdfunding。有人将这个词译为“众筹”，但我更喜欢“众融”这个译法。比起借贷来说，投资更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士来参与，无论是产业分析、企业估值、商业模式设计、团队建设等等。所以，“众融”不只有资金融通的意思，还有知识融合、人才融合的意思在里面，是一个更好的译名。而且，从产业发展历史来看，美国的“众融”（Crowdfunding）概念，是从“众包”（Crowdsourcing）发展来的。众包，可以理解成大规模的外包，而且是连企业最核心的能力都可以寻求外包。先有众包，再有众融。无论众包或众融，都是知识密集型的、大规模的社会化协作以及网络化“虚拟组织”的结构性“融合”，远远不只是简单的“筹集”的概念。
在我理解，不应该只从模式角度谈模式，不应该只从互联网角度谈互联网，也不应该只从金融角度谈金融。我们实际上应该从国家经济、政治经济学角度谈问题。
任何改革都会遇到既得利益的阻挠，我们可以用增量改革的方式来做。主席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互联网金融就是一个增量。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新的利益体的出现，而恰是在它们的竞争中，普通创业者才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奥巴马为什么签署《美国就业法案》呢？原因恰在于美国经济危机以后需要刺激经济，只有创业才有就业，奥巴马成立了创业美国的项目。很有意思的是，不像中国搞科技园区、管委会的做法，而是找了两个企业家来做这件事，也找了很多基金公司。最近，我见到一个很大的风投合伙人，这家基金投过百度，他跟我明确讲VC会死掉，所以需要众融这样更个人化的方式服务创业投资。这几天，我又读到了一份美国资本互联（CAPLINKED）公司的一份报告，也认为众融将蚕食VC/PE这一类私募股权基金的市场份额。
众融对国民经济影响更大，P2P更多在一些高大上的机构当中在转移支付、转移财富，原来财富在银行，未来财富可能会在BAT（百度、阿里、腾讯）这类公司里。除了要关注P2P，更要关注创业。金融不应该只为金融机构挣钱服务，金融应该为产业服务。一直讲金融已经虚拟化，没有为实业服务，不希望在新的互联网金融领域又有同样的故事发生。而且，众融的业务因为创业，对于传统银行业务影响很小，传统银行对于中小企业、微创企业的贷款，本来就微乎其微。金融服务更需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奥巴马2012年签署《美国就业法案》时，只允许合格投资人（Accredited Investor），如我们的QDII、QFII等等进行投资。但在2013年4月5号重新的第三版修订案中，将投资者扩大成为了“任何人”，对投资人的身份资格、国籍都没有了限制。这表面上看是监管问题，但这更应看作是制度的创新，同时在吸纳全世界的钱和好项目。体制创新才是解决商业模式的根本手段。
再谈监管。大概十年前，我曾做过在线支付，跟支付宝同年，后来我们的投资方非常担心以后会面临监管问题、牌照问题，于是我们在做了两年后转让了，但坚持下来的像快钱、支付宝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后来几方联合成立了支付协会，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来管理，不少支付公司都拿到了牌照。互联网金融行业也应该积极推动做这件事，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讨论。我也相信同样的故事会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发生，2013年12月人民银行就成立了互联网金融协会。
监管必要，就应该做一点实际的事促进监管发生。党的十之后大家都在“解读”十报告，很多媒体从各个方面进行解读探讨。但是市场经济更成熟的美国人、欧洲人在做什么呢？他们在“游说”政府，“众融法案”就是在这样的“游说”下实现的。在我看来，如果希望为行业做贡献，不能停留在讨论层面，要有行动，让事情发生，让监管或者法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