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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管理论文范文1
1.1科技进步与创新能够大大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1.1.1科技创新是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核心。科学技术是企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当今经济的发展速度非常的快，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更新速度更是迅速，导致现代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面临的调整会更加复杂与严峻，因此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要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新动力，通过市场调研，不断探索最新的科技，并且将最新的科学技术应用到企业生产管理工作中，这样才能不断的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为企业的市场竞争增加砝码，最终促进企业的综合实力，比如格力集团依靠技术创新提高了产品的科技含量，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实现了企业的规模发展，最终成为中国500强企业。
1.1.2科技创新与进步是现代企业生产元素结合的中介与手段。现代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竞争，谁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掌握了市场主动权，我们分析市场中企业之间的竞争，如论是成本优势的竞争还是差异化优势的竞争，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元素，因此企业为了更好地发展，企业会通过各种手段实现企业内部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而资源的最大化利用需要科技创新与技术来支撑，也就是说企业资源的整合与重组必然会改变企业生产元素，进而激发企业的创新意识，创新意识的培养必然会提高企业的科学技术含量。
1.1.3科技创新与进步支撑现代企业的管理。科技创新与进步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因素，其对企业管理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一是科技创新与进步提升了现代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科技创新与进步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企业就不能获得长期发展，因为科技创新可以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先进的生产工艺以及掌握世界上最核心的生产技术等，进而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二是科技创新与进步改变了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现代企业要想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除了具有先进的生产设备、生产技术之外，还需要具有科学的管理模式，而企业通过科学创新与进步，会提高企业的管理由重视资源消耗管理向以经济效益提高管理模式转变。三是改变了现代企业的生产模式，通过科技创新与进步企业的投入与产出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技创新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益，实现了企业以最低的生产投入获取最大经济效益的目标。
1.2科技的进步与创新能够促进现代企业可持续发展
1.2.1科技进步与创新是现代企业践行科学发展的具体体现。企业作为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发展最终目标就是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因此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过分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责任，比如有的企业在国家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其想到的并不是如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是如何发灾难财。而企业通过科技创新与进步可以规范企业的发展模式，引导企业正视自己的社会价值，帮助企业树立正确的企业文化。
1.2.2科技创新与进步实现了企业的资源优化配置。企业要想发展好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整合企业资源，优化配置资源，通过不断的整合与配置资源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因此企业在进行科技创新时一定要围绕企业的成本管理规律，提高企业管理者对科技创新的认识，使科技创新在企业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最大的效能。
1.3科技创新与进步对现代企业经济实力的提升。科技创新与进步对现代企业经济实力提升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科技创新与进步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低决定着一个企业的发展能力，如果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就说明企业的生产能力强，其获得的经济报酬就高，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企业的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关系，企业的科技含量高，就会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企业产品的质量。二是为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技术支撑。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我国企业必然要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中，我国企业如何与国际上的企业进行竞争是我国企业管理者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依靠科技创新与进步是世界上任何企业发展的不二法宝，通过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会大大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实现我国企业向世界500强方向发展。
2依靠科技创新与进步，提升现代企业管理的具体对策
2.1制定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
2.1.1培养优秀的企业管理的人才。企业要想实现科技创新与进步，就必须要为科技创新与进步提供良好的发展氛围，而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是保障科技创新的基础，但是企业的管理制度建设与改革离不开优秀人才的支持，因此要想实现企业管理制度的科学化、先进化就必须要大力培养优秀的企业管理人才，一是，现代企业要积极与高等院校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利用高校资源为企业培养具有高端知识的现代企业管理人才；二是，现代企业要借鉴与参考国外先进国家企业管理经验与成果，提高我国企业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
2.1.2完善与改革企业管理体制与制度。现代企业要通过完善的管理体制，优化企业的管理制度，形成严格的管理系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与质量。企业要根据现代企业管理要求，明确企业的管理权限，制定清晰的规章制度，实现企业的规范化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科技创新与进步在企业中的应用。
2.2建立科技创新与进步的市场服务体系
2.2.1为企业科技进步与创新统筹资金。发挥科技创新与进步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因为科技创新与进步需要企业大量的资金，而企业受到自身发展的限制，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企业的科技创新与进步，为此国家相关部门要为企业的科技创新与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比如我国建立的融资担保政策、鼓励具备上市条件的企业上市、建立企业贷款风险基金等。
2.2.2建立企业科技进步与创新的信息化平台。随着信息化技术在企业中的广泛应用，企业的科技创新与进步需要企业为其提供一个成熟的信息平台，因为通过信息化平台可以将科技创新与进步应用到企业的每个管理环节中，比如企业的财务管理可以借助计算机工具实现会计的电算化，同时通过信息化平台可以提高企业管理手段的民主化，使得企业的管理决策更加科学化、合理化。
2.3强化政府的监督职能
现代企业的科技创新与进步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它需要企业不断地创新与改变，因此企业要想实现科技创新与进步除了在资金、管理手段上入手之外，还需要一个外在的监督机制，也就是政府部门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企业的科技创新与进步。
2.3.1制定财税激励政策。基于科技创新与进步对企业管理的重要影响，国家要加强对企业科技创新与进步的支持力度，首先财政部门要增加对科学创新的支持力度，对具有科学创新的企业要给予资金支持，通过财政资助、贷款扶持等引导企业积极开展科技创新研究；其次税务部门对科技创新企业实施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比如对投资中小创业风险投资的企业，可以实施投资收益免税或者按投资额比例抵扣税收的优惠政策。
2.3.2增加政府财政补贴政策。一是，在企业引进科技产品时提供优先选择的待遇，对经过企业消化吸收再创新生产的科技产品，纳入政府优先采购的范围，建立政府首购和订购制度来激励企业引进科技，形成创新概念；二是，政府对企业增加科技创新人才，扩大人才基金使用范围，以及第一次在本国或本市兴办高新技术的国外优秀企业，财政部门将给予专项奖励。
3结束语
科技与管理论文范文2
关键词：顾客企业关系营销
关系营销是一个世界普遍的趋势。绝大部分公司都在研究、评价、实施关系营销的战略和计划，这些公司都在期望与他们最好的顾客建立强有力的关系。
但是，绝大部分关系营销的文献是从企业的视角出发的，很少是从顾客的视角出发的。如果仅从企业的视角出发，就不能形成互动、互利、互惠、相互依赖、互信的真正的关系营销，建立的营销忠诚可能是片面的或伪忠诚，如价格忠诚、方便忠诚、习惯忠诚、态度忠诚、功能忠诚，不能实现顾客真正的忠诚，形成的很可能仅仅是行为忠诚，而无心理忠诚。顾客忠诚是一个极为复杂动态的体系，因此本文是从两个视角出发来分析关系营销来实现顾客忠诚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从顾客的视角来看顾客与企业关系
关于顾客行为的一般文献都认为目标导向的顾客行为是由动机或需要所驱使。顾客之所以要与企业建立关系，或者说有意识地重复购买某家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为了实现某种关系的需要，并且从这个关系中获益。消费者把关系看作是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
格温纳、格利姆勒以及特纳从顾客的视角对关系利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把顾客从公司获得的利益分为四类：社会利益（b1），涉及到顾客与单个雇员关系的情感部分，即顾客享受到与雇员之间融洽积极的关系，认为这种交往是一种乐趣和把雇员看作老朋友。我认为还要涉及到品牌利益，社会对个人身份的认可和某个群体的归属感；心理利益（b2），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对公司的产品和品牌具有信心。主要是从信任的视角来分析的；经济利益（b3），顾客可以从关系中获得的金钱和非金钱的好处。金钱的好处有获得价格折扣、数量折扣、赠品等经济实惠。非金钱的好处有节约时间和成本，减少购物的复杂性，对产品或服务积极的体验和感觉；特殊待遇利益（b4），如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向顾客提供的定制服务。
按照索斯顿·亨尼格—梭罗、凯文·P·格温纳和德怀恩·D·格利姆勒(1999)的观念，从两个纬度来进行划分企业与顾客关系类型，分别是顾客通过关系获得的利益和选择的自由度。把顾客与企业的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贡献”的关系，另一种是“基于约束”的关系。如图一所示：
无论是否可以自由转换，顾客认为保持与企业的关系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这类关系就是基于贡献的关系。当无转换选择时，顾客与企业保持关系只能获得微小的利益，这类关系是一种基于约束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由于契约或转换壁垒的障碍，使消费者不得不保持关系。
第一种类型的关系涉及到核心产品或者核心服务有密切联系的利益。第二种类型涉及到与关系本身有关并仅仅与单个交易的质量发生外部联系的利益。巴恩斯把基于顾客关系需要的满足和优质关系利益交付的顾客——公司的关系看作是真正的关系。当竞争产品或服务之间几乎没有差别，或者消费者即使在使用后也很难对产品或服务做出评估，那么第二种利益就很重要。从战略上讲，由顾客——公司关系相互作用派生出来的利益非常重要，因为复制这些利益是非常困难的，这有利于公司创造竞争优势。
根据以上的分析，基于贡献的关系是供应商最感兴趣的也是他们最需要的，因此我们要实现顾客忠诚，必须扩大上述的四种利益，并且这些利益必须要大于顾客从竞争对手那里获得的利益，使顾客认识到和公司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获得比竞争对手更多的好处和利益。即B=max(∑bi)（i=1，2，3，4）和B﹥Bt（t表示竞争性的供应商），这两个条件是实现基于贡献的关系同时所必备的。
本达普迪和贝利继续对“基于贡献”的关系和“基于约束”的关系的区别，并说明这两种关系的决定因素。基于约束的关系被认为是来源于顾客对公司的依赖，而基于贡献的关系被认为是顾客对公司的信任。在基于贡献的关系中企业的非机会主义行为加强了这种良好的关系。他们把顾客与公司的关系的决定因素是对顾客对公司的依赖和对公司的信任。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的从企业的视角得到认同，信任和依赖无论是顾客的视角还是从企业的视角都是双方互动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
服务部门对心理利益尤为重要，这是与营销中的信任结构的关键地位是相一致的，顾客对供应商的信任是建立在信任的关系基础之上。公司的信任可以通过产品的质量担保书，增加对顾客、产品和服务的投资来增加顾客的忠诚。
扩展社会利益，最为重要的方面是与顾客建立友谊，企业必须在与顾客建立良好友谊时坚持如下原则：情感支持原则，尊重个人的隐私原则和对其他友谊的容忍，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有限制的，主要是成本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必须对与顾客接触的雇员进行培训，以便在接触过程中展示这些原则。
在促销进行拓展顾客的经济利益和特殊待遇时，必须考虑到如下的问题：一是为顾客提供这些待遇时成本多少比较合适；二是考虑到是否会助长顾客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顾客忠诚；三是考虑到那些没有涉及到这些待遇的顾客，可能会认为受到不公平待遇，但他们同时又认为自己是忠诚顾客。
不仅如此，企业必须考虑到满足顾客多方面利益的整体性方案，而不仅仅满足某一方面的利益。而且实施这种关系战略不仅仅要考虑到单个顾客需要还要考虑到关系的细分市场。菲利普·科特勒划分了5种不同的层次：基本型：销售人员出售商品，但不再与其接触。反应型：销售人员出售商品，并鼓励顾客有问题或不满打电话给公司。可靠型：销售人员主动打电话询问产品使用情况并向顾客征集改进产品的建议。主动型：销售人员经常与顾客联系，讨论改进产品用途或新产品开发建议。合伙型：公司与顾客一直相处在一起，找到顾客的消费方式或引导顾客消费的途径。供应商按照这个视角进行分类，采取不同的策略分而治之。关系利益的组合必须依赖于特定的市场环境。
从企业的视角来看公司与顾客的关系
从一开始，关系营销理论就是立足于供应商的视角。关系营销一词是1983年首先引入文献的，1985年巴巴拉·杰克逊在产业市场营销领域提出这个概念，认为：“关系营销是指获得、建立和维持与产业用户紧密的长期关系。”营销大师科特勒说：“在这个新的变化的世纪里，企业唯一可以持续的竞争优势是它与消费者、商业伙伴及公司员工的良好关系。我们认为，关系营销是识别、建立、维护和巩固企业与顾客及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关系的活动。关系营销的实质是在买卖关系的基础上建立非交易关系，以保证交易关系能够持续不断地确立和发生”。科特勒认为：企业营销应成为买卖双方之间创造更亲密工作关系和相互依赖关系的艺术。
事实上顾客忠诚是很难进行定义的，总的说来，测量顾客忠诚有三种方式：行为测量；态度测量；合成测量。行为的测量，考虑到一致、重复的购买行为，作为一种忠诚的指示器，但问题是重复购买的行为并不总是心理对品牌忠诚的结果。例如，一个旅行者可能待在某家宾馆是因为它具有最便利的位置。当一家新的宾馆出现，他们马上转变行为。这样重复购买的行为并不意味着承诺。
态度测量是使用反映附加在忠诚的情感和心理之上的态度资料，涉及到顾客是否与企业建立真正的关系。态度的测量与忠诚的感觉、承诺、忠贞联系在一起。
第三种测量方式是两种方式都用。就是利用两种纬度去测量顾客忠诚，通过顾客产品的偏好，品牌转换的倾向性、购买的频率、最近的购买、购买的总量用态度、行为两个纬度去测量顾客忠诚，增加了顾客忠诚的预测准确性。用两个纬度去测量顾客忠诚的方式可以在服务领域诸如零售、娱乐、旅馆、航空等使用和支持，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有重要价值的工具。
Jones和Sessar（1995）认为，顾客忠诚度不仅包括顾客对所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满意程度，更重要的是他们继续购买产品和服务的可能性。James（2002）认为，顾客忠诚度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购买频率、钱包份额、口头传播等，更重要的是，顾客与公司接触交往时的感受和情感体验，关键在于将行为的联系转化为具有情感特征的联系，使之具有信任、信赖、社区感、共同目标、尊重、依赖等内涵。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他们包括了顾客的视角和企业的视角。对此做出全面分析的是摩根，他在关系营销的承诺——信任模型中认为关系的建立过程是从根本上是由关系的内容所塑造的。在任何营销关系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和参与了经济、资源和社会的交换。
我们知道顾客忠诚与企业的盈利有中正相关的关系。Reichheld和Sasser(1990)发现一家公司顾客保留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5%，它的盈利增长25%到85%之间。Gould(1995)通过他的研究巩固了顾客忠诚的盈利率，支持了ReichheldandSasser他们二人的发现。
顾客的忠诚导致盈利的增加，这主要是通过减少营销成本，增加销售，减少运行成本取得的。忠诚的顾客因为价格很少转换，他们比非忠诚顾客购买更多(ReichheldandSasser,1990)。Raman(1999)指出，忠诚的顾客作为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主要是通过推荐和口头传播。这些合作伙伴关系的活动，对公司而言是最好的可利用的广告。忠诚顾客可能会通过购买更多份额和更加频繁购买。BowenandShoemaker(1998)发现忠诚顾客比非忠诚的顾客购买更多的食品和饮料。最后，忠诚顾客服务的成本低，因为他们了解产品，只需要更少的信息。他们可以作为公司的兼职雇员进行工作。这样忠诚的顾客不仅要求知道很少的信息，而且他们还可以作为别的顾客的信息来源。
罗伯特·M·摩根、泰米·N·克拉迟费尔德和拉塞尔·雷斯提出了顾客忠诚项目的关系模型。如图二。
经济内容是指包括参与关系的经济利益和成本。资源内容，关系各方参与长期关系是为了保证得到他们无处得到的资源，如顾客会寻求品牌、稀缺的产品或感觉很好的服务，而企业会寻求宝贵的分销机会、更高的销售额、信息反馈等，双方都希望通过关系增加他们的竞争力。两者之间通过依赖、战略利益、互惠与公正，在资源内容上实现了双方的承诺。社会内容是指一个培养沟通、诚实、公平交易和对关系伙伴认可的社会环境。
如图二所示，实施顾客忠诚项目有如下的结果：顾客保留、顾客份额（产品溢价、交叉销售、增量销售）、顾客推荐、合作、降低促销费用、降低产品开发费用，这些都加强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提高了核心竞争力。
企业要实施顾客忠诚项目，必须从三个方面出发，即经济内容、资源内容、社会内容。这些和从顾客的视角几乎是一样的，从而实现了关系是相互理解和互利的。一般说来，主要是从产品、顾客、服务的角度来实施这三方面的内容。(见表一)
无论是从顾客的视角还是从企业的视角，他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建立关系，只是角度不同而已，都把关系看着实现双方各自目的的手段。虽然他们之间还存在着距离沟，存在着相互排斥的东西，这是因为双方的利益立场根本不相同，但企业的实施项目却体现了双方的目的，即是为了从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这可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实施顾客保留项目要坚持顾客导向，评估顾客满意度，追踪服务质量，努力实现顾客四种利益，在这基础之上实现企业的利益。在实施顾客保留项目中一定要遵循规划、准备、测试、分析的过程，因为实施关系营销需要付出成本，避免给企业造成更大的损失。
参考资料：
科技与管理论文范文3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2月－2013年11月期间北华大学附属医院骨科收治的160例患者，其中男76例，女84例，年龄36～78岁，平均年龄(56．3±9．5)岁，其中59例患者患腰椎间盘突出症，51例患者患腰椎骨质疏松症，26例患者患腰椎管狭窄症，24例患者患颈椎病。所有患者临床均表现为病椎部位有疼痛和压痛，同时伴有不同程度的抽筋、疼痛、四肢麻木以及肢体活动障碍。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80例，两组在性别、年龄以及疾病等方面对比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两组患者可进行对比分析。
1．2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手术治疗，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的骨科护理管理方法进行护理，而观察组患者应用无痛护理管理体系，首先要对患者的疼痛进行客观、准确且全面地评估，在全面系统的问诊基础上重点地采集患者的病因和疼痛的性质、程度、部位以及伴随症状等，根据患者的疼痛程度给予相应的镇痛措施。建立患者的疼痛档案，准确掌握患者的疼痛情况，提前进行护理干预，减轻患者的疼痛，改善患者的睡眠和生活质量。积极给予患者心理护理，了解患者的主观感受，对行为反应过激的患者给予耐心劝解，给予包括自我控制疗法、分散注意力、音乐疗法以及暗示疗法等心理护理干预技术缓解患者的疼痛。积极争取患者家属的配合，争取与患者家属建立和谐和信任的关系，鼓励家属安慰并体贴患者，使患者感到生活在温暖和受重视的氛围中，以增强患者战胜病痛的信心。
1．3观察项目
观察两组患者的满意度情况、住院时间以及住院费用情况。使用自制调查问卷调查患者对疼痛护理的满意度，住院时间是指患者从住院第1天直至出院的这段时间，住院费用是指患者住院期间产生的各种费用总和。
1．4统计学处理
所得数据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处理，以(x珋±s)表示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观察组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而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患者对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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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目标
总的来说，信息时代对人才培养的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语文课程的目标应该符合这个总体目标，为培养信息时代的人才服务。同时，与其他学科相比，语文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在服从人才培养总体目标的前提下，它应该有自己的侧重点和特殊任务。
1.语文课程的目标观
民族性与多元化。信息技术革命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教育也逐步走向国际化。同样，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也趋向全球化、网络化和虚拟化。因此，我们必须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审视语文教育目标，制定语文教育政策。一方面，民族语言是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最有力的纽带，正确理解和运用民族语言及其所体现的民族文化，抵制外来语言和文化的霸权与殖民，是母语教育无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全环化必然导致多元化。因此，就语文教育而言，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正确处理好母语教育与外语教育的关系，正确理解双语教学的意义以及准确把握其分寸就显得很有必要。但总的说来，应该加强民族语言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使自身有一个参照系，更好地向西方学习。
人文性与技术化。在信息时代，计算机与网络的操作技术成为语言生活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比纸和笔的操作更复杂，更具技术色彩。同时，多媒体和超媒体技术丰富了人类思想的表达手段，非文本的可视化媒体将与语言文字紧紧地融为一体。发展技术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追求高效率，因此，培养学生高效率的技术化语文能力，将成为语文教育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由于高效率的原则就是要求企业化、标准化和统一化，因此，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又容易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当前，科技与人文的割裂正呼喊着科技与人文整合，这将使人们在追求语文能力技术化的同时，追求语文教育目标的人文性，包括对语言思维、语言道德和语言审美情趣的重视，对文学作品中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其思想品德教育价值的重新评估。
普及性与艺术化。普及性是指过去仅局限于一小部分人群、具有高不可攀的神圣地位的语文教育目标，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成为大众化的目标。如计算机网络技术为电子写作、电子投稿与发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学生可以不受应试教育和语文教师的约束，人人都可以自由地、随时随地地发表自己的思想和看法，从而出现了大众化的“网络文学”，曾经神秘的“创作”成为一种普通的、大众的“写作”。在文学的发展上，这就是所谓的后现代语言的话语权威发生了变化，公众话语早已成了明日黄花，个人性话语、私人写作渐渐盛行。至于艺术化，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多媒体技术的出现，使便利的多媒体表达与文本表达融为一体，语文教育目标带上了更多的艺术色彩；二是由于键盘输入、扫描输入、摄像输入、摄影输入和语音输入等输入方式的不断丰富以及利用计算机进行文章修改与编辑的方便性，传统的纸笔书写可能将逐渐让位，而隐退为一种少数人所专有的、纯粹的书法艺术形式。
生活化。信息技术为语文教育目标的生活化提供了条件。多媒体与网络技术能模拟真实的生活环境，使语文课堂教学更加接近现实社会，使语文教育目标更富有真实的交际价值，做到学中做、做中学，学用一体化。如多媒体的互动技术可以模拟演讲、报告、采编等应用语文的真实环境和活动，网络技术使写作具有真实的交际目的，这就为语文教育目标生活化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个性化。信息时代文化价值的多元性、信息资源的丰富性、人才需求的多样性和创造性，使语文课程目标不再整齐划一，而应该承认语文能力的个体差异，从“一纲多本”发展为“多纲多本”，从“教学大纲”发展为“学纲”，鼓励学生根据社会的发展、自己的需要和潜力确定语文学习目标的总体要求和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个性化学习。这样就有助于实现语文教育目标的个性化，使全体学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2.语文能力的变化
电子化的读写能力。电子读写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前所未有的语文形态，它与传统的读写一样，成为信息时代人们必备的基本能力。电子读写能力包括多媒体阅读能力、超文本和超媒体阅读能力，基于网络和资源库的检索式阅读能力，键盘输入、语音输入、扫描输入等多样化的输入能力，多媒体写作能力，超文本和超媒体写作能力，网上写作能力，电子投稿与发表的能力以及电子读写一体化的能力。这些能力除了必须具备传统文本读写的基本能力外，还包括一些特殊的知识、技巧与策略。如多媒体的解读，各种字体、字型、字号和不同文本版式的处理，页尾、页脚、脚注和尾注的运用，网络导航的技能，网上交流工具的熟练使用，网络礼仪和网上交际规则的把握。此外，电子读写对传统的文本读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由于电子读写的便利性和极强的交互性，电子化的文本资源极大丰富，以及情景化的多媒体与文本的融合，使其所表达的观点往往比传统媒体更加多样、复杂乃至隐晦，这就对批判性的阅读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又如在网上阅读时，由于超文本的功能，读者的眼光变得更加挑剔，如果文章缺乏吸引力，读者就可以迅速转移阅读目标，点击其他的栏目；反之，如果读者发现了优秀的文章，便会通过BBS、E-mail等电子手段在Intemet上迅速传播，影响范围极为广泛。并且读者还可以利用网上的交互方式，打破与作者的鸿沟，与作者甚至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对话。这些特点对网上的作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作者也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快速读写的能力。质量和速度是衡量语文能力的两个重要指标。传统的语文学习注重语言的品味与揣摩，强调对语言的理解与感悟以及对文章主题思想、写作特色的全面把握，强调字斟句酌的写作和修改能力，这是语文学科特性的必然。在信息时代，它仍是一个重要的语文教育目标。但不限于此，由于信息时代网上信息的更加自由、开放、随机，人们所能接触的信息量剧增。在这些信息中，既有大量有价值的，也包含了许多价值不大甚至有负面影响的垃圾信息。因此，信息的快速捕捉能力、筛选能力和鉴别能力必将进一步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为了应对全球化浪潮带给人类的更加频繁的交往，在信息时代培养快速的写作能力也显得很有必要。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写作成为有真实目的和意义的交流工具，如果能提高网络写作的速度，那么其快捷与方便的特点就会使它的交际价值能与日常口语交际相媲美。又由于网络写作能整合传统写作本身的优点，因此，它在远程、长篇和深思熟虑的交流方面则将超过日常的口语交际。
实用性和研究性文章的写作能力。文字处理技术如WORD、WPS使写作快捷而简便，网络技术如E-mail、BBS使写作具有真实的交际目的。写作将像口语交际一样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利用电子写作与传播，人们能够随心所欲地表达思想、交流看法，而这有赖于实用性文章写作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CD-ROM和网上信息资源的丰富性、电子写作工具的便捷性，使研究性文章的写作不再局限于大学生、研究生和专家学者，越来越多的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也有条件参与到研究性的写作中来。他们能方便地利用电脑网络请教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并开展网上协作，能搜集、阅读大量的信息资源，并进行不断的重组、加工与再创造。
规范性的口语表达能力。随着人机对话技术的发展，人与电脑之间的口语交流、人与人之间通过电脑与网络的口语交流将日益频繁。无论如何，电脑还不是人脑，人与电脑的对话就要求口语的表达具有适当的规范性，并掌握人机交互的会话策略，使电脑能够理解。由于当前的人机对话研究主要基于书面语言，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口语表达的规范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出现向书面语靠扰的趋势，如词汇省略现象的减少，句子趋向于完整，口语能通过电脑显示出来，从而具有书面语的视觉特征，能够被修改、补充与保存。
二、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内容
1.语文学习对象的变化
多媒体。传统语文学习的对象主要是语言文字，而多媒体技术的出现，使图像、声音、视频的运用与文本一样便利，它们不再局限在少数人专有的艺术创作领域，而是与文本融为一体，成为表达思想的共同方式。从当前的多媒体作品来看，多媒体与文本的融合有三种方式：一是像过去语文课文中的插图或朗读时的背景音乐一样，对文本的理解起辅助作用；二是以多媒体的表达为主，文本起补充、说明性的辅助作用；三是像文本一样都是表达思想的主体，如果删除多媒体部分，思想的表达就不完整，文本也得不到顺畅的解读。因此，掌握多媒体作品的特征与格式，理解和灵活运用多种媒体的能力，如图像解读、音乐鉴赏、视频阅读、文字处理、多媒体创作、E-mail技巧、网上实时交流、电子投稿与发表、电子工具书的使用等，成为语文课程的一项新内容。这些内容与信息科技课程不完全相同，信息科技侧重对计算机硬件以及软件技术的基本操作，属于基础性的技术课，语文课程则侧重利用信息科技表达思想内容的能力，特别是培养学生利用文本媒体与其他媒体一起完成交际任务的能力。
网络语言。随着网上交流的日益频繁，语言文字在词汇、句式、语体和语用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日益增加的缩略语、大量出现的谐音词、界限逐渐淡化的各类语体，从而产生了“网络语言”，包括网上的口语、书面语甚至网上的方言。一些“网语”正从网上渗透到现实生活中，成了语言生活的一部分。一旦“网语”约定俗成，就会引起社会语言的变化，从而引起语文学习对象的改变。
网络文学。电子写作的便利和网络语言的产生，催生了网络文学的兴起。网络文学是指首次以电子形式在网上发表的文学作品。网络文学具有通俗性、即时性和互动性的特点，并且篇幅短小，多数在2000字以内，但数量众多。在内容上，主要表达自我的感受和心情，所以一些较成熟的作品深受年轻读者的青睐。由于计算机网络尚未得到全面的普及，也由于传统的印刷媒体根深蒂固，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往往仍由传统媒体出版发行，这样做虽然失去了网络文学的一些特点，但进一步扩大了影响。但不管怎样，经过“优胜劣汰”，网络文学都将与传统的文学作品一起，成为语文学习的对象。
主题词。在当今信息激增的时代，论文的写作要求概括与提炼主题词或关键词，以方便电脑的处理；获取信息的检索式阅读和快速阅读也要求输入主题词或关键词，以进行准确的查询。在传统的语文教学中，虽然也重视对词语的理解与运用，但都没有上升到信息检索的高度来进行，因此，信息时代的语文教育应该加强对主题词的教学。
2.语文课程内容选择范围的变化
语文学习领域的广阔性。网络技术的普及，网上的资源共享与交流，使人类的语言生活和语文的学习领域更加广阔。语文的外延不仅包括现实的生活领域，还包括网上虚拟生活中的语言活动，语文的外延等于现实生活和网络虚拟生活的外延之和。语文学习的材料和范例也因此更加多样并富有动态性，语文课程真正成为跨学科的综合性课程或“全语文”课程，“大语文”教育也更容易得到实现和推广。
语文课程内容的多样性。语文学习领域的广阔性拓展了学生获取信息资源的渠道，这必然要求语文课程采取主动、开放的姿态，积极引导学生接触各种主题、各种风格的语言学习材料。既可以选择贴近社会发展的社会历史作品，如时代主题、斗争、革命、爱国主义、群体意识，又可以选择讲人性，讲亲情、爱情、友情，讲平凡小事，讲普通生活与工作的文章；既可以选择革命文学，也可以选一些改良、保守、通俗的作品，让学生感受到文化的多元性。但在信息资源极大丰富甚至极度泛滥的背景下，更要注意语言学习范例的选择，一方面要积极抵制腐朽文化的侵蚀，另一方面也要正确处理好精读与泛读的关系。
5.语文课程结构、载体和相关术语的变化
科技与管理论文范文5
关键词：科技史；历史；历史哲学；科学主义；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属性存在，它表现为某种流变的过程。从实体方面来看，历史过程的主体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从关系方面来看，则历史过程还要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类摆脱种种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能够更深刻地体现历史在时间中流变的本质。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是说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有借助于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够被识别从而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创生人类的那个所谓纯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这一相互作用获得的经验经由推测而成为历史的。所以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三个方面。这种历史概念不仅超越了实体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消除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极对立，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提升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解放的共同事业中。
科技史从属于历史，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既不能够被错误地归结为自然史，也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史。自然史是指独立于人类的那个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包括宇宙史，天体史，地球史，动物史，植物史等许多具体分支。它们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科学活动，它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由科学研究加以确认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然史研究领域中，科学与史学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还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这当然就更是错误的。社会史是指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个由人际关系所关联起来的社会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别史、世界史等众多的分支。它们首先在人类的感知中直接成为历史，而后才被纳入到历史科学中。许多人认为，科技人员是属于社会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展开的，所以他们把科技史也看成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就未免失之浅薄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接着讲，科技人员是属于自然的，科学活动也是在自然界中展开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科技活动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是一种相对自足的存在，而社会的意志性活动则无疑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否定。科技活动既是对以自由意志作为特征的社会非理性过程的一种否定，同时又是对自然理性的一种回归。历史正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
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中，它处于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隶属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范畴。人类社会所曾历经的种种自然灾难史，是自然界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历史，正是它开启了人类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历史，迫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摆脱奴役、寻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开天地、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就是人类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从神话史开始，经过巫术史与宗教史，历史在哲学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并最终在科学史与技术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这里之所以说科技史实现了历史的自我认识，是因为科技史不仅谱写了自然界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人工自然的历史，第一次在实证的意义上描绘了一幅完整、系统和详细的历史全景图。如果说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的世界，社会史所记录的是一个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则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是一个从自由意志走向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的一种和谐与统一。它不仅关联着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而且直接关联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精神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关系的，而且它从自然界所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对现存的社会关系来说也确实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科技人员是科技史的主体，从物质的和世俗的层面来看，他们同其所生活的社会具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而从精神的和超越的层面来看，他们则同社会的其他成员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这就使科技史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和不同寻常的人文精神。科学与技术首先是科技人员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修身养性的一种形式。这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在现代为功利主义所主宰的所谓大科学和高技术社会中，真正的科技人员精神始终也还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活动是这样，技术活动也是这样。所以，科技人员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从社会人际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处，欣赏到绝大多数人所无法观赏到的那种独特景观。这是在科技史的深处所隐藏的一条独特和永恒的规律或法则。
二、思维“建构”中的认识论分析
历史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对存在的一种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种呈现在史料关系中的虚拟性存在。由于历史事件的流变性和否定性特点，人们通常所能够面对的就只能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各种回忆和记录。事物和现象的稍纵即逝、不可重复性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史料推到历史前台，人们只能根据这些史料重构人类已经逝去了的历史。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史料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史料，就没有任何可以知晓的历史；构造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关键，如果没有对于历史史料的梳理，历史就只能是一种僵死的文字堆积而不可能真正成为鲜活的历史。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表述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内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未来所发掘的新史料还将不断地丰富、完善和修正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有时甚至重构正在传世的历史。
历史是一种呈现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现为某种史料之间的依存关系。传统史学非常重视收集历史史料。中文中的历史与英文中的History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时指称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录。司马迁把自己所撰写的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历史称之为《史记》，而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则把他描述希波战争的著作直接称为《历史》。历史史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本来的历史作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存在的具体事件已经烟消云散了，人们只能根据那些历史记录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再现那一去不复返了的历史。从原则上讲，史料在总体上应当内在、自足、唯一地蕴涵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无论同本来意义上的历史有多大的差别，人们也只能、而且必须把它作为本来的历史来追求。因为从认识论上讲，史料之外的历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伪问题，其存在问题确实应当被悬置起来，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历史可知性与真实性问题则全然不同，尽管这种记录在史料中的历史仍然保留了历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点，但它却绝不能够继续被悬置起来；否则，史学将丧失自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追求而彻底蜕变成为一种文学。
历史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可能性存在。历史学家不仅需要考证和梳理历史过程遗留在客观知识世界中的种种历史史料，而且还必须综合各种史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现一个感性具体的历史过程。任何一种历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由于不同历史学家所占有的具体史料不同，从而关于同一历史过程的描述就必然会有所不同。同时历史学家要超越有限的具体史料再现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就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合理的推测与说明，对于可疑的或存在争议的具体史料还需要做出某种特殊的解释，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不确定入史料的梳理过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牺牲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以，任何一种历史所描述的事实上都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种不同的历史一定是平权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础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版本，其各自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一方面依赖于自己所赖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开放性及其对未来所出现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把历史的建构性推向极端的建构主义是对历史的科学精神的一种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认同。
首先，在形形的历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中历史记录与研究成果是同时保存的。科技史中不仅具有文字记载，而且同时具有与文字记载相应的思想成果和物质产品一起保存下来，里面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依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历史事件过去了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很难再找到其它的旁证。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记录下来的科技活动，就一定具有传世的东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当时的历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读。牛顿与麦克斯韦早已经成为历史，然而经典力学与经典电动力学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瓦特与法拉第也已经成为历史，可是蒸气机与电动机则继续构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鲜活的历史史料中，人们可以见证到当时的历史。当然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文学作品的意义通常需要读者结合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加以阐发，而且不同的读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读，缺乏必要的确定性。科技产品则不同，它们的意义将由逻辑、符号与实物内在地和无歧义地规定在具体的概念、理论和产品中，从而永远都是确定的与历史的。尽管不乏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热衷于把科技产品作为文艺作品加以解读，试图阐发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解放意义及其社会颠覆作用，然而最终则还是无法撼动它们的科学意义。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它的科学价值。科技史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科技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包含着有关自然史乃至社会史方面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不仅保存着大量已经过去了的科学事实，而且隐含一定的科学问题、丰富的科学思想与独特的科学方法，从而它也就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无疑也是科学的和现代的。竺可桢先生曾经把科学与历史结合起来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产生了巨大反响；席泽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记录证认超新星遗迹并判定其年龄也在天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很大反响；吴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国宋元时期数学的代数化和机械化特点，他首先将几何问题用代数方程表示，然后对代数方程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计算机算法，从而开创了机械化数学的新时代。中国拥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史料。在中国科技史上虽然缺乏某种成熟的理论思维成果，然而却不乏方方面面的观测记录资料。全面、深入、系统地发掘和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无疑将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实证主义曾试图把整个历史学变成一种经验科学，就像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它让历史哲学在其中去发现支配各种历史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科学主义的宏伟蓝图虽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学者的多方责难，然而它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代价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构是当代价值取向的，它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必然要表现为当代主义。如同自然史的时间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样，科技史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萨顿认为科学“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4]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就是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5]这种历史只要有所选择和取舍，其结果就必然是当代取向的。所以，坚持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就必然要选择历史的当代取向。就连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著名的巴特菲尔德本人一旦进入科技史领域，也不能不选择当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按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6]这个判断在自然史与科技史领域里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到了社会史领域中，当代价值被淹没在党派的阶级利益之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了。因此，辉格史的核心问题是党派利益，而决不是什么当代主义。所以客观地说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断然不能适用于科技史领域；否则，将会导致现代科学彻底丧失自己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形形的蒙昧主义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所向往的所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导致历史学家丧失自己对现代社会的道义责任。当然在社会史领域中，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构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历史中的建构。自然史是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建构是人类科学认识发展的一种产物，其建构性直接表现为它的客观历史性，或者具体说来，就是科学认识的阶段性；社会史是一个人类自由意志相互冲突的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强力意志的发展，其建构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的主观性与阶级性；而科技史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一种历史性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和谐统一。科技史的建构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当代性这一缺省配置上。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编年史。只要有选择和取舍，就一定会有建构问题。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具备一种能够看到重要的细节与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而所有历史建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硬约束就是作为历史过程结果的当代。倘若一种历史没有能够走向当代，则它无疑是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历史幻觉与文学虚构。反辉格史的巴特菲尔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备这样一种历史天赋，从而才更加无法回避科技史的当代取向。当前有一股史学思潮一方面以历史的建构性解构历史的当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须有的历史客观性恢复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无非是要把科学与宗教等一系列本质上对立的范畴淹没和消解在历史的琐碎细节之中，把科学淹没和消解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学批判和改造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理性职能，为基督教文化垄断现代文明提供历史依据。事实上，科技史始终都是建构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统一。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三、“客观知识”传统之间的方法论分歧
历史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建构，内在地关联着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一种呈现在思想关系中的建构性存在。这里方法是历史建构的工具，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方法，不仅难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实；理论则是方法得以运用的动力和指南，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将失去其灵魂而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建构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共同运作的结果。科技史作为一种历史，在世界观和终极的意义上，无疑是应当同自然史与社会史共同分享一种统一的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然而在其具体操作的不同层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有些则显然是由于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所产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学方法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科学研究中的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说等逻辑思维方法和直觉、想象等创造性思维方法都曾被广泛地应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鉴别、科技史事件的梳理与科技史过程的建构中。科技史研究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科学方法的应用却绝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史领域中。事实上，科学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方法很早就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学研究领域中了。中国传统的史料学与考据学中就包含着多种科学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校勘和类推就是以归纳为主兼及演绎，他们首先是广泛地收集例证，在头脑中形成通则，然后再用通则推演同类；而“理断”则是以演绎为主，是以常理推断某一史料的真伪。实际上，在乾嘉朴学中归纳和演绎是经常同时并用的。当然其间也常常交替穿插着分类、比较、分析、综合、类比等多种方法。顾炎武倡导的“实事求是”正是朴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就认为：“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7]也认为“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他还把中国传统史学中提问、设答和证伪之术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一项重要的史学方法论原则。
从原则上讲，科学方法应当普遍地适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因为历史学就其思维形式来讲，是一门非常典型的科学。这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学所特有的怀疑、批判、求实和理性等科学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学处理的大都是即时和直接的观察材料，而历史学所处理的则大都是时过境迁的历史遗存。当然也有一些方法还存在着争议，例如演绎方法，迪昂就明确反对把演绎方法应用于史学，他认为“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不过西方人重视抽象的理论和建构，中国人重视具体的史料与方法；西方人重视先验的原则，而中国人更重视经验的实效。所以在两种不同语境中所说的演绎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上。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存在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从而它总是有限的，然而不断发展着科学方法的总体则是无限的。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似乎还不是如何在技术上确定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而是科学与人文的背景冲突，反科学主义的实质是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的主导权问题。记得金观涛曾把系统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就颇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非议。当然这种问题只能在科学与人文的持续冲突中自然历史地解决。
其次，科技史作为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逻辑的，它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关于自然过程的认识史，科技史是对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表述，它必须反映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谈到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时曾经讲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0]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是指客观世界现实的发展过程本身；而“逻辑”则是广义上的逻辑，泛指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作为事件的历史Ⅰ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史料的历史Ⅱ保存下来了；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研究还揭示了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一些重复的和稳定的关系，以这些普遍的历史规律作为基础梳理历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起作用的特殊规律。历史研究首先应当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历史Ⅱ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然后再以这一客观逻辑作为蓝图在思想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和丰满的历史Ⅲ。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应当作为编史学领域一项总的方法论原则。
在科技史领域，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地体现为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无论是萨顿和李约瑟的编年史，还是柯瓦雷与巴特菲尔德的观念史，本质上都是逻辑主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从哥白尼到牛顿，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既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过程。吴文俊教授利用计算机甚至从开普勒运动三定律中自动推导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说编年史还是萌芽状态的逻辑主义，则观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逻辑主义。二者彼此表里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科技史的主体。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历史的史料中丧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顿的炼金术编进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的辉格史；还有人热衷于张扬科学的宗教起源。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过在社会史领域，情况就要复杂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历史主义编史学纲领。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冲突作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逻辑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自身无法排除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史领域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复杂性。要超越这种复杂性必须超越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看待。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史领域中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础应当来自于历史，而不是哲学，它是一门历史科学。然而由于科技史与科技哲学长期的暧昧关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历史的科学精神。尽管“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历史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就是要把偏见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学家则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见的高手，哲学中充满了形形的偏见。尤其是当科学哲学发展到连科学家都不想接近的时候，科学史家就更是没有理由同这种东西联姻了。早在19世纪时，坦纳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学哲学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尔等历史人物时，其特有的哲学偏见致使他们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从而变得“非历史”了，所以他提醒历史学家要警惕“科学的哲学”。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与科学史的社会建制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开始彼此自觉地疏远了。然而历史主义的兴起又吹起了层层波澜。拉卡托斯所谓“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2]其实是在现代哲学社会学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一种谬论。它不仅断送了科学哲学，而且扰乱了科学史。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拉卡托斯的这一命题：“由教条的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所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党派的科学史支持的科学哲学则要同时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13]以至于就连库恩这样的著名的老牌历史主义者也认为，按照哲学理论“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14]而且“为哲学而写的历史，往往几乎不是历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学水火不容吗？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恬静无为的哲学，它应当是超越历史的演变过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应当是客观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话，则它应当回归一种元史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科技哲学。而真实的情况正如美国科学史家费诺乔罗已经指出的，迄今为止所有希望担任这个角色的人都没有成功。同时，真正的科学哲学也不是像历史主义者所向往的那样利用概念逼近真实的历史。无论科学哲学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学史实，它也绝不可能代替科学史的认识，反而科学哲学自身的价值在这种迎合科学史的逼近中丧失殆尽了。杜赞奇认为历史是反理论的，“历史学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学科。”[16]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历史学家警惕哲学家的圈套。哲学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贴近历史，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逻辑的，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默多克有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他说哲学家的讨论几乎从来不和历史学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不符”。换句话说，哲学也正是由于它所带来的与历史的“不符”而成为有价值的、启发历史分析的工具。[17]显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同这样一种价值是相去甚远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过外史的扩展走向社会史领域，最终实现整个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应当是内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质则比较复杂：一部分可以作为内史的扩展，例如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它们原则上可以纳入逻辑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中；另一部分属于社会史的延伸，例如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严格说来，这一部分应当作为社会史专题研究，它们在原则上可以纳入历史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之中。一般说来，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较为规范，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从总体上看，科技史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这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跨学科应用的试验区，是各种外来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战场。而任何一种方法在科技史领域中应用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它在理论上的自我证明，而取决于统一的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逻辑主义为纲领的科技史和以历史主义作为纲领的社会史之所以可能实现沟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内史可以通过外史横向扩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史也可以通过自然主义化纵向收缩自己的内涵，增强自己的理论性，使其能够被纳入逻辑主义的纲领之中，进而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真正统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大多数场合都把科学技术连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区分，这是由于科学理论中内在地蕴涵着技术原理，从而技术原则上应当作为科学的一种应用，尽管许多技术事实上都出现在科学之前。
四、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价值论批判
历史中蕴涵着价值，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性存在。无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还是作为一种史料而存在的历史Ⅱ，抑或是作为一种思维的建构物而存在的历史Ⅲ，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性存在。这里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隶属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其中主体的历史需求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前提，正是这种需求把历史的可能意义加以肯定并转化为现实的形态，没有主体需求的这种肯定和转化作用，也就无所谓历史的价值；而历史的客观属性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基础，是历史价值的一种载体，没有这样一种属性，历史价值将会失去它的依托，从而也同样无所谓历史的价值。人类出现之前或迄今依然独立于人类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是由于历史内在地蕴涵着人化自然史与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人类的存在本身已经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性。历史正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产着人类的历史需求并不断地满足这种需求的。它是一个以人类作为核心的价值增值过程，而科技史是历史价值运动的一个制高点。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轴心。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在摆脱种种自然奴役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从钢铁时代、电力时代到信息时代，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而科学技术则始终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萨顿曾经呼吁历史学家在把注意力从政治史与军事史相继转移到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和经济史之后，再进一步转移到科学史中来，因为“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19]而“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是作为背景而存在。”[20]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还在创造和扩展着历史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印刷术，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丰富与珍贵的历史史料；如果没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轻松地拓展如此广阔和充实的历史空间；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没有现代科学与技术，历史或许将永远尘封在历史学家的书斋里，而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识全球化的历史，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和把握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塑造着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它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自然界。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理性超越各种不同精神世界回归同一的自然界的结果，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按照萨顿的说法：“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或许我们应该说它是超越国度的。”[21]李约瑟则把人类科学的发展形象地描绘为一个“朝宗于海”的过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大海。”[22]因为人类是统一的，自然界也是统一的，作为自然界在人类精神中的镜像的科学技术也必然是统一的。统一的科学技术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求真务实与分工协作精神不断地破除民族国家所固有的狭隘视界，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创造着统一的世界历史，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仅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世界历史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一般说来，民族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尤其科学精神普世价值的认同与接纳程度，是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具备浓厚科学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阔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否则，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终走向反科技。近年来形形的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与反全球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再次，科技史是人类智慧逻辑演进的历史，是人类在这种智慧演进中逐渐摆脱奴役和寻求解放的历史，是逐渐消解与颠覆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历史。萨顿曾反复强调过：“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学技术不仅是能够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人类从此摆脱种种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类逐渐战胜迷信、摆脱神像、告别奴性、走出蒙昧的历史。按萨顿的说法，“科学史是人类的统一的历史、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逐渐得到拯救的历史。”[24]“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科学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25]这样一种宏伟的目标还将使科学家进一步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的内在精神奴役成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体的崭新的人类。爱因斯坦曾讲过：“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各个分支。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这样一种天地境界则显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将相尔虞我诈的历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动的历史，是科技劳动者智慧和创造的历史，它无疑是对人类传统历史价值观一种根本性颠覆。
最后，科技史中蕴涵着一种新的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并没有传统人文主义的豪言壮语，然而却更加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它也没有传统人文主义那种贵族化的浪漫情怀，但却更加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它是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的、既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却又是大众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这是我们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历史中难以看到的。萨顿毕生致力于利用科学史来弘扬和传播这样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28]“科学只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29]“每一个科学思想，无论它多么神秘，从其诞生到成熟都彻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终表现是无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为我们只是通过冷漠的印刷字体了解诗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认诗歌具有人性一样愚蠢。科学也像其它人类活动一样充满生机，正是由于产生它的特殊活动是最高级的活动之一，它充满了最高级和最纯洁的生命力。”[30]因此，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能理解科学的生命，正如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一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萨顿的理想和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科技史中的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说新人文主义至今依然风雨飘摇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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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李约瑟.世界科学的演进[A].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195.
科技与管理论文范文6
1、农业科技服务与管理的基本内涵
首先，农业作为发展的根本，对于我国的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农业科技服务中，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要素，一方面是在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为农业发展创造出来的一些优秀的成果，这些都是以农业科技的自然原理为基础得以实现的，并且在此基础上，利用多种途径将这些发展成果传递为接纳者，有效的促进了农业生产操作方式水平的提高。另外一方面，在整个农业体系中，不仅包括了农户自身，还有农业合作社以及相关的企业等，他们通过对科技的应用，将生产活动更加贴合市场的需要，从而获得更加理想的效益，并将生产活动中产生的问题向科研者得到反馈。这是农业科技服务中两点重要的内涵。
其次，在农业科技管理中，与农业科技服务具有一定的差异，在这一概念中主要是在科技流通的创新环节得以实现的，以参与主体为中心，通过特有的目标集合在一起，并且共同为这一目标作出努力，方式以及组织等相关的内容可以是多样化的，在整个过程中，都是由参与主体自行加以控制，对于现代化的农业发展建设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农业科技服务与农业科技管理的过程中，二者既具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不同点，例如前者更加注重相互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能够在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农业的发展，是一种外向性的表现形式。而后者是对现有的权利与义务进行再分配的过程，与之相反，属于内向性的表现形式，将二者进行有机的结合不但可以有效的促进整个农业发展水平的进步，还能使之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生态系统，在崇尚生态化的今天，这一系统的形成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2、农业科技服务与管理的基本特点
将农业科技服务与管理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从而体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一个特点就是主体复杂性，因为在整合的过程中，其中涉及了众多的单位，例如农业企业，又包含了农业企业中的科研单位，还有合作社等等，这些都是农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为农业创造了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其次是具有阶段明确性的特点，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科技服务与管理贯穿在整个农业服务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创新以及流通的过程中，这一变化极为明显。在创新阶段，主要是农业院校以及在企业中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通过对某一技术的发明与再创造。另外一个阶段是扩散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要对技术加以推广，使得更多的农户了解科技手段，应用科技手段。还有一个阶段属于接纳阶段，科技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主要还是需要得到应用效果的见证，只有农户看到了发展的希望，才能普遍的接受这一技术手段，所以在科研成果的接纳阶段，更加需要对某一科技的认知，为今后农业的创新发展作出突出的贡献。最后一个阶段是对信息的反馈，整个农业科技推广的过程中，只有发现不足并且改正不足才能实现农业的进一步优化发展，因此才要向农业科研机构反馈信息。
3、农业科技服务与管理的基本作用
将农业科技服务与管理进行有机的结合，主要是为了缩短城乡之间的差距。众所周知，在我国建设的过程中，城市的发展十分显著，但是乡镇却在资源以及发展途径上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性影响，这是造成城乡发展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如果城乡经济的差距不能有效的缩短，那么对于乡镇居民的生活以及收入等都会具有较大的影响，所以基于这一情况，通过将科技服务与管理进行有效的结合能够得以实现。在内外兼修的发展契机下，根据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以“赋权”的方式激发其潜力，同时加大外部资金的投入，共同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这样一来我国城乡之间的距离也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缩短，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新鲜的理念以及资本。
另外，可分层性地为农民提供科技成果。农民按照其生产规模还可被分为大户与散户，兼业户与纯农户，他们之间由于生产规模与收入来源不同导致的风险承担的预期也有差别。相比而言，大户与纯农户对农业新技术更具有敏感性，但在采用新技术时具有保守性；散户与兼业户由于其生产规模较小，收入来源多样，因此对新技术的采用具有滞后性，但在模仿先进农户时又具有积极性。另外，按照农民新科技采纳的时间长短，又可将农户采纳者分为创新者、早期采纳者、中期采纳者与落后者等。农业科技服务与管理要求对不同的农户采取区分性原则，不能进行填鸭式的科技注入，必须依据不同的农户生产心理与生产模式去推广一项科技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