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要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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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要范文1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糟粕

所谓传统,是世代相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之所以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也是开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与新道德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一)中华文明的核心元素

(1)易经:可以说是百家思想之源:天行道,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乃阴阳五行辩证思想的源头,具有超越古今的大智慧!(2)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追求世界客观规律本质的科学观,也是追求自然和谐的生命观!(3)儒家:人之初,性本善! 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以人性本善为出发点,追求博爱与大同世界,追求和谐完美的人文主义,讲究人文伦理,是人文思想的集中表现。(4)法家:人之初,性本恶!洞悉人性中恶的部分,以严明的法律约束一切,短短几百年,成就了 秦国一统天下的霸业!(5)兵家:智慧超越古今的兵家---孙子兵法,这些先人高度的战争智慧的结晶,可是当今最发达的美国也在学习的瑰宝!也是确保华夏民族5000年长盛不衰的强大的军事思想保障!(6)医家:中医,博大精深,具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超越时空的科学性实用性与高效性!(7)墨家: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用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①包容博大的精神。中国文化是开放的文化,是海纳百川的文化。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在不断地包容并融合外来文化。②天下大同的精神。“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今天中国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也是大同精神的体现。③中庸的精神。中庸不是当好好先生,而是一种为人处事上的恰到好处,是一种“黄金分割”的大智慧。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智、仁、勇”的结合才是完善的人格,而非强调一端,就是中庸精神的表现。④时新的精神。“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时新的精神体现。⑤以民为本的精神。“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宣示,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思想一脉相承的。⑥爱护他人和担当社会的精神。“仁者爱人”、“兼相爱,交相利”,都是强调对他人的关爱。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真正的个人幸福,必然是与他人及社会整体的福祉相连。⑦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每当民族危亡的时候,无数仁人志士总是义无反顾站起来,不怕牺牲自己,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

(一)缺乏平等性。“平等”具有双重涵义。一是人际关系的平等,也就是人格上的平等;二是社会关系的平等,也就是法律(权利义务)上的平等。没有人际和社会关系的平等性,就没有个人的独立性;没有个人的独立性,就没有个人权利可言。在我国古代,首先应承担义务,而不是享受权利。个人受到礼教和宗法、国家和家族机器的强力压制,几乎无丝毫自由可言。皇帝随意杀死臣民,父母可打骂甚至杀死孩子。至于父母棒打鸳鸯、干涉婚姻!儒家的伦理道德严重摧残了人性。古代等级森严,虽然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更普遍的是“刑不上大夫”。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法律上的平等。我们每个人,无论职业、年龄、职务有多大区别,人格方面都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拜官主义”和“拜金主义”严重,人们很难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成熟的民主国家可以通过“理智辩论”进行沟通,做到“宽容异见”。

(二)缺乏科学精神。首先,我国古代关心的是人伦和社会而不是自然界。“四书五经”不谈科学,科举考试也不考科学知识。被李约瑟称为“最具科学精神”的道家,产生的一些科学成果不过是追求长生术的副产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古代不可能出现系统的科学理论。四大发明只是技术成果。其次,我国古代不重视工商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经商被认为是不务正业。而近代科学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工业革命推动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近代科学的产生又推动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具有相互推动的关系。最后,我国古代缺乏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数学的基础,而数学是科学之母。在诸子百家中,名家讲形式逻辑,可惜名家只破不立,其本质是诡辩论。《易经》和《道德经》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辩证逻辑必须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是形式逻辑的补充和发展,它本身不能取代形式逻辑。在没有建立形式逻辑的我国古代,《易经》和《道德经》恰恰破坏了科学的推理和实验精神,起了反科学的作用。形式逻辑不仅对科学影响重大,还对政治和法律辩论有重要影响。

(三)缺乏法治观念。在诸子百家中,法家讲法治,儒家讲德治。法家一度取得优势,但是因为过于刻薄寡恩,法家随着秦朝的灭亡而失势。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调整最基本、最重要的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从概念和性质上分析,道德是一般行为规范,而法律是高级行为规范。因此,法律是最大的道德。提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水准,最重要的是国家机关首先要严格守法、执法。法律和道德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相辅相成,不能相互替代。而我国古代以儒家的“礼”作为事实上的“法”,抹杀了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区别。法律规范具有严格的逻辑结构,即使是圣人制订的“礼”,也不具备法律的严密性。因此,“以德治国”本质上还是“以人治国”。“出礼入刑”混淆了民法和刑法的区别,“原心定罪”败坏了刑罚的原则。

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评判传统文化哪些是精华,或者哪些是糟粕,而是探讨哪些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或不合时宜了。对于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重要的也不是对其进行批判,而是将其封存(留而不用)或改造。改造传统文化,包括从心态上的改造和实际上的改造;所谓心态上的改造,即降低对该文化的笃信程度及其价值认同;所谓实际上的改造,即改造其不合时宜的成分,增加新的文化成分。例如,舞龙,在当初是一种笃信的求雨仪式,在今天则演变成了娱乐活动。又如,多子多福的文化观念,在今天则被优生优育的文化观念所取代。与此同时,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不仅仅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也要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文化来。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新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续,因为中国人的血液中和心灵里都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和成分。

【参考文献】

[1]《中庸》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64

[2]肖尚军.中国传统文化概要・武汉出版社,200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要范文2

传统文化版权保护权利主体创新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这首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北朝民歌,让巾帼英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千古流芳,美国迪斯尼公司将《木兰辞》所述的故事改编成动画影片《花木兰》,为迪斯尼公司带来超过3亿美元的巨额商业利润,然而因中国传统文化诗歌而来的《花木兰》电影的商业成功,似乎只属于好莱坞、只属于美国,作为花木兰故乡的中国却没有从中得到一分一毫的版权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此就提出了如何通过版权保护我国传统文化的问题。

版权保护是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知识产权冲突、国内地域产权冲突逐渐增多,为了实现传统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亟需对传统文化进行版权保护。一方面,传统文化版权保护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是民族发展的基石,是民族精神的记载,为了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世代绵延,使传统文化发挥出其独特的精神价值,必须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版权保护和管理,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精神财富,也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中华上下五千年,作为文明古国,我们拥有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从美国动画影片《花木兰》的成功中,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潜在的经济价值,也发现了我们在管理文化产品商业开发方面存在的不足,只有做好传统文化版权保护和管理工作,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并重,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共拥。

针对我国传统文化版权保护不足的现状,本文试究传统文化保护不足的原因,在分析其立法困境的基础上,从多层次化权利主体、完善丰富权利内容、不限定保护期限以及创立数据库保护模式等方面,提出了完善传统文化版权保护的立法建议。

二、我国传统文化版权保护的现状与问题

知识经济的时代已经来临,对传统文化进行版权法律保护既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要求,又是应对国际文化竞争的手段。我国传统文化版权保护法律体系总体上仍处在起步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传统文化虽是我国版权法律体系保护的内容之一,但相关规定过于原则及宽泛。对传统文化进行版权保护已成为国际共识,在《伯尔尼公约》、《突尼斯版权示范法》中,都将民间文化作品列入版权保护范围。我国《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并未对其他传统文化的版权保护作出具体规定;国务院制定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也只涉及对传统手工艺品种和技艺的保护。面对涵盖范围广泛的传统文化,国家虽然认识到了传统文化资源保护的重要性,但目前我国传统文化版权保护法律体系仍尚不成熟,存在空白遗漏和过于宽泛之处。2014年国家版权局起草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我们也期待这部条例的正式施行。

第二,目前我国传统文化版权保护体系主要有版权行政管理体系和文化行政管理体系两个部分,申报传统文化版权保护的程序较为复杂,由此可能产生申报路径不统一、重复申报的情形。

第三,相关企业和个人缺乏传统文化版权保护意识。以拥有丰富传统文化资源的陕西省为例,陕西户县农民画创作风格新颖、地域特色明显,当地很多农民都掌握这项技艺,也涌现出琳琅满目的农民画作品,但农民画作者却缺乏著作权登记的意识。与此相似的还有陕西延安剪纸,同样缺少著作权自愿登记的情形。

三、我国传统文化版权保护不足的成因

传统文化概念难以界定、范围难以确定,是我国传统文化版权立法不足和实践保护不够的根源。

(一)传统文化版权保护的特殊性

传统文化是一个广泛却有些模糊的概念,明确传统文化的界定与类别是实施传统文化版权保护的关键。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能够反映特定民族风貌和精神的相对稳定的文化,主要包括民间艺术、文学作品、工艺品、绘画、表演、民族服饰等。

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集体性,传统文化的集体性源于它的群众性,传统文化的生成发展是广大民众在长期历史实践和传承过程中集体创造的,它并非直接属于某个个体。比如年画技艺,可能同一地区很多人掌握这种艺术手法,这种艺术手法是属于该地区集体所有的。

传统文化具有传承性特征。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历史的积淀去不断丰富完善,在传统文化流传的过程中其影响不仅及于当代人,它是源远流长的能及于子孙后代的精神财富。

传统文化也具有变异性的特征。传统文化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在流传的过程中,作品不归一人所专有,人人可以改动,所以作品常常是不固定的,它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处于变化之中。”

(二)传统文化版权保护的立法困境

1.权利主体难界定。传统文化具有集体性的特征,这也使得传统文化的版权保护不同于一般的版权保护。相比于具有鲜明的、确定的权利主体的一般版权保护,对于传统文化的版权保护,我们应首先明确其权利主体。

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即使最初它具有一个特定的创造者,但在世代相传的发展过程中,其创造者已不单属于某个个体,可能是属于一个地区集体共有的文化,是群体智慧的结晶,这使得界定其权利主体成为一个难题。

2.权利内容难确定。相同的民间传说,在不同的表现形式上就有不同演绎。某著名喜剧演员在一个喜剧小品中戏说“花木兰”,将花木兰塑造成贪吃怕死的形象,被认为戏说尺度过大有恶搞嫌疑,破坏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统性。再如“乌苏里船歌案”中,歌唱家郭颂在赫哲族民歌的基础上改编创作出《乌苏里船歌》,这首《乌苏里船歌》几乎成了赫哲族民歌的代表,而后法院认定《乌苏里船歌》系改编作品,郭颂不是原创作者。另外,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中西方文化不断碰撞交融,国际间因翻译问题而产生的版权纠纷也日益增多。龙,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之一,常用来象征祥瑞,被英译为“dragon”。然而,“dragon”一词在《约翰启示录》中被描述成魔鬼撒旦的化身, 代表着异常邪恶的力量。所以一些西方人的惯性思维十分乐意视中国龙为“dragon”, 把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与“dragon”挂钩, 妖魔化中国。针对当前纷繁复杂的传统文化版权纠纷,版权保护的权利内容应当包含哪些方面才能全面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管理,值得我们探究。

3.保护期限不统一。对于传统文化的版权保护期限理论界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版权保护应有期限限制。从知识产权的激励机制来看,知识产权是要保证权利人在法律所规定的期限内收回其所投入的成本和获得回报,在超过了这个法律规定的期限后,此权利即进入公有领域,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如果权利人可以无期限的垄断该知识产权,那么就会中断创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另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版权保护期应不受时间限制。传统文化具有传承性的特征,是在民族发展进步的过程中逐渐演进、形成的,很难给传统文化的形成确定一个起点。同时,传统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进步逐渐完善并永久的流传下去,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都将永存。因此,很难给传统文化版权保护界定一个期限。

四、完善我国传统文化版权保护的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在传统文化被广泛运用到商业领域的今天,笔者试从版权保护立法角度提出完善传统文化版权保护的一点建议:

第一,在版权立法中确定传统文化多层次权利主体。在“乌苏里船歌案”中,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为诉讼原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既是赫哲族部分群体的政治代表,也是赫哲族部分群体公共利益的代表,在赫哲族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可能受到侵害时,鉴于权利主体状态的特殊性,为维护本区域内赫哲族公共的权益,原告作为民族乡政府,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讼。”这说明传统文化版权保护的权利主体可以是集体,事实上,很多传统文化是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群体作品,不存在个体著作权人。另外,当发生版权纠纷时,以某个集体例如地方政府组织为代表提起纠纷解决机制更具有可操作性、其诉讼结果可能惠益到这一地区和社群,也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

同时,也应当鼓励企业和个人树立版权保护意识。我国目前的版权保护制度为自愿登记制度,由著作权人向各地登记机构提出申请,登记机构审查合格后依法予以登记并颁发著作权登记证书。经过登记的文化产品可以明确其版权归属,降低被侵权后的诉讼代价。拥有如年画、剪纸等文化产品的企业和个人可以对具体产品进行版权登记,如遇盗版侵权等可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根据《著作权法》、国务院《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也可以主张许可、监督、收费、救济等权利。由此可见,对于传统文化版权保护可实行多层次权利主体,传统文化的涵盖面较大,单一权利主体显然不能满足其版权保护的需要,多层次权利主体在司法实践中有利于变通实现传统文化版权保护的目的。

第二,丰富传统文化版权保护的权利内容。针对目前传统文化版权纠纷状况,我们发现关于传统文化的改编、演绎、翻译纠纷较多。前文所述的“乌苏里船歌案”涉及对传统民歌的改编、戏说花木兰小品是对“花木兰”故事的歪曲演绎、“dragon”是对“龙”形象的恶意贬损。因此,传统文化的版权保护应注重维护传统文化的正统性,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演绎、翻译、改编的过程中,禁止他人歪曲、篡改、贬损使用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精神内涵。

此外,传统文化版权保护的权利内容还应包括传统的表明来源权,即表明传统文化的来源地名称、来源主体等权利。以及复制权、表演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翻译权等财产性权利。

第三,不限定传统文化的版权保护时间。笔者认为,对于传统文化的版权保护应不受时间限制。一方面,传统文化的产生时间无法确定,其内容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要确定其版权保护期限几乎没有可行性。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弘扬民族精神,如果对传统文化的版权保护期限加以限制,则不利于载负着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于依托传统文化产生的、非集体创作的具体文化产品,则应依据《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保护期限加以限制。

第四,创新传统文化保护模式。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版权保护的过程中,可以引入新模式以促进版权保护,例如建立传统文化数据库保护模式。依据欧盟1996年的《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数据库保护模式是指,将独立的作品、资料和其他材料进行系统的或经有条理的方式整理过,并可用电子或其他方法单独访问的数据集合。建设传统文化数据库,可有效实现传统知识保护的最广范围公开明示要求,在惠益分享等配套知识产权保护实施体系下,实现对传统文化予以相应产权的保护、地域文化的跨国尊重及更正宗地广泛传承。将电子数据库运用到传统文化版权保护制度下,建立版权管理体系和文化行政管理体系共同的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版权申报路径的统一,有助于简化版权申报、查询的方式,避免重复申报版权情况的发生。

五、结语

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民族瑰宝,既是精神财富也具有经济价值。完善传统文化的版权保护,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必然要求,是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更是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针对国际形势和国内现状与困境,从权利主体、权利内容、保护期限等方面健全完善传统文化版权保护法律体系,尽快实施传统文化版权保护相关法律条例,使我们的立法、司法更好地保护传统文化,相信我国的传统文化版权体系会取得跨越式的发展。参考文献:

[1]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要范文3

关键词:瓦当纹样 现代服装设计 应用价值

检 索:.cn

Abstract :Eaves tile is famous for its face pattern of concise style and rich connotation. Its unique artistic form is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s of architecture, art design, life appliances and other branches of design system. However, it is rarely used in modern dress design. Hence,the aim of the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artistic value of the patterns of eaves tile in modern dress desig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ypical artistic value of the patterns are summarized and the rich subjects and vivid shapes are analyzed as a source of innovations of modern dress design. The research proves that there is an important value of application of eaves tile, and it would flash Chinese dress design if properly uesd.

Keywords :Patterns of Eaves Tile, Modern Clothing, Value

Internet :.cn

瓦当也称为瓦头,是我国古代建筑中起保护椽头和屋檐作用的一种建筑材料。最初为半圆形,后演变成圆形,质地一般为泥质灰陶,个别有砖、石雕刻而成,铸铁、铜、抹金、琉璃瓦当也有发现。[1]当面多饰有图案、画像、文字等,是实用和艺术的有机统一,现代瓦当艺术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当面的精美纹样,更在于其实用价值的体现。瓦当纹样简洁的造型和独特的艺术价值为现代服装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一、瓦当纹样的特点和美学意蕴

瓦当从西周产生,秦汉达到鼎盛时期到唐代走向衰落,历时一千一百余年,形成了一套特有的图形语言,其纹样题材丰富广泛,以不同历史时期的瓦当纹样为主线,当面纹饰的艺术风格也各有特点。

(一)瓦当纹样的分类及特点

瓦当纹样的题材可归纳为文字瓦当纹样、几何瓦当纹样、动物瓦当图纹、植物瓦当纹样四种(表1)。瓦当经历了从西周到明清长达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随着时代的转变,瓦当当面的纹饰也在不断变化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纹样的艺术风格及特点也有所不同(表2)。

瓦当分为圆形、半圆和大半圆三种形式,当径多在13―20cm之间,当面纹样构图多采用对称、均衡、同心辐射的艺术手法,这种构图能使纹饰主次突出,节奏明确,画面效果统一,产生良好的视觉效果。瓦当纹样在有限的面积上实现自己了的装饰性,艺术价值极高。

瓦当纹样的构图形式多表现为点、线及面在上下或左右反复而形成的图形,有较强的秩序感,其画面稳重、沉静,具有朴素的美感。如云纹瓦当中当面纹样以中心为支点,采用了对角线的方法,使云的形象作了重复、条理等多种变化,上下或左右配置相同形状和大小的纹饰,即采用了对称的构图形式,整个画面不仅庄重大方,还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葵纹瓦当中当面纹样以当心为中心向外辐射出从左向右旋转的线条,画面完整、衔接顺畅,是采用了同心辐射的构图形式,给人带来朝气蓬勃之感;四神瓦当中的当面纹样则是运用了均衡的构图形式,不对称的灵活构图使当面形象充满动感,整个画面舒展自由,构图饱满。文字纹瓦当中,由于瓦当造型特殊,艺术家们对文字加以变形以吻合其特殊的圆弧制空间,打破传统规则,创造出了夸张、灵变的文字,造型错落有致。无论是文字纹、几何纹,还是动植物纹都是根据瓦当自身的形状变换或剪裁取舍,或夸张或抽象,写实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概括,形神兼备。

(二)瓦当纹样的美学意蕴

我国传统瓦当纹样的精美造型并不单是工艺水平的反映,更是我国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审美特征的体现。瓦当纹样在创作过程中采用了我国传统的艺术思维方式――“观物取象”与“象形取意”,从最初的“观物”到“取象”,再到最终的“取意”,是一个综合了各种因素的心理过程,包含了人们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内心的祈望,其美学意蕴与纹样的题材有很大关系。

动物瓦当中动物纹样多取材于现实生活,描绘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常见动物,采用写实与写意并用的刻画手法,图像清新生动,如秦代的双鹿、四鹿、三鹤、双凤朝阳等,鹿又谐音“禄”,有田禄之意,寓意吉祥,鹤是人们意识中的祥瑞之鸟,有祈延寿求祥之意。汉代的四神瓦当――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它们一改秦代的写实转为想象中的抽象美。豹兽纹、虎燕纹等动物纹样则刻画出了动物奔腾时的强劲动感,多种纹饰饰于一起, 体现了天下万物溶于一体的大一统思想。

文字瓦当纹样运用文字线条的伸缩,形成一种变化无穷的美的旋律,具有印章和书法的古典美,字数一到十二字不等,其中四字较为多见。“竹泉宫当”、“来谷宫当”等秦小篆体文字纹,风格质朴明快;“千秋”、“益延寿”、“汉并天下”、“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等文字纹为装饰化的隶书字体,舒展灵动。圆之中,方寸间,它表现的不仅仅是图案之美、象征之意,更有书法之魄, 艺术家们对字形的琢磨和文字位置的精心设计,完美体现出“书画同源”的艺术生命力,而“千秋万岁”、“安乐富贵”、“长乐未央”等吉语,则记录表达了人们的良好祝愿,表示吉祥,“形”与“意”同在。

二、瓦当纹样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价值

瓦当纹样独特的造型和深厚的美学意蕴赋予了其在现代服装设计中不可低估的艺术、人文和市场价值,其精美的纹样图案是人类千百年来的艺术成果,种类多样,每一种图案都有它特殊的文化意义和时代背景,瓦当纹样以其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满足设计中不同形式的需求。

(一)艺术价值

瓦当艺术比较突出地呈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以世代相袭、不计时间、不计工力为特点的集体手工业,它是相对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艺术品类。传统瓦当纹样是民族艺术和民俗文化千百年来沉淀的结果,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它广泛的题材、丰富的内涵、多样的构成形式美感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替代的。

无论是栩栩如生、形神兼备的动物纹,还是简洁抽象的几何纹、植物纹,又或者是字体精美的文字纹,它们的表现形式与艺术魅力被世人所喜爱,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趣的标志之一。传统瓦当纹样不仅仅是对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的逼真摹写,更是捕捉了人类瞬息的灵感,通过艺术夸张和想象而创作的图像,有很高的艺术境界。

(二)人文价值

瓦当纹样的产生与我们的民族的心理结构、文化渊源和情感表达方式密切相关,原始社会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和巫术的信奉以图形记事的形式将人们的心理状态记录了下来。无论是动物纹样中的双凤朝阳、鹿纹、鹤纹,还是以云纹为代表的植物纹样,亦或者是文字瓦当中的“千秋万岁”、“安乐富贵”等文字纹,都蕴含着吉祥的寓意,表达了古代人们对“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深切理解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服装行业愈来愈强的时尚性、时代性,单纯的图案已经不能满足现代设计的需要和人们的精神要求,现代服装设计中我国传统纹样的应用案例屡见不鲜,设计师们通常喜欢借助一些传统吉祥的图案和纹样来寄寓希望、祈福消灾,也表达出人们内心的渴望,现代服装中的传统龙凤纹样已不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体现与升华。我国传统瓦当纹样美丽的外表下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给现代服装设计带来了丰富的启示和有益借鉴,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更重要的是人文价值得以展现。

(三)市场价值

瓦当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将传统瓦当纹样运用在现代服装设计中,不仅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以一种最易被接受的形式得以传承,更提高了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的需求,对塑造民族特色服装品牌及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现今快速发展的社会服装行业中,服装款式的百变程度已经无法用一两个词语来概括,尤其是女款的造型更为多变,服装设计师们从世界各地的服饰文化与艺术中汲取灵感,将传统的、现代的、民族的文化进行整合,挖掘灵感,推出新创意。但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单纯优秀的传统文化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我们需要对各方面的资源进行整合。瓦当纹样作为我国传统纹样的一部分,其资源的可利用性和发展价值不可估量。

传统瓦当纹样在现代服装的设计中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式样万千。当面丰富的纹样内容是设计中的绝佳素材,通过对当面原本纹样的提炼加工、分解重组并结合现代工艺的多种手法,将瓦当艺术与服装相结合。

三、结论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国瓦当纹样所具有的独特装饰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都证明了其不可低估的价值,结合现代时尚审美艺术,将新技术、新材料将传统瓦当纹样应用于现代服装设计中,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研究。创新是服装设计的核心,我国传统瓦当纹样所特有的艺术价值和人文情怀给予了其在现代服装设计中重要的应用价值,是传统语言与时尚要素的融合,多元化、新视角的设计思路和理念使现代设计更具文化性和社会性,是现代设计之路中必不可少的。这不仅使我国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也赋予了现代服装耐人寻味的文化内涵,是弘扬传统文化、打造民族品牌与建设服装强国的有利途径。瓦当这一传统元素必将以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在世界服装设计中绽放风采。

基金项目《传统服饰文化在现代工业化社会进程中的传承研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编号NCET-10-0454

注释

[1]傅嘉仪.中国瓦当艺术 (上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8.

参考文献

1 傅嘉仪.中国瓦当艺术 (下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8.

2 朱文丽.瓦当之美―中国建筑独特的“艺术语言”[J].砖瓦史话,2012.11.

3 孟卫东.汉代瓦当的形式构成美[J].文艺研究,2010.1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要范文4

【关键词】金庸,历史文化,通俗文化,传统文化

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其创作的15部武侠小说在世界华人领域和文学界赢得了广泛的关注,金庸本人也被普遍誉为武侠小说领域的“武林盟主”。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武侠小说”。金庸是在华人世界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为何他会拥有那么多的“金迷”呢?为何当下还有一部部金庸的作品被搬到荧屏上与观众见面呢?甚至于同样的一部作品被多次翻拍,观众还是百看不厌呢?究其原因很多,一方面,他继承了古典武侠小说的传统,并将新派武侠小说形式独特、情节曲折、表现豪情狭义的特点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另一方面,金庸将丰富的阅历,渊博的知识融入到小说之中,作品中琴棋书画、诗词典章、天文历法、阴阳五行、儒道佛学均有一定水平的表现,深刻展现了其在政治、哲学、宗教、文学等方面的造诣。本文主要从金庸武侠小说的历史文化内涵、传统文化内涵、通俗文化内涵以及各种文化交融等方面来对其作品进行分析。

一、金庸武侠小说的历史文化内涵――小说与历史有机融合

金庸本人具有较深的史学修养,同时他又十分喜欢历史研究,他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的武侠小说中涉及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历史知识。关于这点他曾这么解释道:“自己在武侠小说中常加入历史背景与历史传说,那是为了使武侠小说显得更加真实可信!”所以在读者眼中,金庸笔下的小说不是刻意追求离奇怪异的故事情节,主观上为了情节起伏而去盲目虚构人物的经历和武功的奇异,没有一点历史真实感。金庸通常是把小说的情况放置在自己精心截取的真实历史背景当中,把历史的真实和情节虚构有机融合在一起,在这种融合中展现中国的历史文化,使读者读起来既充满无穷的趣味,又具有一种真实的历史感,这种结合使其作品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

金庸将历史与小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以小说的方式演化历史事件与人物。例如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乾隆皇帝与陈家洛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读者都清楚知道乾隆皇帝是一位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陈家洛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传奇人物。在小说中作者虚构出的情节安排他们二人是兄弟关系,即使这样的安排也并不是空穴来风,这也是依据浙江海宁当地的历史传说演绎而来的。这种情节安排不仅没有“否定”这部小说的依据与理由。相反,读者更加被这样的安排所吸引,想去追问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些都是金庸所创造的艺术假定情境中的一个艺术形象。在这部作品里,艺术与传奇已合二为一了。

另一部代表作《碧血剑》,作者将袁崇焕这一真实的历史人物(明末抗清名将)与夏雪宜这一虚构的传奇人物并列为两位未出场的主人公,虽然看似毫无牵连,但是如果读过原文你会发现金庸的安排甚是巧妙,将历史的人物与传奇的人物、历史事件与传奇故事、传奇情节融于一炉,从而创造出半史半奇、奇史结合的小说形式。

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处处透析出人物、文化与历史种种联系。上至帝王和行侠仗义的英雄大侠,下至平民、乞丐都是历史的创造者。

例如其后期作品《鹿鼎记》这部代表金庸最高成就的小说,就是以武侠的视角来写历史的代表作。这部小说通过韦小宝这个多重身份而又经历曲折多变的人物,再现了少数民族皇帝康熙一生的丰功伟绩,在小说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将康熙大帝除鳌拜、灭三藩、平定葛尔丹、稳定沙俄等历史一一再现,这种将小说与历史高度融合而又能够不露痕迹的创作能力,足可说明金庸丰厚的历史功底。

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对侠士英雄是描写的是最精彩、动人的。《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的郭靖以及《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最具代表性。《射雕英雄传》是金庸射雕三部曲的第一部,小说塑造的大侠郭靖不仅是一个武林中的“高手”,更是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侠”。小说叙述了历史上著名的“襄樊之战”,北宋的南大门襄阳城决定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当蒙古铁蹄轰然而至的时候,北宋朝廷的官员显得力不从心,正是在郭靖领导下的各路侠士的镇守与保卫下,才会被包围四年之久而没有失陷于元,延迟了北宋的灭亡时间。作为一个从小在蒙古长大的青年,郭靖坚决反对元朝侵犯大宋的战争,秉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态度,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成就郭靖一代大侠的风范。

乔峰是《天龙八部》里最豪迈的大英雄,他身为汉人时带领丐帮积极阻挡辽人的入侵,后来阴差阳错地又让他成为契丹的后代。乔峰虽身为辽人,但是为了汉辽两国百姓免遭兵祸,又竭力劝谏阻止耶律洪基对大宋的入侵,最终以死殉国,以一种大担当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留取一片丹心照耀青史。

二、金庸武侠小说的传统文化内涵――传统文化渗透于小说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兼容并蓄,和而不同。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不局限于形式,而是内在的渗透在文字深处,它兼容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墨、释、道、法各家的精华,以弘扬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优秀文化,弘扬慈悲、仁爱、积德,扩大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营造传统文化学习氛围,推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同时,金庸又对传统文化中的不足给予了批判,他以理性的、批判的、现代的眼光去看待、接纳和传播中国文化,把传统文化渗透到作品人物、环境之中,在这个特定的情景之中对其刻画和放大,使之成为小说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如何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与看似格式化的武侠小说进行融合?这个看似牵强的问题在金庸的手中变得顺其自然。具体来看,金庸15部作品中随处可见传统文化的痕迹。金庸时常会将小说中的武功描写、器物陈设、风景园林与中华民族的文艺和传统文化要素融合在一起。琴棋书画、花鸟虫鱼、诗词歌赋、酒色财气、九宫八卦、医术用毒皆可为出神入化的传世神功,形成了金庸风格的“雅化”武功。

如《天龙八部》中人见人爱的大理段氏子弟段誉,他在无意之中习得的逍遥派绝世神功凌波微步便是由伏羲八卦演化而来,只是段誉每每将其当做逃命的本领。看似深奥难解的伏羲八卦通过这种武功表现得既神秘又有趣,这种化深奥为有趣的写作方式让读者忍俊不禁之余,又不得不钦佩作者驾驭传统文化的高超技术。

金庸还以武侠小说的方式对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地洞察与反思,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方方面面地在他的小说当中渗透与解析,建构树立起自己的一种价值观与理想模式。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着墨最多的也是这一点。

《射雕英雄传》中的主人公郭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便是儒家“仁”、“义”的化身,与之相似的还有《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与《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在作者笔下,他们都视仁义如生命,重义轻利、舍生取义,对社会、生活具有极强的责任感。对于这种正统儒家思想的展现代表着作者金庸的个人价值评判标准。与此同时,金庸对杨康的见利忘义、贪图富贵,而视民族气节于不顾,认金人为父,狡黠善变至死而不思悔改的批判,这与忠厚善良、仁义正直的郭靖形成鲜明的对比。

金庸对于佛家也颇有研究,要想理解这一点,只要看看《天龙八部》即可略见一斑。《天龙八部》这部书的名字本身就是佛教中的一个用语,指八位护神,暗合作品中的八个人物,其中一个主人公段誉便是作者的佛家思想的化身与代言人。段誉从小就不愿习武,一门心思研究佛理,对于佛经典故更是熟读成诵,在出去闯荡江湖时还经常对人大讲佛理,其性格和人生经历也都是围绕着佛法徐徐展开。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少林高僧、大理天龙寺众僧、智光大师,乃至番僧鸠摩智,在他们的身上处处体现出佛家普渡众生、行善积德的佛家思想。

同样,道家思想在金庸的小说中也是显而易见的。从从《天龙八部》中的逍遥派,到射雕系列中的全真教、古墓派、武当派,再到《笑傲江湖》中洒脱又狂放不羁的令狐冲,金庸总是以其特有的视角密切关注着道教的发展,用传奇色彩结合着历史史实全力描绘着道教的故事。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却以内含的方式蕴藏在小说中。

儒、道、释作为传统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三种思想体系,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至深。金庸小说对三家思想之精华进行发散透析,并站在现代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审视与定位,通过武侠小说的形式确立了自己的一种新的人生哲理、价值观、世界观。这种写法是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现,也是一种开创。

三、金庸武侠小说的通俗文化内涵――通俗文化使其深受欢迎

通俗文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区别于古典时代的民间文学,是以现代市民为主体,以市场为传播机制的文化形式。首先要对通俗文化的概念作一个界定。《汉语大词典》说:“通俗,浅显易懂,适合一般人水平和需要的。”所以,通俗文化也可以被理解为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离不开大众的基础,而建立在通俗文化上的高雅文化也是在我们生活基础上形成的。通俗文化是与我们生活最为密切和能够及时反映我们生活的文化,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香港作为新兴的国际都市和贸易中心,商业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在高度繁忙的商业活动中运转着的香港文学作品,同时附带有非常明显的商业化特点,这就为通俗文学的盛行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产生发展的,并且以通俗文学的形式在整个香港文学中一枝独秀,就使得这种文学烙上了深深的通俗文化的印记。

作为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杰出代表,金庸著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依碧鸳”和《越女剑》15部武侠小说。这15武侠小说集新派武侠小说之大成,在广泛地吸收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精髓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武侠描写风格,并成为武侠小说领域的佼佼者。

金庸武侠之所以深受欢迎,成为“香港三大奇迹”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庸能够在武侠小说创作中积极突破,把武侠小说从一个较低的通俗娱乐层次,提升到了于娱乐中负载人生哲理、生命体验、价值信仰的较高的艺术境界,挖掘小说中深层次的文化内蕴。金庸,将作品创造成为雅俗共赏的成人童话。

不难发现,金庸在武侠小说中不断进行观察和反思,不断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小说当中去。并通过通俗小说这个视角去洞察整个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精髓,因此作品具有极深的文化内蕴,达到了一种入世与超世、乐观与达观的深远艺术境界。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金庸武侠小说深含历史文化的气息,渗透着传统文化精神,充满着通俗文化迷人的情趣,还发散出深刻的民族精神。所以说,金庸凭借自身深厚的文化内蕴,通过武侠小说创作的方式,写出自己对历史文化的独特认识,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对人民大众的理解与支持。彼此之间互为启发,相得益彰,不仅使人们对传统武侠小说有的 新的认识,更使这种文学样式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文化层次,同时也使读者深刻体会到了金庸武侠小说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陈墨,《金庸小说赏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0

[2]陈墨,金庸小说艺术论[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3]陈墨,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4]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要范文5

关键词:语用模糊 歇后语翻译 模糊影响因素 翻译策略

一、引言

人类的思维、语言中无不渗透着“模糊”。历史人物相关歇后语的英译离不开语用模糊现象的分析。“语用模糊”概念于1990年由何自然引进国内,逐渐被应用于翻译研究之中。文旭(1994)从英汉数词的模糊性入手,总结出数词具有模糊性的特点及其翻译策略;何自然(2000)在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基础上,从刻意言谈、随意言谈两方面探讨语用含糊;林波、王文斌(2003)从认知交际视角探讨语用模糊问题。在文学层面,对语用模糊的研究分析多数集中在对中国经典名著《红楼梦》的英译研究,涉及汉语歇后语,尤其是历史人物歇后语的语用模糊英译分析较少。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但是优秀文化“走出去”面临种种困难。歇后语作为我国长期历史文化的积淀,需要语言接受者具备高度的形象思维、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知识才能有效传递其含义,其中语用模糊现象更是为译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歇后语文化理解偏颇、翻译不当会为目标语读者带来困惑,也会极大地影响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因此,探讨汉语中历史人物歇后语的语用模糊英译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语用模糊翻译概说

(一)语用模糊与翻译

伍铁平认为,“人类语言中,许多词语所表达的概念都是没有明确外延的概念”[1],这种概念就是为人所熟悉的“模糊概念”。模糊概念广泛存在着,日常交际中无不渗透着模糊语言。语用模糊,是指“言语在特定语境里使用可引发多种理解的话语形式”[2]。即语言在人类交流中产生的模糊现象都可以称为语用模糊,其范围很广,既包括词汇层面的语用模糊、语法层面的语用模糊,也包括修辞层面的语用模糊、文化层面的语用模糊。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目标文本内倘若能对语用模糊现象进行恰当而有效的“再生”转换,就会产生积极效果,即所谓的积极语用模糊。顾名思义,这种转换能够产生积极作用,不仅使目标语读者“身临其境”,充分理解源语文本的具体内涵,还可以等效地为目标语读者带来与源语读者相同的想象空间,可谓言近旨远,意犹未尽。相反,倘若译者没有把握源语中模糊语言的深层含义,加之在转换过程中缺乏理解、技巧匮乏、常识捉襟见肘,就会造成语用失误,甚至造成不同民族间的误解。

(二)语用模糊翻译的重要影响因素之语境

语用模糊,归根到底隶属于语用学范畴,而语境对于语用模糊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用学即“研究话语在使用中的语境意义,或话语在特定语境条件下的交际意义”[3]。可以说,译者在语境环境下对话Z理解的正确与否,是语用模糊翻译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克服语境差异、从具体语境中反窥模糊语言所表达的意义,是消除理解歧义的杀手锏。简而言之,语境即言语理解与表达的环境[4]。广义来说,语境是指所有和语言使用有关的因素,既包括语言语境,也包括语言外语境[4]。中华泱泱千载文化,蕴含着人民无穷的智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针对不同的事件、现象等抒感,历经数代人沿袭使用,最终形成了歇后语这一富含民族历史感的特殊表达。由此可见,对歇后语的理解离不开语境分析,为使中国文化有效地传往世界各地,译者必须准确把握歇后语使用的具体语境,乃至歇后语蕴含的历史典故语境,使英译文准确、有效地传递对应信息。

三、历史人物歇后语的模糊英译

歇后语是在“民间百姓”间广泛使用的特殊的语言形式之一,不仅诙谐幽默,使人忍俊不禁,而且极为生动形象。歇后语由两部分构成,前半部分为生动形象的比喻,后半部分是对前半部分比喻的说明、解释[5]。历史人物歇后语的英译并非毫无规律可言,循其构成特点,前半部分往往带有特定历史人物相关的事件、人物特点等,后半部分是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价,或对人物特点加以阐述,英译中可“区别对待”前后两部分。通常情况下,前半部分往往可采取直译或省译的策略,对后半部分的处理,可从词汇、修辞、文化等不同维度造成的语用模糊进行探讨,直接译出蕴含意义。

(一)语用模糊之词汇维度――加注译法

不难看出,词汇除具备具体的非转意意义外,还具有抽象意义,指词语或是句子“在游离于语境之外的情况下所具有的一组意义的集合”[6],通常情况下,该种集合导致语言歧义的产生。消除歧义的最佳办法就是将话语置于具体的语境中,当在具体语境中考虑模糊话语时,有且仅有一个含义是符合语境的,那么词语其他的潜在含义就会消失,语用模糊的难题随即可被化解。对于词汇维度的语用模糊翻译,可采取加注译法,将歇后语中模糊的词语通过加注释具体化,为歇后语本身创造语境,消除目标语读者因语境缺失导致的对词汇的不恰当理解。

(1)原文: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译文:Box on the ear is skillfully given by a Chou Yu and gladly taken by a Huang Gai[7]

对于汉语历史、文学功底较为薄弱的目标语读者来说,恐怕很难理解译文的意思。周瑜和黄盖具有哪些象征意义?黄盖因何事愿意挨周瑜的打?令人费解。很显然,周瑜和黄盖这两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词造成了语用模糊。但译者在译文后加了英语注释,将此历史事件、周瑜和黄盖的身份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一番,让读者豁然开朗,由模糊变精确,成功地完成了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转换。

(2)原文:宋襄公的教训――对敌人不能太仁慈

译文:The lesson learned by Duke Xiang of song from his defeat――one shouldn’t be benevolent to the enemy[7]

“宋襄公”这一人名可能使得目标语读者云里雾里:宋襄公是中国什么朝代的人物?是像拿破仑一样的英雄吗?参加过哪场战役,是如何失败的?这些恐怕读者都不得而知,通过后半句的译文也只能达到知其然的效果,可能从他的战败中得到了不能对敌人仁慈的教训,但却不知所以然。译者通过加注,介绍了宋襄公的身份以及这场战争的主要经过,为目标语读者拨开云雾。可见,在当今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我国文化渴望“走出去”,这种加注译法不仅让目标语读者了解到汉语歇后语的表面及深层次意义,还有利于传播我国的传统文化,加深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利于文化传播。

(二)语用模糊之修辞维度――省略译法

当听者或读者无法根据字面含义理解原文时,他可以在理解具体的语境,也即上下文或具体所指的形象及其蕴含意义的基础上,做出非原意的解读。这种理解上的困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歇后语结构的特殊性造成的,其后半部分通常具有浓厚的修辞意味。然而修辞层面造成的语用模糊现象可以极大增强语言趣味性,产生教化、娱乐、讽刺等不同的语言效果。文学作品中如果使用修辞色彩浓厚的歇后语,往往起到突出人物性格的重要作用。

造成歇后语语用模糊的修辞有比喻、夸张、弱陈、反讽、双关等,其中,最突出的是双关造成的语用模糊。修辞很难再现,较为经济有效的译法之一为省略译法。歇后语英译的省略译法即将歇后语中引起修辞层面模糊的话语的表面意思省略,直接译出其深层意义。以谐音双关的历史人物歇后语为例:

(3)原文:和尚撑伞――无法无天

译文:A monk under an umbrella――defying laws,human and divine[7]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尚乃出家之人,出家伊始,剃度之时,将头发剃掉,象征着斩断世俗七情六欲,以示对佛法的虔诚。撑伞的和尚既没有头发也看不见天日,可谓“无发无天”。歇后语后半部分巧妙运用这一双关,脱离语境的前提下还可指不遵循法规、人伦、天理的既定规则。双重含义产生歧义,造成语用模糊。译文大胆舍去表层含义,将“无法无天”的含义译出,易于被目标语读者接受。

(三)语用模糊之文化维度――语用等效译法

文化即冻结的交流,交流即流动的文化。在人类交际过程中善用“模糊”表达“精确”的概念,文化层面的语用模糊现象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会造成阻碍。由于翻译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间的复杂转换活动,因而,文化层面的模糊对翻译的影响至关重要,不容小觑。而翻译历史人物歇后语文化层面的语用模糊的主要难点集中体现在译者不谙熟相关历史典故,对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等缺乏认知,加之我国历史文化的深邃性,很难将其中意蕴等价地“移植”到目标语中。可以这样说,一切翻译皆需具备一种适宜、恰当的整体而非割裂性的文化理解用以“打底”,而这部分整体、准确的文化理解,离不开深厚的文化认识积淀作为奠基石或是支撑[8]。译者成为真正的“文化翻译者”后,才能准确、利落地剔除文化层面的语用模糊,为目标语读者展示庐山真面目。

不同民族的历史进程迥异,因而体现在语言中的文化因素不尽相同,由于汉语歇后语语言形式较为特别,且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中,在目标语言中很难再现丰富的历史内涵,也即出现“空缺”现象。译者可采取语用等效译法弥补这一缺失现象,克服历史人物歇后语中因文化差异引起的语用模糊因素,解开这一跨文化交际难题。根据张新红、何自然的观点,语用等效指译者应首先理解源语文本语言信息的明示意义和暗示意义,之后将它们复制到目标语文本中[9]。《红楼梦》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生动饱满,但若不细心揣摩,很容易造成文化维度的语用模糊。

(4)原文: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嘞!

译文:…We are all birds of a feather――all slaves here.[7]

“梅香拜把子”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易引起歧义。某种层面上,“梅香”是旧时婢女的一种代表,象征着境遇困难的仆人。另外,在中国古代,非血缘关系的人可以通过结拜成为结拜姐妹、结拜兄弟。“梅香拜把子”看似是指两人在困境中情谊深厚,是一种嘉奖,可在文中具体语境下带有一种嘲讽意味,讽刺对方“五十步笑百步”,彼此都是半斤八两罢了。该译文将文化的制约因素摆在突出位置,使用语用等效译法,通过换意象“all birds of a feather”使目标语读者更易接受,从而达到与源语相似的表达效果。

康德认为,“模糊观念要比明晰观念更富有表现力”,这从历史人物歇后语中可见一斑,语言中的模糊表达往往会出奇制胜,取得无可比拟的效果。然而,由于歇后语构成的特殊性,其言外之意往往需要听者细细品味,倘若英译不当,就会造成语用上的失误,无法向异域读者亦或听众传递准确的信息。深入探讨语用模糊视阈下的歇后语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为译者提供了一种新视野,但本研究仅限于历史人物相关歇后语的英译,对于其他领域歇后语的探讨将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涉猎,并在理论层面继续完善。消除歇后语翻译中的语用模糊现象有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增进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间的文化交融,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本文为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委托课题“翻译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研究”[项目编号:C-2015Y0403]与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思维和文化共同感与意象研究[项目编号:15YBA40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伍铁平.模糊语言初探[J].外国语,1979,(4):39-44.

[2]T载喜.翻译・模糊法则・信息熵[J].中国翻译,2010,(4):11-14.

[3]冉永平.语用学:现象与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曾文雄.语用学的多维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5]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增订版)[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6]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7]李延林等.文化翻译学[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

[8]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北京:中译出版社,201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要范文6

关键词:彝族 服饰 刺绣 传承 色彩 工艺 图案

中图分类号:K89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份,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云南是彝族的主要分布区域,其中大部分又集中在楚雄彝族自治州。

楚雄彝族主要分布于楚雄州境内的各县的半山区和山区,大姚县,位于云南省北部偏西,东邻永仁、元谋县,南与姚安、牟定县毗邻,西和祥云、宾川县接壤,北临金沙江与永胜。彝族历经多年发展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服饰文化,且种类繁多、多姿多彩。能够充分体现出彝族人民的审美意识和彝族的传统文化。

作为彝族艺术的结晶,彝族服饰集刺绣、蜡染、挑花、织带、织锦等多种传统工艺于一身。在服饰不同的部位制作不同的花色装饰,并根据不同季节更换应时的新作,在主要用一种工艺手法的同时,穿插各种工艺手法,或挑或织、挑织相兼,织中有绣、挑中有绣、染中有绣、使服饰图案花团锦簇,变化万端,异彩流光,更加显示出鲜明的彝族艺术特色,如上衣多用黑色制作,肩、袖、衣领均有花饰。从前多用绣,而绣是20世纪年代开始盛行的,成为彝族特有的刺绣方法。彝族刺绣运用的针法主要有平绣、辨绣、钉线、编绣等,平绣一般绣具象拟形图案中的红花绿草,色彩明丽。钉线、辨绣适合绣几何图案,如披风的领圈与下摆处,绣上连续形的圆圈或吉祥的图案。彝族刺绣把彝族服饰装饰的分外鲜艳亮丽,彝族刺绣长久以来都在表达着彝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彝族刺绣中我可以看出彝族人民朴实的性格和纯真的情怀。妇女盛装花饰多,为交领右枉肥大短衣,下围长裙,并穿裤子,是裙子向裤子过渡的装束形式,围裙及裙之一侧有花饰,穿时前摆系在裙内,后摆露在裙外, 彝族妇女日常服装一般上身着右衽大襟上衣,衣身多有刺绣,戴黑色包头,彝族男子多穿黑色短袖开襟上衣,下着多褶宽脚长裤。由于地域不同、分支不同,彝族服饰历经长时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鲜明的服饰特点。

彝族服饰在大姚县以百草岭为主要聚居区。大姚县三台乡还在每年的三月二十八日举行赛装节,以展现彝族精美的工艺和绚烂的色彩,由于楚雄彝族主要分布在山区,服饰有着较强的地域性,但是由于呈现出,大散居、小聚居的特点,所以大姚彝族服饰也受到汉族服饰的影响。大姚县彝族大多属于里颇支系,彝族服饰特点十分明显,与其他地区的彝族服饰有显著差异,尤其是色彩、纹样、结构以及工艺都是很有开发研究价值。大姚彝族女装服饰主要为右衽大襟圆领,在领口袖口和肩部都有镶边以及图案精美的刺绣,花饰繁多,色彩艳丽,图案主要是花卉为主,二方连续纹样也多应用在刺绣上,在前襟和肩部还装饰有传统云纹和马樱花等。衣料多选用红、黄、紫、绿等艳丽的色彩。衣料上点缀有银光闪烁的亮片,构成了华丽多彩的装饰效果,彝族人民多在山间劳作,劳动时动作幅度很大,这样上装和下装连接部位就会在外,劳作地点多为山里,气候相对偏凉,故用围腰可以保护腰部,起到保暖的作用,另外一般衣服的前襟部位易脏,围腰还起到阻隔脏物的作用,且脏后更方便清洗腰部,所以彝族人系有围腰,围腰上有工艺精湛的刺绣,工艺以挑花、镶补、平绣为主,有的围腰有三层,每层色彩各不相同。用黑色包头布盖于头顶上,顶中央镶制一块精致绣花方帕,方帕后面垂有许多用彩色毛线组成的缨穗。在大姚彝族多数人都习惯背一个绣花挎包,彝族是一个能挑善绣的民族,他们的挎包都是以挑和绣来装饰,特点多用飘穗,硬扎,厚实,总体上讲是有挑有绣,风格造型多样。大姚彝族包的装饰主要以花卉植物图案为多,如马缨花图案,鸟兽鱼虫也比较常见,此外还有日、月、天地、田野、道路等图案。

大姚彝族女服以桂花地区最具特色,楚雄大姚县的桂花地区,彝族服饰特点十分明显,与其他地区的彝族服饰有显著的差异,不论是纹样、色彩、结构以及工艺都是很有开发研究价值的。大姚桂花妇女,上穿前短后长对襟衣,前襟齐胸,后襟长披至腿部,有的甚至长及小腿,类似长袍,下身镶花腿套,罩黑底花裙。上衣胸背都用彩色布料镶嵌各种几何图案,裙体亦用彩布镶数道横向条纹,风格粗犷、古朴,为其他其他地区彝族服饰所少见。桂花服饰的典型特点是装饰纹样的抽象性和贴布绣的应用,与其他彝族地区的服饰不同的是,桂花彝区的服饰纹样从具象的马樱花造型中脱颖而出,桂花的服饰纹样是抽象的几何纹样,在桂花女服中装饰纹样的抽象性更是给桂花服饰平添了几分强烈的艺术感和美学价值,此外,桂花女服的刺绣工艺与其他彝族支系有很大的不同,桂花女服中刺绣多是贴布绣,这种工艺只有在桂花女服中可以见到,贴布绣是彝族刺绣中最为特殊的一种刺绣工艺手法,贴布绣一般是先把彩色的布根据装饰需要和位置的不同裁剪成宽窄不同的布条,然后把布条依据个人喜好剪成有规律的简单图案,再把剪好的布条先用手针固定在衣服上,之后用针线钉出纹样的具体轮廓。贴布绣的图案纹样大多是抽象的几何纹样,这种绣法绣出的绣品更具现代审美价值,这种刺绣方法楚雄大姚桂花地区的女服最为多用,这种独特的工艺结构也使桂花女服有了更高的艺术价值。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巨大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文化交流逐渐扩展,大姚地区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很多少数民族服饰都在用料和制作工艺上都有了较大变化,楚雄大姚服饰也不例外,当地的服饰观发生了较大变化。呈现出以下几大特点:一、呈现出了汉化的趋势。经过走访调查发现,由于民族服饰制作过程复杂,难于清洗,以及穿在身上劳作不方便,彝族的少年和儿童在上学的时候则是完全穿着汉族服饰,年轻女性也多穿着汉族服饰,只有在打跳和过节时才会穿上传统服饰,平时基本上不穿着,有些年长的彝族女性还会有选择性的穿着民族服饰,但是有的传统服饰中的下装和鞋则完全被汉族日常服装所取代,有的则完全穿着汉族服饰,只在头上包上了带有刺绣的头巾;二、机器代替手工。随着社会生产力和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使大姚县的服饰生产引入流水线,彝族服装服饰上最能展示当地彝族服饰特点的部分,如挑花绣朵,制作布纽扣,钉制各种精巧的装饰品等工序,也大都由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彝族妇女穿着的服饰大都是机器生产而成,在当地的集市上,机器制成的彝族服饰到处可见,然而,机器制作出的服饰根本无法与手工制作而成的相媲美;三、服装服饰产品设计缺少创意。和那些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少数民族地区相比,大姚的服装服饰旅游产品款式相对单一,配套饰品较少,一些生产厂家盲目的的借鉴其他彝族服饰的制作工艺,忽视了对当地彝族服饰优秀传统工艺的继承,失去了自身的特色。此外,当地的刺绣工艺和图案主要是从前人那借鉴而来,没有创新。

彝族服饰是中华民族服饰中的一部分。彝族服饰作为一种特有的艺术形式,不但起到了对彝族的文化传承、记载、表现和发扬的作用,而且反映了彝族在生活、劳动各方面的生活习惯、审美喜好、、传奇经历等作为少数民族的文化瑰宝。因此,彝族服饰如何在变化中求得传承和发展是当下的重要任务。和其他民族一样,云南楚雄大姚彝族也需要将民族服饰向趋于产业化管理的模式中变迁,以适应新形势下民族服饰文化的飞跃发展,与此同时,楚雄彝族服饰也必须要随之有所改变,也要寻找新的出道路并且改变前进的方向,只有这样,楚雄大姚彝族服饰的传承和利用才能拥有光明的前景,古老的文明才能再次闪耀出动人的光芒。当地政府应该鼓励和扶持大姚彝族服饰的发展,宣传服饰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提高彝族人民对彝族服饰的重视。并且开展彝族妇女刺绣技术提高培训班,

为广大彝族妇女提供学习刺绣技艺的机会,为刺绣能手们提供交流切磋刺绣技艺的平台。当今的服饰设计师可以通过了解彝族服饰元素,通过提炼归纳演绎将彝族服饰元素运用到自己的设计作品中。彝族服饰带有典型的地域色彩和民族风情,历经几千年的迁徙变革而依然保持着独立的民族性和特点,彝族服饰文化不仅仅是华夏文明的结晶,同样也是世界文化长河中的宝贵财富,更是现代服装设计的创意源泉。当今中国的现代服装设计应该以传统、民族为支撑和根基,将彝族服饰元素运用到当今服装设计中不仅可以丰富彝族服饰文化领域的研究,而且在当今“民族风”逐步渗透的服装圈,具有现实意义。挖掘彝族服饰元素的精髓,可以挽救日渐消亡的苗族服饰,传承和保护民族文化;另外,保留和发扬苗族传统服饰元素并将其应用于现代服装设计之中,也增加了时装本身的文化内涵,提高时装产品的附加值。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要对彝族传统服饰元素进行客观的评价与分析,分析苗族传统服饰元素适用于现代服装设计的部分,对传统苗族服饰元素进行改进或设计创新,避免设计中只停留于表面借鉴的 “拿来主义者”做法,为传统元素的现代运用提供具体实例参考。希望本课题的研究能真正为时装设计对传统元素的利用提供些许借鉴之处。既丰富传统苗族服饰艺术的现代利用,也增加了时装本身的文化内涵,提高时装产品的附加值。

在如何保护民族服饰遗产的传承上,文化主体充当了传承者的角色,也就是说文化主体决定了民族服饰遗产将以何种形式存和如何传承的问题。首先要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其次就是要激发他们文化自觉的热情,让他们自觉的发自内心的传承自己的服饰文化。

参考文献:

[1]王四代,王子华.云南民族文化概要[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

[2]陈立.刺绣艺术设计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