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经济学的决策逻辑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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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经济学的决策逻辑

管理经济学的决策逻辑范文1

我曾经听说在中国有这么一个调查,被调查的对象是在商学院或者管理学院接受MBA或者EMBA训练的企业管理者或经理人。当他们被问及在他们的课程表中什么课程是最没有用的,答案往往是管理经济学。这是一个看起来颇为奇怪但实际上又可能非常正常的答案。在几乎所有的MBA教学课程表中,管理经济学常常被作为“思维框架”的核心课程之一。既然是作为思维框架的课程,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我们的管理决策提供一个标准的经济学视角。但问题是,建立起一个新的思维框架肯定不等于提供一套解决问题的现成方案,因此,管理经济学这门课程在中国非常有可能被管理者视为并无多大用处的课程。在他们看来,支付高额的学费是希望“购得”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用来接受“智力训练”的。

这的确很有意思,开设管理经济学的目的本来是帮助他们建立起一个不同的思维框架,也就是建立起看待决策问题的一个不同于管理学或会计学的思维模式,而不是给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在这里,解决问题或者决策是由这些管理者自己做出的,管理经济学不可能替代管理者做决策。但是,这个思维框架的训练有助于管理者认识到做出一个好的决策是多么的困难从而也多么的有价值,因为管理经济学告诉我们做出一个好的决策是需要条件的,而我们一旦认识到一个好的决策所要求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就能清楚地了解在现实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些条件以及我们面临的选择是什么。经济学(主要指微观经济学)本来就是研究做出最优选择的条件和逻辑的。不用说,能做出的最优选择自然也是最好的管理决策。但是,做出最优决策的那些理想条件在现实中往往并不存在或者并不完全存在,因此重大的和成功的决策才具有了很大的边际价值。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的社会里,成功的企业家或管理者就变成了受社会尊敬的人物,甚至是公众人物,而管理决策的经验与教训也成了当今商业社会最有价值的话题之一而受到热烈和持续的讨论。

虽然人们并不能够容易地做出管理的决策,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管理者是基于常识和过去的经验来进行决策的,因此事实上,我们熟悉大多数的决策逻辑。经济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实际上就是在讲述常识,尽管常识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却常常在复杂的或者重大的决策中忘记常识,而被纷杂的表象和零乱的信息所干扰。在杂乱的信息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抓住核心的问题是管理者做出最优决策的关键。而管理经济学提供的就是一种将现实世界高度简化的处理方法,不仅如此,管理经济学还为我们发展了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模式的决策逻辑与思维方式。

即使这样,管理者还是常常不能理解经济学在决策上的用途。为什么呢?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在经济学里,决策的逻辑完全是为了帮助“经济学家”更好地理解管理决策的逻辑,而不是帮助管理者做出决策。比如,在为管理者所写就的经济学书籍中,经济学家往往集中突出了最优决策的基本结构,即最优的决策是在约束条件制约下进行的。既然取得自身赢利的目标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决策的内容就是能发现约束条件的变化并及时调整实现目标的手段与方式。这个手段被经济学家表述成了“边际等值”这个数学原理。可是,当管理者希望经济学家告诉他们“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这些经济学术语怎样才能指导他们的实际决策时,我想,经济学家常常会发现自己的确没有办法回答,因为“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是用来帮助经济学家“理解”管理者决策的概念工具,而不是提供给管理者自己做出决策的操作工具。实际的情况应该是,管理者常常会做出对自己的经营合理而有利的决策,而不用经济学家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成功的决策总是那些能发现约束条件的变化并能及时调整实现目标的方式以便更好地赢利的选择。对于企业家或管理者而言,他们对市场总是保持着敏锐的目光,他们懂得及时捕捉所有可能出现的市场机会,而这决不是在他们懂得了“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这些概念之后才学会的,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是经理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

有意思的是,尽管管理经济学不被管理者看好,但那些厚厚的教科书总是可以总结出几个简单易懂的“原理”来证明经济学对管理决策的用处。不过,这些能总结出来的原理对管理者的决策过程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管理者需要一本帮助他们懂得而不是帮助经济学家理解决策逻辑的《管理经济学》。这些原理通常是:

(1)使用任何(自己拥有的或他人拥有的)资源的真实成本是“机会成本”,这意味着,只有当资源可以流动(买卖)起来时,我们才有可能发现资源的真实价值。所以,只有更多依赖“市场机制”或“市场化”的生产或经营活动才能发现真实的赢利能力,才可能有效率地存在。

(2)是自己生产还是让他人生产,是自己拥有还是从市场获得,这是管理者面临的一个基本的决策。

(3)长期而言,保持持续的赢利(指经济利润)能力是管理决策的根本出发点。以市场占有率、产量、规模、资产扩张、人均收入以及其它短期考虑为目标的决策在长期可能会损害企业的盈利能力。

(4)对于绝大多数已进入市场的企业或经营者而言,关注、研究和不断获得关于市场消费者的偏好变化以及市场需求结构的动态演变趋势的信息是管理决策的重要方面。

(5)在短期,记住“固定成本与生产决策无关”这个结论是重要的。从理论上说,决策在短期只与“可变成本”的变化(即边际成本)有关。这意味着,如果你的决策是在已经发生和支付了固定或沉淀成本之后做出的,那么你的决策就不该建立在对这些成本的考虑基础上,相反,仍然应该建立在对市场需求的预期基础之上。换句话说,你的决策应该是朝前看而不是朝后看的。但从长期来说,你必须考虑你的全部成本才能做出最优的决策。换句话说,在长期,只有保障经济上(成本上)有效率的决策才是最好的决策。

(6)在短期,单个要素持续投入的“边际报酬”最终总是递减的,因为高效率(生产率)的要素总是首先被使用。这是导致企业面临“U字型”平均成本的主要原因。因此,企业寻求“成本最小化”的决策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找到“适合”的要素比例结构,充分考虑要素的相对价格。对于一个企业和经营主体而言,没有最高级的生产(经营)方式,只有最适合的生产(经营)方式;同样,没有最先进的技术,只有最适当的技术;没有最大的规模,只有最恰当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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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原理 高职 教学 制约

《经济学原理》是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作为基础理论课对学生学习运用经济学基础原理,研究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了解现实社会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实用型人才的需求,无疑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大多数经管专业学生感到《经济学原理》是难度较大且较枯燥的一门课程,学生综合学习效果欠佳,没有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一、目前《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程在教与学方面存在的制约

(一)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性质相制约

当前,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高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知识,能熟练运用经济管理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解决经济管理中的实际问题的技能型、实用型人才,以适应企业对一线操作人员和中基层管理人才的需要,并为企业提供高级管理人才的后备力量。学生毕业后能够胜任的工作岗位基本是会计、统计、文秘、促销员、营业员、物流管理员等。因此,高职院校在培养目标上对于专业基础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常被忽略。而经济学恰恰是一门逻辑性、系统性、完整性、连贯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造成学校培养目标与课程本身性质的相制约。

(二)由于《经济学原理》课程自身特点造成的制约

《经济学原理》的核心在于理解社会如何实现稀缺资源的利用配置和利用问题。课程揭示了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各种经济活动的规律,具有内容抽象、逻辑性和系统性强的特点。它是一个完整、严密、前后紧密衔接的理论体系。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数理基础和逻辑推理能力,而且必须紧跟教师讲授,一旦前面的课程落下几节后面的课程便难以理解。尽管许多学生认为这门课程具有很高的学习和使用价值,但课程的这些特点导致学生感到枯燥、缺乏趣味性、晦涩难懂,致使一部分学生中途放弃学习。

(三)高职院校学生自身不足与课程要求较高之间的制约

要想学好《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程需要许多领域的知识,比如需要高等数学、英语、国际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现状等综合知识,因而学习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高职院校的经济管理类专业一般是文、理兼招,且文科学生偏多。他们与工科类学生相比,有其自身的知识特点和思维特点,大多数学生人文知识丰富,数学基础相对薄弱。这一明显的知识结构特点,导致学生普遍对定性分析感兴趣,对定量分析的方法和步骤不愿深入。而且,他们的思维方式偏重于感性认识。教学中讲到经济学的案例、经济学的渊源时,学生非常感兴趣,而讲到逻辑推导、图、表、公式、数学模型等内容时,则不容易接受。再者,大部分学生是从校门到校门,缺乏对企业和社会的深入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学生迫切需要了解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指导企业运营管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引导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了解我国现实企业的管理体制、管理现状及其深层次原因。但学生在这方面的实践活动相对较少,少数同学甚至对国家的基本经济方针都难以理解。同时,学生中存在一种片面认识:高职院校主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只要会操作、能实践就行了,没有必要掌握那么多理论知识。所以,很多学生把《经济学原理》看成是可有可无的课程,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技能性较强的课程上。

(四)课程的教学模式与高职院校的教学要求之间的制约

《经济学原理》课程属于理论经济学范畴,由于课程的自身特点的因素,大多数高职院校教师仍然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即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模式,在这种教学模式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就高职的教学而言,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被认为是其一大特色,这门课程似乎缺少了这一环节,而且由于课程自身特点的因素在向实践性教学方面的教学改革也存在着一定的难度。这些问题严重地阻碍了高职院校《经济学原理》教学质量的提高,使教学效益始终在较低的层面上徘徊。

二、高职院校《经济学原理》提高教学质量的思考

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一样,都是对人的能力培养,但社会对其的客观要求及其产生发展背景与空间决定了其办学思路与理念的特殊性,它既不同于注重学科体系建设和理论研究的本科教育,也不同于以培养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为重点的中等职业教育,而是介于本科教育和中职教育之间的一种具有高等教育特点和职业教育特色的双重特性的高等教育形式。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上必须结合学生的特点,精心组织各门课程的教学。《经济学原理》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教学质量不仅关系到学生对该门课程内容学习掌握的程度,而且对后续各门专业课的教学也有一定的影响。针对目前高职院校学生《经济学原理》课程学习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多年来对高职层次经济学的教学实践,我认为提高《经济学原理》的教学质量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高职的人才培养目标,整合教学内容,协调教学中的制约

基于高职院校是培养适应社会生产、管理与服务一线需要的实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对《经济学原理》的教学内容应作如下整合和处理: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将来主要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又必须关注宏观经济环境,因此,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以微观经济学为主,宏观经济学为辅,微观部分从经济学的基础讲起,并重在应用,近似于管理经济学。宏观部分仅介绍一些基础的知识,但强调微观基础和宏观政策对企业决策的影响。突出主体,淡化经济领域。经济学是研究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科学,任何经济活动都是按照经济主体行为进行整合的。在《经济学原理》的教学过程中,首先,应按照经济主体行为分章教学,尽量结合一些实例来讲解,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其次,重在应用,淡化理论。由于《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程比较抽象,难度较大,加之刚入校的新生不具备一定的基础,因此,在授课过程中,应尽量淡化理论,比如涉及高等数学方面的公式推导和理论论证,要进行淡化,通过一些案例来讲授经济学原理;联系中国国情,力求洋为中用,力求本土化。在授课过程中所用的数据、案例应尽可能采用我国的资料,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实证分析,以便于学生学以致用。

(二)结合课程特点,改革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为了提高学习效果,还要对《经济学原理》传统的从书本到书本的课堂教学方法实行全方位的改革。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广泛采取案例教学法、课堂讨论法、调查研究法和互动教学法,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例如讲授到影响供求的因素就可以让学生调查一个季度内影响学校周边市场的某种商品变化的因素有哪些,并且采用课堂讨论的方法,讨论中各种观点的相互碰撞,锻炼了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讲授宏观经济政策时,要经常布置一些时事的宏观经济学热门话题,让学生课下查阅有关资料,培养学生课下阅读经济类书籍报刊的习惯。这样,既考核了学生对书本知识的理解程度,又让他们学以致用,用成熟的理论分析现实问题,即提高了他们的专业素质和文化修养又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强化他们运用书本知识,分析现实经济现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总之,在针对经济、管理类学生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既要弥补这类学生数学基础薄弱的特点,又要调动他们的参与意识和主动性,增强学生走向社会的实践能力和适应能力。

总的来说,在高职《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教学中,要整合教学内容,改变传统教学方法,缩短理论与实际的差距;同时,要通过教学方法的改革,使学生参与其中,感受到学习经济学的乐趣,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学生培养成为适应社会生产、管理与服务一线需要的实用型、技能型人才。

【参考文献】

[1]陈伟民. 简述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亟待处理的几个关系. 商业研究,20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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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情况及本文献诞生的背景

迈克尔・简森(Michael Jensen)是美国当代著名财务经济学家,现为哈佛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名誉退休教授。他分别于1962年获得麦考利斯特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64年获得芝加哥大学金融方向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196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金融学和会计学博士学位。迈克尔・简森1967年起执教于罗切斯特大学,从1984年起任该校金融和商务管理专业LaClam荣誉教授。他于1973年创办《财务经济学期刊》并在1977年建立罗切斯特大学管理经济学研究中心,担任主任一职直至1988年。1985年起他进入哈佛商学院任教,1994年与法玛等人合作,创办社会科学文库公司。

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各国会计理论研究主要以定性的文字描述为主、重视内在的逻辑性,但不对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地验证。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走出“经济滞胀”的怪圈,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从强调干预和管制转向放松干预和管制。这种反传统思潮为实证会计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孕育的土壤。会计环境的发展对实证会计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以美国会计学家简・鲍尔(J・Ball)与P.布朗(P・Brown)于1968年在《会计研究杂志》发表《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性评价》作为起始标志。首开实证研究之先河。1976年,迈克尔・简森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1976斯坦福会计年会”上发表了被后人称之为“罗切斯特学派宣言”的演讲一《关于会计研究现状与会计管制的思考》并于同年发表。

二、《思考》的基本结构

该篇正文结构简洁、清晰,分别围绕两大主题展开,首先批判地评价了会计研究现状,其次分析了会计实务管制的现行趋势及将会计职业引向何处。

本文第一部分为引言,介绍演讲的两个主题,宣告“罗切斯特学派”的诞生;第二部分为会计研究的批判性评价,抨击传统会计研究的缺陷、传统会计研究偏好“应该做什么”类型的问题以及对实务问题解决作用有限甚至没有作用;第三部分为财务的发展史,从财务发展史(1958年前、1958至1970及20世纪70年代初的五年间)不同阶段的对比,说明了实证理论对解答规范问题的重要性,实证理论和证据丰富了研究手段;第四部分为需要实证会计理论的原因,举例说明实证理论是回答规范问题的前提,提出对实证会计理论发展的前景预期;第五部分为变革的若干建议,提出了会计系统中的人――“REMM”假设,重新审视会计系统的各方参与者;第六部分为会计准则与披露的管制及对公司的责难,分析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从限制自身的准则制定活动到加强准则指导方面的作用的转变,提出更多的政府管制必然对审计师和公司造成压力,甚至可能“摧毁”公司这一组织形式;第七部分为现行趋势对会计职业的影响,分析了民间准则制定机构难以保持准则制定权,对会计准则与披露的管制加强会增加会计师事务所的成本,成本最终转给公司促使其数量减少,而会计师事务所只能希望国有企业或政府机构接受审计服务,以保持审计市场。

三、《思考>的主要学术观点

(一)会计研究的批判性评价以往会计研究一直是非科学的,注重的是规范性与确定性的命题。会计并不缺乏理论。但在会计学中,所谓理论一直以来都意指规范命题。如在资产负债表中,如何处理租赁;资产负债表和收益表中是否应使用重置(或清算)价值;物价变动如何核算;拥有国外权益的公司如何核算汇率变动;存货如何计价;年度财务报表应报告的内容;中期财务报表是否应该审计;在合并报表中如何处理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 本文认为,所谓的会计理论对会计实务不产生实质性作用:文献中有很多讨论是关于会计报告使用者“需求”的。但很少甚至没有人注意会计报告提供者的“需求”,提供方的力量、对会计实务的影响;大多数公司将间接费用计入业绩中心的原因;公司改变会计技术、公司变更审计师的原因;成立会计程序委员会、会计原则委员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这样的职业团体来规范“公认会计技术”而被批评的原因;法律规范和规则是如何影响会计实务的;公司在税收申报之外一贯采用历史成本折旧;公共会计公司以合伙制为组织形式;基金会计不同于公司会计;注册会计师认证程序对会计实务和会计研究产生的影响;针对注册会计师考试的会计教育方案要求教师花费大量精力教授学院派的知识,给会计研究的重心带来的影响;会计界强调“职业主义”和“职业道德”。

会计里的许多行为研究都可以归为实证。.但学术界和职业界,只有认真尝试发展了一套实证理论后,对孜孜以求的规范问题才能取得重大进展。相比大量关注资本预算和转移定价的管理会计领域,财务会计更为严重。

(二)财务的发展史财务的近代史回顾说明了实证理论对解答规范问题的重要性。在1958年之前,各种特别理论充斥着文献(和实务),理论细节和定义充斥着课本,很少甚至没有提供合理的证据。财务理论经过筛选后逻辑不连贯,完全是规范导向,主要关注股利、投资、资本结构和营运资本政策等的最优化问题,而对市场、个别激励和分析性财务环境中的均衡实质很少涉及。1958年出现了MM定理、随机游走理论和投资组合理论。1958至1970,有影响力的大学所做的财务研究几乎和理财实务没有关系。

但最近五年间财务理论变得丰富,并可以解释各种实际问题,如决定债券契约中各项条款的因素;破产和破产成本的影响;组合选择中信息的最优运用程序;组合业绩的评估;不确定性下的资本预算;最佳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新股发行的权利和承销协议;最佳养老金政策;兼并的理论和经验效果。

大多数的美国主流财务研究中心在公司理财实际问题研究和纯理论领域的拓展方面投入了同样的精力。对于规范问题,一旦拥有了丰富的实证理论和证据作为研究手段,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的复杂性,理解公司与公共政策制定所处的市场环境下均衡实质的精妙。

(三)实证会计理论需要的原因 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将解释会计具有目前的状态、会计师从事目前所做的工作的原因,会计实务对人们和社会资源的应用产生了何种影响。实证理论是回答规范问题的前提。会计实务及其变化方式源于一个不同利益方达成均衡的复杂系统。某些利益方容易辨认,如公司管理当局、内部会计职员、股东、债权人、监管方、证券分析师和其他财务报表

的使用者以及审计师。必须较好地理解各利益方之间的交互作用并识别其他的利益集团,才能真正在规范会计问题上有所进展。

会计规范研究总试图寻找文字表述绝对的问题的答案,如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或者投资者的信息“需求”是什么,会计人员如何满足这些“需求”。要从中获得有益启示的唯一方法是重新表述问题:什么样的制度变化会改变相互作用的各方的激励从而推动均衡转向“有利”方向。

所有目标同时满足是不可能的。虽然经常提及社会利益,但许多关于会计是什么的讨论却不涉及帕累托最优。这种讨论反而被冠以“有用性”之类的内容空洞的词汇。这些问题唯一的解答应是基于不同行动方案对人们及其行为、财富以及资源利用的真实影响的选择。

(四)变革的若干建议要发展实证会计理论必须在会计研究中有所变革。比尔・麦克林(Bill Meclding)和本文推荐“REMM”’,将个人视为机智的、会评价的、最大化倾向的人。REMM指机智的,在于个人会考虑环境和自身行为变化后果的原因;会评估,对任何事物及所有方面的不同替代品有偏好,而且受最大化倾向影响,按照预期实现最大的收益。REMM应区别于其他学科研究中的“社会人”、“心理人”、“经济人”和“政治人”概念。

这些称谓经常在社会科学尤其是会计中使用。例如,会计人员经常被指定为社会人,所做的即职责所在,因为教育是被灌输了职业道德,受“公认会计原则”的指引。没有个人需求和创造力而且不会对环境中的激励有任何反应。财务报表使用者常被称为是心理人,需要客观性。会计原则委员会、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或证券交易委员会之类的监管机构的成员通常被视为政治人,是利他主义者,追求真理而不考虑个人利益。但是,审计师、经理、银行家等以及其他官员都是REMM。若能意识到这点,将其最大化行为分析纳入模型中,就能更快地发展实证理论。一旦开始视系统中的个人为REMM,就要关注个人面临的激励,以解释其行为,即自然地得到会计实证理论。

不考虑规范问题的纯粹的实证研究是不可行的。然而,这些规范思考和在会计中常见的有微妙且重要的区别。当建立实证理论时,赋予REMM以目标,在REMM决策问题上运用规范方法并得出最优政策。然后假定涉及的所有REMM均按照最优政策行动并研究如此均衡的特点。

(五)会计准则与披露的管制及对公司的责难 自1972年勃顿(Burton)先生出任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首席会计师以来,证券交易委员会在会计与披露准则的制定方面发挥了日益强大的作用。在会计职业界由民间部门负责这类准则的制定,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尽管在40年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就已经取得了法定的准则制定权,但以前它允许民间部门的会计程序委员会及其继任者会计原则委员会保留准则的制定权。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成立在某些程度上是为了保持民间部门制定准则的权威性。然而,即便有了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仍继续在准则的制定方面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如对生产能力和存货的重置成本的披露要求。

尽管证券交易委员会拥有对会计实务要求的法定职权,但知道政策发生改变的原因,就能更好地了解会计的未来。同时,证券交易委员会在指示准则方面发挥了日益强大的作用,它同法院一起使审计师的功能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审计师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因没能披露重要事项和公司管理舞弊而承担的压力。审计师还面临着对中期报表、财务新闻稿、营业报告作出证明的压力,并被要求对公司的内部控制系统作出评价和证明。

这类事件不仅影响会计职业,还会继续对公司这一组织形式施压。法律强迫大公司成为实现所有社会改革的工具。究其原因,公司代表了易被特殊利益团体和政界征用的可视巨额财富。公司这一可行的组织形式正在被摧毁。它源于民主政治形式和市场体制的基本冲突。拥有最终权力的政府发挥了两种不同的作用。政府有责任保护个人的权利并执行契约。但是,它也有权通过立法和法院的决议改变个人的权利。政治家、者和不同特殊利益团体利用后一种权利以损害他人为代价增加自身的福利,这是民主政治和市场体制发生矛盾的基本原因。随着私权的消灭,有更多的政府控制、更多的管制及更多的者。

(六)现行趋势对会计职业的影响会计准则制定委员会存在的一个简单假设是更多的统一会计方法能降低使用者解释公司报告的信息成本。然而,一旦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它便要遭受政府的规则制定者普遍受到的同样的压力。

赞成审计师应对未发现舞弊负责将加大审计成本,因为这需要消耗额外的资源。未发现舞弊的潜在法律责任将加大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和保险费用。既然所有的审计师都要遵守同样的规则,那么这些增加的成本将转到公司客户。这些增加的成本可能很大,会大大超过效益。另外,公司的审计需求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法律约束这项服务成为必需。审计费用的增加相当于是对公司组织形式的另一项特种营业税,也是其转让时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将会转嫁给消费者。但是像联合铁路公司这样的国有化企业、其他公共事业或非营利组织不需要遵守同一个规则,从而增加了其对私营公司的竞争优势。

如果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能成功地保持民间部门制定准则的职能,民间部门将失去这一权力,除非它遵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意愿,民间部门能保留准则制定权的唯一办法是取得国会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国会的利益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会计职业界的利益并不一致。一旦出现(或者说是制造出)另一个“危机”,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将承担全责。

会计师事务所会发生由不曾预料到的债务、培训等而导致的过渡成本,这些成本不会马上准确地反映在收费上。但最终增加的审计成本将通过增加收费而强加于公司所有者及其产品的消费者身上。这会促进公司的摧毁,从而减少对审计服务的需求,公共会计职业界的规模也会变小,最终利益受损。解决办法是显然的:利用政界去游说对所有的替代公司的其他组织作出审计要求以及强制像联合铁路公司、全国铁路客运公司和政府机构那样的组织接受审计。虽然1976年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议对所有未偿债务超过5000万美元的市政当局对外公布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但国会对此并不在意。

四、《思考》对西方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主要贡献

(一)20世纪60年代末前的西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前,会计理论研究中是规范会计研究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会计理论体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形成。规范会计学派的倡导者是澳大利亚著名会计学家罗纳特・J・钱伯斯(Roy-mond Chambers)。他认为会计研究人员不能满足于解释与证明现存实务,而应当运用演绎法建立一套更完美的会计目标。由于处于不同环境中的会计学家们对会计“应当是什么,应当不是什么”的完美性的理解不同,故在规范会计学派内部又出现了一些持不同

学术观点的次级学派,各派既统一在规范会计学派的大旗之下,又自成体系。其中较主要的有真实收益学派、决策有效性学派、事项会计学派三大分支。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的扩大化和广义化,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研究方法已不再满足于定性的演绎或者归纳推理,而是逐步转向实证分析。实证研究方法最初起源于实证主义哲学思想,首先是19世纪30~50年代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想,继而是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的马赫主义思想,20世纪30年代开始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思想,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兴起的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以及后来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思想,即所谓“证伪主义哲学”。

(二)20世纪70年代后的西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1968年,鲍尔和布朗在《会计研究杂志》发表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性评价》和比弗(Beaver)在其增刊《会计中的经济研究:论文集》发表的《年度收益报告的信息含量》,首先在会计领域使用了经验性研究方法,即先提出假设,然后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加以验证,从而开创了会计领域实证研究的先河。之后,一大批年轻的会计学者(以“罗切斯特学派”为主要代表)逐步竖起实证会计研究这面大旗,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给会计理论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震撼。

迈克尔・简森的这篇向传统会计研究提出挑战的檄文,在西方会计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一些年青的学者接受他的实证思想,聚集在他所擎起的这面大旗之下。“罗切斯特学派”在促使西方会计学界接受实证――经验研究方法,改变会计研究侧重点方面,发表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文章,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会计学界的研究思想、观念以及研究方法的改变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罗切斯特学派本身的成长和发展过程,集中反映了西方会计学界思想观念转变的过程。

瓦茨(Watts)与齐默尔曼(Zimmerman)也就此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不仅重申了简森的基本观点,而且提出了新的看法并指出,传统会计研究之所以对现行会计实务和会计准则的制定不能产生实质性的直接影响,其关键原因就在于缺乏有效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研究者采取的规范研究方法具有一个明显的通病,那就是缺乏事实证据。因而研究者们提出的种种所谓“理论”,是个人的主观臆断或意见陈述。传统会计理论方法论上表现出的这种欠缺和薄弱,致使会计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相邻学科。经过数年的努力和探索,瓦茨和齐默尔曼在总结实证一经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发表了《关于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1978)和《会计理论的供给与需求》(1979)两篇论文并于1986年发表了专著《实证会计理论》。这本专著的发表标志着实证――经验研究开始跨入体系化阶段。该书不仅把作者和其他实证――经验研究者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总结,更加鲜明地突出罗切斯特学派在理论研究中的方法论特征,而且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会计研究所发生的变化作了概括,较完整地介绍了实证会计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由于简森、瓦茨和齐默尔曼等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开拓性研究,从而促使了实证会计理论在西方财务会计理论中得到认可、普及和发展。

会计领域的实证研究强调“可证实性”,注意利用数学工具,提倡研究的定量化、精确化。实证方法的应用,拓宽了会计研究的领域,把会计研究的领域扩展到资本市场研究(如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会计政策选择)和行为研究等领域,从而丰富了会计理论的内容。实证会计早期研究资本市场与财务信息披露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转而研究会计政策选择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除了会计政策外,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审计活动也成为研究对象。

五、《思考》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一)对现有实证研究成果的指导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经历了理论介绍、初步运用和逐步推广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实证会计研究引起了我国会计学者的注意,开始出现有关实证会计研究的介绍性文章并伴随实证会计研究的理论探讨。1995年至1998年实证会计研究的理论探讨过渡到了具体运用阶段。赵宇龙发表在《经济研究》1998年第7期上的“会计盈余披露的信息含量”一文,标志我国会计界对实证会计研究从方法介绍进入到实际应用。实证研究正向学术界展示其新颖、务实的全新魅力。我国学者在有效市场检验、公司盈余管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投资者的决策行为、资本成本和股利政策等方面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初显成果。

首先,是在关于资本市场有效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吴世农(1993,1996,1997)的系列研究表明,1993年以前,深市每日股票价格并不是随机、独立的,有许多已公布的交易信息并未反映在当时的价格中或被当时的股价所忽略。深市并未通过弱式效率检验。1996年的结论是,我国股市尚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弱式效率。1997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沪市未达到半强式效率。沈艺峰和孙铮的研究也表明,我国股市对历史信息的反映效率较低,未达到半强式效率。陈小悦等人的研究显示,深市较早地达到弱式效率,沪市在1993年逐渐达到弱式效率。总体结论是我国股市已经达到弱式效率。赵宇龙(1998)的检验也不支持沪市具有半强式效率。

其次,是在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方面。会计政策的选择会产生一定的经济后果。孙铮、王跃堂(1999)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上市公司存在操纵利润的倾向,上市公司利用变更会计方法等手段虚饰利润。在监管制度的实证研究上,我国学者对10%现象的研究比较成功。10%现象指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使其净资产收益率达到配股及格线要求的10%。该研究产生了明显的政策性意义,中国证监会接受了学者有关10%的研究成果,逐步降低配股的门槛要求(如最低6%),甚至基本取消这一要求(增发新股)。

(二)对未来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借鉴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实证会计研究应循序渐进,创新思维习惯。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在我国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应增强人们对实证会计的关注。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性效应还十分明显,非会计性信息对市场的影响较大,应努力寻找西方实证会计研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的最佳结合点,构建合理的会计研究方法体系。此外,实证会计研究要求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和叙述方法,研究的起点应从会计实务出发。

第二,努力拓展实证会计研究的新领域。实证会计研究的领域是广阔的,许多会计实务通过开展实证研究能够得出较为切合实际的科学评价,并对会计改革的方向提出指导性建议。需关注的研究领域,如以会计准则为核心的会计选择行为的研究,2006年会计准则的与执行正是新的契机;进行会计信息与证券市场关系的实证研究,在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所引发的背景下针对一些特殊的会计信息,就证券市场对其有效性开展进一步的探讨,以寻求更多的证据;关于审计实务的实证研究,尚有许多领域的问题等待探索,如审计基础理论的研究,包括CPA的独立性、审计的社会期望、CPA的决策过程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