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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肇事逃逸的行政处罚范文1
（一）自首与履行行政义务的关系
有人认为，履行行政法规定的强制义务不构成自首。理由是根据道交法第70条的规定，车辆驾驶员有义务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在原地保护现场、报案及等候交警到来，“不逃逸”既然是道交法规定的义务，在实施后自然谈不上给予自首奖励的问题。那么，行政法上的义务到底与刑事责任的认定有无关联？如果有关联，又是如何联系的？这需要深入研究分析。笔者认为，虽然行政法上的义务与刑事责任的认定有紧密联系，但是应严格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行政法介入刑法评价应当具有明确的范围，而这个范围必须要有刑法明文规定。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在其他法律、法规都有体现，但是其他法律、法规的义务规定不能都作为刑法义务，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行为也不能作为当然剥夺被告人刑事权利的理由。其一，缺乏评价层次的同等性。笔者并不否认行为人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向公安机关报告的行为之法定义务性。在中国，对违法行为的处罚主要有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这种二元违法处罚体系决定了刑法中刑罚配置的起点。受传统的“定性+定量”定罪标准的影响，刑法一般对行政犯罪都会设置相应的情节定罪的门槛，其刑事违法性的具备必须要以行政违法性的存在为前提，刑事违法性的具备是行政违法性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对此类行政犯罪无论是对行政违法性的把握，还是对其刑事违法性的判断，都必须以行政法规为前提并结合刑法的规定进行，坚持“行政法定性+刑事法定量”的定罪机制。详言之，在行政犯罪的定罪是分为两个层次进行的：第一个层次是以行政法的规定判定行为人违法行为的性质，着重于罪质的说明，在实质上明确这类犯罪与非罪、与他罪的界限；第二个层次是以刑事法对违法行为的“量”加以认定，着重于罪量的说明，只有结合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情节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态度才能作为刑法上的评价因素。第一次行政违法评价是着重对行为性质的评价，第二次刑法评价是着重对行为程度的评价，可见对道交法上的义务的评价与刑法上对行为的评价非同一层次，因而无法直接纳入刑法的评价体系。其二，缺乏义务规范的内涵、外延之统一性。有人认为，行政法规都对责任事故类型的犯罪规定了行政前置义务，在交通肇事罪中这些义务的体现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转化为构罪要素，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肇事者负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才能构成犯罪。在肇事者原本负次要或者同等责任的情况下，由于不履行行政前置义务逃逸而被交警部门认定为全责，则可能构成犯罪，此时行政义务已经成为刑事责任的组成部分；另外一种是转化为量刑要素，即在交通肇事已经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如果肇事者不履行行政前置义务而逃逸，则在处罚上要升格，构成刑罚上加重处罚的事由。所以说行政前置义务是纳入刑法评价体系的。[1]笔者不能够苟同上述观点。第一种所谓“构罪要素情形说”不能成立，理由是将肇事者不履行行政义务认定为全责，并非在刑法范围内评价，而仍然是在行政法范畴内“定性”的评价过程。因为对于行政犯罪，首先必定是由行政法规评价，当行政责任的追究不能有效恢复行政管理秩序时，再进入刑法评价。被交警部门认定为全责，实质上是在行政法范畴内加重行为性质的评价，而此时刑法的介入恰恰是因为由于这样的认定，使该行为构成了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仔细考量，此处“全责”中的“责”之所指，乃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责任，这个评价并未直接进入刑法评价，更不是刑法评价中“有责性”的来源。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混淆了行政法上的有责推定与刑法上的有罪推定。第二种所谓“量刑要素情形说”也不能成立，理由是在刑法中交通肇事罪所指的“逃逸”必须同时具备两方面因素：一是行为因素（行政法定性），即肇事者实施了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二是情节因素（刑事法定量），即要求交通事故具备了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严重情节”，并且要求主观上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根据道交法和道交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①，行政法上的“逃逸”，只是一种客观上离开事故现场的逃跑行为，缺乏刑法意义上的情节因素和主观因素，并不是交通肇事罪意义上的“逃逸”。简言之，构成了行政法上“逃逸”的行为并不当然构成刑法上的“逃逸”。所以“不履行行政前置义务”的概念与刑法上的“逃逸”的概念并不周延，简单地说因为不履行行政义务而使法定刑升格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其三，缺乏规范目的的关联性。在刑法以外的法律规范中寻找进行刑事处罚的义务来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移植”的过程，只有刑法外规范背后的目的与刑法规范的目的相一致，才能考虑将其作为义务来源[2]。事实上，许多其他部门法与刑法之间都缺乏这种规范目的的关联性，原因在于前者的出发点，是为了服务特殊领域；而后者的出发点，是保护法益。行政管理的最主要目标是追求效率，而司法运作的最主要目标是公正；行政权要求以行政执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来迅速管理和恢复社会秩序，而司法运作则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客观公正地以对事实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定性判断。道交法规定该义务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行政部门对于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和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并非为了配套交通肇事罪的规定。而刑法规定自首的依据，一是因为行为人有悔罪表现，因而其再犯可能性减小，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减少（法律理由）；二是为了减轻刑事司法的负担，使案件得以及时侦破与审判（政策理由）。可见，实现了行政法的目的并不当然也实现了刑法的目的，所以不应当把行政法上的义务规定纳入刑法的评价体系。其四，缺乏特殊身份不法的同一性。在行政刑法中，前提法为刑法规范提供处罚根据，除了在规范目的上应一致外，如果刑法规范还要求要具备特殊的身份，则这一特点也应体现在相应的前提法规范中。刑法第133条对“逃逸”的处罚只指向了实施交通肇事罪的人，也就是说作为义务是与该身份相关联的，而道交法无法满足这个条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道交法第70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车辆驾驶人有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有关部门的义务”，主体是“车辆驾驶人”。但是车辆驾驶人并不一定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人，其可以是违法驾驶者，也可以是合法驾驶者，道交法对此并没有作区分，都要履行规定的义务。可见，该规定符合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和有效处理交通事故的行政目的，却不能够准确提供刑法要求的身份不法。其次，由于道交法规定的义务主体是“车辆驾驶人”，并没有规定除乘车人以外交通肇事当事人的义务。而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不仅包括车辆驾驶人，非车辆驾驶人同样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当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是非车辆驾驶人时，就无法根据道交法认定其具有与车辆驾驶人一致的义务。如此就可能造成司法认定上的混乱:车辆驾驶人作为交通肇事罪主体时，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肇事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不成立自首；非车辆驾驶人作为交通肇事罪主体时，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肇事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则成立自首，这显然是明显不符合逻辑和法理的。道交法的规定完全是出于行政便宜原则的考虑，但是在刑法上的义务却是直接与刑事责任和刑罚相联系的，恐怕不能简单对应。
（二）自首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关系
也许有人认为：自首作为一个法定量刑情节，不是犯罪分子的义务，恰恰相反是对其的奖励措施。刑法已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规定为加重处罚情节，交通肇事后报警并保护事故现场，是道交法规定的肇事者必须履行的义务。如果将这种当事人本来就该做的事情也作为自首进行奖励，那就等于对一件事做了双重评价，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认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禁止的是相同性质的重复评价[3]。行政法评价与刑法评价属于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评价，并非重复评价。而且从反证来说，“交通肇事后逃逸”构成犯罪的，不仅要接受道交法上的行政处罚、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同时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和接受刑罚，但这是属于不同法律性质的对同一行为的评价，并不违背重复评价原则；其次将肇事后报警并等候处理的行为认定自首涉嫌重复评价的前提是：自首行为已经作为一个构成要件被涵盖在交通肇事罪的罪状中。笔者认为，刑法可以要求行为人不逃逸，但是不可能要求行为人自首，自首行为不可能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一个构成要件被涵盖在其罪状中。第一档法定刑的情形并不是与自首重合的形态，而是肇事后未逃逸而又不符合自首条件的情况。当肇事者实施了超出其义务的“自首”行为时，理应适用自首制度给予其一定的奖励，这其中并不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这里还得注意一个问题。也许有人认为，认定自首是对“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和“自动投案”的评价，而把对交通肇事后报警并等候处理，之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认定为自首，对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没有重复评价的，但是却重复评价了“自动投案”即留在现场不逃逸、等待处理的行为，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所以应把之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认定为一般的归案后交代坦白行为，不能构成自首。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不能将行为人交通肇事后报警并等候处理，之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认定为一般的归案后交代坦白行为。因为行为人犯罪后归案的形式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违背犯罪人意志的被动归案，即被人民群众扭送归案或被司法机关抓获归案等；一种是出于犯罪人本意的主动归案，即自动向司法机关投案自首。虽然自首与坦白是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接受司法机关审查裁判的行为，然而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自首是犯罪人犯罪后自动归案，将自己交付国家追诉，而坦白是犯罪人犯罪后被动归案，由国家机关或人民群众将其交付国家追诉的。因此，自首的本质在于犯罪人在犯罪之后将自己交付国家追诉②。在交通肇事后，行为人在没有外力的强制下，不逃逸而主动留在现场等待抓捕，虽然是在履行法定义务，但应当对其在现场等待公安机关人员可能产生的后果是明知的，究其实质，仍然体现了主动将自己交付国家机关的意思表示，符合自首的本质。此时评价这个“不逃逸”行为的是从体现自首的本质的“主动将自己交付国家机关的意思表示”这个角度来评价的，而非入罪时的违法行为评价，此乃对同一犯罪事实从不同性质或不同意义上进行的评价，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三）自首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关系
有人认为，如果将肇事后主动报警的行为按自首论，在交通肇事逃逸与不逃逸之间会形成处罚上的不平衡。因为从逻辑上讲，交通肇事罪逃跑与不逃跑的刑事责任，应该是相邻的两个档次，即逃跑的应负加重责任，不逃跑的则应负基本责任。但是，如果把肇事后不逃跑的都作为自首看待，那么逃跑与不逃跑的刑事责任就是相间的两个档次了。这样，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负加重责任，不逃逸的从轻、减轻处罚，刑罚上就缺少了既不从轻又不加重处罚的“中间档”。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立法目的。笔者认为其难以成立，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自首要同时满足“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两个条件才能成立。“没有逃逸”至多只能满足“自动投案”的条件，只有同时满足了自首的两个条件，才能得到从轻处罚。易言之，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现场等待处理的行为不能与自首等同，不逃逸又不符合自首条件的，当然承担基本责任。此时，在从轻和加重之间是存在中间档的。其次，这样的认识相当于无视如下法律规定，即自首的从宽处罚是“可以”而不是“应当”，意味着自首犯并不必然减轻处罚；而且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不是仅仅“减轻”处罚一种。对行为人是否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要视案件具体情况而定。最后，按照否定论者的观点，行为人不逃跑且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不是自首，适用基本刑事责任，行为人不逃跑但并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也当然不是自首而适用基本刑事责任。但是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然是不同的：前者体现了行为人主动配合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意思，证明其人身危险性的减小，并为司法机关追溯其犯罪行为提供客观根据，使诉讼活动得以顺利进行。若社会危害性明显不同的行为仍适用同样的刑事责任，难道符合逻辑和法理吗？因此，在交通肇事案件中，逃逸行为与自首行为之间还是存在中间地带的。承认这种情况构成交通肇事罪自首的成立，并不会导致交通肇事罪的量刑出现断档。
二、结论
交通肇事逃逸的行政处罚范文2
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构成犯罪的，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律依据】
交通肇事逃逸的行政处罚范文3
酒后驾驶在我国刑法的量刑上，一般是通过“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样两款罪名来定罪和量刑的。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存在窘境，也即“交通肇事罪”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定罪量刑是建立在刑法理论中的结果犯的基础上的，具有危害结果才会被定性为犯罪，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刑针对情节较为轻微的行为又显得处罚过重。那么，由此便产生了交通肇事案件行为人逃逸后的保险理赔困境。如果采取行政处罚措施来规制，会遇到的问题是法律应有的震慑和规制效果不足，亦会由于行政执法本身自由裁量空间中的不同，事实上很难做到统一。可就交通肇事逃逸后的保险理赔实例来分析和认识。具体理赔实例：2012年4月25日，北京的小于驾驶小轿车与一辆三轮车相撞，造成三轮车驾驶者死亡，小于弃车逃逸，第二天才到交警部门说明情况，一次性对死者家属赔偿16万7千多元，之后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服刑期间，小于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因为他投保了交强险，而保险公司以他逃逸为由拒绝理赔。对于这样的理由小于不服，于是便到法院。
二、分析：从不同保险所属范畴进行区分
对于交通肇事案件行为人逃逸后的理赔问题，反映了不同的解释立场，在当前法制转型期和保险合同法律体系下，用类型思维解释法律更具合理性，且应坚持法律解释形式解释的优先性，不轻易突破文意解释的本来含义。对于上述问题笔者是这样认为的：第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保险公司免责条款不冲突。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保险公司不予赔付。这一法条的正确解读是，机动车肇事逃逸之后，投保人不能申请赔偿。但是被害人可以将交通肇事者、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申请赔偿。第二，交强险属于财产险的一种，但不同与一般的财产险。根据民法及其他保险法规及司法解释，交强险也即交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由保险公司来理赔的，使得事故中的受害者，有钱治病，有人赔偿，体现的正是法的正义价值。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保险人与保险事故中的第三人，即保险公司和保险事故中的受害人。第三，责任险与财产险是不同概念，第三者责任保险属于责任险。与第三者责任保险不同的是，对于一般的财产保险而言，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对投保人履行了赔偿义务，则保险人以赔偿的金额为限，保险人对于第三人享有代位求偿权。若发生在交通肇事案件中，投保人若是被害人，则保险人对投保人履行赔偿义务后，保险人享有对肇事者的代位追偿权。
三、焦点：法律解释的不同立场
第一，三者责任险的本意为，对第三者负意外责任的保险。从法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责任险的实质为：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第三者责任险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保险合同的规定负责赔偿。但因事故产生的善后工作，保险人不负责处理。这里所强调的意外事故，排除了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犯罪。上述案例中，小于的交通肇事逃逸行为非故意犯罪，但就交通事故本身（不含死亡结果），案例符合第三者责任险的承保范围，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设立有待商榷。第二，交通肇事逃逸且已获刑，是否应当使得投保人丧失保险合同权利。里格斯诉帕尔马遗产继承案“任何人不得因为自己的过错而获得利”。案件是如此经典以至于一百多年来，许多西方人对此案津津乐道。“任何人不能因为自己的过错而获得利益”已成为世界立法通行的一条重要法律原则。其背后的假设为，如果允许人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取利益，那么维持这个社会的秩序便会荡然无存，法律便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基础。逃逸加剧了被害人的伤害，却带了保险人的脱离法律关系，无疑加重了第三人获得赔偿的难度。
四、结论：论行为人逃逸后的保险理赔问题的法律出路
交通肇事逃逸的行政处罚范文4
关键字：危险驾驶 交通肇事 交通安全
目前，我国规制酒后驾车行为与飙车行为的法律主要是《刑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97《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由此可见，我国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是结果犯，即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只有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才能构成肇事罪。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工具数量不断增加，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相应地，引发交通事故的危险源和危险系数日益提高，比如酒后驾车，现行法律仅仅对其造成重大的损害时才加以定罪处罚显然不妥。
《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酒后驾驶的行为处罚更轻，主要是一种行政惩罚手段。该法第91条对饮酒驾车和酒后驾车行为实施惩罚，但禁驾的范围仅仅局限于公交车、出租车等营运车辆而不包括私家车等非营运车辆，这显然不符合汽车时代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交通秩序稳定的需要。应该看到，醉酒驾驶行为在以往的治安管理处罚案例中，真正被严厉处罚的其实也不常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有理由认为，对醉酒驾驶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和实际威慑力并没有得到完全、充分的发挥。
（一）困境
在我国，通说认为交通肇事罪毫无疑问是过失犯罪的典型。所谓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形；而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醉酒驾驶行为以及飙车行为毕竟是行为主体可能肇事的实害行为的"先期行为"，究竟应当定性为故意还是过失，从专业的角度上讲，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是否将"先期行为"与实害行为按照一行为处理还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也大相径庭。因此，一向以主观过失犯罪对待的交通肇事罪，如今似乎很难再使用于危险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了，将二者简单的纳入交通肇事罪处理实为不妥。
对于危险驾驶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目前司法实践中常常代之以"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然而以这个罪名来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规制处罚，也具有理论上很大的不妥：
第一，对于"危险方法"的认定不恰当。《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规定的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行为，必须是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传播突发传染病原体等行为的危险性相当、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二者必须具有同等严重危害性，在性质上要相当，而不是涵盖一切危险行为、无所不包的。在一般情况下，危险驾驶行为和采用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在性质上是有差异的，前者只是一种驾驶行为，而后者本身就是犯罪行为，具有"加害性"[1]，因此醉酒驾驶不能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险方法划等号，不能把醉酒驾驶行为简单地归结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里面。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如行为人出于报复社会、泄愤等目的，故意用醉酒驾驶的方式危害公共安全，这时才可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由于我国《刑法》没有将醉酒驾驶行为以及飙车行为纳入刑罚范围，如果一律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则会在司法实务中出现这样的乱象：以醉酒驾车为例，醉酒驾车未肇事的不能定罪，而醉酒驾车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即使只造成一人重伤，按照《刑法》第115条第1款之规定，至少要判10年有期徒刑，显然这种情形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二）危险驾驶入罪的观点
鉴于一系列恶通肇事案件的频发，许多人认为我国现有刑法不能够规制这些恶的发生，认为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过轻，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又过重。因而许多人认为应该单独设立一个"危险驾驶罪"或是"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罪"，以作为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过渡性罪名。支持"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论者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实生活中大量发生的酒后驾车导致恶性事故以及肇事后逃离现场过程中又导致多人死伤的情况，基本上都以交通肇事罪量刑，而且一般情况下当以缓刑结案，因而交通肇事罪被称为"杀人成本最低"的犯罪方式。对于交通肇事在立法上的不足和司法上的轻刑化，是"马路杀手"增多的一个原因。
第二，目前关于醉酒驾驶以及飙车行为导致的交通肇事引发争议的原因就在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缺乏过渡性罪名。危险驾驶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刑法应该进行否定评价，而不是产生了危害结果之后方给予否定评价，否则不利于对交通事故的防治。
第三，外国刑事立法具有规定了 "危险驾驶罪"或是"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罪"的立法例，对我国刑事立法具有借鉴意义。而在支持增设新罪名规制"危险驾驶行为"的论者中又有分歧，主要表现在"危险驾驶"行为是应该规定为一个危险犯，还是一个结果犯？当然，无论是支持危险犯还是结果犯的论者都认为"危险驾驶"行为的范围应该限定在以下几方面：（1）醉酒驾车行为；（2）吸毒后驾车行为；（3）飙车行为；（4）无驾驶技术和操作能力而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2]
第四，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符合治理危险驾驶刑事政策的国际趋势。德国弗莱堡大学乌·金德霍伊泽尔教授曾言："传统的刑罚目标--报复、特殊预防和威慑--今天已经退居幕后，那个所谓借规范适用的固化为建构法的信赖树起一面旗帜的积极普通预防，成为流行的学说。"[3]虽然西方法治国家的刑事政策注重人权保障和自由保护，但是在酒后驾车这一威胁到公共交通安全的问题上，其犯罪化程度普遍较高，处罚力度也普遍较大，并为保障公共交通安全设置了严密的刑法法网。
第五，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符合风险社会理论。（刑法提前介入符合降低公共交通风险的需要和规制危险驾驶这一危险犯的需要。风险社会的安全刑法修正了自由法治刑法的行为概念,由此为酒后驾车行为的犯罪化提供了在犯罪构成之上定型化的正当性。
现行交通肇事罪的司法解释已对酒后驾驶机动车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行为作了明确的规定，而交通肇事罪最低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同时《交通安全法》对酒后驾驶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采取了行政处罚措施。作为两者的过渡，笔者认为将酒后驾车罪的法定刑设置为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较为恰当。此外，对于危险驾驶行为资格刑的设定，也需要加以考量，对于多次危险驾驶但是并接受处罚的，应在一定时期内取消其驾驶机动车的资格，从根本上加以限制。
参考文献:
[1]苏宏峰.《醉酒驾驶行为的罪责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
[2]于志刚.《危险驾驶行为的罪行评价--以"醉酒驾驶"交通肇事行为为视角》[J]，法学，2009年第9期。
交通肇事逃逸的行政处罚范文5
自1991年《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实施以来，责任认定书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法律文书，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争议，20__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虽没有提到交通事故责任责任认定书，但从本质上并无取消责任认定这一环节，而是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改说成交通事故认定书，其认定主体、程序、内容、原则、作用等并无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了交通事故责任。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对责任认定作了两点规定，但规定过于笼统，过于抽象，对责任认定的标准、救济、监督、责任推定与“疑罪从无”原则如何衔接等问题都没作出任何规定，也没相关解释，致使责任认定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多的问题和困惑，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责任认定标准混乱。无论是1991年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还是新出台的《安全法》，都仅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但在实践中，如何理解和确定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地域、上下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同一单位的不同民警，对同一案件都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和见解，对同样情形甚至同一起交通事故，不同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能做出不同的认定结果，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认定结果。这是因为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并且都有一定的道理，常常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往往是根据领导的看法定，法治也就走向了人治。这样就导致了目前事故责任认定随意性大，定责失衡等有碍执法公正的问题，这也是社会普遍反映强烈的问题。
2.责任认定监督失控。从理论上说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监督方式有两种：一是外部监督。外部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来自人民警察以外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人的监督和制约。在实践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监督的主要表现方式为不予采信，但不能从根本上对责任认定作出重新认定。在交通事故刑事和民事诉讼案件中，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最重要的依据，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财产利益和其他合法权益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说民事案件法院可以以公平原则进行判决而对责任不予采信，那么在刑事诉讼中，交通肇事罪的定罪和处罚均以行为人在重大交通事故中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为前提条件，抛开交通事故认定书这个最重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则无法对行为人进行定罪处罚，人民检察院无法对行为人进行批捕、。所以，在责任认定中，外部监督就显得力不从心。二是内部监督。主要表现在人民警察队伍内部，包括人民警察的上下级机关之间、同一人民警察机关的领导和干警之间，以及各业务部门之间建立的监督检查制度。如《人民警察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发现其作出的处理或者决定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撤消或者变更”。但在实践中，这种监督主要表现在接警出警、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有否严格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执法民警在办案过程中有无、等违法违纪行为，至于责任认定的结果是否公正、合理则无法得到有效监督。
3.责任认定救济缺失。根据现行事故处理法律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有关事实进行的综合鉴定行为，主要起一个事实认 定、事故成因分析的作用，出具的认定书本质上是一种鉴定结论。因此，对这种行为不能申请行政复议，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也不能向上一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起重新鉴定。当事人如不服，只能以的形式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或者在就交通事故提起的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过程中，要求人民法院对交通事故责任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也就是说，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的当事人责任，仅具有证据的效力，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刑事、行政审判活动都没有当然的拘束力。从法律上讲，让责任认定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这无疑是正确的。可问题的关键在于，事故责任认定本质上是一种鉴定结论，但实际上我国目前并没有独立、系统的进行事故责任鉴定的机关，完全是由公安机关决定，其处于绝对垄断的地位。在法院审判活动中，人民法院认为事故责任不妥的，其不能主动改变事故责任，也无法委托其他机构进行再认定，更不能在没有责任认定的情况下对案件作出处理。因此，事故责任认定本质上虽然是鉴定结论，但从认定体制上看又不符合鉴定行为的法律特征，缺乏法律制度的有效制约，实际造成了事故责任认定结果基本由事故处理机关最终决定的局面，人民法院对交通肇事案件的审理成了走过场的程序性活动。如陈兴良教授在《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性质及责任认定》一文中就浙江嘉兴余定海交通肇事逃逸一案中指出：“在本案中，尽管辩护律师提供了司法鉴定意见，但两级法院还是直接采信交通管理部门的显然有瑕疵的责任认定意见，以此作为定案的根据。法院就认为，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书是交通肇事案件审理中的一种具有权威性的证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所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形式上仿佛具备了一审终审的效力”。
4.责任推定适用错位。根据《安全法实施条例》和《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查清事故事实后，依据各方当事人有无交通违法行为及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和过错的严重程度，将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一般称之为认定责任。二是由于事故后发生了当事人逃逸、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等特定的情形，导致事故事实无法查清，当事人有否违法行为及违法行为与事故之间有否因果关系均无法确定的情况下，而依据《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之规定，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一般称之为推定责任。根据《刑法》或《解释》中对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条件的规定来看，只是指出以当事人在事故中负主责或全责为前提，但并没明确推定责任能否作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依据。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普遍的做法就是事故责任不论是认定的还是推定的，只要当事人负全部或主要责任，都作为定罪的依据。笔者认为，把推定责任用在交通肇事罪中，以此作为罪与非罪的标准之一,显然不妥。因为：（1）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在交通肇事罪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中，客观方面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交通违法行为与严重的事故后果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如果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因果关系不能查明，就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根据《解释》的规定，我国交通肇事罪的构成不但要确定交通违法行为与事故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还要确定因果关系的大小。而推定责任，就是因为当事人在事故发生后没有履行保护现场等义务并由此导致事故事实无法查清，当事人有无交通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与事故后果之间有否因果关系以及所起的作用大小均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责任认定，并不是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中因果关系的客观表现，自然也就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2）不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罪行法定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事原则。我国现行的刑法中并未将事故发生后逃逸、毁灭证据等行为规定为犯罪。交通肇事罪中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应该是指事故发生时的交通违法行为，如超速、违反交通信号等。虽然事故发生后当事人的逃逸等行为对交通肇事罪的定罪量刑有一定影响，但交通肇事罪的成立前提是交通违法行为的存在。当推定事故责任时，导致事故发生的违法行为及其作用并未查清，如果将这样的推定责任作为定罪依据，实际上就是根据行为人在事故发生后的表现来对其定罪，因此，是不符合犯罪构成的一般理论。（3）推定责任在刑事诉讼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理论，客观性是证据的本质属性之一。所谓客观性，是指证据必须是客观上确实存在的事实，是与客观实际的真实情况相符合的事实。而推定责任是事故事实无法查清、违法行为有无及违法行为在事故中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根据法律的规定所作出的一种推定，其本身不一定反映事故事实的真实情况，很可能使主要责任变成了次要责任，无责任变成了全部责任，很难与客观的事实相符，不符合证据的客观性要求。因此将一种从法律推定出来的事实作为定罪的重要依据来使用，其结果不是冤枉了无辜，就是放纵了真正的罪犯。（4）混淆了民法和刑法上不同的归责原则。推定过错责任原则是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之一，可以根据推定出来的过错作为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因此，推定的事故责任可以作为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据。但是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能存在推定、类推等情况。疑罪从无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推定事故责任实质就是对交通事故的事故责任仍存在着疑问的情况下所作出的一种责任认定，将此带有疑问的责任作为定罪依据是和罪疑从无的原则相矛盾的。（5）将逃逸而致事故事实无法查清时的推定责任作为定罪依据，实际上违背了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因为，定罪时虽以推定责任作为依据，但适用推定责任的主要依据是逃逸行为，这样实际上逃逸行为在定罪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又将逃逸行为作为量刑情节来适用，从而导致逃逸这一事实既在定罪时予以法律评价，在量刑时又予以使用，这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所规定的在定罪量刑时，禁止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予以二次或二次以上的法律评价，定罪情节不得在量刑时再次使用的要求相背离。
二、完善措施
1.统一责任认定标准。道路交通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复合系统，在其内部，只要道路交通参与者、车辆、道路以及交通环境任何要素发生变化，均会导致系统本身发生变化，进而使得相同结果的交通事故有其不同的诱发原因，这也使得全方位罗列事故原因，包罗万象地法定事故责任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道路交通活动的特性，在一定范围内是能够实现责任法定的。如：20__年5月1日，北京市试行责任认定AB制。即对在交通事故中，车辆驾驶员、非机动车、行人较常见 的违章行为罗列出来，并根据其违章行为的严重程度，归纳为A、B两大类。当事人各方违章行为系同一类型，则均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如不同类的，则违反A类的负主责，违反B类的负次责。又如：20__年6月份，大连市交警部门用电脑来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所以笔者认为：作为国家法定的道路交通安全主管部门的公安部应充分结合信赖原则、路权原则、安全原则、优者危险负担等原则，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判例法”为主导的责任认定新机制，实现责任认定法定。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做法，定期搜集通报若干典型案例，对行人、非机动车横穿道路；无证、酒后驾驶机动车；车辆违停等若干常见情形下发生的事故，明确当事人承担责任的一般判定原则。在没有具体判例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具体行为在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程度来分析当事人的责任。这有利于实际操作和统一标准，排除事故处理民警的主观因素而更客观地认定交通事故责任，使同种情形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最大限度地趋于同一。
2.加强责任认定监督。责任认定作为一种意见证据，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专门人员就案件某方面的特殊事实进行的专业判断，其不可避免的会附着鉴定人的主观因素或受社会其他因素的干扰。所以强化责任认定的监督机制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为此，《公安部》工作规范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承办单位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监督检查，检查中或者接群众投诉经审查发现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错误的，应当作出撤销该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决定，由承办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另行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但笔者认为：这种监督制度并不合法。责任认定作为一种鉴定性质的证据，只要鉴定人具有法定的资格，且认定书也符合证据的法定表现形式，则该认定书就应具有证据的法律特性。上一级公安机关无权对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的证据作出撤销的决定，而只能对该案的认定作出自己的意见或看法。而且，工作规范中对该条所带来的相关后续工作则没作任何规定，导致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如：甲驾车与乙所驾的车发生事故。经大队认定：甲乙均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且双方也同意责任认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调解并到保险公司领到理赔金。后支队如果认为该案责任认定不当并作出撤销决定。由此先行达成的调解协议又该如何处置？其已到手的理赔金又该如何处置？这些后续工作在规范中均无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笔者建议：在加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事故处理人员执法活动是否合法、公正实施审查和监督的同时；应通过扎实推行“六公开六见面”、“鉴定结论告知”、“事故公开认定”等一系列制度，增加事故责任认定的透明度，加大社会和公民的外部监督力度；通过实行对口检查，定期与不定期检查相结合等方式来提高内部监督力度；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责任认定人的法律责任制度、实行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制度、强化鉴定人亲自出庭作证、接受质证的义务、推行鉴定人岗位责任制度和错案追究制，提高鉴定人自身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以提高责任认定的公正性。
交通肇事逃逸的行政处罚范文6
第一条为了规范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保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履行职责，保护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应当遵循公正、公开、便民、效率的原则。
第三条交通警察处理道路交通事故，应当取得相应等级的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资格。
第二章管辖
第四条道路交通事故由发生地的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未设立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由设区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
第五条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在两个以上管辖区域的，由事故起始点所在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
对管辖权有争议的，由共同的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管辖。指定管辖前，最先发现或者最先接到报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先行救助受伤人员，进行现场前期处理。
第六条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处理下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的道路交通事故，或者指定下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限时将案件移送其他下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
案件管辖发生转移的，处理时限从移送案件之日起计算。
第七条军队、武警部队人员、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按照本规定处理。需要对现役军人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的，移送军队、武警部队有关部门。
第三章报警和受理
第八条道路交通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
（一）造成人员死亡、受伤的；
（二）发生财产损失事故，当事人对事实或者成因有争议的，以及虽然对事实或者成因无争议，但协商损害赔偿未达成协议的；
（三）机动车无号牌、无检验合格标志、无保险标志的；
（四）载运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以及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传染病病源体等危险物品车辆的；
（五）碰撞建筑物、公共设施或者其他设施的；
（六）驾驶人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的；
（七）驾驶人有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或者品嫌疑的；
（八）当事人不能自行移动车辆的。
发生财产损失事故，并具有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情形之一，车辆可以移动的，当事人可以在报警后，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对现场拍照或者标划停车位置，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等候处理。
第九条公路上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驾驶人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立即组织车上人员疏散到路外安全地点，避免发生次生事故。驾驶人已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或者受伤无法行动的，车上其他人员应当自行组织疏散。
第十条公安机关及其交通管理部门接到道路交通事故报警，应当记录下列内容：
（一）报警方式、报警时间、报警人姓名、联系方式，电话报警的，还应当记录报警电话；
（二）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间、地点；
（三）人员伤亡情况；
（四）车辆类型、车辆牌号，是否载有危险物品、危险物品的种类等；
（五）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的，还应当询问并记录肇事车辆的车型、颜色、特征及其逃逸方向、逃逸驾驶人的体貌特征等有关情况。
报警人不报姓名的，应当记录在案。报警人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应当为其保密。
第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道路交通事故报警或者出警指令后，应当按照规定立即派交通警察赶赴现场。有人员伤亡或者其他紧急情况的，应当及时通知急救、医疗、消防等有关部门。发生一次死亡三人以上事故或者其他有重大影响的道路交通事故，应当立即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告，并通过所属公安机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涉及营运车辆的，通知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涉及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以及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传染病病源体等危险物品的，应当立即通过所属公安机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并通报有关部门及时处理；造成道路、供电、通讯等设施损毁的，应当通报有关部门及时处理。
第十二条当事人未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报警，事后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规定第十条的规定予以记录，并在三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经核查道路交通事故事实存在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受理，并告知当事人；经核查无法证明道路交通事故事实存在，或者不属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第四章自行协商和简易程序
第十三条机动车与机动车、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财产损失事故，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可以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车辆可以移动的，当事人应当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对现场拍照或者标划事故车辆现场位置后，立即撤离现场，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再进行协商。
非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者行人发生财产损失事故，基本事实及成因清楚的，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再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
对应当自行撤离现场而未撤离的，交通警察应当责令当事人撤离现场；造成交通堵塞的，对驾驶人处以*元罚款；驾驶人有其他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依法一并处罚。
第十四条具有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情形，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协议的，填写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并共同签名。损害赔偿协议书内容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天气、当事人姓名、机动车驾驶证号、联系方式、机动车种类和号牌、保险凭证号、事故形态、碰撞部位、赔偿责任等内容。
第十五条对仅造成人员轻微伤或者具有本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至第八项规定情形之一的财产损失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但是有交通肇事犯罪嫌疑的除外。
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处理。
第十六条交通警察适用简易程序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时，应当在固定现场证据后，责令当事人撤离现场，恢复交通。拒不撤离现场的，予以强制撤离；对当事人不能自行移动车辆的，交通警察应当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具有本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七项情形之一的，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处理。
撤离现场后，交通警察应当根据现场固定的证据和当事人、证人叙述等，认定并记录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天气、当事人姓名、机动车驾驶证号、联系方式、机动车种类和号牌、保险凭证号、交通事故形态、碰撞部位等，并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由当事人签名。
第十七条当事人共同请求调解的，交通警察应当当场进行调解，并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记录调解结果，由当事人签名，交付当事人。
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调解，交通警察可以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载明有关情况后，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交付当事人：
（一）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
（二）当事人拒绝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签名的；
（三）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
第五章调查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十九条除简易程序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道路交通事故进行调查时，交通警察不得少于二人。
交通警察调查时应当向被调查人员出示《人民警察证》，告知被调查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向当事人发送联系卡。联系卡载明交通警察姓名、办公地址、联系方式、监督电话等内容。
第二十条交通警察调查道路交通事故时，应当客观、全面、及时、合法地收集证据。
第二节现场处置和现场调查
第二十一条交通警察到达事故现场后，应当立即进行下列工作：
（一）划定警戒区域，在安全距离位置放置发光或者反光锥筒和警告标志，确定专人负责现场交通指挥和疏导，维护良好道路通行秩序。因道路交通事故导致交通中断或者现场处置、勘查需要采取封闭道路等交通管制措施的，还应当在事故现场来车方向提前组织分流，放置绕行提示标志，避免发生交通堵塞。
（二）组织抢救受伤人员；
（三）指挥勘查、救护等车辆停放在便于抢救和勘查的位置，开启警灯，夜间还应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和示廓灯；
（四）查找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和证人，控制肇事嫌疑人。
第二十二条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的，应当经急救、医疗人员确认，并由医疗机构出具死亡证明。尸体应当存放在殡葬服务单位或者有停尸条件的医疗机构。
第二十三条交通警察应当对事故现场进行调查，做好下列工作：
（一）勘查事故现场，查明事故车辆、当事人、道路及其空间关系和事故发生时的天气情况；
（二）固定、提取或者保全现场证据材料；
（三）查找当事人、证人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
（四）其他调查工作。
第二十四条交通警察勘查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应当按照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规定，拍摄现场照片，绘制现场图，提取痕迹、物证，制作现场勘查笔录。发生一次死亡三人以上道路交通事故的，应当进行现场摄像。
现场图、现场勘查笔录应当由参加勘查的交通警察、当事人或者见证人签名。当事人、见证人拒绝签名或者无法签名以及无见证人的，应当记录在案。
第二十五条痕迹或者证据可能因时间、地点、气象等原因导致灭失的，交通警察应当及时固定、提取或者保全。
车辆驾驶人有饮酒或者服用国家管制的、品嫌疑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及时抽血或者提取尿样，送交有检验资格的机构进行检验；车辆驾驶人当场死亡的，应当及时抽血检验。
第二十六条交通警察应当检查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保险标志等；对交通肇事嫌疑人可以依法传唤。
第二十七条交通警察勘查事故现场完毕后，应当清点并登记现场遗留物品，迅速组织清理现场，尽快恢复交通。
现场遗留物品能够现场发还的，应当现场发还并做记录；现场无法确定所有人的，应当妥善保管，待所有人确定后，及时发还。
第二十八条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扣留事故车辆及机动车行驶证，并开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扣留的车辆及机动车行驶证应当妥善保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扣留事故车辆所载货物。对所载货物在核实重量、体积及货物损失后，通知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货物所有人自行处理。无法通知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不自行处理的，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九条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扣押与事故有关的物品，并开具扣押物品清单一式两份，一份交给被扣押物品的持有人，一份附卷。扣押的物品应当妥善保管。
扣押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本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或者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过现场调查认为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并将案件移送有关部门或者告知当事人处理途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当事人有交通肇事犯罪嫌疑的，应当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立案侦查。发现当事人有其他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部门，移送不影响事故的调查和处理。
第三十一条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抢救费用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书面通知保险公司。
抢救受伤人员需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费用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书面通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
第三节交通肇事逃逸查缉
第三十二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管辖区域和道路情况，制定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缉预案。
发生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交通事故现场痕迹、遗留物等线索，及时启动查缉预案，布置堵截和查缉。
第三十三条案发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发协查通报、向社会公告等方式要求协查、举报交通肇事逃逸车辆或者侦破线索。发出协查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告时，应当提供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基本事实、交通肇事逃逸车辆情况、特征及逃逸方向等有关情况。
第三十四条接到协查通报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立即布置堵截或者排查。发现交通肇事逃逸车辆或者嫌疑车辆的，应当予以扣留，依法传唤交通肇事逃逸人或者与协查通报相符的嫌疑人，并及时将有关情况通知案发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案发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立即派交通警察前往办理移交。
第三十五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查获交通肇事逃逸车辆后，应当按原范围发出撤销协查通报。
第三十六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侦办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期间，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受害人及其家属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询问案件侦办情况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告知。
第四节检验、鉴定
第三十七条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事故现场调查结束之日起三日内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机构进行检验、鉴定。尸体检验应当在死亡之日起三日内委托。
对现场调查结束之日起三日后需要检验、鉴定的，应当报经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对精神病的鉴定，应当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
第三十八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与检验、鉴定机构约定检验、鉴定完成的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得超过二十日。超过二十日的，应当报经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但最长不得超过六十日。
第三十九条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医疗机构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为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出具的诊断证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作为认定人身伤害程度的依据。
第四十条检验尸体不得在公众场合进行。检验中需要解剖尸体的，应当征得其家属的同意。
解剖未知名尸体，应当报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或者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
第四十一条检验尸体结束后，应当书面通知死者家属在十日内办理丧葬事宜。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办理的应记录在案，并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由公安机关处理尸体，逾期存放的费用由死者家属承担。
对未知名尸体，由法医提取人身识别检材，并对尸体拍照、采集相关信息后，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填写未知名尸体信息登记表，并在设区市级以上报纸刊登认尸启事。登报后三十日仍无人认领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或者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处理尸体。
第四十二条检验、鉴定机构应当在约定或者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检验、鉴定，并出具书面检验、鉴定报告，由检验、鉴定人签名并加盖机构印章。检验、鉴定报告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委托人；
（二）委托事项；
（三）提交的相关材料；
（四）检验、鉴定的时间；
（五）依据和结论性意见，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性意见的，应当有分析过程的说明。
第四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检验、鉴定报告之日起二日内，将检验、鉴定报告复印件送达当事人。
当事人对检验、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送达之日起三日内申请重新检验、鉴定，经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后，进行重新检验、鉴定。重新检验、鉴定应当另行委托检验、鉴定机构或者由原检验、鉴定机构另行指派鉴定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重新检验、鉴定报告之日起二日内，将重新检验、鉴定报告复印件送达当事人。重新检验、鉴定以一次为限。
第四十四条检验、鉴定结论确定之日起五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知当事人领取扣留的事故车辆、机动车行驶证以及扣押的物品。
对驾驶人逃逸的无主车辆或者经通知当事人三十日后仍不领取的车辆，经公告三个月仍不来接受处理的，对扣留的车辆依法处理。
第六章认定与复核
第一节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第四十五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应当做到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
第四十六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
（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
（三）各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
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
省级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具体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细则或者标准。
第四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现场调查之日起十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在查获交通肇事车辆和驾驶人后十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应当在检验、鉴定结论确定之日起五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发生死亡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前，召集各方当事人到场，公开调查取得证据。证人要求保密或者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的证据不得公开。当事人不到场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记录。
第四十八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车辆、道路和交通环境等基本情况；
（二）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
（三）道路交通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的分析；
（四）当事人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
（五）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名称和日期。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由办案民警签名或者盖章，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分别送达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复核、调解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期限。
第四十九条逃逸交通事故尚未侦破，受害一方当事人要求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当事人书面申请后十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送达受害一方当事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受害人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有过错的，确定受害人的责任；无证据证明受害人有过错的，确定受害人无责任。
第五十条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分别送达当事人。
第二节复核
第五十一条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以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
复核申请应当载明复核请求及其理由和主要证据。
第五十二条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收到当事人书面复核申请后五日内，应当作出是否受理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复核申请不予受理，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一）任何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讼并经法院受理的；
（二）人民检察院对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的；
（三）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
（四）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受理复核申请的，应当书面通知各方当事人。
第五十三条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自受理复核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对下列内容进行审查，并作出复核结论：
（一）道路交通事故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二）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是否公正；
（三）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及认定程序是否合法。
复核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当事人提出要求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召集各方当事人到场，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
复核审查期间，任何一方当事人就该事故向人民法院提讼并经法院受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终止复核。
第五十四条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审查认为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责任划分不公正、或者调查及认定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作出复核结论，责令原办案单位重新调查、认定。
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审查认为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调查程序合法的，应当作出维持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复核结论。
第五十五条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复核结论后，应当召集事故各方当事人，当场宣布复核结论。当事人没有到场的，应当采取其他法定形式将复核结论送达当事人。
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复核以一次为限。
第五十六条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责令重新认定的复核结论后，原办案单位应当在十日内依照本规定重新调查，重新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撤销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重新调查需要检验、鉴定的，原办案单位应当在检验、鉴定结论确定之日起五日内，重新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撤销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重新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原办案单位应当送达各方当事人，并书面报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
第七章处罚执行
第五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之日起五日内，对当事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
第五十八条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构成犯罪，依法应当吊销驾驶人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在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后，由设区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同时具有逃逸情形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同时依法作出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决定。
第五十九条专业运输单位六个月内两次发生一次死亡三人以上道路交通事故，且单位或者车辆驾驶人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专业运输单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报经设区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后，作出责令限期消除安全隐患的决定，禁止未消除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并通报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地及运输单位属地的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
第八章损害赔偿调解
第六十条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有争议，各方当事人一致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的，应当在收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或者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维持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复核结论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第六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合法、公正、自愿、及时的原则，并采取公开方式进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调解时允许旁听，但是当事人要求不予公开的除外。
第六十二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与当事人约定调解的时间、地点，并于调解时间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口头通知的，应当记入调解记录。调解参加人因故不能按期参加调解的，应当在预定调解时间一日前通知承办的交通警察，请求变更调解时间。
第六十三条参加损害赔偿调解的人员包括：
（一）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及其人；
（二）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为有必要参加的其他人员。
委托人应当出具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参加调解时当事人一方不得超过三人。
第六十四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日期开始调解，并于十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或者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
（一）造成人员死亡的，从规定的办理丧葬事宜时间结束之日起；
（二）造成人员受伤的，从治疗终结之日起；
（三）因伤致残的，从定残之日起；
（四）造成财产损失的，从确定损失之日起。
第六十五条交通警察调解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按照下列程序实施：
（一）告知道路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二）听取当事人各方的请求；
（三）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当事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四）计算损害赔偿的数额，确定各方当事人各自承担的比例，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执行，财产损失的修复费用、折价赔偿费用按照实际价值或者评估机构的评估结论计算；
（五）确定赔偿履行方式及期限。
第六十六条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当场制作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由各方当事人签字，分别送达各方当事人。
调解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调解依据；
（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基本事实和损失情况；
（三）损害赔偿的项目和数额；
（四）各方的损害赔偿责任及比例；
（五）赔偿履行方式和期限；
（六）调解日期。
经调解各方当事人未达成协议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终止调解，制作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送达各方当事人。
第六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终止调解，并记录在案：
（一）在调解期间有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
（二）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调解的；
（三）一方当事人调解过程中退出调解的。
第九章涉外道路交通事故处理
第六十八条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除按照本规定执行外，还应当按照办理涉外案件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外国人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应当告知当事人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当事人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中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十九条外国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在未处理完毕前，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不准其出境。
第七十条外国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并承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告知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的请求。
第七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过程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对不通晓我国语言文字的，应当为其提供翻译；当事人通晓我国语言文字而不需要他人翻译的，应当出具书面声明。
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外国籍当事人可以自己聘请翻译，翻译费由当事人承担。
第七十二条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交通警察认为应当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以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需要检验、鉴定车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征得其同意，并在检验、鉴定后立即发还；其不同意检验、鉴定的，记录在案，不强行检验、鉴定。需要对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的外国人进行调查的，可以约谈，谈话时仅限于与道路交通事故有关的内容；本人不接受调查的，记录在案。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收集的证据，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接收的，送达至其所在机构。
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检验、鉴定的，其损害赔偿事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七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发生人员死亡事故的，应当将其身份、证件及事故经过、损害后果等基本情况记录在案，并将有关情况迅速通报省级人民政府外事部门和该外国人所属国家的驻华使馆或者领馆。
第七十四条外国驻华领事机构、国际组织、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享有特权与豁免的人员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参照本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规定办理，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中国已参加的国际公约以及我国与有关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缔结的协议有不同规定的除外。
第十章执法监督
第七十五条公安机关警务督察部门可以依法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处理交通事故工作进行现场督察，查处违法违纪行为。
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下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工作进行监督，发现错误应当及时纠正。
第七十六条交通警察违反本规定，故意或者过失造成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或者其他执法错误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根据其违法事实、情节、后果和责任程度，追究执法过错责任人员行政责任、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恶劣影响的，还应当追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领导责任。
第七十七条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检验、鉴定人员需要回避的，由本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或者检验、鉴定人员所属的公安机关决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需要回避的，由公安机关负责人或者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
对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二日内作出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第七十八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审理、审查道路交通事故案件，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供有关证据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调卷公函之日起三日内，或者按照其时限要求，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调查材料正本移送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
第七十九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查获交通肇事逃逸车辆及人员提供有效线索或者协助的人员、单位，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接到协查通报不配合协查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公安机关或者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追究有关人员和单位主管领导的责任。
第八十条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以及应当事人、证人要求保密的内容外，当事人及其人收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可以查阅、复制、摘录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证据材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当事人复制的证据材料应当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事故处理专用章。
第十一章附则
第八十一条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资格等级管理规定由公安部另行制定，资格证书式样全国统一。
第八十二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邻省、市（地）、县交界的国、省、县道上，以及辖区内交通流量集中的路段，设置标有管辖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名称及道路交通事故报警电话号码的提示牌。
第八十三条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参照本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有关部门。
第八十四条执行本规定所需要的法律文书式样，由公安部制定。公安部没有制定式样，执法工作中需要的其他法律文书，省级公安机关可以制定式样。
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的，可以自行制作协议书，但应当符合本规定第十四条关于协议书内容的规定。
第八十五条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
（二）“检验、鉴定结论确定”，是指检验、鉴定报告复印件送达当事人之日起三日内，当事人未申请重新检验、鉴定的，以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重新检验、鉴定，检验、鉴定机构出具检验、鉴定意见的。
（三）本规定所称的“一日”、“二日”、“三日”、“五日”、“十日”、“二十日”，是指工作日，不包括节假日。
（四）本规定所称的“以上”、“以下”均包括本数在内。
（五）“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设区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是指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设区市公安机关”，是指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
（六）“死亡事故”，是指造成人员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七）“财产损失事故”，是指仅造成财产损失的道路交通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