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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公司制度建设范文1
关键词：民营企业融资
一、我国民营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
1、 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的一般分析
从现实情况来看,民营企业在中国还是企业中的弱势群体,在经济的潮起潮落中,少数民营企业抓住机遇,决策得当,超过了初创期的艰难,实现了超常规的发展,跃升为企业明星。而多数民营企业还处于创业后的成长期,有待于在竞争中壮大和发展。与此同时,却有不少民营企业成立后不久又消失了,也有一些虽一时赫赫有名,但并未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还有为数不少的民营企业在市场的夹缝中惨淡经营。政策环境的局限和民营企业的自身弱点阻碍了多数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所有这些因素中,尤为突出的是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融资渠道不畅已经成为有前景的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众所周知,目前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是向银行贷款、发行企业债券和股票上市。
在股票上市方面,国有企业得天独厚,是股票发行的主力军。而民营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在股票上市方面很难满足上市资格的要求。由于民营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自有资金少,信用程度不高,经营风险大,缺乏不动产抵押,贷款额度较小,甚至有些民营企业欠息严重,不良资产比例偏大,金融风险较高。因此,一般金融机构不愿向他们发放贷款。由此可见,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也是很困难的。
2、 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国家宏观政策和制度原因分析
(1) 国家对民营企业融资的支持不够。
(2) 现有的直接融资渠道对民营企业障碍重重。
(3)国有商业银行追求贷款规模效益的经营宗旨造成对民营企业的“惜贷”。
3、民营企业融资难自身的原因
民营企业尚未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财务管理和经营管理不规范,信用不高,信息不透明。民营企业大多是以家族经营、合伙经营等方式发展起来的。许多民营中小企业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单一,企业规模小,科技含量低;经营行为短期化以及负债多、积累少,投资规模与市场竞争力不足,抗风险能力低,容易遭到市场的淘汰;财务管理和经营管理不规范。据调查,有80%的民营企业会计报表不真实或没有会计报表。由于民营企业属于非国有企业,在现行的体制下,外部难以得到企业的信息,并且很多民营企业确实存在信息不透明,致使贷款的管理成本高,风险大,从而使得民营企业信用相对低下,这都导致了所谓的所有制歧视现象。
二、国外中小企业融资经验的借鉴
根据各国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结构情况,可以将它们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种是以业主(或合伙人、股东)自有资金为主,注重直接融资的作用,强调企业的自主意识的自由主义类型,如美国和英国等。另一种是以家族融资为重要渠道、注重间接融资的作用,强调社会和政府作用的集体主义类型,如意大利和法国等。第三种是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类型,如德国、日本和韩国等。西方国家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是各有侧重的:如美国是一个具有创新传统的国家,因此比较重视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日本在支持中小企业吸收引进技术方面也是具有特色的。意大利比较注重制造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融资问题,这与其着力解决南部相对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增加该地区经济活力和“造血”功能有直接的关系。法国比较重视就业问题,因此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重点主要放在了就业潜力比较大的服务业型中小企业上。瑞士和西班牙(包括法国)则在解决社区型中小企业(包括街道手工工业)上具有特色。
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对融资有不同要求,从企业创办一直到企业因种种原因而退出,都有对融资的不同的要求。创办阶段。需要产权(自有)资金,或称股金,一般来自个人投资者和风险资金也需要商业银行以举债方式筹借少量资金。投入经营阶段。主要从商业银行及其它渠道获得流动资金贷款;优势仍要从个人投资者、风险资金和小企业投资公司等方面增加产权资金。增长发展阶段。外部融资是关键,主要从商业银行及各种小企业投资公司、社区开发公司获得债务资金;也会从前述渠道筹借产权资金。开始成熟阶段。主要以大公司参股、雇员认股、股票公开上市等以及从投资公司、商业银行筹集发展改造所需产权资金。除上述四个发展阶段外,西方国家对中小企业在退出阶段的金融服务,也很具特色。以美国为例,政府和民间设有专门的破产清算基金,目的是尽量减少企业破产给当事人、债权人以及整个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努力合理地安排好有关方面的合法利益,实现企业的顺利退出。从比较的角度看,在西方各国小企业的创建都相对比较容易,但在企业的成长的道路上却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来说,由于美国社会比较重视企业的成长和做大,因此中小企业容易成长为较大的公司;而欧洲的意大利和法国则主要重视的是中小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因此,对企业的成长并不太关心,企业一般难以做大;其它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则介于两者之间。
三、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建设
企业融资能力的强弱,取决于企业内部的管理水平。笔者认为主要通过公司的内部改革来加强治管理。
1、推进民营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力图产权明晰,责权明确,实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转变。
2、加强科学管理,建立健全法人治理机构;强化财务管理,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以赢得商业银行的信任和支持。
3、遵循诚信原则,切实履行借贷合同规定的义务,构筑良好的银企关系,为融资和企业的壮大创造条件。
4、民营企业的出资人和经营管理人员都应当增强法律观念、诚信意识和社会公德,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二)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1、完善直接融资体系,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对民营企业提供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国民待遇”,逐步淡化政府对国有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进行保护的角色,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满足不同规模、不同产业的民营企业进行融资的需求。
2、拓宽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渠道。没有规范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企业经营者的控制权难以节制,就有可能侵犯所有者的权利。
3、建立中小企业产业投资基金、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创业基金。
(三)拓宽间接融资渠道
1、拓宽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渠道。
2、建立多种形式的中小企业银行。
3、发展融资租赁业。
(四)国外经验对于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的提示
初创公司制度建设范文2
在中国近代早期，民众对股票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模糊性。之后，西方近代信用制度被引入中国，发行债券成为外国资本家继发行公司股票之后，在华筹资的又一重要手段，国人初次有了债权证券化的认识。外国股票与债券以其较为丰厚的利润回报和稳定的商业信誉，逐渐受到华商的青睐，从而使不少华资或被吸纳入洋行，或被外国资本家借去又高息转借于清政府。对于外国股票与债券，晚清士人在很长时间内统称之为“股票”。至少，在官方的言论中，直到19世纪末这两个概念还是混淆的。在不少中外借款条约的中文文本中，借款债券都被写成“股票”（注：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598-599，627-629，734-73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朝廷官员在筹借内债时，尚将此项债券命名为“自强股票”，后又改名为“昭信股票”，以区别于官方在铁路、矿务等方面获利“惯于失信”的股票。由于晚清士人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股票与债券的属性没有区分开来、他们对股票投资的债券性要求也就不足为奇了。
晚清民众对股票投资之债券性要求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公司股票普遍存在的“官利”现象。所谓官利，就是股本利息，即股息的俗称。股息本来是公司扣除经营运作成本之后，为股东提供的“或大或小的利息”[2]（P.268），是公司投资风险性的体现之一。正如马克思所言：“股份公司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1]（P.484）而在近代中国公司企业中，官利是固定的，而且是必须予以保证的。官利必付、官利先付是近代中国实业界的一种社会俗成制度，即持股人不问企业盈亏，依固定利率定期向公司领取息金。官利利率一般载于公司章程和股票上，如期支付官利成为公司企业经营运作中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股东在缴纳股金获得股票的同时，还会拿到一种息折，据以定期向公司领取息金。检阅晚清官督商办和商办公司企业的章程，几乎没有不规定官利的，只不过表述略有差异而已。
关于近代中国实业投资领域“官利”制度产生的原因，笔者和其他学者已从中国传统的高利贷金融市场等方面进行过探讨（注：朱荫贵：《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张忠民：《近代中国公司制度中的“官利”与公司资本筹集》，《改革》1998年第3期；李玉、熊秋良：《论中国近代的官利制度》，《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诚然，在近代中国，产业资本受制于商业资本是造成中国实业投资领域“官利”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促成后者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股票市场。首先，不难发现，当时在华发行股票的外国公司多未规定固定股息，而这并没有影响华商对外国股票的认购热情。虽然华商起初对洋商所发行的股票“视为畏途”，“未敢问鼎”[3]。但是“至迟在（19世纪）50年代”通商口岸渐兴华商认购洋股之风[4]。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华商对洋行股票的认购渐趋踊跃，有的洋行因“买股份之人多为华商”，乃至该行虽为外国公司，“亦只有此名而已”[5]。有的洋行股票因供不应求，以致市价溢出原价好几倍。个别洋行鉴于要求认股的华商为数太多，不得不制定了限制条件[4]。
另一方面，笔者通过对晚清公司章程的大量汇总，发现洋务民用企业在关于“官利”的规定方面，同此后的各类民办或官商合办企业还是有些区别。主要体现在对支付官利的起始时间上。后期的民办或官商合办企业一般规定入股即起息，而不少洋务民用企业则突出企业见到效益后方能分利。例如金州骆马山煤铁矿章程规定：“自见煤之日起，每商本一百两，长年酌提官利银十两”[6]；平泉铜矿规定：“见铜后十二个月为第一年，如有盈余，先提官利一分”[7]；徐州利国矿务局规定，股东缴纳股款后，矿局“给予股票并取利股折，俟煤铁运售之日起，每届一年结算一次，先提官利一分”[8]。登州铅矿则“照章议定，（自）收银之日起，先行派分庄息，俟口炼发售后，长年官利一分，并找足以前庄息不敷一分之官利”[9]。洋务民用企业的创办人也承认之所以规定官利，是鉴于如果将官利“纳入余利之内”，则股东“不自觉矣”。所以“公司章程向须酌提官利”[6]，“股本宜提官利也”[10]（p.1044）。但是，在早期洋务民用企业中，并未见到后来在民办企业中常见的“官利吃股”现象。有的实际上并未按规定于投产后即支付官利，例如开平煤矿规定见煤后支付官利，但实际上至出煤后第七年方开始配发官利，且首次官利仅为六厘，而非章程规定的一分（注：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43-644、660-661页。）。同样，洋务民用企业关于官利的“严格”规定，也并未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相反19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股市。
时人记述，“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轮船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11]；华商“忽见招商、开平等（股）票逐渐飞涨，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趋之若鹜”[12]。于是，市场之中买卖股票“成为一宗生意”，甚至成为“市面生意之时派”[13]。商民“视公司股份，皆以为奇货可居”[14]，乃至“人情所向，举国若狂，但是股票，无不踊跃争先”[15]。在这种狂热的购股之风促动下，即使新发行的股票也无不涨价。时人记叙：“每一公司（股票）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为幸”[16]，股票市价“一加再加，登时飞涨”[17]。在当时，投资者其实并不关注企业的官利，他们“专心致志于（买卖）股票之中”[18]，并不在意公司的利润如何，因为“股票转售，其利已属不赀”[14]。在股票之利的诱使下，“凡市中有些场面者，莫非（公司）股东”[19]；本无巨资的小商小贩亦“或抵或借”，“不惮罗雀碰掇之劳”，争购股票，“以图厚利”[20]。当时上海股票市场之所以火热起来，也是综合原因的结果，但至少可以说明，洋务企业关于“官利”的较后来严格的规定并没有限制投资者的热情，民众大兴认购股票之风也并非追逐于股息之利。
官利虽然对上海股市的高涨未起关键性作用，而上海股票市场的崩溃，则直接影响到了此后中国民众的投资心态。经历了上海股市风潮之后，股票投资的惨痛损失，使民众对公司、股票普遍产生了恐惧之感。乃至“人皆视集股为畏途”[21]，言及公司、股票，竟“有谈虎色变之势”（注：《股份转机说》，《申报》1884-12-12；《论商务以公司为最善》，《申报》1891-08-13。），“几同于惊弓之鸟”[17]。商民对于公司、股份的恐惧、厌恶心态，对此后的洋务民用企业实施募股集资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时人称：商民因有“前车之鉴”，不免“因噎而废食，惩羹而吹齑”[22]，乃致“公司”二字，“为人所厌闻”（注：（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第七册，第4358页；中国史学会主编：《》（七），第316页。），“公司股份之法遂不复行”[23]。凡有企业招股，商民犹“惴然惧皇（惶）”，“疑以公司为虚名，以股份为骗术”，乃至有巨款厚资者也“誓不买公司股票”[24]；即使是“铁路、织布之股票，真实不虚”，商民亦“观望不前，未能踊跃”[23]。商民投资心理受到的重创，是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的。几年后，云南铜矿局在上海招股，商民“仍鉴于数年内之前车，往往裹足不前”，致使该局“竭力招徕来者，总不甚旺”[25]。1887年漠河金矿在上海招募股份时，商民犹“惕于数年前股份之亏，语以招股醵资，百无一应”[26]（p.4332）。在这种情况下，“官利”的及早与即时兑现就成了尽可能挽回公司社会声誉的不多的手段之一。例如湖北织布局于1894年招商承办时，之所以规定“本局允为保利一分五厘，每股（百两）每年凭折到局领息银十五两”，就是为了解除“若绅商入股恐所分额息，欲称官利，多寡无定”的顾虑[27]（p.573）。著名实业人物郑观应也说，“中国自矿股亏败以来，上海倾倒银号多有，丧资百万，至今视为厉阶”，故此“集股之法，首当保定官利”[28]（P.686）。
促使晚清股票“官利”属性强化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清政府于19世纪末发行的“昭信股票”的“失信”结局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昭信股票本为清政府为缓减财政危机而发行的一种公债，之所以如此命名，旨在强调其信用的稳固性。用策划本项活动的朝中官员的话说，就是区别于以往国内有关企业发行的“惯于失信”或“获利亦无把握，收效未卜何时”的股票[29]（p.8）。虽然朝廷为此颁布了严格的章程，作了还本付息的规定，但这种债券在发行过程中则严重背离原定章程，使该项公债的发行，最终演化成为官府的苛派抑勒或强令捐输，使民众怨愤激增，最后不得不停止。昭信股票的社会声誉遂大为败坏，由此也进一步影响到民众的投资心态。乃至在民众看来，“集股即劝捐别名”，每逢公司募股，则“率皆借词推诿，纵使谆谆开导，亦属藐若罔闻”（注：《河南官报》第51期，引自杜恂诚：《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38页。）。在这种情况下，集股创业者自然也不得不在付息方面显示其“诚意”。例如陕西铁路总局创办人员在议定西潼铁路招股办法时，就特别强调了严格执行“官利”制度对于挽回昭信股票引发的股票“失信”之社会不良影响的重要意义：“陕西自劝办昭信股票，未能取信于人，以故在上偶有捐输之举，在下即广生疑虑，今办铁路股份，以定期付息为最要之著”；只有如此，方可“坚入股官绅商民之信，期于事成之举，祛疑忌而收利权”[30]。长期受自然经济浸濡的国人，普遍有着“宁可一人养一鸡，不愿数人牵一牛”的习惯心态，这种潜在的“单干”意识本来就难以即时转变。而官方的不良商政，无疑加剧了他们对新式企业投资的恐惧。“是故人之有资本者，宁以之自营小企业，或贷之于人以取息，而不甚乐以之附公司之股。”[31]（p.118）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创办者不得不对投资者制定一种利益的保障，即“各省商办实业公司自入股之日起，即行给息，以资激劝，而广招徕，已属不得已之办法”[32]（P.1014）。
近代中国实业界的“官利”制度虽然是一种普遍的作法，但各个企业的规定又不尽相同。以民办与官商合办企业为例，除了利率的不同外（注：这一时期企业股票官利利率大致在周年四厘至一分五厘之间，一般以年息五厘至八厘的规定较为普遍。），在计息时间方面，有的企业规定以收到先期股银之后即起息，有的规定股款收齐之时起息，较多的企业规定以收到股款之次日计息。多数企业声明官利发放，不计闰月。也有不少规定常年行息，例如云台山树艺公司明定“（股本）连闰八厘计息”[33]（p.19）。民国元年创办的浙江银行则规定：“本银行股本官息按周年六厘计算，即以交股之次日起扣至来年是日止为一周年，前项官息每年分二期发，上半年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终日止；下半年自翌年正月一日起至二月终日止。”[34]股票所载官利利率一般是固定不变的，但也有个别企业因应于不同的时期，规定了不同的官利利率。例如汉阳铁厂在实行招商承办时议定的章程规定：“（股东）自入本之日起，第一至第四年按年提息八厘，第五年起提息一分。”官商合办溥利呢革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所收股本，均于缴到之后一日起息，未出货以前按周年四厘算，既出货以后按周年八厘算。”直隶工艺总局劝办之织染缝纫公司则在章程中写到：“本公司……第一年生意未必能遽获厚利，拟第一年各股份按照常年四厘包息……自第二年起，每年结账，各股东一律按五厘官息照股派分。”河南广益纱厂亦规定：“自（股东）交银之日，先付执照一纸，按三厘起利，俟换给股票息折时，须将执照缴销作废，以后统按周年六厘行息，是为官利。”[35]在官利来源方面，也不尽相同。有的企业在开工前将股本存庄，以庄息发给股东。官商合办的铁路公司和一些同官方关系密切的企业，如京师自来水公司、南洋劝业会等可以靠政府支持获得息款（注：京师自来水公司于1908年时由农商部奏准，“每年筹官拨官款银十五万两，预存银号，以为保息之用，俾昭大信。将业公司销场发达，余利增多，再将官款分期缴还”。1910年创办的官商合办的安徽泾县铜管山铜矿有限公司则以本省矿务总局所收米捐为保息。同年开办的南洋劝业会也规定：“股东应得官利，按周年八厘计算……商股应发官息，由南洋大臣另筹的款，不在股本内拨付，以固会本。”（分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633页；下册，第781页；章开源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16页。））。民国初年，北京政府颁布了《公司保息条例》，以政府基金为特定行业企业保息。而对大多数企业而言，在未获得利润前，则不得不“移本作息”（注：也有少许企业并未规定“官利”，例如1905年成立的山西同济矿务公司宣布，“本公司所集成本，并无利息，每年结账盈余，先提一分为公积，逐年还本；俟成本还清，即停公积，此后所余净利，提二十五分报效国家，余归公司，除再提红股外，按股分利”（《矿务档》第三册，第1514-1515页）。天津同庆杂货有限公司在1911年颁布的章程声明：“本公司股本并无官利，每年正月结账一次，所有盈余除息项开销外，作为百六十份（分配）”（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947页）。还有的企业明确规定，企业“如无盈余，不得移本付息，致妨营运”（《伊犁将军奏创办皮毛有限公司拟定章程折》，《商务官报》己酉年第28期）。）。企业初创阶段，一般资金紧张，经营困难，“官利必付”作法无疑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难度。而为支付官利不得不移用股本或高息借贷，对企业来说，更无异于挖肉补疮、饮鸩止渴，严重削弱了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于这一点，张謇在总结大生纱厂与大生崇明分厂创办初期亏损原因时，已作过明确分析，学术界也多有引录，兹不赘述。
对于官利制度的弊端，自晚清开始就受到国内实业家与学者的抨击，梁启超与张謇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公司律》明确规定企业没有利润，不得移本付息，对矫正这一不良商业习惯产生了些许作用（注：例如上海龙章机器造纸有限公司至1908年已积亏18万余两，遂召开股东会，经“研究再三”，决议停发当年官利“以符商律”（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841页）。）。实业界在革除这一陈规陋习方面也在不断努力。例如在宣统二年（1910年）举行的江苏铁路公司第四次股东会上，有人鉴于公司支出项下，“股本之官利居其半”，股东若再按年取利，“试问利从何出？实无异自抽股本，矧外界觊觎者众，思之殊为寒心”，遂主张“拟不支息五年，即以息作股本，一为固本计，一为扩充计”。不料他的提议一出，“即有反对者群起诘责”。最后投票表决，结果“可者一千六百三十八权，否者六百七十一权，遂决定以股作息”[36]。张謇在大生纱厂和大生崇明分厂多次议停官利，曾一度与股东达成协议，官利递迟两年支付，但迟发的官利则须周年加息六厘，作为补偿。张謇等人在民国初年发起创办中国模范铁工厂时，虽然为股东规定了长年八厘的正息，但又在招股时声明，“惟应从何时支起，须由股东会议决。向来凡公司招股，必自收到股银即日起息，此种办法甚悖商业法理。夫公司尚未营业之时，资本多半用于选屋、购机，余款存庄，收息有限，何从付此八厘官利；若移本以派息，是骗股东也，明得官利，暗耗股本，迨需运本时，不得不以重利求贷于钱庄，此多数公司失败之原因也。本公司名曰模范，甚望股东有以矫正他公司之恶习，一以巩固公司基本为目的，而勿志在派官息也”[37]。商务印书馆于20年代初曾试行过股息公积金的办法，其要义就是由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当年度股息超过一分时，应酌量提存股息公积金，此项公积金常年八厘计息，除积成巨款，于扩充股额时改为股份，或遇股息不足一分之年度，酌提该项经费，以为填补外，非经股东会决议，概不得提用。1925年时，该公司股东会又对股息公积金的规定作了修改，即股息公积金常留股本总额四分之一的数目，“专备股息不足一分时，填补股息之用”；股息公积金达到股本总额四分之一后，其溢出之数，当届即行分派，以后每满三年分派一次，或分派现款，或改作股份，由董事会提交股东会议决（注：童世亨：《企业回忆录》，光华印书馆版，上册，第117-118页，今收入上海书店影印版《民国丛书》，列第三编第74号。）。刘鸿生控制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于1931年第二次股东会时通过了增加普通股至三百万元的决议，但截至1932年12月27日只招到11559股，距预期之数尚缺401520元。公司董事会认识到“就本公司业务情形观察，招足此项股额实属非常重要。就一般社会经济情形观察，续募此项股份，事实上必多困难”；另一方面，本公司1932年度应发官、红利与此项未招足之股本额相差无几，而就公司经营状况论，“对于此项巨额之官、红利本无发给现金之可能”。故此，召开第四次股东大会，提议将应发官、红利抵充未招足额之普通股。结果，股东“众无异议”，通过了这一提案[38]（P.155）。这些措施虽然对个别企业渡过难关产生了作用，但并未能改变中国实业界惯行的“官利”制度。企业向股东支付官利的现象，到民国时期虽日渐减少，但终未消失。
在股票债券化意识的支配下，投资者从一开始就淡化了对自己作为股东应有权益的正当要求。在近代公司制度中，股东作为公司的出资人，主要是通过股权机制实现对公司经营运作的监管。股东的应有权利大致包括选举董事与监察人，请求查阅公司账目，就公司营业状况向经理人员提出质询，请求分派应得利益，参与决定公司营业方针等，这些权利是借助在股份均一、股权平等基础上建立的决议和投票机制实现的。股权是投资者基于出资行为而取得股东资格后应得的合法权益，股权机制是近代公司进行内部约束、实现健康运作的必要条件。但是在股票“官利必付”制度影响下，民众投资企业后，关于公司寻切事宜多不过问，抑且不愿过问，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收受股息，对于企业的经营并不感兴趣，只考虑股息愈大愈有利，毫不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何”[32]（P.1012）。例如苏州苏经、苏纶两纺织厂股东“除年收股息七厘外，于两厂营业盈亏始终未尝过问”。后来，两厂拟招集股东大会，商议经营方略，但大多数股东表示“但愿年收股息，不愿与共盈亏”[39]（p.267）。再如大生纱厂的股东“始终不知厂在何处作何状者……殆十居八九”[40]（p.87）。如此，公司股东就成了变相的债权人，他们手中的股票不啻一张借贷字据。因为耽于官利，不重股权，就使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严重脱节，股份公司权力制衡，民主决策的运作机制得不到体现，从而为经营管理人员的独断专行和营私舞弊提供了条件。梁启超曾对此有过检讨：“我国各公司之股东……但求官利之无缺而已”，而于公司经营事务并不过问，则“（公司）职员因利用此心理，或高其官利以诱人，其竟由资本内割出分派者，什而八九……股东初以其官利有着也，则习而安之，不知不数年而资本尽矣”[31]（P.117）。
“官利必付”是晚清股票债券化的突出表现，这种富于民族特色的商业惯习对中国公司制度建设产生的不良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当时的外国商人指出：“这种制度一天不改变，中国的公司企业便不能有稳固的发展”[32]（p.1012）。今天，当我们抨击这种商业陋习时，更多地应理解当时民众的心态。高利贷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经济背景和民众在此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单干”式的投资心态，固然是根本原因，但股市风潮，和政府不良商政对民众投资心态的打击，恐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由此也说明，政府行为和股票市场在公司制度建设方面，对民众投资心理所产生的不良作用远比良性作用的影响深远。同时也应看到，在致力于公司制度建设时，对民众相对滞后的投资理念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营造全社会的良性投资理念，方有利于公司制度建设。这或许是检讨中国近代股票的债券性后，对于今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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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公司制度建设范文3
要］由于制度(安排)对于制度环境的“嵌入性”，企业制度演进不仅遵循了效率追求的逻辑，而且还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因此，企业制度具有非普适性，特色企业制度的形成成为一种必然。
［关 键 词］嵌入性 制度环境选择 非普适性 中国特色
对现实存在的多样化企业制度模式进行比较制度（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简称HCIA）［1］表明，企业制度是在效率追求基础上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以新学（ New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2］的视角透视，发现企业制度是“嵌入”［3］于宏观制度环境当中的，企业制度只有同制度环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由此可以合理推论：企业制度具有非普适性；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也必然会形成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
一、历史考察：企业制度是效率逻辑支配下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
企业制度首先是企业效率追求的产物。这就是说效率追求是企业制度演进的基本动力，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必须采取相应不同的制度安排才可以实现效率最大化的企业目标。历史考察也证明，企业制度从最初的个人业主制、合伙制到公司制的演变过程，本质上也就是一个效率驱动和效率选择的过程。更进一步现代企业认为，企业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要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各产权主体所拥有的谈判实力为依据，通过某种再谈判机制达成一种多方合意的博弈均衡，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地促进激励兼容，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的效率目标。
上面的分析暗示，效率追求是选择何种企业制度的最终标准，因而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其和形式都应该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有效的企业制度只应该有一种共同的模式。但这一结论并不符合企业经济实践的现实。观察表明，当前世界各国不仅存在显著多样化的企业制度模式，而且其经济绩效同样显著。比如发达国家公司治理的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的并存。原因何在？
一般来说，决定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4］及其不同博弈均衡格局进而不同企业制度的因素，主要包括资源禀赋或生产要素特性、技术特征以及宏观制度环境。其中，生产要素的特性，包括相对稀缺性、对企业剩余创造的贡献、可控制和可监测性等参数对企业制度的，是现代企业理论着重考察的对象之一并已达到比较完备的程度。但是，生产要素特性与企业制度之间的关系一般不以国别而不同，也就是说在同一历史它同技术因素一样对企业制度的影响作用是普适的，并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技术和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也大大减弱了它们造成企业制度显著不同的可能。事实上，企业生产不仅如科斯所言是带有制度结构的，而且企业生产及其制度结构也都是处于特定的制度环境当中的。最终我们发现，不同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异质性区别才是形成不同企业制度模式的主要根源。
对现实企业制度进行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证实了我们的这一判断。以同样有效率的美国和日德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为例，从形式上看，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突出特征是股权分散和外部治理，中介机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微乎其微；相反公司治理的日德模式其主要特征是：集中的所有权结构、法人相互持股、机构投资者主要是银行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很明显单纯从效率选择的角度已经无法完全解释这一差异现象，事实上是制度环境的因素在这里发挥作用。一般来说，现代公司制企业要求尽可能集聚社会资本，同时还要尽量规避经营的风险，理论上讲资本市场和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都可以供给资本集聚和风险规避这两大功能。事实上，金融中介机构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一般认为交易成本更加高昂的外部治理在美国公司中大行其道，表面看来是美国的和政策严格约束了金融机构的增长，但更深层次的追溯发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民众普遍存在的强调自由和平民主义、反对垄断力量控制产业组织的价值观和美国民选制度、三权分立的选举程序。［5］相反，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控制所以在日德企业中普遍存在，其原因也不外是资本市场发育的相对滞后，以及两国都经历过较长的封建专制主义时期因而社会成员对垄断尤其是金融机构力量的集中远没有美国民众那般敏感。［6］
最终我们发现，在对企业制度进行价值判断的上应该坚持“存在即合理”原则，任何一种企业制度模式都只有在相应制度环境下才有效率而不可能具有普适性。二、阐释：制度的“嵌入性”与其“建构”［7］过程
上述可知，任何一种企业制度都只有在相应制度环境下才有效率而不可能具有普适性和一般性的意义。
尽管事实上制度环境的不同才是造成企业制度间差异的主要原因，但企业理论作为西方企业理论所本来固有的“一维性”色彩，以及众多国家迷惑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绩效的眩目光环而对其制度的盲目追随，却严重了经济理论对制度环境与企业制度之间的契合关系以及异质性制度环境条件下企业制度不同模式的关注和考察。经济学领域的这一缺陷，被新经济社会学敏锐的感知并捕捉，并运用“嵌入性”和“社会建构”理论对其进行了修正。
新经济社会学依据现实的启发提供了对企业的一个新的视角。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从宏观方面看，经济组织都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从微观方面看，现实的经济行为人既不是经济学的“经济人”，这是一种“社会化不足”［8］的观点；也不是传统社会学所假定的“社会人”，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9］的观点；现实的人都是带有和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可见，如果说传统经济学主要遵循了个体主义的论的话，那么新经济社会学则依据现实整合了整体主义的方法和个体主义的方法。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使企业研究更加逼近现实，这解释了许多传统经济学不能解释或难以彻底解释的许多经济现象。
总体上，新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提供了一个宏观制度背景的维度，这正是对经济学自身所固有一维色彩的扬弃或有益补充；其次，修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整合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理性”，以“效用最大化”替代狭隘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人的选择集或效用函数的多元化，就可以对现实人的选择过程展开；再次，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平台上，在对经济生活的分析中把社会性变量纳入进去，就可以对现实的多样化制度安排作出合理解释。就是说，与传统经济学出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和对经济人的单维度界定而对制度创新的
单维度经济人唯一的博弈均衡最优制度安排
的特定路径不同，现实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路径事实上是：
多样化制度环境不同经济人行为特征多重均衡样式多样化次优制度安排
这就是说，给定不同社会制度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区别，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的博弈可能会存在多个均衡点或者多重的均衡样式，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并且虽然不一定臻至那种理想的最优效率的境界，但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都是最具有“适应性效率”［10］的，也就是说特定情境下“次优选择”即是“最优选择”。
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由于其制度变迁的演进性质，也由于其许多国家都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渊源，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不涉及“异质性”制度环境之间的碰撞和摩擦。因此，虽然事实上其制度系统仅仅代表了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特定制度均衡样式，其企业制度也仅仅意味着“企业制度特殊”， 但在其发达经济的眩目光环之下，由其自身“致命的自负”以及后发国家的盲目崇拜，却被不恰当地赋予了普适性和一般性的色彩。而对于许多后发转轨国家，一方面其制度演进路径就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其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一种“过程”的创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的差别，与此适应，企业制度创新也必然是一种“目标”的创新，也就是说只可能有一种与特定制度环境高度契合的企业制度形式是最有效的，而决不能把西方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不加分析地拿来为我所用。事实上，虽然后发国家企业制度建设对西方经验的借鉴不可避免，但是引进来的制度安排要想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其一般也要经过一个特定的制度创新过程：首先，附着其上的那些与西方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制度特征将被逐步剥离；其次，引进制度也必然会逐步打上本国特定制度环境的烙印从而逐步实现企业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具体来说，不同企业制度模式的宏观制度根源，主要是通过对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的影响来体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真实利益相关者及其谈判实力和博弈均衡状况会有显著的不同，并进而体现在企业契约和企业制度当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在东南亚一带普遍存在着的家族制企业。东南亚各国或地区的家族制企业与一般所说的家族制企业并不完全相同：后者主要体现了一种纯粹的交易成本节约的逻辑，世界任何地方的初创企业都可能会采用，而前者则主要是一个文化地理上的概念，其后潜藏着特殊文化背景的深层根源。这就是说，在家文化传统相当浓厚的东南亚一带，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血缘关系以及忠诚、信义、情感这些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判定其是否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标准，也是决定其在企业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因素，并体现于企业契约、企业制度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方方面面当中。这一逻辑也可以对其他的企业制度模式作出合理的解释。三、前瞻思考：特色的制度
如前述，由于企业组织对于的嵌入性质，在异质性或多样化的制度环境当中，企业制度一般将获得多样的特殊实现形式最终形成不同的企业制度模式。中国制度演进的路径和制度环境与西方国家的区别尤为显著，由此我们断定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将会是一种必然。
尽管如此，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轨期的大国，其复杂制度变迁过程中新旧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制度均衡格局的变动不居、充盈其间的种种变数，都使得对企业制度中国特色的把握难之又难。不过，考虑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和文化传统的深远渊源，我们也可以依据与此做一些初步的前瞻性思考。
第一，社会主义的和谐竞争理念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共赢”的利益格局
同一般而言制度环境“决定”企业制度特殊的“消极”含义相比，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建设应当内涵一种特定的“积极”意蕴。就是说，居于后发转轨国家的位置，在企业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也可以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政府主动的制度创新，来尽量避免马克思所严厉批判过的，那种资本主义初期曾严重存在的种种紧张、矛盾、冲突所付出的巨额交易成本甚至由此造成的灾难，比如说古典企业当中劳资双方之间的种种斗争现象，而应当反过来主动地倡导一种和谐的理念，通过相关的制度设置，在中国现代企业当中形成一种各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这是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那里，由于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因此“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11］。这种自斯密以来逐渐形成的“竞争”的经济学体系，在较大程度上包含着霍布斯所谓“个人永远处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的悲观主义理念。而事实上，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同“竞争”同样的广泛，而且由于合作是人们之间展开可持续性竞争的普遍基本框架，“合作”更加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12］
第二，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与企业治理的“劳动者参与”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对我国企业制度将会有非常重要的。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还不能达到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个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对生产条件的社会的直接的结合，劳动还是人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但是，毕竟我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企业制度即使不能臻至劳动者主导的理想境界，也必然会因由公有制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关心劳动者的诉求、关照劳动者的命运、关注劳动者的地位，从而促进劳动者对企业治理的参与，形成“劳动者参与”的鲜明企业制度特色。
第三，我国文化传统与企业制度的家族色彩
家文化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征，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嵌入其中的经济行为人进而企业制度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一方面，在不同制度框架下活动着的经济人其选择集是不同，对于侵家文化传统几千年的中国人来说其选择集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就是信任、忠诚、情义，或者说是家族范围内部的利他主义世界观，这是一种内化了的精神效用；另一方面，嵌入家文化非正式制度之中的企业，其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关系，以及所拥有的信任、忠诚、情义这样一种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企业据以判定自身真实利益相关者的一条重要标准，也是一种据以分配物质资源、经济利益和企业剩余的重要标准，由此成为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谈判格局和博弈均衡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使企业治理打上鲜明的家族烙印。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家族企业和一般所理解的在企业发展初期阶段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采取的家族式管理具有本质的不同，也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可否认，家族式企业治理方式在成功地避免企业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绩效等方面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内生性的制度缺陷。但是，这只是说明我们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对既有的家族制度进行创新以提高其“适应性”，而决不意味着我们对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的有效性视而不见甚至否定。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在正处于新旧制度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由于制度真空因而以一种异化了的方式引进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结果形成社会普遍信用缺失的情况下，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可能更主要地发挥着一种积极的作用。
注 释：
⑴ 参见：王东，《美国日本的比较制度》，载《评论》2002年第二期。
⑵⑶⑺⑻⑼ 参见：张其仔，《新经济学》，社会出版社2001年版。
⑷ 杨瑞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及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132。
⑸⑹ 参见：孙早，《公司治理结构：经济效率与制度适应的统一》，载《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六期。
⑽ “适应性效率”是说，当某一种制度能在不同的环境下得以生存和，那么该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假定生产费用不变，一个具有适应性能力的制度从投入来看就是最能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由于一种有效率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作出的；同一种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有不同的效率表现；制度安排只有“适应”制度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因此动态地看，制度安排只有同制度环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本文对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作此理解。
初创公司制度建设范文4
一、家族企业及家族制管理模式的利弊
在研究企业家族制问题时， “家族”的范畴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企业可以用 “家族化”的方法把各种各样并无血缘关联的人才(如同乡、朋友、同学、同事等)吸纳到“家族”里来，把普通公共关系变为特殊私人关系，从而利用传统文化维护和扩张企业利益。家族制是当前我国民营企业普遍采用的管理模式。在经济生活中那种主要以传统社会差序结构、伦理规范和个人特殊关系为依托，建立在非商业原则和市场规划基础上，最终决策权往往掌握在一“家长”手中， 以集权化的管理方式管理的企业，都可以说是“家族式企业”， 以此来衡量我国的民营企业，几乎都未超越家族管理的范畴，只不过家族制的程度不同而已，有些比较外显，有些比较隐含。 因为即使作为组织形态的家族制消亡了， 而作为精神形态的家族制会依然存在。
目前对于家族制管理模式利弊得失的评判众说纷纭。大量案例表明，家族制管理有利于企业创业， 不利于企业壮大。在民营企业的经营前期，家族制管理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如适应当前的实际经济社会环境，产权相对清晰，能满足初创期企业所急需的人力和物力资本需要，企业经营决策效率性、行动一致性有保证，制度建设成本低，赢利目标明确等。家族制管理的弊端主要暴露在企业规模扩张之后。当企业规模扩大、市场竞争加剧、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等因素要求家族企业突破自身界限，需要以家族资源去有效融合社会资源，需要与非家族成员共享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剩余索取权和经营控制权时，或者甚至需要完全放弃家族控制时，家族企业往往不能／顷应之，而依然在家族物力资本和家族人力资源的封闭圈子里运作，依然用传统家庭制来管理企业，不愿意加大制度性投入，那么这时家族企业产权结构封闭、决策容易失误、任人唯亲、扼制创新、企业行为易受短期行为和投机心理干扰等局限性就暴露无遗了。因此，对家族制管理模式绝不能一棍子打死，科学的做法应当是结合企业所处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具体情况(如企业规模的大小、生产产品的性质、技术和管理的复杂化程度、家族人才的拥有量、企业资金需求量和自供能力的大小、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等)动态地在纯粹意义的家族制管理模式和现代企业科层制管理模式之间作出不同程度的自主选择，将家族制和科层制的优势共融。随着企业的发展，不断吸取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营养”，使单一的家族经营模式逐渐由其他企业制度安排来进行补充，使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对分离，从而逐步淡化家族管理的色彩。
二、浙江民营家族制企业产权制度特征分析
从浙江民营企业的现状看，不仅所谓“个体工商户”和绝大部分的“私营企业”完全属于家庭企业、家族企业，连“股份合作企业”、 “股份制企业”、 “企业集团”也仍然大都保留着浓厚的家族色彩。虽然总体而言家族企业的产权比公有企业相对清晰，但产权构造上存在的各种问题仍是困扰民营家族制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有些矛盾甚至可以说是尖锐的，对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潜在威胁。民营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其他问题，在管理上和成长中遇到的诸多局限，大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种产权制度特征有关。
(一)投资主体单一化，产权结构封闭化
目前，浙江一些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作用突出， 同时老板素质较高的民营企业里，开始出现适当分散持股的倾向。但从全省状况看，尽管2000年时全省已有48％的民营企业实行了有限责任公司制，但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改变投资主体单一化、产权结构封闭化的基本特征。根据浙江省工商局1999年的调研，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平均投资者人数(股东)为1．93人， 明显少于全国民营企业2．20人的平均水平，也少于同为民营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山东(2．14人)、广东 (2．19人)、上海(2．00人)。可见浙江民营企业产权结构的封闭性更加突出。 即使在实行公司制的民营企业中，74．28％的企业也由一个大股东加上其他小股东(往往是亲属亲威或朋友，甚至包括未成年的子女)组成，企业基本上由个人和家庭控制。根据我们对嘉兴等地民营企业的调查，也可得出相同结论。总之，浙江民营企业的产权特征仍主要是以个人产权或家族产权为主体的业主个人产权制度，其产权构成仍表现出明显的血缘、亲缘、地缘性。相对而言， 民营科技企业的股权结构相对比较分散和开放。
随着外部条件(市场、政府、法律、政策)的改善， 民营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后，家族制产权制度将面临一些自身难以逾越的障碍。投资主体单一化和产权结构封闭化对民营企业进一步壮大规模和提升层次的限制性越来越明显。产权制度创新已经成为民营企业是否能够成功完成“二次创业”、“三次创业”的关键。
(二)企业产权的界区仍不清晰
由于在家庭(家族)之间或股东之间终极产权的界区及相应的排他性是清楚的，在企业规模不大时，原始产权明确的家族企业所有者有足够的动机和条件去确保企业为自己的最大利益运作，产权刺激最为有效。但在以下五个方面，浙江民营家族制企业仍存在不同程度的产权界区不清问题。
1．家庭(家族)产权往往与企业法人财产权混而为一。在很多企业土眼里，企业的资产就是自己个人或家庭(家族)的资产，从而削弱了企业作为法人应有的独立权利和承担资产风险责任的能力。
2．产权在家族(家庭)成员内部自然人之间一般并无严格界定。在企业处于创业期、规模较小时，大家往往相安无事，凝聚力较强，但伴随着企业的发展，家族(家庭)亲缘关系往往被经济利益关系冲击而松动，家族(家庭)成员之间重新界定和分割企业产权的要求渐趋强烈，企业法人财产往往被肢解，分立出更小的企业。这种现象在浙江各地比比皆是。
3．增量资产部分产权在出资人之间不清晰。民营家族制企业中， 出资人往往同时又是企业管理者，在企业经营和发展中不同出资人的岗位、能力和贡献是不同的， 而剩余的增量资产 (利润)却往往只按原有资本金存量的比例进行分割，很少有企业考虑不同出资人(管理者)人力资本的不同作用。
4．法律形式上和经济事实上对产权认定的不清。第一，为了获取某些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认可和待遇，浙江部分民营企业至今仍戴着集体企业的“红帽子”，从而模糊了企业的产权关系，导致产权激励功能弱化，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一旦出现产权纠纷更是说不清楚，甚至拖垮企业。第二，一些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办起来的企业，政府并没有出资，初始资本一般经政府担保全额负债投入，经过经营者多年苦心经营，企业已经成长起来。但仔细审视企业的产权发现，其究竟应归谁所有难以解释。第三，有些企业由一个或几个“能人”用个人资本创办和发展起来后， 出资人或创业的“能人”出于某种目的在当地乡民中让出或吸纳部分股份，并将企业称为“共同所有”、 “社团所有”的社区合作企业或股份制企业，也含混了资本产权界区。
5．人力资本没有归属或归属不明。首先是非出资人管理者的人力资本产权往往被忽略。出资人管理者可以享有剩余索取权，参与企业的增量分割，而非出资人管理者只享有劳动收入――工薪，其一部分人力资本的贡献被忽略和剥削，从而使非出资人管理者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制约，容易滋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其次是部分企业中管理骨干和技术骨干的人力资本产权被忽略或低估，也缺乏相应的产权制度安排，尤其在民营科技企业中间题更加突出。第三是职工的累计履职年限、工作业绩没有被考虑到分配或分红中去，而只单纯地按岗位分配或拿计件工资，从而抹杀了职工对企业整体的连续的、积累性贡献。这也是一种产权不清。 三、浙江民营家族制企业产权制度创新的现实思路
民营家族制企业制度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产权制度的创新是其整个制度创新的关键，是组织制度创新、管理制度创新的前提。解决民营家族制企业产权界区不清的问题，不仅涉及到企业本身，而且还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诸多外部环境的改善和优化。
(一)实现民营家族制企业制度的创新
1．应尽早明晰自然人之间的产权关系。家族制并非是落后的代名词， 因此当前民营企业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不同需要，在纯粹意义的家族制到纯粹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之间做出切合实际的自主选择。但不管是选择继续实行家族制还是选择实施现代企业制度，都必须尽早明晰投资者自然人之间的产权关系，消除今后发展中的产权隐患。如仍选择家族制，那么产权至少应在家庭、家族、亲朋内部自然人之间界定清楚，否则相关利益者瓜分企业的热情可能会超过提高企业效率的责任心；如选择向现代企业制度转换，那么首先也应以自然人身份定义产权，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股份制改造，或吸纳其他社会股东，重新构建公司治理结构，形成新的企业法人财产。当然，在重新界定自然人产权的成本确实远远大于继续维持自然人间产权含混所蒙受的效率损失时，也可以暂时不急于明晰产权。
2．企业成长后要主动地逐步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伴随着经营领域的开拓和扩张，企业仅仅依靠家族的资本再投入和企业自身的积累已无法使企业进一步做大。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求企业主有胆有识，树立做大事的雄心，站得高看得远，具有自我革命精神，对企业实行股份化改造。首先，要积极推行产权结构对外开放，拓展资本通道；其次，要在企业内部积极实施股权激励，明确体现人力资本产权的地位和作用。一般来讲，最原始的、最好的激励和约束来自于产权，最优的企业制度安排是控制权、岗位责任及风险与剩余索取权相对应，因此，不仅要让非出资人管理者、技术骨于分享利润，吸纳他们的股份甚至适当地送给他们一部分股份或待条件具备时推行各种形式的股票期权制，实行员工持股制和年功入股制，而且也要在增量分割上体现出资人管理者之间不同的人力资本贡献，从而逐步解决产权在增量上不清和人力资本产权无法参与分配的问题， 以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持久凝聚力，激发各级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工作积极性，减少监督成本，达到产权激励的目的。并由此而改变企业产权单一化的局面，使企业逐渐成为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最后成为公众公司。以此为基点，构建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这是民营家族制企业提升效率、发展壮大和向现代企业制度渐进式转变的必由之路。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原始出资人的股权比例会逐渐下降，但由于企业效率提高，其物质资本的剩余索取绝对量可能反而增大。
3．从快从早为“戴帽子”企业“摘帽”。对于那些带着“红帽子”或其他“帽子”，但产权确实属于私人资本的企业，政府部门和企业自身都应尽可能想办法从快从早明晰其产权，还其产权本来面目。虽然“脱帽”要付出一定代价，但这是这类企业发展的必经程序，于国于企、于公于私均有好处。
(二)优化民营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创新的外部环境
1．政府和社会要充分认识发展民营经济的战略意义，把推进民营家族制企业产权制度创新作为政府的一项极其重要的经济工作来抓。完善民营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从多方面创造民营企业明晰产权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空间。加强宣传和教育，提升社会信任度和合作精神，加快个人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而为民营企业产权制度创新积累必要的社会资本。
2．真正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平等承认私人资本产权，加强立法，切实保护私人资本产权不受侵犯和践踏，保障非出资人管理者和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
初创公司制度建设范文5
为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省份的决定》，实施《江苏省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促进科技创新创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以下政策：
一、推动企业自主创新
（一）允许企业按当年实际发生技术开发费用的150%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实际发生技术开发费用当年抵扣不足部分，可按税法规定在5年内结转抵扣。企业应足额提取职工教育经费，所提取职工教育经费在计税工资总额2.5%以内的，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对研究开发实际支出占当年销售收入比例超过5%的企业，可由企业纳税关系所在地政府从企业贡献中拿出部分资金给予奖励。
（二）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在30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或分次摊入管理费，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单独管理，不提取折旧；单位价值在30万元以上的，可适当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企业购置软件，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年限最短可为3年。
（三）企业建立的省级以上技术中心、工程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进口规定范围内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经税务部门审定，其科技人员实际发放的工资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据实扣除。
（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经严格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两年后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外的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可由企业纳税关系所在地政府给予一定的科技创新补贴。
（五）用于出口产品技术改造贴息以及出口产品研发贴息的省配套资金，重点补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出口。各市对当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出口给予一定的专项补贴。
（六）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支持中小企业采取联合出资、共同委托等方式进行合作研究开发，对加快创新成果转化给予政策扶持。
（七）政府利用专项资金、贴息、担保等方式，引导各类商业金融机构支持自主创新与产业化。鼓励国家政策性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及商业银行省级分行对国家和省级立项的高新技术项目发放贷款。对“十一五”期间科技项目贷款年递增20%以上的银行，经考核后，由省财政每年按新增科技贷款余额的1%给予风险补贴。
国家开发银行在我省分支机构每年安排一定规模的授信额度，以统贷方式向有借款资格和承贷能力的各类科技创新载体发放中小企业贷款。
（八）改善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支持商业银行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建立稳定的银企关系。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促进各类征信机构发展。
鼓励社会资金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建立担保机构资本金补充和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担保机构可按当年担保费的50%提取偿债准备金，按不超过年末担保责任余额1%的比例提取风险准备金，用于担保赔付。推进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开展知识产权权利质押业务试点。支持保险公司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财产保险、产品责任保险、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中断保险等险种，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保险服务。
二、促进产学研结合和科技成果转化
（九）建立推进产学研结合的协调机制。鼓励和支持高等学校同企业、科研机构建立多渠道、多形式的紧密型合作关系，共同培养创新人才，联合开展创新活动。具有产业前景的共性技术研究项目，特别是应用性较强的项目，要由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联合申报。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设立面向企业创新人才的客座研究员岗位，选聘企业高级专家担任兼职教授或研究员；支持企业为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设立研发岗位。支持企业为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建立学生实习、实训基地。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围绕产业发展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服务。
（十）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优先支持产学研结合的项目，省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优先支持产学研合作组建的技术平台。对由企业主导创新的产学研合作项目、国内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落户我省的重大合作项目、省内企业与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建的产学研联合体，省相关科技计划优先给予支持。
（十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实施省及省以下政府科研项目形成的职务成果，自项目验收之日起第一年内，鼓励和支持项目承担单位实施转化；第二年开始，对未实施转化的项目，由下达部门责成项目承担单位将该成果交省内技术产权交易机构挂牌转让。
（十二）以股权投入方式进行成果转化的，其成果完成人可享有不低于该成果所占股份20%的股权；以技术转让方式将成果提供给他人转化的，其成果完成人可享有不低于转让所得的税后净收入20%的收益；自行实施转化或以合作方式实施转化的，在项目盈利后3-5年内，每年可从实施该项成果的税后净利润中提取不低于5%的比例，用于奖励成果完成人。
（十三）“十一五”期间，省财政继续安排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不断完善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引入风险投资机制，多渠道投入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各地应在财政预算内安排一定数额的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
（十四）经批准的转制科研机构，从转制之日起或注册之日起5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和科研开发自用土地、房产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5年期满后，经审定可再延长2年。
三、鼓励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十五）凡由国家有关部门和省核准或使用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项目中确需引进的重大技术装备，由项目业主联合制造企业制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作为工程项目审批和核准的重要内容，经审批（核准）后实施。将通过消化吸收是否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列为对引进项目验收评估的重要内容。
（十六）将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的先进装备和产品纳入政府优先采购范围。建立由项目业主、装备制造企业和保险公司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重大装备保险机制，引导项目业主和装备制造企业对国产首台（套）重大装备投保。承担重大引进技术消化再创新项目的企业，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设备、原材料及零部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十七）对重大装备引进以及属于省重点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项目，由省有关部门集成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技术创新专项资金以及产业研究发展专项资金等政府计划资金，给予重点支持。
（十八）鼓励和支持国外及港澳台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在我省设立研发机构。凡设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并经省有关部门确认属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期满后，属先进技术企业的可延长三年减按10%征收企业所得税。
经依法审批设立的外商及港澳台商研发机构，其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经省技术市场管理机构认定，可向当地税务机关申请暂免营业税；上述机构向国外境外购买专利权、专有技术等，其中技术先进、条件优惠的，所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可向有权国税部门申请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
鼓励科技型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政府给予资金扶持。
四、鼓励和支持科技创业
（十九）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应建立适应不同性质科技工作的人才评价办法。凡面向市场的应用性研究和试验开发等创新活动，以获得自主知识产权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为评价重点。
（二十）制定和规范科技人才兼职办法，引导和规范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科技人员到企业兼职。积极探索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科技人才在职和离岗创新创业的办法。
对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以及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从事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等活动所取得的技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高等学校与企业联合且由企业出资的横向科研课题的节余经费，允许用于由该项科技成果转化而兴办的科技企业注册资本金；成果完成人可享有该注册资本金对应股权的80％，学校享有20％。
（二十一）允许在校大学生休学创办科技型企业或进行科技中介服务，经所在学校批准，其学习年限可延长3至4年；其所创办的科技型企业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经税务部门审查批准，免征企业所得税2年；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业务取得的收入，技术交易合同经登记后，可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二十二）科技人员申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可分3年到位，首期出资额应达到认缴额的10%，且不低于人民币3万元；申请设立非公司制企业条件尚不完全具备、但一年内能够予以完善的筹办企业，可由当地工商部门先行核发营业执照，实行预备期企业管理。
（二十三）科技人员离开原单位从事科技创业的，其档案由人才交流服务机构代行管理，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免收人事档案服务管理费用，其管理成本由各级财政列入预算。探索有条件企业自行管理的办法。
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经批准整体或部分成建制脱离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进入企业或直接创办企业的，经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商财政、科技、人事部门审批，可按转制事业单位养老金保险有关政策执行。
五、积极发展各类创业投资
（二十四）支持保险公司投资创业风险投资企业，允许证券公司在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开展创业风险投资业务。允许创业风险投资企业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债权融资方式增强投资能力。
（二十五）充分发挥省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创业风险投资企业，引导创业风险投资企业投资处于种子期和起步期的创业企业。有条件的市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可设立创业风险投资引导资金。
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可以采用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的注册资本可按出资人的约定分期到位，按国家规定运用全额资本金进行投资。
（二十六）创业风险投资企业投资于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资金余额超过净资产的50%，且其他投资的资金余额未超过净资产30%的，可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实行投资收益税收减免或投资额按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等税收优惠政策。
（二十七）省、市、县建立创业风险投资风险补偿机制，允许创业风险投资企业按不高于总收益10%的比例提取风险准备金。
（二十八）支持有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内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允许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具备条件的未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进入证券公司代办系统进行股份转让。支持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发行公司债券。
通过财政支持等方式，扶持发展全省统一的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拓宽创业风险投资退出渠道。允许和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上市公司、产业投资资金和其他公司及个人参与并购具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初创公司，支持创业风险投资企业进行股权回购。
鼓励我省创业风险投资公司通过在境外直接设立或采用股权置换、收购等方式举办特殊目的公司从事返程投资。鼓励我省有实力的企业通过设立特殊目的公司进行海外融资。
六、加大科技投入
（二十九）各级政府把财政科技投入作为预算保障的重点，年初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中的超收分配，都要体现法定增长的要求。保证科技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逐步提高财政性科技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省、市、县每年新增财政支出中科技支出的比例分别不低于6%、3%、2%。强化企业科技投入主体地位，逐步提高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三十）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获得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专项等国家科技创新项目立项、并能有效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项目，按一定比例给予匹配支持。各市对国家和省立项的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给予相应的匹配支持。
（三十一）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财政科技投入重点支持应用基础研究、社会公益研究、前沿技术研究、重大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以及科技基础条件建设和科学技术普及。发挥财政资金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作用，加强面向企业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整合现有各类科技专项资金，统筹使用，形成合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改革和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建立严格规范的监管制度。建立财政科技经费绩效评价体系，明确设立政府科技计划和应用型科技项目的绩效目标，建立面向结果的追踪问效机制。
（三十二）鼓励社会资金捐赠创新活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捐赠非关联的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研究开发经费，按规定在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七、实施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
（三十三）建立财政性资金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制度。由科技部门会同综合经济部门按照公开、公正的程序对自主创新产品进行认定，并向全社会公告。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在获得认定的自主创新产品范围内，确定政府采购目录。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用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的，必须优先购买列入目录的产品。
省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重大装备和产品的项目，有关部门应将承诺采购自主创新产品作为申报立项的条件，并明确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具体要求。在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中，国产设备采购比例一般不得低于总价值的60%。
（三十四）建立激励自主创新的政府首购和订购制度。省内企业或科研机构生产或开发的试制品和首次投向市场的产品，且符合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和先进技术发展方向，具有较大市场潜力并需要重点扶持的，经认定，政府进行首购，由采购单位直接购买或政府出资购买。省内企业研发和生产的一类新药和二类中药，优先进入医保目录。政府对于需要研究开发的重大创新产品或技术，应当通过政府采购招标方式，面向社会确定研发机构，签订政府订购合同，并建立相应的考核验收和研究开发成果推广机制。
（三十五）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政府定价的自主创新产品价格由生产经营企业自主确定。以价格为主的招标项目评标，在满足采购需求的条件下，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其中，自主创新产品价格高于一般产品的，要根据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给予一定幅度的价格扣除；自主创新产品企业报价不高于排序第一的一般产品企业报价一定比例的，将优先获得采购合同。以综合评标为主的招标项目，要增加自主创新评分因素并合理设置分值比重。
经认定的自主创新技术含量高、技术规格和价格难以确定的服务项目采购，报经财政部门同意后采用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将采购合同授予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
八、支持创新创业载体与平台建设
（三十六）依法设立的高新园区要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实行统一管理，符合规划的高新技术产业建设项目用地，应及时办理用地手续，未经依法批准，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高新园区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地方留成部分，可以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方式、按不低于50%的比例返还园区，优先用于土地开发和整理。耕地占补可在园区所在市域范围内平衡，所在市域不能平衡的，在全省范围内调剂解决。
对省内重点科技创新载体以及重大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建设用地，予以重点保障并优先安排，其中科技创新载体项目用地实行工业项目用地供地方式。
（三十七）国家及省认定的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大学科技园、软件园、留学生创业园等科技企业孵化器，自认定之日起，一定期限内免征营业税、所得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国家大学科技园、江苏软件园内在孵企业经认定为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的，可参照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对经有关部门认定为国家科技兴贸出口创新基地的各类出口基地给予扶持。
（三十八）省重点实验室、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科技基础设施，以及提供公共技术服务的省企业技术中心、工程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经评估为优秀和良好的，省财政给予运行经费补贴或奖励。
（三十九）科技中介机构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技术交易合同经登记后，可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科技中介机构为完成特定服务项目，聘请属于海外留学人员和国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所支付的咨询费、劳务费可直接进入成本。
（四十）对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进行整合，增强公益性研究与公共服务能力。
九、加强知识产权创造与保护
（四十一）各级财政设立专利申请专项补助资金，对本省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获得受理的重大发明专利以及向国外申请专利所需申请费、实审费给予全额补贴。省财政承担50%，其余由市县财政承担。
（四十二）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重要技术标准的研究；鼓励省内企事业单位制定或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支持国外先进标准向国内标准的转化；引导产学研联合研制技术标准，促使标准与科研、开发、设计、制造相结合。对通过CMM及CMMI三级以上认证的软件企业，省软件与集成电路产业专项资金给予奖励。
（四十三）加强社会化知识产权服务，社会化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从事知识产权许可证贸易代收代缴的各类国家规费，可在计算营业税基数时予以扣除。
（四十四）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执法力度，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实施知识产权诉讼法律援助，对涉外诉讼、困难企业诉讼以及个人专利诉讼，由财政给予诉讼或行政处理费用补助。
对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以及省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等，建立知识产权审查论证制度，将自主知识产权产出的数量、质量、实施效益和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建设状况，纳入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专项监督、管理和保护。
企业或品牌被外商收购时，其所承担的由财政资助的科技项目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及其无形资产，经有资质评估机构评估后，由收购方按评估价全额返还项目下达单位。
十、加强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
（四十五）用好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专项资金，加快培养和引进我省前沿技术领域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急需的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及优秀企业家。
（四十六）积极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来我省工作不受用人单位编制、工资总额和出国前户籍所在地限制。企业和研发机构聘用的外籍专家，其薪金可在成本中列支，其工作许可、在华永久居留的条件可适当放宽，在居留证件有效期内可办理多次入境有效签证。
对引进的海外优秀人才和国家级学科带头人等高层次人才，在医疗保险、配偶就业、子女上学、住房等方面给予优先安排或资助，并提供一定的科研条件。用人单位引进高层次人才的住房货币补贴、安家费、科研启动经费等费用，可依法列入成本核算。
（四十七）允许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对技术骨干和管理骨干实施期权等激励政策，探索建立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具体办法。
（四十八）设立江苏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对我省从事科技创新活动并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有关人员进行奖励，每年奖励人数不超过2名，每名奖励200万元，其中50万元奖励个人，150万元用于资助获奖者主持的科研创新活动。获奖者享受省级劳模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