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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历法论文范文1
关键词：油田污水；污水处理；膜分离技术
1引言
随着油田开发进程的加快，油田废水日益增多，严重地污染了生态环境。油田废水水质复杂，含有石油破乳剂、盐、酚、硫等污染环境物质。油田废水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含油量高（1000mg/L）；矿化度高（20000-50000mg/L）；PH值偏碱（7.5-8.5）；废水中含有细菌（硫酸盐还原菌SRB5-10μm）等。
油田污水主要包括原油脱出水(又名油田采出水)、钻井污水及站内其它类型的含油污水。油田污水的处理依据油田生产、环境等因素可以有多种方式。当油田需要注水时，油田污水经处理后回注地层，此时要对水中的悬浮物、油等多项指标进行严格控制，防止其对地层产生伤害。石油生产单位大部分集中在干旱地区，水资源严重缺乏，如何将采油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变废为宝，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采用注水开采的油田，从注水井注人油层的水，其中大部分通过采油井随原油一起回到地面，这部分水在原油外运和外输前必须加以脱除，脱出的污水中含有原油，因此被称为油田采出水。随着油田开采年代的增长，采水液的含水率不断上升，有的区块已达到90％以上，这些含油污水已成为油田的主要注水水源。随着油田低渗透油田和表外储层的连续开发，对油田注水水质的要求更加严格。油田污水处理的目的是去除水中的油、悬浮物、添加剂以及其它有碍注水、易造成注水系统腐蚀、结垢的不利成分。所采用的技术包括重力分离、粗粒化、浮选法、过滤、膜分离以及生物法等十几种方法。各油田或区块的水质成分复杂、差异较大，处理后回注水的水质要求也不一样，因此处理工艺应有所选择。研制新型设备和药剂，开发新工艺，应用新技术成为油田污水处理发展的新趋势
2油田污水处理技术现状
油田的水处理工艺,其流程一般为“隔油——过滤”和“隔油——浮选(或旋流除油)——过滤”,即通常称为的“老三套”,其工艺主要是除去废水中的油和悬浮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此工艺流程被广泛地应用于各油田的采出水处理中,而且效果良好,处理后的水质一般都能达到回注水的要求。
2.1技术分类
根据对油田污水处理程度和水质要求的不同，通常将污水处理技术分为一级处理、二级处理和三级处理。各级处理所除去或处理对象见表一。一般来说一级处理属于预处理，二级处理能除去90%左右可降解有机物荷90~95%的固体悬浮物。然而对于重金属毒物和生物难以降解有机物高碳化合物以及在生化处理过程中出现氮、磷难以完全除去，尚需进行三级处理。各级处理技术主要包括重力分离、粗粒化、浮选法、过滤、膜分离以及生物法等十几种方法。
一二级处理主要是利用过虑、沉降、浮选方法把污水中的悬浮物除去。去除废水中的矿物质和大部分固体悬浮物、油类等。主要方法包括重力分离、离心分离、过滤、粗粒化、中和、生物处理等方法。这些技术在国内外都比较成熟。
液——液旋流分离技术作为20世纪80年代开发的一种新兴的工业水处理,离心分离是使装有废水的容器高速旋转，形成离心力场，因颗粒和污水的质量不同，受到的离心力也不同。质量大的受到较大离心力作用被甩向外侧，质量小的则停留在内侧，各自通过不同的出口排出，达到分离污染物的目的。首先在国外海上油田得到推广应用。相对于其他的除油设备如各种隔油池,水力旋流器除去油滴直径小的乳化油效率高,且占地小、无易损件。且水力旋流器，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分离性能好、运行安全可靠等优点，而备受重视三级处理属于高级处理油田污水处理方法，其主要方法有：一是化学法主要用于处理废水中不能单独用物理法或生物法去除的一部分胶体和溶解性物质，特别是含油废水中的乳化油。包括混凝沉淀、化学转化和中和法；吸附可分为表面吸附、离子交换吸附和专属吸附三种类型；二是物化处理法通常包括气浮法和吸附法两种。生物法分成好氧生物处理和厌氧生物处理，气浮法是将空气以微小气泡形式注入水中，使微小气泡与在水中悬浮的油粒粘附，因其密度小于水而上浮，形成浮渣层从水中分离。常投加浮选剂提高浮选效果，浮选剂一方面具有破乳作用和起泡作用，另一方面还有吸附架桥作用，可以使胶体粒子聚集随气泡一起上浮。吸附法主要是利用固体吸附剂去除废水中多种污染物。根据固体表面吸附力的不同，吸附可分为表面吸附、离子交换吸附和专属吸附三种类型。油田污水处理中采用的吸附主要是利用亲油材料来吸附水中的油。常用的吸附材料是活性炭，由于其吸附容量有限，且成本高，再生困难，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故一般只用于含油废水的深度处理。因此，近年来开展了寻求新的吸油剂方面的研究；三是生物法是利用微生物的生化作用，将复杂的有机物分解为简单的物质，将有毒的物质转化为无毒物质，从而使废水得以净化。
膜分离技术被认为是“21世纪的水处理技术”主要包括微滤、超滤、纳滤和反渗透等几类。这些膜分离产品均是利用特殊制造的多孔材料的拦截能力，以物理截留的方式去除水中一定颗粒大小的杂质。特别是超滤，己经在除油的相关研究中取得了——定的进展，逐渐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阶段。
2.2油田污水处理的一般工艺
油田污水成分比较复杂，油分含量及油在水中存在形式也不相同，且多数情况下常与其他废水相混合，因此单一方法处理往往效果不佳。同时，因各种力法都有其局限性，在实际应用中通常是两三种方法联合使用，使出水水质达到排放标准。另外，各油田的生产方式、环境要求以及处理水的用途的不同，使油田污水处理工艺差别较大。在这些工艺流程中，常见的一级处理有重力分离、浮选及离心分离．主要除去浮油及油湿固体；二级处理有过滤、粗粒化、化学处理等，主要是破乳和去除分散油；深度处理有超滤、活性炭吸附、生化处理等，主要是去除溶解油。最常见油田污水处理的工艺见图1：
2.3膜生物反应器工艺
膜生物反应器（MBR）是一种由膜分离单元与生物处理单元相结台的新型水处理技术，以膜组件取代二沉池在生物反应器中保持高活性污泥浓度减少污水处理设施占地，并通过保持低污泥负荷减少污泥量。与传统的生化水处理技术相比，MBR具有以下主要特点：处理效率高、出水水质好；设备紧凑、占地面积小；易实现自动控制、运行管理简单。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该技术愈来愈受到重视，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膜生物反应器己应用于美国、德国、法国和埃及等十多个国家，规模从6m3／d至13000m3／d不等。
在我国，膜生物反应器作为污水再生回用的一项高新技术，其开发与研究也正越来越深入。虽然目前膜生物反应器在我国的实际应用还较少，然而，在水资源日益紧缺的情况下，随着膜技术的发展、新型膜材料的开发以及膜材料成本的逐渐下降，膜生物反应器将会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3油田污水处理技术的发展趋势
随着全球范围水资源短缺的加剧，以及人们对环境污染认识的加深，油田污水处理后回用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近期的研究有如下趋势：
(1)新型水处理药剂的研制和开发。混凝剂是油田采出水、钻井污水等处理中重要的药剂，研制混凝能力强、能够快速破乳、沉降速度快、絮凝体体积小、在碱性和中性条件下同样有效的新型混凝剂，是水处理药剂开发者致力的方向。近年来，研制和应用原料来源广的聚合铝、铁、硅等混凝剂成为热点，无机高分子混凝剂的品种已经逐步形成系列；而在有机方面，有机混凝剂复合配方的筛选和高聚物枝接是研究的重点。
(2)膜分离技术的研究及推广。膜分离技术用于油田污水处理，目前尚处于工业性试验阶段，难以大规模工业应用的原因主要是膜的成本和膜污染问题。因此，今后的研究重点是：开发质优价廉的新材料膜；减少膜污染的方法；清洗方法的优化以及清洗剂的开发。
(3)开发工艺更为先进的复合反应器，提高处理效率，减少占地面积。MBR是膜分离技术与生物处理法的高效结合,其起源是用膜分离技术取代活性污泥法中的二沉池,进行固液分离。这种工艺不仅有效地达到了泥水分离的目的,而且具有污水三级处理传统工艺不可比拟的优点。膜生物反应器工艺，作为膜分离技术和生物处理技术的结合体，集中了两种技术的优点，已经在一些工业废水处理中应用，但目前未见其应用于油田污水处理的报道。但就其自身特点而言，膜生物反应器应用于油田污水处理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膜生物反应器在水处理中应用范围必将越来越广。在水环境标准日益严格的今天，MBR已显示出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将是新世纪替代传统废水处理技术的有力竞争者。
参考文献
［1］陈国华.水体油污治理［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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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田水利；问题；发展对策
我国农田水利建设和一直处于正轨，因得到了国家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而不断发展、进步，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技术现已发展得相对成熟，基本上实现了我国农田水利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农田水利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大量难题，严重制约着农田水利的发展步伐，亟待处理与解决。下面，笔者就我国农田水利建设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做详细分析。
一、农田水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现阶段的农田水利发展总形势相对较好，但细中仍然存在很多历史性遗留问题，必须及时改进和解决。
1、基础薄弱，水利工程的基本功能无法发挥
我国现有的农田水利工程大部分建造于上世纪50-70年代，很多工程在今天已经显现出年久失修、老化磨损的状态，再加上我国“三边3”工程比较多，很多农田水利在建设时标准低、配套差，造成使用时间长久之后质量病害严重。这样的问题导致大部分农田水利工程在实际使用时无法发挥出工程基本的防水、抗旱、排涝作用，极大降低了水利工程的实用价值。尽管相关部门有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采取改造措施对老化、失修工程做了整修，但整修、改造工作并未得到全面开展，一些中小型泵站的改造任务还未正式开始，规划中的贫困山区水源工程建设未得到真正落实，甚至于没有监理系统的防洪抗旱排涝体系，种种不足无不反映着我国农田水利建设难题，反映着我国农田水利建设、发展中的重点、难点。
2、水资源配置体系不完善，农业用水效率较为低下
在自然水方面，我国不仅存在水资源短缺问题，而且水资源的空间分布还并不均匀，与我国农业发展布局有着严重的错位，这为农业水资源利用埋下了巨大隐患。再加上我国化工业生产对水资源的大量污染，江河、湖泊的泥水含沙量比较高，并不能引入农田灌溉，所以导致我国农业用水矛盾更加突出。尽管我国在近年来提出了南水北调这一治水政策，并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有效的“四横三纵”水资源配置格局，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农业水资源配置仍然存在问题，初步建立起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格局并不能充分满足水资源利用需求，农业水资源利用率仍然比较低下。
3、建设管理体制不完善，农田水利管护工作滞后
国内农田水利管护体制一直存在不完善问题，这对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养护等工作极其不利。体制不完善的主要表现为：管护主体不明确、产权不清楚、水费收取不合理、管护人才缺乏、水利科技力量落后、水利专业服务组织建设滞后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导致农田水利工程的服务、管理能力偏低，阻碍了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也影响了农田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
二、农田水利发展对策分析
针对以上所论述的问题，现提出以下几点改进措施，为促进农田水利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对策如下：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做好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指，坚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科学发展的理念，构建未来适合农田水利发展的美好蓝图。想要做到这一点，实际工作时就不能如清朝末年那般闭门造车，而是要立足当前，遵循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科学、正确、合理的谋划农田水利发展蓝图。因此，笔者建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分析判断当前农田水利发展形势，探索农田水利发展规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农田生态建设为主线，以农田生态承载能力为前提，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核心，以工程建设管理为主要内容，以完善建管体制机制为保障，做好顶层设计，建成“四大体系”——农田防洪抗旱减灾体系，农业水资源合理配置、高效利用、有效保护体系，农田生态保护体系，农田水利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促进农田水利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加快推进农田水利立法工作，强化法律保障
农田水利立法要以水法、农业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实用性和前瞻性，紧紧抓住规划设计、建设管理、运行管理等环节，重点解决事权财权、工程产权、水权、工程占地权、工程运行调度权等权利，处理好建设费、运行维护费、水费问题等难题，建立完善相关制度，责任明确到人，实行包干制度，强化问责，为执行落实农田水利有关规划提供法律保障。
3、加强科技支撑作用，提高科技水平
科技是决定事物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农田水利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科技的支撑。要放眼全球，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消化吸收，缩小与国外科技的差距；要立足国内，强化农田水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突出技术和管理问题解决能力，研究、攻关适合我国国情的农田水利技术和管理模式，加强高新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应用，开展尺度理论、水分胁迫对作物的影响机理、水肥耦合、水土环境等基础理论研究，加快高效、低价、实用、环保的节水设备产品的研发、转化、推广速度，努力提高农田水利发展科技水平。
4、借鉴国外经验，密切联系实际，完善建管机制
深入剖析我国现阶段建管体制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农田水利建管体制改革成功的经验，立足现状，加快建立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新机制，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机制，明确农田水利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积极推行“四制”管理，施行“产权明晰、权责一致”的管护机制，深化水价改革，推行透明的水价机制，引导农民参与农田水利建设，健全基层田水利服务体系，强化监管，提高农业用水保障能力，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全面推进农田水利建设管理。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农田水利存在的问题很多，大多是历史性遗留问题，对农田水利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为了解决发展难题，笔者在本文中分析并论述了问题产生原因，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希望能为同行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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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戴震 西学中源 江永 乾嘉学派
明清之际迄于乾嘉时期，朝廷上下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为西学的融入准备了环境和条件。乾隆朝复以政府之力振兴中国旧学。一时学者又转而尊古排外，学术思潮为之一变。面对如此转变，“西学中源”说成为了乾嘉学术界的主流，得到了当时士人学者的广泛认可。戴震作为乾嘉学派的杰出代表，面对西学传播的低谷期，戴氏通过考据、古籍印证等方法将西学中式化，披上了中国的传统学术外衣，使得西学能够去其“异类”标签，传播开来。在把西学融入中源的过程中，戴震严谨求实的自然科学精神为后代学者树立了典范，也为现代西学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一、莫衷一是：“西学中源”的起源
“西学中源”说的起源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各家有其合理之处。关于“西学中源”说之起源问题，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其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西学中源”说最早起源于明朝的遗民学者，如江晓原在《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中认为最先提出“西学中源”思想的是黄宗羲等遗民学者，后经康熙、梅文鼎等人提倡发挥，阮元等推波助澜，在有清一代影响深远。刘钝的《清初民族思潮的嬗变及其对清代天文数学的影响》认为“西学中源”说萌发于明末清初特定的文化政治环境中，首先是少数怀念明朝的汉族知识分子借此申扬民族大义，后被清朝统治者利用作为维护其王道正统的思想武器。徐海松在《清初士人与西学》一书中将“西学中源”思想的发端上推至熊明遇，认为继熊明遇后，方以智、王夫之、王锡阐、黄宗羲等遗民学者纷纷支持“西学中源”说。另外一种观点则主张“西学中源”说出自某些开明的爱好西方科学的学者，并且认为“西学中源”说成为了清代时遗民学者贬抑西方历算学的工具。如王扬宗通过撰文《康熙、梅文鼎和“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在明清之际的由来及其演变》和《明末清初“西学中源”说新考》，表明对此观点的支持。韩琦在《白晋的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一文中探讨了康熙在“西学中源”说的产生与传教士白晋的传教策略和《易经》之间的联系。此外，刘钝在其《中国早期的“西学中源”说从“老子胡化”到“西学中源”——“夷夏之辨”背景下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奇特经历》一文中，指出早期“西学中源”说和耶稣会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有着微妙关系。
笔者赞成“西学中源”说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这种“西学中源”说主要是就天文历算领域而言的，后来才渐渐推广到其他领域。在天文历法皆有造诣的方以智和黄宗羲是“西学中源”说的早期代表。全祖望先生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及《鲒琦亭集》（卷十一）中曾提及到这样一句话：“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故而黄宗羲的思想可见一斑。后经康熙帝的提倡，“西学中源”说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下笔者就部分当时各家学者，尤其是乾嘉学者对“西学中源”说的态度进行阐述。
二、戴震等乾嘉学者们的论争
乾嘉时期，在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早期文明并存、文字狱的惨祸与西方知识东渐交汇的大背景下，“西学中源”说得到了学者的广泛支持，“在乾嘉学界取得主流地位”①。乾嘉学者擅长的是回归典籍，对很多学术问题都要进行考据。通过对传统的整理和研究，乾嘉学者发现中国传统历算学在宋元时期取得的成果比起明清之际传入的西洋历算来未遑多让。这大大刺激了这些学者的民族自尊心，他们认定中算必优于西洋历算。因此乾嘉学者在论述“西学中源”时往往不乏对西学的贬低，并且当时的部分学者对“西法实取于中国，前人论之已详。地圆之说，本乎曾子，九重之论，见于楚辞”②这一说法表示支持。在对待西学的具体方式上，乾嘉学者谈西学多以中源为依归，研究西方也往往要借用中法，否则将会被认为崇洋，遭到学界主流的冷落。
乾嘉学者对西学有着不同的看法。早期的梅文鼎和江永虽都是对西学比较开明的学者，但在张之洞看来，梅文鼎属于中西融合派而江永则是主张西学的。③梅文鼎撰写了《交食》、《七政》、《五星管见》、《揆日纪要》、《恒星纪要》等书介绍第谷式的西方天文学。他还借鉴西方天文仪器的原理制成璇玑尺、揆日器、侧望仪、仰观仪、月道仪等多种仪器进行研究。对于梅文鼎的成果，笔者认为梁启超对其的评价最为中肯——“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学者多兼通之。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④这既肯定了我国天文历法的传统优势，又对梅文鼎为发展天文历法而努力研究表示赞许。然而江永较之梅氏则比较彻底地主张西学。正如徐道彬所论：“事实上，江永的《历学补论》、《推步法解》、《中西合法拟草》就是直接采用西方本轮、均轮之说，不是‘附会’，而是毫无隐讳。”⑤正是过于崇尚西学这一做法加之没有认清时代的要求，因此在崇祖法古的时代却一味地为西学奔走呼唤的江永，自然四处碰壁。
“戴震的老师江永可能是那个时代中最确信西学的人，这种态度深刻地影响了戴震。”⑥江永研究西学的方法和思想对戴震的学术修养和研究颇有影响。正所谓“学而优则仕”，江永和其他传统的儒者一样渴望出仕。但江永却在仕途上不及戴震成功。正如钱大昕所论：“宣城能用西学，江氏则为西人所用而已。”钱大昕对江永不识时务，盲目宣传西学的评判真可谓一针见血。对于江永的做法和结局，其弟子戴震看得最为清楚。他推崇江永研究西学的成就，但在思想上却与保守派站在一边。“其学术地位的迅速确立，与他在‘西学东渐’的学术变革时期，适时地顺应了朝廷的文化心态有关。”⑦
师承江永的戴震是乾嘉学术的杰出代表，可以说江永对戴震日后在学术界的发展影响很大。时代的复杂性“形成了有清一代的种种畸形发展，它们都成了戴震及其后学的人生命运的路标和学术方向的底蕴”⑧。戴震在西学的沉寂时期，以另类的手段来处理“西学中源”的问题，既切合统治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使西学以另一种形式得到继续研究和发展，这一做法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戴震虽然只是个案，但却可以折射出大多数传统士大夫在文化碰撞时期的心态。
众所周知，戴震作为以考据为特长的乾嘉学派的代表，其印证、考据的能力必有过人之处。“戴氏通过古籍印证、数学考据之法，由中国历算知识与西域、西洋各种时间记录的比较考证，颇具理据和说服力。”⑨对此，我们可以说无论在音韵、校勘等国内传统知识还是在对待西学方面，戴震始终坚持把考据作为一种“接受”的手段。
戴震把考据作为接受西学的手段的这种方法并非他的首创，而是这个时代的风气使然。这一说法可从梁启超处得以证明——“清儒所尊之途径，实为科学发达之先驱。其本能一蹴即几者，时代使然耳。”⑩戴震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以“中学”替换“西学”的特有方式，使人耳目一新。这种替换不仅仅是戴震简单的把来自西方的科学知识术语换成古籍或经典中的传统术语，其所反映出来的更深一层次的信息是戴震已经接受了西方的知识并且“为我所用”。笔者认为戴震之所以会用传统语替换西方术语，其原因有二：要么戴震自己没有意识到自身“虽遍校古经，然其自著历算书，则仍宗西法”；{11}要么就是他清楚只有靠这种方法才能使得自己的学术思想在当时的环境下得以被人接受。
考据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戴震由于早期对西学已经有所了解，加之对时代现实的清晰认识，故而戴震坚持用考据的方法来论证西学的合理性，使得西学能够在乾嘉时期站稳脚跟。在“西学中源”方面，戴震在天文历算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较突出。明代开明官员和学者使得整个清朝前期都比较注重天文历算的发展，戴震受其影响很大。正如梁启超所述：“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前清学术颇受其影响，而范围亦限于天算。”{12}梁启超甚至认为明末的历算学是中国知识和外国知识的第二次接触碰撞。{13}这说明戴震在研究天文历算方面的学术成就可能不仅仅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知识的优势，同时也有可能是西方科学知识的影响而造就的。
戴震不仅仅是经学家、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戴震还立足于治经而研治数学，因而把自然科学和传统经学结合起来。”{14}这主要从戴震入四库馆后所辑校的各种算书可以看出，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兵法》、《海岛算经》、《五曹算经》、《数术记遗》等算书。此外，戴震不仅辑校传统古籍算书，自己还在算学方面有所著作。正如梁启超所论：“自其中年，即已成《原象》、《历问》、《历古考》、《策算》、《勾股割圆记》等书。”{15}值得一提的是在《策算》一书中，戴震为了区别中国筹算和西洋筹算，把西洋的筹算改称“策算”。当然戴震在阐释西学时所下的不仅仅是在于改名这种表面功夫而已，他还通过列举《周易》、《论语》、《考工记》和汉书律历志等经籍中的例子来说明其合理性，这是戴震最常用且擅长的手段。如“古漏刻之法，昼夜百刻。每一刻为六十分，以十分为一小刻，分隶十二辰，每一辰刻二小刻。梁天监中，改用九十六刻，每一辰惟八刻，始变古法，旋废不用。今欧逻巴以昼夜为二十四小时，一小时四刻，合之凡九十六刻，盖本于梁天监中所改者耳。”{16}受“西学中源”思想的影响，戴震始终相信西方的科学知识起源于中国，其《与是仲明论学书》云：“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勾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17}数学史家钱宝琮也认为戴震所著的《勾股割圆记》、《迎日推策记》等书所叙述的都是西学思想，但是戴氏却用古人传记文体来论述，好让读者认为这些思想在中国自古有之。{18}
综上可见，戴震虽然坚持“西学中源”说，但是他并不排斥西学。他的天文、算学、历法等著作，在唤起人们重视传统学术的同时，对西学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吸收了西学的一些内容。相对于江永和梅文鼎，笔者认为“超胜”一词用于此有其合理性。戴震的做法其实是在前期梅文鼎等人“西学中源”的观点上加以实证和深化。徐道彬认为如果梅文鼎的中西融合方法能使中土人士颔首，那么，戴震“易以新名，饰以古义”的自我作古之法，与朝廷的文化本位思想甚为契合。这既是对西学中源的强调又是超越前人的表现。{19}故而乾嘉大家之一的阮元称戴震“盖自有戴氏，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而戴氏之功，又岂在宣城之下哉！”{20}毋庸置疑，戴震等坚持“西学中源”思想的乾嘉学者在着力发掘、整理和研究传统天算学以论述西学的合理性时，也使众多的中国儒士了解到了中国传统科学的优秀成果。乾嘉学者擅长考据，他们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作为手段去发掘西学在中国古代中的痕迹，虽然并不是全部乾嘉学者都赞成“西学中源”思想，但是作为时代的风气，大部分站在前沿的学者都会认识到西学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首先要去掉“异类”的标签。戴震作为乾嘉考据前沿者在把西学纳入中源的过程中，从天文、算学和历法等方面着手，经过详细地考究，找出西学和中学的交接点，然后转换成传统的术语，这样西学的“非我族类”的标签便明显削弱了。无疑这有利于化解学界对西学的排斥情绪，促进西学的传播。
根据当时学者对西学的不同态度，笔者认为“西学中源”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之间的冲突，更应该注意到的是当时整个中国的传统观念和西方的科学观念的冲突。这应是“西学中源”产生的根本所在。乾嘉时期的学者谈论西学多以“中源”为凭借，研究西法也往往脱离不了对中法的陈述，否则容易被视为崇尚西学太过，江永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戴震作为乾嘉学派的杰出代表，面对西学日渐渗透的局面，他通过考据传统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历法、数学等知识，使得西方的科学思想得以凭借中国传统的外衣在中国觅得一席之地，其高明之处在于利用考据使得中学中融入了西学的内容。对此，笔者很赞成梁任公的评价：“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21}虽然戴震在各学科的考证方法上难免限于保守，但是其究根穷底的精神却很值得后世学人学习。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经典阐释学的辅工具，训诂、考证等学科日渐兴盛起来。这不仅为现代学术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现代西学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赵晖.西学东渐与清代前期数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35.
②阮元.畴人传.畴人传汇编.上册：4
③张之洞.书目答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65-267.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8.
⑤徐道彬.论戴震与西学[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2）：129-141
⑥刘墨.乾嘉学术与西学[J].清史研究，2005（3）：53-62
⑦徐道彬.论戴震与西学[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2）：129-141
⑧李开.戴震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7.
⑨徐道彬.戴震学术地位的确立与“西学中源”论[J].清史研究，2010（3）：51-65
⑩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6.
{1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368.
{1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6.
{1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9.
{14}李开.戴震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26.
{1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367.
{16}戴震.戴震全书[M].第2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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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见：钱宝琮.戴震算学天文著作考[A].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M].第9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45.
{19}徐道彬.论戴震与西学[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2）.
{20}阮元.畴人传（卷42）.戴震.畴人传汇编.上册：542.
{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8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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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天文历法论文范文4
【关键词】黄帝内经；教学；方法；模式
《内经》是中医古典理论的奠基之作，也是学生入门的必学课程。现代中医临床本科学生除了要学习中医外，还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学习西医。因此探讨《内经》的教学方法、提高《内经》的教学质量显得格外重要。
1重基础
《内经》是本经典著作，成书年代久远，文字古奥，义理深邃，很多学生刚接触时都觉得很难学，也没耐心学，更别说是背诵经典，况且内经理论来源久远，学生对内经里的理论感觉陌生，一旦产生质疑心理就很难再深入学习下去，甚至会对学习内经产生反感，从而觉得内经很死板、不灵活。笔者认为对于刚入门的本科新生，在为他们开设《内经》课之前，先要让学生对中医有一个了解。比如先学习好《中医基础理论》，让学生对中医学有一个笼统的看法，再开设《内经》课，这样让学生有一个过渡平台，不至于一下子就步入经典的学习中。学习内经前，《中医基础理论》即是基础，只有基础打好了，才能继续向前走。《中医基础理论》可以在大一第一学期开始，而《内经》就可以在大二开设。
2熟悉文言文，提高阅读古典医籍的能力.
《内经》的文字都是文言文，对于现代的学生，刚接触不免会觉得深奥难懂，所以学生要多了解文言文，同时老师也要适时地加以指导。另外，课堂上教室讲授的内容有限，整本《内经》不可能一个学期就可以学习得完，中医是门古老的医学，学生要想学得好，就一定要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除了学习《内经》，其他古籍古书也要有所涉猎，这样才能提高阅读古典医籍的能力。看经典讲求看原文，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了解古人的思想，更好地学习古人的理论。
3多联系，厚德博学
《内经》不是一本单纯的中医书籍，里面也涵盖了其他内容，如历法、气象、哲学、社会学、生物学、地理、天文等，可以说《内经》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浓缩。因此我们学习内经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宝贵的知识，但同时也会产生很多疑问。学生要学好《内经》，就要多联系，多了解与《内经》理论相关的知识如中国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历法学、地理学等。只有厚德博学才能更好读懂《内经》，读懂中医。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恰当地联系其他古代知识，拓展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浓厚兴趣。学校在开设课程时可以多开设些与《内经》密切相关的学科，就如上面所说的《古代天文学》、《古代文化常识》等，让学生更了解中国文化，这样学习《内经》就不会觉得《内经》死板。
4重实践，理论联系实际
《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虽然与当时社会的变革、哲学思想的渗透、自然科学技术的影响不可分割，但作为医学论文的汇编，它的形成更与当时医疗实践的积累以有密切关系，因此老师讲课时一定要结合临床进行阐发。学生学习《内经》期间，要多实践，早临床，理论联系实际。可以选择去医院见习，看看名医是如何看病辩证，体会《内经》对临床的价值，这样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内经》的兴趣。在见习过程中如果碰到难题就应该主动查找资料或者请教老师。
5多创新
《内经》作为中医古典医籍，对后代医家的学术阐述有很多大的影响。当代中医学生要发扬传统，还要有所创新。对中医学要有所继承，还要有所发展，因此当代学生肩上的责任更加重。如果是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即单纯只以理论知识授课，学生很难有所发挥。因此，当代的《内经》教学中，要改革《内经》课程的教学模式。
5.1感官多重学习老师在教学课堂上，要充分调动学生口、眼、受、耳、脑等一起参与学习，通过感官的多重学习，加深印象，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效率。
5.2学生上台讲课先把整个班分成几个组，老师给每个组布置讨论课的内容，学生在利用课外时间收集资料，组员与组员互相讨论，各抒己见，最后让学生发挥电脑特长，把资料做成多媒体。讨论课上每组派1~2个组员到台上代替老师讲课，台下其他学生做好笔记，思考并提出问题。学生讲课完毕后，台下学生要提出问题，台上的学生回答问题，这种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也能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5.3拓展学生视野老师也可以邀请外院教授专家做学术讲座，拓展学生视野。老师在课外也要多查阅收集学术资料，并争取在课堂上多为学生讲解。
5.4改变传统考试模式传统的教学模式就是“一卷定乾坤”,为了实现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化，学校应该改变传统的考试模式。比如教师可以通过向学生提出问题，并且以面试的方式来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此部分的成绩可当做平时成绩，或者是让学生自己找感兴趣的内容作为论文的切入点，启发学生去思考，去辩论，也能够使学生学会怎么自主学习。
5.5敢于挑战权威作为学生，要精读《内经》中的文章，要以辩证的思路去理解《内经》，理解中医，敢于向经典提出质疑，敢于向权威学术提出挑战，并在学习经典理论上有所创新，这样才能挑起“继承与发展”的重担 。现代医学迅速，中医与西医结合不一定就是无为的结合，所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可以与西医中的知识联系起来，有联系才有比较，但要注意要以中医的学习为主。
《内经》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对中医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内经》教学方法新颖灵活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改变《内经》的教学模式，让经典的教学模式与时俱进，让学生更好地读懂中医。
参考文献
［1］吴元洁、吴南民、周美启，等.内经教学方法实践探讨[j].中医教育，2010,（4）：36
天文历法论文范文5
太阳每天东升西落，时间也一分一秒地走着。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每天看着手机、电脑上跳动的数字，就可以准确地知道日期和时间。这些已经标准化的日期和时间理所当然地记录着我们的生活。可日期和时间这个概念最初又是怎么被定义的呢？又是怎样去计算的呢？
追溯到远古社会时期，我们的祖先们也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当时日出日落便是最早的计时单位。慢慢地，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社会需要对时间有更精确的计算。在几千年前的夏朝，最早的日历便诞生了——《夏小正》，按夏历十二个月的顺序计算年了。
阴历计时便从这时开始发展起来。和公历根据太阳运转周期计时不同，我国智慧的古人们通过观察月亮圆缺的变化来计月，每月29.5306天，1年12个月。
29.5306×12=354.3672（天）365-354=11（天）
阴历一年354天和公历365天每年有11天的误差，每过3年就有33天的差距。聪明的古人在天文观测中也慢慢地发现了这个小问题。于是他们又发明了每四年增加一个闰月，用来修正这样的偏差，让时间在计算上更加准确。到了春秋时代开始在阴历中增加季节的标注，最早的节气：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便出现了。到了秦汉时期二十四节气才完全确立。历法结合节气指导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的耕作和生活。
时间这个无形的概念就这样被我们聪明的人类利用了起来。我们发现时间、设置时间也管理着时间。时间看似漫长，但总是在不经意间从我们身边悄悄的流逝着。那我们人的一生又能经历多少时间呢？按照2021年统计出我国平均寿命按77岁计算的话，我们一生将走过：
1年=12个月=365天=8760小时=525600分钟
天文历法论文范文6
关键词：乾卦六龙，苍龙星，西水坡蚌塑龙，六龙季历。
一乾卦六龙天文含义新解
《周易》乾卦的七条爻辞中，有五条直接描述了龙的状态，另二条虽未出现龙字，但根据其所在爻位，可知它们也间接地描述了龙的状态。古人多认为这些运动的龙太反映了天之"阳气"运动在一年中所导致的寒暑、气候、节气、时令的变化，汉、唐大儒们又把六种龙态（用九爻除外）各配上月建，形成了一种六季十二个月的"卦气历"。如下：
初九：潜龙勿用。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子夏易传》曰："龙，所以象阳也。"引汉马融曰："物莫大於龙，故借龙以喻天之阳气也。初九，建子之月，阳气动於黄泉，既未萌芽，犹是潜伏，故曰潜龙。"
初九潜龙为建子之月（夏历十一月），最早见于西汉京房《京氏易传》卷上："建子起潜龙。"至隋代何妥在解释《文言传》"潜龙勿用，阳气潜藏"时说的更明白："此第三章，以天道明之。当十一月，阳气虽动，犹在地中，故曰潜龙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如果把"龙"理解为天上的龙星，则在十一月冬至时，其尚潜藏于地下。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文言传》："见龙在田，时舍也?quot;时，当指四时或年。舍，止也，指"见龙在田"在一年中所占的一个时间段。唐孔颖达《周易正义》疏引汉"先儒"曰：
"诸儒以为九二当太簇之月，阳气发见。则九三为建辰之月，九四为建午之月，九五为建申之月，为阴气始杀，不宜称飞龙在天。上九为建戌之月，群阴既盛，上九不得言与时偕极。"（十三经注疏本）
太簇之月即夏历正月，《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太簇。"此汉儒以为九二爻当正月，九三爻当三月，九四爻当五月，九五爻当七月，上九爻当九月。但孔颖达根据当时的卦气说对九五、上九提出异义，是其对以360天为一年的卦气说不理解的结果，后面详论这个问题。
三国王弼注九二云："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於地上，故曰在田。"（《周易集解》）据此，见龙在田反映的天象是，当夏历正月时，东方龙星的角宿在初昏时会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以上。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文言传》曰："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何妥曰："此当三月，阳气浸长，万物将盛，与天之运俱行不息也。"（《周易集解》）此爻未出现龙字，但以君子比龙。君子在此时正处在因时而惕、自强兢业的阶段，与处在见龙、跃龙之间，又"与时偕行"的龙星阶段一致，故陈久金先生认为，此时的"苍龙正处于从地平线处上升的阶段"，是很有道理的。照汉唐人的看法，这种卦气所代表的天象相当于夏历三月。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隋何妥曰："此当五月，微阴初起，阳将改变，故云乃革也。"此与"先儒"所说一致，"或跃在渊"的龙象当夏历五月（建午之月）。
又引晋干宝曰："跃者，暂起之言，既不安於地，而未能飞於天。四以初为应。渊，谓初九甲子龙之所由升也。或之者，疑之也。"引东汉苟爽曰："地下称渊也。"
照古人的解释，经过九二、九三已逐步升出东方的苍龙一下子又恢复到初九的地下之渊，准备再跃出来。这从天象角度显然难以解释。夏含夷先生对此矛盾?quot;好象"二字解释，认为"或跃在渊的意思，就是苍龙好象从地平线之下的渊水里跳跃起来"，使此一龙象变成了想象中的虚象。陈久金先生认为："或不如释作域。或跃在渊，即在渊域跃，为从地平线处跳跃上天之义"，其实是避开了苍龙为什么会退回地平线以下的"渊"的矛盾。此谜至今无人解开。
笔者在郑慧生先生的启发下认为，夏历五月"或跃在渊"的天空苍龙，，并未退回地平线以下，而且确实是在从"渊"中跃出，只是这个渊不是地下之"渊"，而是天空之渊--银河。翻开星图表，可看到银河与赤道的交叉部位，银河突然鼓涨起来接近圆形，犹如一汪旋涡。《说文》?quot;渊，回水也。"可巧的是，就在这个部位，苍龙的下半身心、尾、箕陷在回水之渊，上半身角、亢、氐、房婉延向斜上方伸展，跃跃欲出，正是一副跃於渊而欲出的形象。所以此时的苍龙星经过九二、九三的四个月后（四个月120度，苍龙全长为75度，以角宿正月高出东方地平线10度计）苍龙尾部跃出东南地平线55度左右，也只有在此时，银河才能比较清晰的看出来，尾、箕陷在银河之渊，而房、心二宿此时接近中天。九四爻辞"或跃在渊"，形象地反映了夏历五月苍龙星所呈现的这种天象。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文言传》："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quot;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何妥曰："此当七月，万物盛长，天功大成，故云天德也。"引东汉苟爽曰："飞者，喻无所拘。天者，首事造制，大人造法，见居天位，圣人作而万物睹，此其义也。"
按古人的看法，"飞龙在天"当指苍龙在天空无拘无束的飞翔。陈久金先生认为必然指苍龙星位于"天顶或正南方"，未免过于拘泥，也不符合古人愿意。九四爻之渊为银河，到九五时银河已呈正南北或偏西，苍龙主体必然已位于西南方，所呈现的正是龙"无所拘"的天象。因此，"飞龙在天"指苍龙体陈列于天上即可，非必指在"天顶或正南方"。关于这一点，有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距今6000年左右的"羲和御龙"蚌塑图为旁证，详后。
上九：亢龙有悔。
夏含夷先生从"亢"为龙颈出发，认为是"龙头已入地平，龙脖在地平以上的星象"。陈久金先生从"九五时龙正位于天上的最高处"出发，认为夏先生的解释显然不正确，而应是"位于西南方、逐渐西沉的苍龙之象"。其实，夏、陈二先生的解释均有可商之处。《周易集解》引王肃曰："穷高曰亢。知进忘退，故悔也。"亢龙，即飞的极高已看不到的苍龙，"悔"字通"晦"，义为尽。月尽为晦，龙极高必尽晦。隋何妥解释《文言传》"亢龙有悔，与时偕极"时说："此当九月，阳气大衰，向将极尽，故云偕极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阳气在这里比拟苍龙，苍龙"向将极尽"，也是指龙体已尽晦于西方地平线以下，故曰"亢龙有悔"。实际天象是，夏历七月飞龙在天以后，太阳逐渐躔在角、亢……箕等宿，龙头、龙身、龙尾也逐渐没于西方地平线以下，至九月份，整个龙体在初昏时都看不到了，所以说夏历九月"亢龙有悔"。
孔颖达对"上九为建戌之月"提出质疑，根据是"群阴既盛，上九不得言与时偕极"，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只有阴盛阳衰时才会出现上九"亢龙"晦隐的局面，既然建戌之月是"阴气盛"，那么，代表阳气的苍龙走到了"尽头"晦而不见，与九月节气之"时"反映的阴盛阳衰相偕同，是顺理成章的。刚好应该说九月群阴盛时，上九亢龙阳气尽衰而与节气偕同至极。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夏、陈二先生从"龙无首"的字面意义出发，认为这条爻辞是"明白无误地"秋分时（当为战国汉秋分时）的天象。因为当战国汉秋分时"日在角"（《礼记·月令》），龙头角宿与太阳同时西落，故初昏时能看到龙身而不见龙头，这好象是不移之说。其实，在这里，夏、陈二先生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为何称"群龙"而不单称"龙"；二是用九的含义及其为何是最后一条爻辞。
从潜渊龙、见田龙、惕厉龙、跃渊龙、飞天龙至亢晦龙，古人初昏所见者都为一条龙。按理说这条龙亢高尽晦后，在来年之前不应再见。但实际上，它仅在"日在尾、箕"的一个多月内不见（相当今夏历十一月、战国时十月、虞夏时九月），而在以后的早上均可看到。如《礼记·月令》季冬之月（战国时十二月，它类推）"昏娄中，旦氐中"，孟春之月，"昏参中，旦尾中"。由于苍龙星全长75度，所以，在春战时的十一月早上（日出前三刻），可在东南方地平线上看苍龙；十二月早上，苍龙的脖子、胸部中天，龙体在正南。虞夏时（约前2400-2000年）这种天象由于岁差等因素会分别提前一个月出现（即十月、十一月）。这二个多月只有在早上看到的龙态与全年六七个月初昏时都能见到的龙态在古人看来显然不是一条龙。昏见的龙是一条常常见到的正常的龙，古人以它定节气、授农时。旦见的龙则是从属于昏见龙?quot;群龙"，表示的是"阳消"阶段的群龙，故"见群龙"阶段当指昏见龙看不到、阳气消没的冬季月份。如隋何妥解释《文言传》"乾元用九，乃见天则"时说："阳消，天气之常。天象法则，自然可见。"很显然，此处的"用九"即用阳，用九阶段，阳气消尽，完成了阴阳消长、寒暑相代的一个天气运行的自然周期，故曰用九"乃见天则"。用九的爻辞"见群龙"自然也是指的"阳消"时期，即亢龙尽晦以后的时期。
"无首吉"是九二爻的占辞，?quot;阳消"的群龙阶段中，昏见的正龙之首不能出，也不宜出。故《象传》曰"用九，天德（纯阳为天德，当指昏见的正龙）不可为首也"，正龙所代表的纯阳之气也不能出，不宜出。如果正龙非要出，那在天文历法中就意味首"失天"、"失时"，故汉宋衷解释说："（天德）不可为首，先之者凶；隋之者吉。故曰无首吉。"（见《周易集解》）最后，需指出的是，"见群龙无首吉"，夏、陈二先生均以"见群龙无首，吉"为句断，把占辞混同于命辞，与汉代宋衷"故曰无首吉"的解释有悖，应断作"见群龙，无首吉"更接近古人原意。转贴于 二六龙态的天象观测年代考
如果把乾卦的六龙态作为一种天象，必然要正确地解决其观测年代问题。但学界对这一问题未进行过直接研究。详观有代表性的夏、陈二先生的论文，大致能间接地窥知他们的看法：
1夏文：引《说文》"春分（汉时夏历二月）而登天"和历代农谚"二月二，龙抬头"证明九二"见龙在田"是现代三月、汉代二月份的天象；九五"飞龙在天""为夏天之象"，当"形容六月（今六月，汉五月）的天象"；上九"亢龙有悔"指秋天之象（汉立秋或秋分，约现在八月）。并说"到了季秋，孟冬之时（今九月、十月），龙体全部位于地平线以下"。所据皆秦汉时的文献或天象，故其认为乾卦六龙天象为秦汉时的天象。
2陈文：引《月令》"仲春之月，是在奎"证明"在周朝（实为东周，不为西周）和秦汉之际，确实在二月出现龙抬头"，即九二"见龙在田"这东周秦汉时二月春分的天象；以"春分见龙在田"和"飞龙在天是黄昏时苍龙位于正南方"为前提（此两前提都有悖古人记载，后详证），证明九二至九五的时间距离与春分至夏至的时间距离相等，得出飞龙在天是（据其前提，可知是东周秦汉时）五月夏至的天象；引《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证明"用九群龙无首"为东周秦汉八月秋分时的天象。故其观点为乾卦六龙天象观测年代是东周秦汉时。
上述观点，从天文角度而言，说春秋秦汉时二月春分?quot;见龙在田"、五月夏至为"飞龙在天"、八月秋分为"龙无首"（而非"见群龙，无首吉"）都是非常正确的。但问题是：1、产生于西周晚期以前（学术界的一般意见，见《易学大辞典·爻辞》，第9页）的六龙爻辞所示天象与春秋、特别是汉代的天象是不一致的，用东汉许慎《说文》的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和当时农谚来解释六龙所示天象是不恰当的。2、在易学和术数领域中汉至隋唐的易学大家（如京房、何妥、孔颖达引"先儒"说等，），都众口一词地说"建子起潜龙"、太簇（正月）见龙在田、五月龙跃於银河、七月飞龙在天、九月龙晦不见、九月至十一月"见群?quot;，与春秋秦汉的实际天象都提前了一个月，这是为什么？是否能置古人观点于不顾而把乾卦六龙天象和秦汉时的苍龙星象相提并论？
关于上述问题，陈先生认为是唐孔颖达"首先"提出，并认为其把"六爻分配于一年十二个月，每爻两个农历月"是"毫无根据的"，并说"孔颖达自己也知道这种分配法是不合理的，尤其是九五和上六的矛盾更加突出"。我们认为，用这种断言是不能否定汉唐人记载的。因为，六爻配月决非孔氏首先提出，而是由西汉京房和《易纬·乾凿度》据先秦《彖传》、《文言传》的有关记载首先提出，东汉郑玄加以充实而形成的。六爻配月是在《周易》筮占系统中流传很古的一种说法。请看下列文献：
成于战国中期以前的《彖传》对乾卦六龙的解释是：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
乾元即苍龙，苍龙星的出现，标志着"万物资始"的春天到来。大明，指太阳。《诗·大雅·大明》毛传："日以广大，故曰大明"。终始，指四时，即一年长度。《礼记·乐记》"终始象四时"即此义。大明终始，即地球绕日运动的一个回归年周期。"六位时成"，指六爻爻位效天地四时变化而成就"易气历"--长度为360天的历法（详下）。"时乘六龙以御天"，即掌管历法的羲和驾着天上的苍龙星，走了六个阶段，完成了一年的周期，使天道（历法）得行。《离骚》?quot;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追。"王逸注："羲和，日御也。"又有补注谓："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故汉苟爽注《文言传》"时乘六龙以御天也"时说："御者，行也，阳升阳降，天道行也。"显然，《彖传》的意思是说：乾龙出现，春天到来，羲和观察掌握了一年中的六种龙态，据以制定了反映"天道运行"的太阳历法。汉代易家正是据羲和御六龙、观象制历的古老传说把乾卦六爻配于月份的。如：
《京氏易传》卷上："建子起潜龙。"（《四库全书·术数类》）
《易纬·乾凿度》卷上："六位之变，阳爻者，制於天也；阴爻者，系於地也。""天地之气，必有终始；六位之设，皆由上下。"
《易纬·乾凿度》卷下："天道左旋，地道右迁，二卦十二爻，而期一岁。乾，阳也；坤，阴也。并治而交错行。乾贞於十一月子，左行阳时六。坤贞於六月末，右行阴时六，以奉顺成其岁……阳卦以其辰为贞，丑与左行，间辰而治六辰。……历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为一岁，易以三百六十析当期之日，此律历数也。""卦当岁，爻当月，析当日。"郑玄注："贞，正也。初爻以此为正，次爻左右者，各从次数之。"又注："历以记时，律以候气。气率十五日一转，与律相感，则三百六十日粗为终也。"
上述文献用乾、坤两卦的十二爻来表示十二月360天的"易期"，当称为"气历"，实为一种反映"天地之气"变化的太阳历。乾六爻象天左行，初九爻正于十一月，"间辰而治"，即九二当正月、九三当三月……上九当九月；坤六爻象地右行，初六正于六月，六二当八月、六三当十月……上六当四月。每15日1气，两气一月30日，每一乾爻表示"阳气"运行的两个"气月"（陈先生认为"每爻两个农历月"是错误的），而六爻为一期（年），全年360日。据此其对应关系可见下表：
十二辰 子 丑 寅 卯 辰 已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卦爻 乾初九 坤 乾九二 坤六五 乾九三 坤上六 乾九四 坤初六 乾九五 坤六二 乾上九 坤六三
易气历十二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二律 黄锺 大吕 大簇 夹锺 姑洗 中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上表即易学中的"爻辰说"和"卦气说"的一种。郑玄的爻辰说与《乾凿度》大同小异，不赘述。唐孔颖达所谓"先儒曰：诸儒以为九二当太簇之月"，即本于此，决非孔氏首先倡此说。西汉京房和西汉晚期成书的《易纬乾凿度》所载的这种说法，对后世影响甚大，宋代大儒程大吕说："汉魏以降，言《易》、《老》者皆宗而用之，非后世所托。为诚稽古者所不可废也?quot;（《四库全书·易纬乾凿度》提要）不仅隋代何妥继承此说以解乾卦六爻龙态所当月份，而且历代以此解者屡见不鲜，决非孔颖达"毫无根据"的胡诌。如：
《后汉书·鲁恭传》："《易》曰："潜龙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阳气潜藏，未得用事，虽煦嘘万物，养其根（亥，草头），而犹盛阴在上，地冻水冰，阳气否隔，闭而成冬。"
《梦溪笔谈·象术篇》上："登明者，正月三阳始兆于地上，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
至于孔颖达所怀疑的"九五为建申之月，为阴气始杀，不宜称飞龙在天。上九为建戌之月，群阴既盛，上九不得言与时偕极"，是其据西汉孟喜的卦气说"十二消息卦"而对"爻辰卦气说"的诘难。据消息卦气说，夏至五月姤卦用事，一阴始生，七月否卦用事，阴阳气各参半，而"飞龙在天"应表示阳盛，故建申之月不宜称"飞龙在天"；九月五阴一阳的剥卦用事，"群阴即盛"，而此时是"亢龙"阶段，阳极盛，故孔氏认为《说卦传》的"与时偕极"不符合消息卦说。这是用十二消息卦去质疑阳气左行、阴气右行、"间辰而治六辰"的爻辰卦气说，是古人对各种卦气说的不同理解，显然不能以此否定五至九月阴生、阴盛时天空中苍龙星的存在，所以孔氏以一种卦气怀疑另一种卦气说的观点，不能作为否定六龙配十二月所示天象的根据，更不能断言见龙在天为"太簇正月"的是毫无根据的。我们认为，对汉京房、《乾凿度》、郑玄等古人的以爻配月方案，如果没有确凿的根据，是不能任意否定的。
其实，汉儒关于"建子起潜龙""太簇"（夏历正月）正月时"见龙在田"的认识完全可能是历史上曾出现的天象。因为现代天文学告诉我们，由于岁差的缘故，每年的春分点都逐渐西移，平均速率是50″26，这就意味着恒星年与回归年每年有20分钟之差。那么，每隔71.6年便移动1度，每移30度时序就会推迟约一个月，而时间就会相差2148年。
这就是说，我们现代夏历三月份才能看到的龙头角宿初昏时出现在地平线以上的天象，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秦汉时期则出现在二月份，所?quot;二月二，龙抬头"即当时实测天象。如果再提前到距今4400年前的虞夏时期（原始社会末期至夏初），先民们看到的七种龙态与月份的关系如下：
夏历正月，看到"龙抬头"，西周爻辞称作见龙在田。三月看到东南方的"惕龙"身体绝大部分出现在地平线以上，称作君子（龙）乾乾。五月份天上银河横空，苍龙的心、尾、箕跌入银河与赤道交叉部位所形成的天渊中，而头、脖、胸则伸展欲跃出银河，称作苍龙"或跃在渊"，《夏小正》的五月"初昏大火中"显示的正是这种天象。至七月份立秋前后，无拘无束的苍龙在西南星空中飞翔，称?quot;飞龙在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高"飞的龙头、身、尾会逐步的没入西方地平线。至九月份，日躔在尾宿，如《礼记·月令》"孟冬之月（春秋时十月，夏时九月），日在尾"，指的就是这种天象。苍龙体与太阳同升同落，怎么也看不到了，此即上九高亢的龙走向其反面，像月晦一样，尽晦于地平线以下，称作亢龙有悔。十月以后至十二月以前，苍龙星以不同的形式（或见头、或见身、或见整体）表现为晨见东方，故此时见到的不是正月以后、九月以前见到的那条天龙，而是呈现不同形态的"群龙"，故用九爻称作"见群龙"。"无首吉"是占辞，表示盛阴时不当用纯阳之正龙，处于阴盛时期?quot;群龙"如果要用的话，"无首"（无领头的）为吉，即要"韬晦阳气"而为用。不然，不能"与时偕极"。"见群龙"的用九爻所表之"气"，当为十月三十日"时极"（龙历的最后一天）到来年开始日（观日影而测定的冬至日）以后的然5-6天的"过年日"（详下）。至十一月（春秋的建子之月）冬至，开始新的太阳年周期，以不见之龙--"潜龙"为象，故曰"建子起潜龙"，初九爻始用事，开始新的龙态周期。
很显然，虞夏时代的苍龙天象与汉儒们所说的乾卦六龙天象是相当吻合的。换句话说，西周晚期以前形成的乾卦六爻爻辞所显示的苍龙在夏历十一月、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的不同形态，只能用虞夏时的初昏或平旦时的天象来解释，其观测年代当是虞夏之时。如果像夏、陈二先生锢于东周秦汉时天象去理解汉儒正月"见龙在田"的说法，就难怪会得出"过分偏滞""失去原来天文根据，难以自圆其说"（文史，11页）、"毫无根据"的否定结论。六个龙态与后来的二十四节气的对应关系可列于下表：
十一十二月 正月二月 三月四月 五月六月 七月八月 九月十月
潜龙勿用 见龙在田 终日乾乾 或跃在渊 飞龙在天 亢龙有悔
大 冬 小 大雪 至 寒 寒 立 惊 雨 春春 蛰 水 分 清 谷 立 小明 雨 夏 满 芒 夏 小 大种 至 暑 暑 立 处 白 秋秋 暑 露 分 寒 霜 立 小露 降 冬 雪
人们肯定会问：汉代以前未发现岁差，汉儒们怎能知道距其两千多年以前的苍龙位置？又为什么不用当时的"二月二，龙抬头"举目可见的实际天象去解释乾卦九二"见龙在田"等六爻龙态？而非要固执的说正月"见龙在田"？
以上问题，我们的看法是：汉代易学家所说是远古一种用于授时、占卜的一种太阳历法--六龙季历的天象根据流传至秦汉的结果。正像《尚书·尧典》四仲星天象流传至春秋战国由后人整理记录一样，六龙天象也从虞夏流传到西周，通过易筮系统记录于乾卦六爻，解释于《易传》和汉儒。这一点古人也是这样认识的，如《后汉书·鲁恭传》曰?quot;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据皆夏之时也。"注曰："谓气候及星晨昏旦，皆夏时也。"
先民们很早就观测和掌握了苍龙星的不同变态与节气月份之间的关系，这虽是汉人和我们的推测，但非常幸运的被下列二个有说服力的证据所证实：一是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正月龙见的记录：
癸卯卜，口贞，有启龙，王比，受有又（佑）？
贞：有启龙，王勿比？（《外》四五三）
以上两辞见于一版，乃一事对贞。温少峰等先生认为："龙，是东宫苍龙之龙宿。""启，乃节气之称，即后世之启蛰，西汉时因避景帝之讳，改称惊蛰。""有启龙者，谓时届启蛰，龙宿见于东方也。"此观点受到赵庄愚、张培瑜先生的肯定。赵先生说：
"由岁差关系及各节气之昏时关系、地纬的南北关系等，以推距今3200年（即约当武丁前后）之天象是：其惊蛰节晚六时半时，角宿升至地平线上约10o，是为龙始见。启蛰即惊蛰，商周是以惊蛰节居雨水之前，故先启蛰，后龙见。"
商周惊蛰在雨水之前，意味着惊蛰不是二月节，而是正月气。我们认为，温氏把"启"释作"启蛰"虽无不可，但缺乏文献根据。"启"在先秦文献中指节气的时候，都指立春或立夏。如《左传·僖公五年》："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quot;杜予注："启，立春、立夏。"此处甲骨文之启，当指立春。无论立春或启蛰，商代就有正月龙见的认识是毫无疑问的。不仅如此，商人观察正月龙见的目的，也是为了观象授时的"告龙"，如：
贞：告龙于……（《宁》三 . 四三）
贞：惟告龙，令？（《存》一 . 一七一四）
辛亥……告龙于父丁，一牛？（《粹》三六五）
"告龙"，即苍龙星见时春天将到来，将此事祭告于天、先王和众人，准备农事，也即观龙象祭而授时。
先秦秦汉的古籍把这种观苍龙而授时追溯的更早：
太皓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皓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左传》昭公十七年）杜予注："太皓，伏羲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令官。"
纪，当指记时制历的"历正"官；龙纪，指历正制订的以龙为纪的历法。这可从少皓以"鸟纪"，让诸鸟官掌分至启闭的"气历"明显的看出来。关于伏羲作龙纪，它书也有载：
"伏羲始画八卦，别八节，以化天下。"（《尸子》）
"伏羲氏……命臣潜龙氏作甲历。"（《古坟书·太古河图代姓记》，《魏晋丛书》）
此说伏羲时代已观龙象而作卦、观龙象作"龙记"、"甲历"（以天干排日序的历法，即龙历）。
除伏羲外，远古帝王几乎都有御龙制历的记载：
神农。《御览》卷78引《春秋命历序》："有神人名石耳，苍色在眉，戴玉理。架六龙，出地辅，号皇神农，始立地形，甄度四海，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一万里。"
黄帝。《御览》卷79引《韩子》："师旷谓晋平公曰：’黄帝合鬼神於西太山之上，架象车，六交龙，毕方并馆。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乃作为清角之乐。’"
颛顼。《御览》卷79引《大戴礼》曰："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乘龙而至四海，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济於流沙，东至於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砺?quot;
上三条都是神农、黄帝、颛顼"架六龙"御天巡地的传说，凡"日月所照，无不砥砺"，说明"驾六龙"可游丽天地，具有观天象运行、察四海诸方、尊大小之神的功能。六龙作为载体，当与六龙历有关系，历，丽也，即丽日月星空和山川四海，反映在时日上即历。
帝喾。《御览》卷80引《大戴礼》："请问帝喾。孔子曰：玄嚣之孙，蟜极之子，曰高辛氏……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动也时，其服也土，春夏乘龙，秋冬乘马，黄斧绋衣，执中而获天下。"
羲和，除上引《离骚》王逸注外，《初学记》卷一引《淮南子》："爰息六螭"高诱注："日乘车架于六龙，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泉，羲和至此而回六螭。"
到尧舜和夏启时，还有"时乘六龙以御天"的传说：
《御览》80引《易坤灵图》："其母（尧母庆都）萌之，玄云入户，蛟龙守门，故曰时乘六龙以御天也。"
《御览》82引《史记》曰："昔夏后启筮乘龙以登于天，枚占于皋陶，皋陶曰：’吉，而必同与神，交通以身，为帝以王四卿。’"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龟藏》："夏后启筮御飞龙登於天，吉，明启亦仙也。""明夷曰：夏后启上乘飞龙，以登於天。皋陶占之，曰吉。"
以上古籍所载"御龙登天"和以龙象授时制历事，反映了原始社会晚期和夏初，先民们已对龙星观察的相当细致，"六龙"即苍龙在一年中的六种龙象，也即以龙星为准分一年为六个阶段，这就是周易乾卦六龙龙象的来源。但也无庸讳言，上述文献夹杂了不少后人的认识，需要其他证据证明方能认可。幸运的是，御龙登天的传说却被仰韶文化时期的考古资料所证实。
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了三组龙、虎蚌塑，时代距今5800±110年左右。其中第三组蚌塑位于东北--西南走向的灰沟中，灰沟底部铺垫有10厘米厚的灰土，然后在灰土上摆蚌图。由此可以推断，该蚌塑在先民心目中必含有十分严肃的意义。该蚌图如左：
发掘简报描述说："图案有人骑龙和虎等。人骑龙摆塑于灰沟的中部偏南，龙头朝东，背朝北，昂首，长颈，舒身，高足，背上骑着一人，也是用蚌壳摆成，两足跨在龙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面部微侧，好象在回首观望。虎摆塑于龙的正面，头朝西，背朝南，仰首翘尾，四足微曲，鬃毛高竖，呈奔跑和腾飞状。另外在龙的南面、虎的北面、龙虎的东面，还各有一堆蚌壳，龙南面的蚌壳面积较大，高低不平，成堆状。虎北面和龙虎东面的两堆蚌壳较小，形状为圆形……另外在这一层位上，还有许许多多零星的蚌壳，似乎也并非随便乱扔的。从整体看，这条灰沟好象一条空中的银河，灰沟中零星的蚌壳，犹如银河系中无数的繁星，……但人骑龙和奔虎腾空而起，如在空中奔驰，则非常形象，非常壮观。"
此图毫无疑问的证明六千年前的中原地区先民已有"乘飞龙以登于天"的传说，古籍把此传说归之于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羲和、夏启不是没有根据的。值得注意的是，发掘者把这一"东北--西南走向的灰沟"看作"好象一条空中的银河"，是非常有道理的。笔者认为，当五帝虞夏时的传说时代的夏季五月份，银河正是在天空呈东偏北--西偏南走向，而苍龙星此时正横飞于南方星空，龙尾部跌在银河与赤道交叉的"渊"中，而龙头和身子高昂，欲跃出渊。而蚌图中的龙，前蹄弯曲扬起，后蹄用力蹬空，明显?quot;跃起"之状，后爪和尾部下有一右旋作近圆形的蚌壳组合，也明显表示了这个银河之"渊"。这就是说，位于蚌图南方的"人骑龙"，不仅意味着"乘飞龙以登于天"，而且显示了乾卦九四爻"夏历五月"苍龙"或跃于渊"的天象！骑龙之人即"御者"，据前引文献他当是《尚书·尧典》中"乃命羲和，钦若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的羲和。更有意思的是，当夏历五月，东方苍龙位于正南的时候，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正好位于正北，而银河在觜、参部位以北、与天赤道的交叉点附近也鼓出了一个旋渊，这种天象在蚌图中竞也被真实的反映：腾空之虎?quot;跃龙"相对而位于北方星空，虎北面旋成近圆形的蚌壳组合，也正显示着银河北部的这个旋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