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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类型理论范文1
一、引言
张贴于公共场所的文字、图形等各类标识以及标牌称为公示语、告示语、社会标识语等等。它是一种较为独特地应用文体，在公共场合以醒目的方式起指示、提醒、说明、请求、警告和鼓励等作用的文字语言。
二、基于文本类型的三种公示语的文本
以上吕对公示语的分类是基于公示语的功能特征。一下作者想进一步在文本类型的基础上将公示语分为三种文本：信息型、呼唤型和寒暄型。
信息型（informative）具有指示特征的公示语在公众场合是最常见的。它们只在一些公共场合提供说明、服务或制度但是不一定要求公众去必须履行，公众可根据这些公示语的提示了解到他们的位置，哪些行为是可做的哪些是禁止的。
如：路标“西单北大街” XIDAN North St “国贸桥”GUOMAO Bridge
地名“湖南省”Hunan Province “颐和园” Summer Palace
呼唤型公示语有限制、强制和提示功能。因为其主要的功能就是呼唤公众去做或者不能去做某事。例如当我们看到饭店桌子上有“预留席位”（reserved），我们能得到的消息是这个作为已经被别人预定了。
寒暄型公示语寒暄型的公示语旨在建立、维持或结束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交谈从而营造一种友好的氛围（诺德，2001：44）。这些公示语仅有交流作用并不发挥信息或呼唤功能。如 北京欢迎您（Beijing Welcomes You）。
三、交际翻译方法在公示语中的应用
呼唤型公示语占了公示语的大部分，主要包括各种标语其带有督促、限制强制功能特征的广告等等。本文作者提供了借译和重等翻译方法，对一些普遍常用的公示语采用借译，对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公示语，重译可以说是个恰当的方法。
1.借译吕（2004）指出英语公示语普遍标准，因此在翻译为英文时，如果一些公示语所表达的功能相同，那么我们可借用现存的英语表达来代替。
在一些中国公示语比如：“请勿抽烟”、“无烟区”中呼唤人们不要在某些场合抽烟，在英语中有很多对等语可直接借来应用。如：
NO SMOKING
THANK YOU FOR NOT SMOKING
2.重译法是在考虑两种文化差异后，为了保持公示语本身的功能，译者会根据译入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习语来翻译公示语。为了达到对等功能某些方法可应用到公示语翻译：翻译不足 ，运用恰当的语气，将语义和交际翻译法结合。
1）翻译不足是不翻译字面意思而是翻译公示语的内在含义。比如很常见越来越多的居民区被开发商命名为“庄园”“山庄”，这种译法想突出居住地的繁华以满足中国客户的虚荣心理。但这些译法会让外国人困惑，此时我们采用翻译不足的方法。比如：
欢迎参观，在圣堂内请勿喧哗，出入关门，多谢合作。
译文1： Welcome to visit， keeping quiet and closing the door whenever you come in or go out，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译文2：Thank you for showing respect in this place of worship. （张美芳，2006）
在汉语公示语中，顾客被要求要安静，出入时关门英文大多数不清楚教堂的规则。然而作为外国游客，译文1的翻译的这些信息都是多余的，因为他们知道在教堂知道如何做。译文2中张美芳仅用一个“showing respect ”译出一个对等效果。
2）注意语态在汉语公示语尤其是那些呼唤型公会死于通常使用一些强制性或禁止性的表达法：“严禁……”，“切勿……..”在外国读者听起来有些粗鲁。所以在翻译此类公示语时需要用合适的语调来代替。比如：闲人免入 Employees/Staff Only请勿倒置 Keep Upright
3） 语义翻译和语际翻译的结合
一些呼唤型公示语是多功能型文本在于它的主要功能是呼唤然而同时具有表达功能。根据纽马克这种表达型的文本应采用语义翻译，但是整个公示语是呼唤型的，因此应把二者结合起来翻译。下面结合例子来看：
保护绿草，留住绿意。
For our environment’s sake， keep the grass in top shape. （丁衡祁，2006）
本译文没有翻译为“keep off the grass”。丁通过押韵保留了原文的表达功能，但是同时也通过“keep the grass in top shape”成功表达了呼唤功能。
结语：
本文主要首先介绍了公示语的功能，然后主要将所有公示语在文本类型基础上分为三种文本，并举例说明了每种文本的不同翻译方法，引文文本类型决定了翻译策略的选择。通过例子显示了交际翻译方法在公示语翻译中是最可行的。
参考文献：
[1]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United Kingdom：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Ltd， 1988
[2] 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England： Pergamon Press Ltd， 1982
[3]丁衡祁. 努力完善城市公示语，逐步确定参照性译文[J]. 中国翻译，2006，11，27 （6）：42-46
[4]吕和发.公示语的功能特点与汉英翻译研究 [J]. 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5，2：21-35
文本类型理论范文2
关键词：翻译行业；翻译能力；英语专业；翻译课程
一、研究背景
目前，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我国对于翻译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并且对于职业译员的能力要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传统的翻译教学主要从翻译技巧、语言对比、文本类型、翻译理论几个大方面训练学生的双语转换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满足当下的市场对职业译员的需求。高校培养出的翻译人才，在市场需求下已有些力不从心。
笔者对北京市的几大国内与国际翻译公司人员（对象涉及初中高级全职与兼职译员，技术部门、业务部门经理与主管），以及北京大学MTI与CAT专业的授课教师进行访谈，了解到高校培养的翻译人才与翻译公司需求的人才在能力需求上有很大的不对等性，常常表现为：以优秀成绩毕业于高校应用语言学的人才并不能在短期内胜任翻译公司的工作，在校习得的知识与市场对于学生在翻译工作方面的能力需求之间存在很大差别，造成了用人单位与刚刚参加工作的学生双方感觉相互沟通非常困难。具体表现为：第一，学生感觉无法学以致用；第二，用人单位觉得双语能力优秀的人才，并不能胜任该机构内的日常翻译工作，仍需要对其进行各种大量的、有针对性的培训。因此，在市场需求的大前提下，职业译员翻译能力的习得与培养，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
2003年，PACTE研究人员提出了对翻译能力习得过程的定性描述：第一，翻译能力的习得像其他学习过程一样，是一个动态的、螺旋上升的过程，从入门知识逐步演化为专业技能知识，这一过程需要译者运用一定的学习策略，并在习得过程中综合、发展和重建表述知识和操作知识；第二，翻译能力的习得在根本上是一个获得操作知识，从而发展策略能力的过程；第三，翻译能力的习得是一个不断发展和重建翻译能力的过程。
从以上研究可知，对翻译能力的再定义务必要以人本主义为精神。传统的翻译能力习得，大多从篇章文本及语言角度出发，很少提及译员自身能力的发展。社会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社会不能以牺牲人的主体性为发展代价。强调译员自身能力的发展，不但不会转移传统的翻译能力的重心，相反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只会更强化译员作为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目前学术界对翻译能力的界定普遍比较模糊，国内外多名学者提出了多种假设及论断，概括来说主要有语言/文本能力、翻译策略能力、转换生成能力、翻译技术能力。本文拟通过实证性及定量研究，具体分析在当今市场需求下，如何界定多元翻译能力的必要组成部分以及翻译专业人才应具备的翻译能力与“技巧”的内涵，在人本主义的关照下重新定义多元翻译能力模型。
二、文献综述
乔姆斯基对语言活动中“能力”（competence）与“表现”（performance）的界定为应用语言学、交际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层面。20世纪70年代，以Wolfram Wilss为代表的描述翻译学派开始探究“翻译能力”（Translation competence），提出译者必须具有源语文本分析能力和目的语文本生成能力。过去的研究者在观察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行为表现的基础上将翻译能力的构成分为：双语能力（bilingual competence）、转换能力（transfer competence）和世界/主题知识（world/subject knowledge）。
阿尔布雷希特・诺伊贝特（Albrecht Neubert）将关于翻译能力分析的5个参数作为能力成分：语言能力、文本能力、主题能力、文化能力和转换能力。这几种能力共同作用使翻译活动有别于其他领域的交际活动，也使翻译研究有别于其他交际领域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与信息时代接轨的国际翻译能力研究进一步泛化，Fraser（2000）将目的论（Skopos theory）的观点融入研究，指出翻译能力还应包含从客户需求角度评价自身翻译作品的能力。
2004年，国内学者文军提出翻译能力应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语言/文本能力，（就英汉翻译而言，则指对英、汉两种语言的语言知识、语言运用的熟练掌握，还包括对不同的语域与文本的辨析，二者通常可合称为“双语能力”）；第二，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可简述为两对范畴，即：“归化”与“异化”（domestication & foreignization）， 全译与部分翻译（full translation & partial translation）；第三，自我评估能力（self-monitoring competence）。如果说策略能力可以使译者确定总体格调及适用对象，语言/文本能力可以使译者通过转换进而生成译本，那么“自我评估能力”则可以帮助译者译出得体译文的反馈机制。
2007年，国内学者苗菊在研究中分别从3个视角将翻译能力划分为3个范畴，概括翻译能力的构成成分。这3个范畴的分类是对翻译能力系统化、综合化、级阶化、关联化的更明确的描述和界定，包括了对翻译能力整体的宏观审视和独立成分的微观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划分方法大同小异，各种理论界定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合的。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多元翻译能力的一个分支能力应该叫做“双语能力”，而另外的一些学者却将其称作“语言能力”；在Neubert与PACTE小组相当完善的划分下，国内学者认为，仍旧需要补充一些相应的子能力，如审美能力、认知能力等。本文作者在思考各种关于翻译能力的定义时，理清了当中重合的部分，区分出不重合的部分，重建了“多元翻译能力”这一模型内要求的各种分支能力。由以上分析过程可以看出，关于多元翻译能力的习得与培养，反馈在翻译教学研究中，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问题：多元翻译技术能力应包含哪些分支能力？该能力是否与译文质量有关？如何在教学中体现该能力？
三、改革建议
通过对传统翻译能力的梳理，结合作者对翻译公司、职业译员、项目负责人及北京大学CAT与MTI系任课教师的访谈，可将市场化背景下对多元翻译能力的要求做分类型的界定。在人本主义关照下，新定义的多元翻译能力模型将不再以翻译能力为中心，而是以译员为中心的，以语言能力为载体的动态、开放的系统。以语言能力为载体的动态翻译模型，不但对译员能力起到支撑作用，译员能力的全面发展又会反哺语言能力。现代社会需要的是综合型的翻译人才，最为看重的是译者的素质与后期不断学习新技能与新知识的能力。这种动态、发展的能力呈螺旋形上升。
参考北京大学CAT及MTI专业的课程设置，笔者对高校翻译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做以下建议，共包括四个部分：CAT课程部分、个人实践部分、IT类课程部分及语言类课程部分。
高校对于翻译专业的学生进行分块式的、有针对性的训练，从综合角度逐步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必然会使学生能够胜任市场化需求下各种不同类型的翻译工作，处理文本的综合能力极大提高，以满足市场对于职业译员的要求。
参考文献：
文本类型理论范文3
关键词：旅游翻译 文本类型 成都旅游宣传
一、赖斯文本类型理论
赖斯（Reiss，1989）提出了信息类文本，参考书、宣传册、报告、演讲等。信息文本翻译的首要目的要保证信息的精确（Reiss，1976）。
根据赖斯的思路和分析可以看出：语意功能――文本类型（决定） ――内容与形式（决定） ――翻译策略，以上这个关系就是翻译类型学， 可以得出结论：文本类型能够决定翻译策略（朱志瑜，2004）。
二、成都旅游宣传 翻译案例分析
旅游宣传翻译主要可分为旅游广告翻译、景点告示说明牌翻译、公示语翻译、宣传册翻译等四种类型，翻译时应具体分析文本类型，根据其特点使用相应的翻译策略。
（一）旅游广告翻译
旅游广告文本属于感染性文本，目的在于“引起读者反应”，呼吁读者到某地旅游。翻译时应灵活生动，注重译文的感染力。
“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这句成都城市宣传片里的口号，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译文版本，这句宣传语想传达的是成都休闲之都的概念，因此可译成“Chengdu―the city you will never want to leave once you come”，用定冠词“the”强调成都的唯一性，用“once”引导条件从句，读来一气呵成。
（二）景点告示说明牌翻译
景点告示说明文本属于信息类文本，重点是信息传递，但又包含文化信息。翻译时应酌情增译文化背景，使外国游客更容易理解。
四川省博物管的一个说明牌上一句描述，“蜀锦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成都当时即以‘锦官城’闻名天下。”
原译文将四大名锦译成“Four Brocades”首字母大写，读者可能会好奇是哪四锦，因此可以用注释的方法补充。其次，锦官城译成“Brocade Official City”有点难于理解，可以增译出锦官城的来历。
（三）公示语翻译
公示语文本属于信息类文本，一般采用直译法，但翻译时切忌生搬硬套译成中式英语。
成都旅游景区有“小心碰头”、“小心地滑”等字样，有些翻译为 “take care of your head”和“be careful of the floor”，地道翻译应是“Mind Your Head”和“watch your step”，“caution： slippery” 或“warning： wet floor”。
成都市公交站牌、路标指示牌地名英译不统一的情况很常见。例如“太平村”在公交站牌上英译为“Taipingcun Station”而在路标上译为“Taiping Village”。公交车上还有“义务兵和残疾退伍军人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的标识，译文为“Compulsory service men and disabled veterants take intercity bus free”。军人是“servicemen”，而“service men”多指服务员，退伍军人应该是“veteran”。
（四）宣传册翻译
宣传册文本是综合性文本，不仅有信息类文本传递信息的特点，表达类文本注重修辞和美感的特点，还有感染类文本意图引起读者反应的特点。
第十三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会刊“四川地处中国西南腹地和长江上游，历史文化深厚、人民智慧勤劳、经济繁荣开放、山川秀美辽阔，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投资西部，首选四川；投资四川，辐射西部！”的原译文不能完全体现出修辞的妙用，缺少了一点感染力，翻译时可以适当创造性行文，增加译文的美感和感染力。
可改译成“In Southwestern China， along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re is Sichuan―the ‘land of abundance’， which boasts a rich history， industrious people， prosperous economy and beautiful landscape. To invest in Western China， Sichuan is your best choice； to invest in Sichuan， Western China will be greatly promoted.”改译后，减少了断句，行文更加流畅，第二人称指代读者增强了读者的代入感。
三、结语
为了实现旅游文本最终的交际目的，构筑成都国际旅游形象，翻译时要对旅游文本类型进行分类，根据具体文本的类型特点和功能，采取灵活多样的策略和方法。
参考文献：
[1]Reiss，K.Texttyp und ?bersetzungsmethode：Der operative Text[M].Kronberg： Scriptor Verlag，1976
[2]Reiss，K.Text types，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J].translated by A.Chesterman， in A. Chesterman（ed.）（1989）， pp.108-109
文本类型理论范文4
[论文摘 要] 阐释了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的内容与特点，分别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文本规约、忠诚理论和语义及交际翻译策略的体现，提出了功能理论对文学翻译也具有一定适用度的观点。
1、引言
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起源于功能语言理论，受到弗斯(J.Firth)和韩礼德 (M. Halliday）等人的功能语言学和海姆斯 (D.Hymes)的交际能力论学说的影响。当前，从功能角度研究翻译，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张美芳2005)。前者指以英国学者为主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学角度入手，用较固定的框架研究语篇功能；后者则是以德国学者为主，从赖斯(K.Reiss)的文本类型学、弗米尔(H.Vermeer)的目的论和诺德(C.Nord)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入手，强调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功能及依据不同语篇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文学文本用形象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深邃的历史和浩瀚的社会现实，让读者从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从而得到美的享受。文学翻译则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则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国内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功能派适用于文学翻译。如陈刚和胡维佳（2004）从功能派角度比较了《红楼梦》中咏蟹诗的两译本；文军、高晓鹰（2003）运用功能理论来阐释了文学翻译批评理念；吴南松（2003）、王小凤（2004）分别探讨了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适用性。这些研究都表明功能翻译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吕凤仪、何庆机（2009）则从功能派指向性、目的论和功能文本类型学等角度指出功能理论不适合于文学翻译。本文尝试从文学翻译实例出发，分析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探讨其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
2、理论源流与特点
2.1 功能翻译理论内容与要点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指以“侧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视角，研究翻译的各种理论(Nord，2001)。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弗美尔、赖斯和曼特瑞(J. Manttari)为代表，分别提出了目的论、文本功能类型学和翻译行为理论；第二阶段核心人物为诺德，提出了功能翻译类型学和忠诚原则。第二阶段中霍恩比(M. Hornby)、霍尼(H. Honig)、库斯摩尔(P. Kussmaul)和阿曼(M. Ammann)等也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
2.2 文学翻译内容与主要特点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类型。各类型文学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体特征。在翻译时，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译文语言应该形象、生动、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韵律感等，给人以启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说、散文、诗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使人产生敬仰、喜爱、感动或憎恨、讨厌之情，从而突出意义，产生意境。诗歌的意境产生有多种因素----讲究节奏、韵脚，讲究用词、句式，要有形象。翻译诗歌时要反映出这些特点，要求译文高度真实，否则便难以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看，文学文本是“创造性作品”，属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发送者地位显著，传递信息的形式特别，语言具有美学特点。文学文本的语言具有审美的特点，文本侧重形式，译文的目的在于表现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Munday 2001)。
3、功能理论与文学翻译例析
3.1 文本类型学与文学翻译
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是功能翻译基础理论之一。按其观点，语言文本类型理论可帮助译者确定特定翻译目的所需的合适的对等程度。如上文所述，赖斯认为文学文本属表情型，应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散文《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早期作品。先生在充满诗意的语言内表现出了对时光消失的感叹和无奈，字里行间流露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忧伤情绪。本文选用张培基教授(译A)与张梦井教授(译B)的译文进行分析，试图说明文本规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例1. 标题：“匆匆”
译A：The Transient Days
译B： Days gone by
“transient” 内涵为“暂短的，转瞬即逝的” 而“go by” 为“逝去，过去” 。“匆匆”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而感到无奈，作标题使用，透出一股文学语言的美感。译A中“transient” 与文中主题意义相符，表达出对短暂的无奈；而译B 中的“go by”体现出的是“时间在逝去”，还有“追悔失去的美好日子”之意，并未体现出作者想表达的“短暂，快”。从译文对比看，由于对原文词义的把握差异，译B的措辞未能表现出表情型文本“审美”的语言特点，所表达的情感不如译A；从翻译方法看，也未能完全“仿效、忠实原作者”，语义产生了偏差。下文再举一例：
例2．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译A：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 转贴于
译B：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but the in my hands are becoming numbered.
译A中“wear away”表达了“消逝，衰退”之意，是一种形象化的翻译，吻合原文中的“渐渐”二字；而译B的“numbered”表示“时日无多”，用于此有点牵强，作者写此文时年仅二三十岁，用“时日无多”来形容似有不妥，也失去了原文“渐渐”一词的意味。因此，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从文本规约考虑应注重其语言的感染力与艺术性，从词义上再现原作情感，体现出其“审美的”语言特点。
3.2 功能加忠诚与文学翻译
功能加忠诚理论的核心为“翻译纲要、原文分析及对翻译问题的分类”(张美芳2005)。“翻译纲要”指翻译委托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理想的翻译纲要含有译文的预期功能、读者、传播媒介、出版时间和地点等。原文分析为译者提供决定依据：1)翻译任务是否可行，2)原文中的信息哪些与译文功能相关，3)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翻译问题主要为语用、文化、语言和文本方面的问题，处理时应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翻译问题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但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功能始终是考虑的焦点（诺德2001）。
3.3 翻译策略与文学翻译
纽马克(P. Newmark)是英国翻译界元老，其特别钟情于德国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论模式”，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也是根据语言的功能、文本的目的制定的翻译策略。语义翻译的目的在于解读原作者的思想过程，强调译文的信息型，交际翻译旨在解读原作者的意图，注重译文的效果性。在文学翻译中时常面临“直译/意译”、“归化/异化”这样的两难，从功能角度入手，考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则可避免生硬的“两分法”。
4、结语
综上所述，功能翻译理论不仅在应用翻译领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也能够解释文学翻译中出现特定问题。不可否认，文学翻译具有复杂性，其翻译策略具有多重考虑，功能理论的规定性研究方法和分类有时难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释复杂的文学翻译现象，但功能理论的出现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条途径，其对文学翻译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适用度。
参考文献
[1]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何庆机. 国内功能派翻译理论研究述评[J].上海翻译，2007(4):16-20.
[4]吕凤仪，何庆机.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适用性的学理研究[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09(3)：471-474.
文本类型理论范文5
关键词： 目的论 表情型文本 感染型文本
1.文本类型分析
“功能主义”理论的德国学派代表人物卡特琳娜·赖斯根据卡尔·布勒对语言功能的三分法，将文本分为三种类型，即信息型、表情型和感染型。景点翻译作为旅游翻译的一种，大体上属于信息型文本。赖斯承认在一种主要类型的文本中，还存在其他一种或两种类型成分。如景点翻译虽然主要是传播信息和事实的翻译文本，但是由于景点是作为旅游产业的特殊产品而存在的，景点介绍就会有些许类似广告文本一样的宣传和劝诱功能，因此其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文辞优美、具有审美意味的表情型文本成分和感染并说服游客前来游览的感染型成分。笔者将这两个成分合并成为“非信息成分”。如信阳师院校园里有一个名叫“名贵园”的景点，该园的景点标志牌如下图照片所示。
该景点标志牌主要介绍了园区建成时间、得名原因、坐落位置及园区美化等，大体上属于信息型文本。其中的“游人可赏山色，观树形，闻花香，听鸟语，为学习休憩之佳境”文辞优美、形式对称，并且具有感染或说服游客前来游园的意味，可以说兼具表情型文本和感染型文本的特征。类似语句出现在景点标志牌中的绝不在少数。
2.现行翻译误区
因为景点标志牌大体上属于信息型文本，所以译者在翻译该类文本时多根据弗米尔的目的论，按照景点标志牌传达信息的目的选择翻译策略，没有或不够关注例句和其他信息的差别，用和信息型文字一样的翻译方法将例句直接翻译成“The tourists can enjoy the hill， watch the trees， smell the fragrant flowers and hear the birds singing...”姑且不论这样的表达是否地道，仅从译者自己选择的目的论角度衡量，其也是与之相违背的。因为目的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根据源语文本类型的不同需要，选择不同的翻译方法，实现对不同文本类型功能目的的满足。文本类型不一样，怎么可以用同样的翻译方法呢？
3.目的论下翻译策略研究
赖斯认为表情型文本的翻译应该注重审美形式的传达，感染型文本的翻译应该用能唤起受众反应的方法再现原文的移情和劝诱功能。
原文用四个三字格连动词组渲染了园区各种供人欣赏的景色，有“赏山色”、“观树形”、“闻花香”和“听鸟语”，是对上文景色描写的总结。这样的语言不仅符合汉语的习惯，而且有一种韵律美，从而使劝诱人游览的功能在程度上达到了最强。然而由于英语自身的特点和英语读者不同于汉语读者的语言审美标准，如果在英语译中完全照搬这种形式，那么不仅不能传达出原文美的韵味，更不会实现原文感染劝诱游人的功能，就像上文中所出现的译文一样，会让英语读者感到奇怪，“我在园区里面只能做上面规定的事情吗？”由此，按照目的论的标准，这样的译文不算成功。那么考虑到英语句子的“形合”特征，我们可以将“山色”当做主语，另外的“树形”、“花香”和“鸟语”等当做定语成分，用过去分词表示修饰“山色”，再把原文中的动词“赏”、“观”、“闻”和“听”省略，将汉语的连动词组处理成一个英语中带分词短语的句子，不仅符合英语的行文习惯和审美标准，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感染劝诱功能。如下：
“The scenic hill， embellished with varieties of trees， fragment flowers plus the singing of birds， serves as an ideal place for tourists to relax and study.”
不过看到这样的译文，也许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看到这样的英文，能让人想到这个句子以前的汉语形式吗？”或者“把这段英文回译成汉语，和原文很不一样啊！”弗米尔和赖斯提出的目的论的第三条规则是：“目的语文本不会以一个明显可逆的方式发起提供信息。”（Jeremy Munday，2010：79）这暗示着目的语的功能并不一定要和源语相同。既然目的语文本连功能都不用和源语相同，那么功能的表现形式——语言学层面就更不用与源语必须相同。目的论的一个很大优势就是它允许同一个源语文本根据目的语和委托的不同产生多个不同的目的语文本。
有人会说：“这样的译文和原文相差甚远，谈不上翻译的最基本标准——忠实。”这种看法貌似很有道理，但是既然谈到“翻译标准”，我们不妨看看适用此类文本的目的论对于译文成功的标准是什么。蒙代曾总结：“在霍尔兹·曼塔丽的模式中……判断译文成功的标准不再局限于意义的对等，而在于在目的语情境中译文是否实现了功能上的足够满足。”（Jeremy Munday，2010：87）既然是“意义的对等”，也就是“忠实”，不再是此类文本于目的论下的标准，所以译文只要实现了功能上和原文一致性，就无需拘泥于此。
诚然，做出这样的译文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它的确和传统上的翻译理论与习惯上的翻译方法大相径庭。译者时时会面临如上的更多方面的质疑和批评。德国功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Nord在21世纪初就先见之明得指出：“我们将这一翻译方法形成理论体系，使运用这种翻译方法的译者在遭受质疑和批评时能有捍卫自己翻译方法和译文的理论武器”（Nord，2001，2-3）。
4.结语
景点标志牌虽大体上属于信息型文本，但是里面会有一些表情型和感染型文本成分。在处理这样的非信息型文本时，可以在目的论的指导下采用灵活多样的翻译策略，同时考虑英语的行文习惯，在有效传达信息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形式美和风格美，从而最大限度地传达出原文感染和劝诱的功能。
参考文献：
[1]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8.
[2]Holme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M].1972.
[3]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4]张美芳.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2005.
文本类型理论范文6
关键词: 翻译规范; 传统语言学; 篇章语言学; 翻译研究学派
Abstract : Since 1950s foreign studies of translation norms have been conducted mainly from three approaches :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textlinguistics ，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Highly prescriptive ， the first two approach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formulating linguistic norms orgenre profiles for translators ， whereas the third approach ， which is largely descriptive ， aims at revealing the nature and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by analyzing and describing translation norm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first two approache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ird.
Key words : translation norms ;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 text linguistics ; translation studies
什么是规范(norm) ? 如何看待规范? 目前翻译理论领域中的“规范”尚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 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3 种: (1) 巴切(Bartsch ， 1987)认为“规范是正确性观念的社会现实”; (2) 图瑞(Toury ， 1980) 把“规范”定义为“对翻译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一个范畴， 即某一译语社会里所共享的价值和观念， 如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的， 什么是适当的， 什么是不适当的， 转化成在特定情况下正确的适当的翻译行为原则”; ( 3) 赫曼斯(Hermans ， 1996) 认为“规范是心理和社会实体， 是人们互动交际中重要的构成因素， 属于社会化进程中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讲， 规范涵盖常规与法令之间的全部领域。”本文综合以上3 种定义， 采取“规范”一词的广义定义， 把法令、规则和常规统统纳入到“规范”的范畴之内。
第一个把“规范” (norm) 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的是吉瑞·列维(Jiri Levy) ， 他于1963 年把“规范”与翻译联系起来进行研究。(Toury ， 1999) 然而，对翻译规范的研究此前早已开始， 只不过人们当时并未使用“规范”一词， 而使用的是“规则”(rule) 。综观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的国外翻译规范研究， 大致可分为3 个方面: (1) 从传统语言学角度探讨翻译规范; (2) 从篇章语言学角度研究规范;(3) 从翻译研究角度探讨规范。
1. 从传统语言学角度探讨翻译规范
20 世纪后半叶， 随着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发展， 对翻译较有系统的研究开始了。翻译研究被认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语言学派典型的代表人物卡特福德(Catford ， 1965) 把翻译界定为: 用一种语言(译语) 中相等值的文本材料来替代另一种语言(原语) 。原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归因于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翻译的任务是找出两种语言在内容、风格、效果等方面完全一致之处。语言学派对具体的语言现象做比较深入的研究， 这些研究都建立在对两种语言中被视为正确的语言单位和语法结构的对比分析的基础之上。他们往往从原语中的具体结构和现象出发， 找出相对应的翻译方法， 用来指导译者。在这方面很有影响的有: 前苏联译论者创立的翻译转换法、法国人维纳(Vinay) 和达尔贝勒纳(Darbelnet) 1958 年提出的7 种翻译方法， 以及英国人纽马克(Newmark ， 1988) 总结的翻译的十多个步骤， 等等。
在西方翻译理论界， 最早且较为系统地提出翻译理论研究应属于语言学范围的， 是前苏联的费道罗夫。他早在1953 年就明确指出翻译的过程是使用语言的过程， 因此在翻译中， 语言问题应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在费达罗夫之后， 前苏联译论界开始注重语言比较研究， 列茨克尔等一批译论者总结出一整套翻译转换法———操作规范， 包括词汇转换法、语法转换法和修辞转换法。(蔡毅、段京华， 2000)法国人维纳和达尔贝勒纳受费道罗夫影响， 在1958 年出版了著作《法英比较修辞》。他们认为必须把翻译列入语言学的范围， 提出“翻译是一个真正的学科， 具有自身特殊的技巧和问题，”值得在语言学分析手段的启示下进行系统研究。他们列举了7 种翻译方法: 意译法、借词译法、直译、换位译法、调整译法、等值译法和归化法。(许钧、袁筱一， 1998)纽马克在他的《翻译教程》(1988) 一书中提出了十多种翻译步骤， 如直译、借词译法( trans2ference) 、文化等值(cultural equivalent) 等等。他所谓的“翻译步骤”实际上是翻译句子或更小的语言单位的方法。
这些语言学派的学者一方面关注原语和目标语的语言规范， 也即如何按照特定的规则和规范来产生正确的译本， 另一方面， 他们又进行语言比较研究， 发现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和规律， 总结了一套翻译规则让译者去遵守。这种研究是规定性的， 而不是描述性的。此种研究存在缺陷， 因为它侧重研究语言差异问题， 忽略了翻译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关联。翻译不单单是语法形式的翻译，而且具有特定的交际功能。按照语言系统的规则选择的目标语形式可能是正确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译本一定能实现它在译语文化或语境下的交际功能。
这种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规范的局限性， 促使翻译规范的篇章语言学研究应运而生。
2. 从篇章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规范
20 世纪70 年代， 伴随着篇章语言学的兴起，翻译研究得到了发展。篇章语言学将文本界定为交际的基本范围和研究的主要目标。对翻译来说， 这意味着文本被视为翻译的基本单位， 翻译不再是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 而是重新建构文本。所以翻译的重心转向了产生文本。原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字句结构上， 而且还反映在超越句子的规律上。
规范研究的篇章语言学派代表人物首推德国人诺伊贝特(Neubert) ， 他把翻译定义为“原语文本导致的译语文本的生产”。(Schaffner ， 1999) 他认为， 翻译的基本单位是文本， 译者首先应把握整个文本的宏大陈述， 然后将文本划分为较小的单个的可转换的语义单位。他主张文本层次上的对等。为了达到文本对等， 译本必须做到“真正的连贯”。他强调，“真正的连贯”是翻译较大篇幅的文本应遵循的规范。(Gentzler ， 1993)不少译论者把文本按不同的规律分成不同的类型。赖斯(Reiss) 将文本划分为3 种类型: 信息文本(着重于内容和信息) 、形式文本(着重于语言形式) 和呼吁文本(着重于对读者发出呼吁) 。翻译主要是受原文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某种功能的制约。纽马克(1988) 则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文体， 将文本分为表达功能( expressive function) 、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 和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 ，其文本类型的划分法与赖斯颇为相似。在此基础之上， 译论者们企图通过对原语和目的语系统的比较和描述建立文本类型的样板( prototype 或genreprofile) 。不同文本类型样板要求不同的翻译方法与之相适应。例如， 纽马克主张， 在以表达功能为主的文本中， 作者独特的语言形式和内容应视为同等重要， 翻译方法应以语义翻译( semantic translation)为主; 翻译以信息功能为主的文本和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 宜主要采用交际翻译( communicativetranslation) 的方法。
这些样板是根据目标语规范重建而成的原语文本模式。翻译规范在这里主要体现在如何按照目标语规范来产生某一文本类型的样板， 它也涉及到某种特定文本对另一种特定文本的替代。文本类型样板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中的作用我们认为是有限的。一方面， 并非所有的类型都是高度规约化的，将文本简单地划分成若干类型就显得有些不切实际; 另一方面， 许多文本都包含不变和可变因素。
语篇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 而面对诸多可变因素， 文本类型样板却给人以过于死板之感。
以上两种研究从根本上说都还是规定性的。规定译者必须遵守一定的语言或文本类型样板规范，其核心是寻求原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之间的对等。
3. 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探讨规范
20 世纪70 年代后期， “翻译研究学派”在以色列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兴起。该学派学者主要研究译本产生的文化背景， 以及译本对目标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其中探讨翻译规范理论的代表人物有以色列的图瑞、英国的赫曼斯(Hermans) 和芬兰的切斯特曼(Chesterman) 等。
第一个从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的角度系统地研究翻译规范的是图瑞， 此后许多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做了探讨。图瑞第一次明确指出: 翻译是受规范制约的行为。他认为规范在翻译行为和翻译过程中处于中心的地位。他就翻译规范的性质、种类、特征和重建规范的途径都做了深入探讨。
转贴于 图瑞认为， 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 翻译规范是内在化了的规则， 体现某一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对行为的制约。翻译过程中的所有决策主要是受规范的支配。翻译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译者们在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篇章传统规范之间取舍的产物。(Toury ， 1995) 他区分了3 种翻译规范: 初级规范、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翻译规范具有两大内在特征: 1) 社会文化的特殊性; 2) 不稳定性。社会文化的特殊性是指一种规范不必要也不可能在同一社会的不同行业或跨越不同文化而得到相同程度的应用。若有相同， 也只是巧合而已。在一种文化中不同的亚系统或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的接触和交流的结果可能产生某种巧合， 相同、相似是交流的结果。所谓不稳定性强调变化。不稳定性并非由于规范内在的缺陷， 而是规范的本质所决定的， 所以规范的变化有时相当迅速， 有时相当缓慢。
在很多情况下， 翻译规范并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我们能够直接观察到的是受一定规范制约下的翻译行为和产品。若要重建这些规范， 篇章内可以借助于译本本身， 篇章外可凭借译论者和批评者的阐述， 以及译者、编辑、出版商写的评论。
图瑞的翻译研究是描述性的翻译研究。他希望通过对翻译规范认识的不断积累， 可以系统地陈述可能的翻译方式， 最终得出翻译的普遍规律。图瑞借鉴了佐哈尔多样系统的概念， 把翻译规范的研究置于目标语文化系统之下， 因此他的理论既是描述性的， 又是以目标语为指向的。
虽然也有些学者对此提出批评， 指出图瑞的研究忽略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 但图瑞的翻译规范研究和他的描述性研究方法对翻译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根茨勒( Gentzler ， 1993) 将图瑞的理论贡献归纳为4 个方面: 1) 抛弃了一对一的对应概念， 否定了文学/ 语言学意义上的等值的可能性(除非偶然因素使然) ; 2) 引入目标文化系统的文学趋向对译文的影响; 3) 动摇了原始信息具有固定同一性的想法; 4) 在相互作用的文化系统中， 原语和译文统一于符号学网络。
赫曼斯是另一重要的翻译规范论者， 他吸收了图瑞规范研究的积极成果， 同时也批评了图瑞规范理论之不足， 发展了图氏的规范理论。他对翻译规范论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 1) 系统分析了规范的规定性; 2) 由规范概念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抛弃对等概念的合理性。
赫曼斯认为， 规范意味着一定的社会和心理压力。规范通过排除某些选择来约束个人行为， 并选择、规定或建议特定行为方式。(Hermans ， 1996 ; 廖七一， 2001) 其规定性或者来源于某种社会压力， 或者来源于个人认同该规范的态度， 或二者兼而有之。
规范是由常规自发发展形成， 与常规一样， 其合法性来源于相互的期望模式， 并要求相等程度的社会认可和个人对规范的内在化。但个人违反规范并不意味着一定有极端严厉的惩罚; 同样， 在某些情形下个人不遵从规范也并不意味着规范无效。规范的力度是从随意性逐步向强制性发展的。规范涵盖常规与法令之间的全部领域， 构成连续体， 连续体的一端是常规， 另一端为法令， 规则位于两端之间。
赫曼斯批评图瑞在其翻译规范理论中仍然保留对等观念， 因为这会使人忽视翻译的不对等方面，掩盖了翻译纵的实质; 而规范概念正好把翻译的不对等方面推向前台。翻译的对等观念完全是虚构和妄想， 译文不可能与原文同一。译文的字句不同， 意义有异。不仅语言随着翻译变化， 而且叙述意图、时间、功能和情景全都随之改变。译者的介入不可避免， 无法被清除， 除非取消翻译或译文本身。翻译受多种规范的制约， 必然是混杂的、不透明的和有差异的。可能在实际翻译中需要对等的观念， 但这一观念纯属虚构; 某一层次上的对等总是被其他层次上的差异抵消。
切斯特曼是赫尔辛基大学的学者。他把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的不同看法纳入到一个更加宏观的框架之下。他借用了社会生理学中的一个词“理念因子” (meme) ， 在图瑞的理论基础之上， 构建了自己的翻译规范理论。他认为翻译中的meme指的是翻译理论和观念， 它不可避免地影响译者的思维方式和翻译。所有的翻译理念因子构成了庞大的理念因子库(meme2pool) 。一旦某种翻译理念因子占据了主导地位， 即变成翻译规范。(Chesterman ，1997)切斯特曼把规范划分为期待规范( expectancynorms) 和专业规范(professional norms) 。期待规范是指目标语和社会对译者的期待， 比如在可接受性、风格等等方面的期待。这些期待部分地受到目标语文化所盛行的种种翻译传统的制约， 部分地受到目标语文化中间类似文本类型形式的制约， 也受到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专业规范制约翻译过程中可接受的方法和策略。专业规范也可分为责任规范、交际规范及关系规范。切斯特曼对翻译规范的研究从本质上讲也是描述性的。他比较注重规范研究在具体翻译活动中的影响， 比如: 解释翻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评价翻译作品， 指导翻译教学和培训。他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策略主要分为3 类: 句法策略、语义策略和语用策略。
翻译研究学派的规范研究意义显著， 主要体现在3 方面: 1) 翻译规范研究为我们解释一些翻译现象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和工具。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什么采取这样或那样的翻译策略， 为什么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 翻译规范概念的引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行性解释。2) 翻译规范研究对具体的翻译实践有指导意义。描述性翻译规范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翻译的普遍法则(general laws) ， 这种抽象的普遍法则本身即是一种规范， 可用于指导翻译实践。3) 规范研究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 为人们更深入地思考翻译现象、最终合理解释各种翻译现象打下了基础。翻译研究学派的规范研究起初只是在文学翻译领域。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许多学者把规范概念运用到自己的语料库研究中， 解决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还有些人把规范概念引入到文学翻译范围之外的其他领域， 比如同声传译的研究等等。
4. 结束语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的国外翻译规范研究主要从3 个方面进行: 传统语言学(主要是比较语言学) 的规范研究、篇章语言学的规范研究和翻译研究学派的规范研究。3 个方面研究的起始基本上呈历时的线性关系。70 年代以来， 翻译规范研究发生质的飞跃， 研究性质从规定性转变为描述性， 研究层次从句子上升到语篇、超语篇水平， 研究范围从语言规范扩大致超语言规范。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 现阶段翻译规范的比较语言学研究和篇章语言学研究虽然仍在进行， 但已式微， 而翻译研究学派的规范研究方兴未艾， 且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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