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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法律法规范文1
关键词：暴力执法；行政特权；法律规制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明确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指导方针，给我国法制社会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加快了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行政执法是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执法人员与被执法者之间的冲突屡屡发生、愈演愈烈。暴力执法频频出现，不仅直接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违背法律的基本价值，损害法律的威信，而且严重背离了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也不可避免地危及到社会稳定和干群关系。暴力执法作为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具有深厚的社会思想根源和客观的现实原因，归根结底，是一种对行政权的滥用。根据行政执法之权责相统一原则，行政特权必须得到合理的规制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暴力执法的发生。
一、行政特权规制的必要性
1、保护行政行为相对人
行政主体滥用行政特权极易滋生腐败，从而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甚至使得公共利益遭受损失，究其原因在于行政行为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对等性。当行政主体能够合法、合理地行使行政权，行政行为的根本目的才能得以实现。但是，权力的存在始终伴随着侵略性与扩张性，相对方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正如学者所说：“行政的恣意取代行政的合意，使得相对人的意志参与缩减至零”。因此，为了保证行政相对人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为了确保行政行为目的得以实现，规制行政特权的滥用势在必行。
2、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根据行政行为的特征可知公共利益优位是行政主体在行政行为实践中的根本出发点。一方面，公共利益和行政主体个体利益存在一定的界限，而对于行使行政行为缺乏具体的程序规定，此时极易导致个别行政主体因受利益驱使而滥用行政特权的行为出现。另一方面，“公共利益”、“合理”、“正当”、“必要”等模糊的概念又为特权的滥用提供了条件，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提供了可能。然而行政行为之目标的实现需要行政主体合理有效地行使自己的特权。因此，如果不对行政特权加以规制，对其具体实施加以控制，必然导致行政个体因利益驱使而滥用行政特权行为的出现，从而使得公共利益难以实现。
3、确保行政行为健康发展
缺乏合理的规制，行政行为在权力的驱使下极有可能演化为行政命令。只有行政主体合理的使用特权，行政行为才能发挥其效能，从而实现创设行政行为的根本目的。由于我国对行政特权的规制不足，导致双方地位和权利不平等，强弱的对比使得行政行为的存在失去意义。因此，规制行政特权有利于确保行政行为的健康发展。
4、依法行政的根本要求
依法行政，即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公共利益，要求一切国家行为应具有合法性，应当服从法律①，依法行政约束行政主体避免出现违法行政行为，进而对社会、人民造成严重后果，同时也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情况下保护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作为行政行为必须做到依法行政，这既是维护法治的需要，也是保障相对方合法权益的需要。
二、对行政特权法律规制的建议
1、立法规制――确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以规范行政特权
在我国的行政法领域，并不存在专门的行政行为法，因此没有针对行政执法中行政主体行使特权的相关法规。反观立法完善的西方国家，其法律均对行政特权的行使制定了比较完善的规定，例如，法国法针对每一种行政行为均制定相应的成文法，德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以专章规定公法契约，英国既制定了一般合同规则，又对行政合同进行特别补充。在我国，由于没有针对行政行为的专门规定，使得行政行为的实践找不到适用依据，从而难以依据相关法律对行政行为特权进行规制。
通过立法方式规制行政行为特权是遏制行政主体权利滥用的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而在创设相关法律时，既要保证行政行为实现行政目的的需要，又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因此需要针对不同情况控制行政特权的使用范围、标准、行使过程、方式以及对于相对人的救济措施等，最终可以实现规制行政特权的滥用，从而既可以规制行政主体又能对相对人的权益进行保护。
2、明确公共利益判断标准
由于行政行为特权的行使需要以公共利益为根本前提，而在上文中也提到，公共利益的概念模糊，缺乏统一的判断标准，是一个抽象的范畴。曾有学者给出的标准为“全体社会成员都可直接享受的利益”②。而作为行政特权行使条件的公共利益，民法学说中关于其类型的规定可以作为一定的参考标准，即公共利益，第一、必须具有公共性；第二、必须具有利益的重要性；第三、必须具有现实性；第四、必须通过正当程序而实现③。
3、建立完善的行政合同特权救济制度
由于行政行为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决定其受特别行政法律关系的调整，而行政执法中明显的行政属性也决定了其纠纷应按行政复议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进行救济。行政纠纷主要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特权所引起，行政主体在行政行为中所享有的特权的多样性也决定了行政行为纠纷的多样性，而由此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律根据因行政特权行使内容的不同而不同，主要包括：不服行政主体具体行政行为和不服行政主体在行政行为中行使监督和指挥权。为了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因此行政主体需要在行政行为的履行过程中享有监督和指挥相对人权力，但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监督和指挥行为干预了自己合法的经营自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此外，完善行政合同特权的司法救济制度，不仅要确立合法性与合理性并举的审查原则，还要加强程序的合法性审查。一方面，行政行为中双方当事人地位不对等，行政主体享有行政特权，由于行政主体可能利用其特权损害处于劣势地位的相对人的权益，因此行政行为特权行使的合理性就成为核心问题之一，可以说行政特权是否合理甚至决定行政行为是否有效④。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向来重实体、轻程序，因此在确立行政行为制度的过程中，通过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特权的程序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进而促使行政特权法律规制制度的完善。
结语：
为了促进行政执法的健康发展，达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同时不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需要公正、合理的使用行政行为特权，但是在我国，行政特权的滥用仍然屡见不鲜，行政特权的规制任重而道远。本文通过对行政特权规制的介绍，结合相关法学理论分析当今行政执法的一些的现状和提出了一些建议，旨在相关立法能够尽快得到完善，为和谐社会主义的建造扫去绊脚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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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瑞瑞：论行政契约的法律规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
[4] 郭跃、李忠萍：《论行政优益权》，《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5。
[5] 王寨华：《论我国现行行政合同司法救济制度》，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6。
注解：
① 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② 梁慧星：《谈宪法修正案对征收和征用的规定》浙江学刊，2004（4）：116―120
行政执法法律法规范文2
行政规制模式的建构
要建构一套行政规制模式，首先要解决的是要素齐全问题，包括确立行政规制的功能、价值、依据、范围、对象、主体、方式、过程、结果和监督救济等，然后要解决不同构成要素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保证诸构成要素相互匹配，避免出现“短板”。
就其实质而言，建构行政规制模式是一个试图发现并改变规制关系主体行为选择的成本/收益比率的过程。行政规制的法律设定不仅会影响规制对象的行为选择，还会影响规制主体的行为选择，通过保证规制主体行为选择的理性来推动规制对象行为选择的理性。就其形式而言，建构行政规制模式是一个制造出一种主次分明的主体关系的过程。要从事实上或者假想中一片混沌的社会现象中建构起一套轮廓清晰、取向明确的行政规制模式，就必须遵循某种取舍标准，首先建构一系列对立的范畴，诸如规制主体与对象、公益与私益、公共选择与私人选择等，然后再进行优先性排序，例如公益优先于私益、规制对象服从规制主体、公共选择取代市场选择等，通过承认一些变量和拒绝一些因素、强化部分变量和弱化部分变量的方式，建构起一个错落有致的行政规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这类似于韦伯所谓的确立“理想类型”的过程。
建构一种行政规制模式，就是试图通过可预期的法律之治来解决社会行动的不确定性问题，这是一个依托现实创造未来、客观见之于主观、努力将法治价值融入社会事实之中的过程，是一个有风险的试错过程，存在着各种可能造成行政规制模式不合理的隐患。这主要包括：或者是模式的构成要素残缺不全，例如缺乏绩效评估；或者是模式的诸构成要素之间不匹配，例如权责不对称；或者是对成本/收益比率产生非理性的制约与激励，例如诱发行政规制的设租、寻租；或者是对模式变量的取舍不当、甚或挂一漏万，例如行政规制的理论模式容易因追求模式的纯洁性和可控性而将经验、直觉、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拒之门外；或者是在制造模式局部强弱对比的过程中因过分夸张而顾此失彼、甚或本末倒置，例如因片面强调行政规制的命令———服从性从而变异成权力本位。
传统规制模式及其危机
所谓传统的行政规制模式，就是一种以国家为轴心的行政规制模式，它有可能滑向两个极端：在一个方向上对应于全能政府，主张更广、更硬、更加直接的行政规制，将维护和保障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当作法律的主题；在相反的方向上对应于夜警国家，主张更窄、更软、更加间接的行政规制，将法律的功能定位为控制权力和保障自由。大多数传统的行政规制模式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点上。传统的行政规制模式尽管在两个极端形态上形成鲜明对比，但这并不影响二者分享一些共同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它们殊途同归：
一是对抗性。传统行政规制模式制造大量泾渭分明的对立范畴，这就使得一种非此即彼的对抗关系昭然若揭，它集中体现为规制主体与规制对象之间的对抗性，将公益与私益关系机械地理解为此涨彼消。二是单向度。行政规制主体是指令的发出者，行政规制对象是指令的接受者，二者之间是一种单向度的命令———服从关系。三是国家垄断。行政规制的依据只能是“体现国家意志、由国家创制或认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硬法规范，行政规制的主体只能是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机关，行政规制过程只能是一个单一的权力行使过程，国家在行政规制中居于单中心的垄断地位。四是封闭性。就其主体而言，行政规制过程对规制对象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往往是封闭的；就其评价机制而言，行政规制过程对规制对象和观察者、评价者往往是封闭的；就其据以决策的信息和知识而言，行政规制往往只对单一来源开放，以逻辑排斥经验或者因经验排斥逻辑，不同知识之间不能兼容。五是形式主义。行政规制过程被似是而非地假定为“绞肉机”式的执法过程，重视的是形式合法性而非行政绩效，注重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强调对上负责而非满足公众诉求。
这种与国家管理主义范式契合的传统行政规制模式，因为公共治理的兴起而越发地不合时宜，危机四起：一是行政规制的目标与手段关系出现断裂，单一的命令———服从方式不足以有效满足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促进公共福利的社会需求。二是行政规制的形式合法性背离实质正义，法律似乎得到实施，但公共安全并未随之出现；或者虽然维护了公共秩序，但公民自由并未因此得到维护和拓展。三是理论、制度与实践三者之间的各自为战，合乎逻辑的规制理论没有能力指导法律制度安排，法律设定的规制“效力”难以转化为规制实践的“实效”，规制实践的经验教训在规制理论中得不到应有的反映，这就造成了行政规制理论的自说自话，行政规制制度安排的一厢情愿和行政规制实践的各行其是
传统行政规制模式带来严重的规制失灵问题。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强制性规制收效甚微，规制目标经常落空。此外，还诱发权力滥用，设租、寻租屡禁不止，经济领域的过度规制和社会领域的规制不足并存，行政规制存在着结构性失衡，行政管理的越位和错位与公共服务的缺位和不到位并存。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行政规制的初衷主要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那些因行政规制的挤占而致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会发生公共选择与私人选择的双重失效。
行政规制模式的重构
这种过时的行政规制模式之所以会四面楚歌，主要在于两方面的致命性缺陷：一方面是对行政规制嵌于其中的外在社会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认知上存在着严重缺陷，明显滞后于公法、体制、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科学技术以及自然环境等影响行政规制供求关系要素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是行政规制模式内在安排对外在约束条件反映上存在着严重缺陷，在确立行政规制的范围、对象、依据、主体、方式、结果等构成要素时，深受国家管理主义理念的支配，不能适应公共治理的现实需要。
行政执法法律法规范文3
关键词：搭售；不正当竞争；规制
搭售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是现代企业的营销策略之一。一方面搭售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但另一方面搭售显然是对消费者权利的一种限制，所以搭售对消费者权益的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自然而然的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搭售的概念及分类。
（一）搭售的概念
由于搭售具有普遍性，所以不同的学者对于搭售有着不同的表述，但这些表述的基本意思大致相同。所谓搭售（tying arrangement）是指一个产品的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消费者在购买其产品或接受其服务时，须以同时购买其指定的另一种产品或者接受另一种服务为条件的行为。前一种产品称为结卖品，而该另一种产品称为搭卖品。[1]
（二）搭售行为的构成要件
通过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中关于搭售条款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符合以下几点的条件的行为，构成搭售：
1.实施搭售行为的经营者必须具有市场优势地位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18条和第19条的规定，判断经营者是否具有优势地位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市场份额。如一个经营者具有12以上市场占有率、两个经营者23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和三个经营者34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就认定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其二，其他相关经营者进入市场的难易程度。某些企业因其产品的特性能满足消费者的特殊需求而具有其他企业没有的优势，当进入某一市场具有障碍时，这些具有优势的企业会使其他企业进入该市场的难度加大。
2.结卖品和搭卖品是完全独立且性质不同的商品
一般这可以从商品的外观、形态、性能等方面判断，也可以从该商品的交易习惯、交易相对人对该商品的认知和一般社会大众的认知水平判断。
3.强迫消费者购买搭卖品
销售商违背消费者意愿，强迫其购买或者接受其不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这在现实生活中表现的很隐蔽。所以法律上，判断是否构成强迫，以卖方是否提供分开购买的机会为主。[2]包括两种情形：（1）结卖品与搭卖品以包裹的形式一起出卖给消费者。（2）消费者购买结卖品必须以购买搭卖品为前提。此外，折扣优惠等促销方式使消费者购买多种商品也是搭售手段之一。
4、妨碍了搭卖品的市场竞争
一般经营者都会利用其在结卖品市场的优势地位，在搭售商品时，将其优势地位延伸到搭卖品市场。这样就剥夺了其他经营者可能得到的交易机会，也提高了其他经营者的进入障碍。竞争对手想要进入一种产品市场，就必须在两种产品市场同时开发产品，这较之一种产品的开发，成本要来的高，同时失败的风险也来得大，这样，就限制了搭卖品市场的自由竞争。
二、法律规制搭售的必要性
自身违法原则与合理性分析原则是反垄断法的两个基本原则。从合理性分析原则看搭售，就不能忽视搭售对于竞争的积极影响。
（一）搭售有利的方面
首先，搭售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将相关联的产品放在一起销售，不仅可以节约产品的包装成本和广告宣传成本，也可以使消费者享受由于成本降低而带来的优惠，同时也避免了消费者由于缺乏专业知识而造成选购麻烦。比如，电脑在售出时一同售出的还有相关的装机软件，这就避免了消费者购买电脑后选购软件的麻烦。其次，搭售可以分担新产品、新市场的风险。任何一种新产品的上市都具有不确定的风险，销售者通过销售已经知名的产品为新产品开拓市场，可以降低新产品失败的风险，使风险由买卖双方共同承担。再次，搭售可以保障产品质量，保护商业信誉。产品质量的保证除了产品本身质量要过硬之外，还需要消费者的正确使用，一般搭售的相关产品一起结合使用能更好的发挥产品的各自性能。最后，搭售可以提高产品流通效率。通过搭售产品，生产商可以了解消费者对新产品的需求量，也方便生产者有针对性的对产品进行定价，可以使企业快速的提高利润并根据市场的需求合理的进行资源配置。
虽然搭售存在许多积极的因素，但是总的来说，其造成的影响还是弊大于利，其对自由竞争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还是无法忽视的。
（二）搭售所产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1.易形成垄断市场
经营者通常利用其在结卖品市场的支配地位，通过搭售，将其优势地位延伸到搭卖品市场，排除搭卖品市场的竞争对手，实际上就是垄断势力的扩张。搭售行为减少了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和范围，从而限制了搭卖品市场的自由竞争。[3]当经营者在搭卖品市场同样具有支配地位时，就会形成较高的市场集中度，最终形成垄断市场。
2.易损害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消费者在市场上能否自由且自主的交易，乃是竞争机制的重要基础。[4]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反垄断法》第17条第五款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规定：“消费者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产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种服务。”[5]搭售行为显然损害了消费者上述权利，缩小了消费者自主选择的范围。
3.易增加其他竞争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度
经营者将其在结卖品市场上的独占地位，不合理的扩大到搭卖品市场，若其他竞争者要进入该市场，就要面临两种产品的压力，增加了竞争对手进入的成本和风险，无形的提高了其他竞争者的进入障碍，破坏了搭卖品市场的自由竞争。
4.易逃避价格管制造成掠夺性定价
政府若对某一商品的最高价格进行规制，经营者就可以通过搭售的行为在结卖品或者搭卖品市场对无法实现的利润进行弥补，以获得被规制前的利润。即使政府为避免过度竞争而订立价格下限，具有支配力的企业仍可利用搭售作为优惠工具，使整组产品价格低于实际成本，以达到掠夺性定价的目的。[6]当其他竞争者被排除后，消费者不得不接受其垄断价格。
三、搭售行为的法律责任及法律规制
法律保障企业的竞争自由，同时也保障企业的经营活动自由。企业以搭售的方式销售，属于该企业的营业自由。但企业若滥用其自由权利、破坏竞争和契约自由的形式化，法律就要对企业的经营自由做出限制。
（一）某些特殊搭售行为的豁免
反垄断法并不是反对规模经济，而只是反对那些有实质性限制和损害合理竞争的垄断行为。[7]由于搭售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所以对以搭售并不应该一味禁止。国内外立法中也存在一些搭售通用的豁免情形：一是基于保护新兴工业，如果搭售有助于改进自身技术，又能充分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那么这种搭售限制是合理的。二是基于维护产品质量和安全的需要，经营者出于善意目的，为了防止商品的混淆、欺诈与假冒，确保商品安全，从而提高自身商品的良好品质与商誉，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这种搭售就可以被反垄断法所豁免。三是基于保护商业秘密，[8]某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在提品说明和使用指导时，有可能泄露商业秘密，如果只有通过搭售才能保护其商业秘密，这种搭售行为也可以给予豁免。
（二）搭售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若搭售是在违背消费者意愿的情况下，为了推销质次价高的商品、滞销商品，或者为了制造某种商品进入市场的壁垒，消除搭卖品的市场竞争，或者是为了逃避价格管制，这种搭售就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我国立法应当对之予以禁止。具体可从以下几点考量：
1.完善相关立法
我国现在对搭售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但是这些法条不具有“兜底条款”的作用，没有具体细则的规定不利于执法，所以要进一步明确搭售的归责原则与违法搭售的判断标准。引入“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的理念，对搭售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采用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原则相结合的原则。对搭售行为的构成要件、搭售的范围和市场优势地位认定的标准都应该更为具体明确的表述。
2.完善责任制度设计
虽然《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12条和第23条规定了公用企业滥用支配力的相关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但其适用对象仅限于公用企业。所以应当完善违法搭售的民事、行政以及必要的刑事责任，确立违法搭售的损害赔偿范围及相应的救济程序。使民事、行政、刑事三种制裁措施并用，规定有期徒刑、罚金、禁令、宣告无效、罚款、赔偿损失等制裁措施，并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适用。
3.设置专门的执法机关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条第二款对于负责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机关的规定相当宽泛，容易造成各执法部门发生冲突。所以，我国应当建立一个专门的执法机构。我国反垄断法执法机关的设立，应当强调其独立性和权威性，其性质应当突破三权分立的界限，集行政、立法、司法权于一身，配备专业的执法人员。
4.建立搭售的自动豁免和个案豁免制度[9]
明确自动豁免的情形与具体标准，这样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减轻主管机关的工作量，同时提高工作效率。对于那些不能自动豁免的特殊情况，可以报送主管机关进行个案审查，在审查时可以充分参考国内外的立法和判例，同时结合具体案件情况，裁量此个案是否符合豁免原则和条件。若对自动豁免或者个案豁免有异议或者认为错误，还可以要求撤销或者纠正，以实现法律的严密性。
我国既要限制搭售的反竞争效果，又要充分考虑搭售的积极效应，总之，搭售行为是经济法特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十分关注的问题。搭售的具体认定仍需要在具体案件中进行考量，我国对于搭售行为的规制仍需要长期的磨合与调整，从而更好的维护消费者及其他竞争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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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法律法规范文4
民政部门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与民政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等有100多部，其内容大都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优抚安置、军休、评残追烈、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救灾救济、社团管理、地名区划、殡葬管理、财务管理等等。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
把法律法规的学习贯彻与各项民政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认真贯彻执行各项民政法律和政策规章，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坚持依法行政，注重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确保了三个群体（弱势群体、困难群体、优抚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促进了社会和谐，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婚姻法》贯彻执行情况
为更好地宣传贯彻《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推动全州婚姻登记规范化建设，按照省、州有关要求，我们督促各县市结合自身实际，将一部分乡镇婚姻登记收回到县市局实行集中登记。新《婚姻法》和《登记条例》颁布后，州民政局专门组织八县市婚姻登记人员先后到省、州集中培训，各县市也采取以会代训等多种形式进行了培训，同时，积极协助配合各级人口计生部门搞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加大对基层乡镇办新《婚姻法》的宣传，加强对基层工作人员以及人民群众法律法规知识的普及，累计发放《婚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册10万多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近几年来，在办理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中，没有出现一例违法登记的现象。在加大法律法规宣传的同时，我们还进一步加大了婚姻登记规范化建设的力度，规范婚姻登记机关建设和管理，依法设置了婚姻登记机关，规范了婚姻登记机关名称和印章，完善了内部管理制度，积极推行婚姻登记政务公开，坚持依法登记，文明服务。去年，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州婚姻登记信息化管理工作的通知》，加快婚姻登记信息化硬件建设。目前，全州集中办理婚姻登记全部实现了网上登记、电脑出证，做到了程序规范、办事高效，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群众满意度较高。
二、《收养法》贯彻执行情况
收养登记是国家的一项民事登记，是民政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依法办理收养登记工作，对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特别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收养登记工作中，我们严格落实了“一切为了孩子”的收养登记工作宗旨，明确收养登记机关的性质职责、管辖权限、办理程序，建立和完善了收养登记管理制度，以来，全州共办理弃婴收养159例，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贯彻执行情况
我州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45.7万人，其中，60岁以上的26.8万人，70至79岁的15.3万人，80岁以上的3.6万人。老年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11.95%，高于全国老年人口比例（10.96%）近1个百分点，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5月，省政府对1999年第181号令进行了修订，重新颁布了《湖北省关于老年人享受优待服务的规定》（省政府301号令），州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全州老年人优待服务工作的通知》，州、县市调整充实了老龄委成员。作为州老龄委工作机构，我们积极协调和推动各成员单位履行职责，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省、州关于老龄工作的政策、法规，遵循“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老年工作方针，全面落实《老年人保障法》，积极为老年人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努力推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目标的实现。为了加大对301号令的宣传，我们翻印10000册发放到县、乡、村，广泛宣传老年人优待政策；在今年政风行风评议期间，我们又翻印了10000册分发到州直相关单位、州、县市党政领导以及行评督查员、服务对象等。今年，我们组织各县市对省政府301号令所涉及的17项老年人优待项目进行了逐项检查督办和落实。
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贯彻执行情况
行政执法法律法规范文5
[论文摘要]建立市场经济，必须反对市场垄断。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必须反垄断，且重点要反行政垄断。本文拟将根据我国新出台的《反垄断法》，并结合国情对行政垄断制度作出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一、行政垄断的定义
行政垄断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限制或妨碍竞争的行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公有制经济制度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实行了行政垄断。较之经济垄断，行政垄断具有更为严重的市场排斥性。其结果是几乎全部、彻底地取消了自由竞争的市场，导致了资源配制效率低下，国民经济缺乏生机的后果。由于行政垄断与市场经济体制所追求的目标相悖，阻碍了资源配制的渠道，制约了技术的创新和扩散，并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的低效率。因此，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必须反垄断，且重点要反行政垄断。以下的分析，主要以我国新出台的《反垄断法》为主。
二、行政垄断的构成要件
(一)行政垄断的主体要件。在行政垄断四个构件中，主体要件及其重要。在我国《反垄断法》中将行政垄断的主体规定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因此，在我国《反垄断法》中，明确规定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也是行政垄断的主体。
（二）行政垄断的主观要件。行政垄断的主观要件，是指行政垄断是否以行政垄断主体的主观故意为必要条件。从反垄断法理论关于垄断状态与垄断行为的一般论述来看，两者的主观要件是不同的。所谓垄断状态就是“指在某种商品或商业服务领域内，因市场规模、市场结构的原因产生市场弊害的情形”。垄断行为是市场经营者为了获取超额垄断利润而故意实施限制、排斥竞争的行为。这种限制、排斥竞争的行为主观上出自故意，客观上对市场竞争造成损害，因而绝大部分国家都在立法中明确反对。
针对我国实际，从法律层面考虑，将行政垄断状态纳入反垄断是不可欲求的。因此，只有以限制竞争为主要目的的行政垄断行为才属于行政垄断。行政垄断的主观要件只能表现为故意。
（三）行政垄断的客体要件。行政垄断的客体即行政垄断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从法律角度观之，不管是滥用经济优势地位、合谋限制竞争，还是行政垄断，都是对国家强制性法律的违反，都对国家、社会有害。行政垄断与滥用经济优势地位、合谋限制竞争等垄断形式一样，它所侵害的社会关系是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是为国家法律所保护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关系。实践中行政机关的非法行为有很多，所侵害的社会关系也非常复杂，既有侵害国家行政管理秩序的，也有损害了国家、集体、公民财产权利或人身权利的。判断一种行政非法行为是否是行政垄断的标准就是看这种非法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是不是竞争关系。只有侵犯市场竞争关系的行政非法行为才是行政垄断。
（四）行政垄断的客观要件。行政垄断的客观要件即行政垄断的客观表现，概括为滥用行政权力。在我国《反垄断法》中采用了列举式规定，具体表现为：
1．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2．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下列行为，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1)对外地商品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实行歧视性收费标准，或者规定歧视性价格；(2)对外地商品规定与本地同类商品不同的技术要求、检验标准，或者对外地商品采取重复检验、重复认证等歧视性技术措施，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3)采取专门针对外地商品的行政许可，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4)设置关卡或者采取其他手段，阻碍外地商品进入或者本地商品运出；(5)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自由流通的其他行为。
3．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以设定歧视性资质要求、评审标准或者不依法信息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的招标投标活动。
4．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采取与本地经营者不平等待遇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
5．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强制经营者从事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
6．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
以上四个构成要件，是判断行政垄断的根本标准，缺一不可。
三、行政垄断的成因
行政垄断的成因，非常复杂和特殊。行政垄断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传统体制的滞留和局部利益的驱动，但进一步分析，却可以发现潜在着更加深层次的原因。首先，历史上官商不分的传统构成了行政垄断的“历史惯性”，加上严格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集权，使行政垄断在新的形式上得到了加固，改革开放后，在遇到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时，也常常简单归咎于缺乏管理，而再次强化早已驾轻就熟的行政干预，形成不良循环。其次，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冲突是形成行政垄断的制度根源，对地方利益的追求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封锁、保护地方市场等行政垄断行为皆出于此。第三，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标准和考核体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GDP为唯一指标，没有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定是建立在对这些原因的正确认识和分析的基础上。转四、规制行政垄断的法律措施
通过以上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现实中大量存在的行政垄断的形成，有着相当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是整个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项综合性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出台，将反行政垄断规定其中，客观上会促使、推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有以下特点：
有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反垄断执法机构有调查权，采取措施权及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权力。法律的权威来自于一个独立的、集中的、统一的、专业的执法体制和执法机关，所以，由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来保证法律的实施，能够和强大的行政垄断主体相抗衡，《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就会突显出来。
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在反垄断法中对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有明确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国反垄断法的出台，特别是其中有关行政垄断的规制，使得我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反行政垄断的要求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了落实。
参考文献:
[1]李昌麒著，《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孔祥俊著，《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3]曹士兵著，《反垄断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行政执法法律法规范文6
[关键词]： 行政不作为 构成要件 法律规制
一、行政不作为的基本理论
（一）行政不作为的概念
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不作为的地位缺乏明确、统一的规定。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只是在有关条文中规定了某些行政不作为的具体表现形态。但是，立法上的模糊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的滞后。事实上，伴随着行政不作为理论研究与立法活动、司法实践之间的互动，行政不作为理论的研究也日益完善和充实。
从理论层面上说，当前中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不作为的界定有十几种观点之多，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学者认为，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申请，应当履行也可能履行拥有的法定职责，但却不履行或拖延履行的行为形式；[1]有学者认为，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主体负有作为的法定义务而在程序上消极的不为状态；[2]也有学者认为，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3]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行政不作为下了不同的定义，或从法定职责出发，或从内容、程序或行为形式上的作为义务出发，或以特定的法律义务为标准界定行政不作为等。总之，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出发，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行政不作为的内涵。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将“行政不作为”界定为：行政主体以不作为的方式不履行法定的程序上的行政作为义务的违法状态。依此定义，“行政不作为”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行政不作为以行政主体负有法定的程序上的行政作为义务为前提。行政主体的行政作为义务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该义务是作为义务，即行政主体在法律上被期待为一定的行为；二是该作为义务是行政法上的义务，即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中基于行政法律规范的规定所承担的义务。
第二，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主体以不作为的方式不履行程序上的作为义务。行政主体不履行作为义务，既可以通过不作为的方式实现，即不做法律所期待的行为，也可以通过作为的方式实现，即实施了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对于后者，应以作为行为违法来认定。
第三，行政主体没有履行的作为义务是指程序上的作为义务。如果行政主体已履行了法定的程序义务，依照法定程序采取了一定的行动或做出了一定的处分、命令，即使该行为在实体上是违法的，例如错误地认定事实、错误地适用法律法规等，也不能认为是行政不作为，而应以作为行为违法来认定。
第四，行政不作为是基于法律规范的规定对行政主体的不作为状态予以否定性的评价，具有违法的性质。行政不作为与行政机关的不作为状态不是同一概念，因为后者只是对事实的一种客观描述，不具有法律评价的意义。
（二）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
所谓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就是构成行政不作为的行政违法行为所必需具备的主客观条件，是对行政不作为全部特征的概括，使之特定化、体系化。行政不作为的构成应包括两个层次的要件：一是行政行为成立的要件；二是相对于行政作为而言的特殊要件。在此要探讨和分析的是行政不作为的特殊要件。[4]笔者认为，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有四个：即行政不作为的主体、客体、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
1、行政不作为的主体
行政不作为是对行政主体的不作为状态的否定性评价，因此行政不作为的主体只能是行政主体。行政主体是指享有行政职权，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国家行政职权，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并能由其本身对外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组织。[5]行政主体并不限于行政机关，在有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非行政机关的其他组织也可以具有行政主体的身份，成为行政权力的行使者和行政活动的实施者。尤其是现代社会，国家行政的范围日益扩展，公共职能不断扩张，许多行政管理活动授权于非行政机关的社会组织实施，这些组织因法律、法规的授权而取得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地位。
2、行政不作为的客体
行政不作为的客体是指行政主体的行政不作为侵害的、为行政法所保护的利益。考虑到行政主体的一般职责包括：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和促进文化进步、健全和发展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保护和改善人类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6]行政不作为侵害的、为行政法所保护的利益包括：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3、行政不作为的客观方面
即行政主体以不作为的方式，在法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不履行法定的程序上的行政作为义务，侵害了为行政法所保护的利益。笔者认为，行政不作为应当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主体负有法定的程序上的行政作为义务，即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基于特定的事实和条件而承担的在程序上为一定行政行为的具体法律义务；二是行政主体以不作为的方式没有履行法定的程序上的行政作为义务，即在法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行政主体没有实施任何行为或虽然实施了一定的行为但没有实施法律所期待的最终行为。三是行政主体的不作为状态侵害了为行政法所保护的利益。此外，依循当今流行之社会法治国家理念，建立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有赖于国家的积极有为。
4、行政不作为的主观方面
行政不作为的主观方面存在过错。过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故意，即明知自己负有某种行政作为义务，而故意以消极不为的态度对待之。二是过失，即应该认识到自己负有某种行政作为义务而没有认识到，或由于工作中的失误等而导致实际上对作为义务的消极违反。这和因客观原因造成的“不能为”有所区别。不能为虽也以一种不作为的表象存在，但由于其不能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也即没有法律上的意义，故没有在法学上研究的必要，因此不属于行政不作为这一法学术语的涵盖范围。
二、规制行政不作为的实体性措施
对于行政不作为，相对人虽然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以及行政赔偿等方式予以纠正或弥补，但是这些毕竟都是事后的补救措施，从而导致行政效率降低、行政资源被浪费，而且对政府形象的破坏。因此，从制度层面上探讨如何从源头上控制行政不作为，从而减少行政不作为的发生，才是治本之策。
（一）构建完善的行政组织法
完善而科学的行政组织法的构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权界定科学，在界定行政权的范围时需遵守这样一个原则：行政权的范围要和一国现时的社会状况相符合；二是行政机关配置科学、职责明确。从这个角度业说，我国应对机构设置予以重新论证，力争使其达到最优组合，从而避免因机构职责不清造成的行政不作为；三是加强对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监督。在我国，除了行政机关外，还包括一些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如公立学校等。这些组织虽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但不是行政机关，因此对其行为方式、程序等的要求和监督长期以来未被重视。因此对这类组织具有行政性质的行为，也要和行政机关有同样的要求，首先行使职权的过程要遵守行政程序的要求，以达到公开、透明、公正的目的。
（二）完善公务员制度
“组织是人群行为”的概念是美国政治学的一个新学派（行为主义）提出来的。组织不仅是一个结构，使组织发挥作用的归根结底是人，而不是结构。[7]因此保持公务员的勤政高效无疑是控制行政不作为的抽薪之策。公务员制度完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考选制。即非领导职务公务员在录用时实行“凡进必考”制，少数职位、人员可以例外，但有严格法定条件加以限制。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公务员法》的肯定和认可。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考选制尚需进一步完善。比如，在考试成绩上应注重笔试，尽量减少人为因素，等这一制度渐趋成熟后，再逐步扩大面试比重。再如，要加强对考试的监督，并应建立不服考试处理决定的申诉制度。[8]
2、考核制。即对公务员从德、能、勤、绩诸方面加以评价和督促。行政管理工作的多样性，使对公务员的考核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这需要行政机关针对本部门的工作特点在实践中积极探索适合本部门的考核机制。例如实行工作量化制，将可以量化的工作尽量量化到人，这样不仅功过分明，便于考核，而且在行政机关内部打破大锅饭，促使公务员履行自己的职责。
3、培训考试制。公务员队伍中行政能力不足问题较为严重，除了故意行政不作为外，还有大量因公务员知识、业务能力为足等而产生的过失行政不作为。这是长期以来只强调工作而忽视对公务员的培训和考试所致。所以，有必要增加对公务员的培训要求，并形成有约束力的制度。
4、激励与惩戒并举。对于公务员怠于履行职务的行为，要严格责任追究，即加大行政不作为的代价。同时，重视激励的作用。在行政机关日常工作中应注意及时行政及时奖励。
5、首长问责制。根据我国宪法，我国行政机关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首长负责制意味着一个行政机关的首长要承担和其权力相对应的责任。首长问责制主要追究的是行政首长在领导、管理、监督等方面的不力之责，这是我国充分感受到行政不作为的危害后采取的有效措施，由于这一措施把行政不作为与行政首长的前途命运直接挂钩，因此极大加强了行政首长的责任感，是减少行政不作为的有力举措。但总体看，目前的首长问责制仍属于“个案”处理模式，尚未形成一种规范和制度，甚至还称不上是“问责制”。要想让其成为一种制度，还有待理论的跟进，问责主体、被问责对象、问责范围及问责程序等问题都亟待厘清。
（三）完善监督制度
我国历来重视对行政权的监督，也构建了层层叠叠的监督体系，其中法定监督机关包括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的外部监督和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其它还有舆论监督、公民监督等。这些监督制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政权力、规范了行政行为，但从现实中行政权的滥用情况看，我们的监督制度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但是，笔者认为行政监督流于形式、未能发挥作用的根源不在于制度设计的不合理，而在于相关制度、措施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所以，就监督制度建设而言，当务之急在于完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内部以及社会监督的执行机制，确保监督制度的良性运作。
三、规制行政不作为的程序性措施
行政程序法外在表现为规定行政权运行的方式、方法、步骤、空间、时限的法律规范，其内在的理论基础是程序正义论，即通过程序实现正义。[9]行政程序法之所以能控制、减少行政不作为，是因为：第一，行政不作为多存在于程序方面。行政行为大多由一系列的过程性要素构成，具有明显的程序性质。行政不作为虽也有实体上的，但大多数还是程序上的。如对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不予答复、行政处理中的不表明身份、行政处罚中的不说明理由等等。第二，行政程序法为行政权力的合法运行规定了法定程序。行政程序法通过规定行政主体必须及不得如何行为，否则须承担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从而将行政权力的行使置于程序规范的约束之下，进而规范行政行为，减少行政不作为。实践中，各国往往采取一些具体制度来保证行政程序法目的的实现，下面几项制度对控制行政不作为有借鉴意义。
（一）公开制度
行政公开不仅包括情报信息公开，而且包括行政行为过程的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公开，才能让公民广泛参与并监督行政活动，才能保证行政权的规范行使，从而使行政不作为等行政违法行为无藏身之地。
行政公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各国行政法制发展的趋势，而以美国最为典型。美国有关行政公开的法律主要有《情报自由法》、《阳光下的政府法》和《会议公开法》等。以美国为例，公众取得政府文件的途径和方法有三种：一是政府依法公布于《联邦登记》上的文件；二是政府主动公开文件；三是依公众请求公开文件。与之相比，我国的行政公开缺乏刚性制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得不到切实的保障。
（二）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之前要保障相关人就与决定有关的事项表达意见的机会；二是指行政主体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或制作行政计划时要听取公众的意见。在我国行政听证程序尚未作为一项严格的制度在行政立法中予以确立，只是在个别立法中对一些特别行政行为规定了听证制度。例如在《立法法》中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在这里，听证并不是一项必经的程序，从而使听取意见的规定往往流于形式。而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立法中，也仅有《行政处罚法》和2004年刚刚出台的《行政许可法》等少数法律法规规定了听证程序，而对于其它大量的行政行为则无听证程序的法律要求。
在我国即将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应将听证程序制度化。行政主体在制定规范性文件、制作行政计划等涉及不特定人重大利益的行政行为中，应主动召开相关利害人、专家等参加的听证会；在涉及特定人重大利益的行政行为中，应告知相关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并切实保障相关人听证权的落实。听证制度保障了公民对行政行为过程的参与及表达意见的权利，由于公民的及时参与和维护自身权益的强烈愿望，从而可以大大降低行政不作为发生的机率。
（三）告知制度
包括说明理由制度。即行政主体在做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之前或之后，应将有关事项告知有关相对人。我国《行政许可法》就采纳了这项制度，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这项制度不仅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而且限制了行政恣意行为，对行政不作为起到了有力的控制作用。
（四）时效制度
即行政主体在法定期限内不作为，待法定期限届满后即不得再作为或即产生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如我国《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申请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据报道，内蒙古就推出了这种行政默认制度。该制度规定，投资审批代办机构接到投资审批材料后，应立即按审批内容分送有关部门，变“串联式”审批为“并联式”审批。有关部门必须在3个工作日内办结并返回投资代办机构，未按时返回的即视为同意。[10]这无疑有力遏制了行政不作为。
（五）档案制度
即行政主体将其与行政相对人的活动过程记录在案以备查考的制度。这项制度不仅适用于对特定人做出的行政行为，而且更应规定在针对不特定人的行政行为中。例如负有市场监管职责的行政主体在履行对市场的监管职责时，每次检查、检验等行政行为的时间、地点、人员、过程以及结果等都应记录在案。这项制度的坚决执行使行政行为更加规范化，不仅有利于遏制行政不作为，而且在行政不作为发生后防止推卸责任，有利于责任的追究。
参考文献
1、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上、下），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
2、王名扬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王成栋著：《政府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章剑生著：《行政监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朱维究主编：《政府法制监督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7、周佑勇：《论行政不作为》，载于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2 卷，1999年版。
8、朱新力：《论行政不作为违法》，载于《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
9、湛中乐：《浅谈遏止“行政不作为”》，载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3年第9期。
10、郑琦：《行政不作为探析》，载于《行政论坛》，2003年9月。
注释：
[1] 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2] 吴偕林：《关于不作为行政行为与不作为行政案件范围的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1995年第一期。
[3] 黄曙海主编：《行政诉讼法100问》，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4] 周佑勇著《论行政不作为》，载于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2卷，1999年版，第240-278页
[5] 张树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35页。
[6]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99－101页。
[7] 龚祥瑞著：《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
[8] 参见冯军著：《国家公务员考选制度研究》，载于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2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