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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的政策范文1
当前，我国虽然由于部分行业投资扩张较猛，但我们的劳动力不紧张，失业率还在增长；资金不紧张。银行存差很大；生产能力不紧张，大部分特别是制造业、 工业 消费品能力宽松甚至过剩，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9%-10%。现在实际增长率仅及潜在增长率的下限，未到上限。不过碰到的瓶颈制约应当引起重视，因为它 影响 发展 的全局。本文依据 现代 宏观经济学理论，浅谈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实施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
从宏观开放经济的角度来看，在“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中，中国政府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或加速放松资本管制)的某种结合。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如果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或两者之和为顺差)，本币汇率将会升值并导致经常项目逆差减少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恢复。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消除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导致的本币升值压力，中央银行必须买入外币卖出本币。流通中本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如果经济处于通货收缩时期，中央银行可以不必对增加的货币供应进行对冲。但是，对于一个存在结构性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来说，当经济处于通货膨胀(或出现通货膨胀危险)时期，中央银行维持汇率稳定的目标与中央银行克服通货膨胀的目标往往发生矛盾。
为了防止(或抑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必须提高利息率和(或)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如果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中央银行就必须对因干预外汇市场而释放出的货币增量进行对冲。但是，任何国家中央银行的对冲能力都是有限的。事实上，早在中国经济走出通货收缩之前，为了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人民银行就一直在从事对冲操作。经过多年的对冲操作之后，人民银行已面临“无(国债)券可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推出了“央行票据”这一 金融 工具。但由于商业银行对央行票据的需求是有限的，因而这种 方法 也无法无限使用。当然，基础货币数量的变化、银行信贷的变化和广义货币数量的关系是复杂的。基础货币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相应增加。但是，由于存在大量超额准备金，商业银行随时都可以相应增加信贷发放，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形势恶化。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
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 企业 )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可从两方面来 分析 ，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
当前的中国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脱胎而出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不是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整个 社会 被组织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单一企业。在那里，信用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微不足道的辅手段，以避免资源配置的自发性为理由，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是被严格禁止的。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
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 自然 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
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 影响 ，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 自然 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 经济 的更不稳定。
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 政治 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
二、宏观调控政策对市场经济的影响
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
在 现代 西方宏观经济 理论 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 发展 ，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 分析 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
在大多数发展 中国 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
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
目前 ，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 问题 ，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三、把握宏观调控政策应弄清楚的几个问题
基于以上的分析，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
宏观调控的政策范文2
从2003年开始，银行信贷一直处于增长较快的水平，特别是2007年。2007年一季度，各家商业银行的人民币新增贷款就达到1.42万亿元，二季度新增贷款达到2.5万亿元，三季度达到3.36万亿元，到10月更是达到3.5万亿元，同比增长17.69%，远远超过年初银行信贷增长之目标。
尽管央行采取一系列银行信贷紧缩的货币政策，今年以来已经五次上调存贷利率，十次上调准备金率，调控力度可谓空前。但是，商业银行信贷狂潮依然不期而至，许多商业银行在第三季度就已经完成了全年预定的信贷指标。
大量贷款增加后，大部分过剩的流动性资金就会从银行体系流向资本市场，从而推动股市、房市价格不断上涨。三季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8.2%，新建商品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9%。其中北京上涨13.5%，深圳上涨17.6%，宁波和杭州上涨幅度也都超过了10%。资产价格的上涨反过来又拉动了房地产贷款的快速增长。
房价上涨必然会导致大量银行信贷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2007年前三季度，尽管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有所回落，但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长仍然高位徘徊，而且购房贷款增速加快。9月末，全国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4.62万亿元，比年初增加9410亿元，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76万亿元，比年初增加3491亿元，同比增长26.9%；居民购房贷款余额2.86万亿元，比年初增加5924亿元。
而且，银监会最近在检查中发现，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及住房投资者采取“假按揭”、“假二房”、“假90”、“高估价”手段套取银行的信贷资金，以此来推高房价，制造银行风险。从今年以来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可以看到，如果不对国内银行信贷进行全面的紧缩，不仅会把国内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而且也可能使国内商业银行面临巨大的风险。
同时，大量货币流入市场，不仅吹大两大资产价格泡沫，也是今年以来物价快速上涨的动力源所在。今年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6.9%。尽管有不少人说目前中国的物价上涨是结构性的，但是无论是从中国式通货膨胀的特性，还是国际价格的变动及国内要素市场改变的进一步深入，价格上涨压力会越来越大。因此，稳定物价成了明年经济工作最为重要的任务。
还有，随着CPI上升，今年以来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一直处于负利率水平上。据计算，今年8月14日之前，负利率曾高达3.836%，即使到10月份，通过央行多次加息及利率税降低，负利率仍然在2.8235%水平上。可以说，居民存款的负利率不仅容易扭曲整个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而且也会造成整个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改变市场的行为预期，从而可能增加整个经济的震荡与混乱。正是在上述的背景下，政府提出了从紧的货币政策。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近十年来央行第一次提出来，也预示着2008年央行货币政策的重大转向。
可以说，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尽管明年的货币政策是从紧的，但是货币政策的从紧性同样强调通过市场化工具来进行宏观调整，加上稳健的财政政策，那么明年的宏观调控工具基本上是会以市场工具为主导，而让所谓的行政性宏观调控工具淡出。
二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工具有存款准备率、公开市场操作、央行票据等，同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已经多年不用的信贷规模管制可能又会大行其道。当然，随着CPI上升，利率水平提高应该是明年最为常用、使用最为频繁的工具。因为，如果2007年CPI为4.5%，那么2007年的居民储蓄存款利率水平大致在负2%。而央行要稳定物价，纠正居民储蓄存款的负利率是其职责。如果明年的CPI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那么利率水平要保持为正就得上调近2%，每一次上调0.27%也得上调7次多。可以说，从紧货币政策在这点发挥的余地很大。
可以说，2008年从紧的货币政策无论是量上的从紧还是价格上的从紧，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因为，大家知道，房地产行业不仅是这一轮经济增长动力，也是银行信贷资金推动的资金密集型产业，金融支持的程度也就决定了房地产市场发展程度。可以说，近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快速完全是金融支持的结果。因为房地产市场不仅在房地产开发商基本上依赖银行的信贷政策，而且房地产需求方投资者对货币政策十分敏感。一旦房地产投资按照金融市场价格来运作，其成本会快速增长，房地产投资者的风险将增加。当房地产投资者的市场预期改变，房地产市场投资自然会淡出市场。如果房地产市场投资者由于货币政策改变而淡出，那么国内房地产的需求立即会改变。房地产市场变化也会引起与房地产关联的产业得以调整，整个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也就会得以缓解，物价上涨也会缓解。所以，从紧的货币政策对2008年经济的影响应该是十分巨大的，也是未来中国经济能否走向健康发展之关键。这就是从紧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整意义所在。（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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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键词之变看中国经济新变化
梳理党的十六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些关键词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出5年来宏观经济向着又好又快方向发展的轨迹。
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到“好字优先”：中国经济发展既要“量”更要“质”，凸显出“好”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更强调科学发展，在速度、质量和效益之间寻求良性平衡。
从“农业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到“重中之重”：“三农”工作向纵深推进。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活力。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要始终坚持。
从“积极、稳健”到“一稳一紧”：财政货币政策三度“变身”，为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从2002年提出的“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到2004年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再到今年“稳健的财政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面对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宏观调控之手也在不断变化。
从200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鼓励和支持扩大出口”到今年的“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坚持以质取胜”，这背后是我国外贸形势的变化和统筹国际国内市场的需要，我国外贸增长方式正发生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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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 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б婧妥市抛纯鼍涣嫉闹魈澹捎谒谴嬖谘现氐牡赖路缦蘸凸蟮募喽匠杀荆鹑诨钩鲇谧陨砦冉「囊螅滞辉赣肫浞⑸璐形孕纬梢衅毡榈摹跋Т被颉吧鞔毕窒螅醣艺叨哉饫嘀魈宓耐蹲室找膊幻飨？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 ，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 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 ，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宏观调控的政策范文4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策，房地产，融资
中图分类号： F29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从 2003 年开始至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对房地产业连续五年出台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 。2009 年为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国家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2009 年全国房价达到前所未有的高点，当年房地产上市公司平均业绩增长达到 45％，2009年的疯狂透支了未来。2010 年伊始，国家调控政策开始出台，说明宏观经济的主基调已从保增长过渡到调结构和防止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从过度宽松回到真正意义上的适度宽松。目前，国土部、证监会、银监会等部委联手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机制正在形成，这一机制放在当下的房地产调控背景下，将使 2010 年房地产企业资本市场融资变得比较困难，今后几年，房地产企业融资困难也会成为常态。
1、我国房地产企业融资概况
众所周知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房地产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和金融业息息相关，它的发展需要金融业的持续支持，同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发展特别是房地产泡沫的存在会导致金融风险的增加，因此政府既需要通过金融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又需要合理地防范金融风险。因此，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就显得尤为重要。从 2003-2006 年资金结构看，房地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其中其他资金主要为房地产预售过程中的定金及预付款、国内预算内资金比例和债券比例持续下降， 年这两项比例均为 0；国内贷款比例分别为23.78 %、18.40 %、 18.11 %、19 .58 %，由于2004 年国家的紧缩“银根”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国内贷款比例在 2004年和2005 年比例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年国内贷款比例比年增加 了1. 47个百分点 ， 利 用外资比例从1998~2003 年处于持续下降过程中，最低比例为 1.98 %(2003 年 )， 最高比例为8.19 %( 1998年)，企业自筹资金比例 2003年前均低于30%，自 2003年后，自筹资金比例均超过30 %，其中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比例在2006年达到最高58.52%，其他资金来源比例最低为41.4%( 年 )， 最 高 比 例 为49.87%( 2004年)。二、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所占比重较小目前，我国上市的房地产企业非常少，即使是已经上市的房地产公司，由于其业绩的波动性比较大，也只有很少一部分公司具备再融资的条件，从总体来看，房地产上市公司筹资占全部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来源比例很小。同样，债券融资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来源中的比例一直很低，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对发行企业债券限制较严，一般房地产企业开发的项目获取发行企业债券的可能性非常小。（三）外资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1998 － 2006 年，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利用外资占同期我国房地产开发累计资金总量的 1.9%，尽管所占比例非常小，但在 2002 年后呈上升趋势。2006 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企业利用外资增势强劲，一方面，从宏观层面看，国外资本在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升值，伴随外资进入的还有大量热钱，尽管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外资进入的文件，但还有继续扩大流入量的发展趋势。（四）房地产资金信托近期最为活跃房地产资金信托是近期我国最活跃的房地产融资形式。虽然目前房地产资金信托计划的融资额在房地产资金总量中仅占 0.5%，但所表现出的创造性、灵活性与适应能力已显示出资金信托计划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当前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情况分析
2007年以来央行次调高利率，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同时通过特别国债正回购操作回收流动性，6次加息，通过融资成本适度上升来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投放。未来货币政策组合拳的力度更大，会通过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有效配合实现宏观调控。但在货币政策转向“从紧”的同时，今年财政政策将继续保持“稳健”，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社会保障、改善民生、经济结构调整等各项工作将依然能够得到财政的大力支持。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作为检验经济发 展成效的重要标准，巩固完善强化支农惠农政策，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着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等。流动性过剩、投资增长过快、环境与资源压力持续加大以及通胀压力抬头等问题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和长期性，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予以消除，上述问题仍然是 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为确保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政府将继续保持宏观调控的力度，“适度从,紧”仍然是 年我国货币政策的主基调。
三、宏观调控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分析。
（一）运用利率杠杆，控制房地产企业
投资规模房地产投资规模较大比例增长，这种房地产企业过快的膨胀的行为，对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很大的潜在威胁。一方面，被较高利润所诱惑的房地产商，在面对房地产开发过程较大风险时，仍然选择大量涌入，而开发过程的长期性，使得房地产需求的结构及数量存在较大的可变性，一旦外部环境风吹草动就会导致大量房地产企业遭到损失，对于房地产行业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房地产企业开发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商业贷款，故银行业也成为这种风险的主要承担者，而银行业作为我国单一金融体系中的主体，房地产行业所承担的风险一旦实现，银行业的损失，就将牵动众多行业的发展。
（二）提高房地产企业外部融资门槛，增强房地产企业自身实力。无论是通过提高房地产企业贷款自有资本金的比例，四证的取得的要求，还是通过对房地产企业境外融资或房地产企业信托发展的规范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央正在寻求一种融资要求的标准化，各种融资模式在门槛的制定上趋于相同。
（三）信贷紧缩将控制开发总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防止投资反弹，促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水平。
结 语：
房地产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和金融业息息相关，它的发展需要金融业的持续支持，同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发展特别是房地产泡沫的存在会导致金融风险的增加，因此政府既需要通过金融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又需要合理地防范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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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的政策范文5
经济增长速度在持续下降中开始出现回升
记者：自2010年10月宏观刺激政策总体上“择机退出”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虽然2011年全年增速达到9.2%，但按季度看则是持续下降，进入2012年，前三季度又分别降至8.1%、7.6%、7.4%，连续7个季度增速持续下降，第四季度增速回升至7.9%，全年增速为7.8%。造成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的原因是什么？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
刘伟：究其原因，从投资来看，投资需求增速放缓是经济增速放缓的突出原因，主要是市场性企业投资动力不足，在政府投资开始放缓的条件下，投资需求增速放缓愈显突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2010年迅速降至19.5%，2011年再降为16.1%（均剔除价格因素），2012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64835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20.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3%），增速比上年回落3.4个百分点。自2010年以来投资需求增速的持续下降，是形成连续7个季度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但是从2012年第四季度态势看，投资需求增速开始出现积极增长迹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纵观2012年名义投资需求增速比2011年有所下降，但波动幅度不大，同时，若考虑到2012年较上年通货膨胀率的回落（自5.4%降至3%左右），2012年的投资需求实际增长率自2010年来连续2年多下降来看开始出现回升势头。因此，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很可能继续提速，包括各级政府和大企业及中小微企业的投资需求均可能出现稳定缓慢的增长，名义增长率会出现较显著提升，若通胀控制严格则实际增长率会更高些。
从消费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内需不足的突出表现在于消费需求增长动力不足，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上年的增长16.9%降回14.8%，2011年比上年增长17.1%（但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6%）。2012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7167亿元，名义增长率为14.3%，比上年回落2.8个百分点。但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2.1%，比上年提高了0.5%。我国经济长期以来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和城市化加速期，相应的投资需求增长正处在历史高峰期，客观上投资需求的高速增长会排挤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存在严重扭曲，从总体的分配结构看，政府、企业、居民三者间收入增长速度上，居民收入增长长期最低，一般比GDP增速低1/3，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最快，显著高于GDP增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按当年价格计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以上，而GDP（按现行价，不是按固定价）年均增长14%多（按不变价为9.8%），这就使得居民作为消费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这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又与初次分配中劳动要素报酬增速放缓进而比重下降直接相联系，进而使得消费与经济增长不协调。要根本上解决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矛盾，需长期多方面努力，但从2012年总体短期情况看，开始发生变化。虽然名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2011年CPI为5.4%，而2012年CPI为2.6%，因此实际增速是有所提高的。2012年前三季度，我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已超过投资，达到55%，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目标的逐渐实现，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民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必然发生相应变化，相信在2013年，这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的回升能够继续保持其势头。
从外需来看，2012年由于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以及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强化等原因，我国进出口增长低于预期，据海关统计，2012年我国进出口比上年只增长6.2%，其中出口增长7.9%，进口增长4.3%，在与主要贸易国的双边贸易中，中日、中欧双边贸易下降，中美、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及与俄罗斯和巴西双边贸易不同程度地增长。2012年出口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贡献虽不是负值，但由于出口增长在一位数，因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事实上不到1个百分点，而净出口对GDP贡献率则为-5.5%，下拉GDP0.4个百分点。从目前各方面的分析预测看，2013年世界经济虽开始有所复苏，但其速度不可能较快，难以达到金融危机前的增长水平。因此，2013年我国进出口，尤其是出口增速很可能仍在1位数的水平上，可能略高于2012年，但难以达到2位数以上。今后较长时期里，我国经济增长只能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以年增20%以上的出口来支持经济增长的状况难以长期再现。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在回落。
2013年我国投资、消费需求的名义和实际增长速度可能略高于上年，据多方面预测，世界经济在2013年下半年复苏的态势可能更明显，与之相适应我国出口需求增速若也略高于上年，那么，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止跌回升的趋势将更为明确，经济增速略高于2012年是完全可能的，失业率在目前水平上稳定并略有下降也是可能的。
物价持续回落中潜在通胀压力仍较大
记者：2012年通货膨胀全年呈现先高后低趋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年初的4.5%逐月下降（除3月的3.3%较2月的3.2%略有反弹外），9月、10月CPI已降到2%以下，11月才又重回2%，12月则为2.5%。2012年全年CPI比上年涨2.6%。您是怎样分析这些数据的？
刘伟：2012年成功地实现了年初预定的把通胀率控制在3%左右的政策目标。但潜在的通胀压力仍然居高不下，主要原因在于现阶段的通货膨胀成因复杂，有其新的特点。
首先，从需求拉动来看，2012年虽然仍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从紧的力度开始放松，央行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并调整利率浮动区间，同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和逆周期审慎的宏观管理等多项政策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着货币供给，货币供应量增速略显回升，到9月底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创2011年下半年以来新高，M1增速则创2012年新高，M2余额为94.4万亿元，同比增长14.8%，货币存量与GDP之比仍居很高水平，几乎接近200%。考虑到货币政策对物价作用在时间上的滞后性，反危机以来形成的大量货币存量，在未来的几年中将会陆续影响物价指数，从潜在的通胀压力转化为现实的物价上涨。对于这种巨大、集中而又有滞后性的需求拉上的通胀压力，现期宏观政策的时效性会被极大削弱。
其次，从成本推动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要素成本全面上升。现阶段的通胀除受需求拉上作用外，成本推动起了重要作用，有关研究表明，现期通胀压力有40%以上可以用成本推动加以解释，对于成本推动形成的通胀压力，依靠传统的紧缩需求，收紧银根的做法是难以有效控制的，甚至可能产生负作用，在紧缩银根的条件下，上涨的市场利率增大企业融资成本，进而加剧成本推动通胀的压力。
再次，从国际输入方面看，一方面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会推动国内市场价格上升，诸如石油价格的上升对于石油进口依赖度已超过50%且每年仍以8%以上速度增加进口的我国而言，必然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成本；又如铁矿砂等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的大幅上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际市场上最大的买主而言（国际铁矿砂市场贸易量中我国买进量占60%以上），影响是显著的；再有农产品中的大豆、玉米等，我国也是大量进口，其国际市场价格持续上升自然影响我国物价水平。这些进口品价格上升都会直接进入企业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从而加大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上流动性过剩会刺激国内的通胀，美国为走出危机，刺激经济，已连续多次采取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货币政策与财政赤字扩张政策相统一，自然会加剧国际市场上（美元）流动性增加；日本政府在2013年伊始，已加大通货膨胀水平，增大货币供应量，以刺激经济复苏；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经济复苏迟缓，迫使欧洲央行也不得不考虑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国际性的由以扩张财政为主应对危机转向同时运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财政与货币政策同时双强力扩张来缓解危机，会加剧国际市场上流动性过剩，从而推动国际市场上的通货膨胀加剧，进而通过进口贸易影响我国国内通胀压力的上升。
最后，在资本流入流出上由于种种原因，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不断增大，相应地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断提高，也会促使国际上的资本更多地流入我国，资本流入的增加（包括所谓“热钱”），会导致外汇占款的增长，从而增大货币供给，并且产生严重的不稳定性。
目前我国通货膨胀已有所缓解，2012年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已降至2.6%，但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在未来几年仍然较高，并且在国际国内经济矛盾复杂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以某些短期内的突发变化为契机，从某种结构性物价上涨迅速演变为总量通货膨胀。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现阶段通胀压力成因特殊，传统控制通胀的方式和政策的有效性受到极大的削弱，需求拉上的通胀压力具有滞后性，在经济衰退条件下，这种滞后时间会比正常条件下更长，使控制通胀的现行政策的时效性受影响；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显著，使传统的应对需求拉上通胀压力的机制和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甚至会产生反作用，加剧通胀；国际输入性的通胀压力，使国内宏观调控更为被动；国际收支失衡加剧的通胀压力，使国内宏观政策作用被动。所以，现阶段虽然通胀水平表现并不高，但治理难度大。
财政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中的政策作用方式和力度不断变化
记者：自2010年刺激政策退出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又回到危机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状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2013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刘伟：2010年10月择机退出以来，重回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财政政策虽然扩张力度有所放缓，但扩张性的方向仍是明确的，不过是从“更加积极”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则相对财政政策发生了方向性的逆转，从“适度宽松”逆转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其原因和内涵都与反危机之前的政策反方向组合不同。
从原因上看，是因为经济中既存在通胀压力，又存在下行风险（类似于所谓“滞胀”），这种双重风险所要求的宏观政策在方向上是相反的，这就使得宏观政策既不能双松（全面扩张），也不能双紧（全面紧缩），采取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是风险较小且又能减轻经济波动程度的可行选择，在危机冲击过程中是主要运用财政扩张还是主要运用货币扩张或是双扩张来刺激经济？在危机冲击后择机退出时期，是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还是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组合？等等，存有争论，但两大宏观政策工具采取反方向组合在存在双重风险下是可行的。
宏观调控的政策范文6
[关键词]房地产 宏观调控 交易成本 准公共产品
我国房地产市场虽经一年宏观调控，但是整个市场走向没有改变，市场房价仍呈快速上涨势头。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6年第1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0.2%，其中商品住宅投资增长23.1%，房地产企业开发土地面积同比增长53.3%，而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则同比上涨5.5%，部分城市上涨幅度在10%以上。在这种形势下，有必要认真审视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目标，进一步明确调控的依据和政策边界，以切实推进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工作。
一、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
政府到底为什么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为什么要给居民提供一定的住房保障？从现象上看，房地产市场出现投资过热、商品房价格偏高以及百姓住房困难等都是原因，然而从本质上看房地产市场某些内在缺陷才是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导致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达到市场供求均衡，更不能避免出现严重的市场失灵。正因为如此，从理论上说政府必须通过积极的干预和调控，促进和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1.房地产市场具有高交易成本特征，存在投机炒作问题。与一般商品不同，房地产除了可以满足居住需要的使用价值外，还具有较高的投机炒作价值。房地产为什么可以用来投机炒作，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种解释，但归根结底在于房地产市场有较高的门槛，具有高交易成本特征。首先，房地产是较为复杂和特殊的商品，房地产市场的参与者，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需要掌握较多的知识和信息，才能成为理性的市场参与者，才能作出其最优决策。现实中房地产的供应者与消费者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占有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利用这种优势攫取更多的利益，这一点在房地产商一方表现得特别突出。其次，与房地产相关联的土地是稀缺与自然垄断的，加上房地产开发资金需要量较大，以至于房地产市场进入门槛比较高，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完全竞争市场，进而无法保证市场信息是完全的、公开的。虽然房地产市场这种高交易成本特征可以随着市场的逐渐发育成熟而有所弱化，但仍然会一定程度地存在，相应地市场投机炒作问题总是存在，因而依靠市场自身不可能解决投机炒作问题。
2.房地产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其价值无法依靠市场完全实现。房地产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有时也称作“二重性”、社会属性或政策性。一般商品的消费可能只给私人带来收益，而房地产却不一样，它的消费含有公共利益成分，或者外部效益。比如，居民享有适当的住房不仅给居民本人带来利益，而且会对周围环境，对其他居民带来益处，包括公共卫生、市容环境、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利益。另外，房地产消费，特别是居民购房置业，对增强其对国家及所在城市的归属意识有很大促进作用。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特别采取了鼓励居民购房置业的政策，都存在这方面的动机。就不同档次的房地产来说，中低档的普通商品房的公共利益成分所占比重更大，准公共产品属性更为突出。不难证明，让中低收入人士安居乐业将给社会带来的好处，体现出的外部效益是无与伦比的。然而，房地产的准公共产品属性所体现的外部效益并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市场机制在公共产品供应或者说公共价值的实现上是失灵的。既然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房地产的一部分价值得不到实现，那么房地产市场供应将可能相对不足，并且主要体现为普通商品房供应相对不足。这时房地产市场虽然可能会出现供求均衡，但那并非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均衡，不是保证居民充分享受到住房福利的最优均衡。
3.房地产具有一定的垄断性特征，能够导致市场供求结构失衡。房地产的供应以土地为基础，而土地具有自然垄断性特征。任一特定区位的土地都是稀缺的、不可替代的，其供应是有限的。土地的自然垄断性特征则衍生出了房地产的垄断性特征。房地产的垄断性体现为房地产的非同质性。在房地产市场上，受区位因素限制，尽管可以有两套价格相同的商品房，但不可能有两套品质完全一样的商品房。房地产这种非同质性使得任何一套商品房都有其惟一性或者说独占性特征，使得房地产的供应者具备某种程度的垄断地位。房地产的垄断性特征最终导致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结构失衡。垄断表面上看是导致高价格，但价格不是问题的根本，供求结构失衡才是根本问题。由于中高档商品房定价的弹性空间比普通商品房大，可以更好地实现甚至扩张垄断收益，所以房地产企业会倾向于开发中高档商品房。其结果必然是房地产供应结构失衡，房地产市场的这种供应结构失衡，根源于土地自然特征及稀缺性特征，是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垄断引发的，因而无法靠市场力量来消除。
二、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目标分类
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正是针对房地产市场内在缺陷展开的，其总体目标就是要消除市场失灵的影响，保障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均衡和健康发展，促使其与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相协调。根据所针对市场缺陷的不同和政策效应大小，政府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目标可分为投机抑制目标、均衡供应目标与福利保障目标。
1.投机抑制目标。把房地产市场上的投机活动抑制在一定程度之内，或者完全遏止投机行为，是政府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最经常目标。针对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的抑制性政策则是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中最常见政策。房地产市场上投机行为包括商品房的炒作买卖和房地产开发投资过热，其共性是没有正常市场消费需求基础。这些投机行为的存在，一方面可以给房地产市场集聚更多的资金，增加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又可能引发房地产投资过热，市场炒作过度，导致房地产价格偏高，严重时可能形成影响经济正常运行的房地产泡沫。正因为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存在两种不同方向的作用，在实践中各国政府往往根据实际情况，对市场投机行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态度，实行不同的调控政策。不过，当市场炒作气氛过于浓厚，房地产泡沫非常明显时，各国政府无一例外地会制订程度不同的投机抑制目标，采取相应宏观调控政策。
2.均衡供应目标。在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程中，投资者对于土地垄断利润的追求所导致的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问题既包括中高档商品房供应量过大，而普通及低档商品房供应量偏小，也包括房地产商为追求土地垄断收益，对土地、商品房的囤积所引发的房地产市场当期供应相对不足。政府均衡供应目标就是针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政府根据房地产资源稀缺状况，特别是土地资源禀赋，结合经济发展水平，确定适当的，即与居民其它方面消费水平相协调的房地产供给水平，并通过政策引导予以保障，所实现的就是房地产市场均衡供应目标。它包括两个层次供求均衡，一是房地产市场供应与其它商品的供应相对均衡，居民的居住消费与其它商品的消费水平相协调；二是房地产内部结构供应相对均衡，各种档次的商品房供应都与需求基本相当，特别是中低档商品房的供应与广大居民的住房需求基本相当。
3.福利保障目标。政府为了实现房地产所包含的公共利益或价值，按照公共产品由公共提供的原则，通过有关公共政策参与和调节房地产的供应，为部分居民提供一定的房地产消费福利，由此所引起部分居民房地产消费水平的相对提高，享有基本的住房消费福利，使市场供求均衡得到优化和保障，体现的就是房地产福利保障目标。理论上政府的房地产福利保障极限是使房地产的公共价值得到充分实现，居民享受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一致的住房福利，住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市场达到最优均衡。简单地说就是居民房地产消费水平不滞后或超前于其它商品消费水平。现实中政府的房地产福利保障因经济发展阶段、政府财力的不同而情况迥异。目前世界各国都没有给居民普惠制的住房福利，但都程度不同地给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住房保障，促使居民享有基本的居住条件。即使是极度崇尚自由市场制度的美国也有住房福利保障政策。
三、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与政策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