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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研究范文1
关键词：酸雨污染；监测数据；污染现状；污染特征；发展趋势
收稿日期：2011-03-31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973课题（编号：2005CB4222）资助
作者简介：王安群（1962―），女，江西吉安人，副教授，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环境监测研究工作。
中图分类号：X7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1）05-0001-05
1 引言
湖南省位于中国南方中部,居北纬24°39′～30°38′,东经108°47′～114°15′；面积21万km2。因地处洞庭湖以南而得名“湖南”,又因境内最大河流湘江而简称“湘”［1］。我国对酸雨研究较晚,1972年开始了对酸雨的监测,1982年进行了酸雨普查,湖南省属于酸雨的污染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对酸雨的成因研究以及防止酸雨的对策研究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主要利用湖南省2000～2009年10年的降水常规监测数据,对酸雨污染、特征、分布及发展趋势进行比较深刻的分析和探讨。
2 布点、采样与数据处理
酸沉降受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诸如气象条件、地形地貌、地理位置、社会经济状况、大气环境质量等,鉴于这一点和本课题要求,采取以代表性区域点为主,城市区域点和背景点为辅的网格布点法,同时兼顾以下要求和标准。从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湖南省设立36 个监测点［2］对酸雨进行了连续监测,自北向南分别为岳阳、常德、益阳、张家界、吉首、长沙、株洲、湘潭、邵阳、怀化、衡阳、永州、郴州、娄底。大气降水的主要测点设立在市区,其中长沙、株洲、常德、怀化、益阳、衡阳6个城市设立了对照点。测点均按照国家环保局《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进行采样,实施逢雨必测,2000～2009年共收集了16 871个降水样品,本文引用的湿沉降数据主要是SO-4浓度、NO-3浓度、pH值和酸雨降水频率；干沉降为SO2和NO2数据。
酸雨采样分手工采样和自动采样［3］。从2004年开始长沙株洲、湘潭、岳阳、怀化、娄底和吉首7个城市配置了降水自动采样器。衡阳、邵阳、常德、张家界、益阳、郴州、永州等地级市与有关县级市为手工采样。
监测结果处理，降水pH值的月、年均值计算采用氢离子浓度雨量加权法。SO-4、NO-3浓度平均值按雨量加权算术平均值计算。
3 2000～2009年湖南省酸沉降监测情况
3.1 2000～2009年湖南省降水pH值年均值和酸雨降水频率情况
2000～2009年10年间,由表1可见,全省138个pH值年均值,pH值大于5.6的有19个,占13.77%,pH≤5.6的数据为119个,占86.23%。pH值小于4.0（含4.0）的占3.62%,pH≤4.5为25.36%,pH值在5.0～5.6之间（含5.6）占15.94%。10年pH值年均值均小于5.0的城市有长沙、株洲、怀化和娄底市,占城市的28.6%,10年pH值均值均小于5.6的城市除长沙、株洲、怀化、娄底外,还有邵阳、常德、益阳、吉首共8个城市,占城市比例的64.3%。
2000 ～2009年全省酸性降水频繁,降水酸雨频率（平均值）排序依次为怀化（91.25%）＞长沙（85.3%）＞益阳（77.6%）＞常德（77.3%）＞株洲（75.6%）＞吉首（71.9%）＞娄底（68.1%）＞张家界（60.7%）＞衡阳（55.1%）＞湘潭（52.0%）＞邵阳（51.5%）＞岳阳（48.9%）＞郴州（16.8%）＞永州（13.8%）。
表1 2000～2009年14城市降水pH值年均值及酸雨降水概率（%）数据
3.2 2000～2009年湖南省降水pH值月均值和酸雨降水频率情况
2000～2009年全省每月酸雨频繁。降水酸雨频率20%～30%的占1.67%,30%～40%的占2.5%,40%～50%的占13.33%,50%～60%的占15.83%,60%～70%的占18.33%,70%～80%的占31.67%,大于80%的占16.67%,降水酸雨频率出现较为集中的区域在70%～80%。2000～2009年10年全省每个月的降水都为酸性降水,其中pH≤4.5占42.5%,pH范围为4.5～5.0占45.0%,pH＞5.0占5.0%（表2）。
表2 2000～2009年湖南省降水pH月均值及酸雨降水频率（%）数据
3.3 2000～2009年降水中离子含量和主要影响因素
4 湖南省酸沉降特征
4.1 酸雨污染区域分布明显
2000～2009年统计的湖南省主要城市pH值以及对酸雨控制区的划分中,年均pH值在4.5以下的城市被列为重酸雨区,同时根据国家对于“两控区”酸雨污染控制的要求,评价湖南省酸雨的污染情况,Ⅰ级平均值pH>5.6的少（无）酸雨污染的城市有郴州、永州市,占14.3%；Ⅱ级（pH5.0～5.6轻酸雨区）:衡阳,邵阳、岳阳、湘潭、张家界，占35.7%；Ⅲ级（4.5～5.0中酸雨区）:株洲、常德、益阳、吉首、娄底，占35.7%；Ⅳ（重酸雨区）:长沙、怀化，占14.3%。
从全省各城市降水pH等直线（图2）分布及湖南省酸雨的空间分布看,pH略有下降,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排放大量的SO2及当地地形地貌特征等因素对酸雨污染的地区分布影响较大。酸雨污染尤以长沙和怀化严重,属于酸雨严重地区。所以湖南省酸雨分布以长沙为中心的湘江谷地和以怀化、吉首为代表的湘西北地区。
4.2 降水pH值的季节分布,酸性降水季节差异明显
全省酸性降水频繁,一年四季均可能发生。春季和冬季的pH值相对与其他两季值较低,pH较高值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总体来说春季＜冬季＜夏季＜秋季。降雨量超过1 000mm/月的月份主要在5～8月,5月的平均降水量最大。总体上,1～7月份酸雨发生频率和降水酸度呈逐渐降低趋势,从8月份开始,酸雨发生频率又逐渐升高。1月份的酸雨频率最高达79.65%,7月份最低为43.48%,每年11月至次年3月城市酸雨污染较为严重,最严重的为12月份,其次是2月份；有9个城市的10年pH年月均值全部小于5.6。
4.3 10年间降水质量变化趋势
为了衡量酸雨污染变化趋势及其在统计上有无显著意义,采用国家环保具推荐的Sperman秩相关系数法来检验湖南省酸雨的发展趋势,运用连续10年的监测数据,选用降水pH值、酸雨频率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表明10年期间,全省14城市中湘潭、衡阳、岳阳、益阳降水pH值呈上升趋势,酸雨污染略有缓解,其他10个城市降水pH值呈下降趋势,酸雨污染加重趋势明显,张家界酸雨污染加重趋势明显,呈显著性下降趋势。
4.4 湖南省酸雨为典型的硫酸型污染
降水的酸碱性是阴阳离子共同作用的结果,由年、月的离子统计值可知,全省城市降水中阴离子主要以SO2-4为主,阳离子则以NH+4和Ca2+为主,为典型的硫酸型污染。这是由煤烟型空气污染所决定的。
全省酸雨具有分布范围广,降水pH≤5.6的等值面积大,酸雨频率高和降水pH值等特点,为国内严重的酸雨区之一。
4.5 干沉降对降水酸度的影响
SO2浓度排名的是株洲、长沙、吉首、湘潭、张家界、怀化、常德和衡阳,这些也都是pH值较低以及酸雨频率较低的城市。而永州和郴州SO2是全省最低和次低的城市,相应它们也是湖南省的无酸雨和轻酸雨地区。NO2含量前5名的是长沙、湘潭、株洲、衡阳和怀化。因此,空气质量SO2和NO2浓度较高的城市,pH值较低。
4.6 湖南省酸雨面积变化趋势
由图2可见,2000年、2005年和2009年的pH等值线可知,在2000～2005年间,湖南省的酸雨面积由原来的以怀化、湘江谷底的重酸雨区,向西北方向扩展,面积上使整个张家界、常德的湘西北地区都为重酸雨区；而以邵阳为中心的轻酸雨区向西移动,出现了郴州非酸雨区、永州为轻酸雨区。从2005～2009年间,在维持以上的情况下,湘潭、益阳地区的降水pH值有所提高,酸雨污染情况有所缓解,总的来说10年间的酸雨面积有明显扩大的趋势。
5 湖南省未来酸雨的发展趋势预测
10年来湖南省不断加大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力度,国民经济将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在此期间,交通运输条件将得到进一步改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将继续加强、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的比重略有下降,但仍然为主导地位,并且虽然煤炭在总能源中的比例下降,但是总量在增加,见表4。
表4 单位GDP能耗（标准煤/万元）与每年的耗煤量［4］
同时石油、天然气需求旺盛,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进一步加大,能源供应的紧张状况将有所缓和,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随着公路路网的不断完善和经济快速发展,各类民用车辆迅速增长。至2009年底,全省民用车（汽车、电车、摩托车、拖拉机、挂车和其他类型车等6类车）拥有量为583.24万辆,比2008年底增加124.32万辆,增长27.1%；机动车驾驶员671.91万人,增长20.4%。2009年,全省平均每天新增民用车3 406辆。
随着煤炭消费量的增加,未来湖南省的大气SO2 浓度和S 沉降亦呈现增加态势,同时随着汽车拥有量的增大,NOX的浓度和N的沉降同样呈增加态势,而两者又是影响湖南省降水pH值的主要因数,因此,湖南省的降水酸雨有加重的趋势。
参考文献：
［1］ 华夏经纬网络信息中心.湖南概况［R］.长沙：湖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2008.
［2］ 湖南省环境保护局.2000～2009年湖南省环境质量报告书［R］.长沙：湖南省环境保护局，2009.
［3］ 许 晶,万小卓.湖南省酸雨普查现状、污染控制对策及监测工作建议［J］.湖南有色金属，2004（6）：33～36.
西南政法研究范文2
【关键词】并购重组 事件研究法 累计超额收益率
一、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的并购重组已成为我国企业战略的重要一部分。中国企业并购重组的步伐不断加快，而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作为“中国制造”的重要行业，也开始尝试并购重组这项改革。
此次并购是世界最大的两家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商――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合并，意义不单单在于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而是上升为把高铁“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本次整合高铁资源被认为是落实高铁走向国际市场过程中的重要举措。因此，对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并购重组绩效进行评价研究，分析并购重组对绩效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文章采用事件研究法对并购重组进行绩效评价，事件研究法由Ball& Brown（1968）创造，主要被用于检验事件发生前后价格变化或价格对披露信息的反应程度。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分析，比如国外的学者Jensen和Ruback（1983），Neely（1987），Conn和Connel（1990）和Masulis，Wang和Xie（2007）；国内的学者余力、刘英（2004），宋希亮、张秋生（2008）和李青原、陈晓（2011）。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文章采用事件研究法，它以特定事件日为基准，通过研究事件日前后股票收益的变化，通常采用累积超额平均收益率（CAR）指标来衡量标的股票价格因为该事件所受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1.事件定义
关于事件日的确定，本文选择国资委同意中国南车和北车并购的公告日2015年3月5日；其次确定事件窗口，本文以公告日前后30天作为事件期；最后确定估计窗口，本文以公告日前150天至公告日前30天为估计期，共120天，以此来估计期来估算标的股票的期望报酬率。数据主要来源于招商银行即时交易软件。
2.CAR的估计
为观察标的股票是否因并购重组而有显著变化，需对事件期内CAR进行统计检验，本文将采用T检验。CAR值显著大于零，说明并购效益为正，市场参与者认可这次并购重组活动。
三、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方法计算出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的CAR，如图1所示，两股在区间[-29，-25]天CAR已有上升，且CAR值均显著大于0，这并不能完全说明存在“信息泄露”问题，主要原因可能是两公司2014年12月30日已宣布两者并购重组的消息，投资者已根据此消息建仓，拉高股价。在整个区间内，两股的CAR曲线图基本一致。图1显示[-1，1]天CAR变为负值，说明市场对国资委宣布同意两公司并购重组价值提升的反应趋于稳定，在此案例中利好消息反应可能存在2天滞后。在区间[-21，13]天CAR变化平缓，基本均为正值，说明并购重组提升了企业价值，市场对公司价值的增加给予肯定。自14天起CAR波动加大，出现明显的正超额收益，CAR逐渐增加，22天达到最高至9.72%，说明市场普遍看好中国南车这次收购重组能带给企业的价值增值。据图1所示，中国北车亦是在公告日后两天CAR值有所上升，说明并购的利好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在[15，25]区间内CAR显著提高，说明投资者将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视为股价利好消息，纷纷买入公司股票，进而导致了成交量和收益率显著放大。
四、结论与缺陷
本文选取国资委同意中国南车和北车并购重组的事件为研究对象，以并购重组公告日前后30天为事件窗口，运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在并购重组后的绩效得到了显著提高，产生持续的累计超额正收益，然而可能由于事件窗口期的选取，在宣告日并未出现明显的累计超额收益的增加或减少。本文的缺陷在于事件期的选取，由于两公司宣布合并日无相应股价数据，所以采用国资委同意两者并购的宣告日，可能造成一定误差；运用的检验方法较少。在今后的研究中，将采用相应数据运用更全面的检验方法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宋希亮，张秋生，初宜红.我国上市公司换股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7）.
西南政法研究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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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研究范文4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李院长，您好！我们知道，2010年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更名为“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这是在您担任院长后的一次重要改革，那么学院更名后与之前在发展的目标及教育模式上有怎样的变化？
李院长：您好，很高兴接受贵刊采访。2015年是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20周年。我们学院是重庆市第一所经教育部正式批准建设的新闻学院，筹建于1994年，1995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在我国法科大学里第一个开设新闻学专业，是全国第一家以法制新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特色新闻学，在重庆市具有填补学科空白的开创性意义。我院在办学之初，就明确地提出了“主新辅法”的培养模式，形成新闻学和法学相结合的独特学科交叉优势，并整合了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哲学、文学、管理学等学科资源。提出以培养具有“媒介视野、法律正义、社会责任”的高素质法制新闻应用人才为目标，并逐渐形成“媒介视野、法律正义、社会责任”三者并重的办学特色。
学院2010年更名为“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这是我们保持发展法制新闻特色办学15年之后的一次理性拓展。经过全院师生的努力，2010年12月，我院成为重庆市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10年，新闻学专业被确立为教育部财政第六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2011年，新闻传播学学科成为重庆市“十二五”重点学科;2013年12月，新闻学专业入选重庆市“三特行动计划”特色专业建设项目;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先后建成了新闻演播实验室、新闻编辑实验室、新闻节目制作实验室、数字媒体制作实验室、5.1数字环绕声实验室，拥有重庆高校新闻传播学类实力最强大的实验教学平台。
与此同时，学院成立了“法治新闻研究中心”、“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广电与新媒体研究院”，这三驾马车成为学院科研的创新高地，每年产生大量的科研成果，并反哺到教育教学之中，同时也为地方政治文化发展服务。坚持“法治新闻”与“国际视野”的研究特色，形成了明确的研究方向：新闻与法治、国际新闻、影视与新媒体、政治传播。经过20年发展，新闻传播学科已成为重庆领先、西部一流、全国有影响力的新闻传播学科。2013年，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学院新闻传播学科位列全国第二十三位、西部第三位、重庆第一位。
记者：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特色是以全球新闻视角打造国内一流新闻学科，请您谈谈，贵院具体是如何去做的？贵院在全球化新闻教学方面，对未来还有什么思路和愿景？
李院长：我院在学科建设方面一直立足国内、放眼全球，实行国际化办学，主要是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
第一，每年举行1～2次国际学术会议，这些会议的成果已引起国内外的重视，部分成果已写入政府文件。2010年1月12日，我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主办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闻教育改革国际研讨会”。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尼泊尔驻华大使以及中外新闻学院院长、教授等百余人参加了大会;2010年12月29日，主办了“喜马拉雅论坛暨喜马拉雅研究所成立仪式”，尼泊尔副总理亲临会场;2010年7月举办了西部新闻教育师资培训班，邀请了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4位专家进行授课，西部多所高校教师参加了培训;2011年7月18日～19日，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清华大学联合举办“新闻采访写作课”师资培训班，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新闻学院的50名老师参加了此次会议;2012年12月1日，与联合国文明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主办了2012亚洲媒介素养教育大会，来自日本法政大学、东京学芸大学、尼泊尔特里布汶大学、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等高校院所的50多位学者、嘉宾出席会议，包括我院在内的国内外13所大学和院所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素养与跨文化对话协同教席资质。
第二，鼓励学院教师赴国外访学。2011年以来，学院相继有十余位教师前往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美国布朗大学、美国西北大学、美国俄勒冈大学、美国蒙大拿大学等国外著名高校进修或访学。
第三，鼓励学院教师“走出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近3年来，我院教师赴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韩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土耳其、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参加学术活动25人次，参会人员均在会议上发表报告，极大地传播了学科的影响力。
第四，将国际知名学者和专家“请进来”举办学术讲座和学术沙龙。近年来，邀请了国际新闻泰斗Seymour Topping教授、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副校长吉姆・派伯教授、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Julian Knowle教授、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Naren Chitty教授、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教授Joseph Weber教授、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传播学院Jock Lauterer教授、日内瓦大学政治学系主任Paolo Urio教授、日本东京东芸大学和田正人教授、巴基斯坦大使马苏德・汗先生、国际记者中心主席Joyce Barnathan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李喜根教授等一批国家知名学者和专家来学院举办学术讲座，召开学术沙龙，扩展了学科视野。
第五，学院更名后，不断吸引海外学者和海归博士加盟。近三年，每年都有2～3位海归博士加入学院的教学科研团队。与此同时，我们也请国外新闻传播学界的专家到校作短期的教学示范。
第六，学生与世界联系加强。每一年选派学生参加“大篷车课堂”，到斯里兰卡、图瓦、巴基斯坦实地采访。每年夏天，参加奥地利萨尔斯堡全球学生论坛等。
记者：随着互联网及移动媒体的发展、媒体的不断融合以及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贵学院在教学上，包括对教师的要求以及对学生的培养等，是如何适应当前的新媒体环境的？
李院长：20年来，我院坚守“主新辅法”的教学特色，并融入全球化视角，探索一条契合当今新闻传播教育变革发展理念、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的教学改革新思路，确立了“坚守本体、融合开放”的新闻传播教学理念：坚持以与法学学科优势相结合的教育培养模式为根本，充分实现不同专业和学科、课内与课外、中心与媒体、学院与海外名校及机构之间的融合与交流，通过全面、立体、包容和开放的教学体系建设，培养具有“媒介视野・法律正义・社会责任”的高素质法制新闻宣传人才和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传播人才。要求教授实务的教师要到实务部门挂职培训一年，这项工作已经开展了三年;要求教师要有海外学习背景或海外访学背景，这项工作已开展了五年。
为了适应新媒体对人才的要求，学院近几年在人才引进上也进行了调整，除了引进国内外知名高校新闻传播类的博士毕业生，同时也引进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博士，形成科研团队，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
在本科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中，提出向课堂要质量，组织了七个教学团队，在教授、副教授的带领下，对课程进行了大胆的设置，对教学方式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融入更多实务教学的内容，一些课程采用双师教学，本院和实务界教师共同授课。
记者：目前国内一些新闻院系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顽疾，谈谈您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
李院长：在我国，一些院校的确存在理论和实践脱节现象。我院在教学方式上，尽力为学生搭建实践平台，主要有六大方面：第一，与《重庆商报》联合培养新闻传播本科创新实务人才。2015年3月26日，与《重庆商报》联合推出的培养新闻传播本科创新实务人才――“蓝鲸计划”启动。根据“蓝鲸计划”培养方案，学院选拔本科生进报社实习，双方通过互聘方式实现校企双方深度合作;第二，与CCTV社会与法频道合作创建研究基地。CCTV社会与法频道研究基地创建后，深度访谈栏目《崛起》《热点面对面》等均在我们新闻演播实验室完成节目制作，学生参与节目制作的全过程;第三，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创建节目评估西部研究基地。2013年5月18日，学院承办了“移动互联与媒介创新高峰论坛”，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西部节目评估研究基地正式挂牌;第四，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签署了《协同创新战略合作协议》，共建“西政――零点媒介传播基地”;第五，创建了29个校外教学实习基地，已覆盖北京、上海、广东、海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初步形成立足重庆、辐射西南、北上南下东进的格局，满足了学生实习的需要;第六，与国外名校合作办学。学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的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美国俄勒冈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法国图尔大学、法国巴黎三大新索邦大学等国外高校和科研单位建立了多种合作关系。
我院不断尝试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推进教学改革。第一，设立“大篷车课堂”。大篷车课堂的基本理念是“走在路上的新闻”，边走边思考边采访边成稿，即“不断思考+不断实践”。“大篷车课堂”由学院教授带领本科生和研究生到国外进行实地采访和实习，目前我们已到访的地点包括巴基斯坦、图瓦、斯里兰卡、蒙古人民共和国、萨尔斯堡;第二，创建社区媒体平台。我们创办了重庆首张面向社会的《回兴社区报》，每期30名学生全程参与，每期2000份，还形成了依托一份报纸、一个网站、一个微博和一个公共微信，构造了一个立体的《回兴社区报》媒体平台;第三，设立新生研讨课。为新生开设新生研讨课这种模式20年前始于哈佛大学，它是国内高校前沿的教学方法，这种模式2011年被引入新闻课堂，成为我院本科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新生研讨课以讲座形式为新生开设10堂新生研讨课，全部由国内知名学者、实务界精英和本学院教授担任主讲教师;第四，坚持情景教学法。情景教学法在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专业的教学中广泛运用，如定期举行模拟新闻会、模拟公务员面试、模拟现场采访等;第五，鼓励学生创办院报、院刊、院栏目。《新报》是我们学生创办的院报，《西政观察》是院刊，《西政故事》是品牌视频栏目。特别是《西政观察》凭借其独到理性的视角、针砭时弊的文风，在广大同学中拥有很大影响力，连续多年荣获“重庆市校园刊物研讨会报纸类”一等奖;第六，每年举行“新闻传播杯”专业技能大赛，内容包括文章缩写、改写、新闻标题、新闻导语、电脑排版、数字摄影、网页制作、文字录入、电视节目制作等，夯实专业基础;第七，每年举办记者节活动月。每年11月份是我们学院学生记者节活动月，一般分为 MTV大赛、PS大赛、法制新闻摄影大赛及以法治为题材的短剧大赛。
西南政法研究范文5
就在“川妹子”、“米脂婆姨”等品牌叫响全国保姆市场之际，2月29日，重庆江北区的雷先生也开始了包装“重庆保姆”的系列行动：向重庆西南商标事务所递交“好管家？渝妹子”商标注册申请，同时向有关部门申请注册与商标名称相同的网络实名和互联网域名。业内人士称，“好管家？渝妹子”将有望成为重庆第一例保姆商标，山城保姆从此将拥有自己的专门品牌。
据悉，“好管家？渝妹子”商标包括家政服务、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等10个项目，几乎将35类服务类商标一网打尽。
对雷先生的举动，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张玉敏教授表示，“涉外保姆”、“高级保姆”等现象的出现，说明保姆市场可开发和发展的潜力还很大，将保姆由“游击队”整合为“正规军”，既可以按照民事法律关系来调整，还可以通过行业自律、培训、竞争等手段来规范，而走品牌保姆之路则是规范和发展这一市场的当务之急。
西南政法研究范文6
西南政法学院1978年开始恢复招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作为78级大学生，梁治平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七十年代末有一种振奋的和向上的精神状态。时代的转变使每个人都觉得前途光明，社会也还没有淹没在物欲当中……终于有了机会重新办学，老师和学生都很珍惜这样的机会。”（见该书第247页）
书中的一幅照片深深触动了我，这张照片后来被用作《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一书的封面，拍的是清华大学77级学生上课的情景：上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学生衣着朴素，带着一种近似宗教般虔诚的态度在认真听课。那个时代没有多媒体，没有PPT，更没有微课、慕课、翻转课堂，可是为什么老师仅凭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张嘴就能吸引学生呢？这不禁使我想到了教育规律。
研究教育理论的人都知道教育规律一说，教育规律还经常出现在领导讲话中――“按教育规律办事”。但是如果有人追问，教育规律到底有哪几条，教育行政部门是否在按教育规律办事，相信能给出满意回答的人不会很多。一般认为，教育的基本规律有两条，其一是外部规律，其二是内部规律。外部规律揭示的是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说教育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并对其产生反作用。教育的内部规律揭示的是教育和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是说教育要受人的身心发展特点和需要的制约，并对人的身心发展起反作用。
从梁治平与马国川的对谈来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之所以成为教育的“黄金时代”，主要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众所周知，中国八十年代出现了所谓的“文化热”，形成了多个有代表性的学术文化团体，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中国文化书院、“新启蒙”丛刊等。与“文化热”互为表里，大学里人心向学，读书、思考之风盛行。其时，人们久被压抑的精神追求得到了释放，走出文化沙漠的青年期待着用知识改变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可以想见，在那样的社会氛围中，教师欢欣鼓舞，学生求知若渴，师生目标一致，都想把荒废的时光抢回来，教育事业遇到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从这样的时代背景看，“新三级学人”群体的诞生就不难理解了。
对谈中，马国川提及西南联合大学，梁治平认为两者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大家都有理想，对未来充满憧憬”。如果说西南政法的成功印证了教育外部规律的话，那么用教育的内部规律来解释西南联大的辉煌似乎更合理。教育要受制于人的身心发展特点，但是教育又能激发人的主动性，使人知难而进、自强不息。西南联大虽然偏处西南一隅，且遭遇动荡时局，但是师生在战火中悲歌前行，弦歌不辍。他们为国读书，读书救国，期待“南渡北归”，凤凰涅。强敌入侵、多难殷忧反而令学人动心忍性、刚毅坚卓，面对断壁残垣他们精神不倒，人的积极性、主动性空前高涨。因此，在西南联大艰苦的条件下，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振动光谱》等开创之作完成，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经典论著问世，联大在简陋的条件下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任继愈、何兆武等一批大家。
教育对社会的发展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教育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历史告诉我们，“教育救国”行不通，而“科教兴国”庶几可行。教育的外部规律反复证明，教育发展受制于社会发展的状态和水平，这正是“教育之痛”。
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但是，人的发展还受生物、社会实践和个人主观努力等因素的影响，片面强调教育的功能将导致“教育万能论”。学生身心发展有顺序性、阶段性、个别差异性等特点，教师必须充分尊重这些特点，努力做到循序渐进、学不躐等、因材施教。尤为重要的是，学习者的主动性是教育成败的关键。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可激发人的创造热情、好奇心和求知欲。”教育效果的好坏，端赖学习者兴趣之有无。对此，传统文献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学记》《论语》等经典文本蕴含着“以学为本”“因学论教”的思想，《学记》通篇以学立论，强调对学习者“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孔子则重视对学生的启发诱导，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主张。王夫之也曾经说过，“有自修之心则来学，而因以教之。若未能有自修之志而强往教之，则虽教无益”。
中国传统教育以自学自修为主流，两汉经学教育、唐宋书院教育、明清私塾教育概莫能外。近代以降，废科举、兴学堂，偏重于“教”，夸大了教师的作用。以至于，一提到教育首先想到教师的“教”，而非学生的“学”。于是，但凡教育出了问题，教育者首当其冲遭到责难。“教育之病”，其症结恰恰在于夸大了教育功能，把教育看成了“万应碇”。一本影响甚大的教育论著这样写道：“现代教育的功能，除了政治功能或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外，还有经济功能，文化功能，人类自我发展功能，改善人口质量功能，提高民族素质功能，保护生态环境的功能，甚至过好日常生活的功能……”其志可嘉，其文可议。
如果把教育功能分为选拔功能和发展功能的话，我认为，在一般性讨论教育问题时，人们更看重发展功能而忽略了选拔功能。重视学生的发展是对的，可是认为“每个学生都应当发展，都能发展，都必须发展”而毫不顾及现实条件，那就走向了谬误。从普及小学到普及中学，以至于倡导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诸多实践皆以此种认识为基础。其结果是，许多适合读职业学校的学生进了普通高中，不适合读大学的学生进入了大学校园。反思今日中国大学的种种怪现状，或许可以从这里找到病因。
“教育之病”源自对教育的迷信――认为教育的功能无限，教育者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让每个人得到发展。其错误在于，只看到了教育的反作用，却忽视了教育受制约的一面。事实上，教育规律是统计意义上的规律，对于总体成立的事实，对于某一样本则可能是例外。一个人不具备某方面发展优势，缺乏兴趣和进取心，在这样的前提下要求他进步明显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