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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想范文1
莱辛反驳了温克尔曼认为希腊人为了使所造的形体在表情上和伟大心灵上能达成一致是希腊绘画雕刻杰作都表现出节制——“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原因。他认为哭泣和哀号是可以和伟大的心灵并存的，因此为了表现伟大的心灵而放弃哭泣和哀号等表情并不足以成为艺术家在雕刻中不摹仿这种哀号的理由。在这里，莱辛同意这种节制体现了艺术家的智慧，但对温克尔曼所根据的理由以及由此推演出来的普遍规律“却不能同意”，也就是说，在绘画上莱辛基本是同意温克尔曼的静穆理想，但如朱光潜先生所说：“莱辛正是在他（温克尔曼）的影响之下写成《拉奥孔》的，主旨在反对温克尔曼的艺术理想应用到诗或文学的领域。”⑦所以，并不能笼统地认定莱辛完全反对温克尔曼的观点。莱辛在绘画中以美为唯一的原则和目的，相比之下，而在诗的领域中主张推行另一种原则——诗的领域非常广阔，以行动为特有的题材和领域。他的诗与画的区别建立在这个大基础上。对于诗，莱辛主张的是“所谓的主要的东西”，即让“人物行动起来，通过行动来显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主张表达情感”，⑧这实际上是直接继承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诗等艺术的本质都是模仿，“悲剧是对行动的模仿”⑨，模仿出人的性格、情感、思想和活动；“诗人的模仿对象是行动”⑩。莱辛主张诗应表现个性，而不应困守在艺术的局限中，因此他在书中提出一个概念——“有人气的英雄”，作为诗的理想。针对莱辛抨击“诗画一致”说的主题，学界多赞成这些对比具有“抑画扬诗”的旨归，因为莱辛认为诗比画更广阔，更具体，不仅是题材选择，还包括表现领域等方面。他在诗的领域坚持这些主张，似乎确实支持诗比画更高，那是不是就表明他抑画扬诗呢？笔者以为并非如此，莱辛提出：“生活高出图画有多么远，诗人在这里也就高出画家多么远。”在这里，莱辛对生活、图画/画家、诗/诗人三者之间联系的论述，表明了他贯穿全文的一个立场。因此如果仅依据莱辛文中诗画对比结果的表象就认定诗人一定比画家更高就会陷入片面性，因为我们还应注意“在这里”，莱辛认为的“这里”就是生活，诗人更接近生活，在接近生活这一点上诗人确实比画家更高，因此也就更具有现实意义。另外，莱辛一贯的立场不仅包括反对诗画一致说，还有他认为“画家对于诗人领域的侵犯”和“诗人对于画家领域的侵犯”都不应该，也就是说画家和诗人应该在自己的领域里发挥优势以达到自己的最高目的。虽然他认为诗人的领域更广阔，且认为诗人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描绘物体美，诗不应受艺术的限制，并努力为其指明方法，但莱辛并不主张诗人用艺术家的方式侵入到艺术家的领域，而是强调诗人应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由此可见，莱辛并没有因为诗的领域更宽广，更接近现实生活，更具有感染力而贬低绘画，他始终坚持二者有自己的领域，不容互相侵犯，如果莱辛真有抑画扬诗的主张，为什么他不致力于取消绘画的领域呢？可是，莱辛不取消绘画的存在的理由又是什么呢？为什么莱辛给诗与画划定了这么严格的界限，认为诗比画更广，还坚持二者的领域并存呢？笔者以为这应该联系当时德国的社会背景以及莱辛本人的现实主义思想与主张。
莱辛所生活的德国是由三百六十多个小邦组成，其中两个最大的邦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在英、法资本主义工商业不断发展以至形成工业革命时，德国各邦为巩固各自的小邦朝廷争权夺利，造成国家分裂，战乱频仍。另外，宗教改良运动及其反对者之间的尖锐矛盾使得德语世界中教会一直分立对抗，延缓了中央集权的进程。因此，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是欧洲几个主要国家中最落后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受英、法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德国固有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日益觉醒。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有感于十八世纪德国在政治上的分裂局面，很重视发展德国的语言、哲学和文学，尤其是戏剧，他们把这些视为是德国在文化上统一的关键要素。他们试图以文化的方式来启发德意志民族的觉醒，从而使德国启蒙运动的方向限于文艺和文化，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质。但是在德国，市民阶级虽然占很大比例，但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依附于容克贵族，其力量与英、法等国相比仍十分薄弱，而以贵族为首的德国上层社会和国王都崇尚法国文化，对本国的作家和作品却弃之鄙之。另外，德国人还具有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结”。这些都消解了他们的革命性和反抗意识。而莱辛的出现，将德国的启蒙运动推向。莱辛通过步步推导来批驳诗画一致说，这体现了其思想的理论逻辑，但理论逻辑只是著作的一部分，总体来说，他的理论逻辑离不开社会逻辑，甚至是以社会逻辑为指导且为归宿的。上文谈及莱辛在绘画方面的主张与温克尔曼静穆的理想并没有根本分歧，他们都非常推崇古代艺术家的风格，都坚持古典主义的理想，莱辛主张绘画以美为唯一目的，这种美是对人格化的抽象概念的表达，是一般的、抽象的、有节制的，而且他“希望把‘艺术作品’这个名称只限用于艺术家在其中是作为艺术家而创作，并且以美为唯一目的的那一类作品。”莱辛主张艺术不应为意义而应为美而存在。莱辛认为艺术尤其是造型艺术，“能对民族性格发生不可避免的影响”，“美的人物产生美的雕像，而美的雕像也可以反转过来影响美的人物，国家有美的人物，要感谢的就是美的雕像。”艺术即便与需要无关，但并不代表它不会产生影响，作为美的艺术存在，因为其纯粹性，对民族性格的培养会产生影响，也就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这样一个美的领域也因此有了其存在的必要。本文来自于《四川戏剧》杂志。四川戏剧杂志简介详见
文学艺术在道德方面的教育作用以及对民族性格的塑造作用在那个时代普遍受到重视，比如法国狄德罗在《论戏剧诗》中的愿望：“倘使一切模仿性艺术都树立起一个共同的目标，倘使有一天它们帮助法律引导我们热爱道德而憎恨罪恶，人们将会得到多大的好处！”他主张文学艺术介入现实，树立道德教育的目标。而深受莱辛影响的歌德和席勒等人也对文学艺术这方面的作用予以重视，歌德认为当前德国的研究者和作者都只沉心于学问和研究，把这看成是饭碗，以此谋生，却一点都不关心“真正伟大的目标”，“美文学领域的情况也并不比较好。伟大的目标，对真理和德行的爱好和宣扬，在这个领域里也是很稀罕的现象。”他主张通过文学艺术，通过这种经验和教育，使得“道德美便形成教义，作为一种明白说出的道理在整个民族中传播开来。”席勒则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有感于德国落后的社会状况以及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美育思想，试图以审美教育造就个人身心和谐与理性提升，最后实现社会改良。由此可见，审美教育观念在当时的艺术批评家中已是一种流行观念。因此，莱辛之所以强调诗和画的领域互不侵犯，且在诗的领域更广的情况下并不取消画的存在，是因为画属于莱辛艺术思想的社会逻辑的一方面，即通过教育熏陶来改变现状，这也是莱辛启蒙思想的一方面。而在诗方面，莱辛提出的主张与绘画恰好相反，主张诗不应该困守在艺术的局限中，应扬长避短。比如，诗要充分利用丰富的题材，即便丑的和可嫌恶的也可以用来表达某些混合的情感。莱辛引入了运动的观点，主张诗描绘行动、表达情感和个性，打动人心。鉴于德国前期启蒙主义者的软弱和脱离现实，他提出了“有人气的英雄”这一理想，这正是当时启蒙运动所需要的，也是莱辛对启蒙文艺运动所做的最伟大的贡献。莱辛作为上升时期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启蒙主义者，面对现实，立足于德国启蒙运动的现状和需要，提出了在诗方面的现实主义主张。因此，诗属于莱辛艺术思想的社会逻辑的另一面，即通过实践改变现状。因此，莱辛在坚持诗画异质的基础上也坚持两个领域有各自的原则，与莱辛同时代的批评家中也有人坚持“诗画异质”说，比如英国的博克和法国的杜博斯。伯克、杜博斯与莱辛的艺术思想虽不完全同，但都具有其社会逻辑。莱辛否定“诗画一致”说，其诗画异质的观点基于且服务于其启蒙思想，他认为不仅可以通过诗还可以通过艺术来培养德国的民族文学和民族性格，培养德国的新型资产阶级，为启蒙运动服务。可见不管是绘画领域还是诗的领域，压制或否定任何一方，也就是否定任何一方的理想，都不符合莱辛的思想。因此，莱辛的艺术理想应该落实到现实，他的诗画论是探讨德国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以及艺术与德国民族性格的关系。所以，我们应将理论逻辑和社会逻辑结合起来看莱辛的艺术思想，而不是单纯地判断出他“抑画扬诗”。像莱辛这种呼吁行动派的号召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觉醒与斗志，激励了其后的几代人，歌德曾说：“如果我们能按照英国人的模子来改造一下德国人，少一点哲学，多一点行动的力量，少一点理论，多一点时间，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拯救，用不着等到第二个基督出现了。”
社会思想范文2
创新
美国创新传播机构TED负责人克里斯・安德森提出了一个新理念“群众加速的创新”。根据这个理念，创新者不是要赶紧把自己的好点子藏起来，而是要勇敢地公布出来，让别人参与改进，自己也不断进步，最终大家都会成为赢家!
共享
美国著名企业战略专家麦克・波特教授在2011年第一期《哈佛商业评论》上提出，资本主义面临危机，“创造共享价值”应该是企业成功的新目标。“创造共享价值”，是中国人曾经最懂的，也是中国企业现在最缺的!
传播
美国西北大学网络研究中心的Albert-Laszlo Barabasi教授研究指出，社交网络传播遵从爆发性规律，即信息传播的发生极其迅猛，具有不可预见性，并在短时间内达到，但传播周期很短。传播的水平在前5分钟已经决定了。
影响
哈佛医学院的医学社会学教授Nicholes A.Christakis研究指出，人的行为受到朋友的高度影响，但这种影响只到第三度，第四度基本没有。以肥胖为例，胖人的一度好友肥胖的风险增加45％，二度25％，三度10％，四度2％。当心你朋友的身后!
高端
斯坦佛大学博士后Xiaolin Shi在密执根大学读博士时指出，在各个大社交网络中都存在着一张由重要节点组成的小网络，而且有以下特色：一、重要节点相互之间有很高的关联度，结成小网；二、从小网络能够比较精确地预测大网络的特性；三、重要节点更持久，新连接的增长更迅速。
邀请
密执根大学教授Lada A.Adamic等人对社交游戏的研究表明：被朋友邀请加入的游戏参与者粘性更高，更容易邀请他的朋友加入。邀请成功的关键不是撒大网，而是针对少数朋友持续发出邀请。
聚群
美国迈阿密大学的Neil F.Johnson研究发现社团和加入者是双向选择关系：社团会选择自己相对缺乏的人才，加入者也会选择尚不具备自己这样人才的社团加入，关系才容易持久。
男女
哈佛商学院的MBA Bill Heil于2009年撰文指出，在Twitter中，虽然男性和女性粉同样多的人，但男性的粉丝比女性多15％；和一般社交网络不同，男性更活跃。所有用户平均发贴数为1条，前10％活跃用户发了90％的帖子。
掩护
哈佛大学的Miko・aj Jan Piskorski研究表明：各类商业和社交网络也会被人们当作真实愿望的掩护。例如在商业网络中，已有固定工作的人会以扩大业务机会为借口寻找跳槽的机会。
社会思想范文3
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倍受青睐。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滥觞。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
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
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
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即理论活动)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1]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
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
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
二.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
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
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3]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4]
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
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
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6]
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
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7]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
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
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9]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
第五，批判理论以自我再生的总体为根据。
霍克海姆认为，在传统理论那里，主体与客体是分离开来的，客观事件是不依赖于理论的，客观事件的必然性所意味着的是对观察者的独立性。因而传统理论深深地陷入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伟大历史变革主体的自我意识，无法成为作为一种真正现实力量的理论观念。批判理论作为最先进的理论，是与社会形式向未来社会形式转变的过程一致的。它的概念和理论结构处在与历史发展相平行的发展中，批判理论自身的内容也不断受到“根本怀疑”，批判理论家不断地重新开始。它在构造社会发展图景时，在构造具有历史性的存在判断时，让整个理论结构不断适应全新情况。批判理论家在对消除社会不公正的关心中也不断否定着自己的理论。因此，批判理论的行动原则就是：思想活动的内在本性使它面向历史的变化，面向人们之间公正关系的建立。
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
三.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
早在1941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1947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1966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
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
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10]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
“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
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
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1]
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
社会思想范文4
关键词：仁学；和谐；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谐社会
一、孔子的核心思想——仁学
“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仁和义经常联系在一起来使用。“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与“义”相比“仁”的观念则具体得a后果，这个行为仍然可以叫做“义”的行为。如果某个人在客观上遵循了某些道德是出于不道德的其它考虑，即使他的行为在客观上符合道德规范，也只能把这种行为称为不义。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克己”指约束自己，“复礼”指把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言行纳入礼的规范。礼是指具体的道德规范，而仁是一种纯粹的道德品质，比较抽象。如何达到“仁”？孔子强调“为仁由己”进行主观的道德修养，同时在道德实践中贯彻忠恕之道，忠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人们的道德实践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较低标准的要求，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较高标准的要求。要实现“仁”需要进行主观的道德修养，孔子强调“为仁由己”进行主观的道德修养，在深层次的价值观上，孔子坚持以义为上的原则，当人的自然生命与道德选择发生冲突的时候，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倡导为道德理想献身的精神，表达了超乎人的自然生命的善的价值的极致。尽管孔子倡导为道德理想献身的精神，但“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并不是主张愚昧的善，而是把道德作为人的立身之根本。孔子的仁学思想主张爱人和推己及人，但孔子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法，孟子试图回答如何做到“推己及人”，并提出了使之垂名后世的“性善论”。在认识论上孟子与孔子是高度一致的，孔子和孟子皆认为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经验的具体的知识，而是为了明道。因此，孔子主张的道德修养模式，首先要对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有明确的认识，其次，努力实行仁义，将心中的道德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
二、和谐的基本涵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的理念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这三个概念表达的都是关于和的思想[1]。“以和为贵”强调重视人与人和睦相处，待人诚恳宽厚、推己及人、，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礼的作用就是用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孔子的“和而不同”倡导的是有差异性的不同事物的结合，统一共存。“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君子能够与他人保持和谐的关系，但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却能够保持独立的见解，小人习惯于迎合、附和别人的言论，但是在内心深处却是一种不和谐和友善的状态。君子与小人是孔子在道德层面对人进行分类，孔子把品行好的人称为君子，品行差的人称为小人。君子明白伸张正义，小人只知道谋取私利，君子崇尚道德、遵纪守法，品行差的人贪图私利，还放纵自己的行为。在孔子的思想中，中庸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中庸思想的中指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刚刚好，如何才能够把握中呢？孔子提出“执两用中”，也就是只有把握好“过”与“不及”这两端，才能把握中，中庸的重点集中在无过无不及的和谐状态上。和谐并不是指完全没有差别、完全没有矛盾、完全没有冲突，和谐是反映事物与现象的协调、适中、秩序、平衡和完美的存在状态的范畴，是多样性的协调和统一，表明事物的发展变化合乎逻辑和规律。和谐指矛盾着对立面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反相成，既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达到动态和谐。就个人来说，和谐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就社会发展来说，和谐是。和谐不是要达到绝对的统一，而是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和实生物”指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事物总是在对立统一中实现发展[2]。
三、孔子的仁学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孔子的仁学无论从个人道德修养来说，还是从对国家社会层面的发展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认清中国国情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可以使我们能够以理性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去继承传统，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孔子的仁学是其核心思想，其中“仁”能使社会安定团结、和平进步，在政治上，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现了一种民本思想，以民为本，发扬民主精神，使民主能够真实和广泛的体现，尊重百姓意见，任人唯贤。孔子的仁学思想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当今社会法律不断完善，一个社会要和谐除了需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来保障之外，还需要社会成员的自觉遵守道德规范，除了法律的约束之外，还需要社会成员的自律。法律只能保证最低限度的道德[3]。社会是以人为中心、以文化为纽带的，从宏观上说，社会是以人为中心的整个人类社会，是与自然界相对的一个概念，与自然界相对的这个概念包括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等多个子系统。从中观层次上来说，社会指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的概念。“中社会”涵盖了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保障、社会流动、社会政策、社会组织、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社会控制、社会整合等内容。从微观层次上来说，社会对应于社会学中狭义的社会，即作为复合的人的聚集状态，主要指特定人群在一定区域的生产、生活体系及结构。如农村社会、城市社会、社区、街道、学校、家庭，我们视之为“小社会”。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不仅仅指宏观层次上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同时也包括中观层次及微观层次上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从宏观层面来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指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从中观层次上来说，中社会即某个特定社会内部各个结构之间的和谐，即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和谐，从中观层次上来说，和谐社会，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自身的和谐，从微观层面来说，包括学校、街道、家庭等的和谐。社会成员自觉履行道德义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和谐社会的建设，从政治结构上说包括社会内部的民主和法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的积极性得到广泛调动。同时和谐社会也需要社会成员诚实守信、互帮互助、融洽相处。维系和谐社会不仅需要法律，而且还需要道德。在和谐社会中全体社会成员的创造力得到激发，创造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和谐社会也体现了社会各方面利益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它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容是权利、机会和规则的平等，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内容是利益分配平等，同时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道路由中国当代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和平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时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由中国文化决定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里一直崇尚“以和为贵”，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战略是和平与发展，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目前所走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的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140.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256.
社会思想范文5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思想教育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185-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表现在社会领域上就是原有的权力高度集中、政府统管一切的社会管理方式也面临深刻考验。“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仍难以适应快速而深刻的社会变迁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要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更新社会管理观念，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构建社会管理新格局。社会管理创新是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或者这些活动的过程。” [1]社会管理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它既是活动，也是活动的过程，其前提是社会管理存在，其目的在于使社会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保证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
一、社会管理创新要求高度重视社会思想教育
社会思想教育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思想决定行动，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 [2]人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先有思想、后有行动，有正确的思想才有正确的行动。人的愿望、动机、意志等精神力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合力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思想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基础有重要的反作用。只有重视社会思想教育问题，及时发现其存在的弊端，并迅速加以修改和完善，才能保证其发挥正能量，指导人们做出正确的行为。
社会思想教育能够提高社会管理主体的科学决策能力。“科学决策是社会管理主体在社会管理活动中做出的意义重大的决定，它在社会管理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管理的任何环节都离不开科学决策，无论是确定社会发展的方向与速度，还是规定社会活动的内容与程序都需要做出科学的决策。决策是否正确直接决定社会管理的预期目标能否实现。”[3]社会思想教育在社会管理过程中能够推动人们正确思想观念的形成，能够使社会管理主体准确把握管理课题的状况，增强决策的针对性，同时促使社会管理主体因时、因地、因人制宜，随时调整社会决策的内容。
社会思想教育能够为社会管理的客体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教育以人为出发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和归宿，实际运作是建立在尊重人、理解人、信任人、关心人的基础上的，这些人性化原则解除其思想观念中“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禁锢，真正把公共事务当成自己的事，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从而以积极的态度、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生活、工作中。
二、当前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社会思想教育困境
客观环境复杂多变。当前的社会思想教育正处于一个复杂和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缺少的不是沟通，二是信任，人与社会之间缺少的不是理解，而是尊重，这种变化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松散化，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大规模和深层次变革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环境中，社会的开放、交往的增加以及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促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与途径越来越多，人们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复杂，社会思想教育难度进一步加大。
社会思想教育工作者的力量薄弱。表现在思想教育工作者的队伍人数不足以及思想教育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有待提高。对群众弄不懂、看不清的问题、现象，他们在思想上也存在困惑。对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在基层如何正确解释和引导，往往感到棘手。在实际工作中，往往群众提出的问题很尖锐，如果思想教育工作者在思想上不能客观公正的把道理讲清，把形式讲透，令群众心服口服，思想教育工作就很难收到实效。
社会思想教育方式有待提高。传统思想教育注重观念的灌输，在方法手段上缺乏灵活性，受教育者的道德思维得不到培养和发展。“当前互联网的发展一日千里，网络正彻底地改变着我们熟悉的这个世界。网络以其开放性、个性化等特征吸引着人们，并且日益成为广大网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4] 。社会思想教育面对新的变化还未能及时进行调整，还未能充分发挥网络思想教育的优势。
三、社会思想教育困境溯因
对于这些社会思想教育的困境，必须分析其成因构成进行对症下药。研究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以及建议，以达到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社会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宏观原因。伴随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的差异性、选择性和独立性进一步增强，涉及到人们利益的内部矛盾产生许多新的特点。一些领域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实、假冒伪劣、欺骗欺诈活动有所蔓延；有些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职业变化、思想多元化等方面呈现出的新特点使社会思想教育的难度加大。
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是外部原因。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为人们了解世界、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各种思潮的侵入，尤其是当前西方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潮泥沙俱下。这些错误思想，人们难以用理性的思维进行分辨，导致一些人被误导，他们没有把这些思想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进行斟酌，被一味地蒙蔽，这给社会思想教育带来负面影响。
思想教育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滞后是内部原因。当前社会管理方式发生变化，基层思想教育组织在功能和权威方面，都存在弱化的趋势，使思想教育组织支撑乏力。同时思想教育队伍的建设也很不完善，这些都影响了思想教育的正常进行。此外，思想教育的理论研究滞后，工作方法和工作载体缺乏创新，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新形势，难以为思想教育提供正确的指导，在实践中从事思想教育的工作者的方法和思路不能与时俱进，导致生搬硬套、按部就班沿用常规工作方法，空洞说教的多，解决实际问题的少。理论上的滞后，实践中的不求创新，日积月累，使社会思想教育累积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加强社会思想教育对策
在发展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现阶段，努力发展经济缩小贫富差距，是社会思想教育的重要保障。在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全世界的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各个国家在思想教育各个方面也在进行着不断的碰撞和融合，促使我们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去了解、去比较以及去借鉴世界思想教育工作方面的先进的经验。比如西方国家社会思想教育非常重视运用渗透、暗示的方法，使教育对象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和影响。还有就是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学科理论辅助教育，设计生动多样的活动环境让教育对象在崭新的教育方式下受到感染，体现社会思想教育针对性和时效性。
政府要加大对社会思想教育的政策、资金和人才的投入。社会思想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和人力物力方面的支持。需要加强思想上的领导，业务上的指导。建立起多领域、多层次、多方面的思想教育工作者队伍，提高其素质。同时还要注重工作方法，在教育过程中要善于把握教育对象的心理状况及思想意识，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教育，不仅寓教于管，更要寓管于教，这样才能巩固思想效果，使受教育者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心理定式。
完善社会思想教育工作机制。针对思想教育工作机制和理论方法，应该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作机制，包括思想教育工作领导、考核、监督、奖惩机制等。当前社会思想教育工作更多的是流于形式和表面工作，很少能落于实处。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思想教育工作不能搞简单的灌输和空洞的说教，只有坚持理论联系群众的原则，把思想教育同人们的需要相结合，才能由虚化实，把思想教育工作做到人们的心坎上，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以解决人们实际问题为重点，从人民利益无小事出发，才能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要根据思想教育工作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从长远的发展眼光来制定教育的计划和措施，避免思想教育走过场、走形式。只有建立了较完善的工作运行机制，才能为思想教育工作提供可靠保障。
工作方法与时俱进。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网络媒体已经成为社会思想教育的一个崭新阵地。网络媒体作为影响广泛的传播媒体已全面渗透到人们生活、工作、学习等方方面面，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创造更为新颖更为有效的、适应现代信息交流特点的思想教育的新形式、新方法。一方面要建立思想教育网站，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用先进的主流文化占领网络阵地，使网络媒体成为思想教育的新平台。另一方面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建立网络安全体系，通过防火墙技术，阻挡非法数据入侵。利用监控软件对进入信息系统的数据与程序进行实时监控与过滤，通过必要的技术、行政、法律手段建立起信息关阻止网络上不健康的信息。要采取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如微博互动，建立公众微信交流等增强社会思想教育吸引力和说服力。
思想教育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方面，对其具有重要的功能与价值。加强和改进思想教育工作，破解社会思想教育困境，建立起一整套的与时俱进的思想教育机制，有利于在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发挥出最大价值效益，将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 李培林.创新社会管理是中国改革的新任务[N].人民日报，2011-02-22.
[2] 于金荣.思想――行动的先导和动力[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2，（12）：148.
社会思想范文6
特别在有关于义利的问题的言论上，儒家学者孔孟虽不反对追求利益，但实在也不屑于谈论“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可窥见一斑。而墨家的态度则相反：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人在现实生活乃至国家政治现实中关心“利”实际比关心“义”的情况更多些。例如墨子的“尚贤”理论和政府管理理论都极其重视民心民意，以周文王能“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是以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为殁其世，而王天下”之例指导统治阶级制定亲民爱民的统治政策。而后世的许多实际政治理论和实践过程中也大都蕴含了这种“交换”的思想。由此可见，墨家的识“利”并利用“利”就实际多了。
除此社会统治阶层的统治实践中体现出的“兼相爱，交相利”理论外，现实生活中中国人也以“交相利”作为符合自然天意的行为基础。对于“交相利”，多数学者认为墨子讲求功利，“功利、利益是他考虑所有问题的前提”并且在肯定其功利思想对中国的积极作用同时大大批判其“急功近利”“短视”的一面。但本文认为墨子的确承认人与人之间关系功利性的存在，但其重点并不在于让人刻意追求现实的利益，不在于着重强调极端的个人利益得失。所以墨子的言论相对于韩非子的对于人际关系的计算本质说与儒家认为人需“舍利取义”，“君子重义，小人重利”两个极端来说，显得较为符合中庸之道，也是相比于儒家更符合人的天性和现实、更贴近中国社会历史的实践环境的学说。另外，古往今来有许多学者有认为“兼相爱”思想太过理想化，泛爱与墨子本身强调的功利思想不符的批判，并以此说明墨子理论本身就不实际。而本文以为，“兼相爱”则是需在理解其“交相利”思想的基础上才能作出进一步解释，因为人际之间功利性的存在。爱别人目的是为了让别人也爱自己，为了不给自己树敌，墨家要求人人尽可能做到兼爱。除此之外，墨家的其他言论也都可以用这种功利主义启蒙的“交相利”思想出发，找到合乎现实的解释，例如“非攻”“尚力”“非乐”等。这里的“兼相爱”思想是对于现实功利性一种“超实际”的解决方式。正如陈序经解释全盘西化理论只是一种策略与手段，实际目的是为了用极端手段获得中庸结果一样。墨子的“兼相爱”“泛爱”思想颇有用极端提法，为了获得使国民在功利的实际上有尊重他人，爱他人的中庸结果的意味。
那么为什么墨家的学说又更符合中国的现实社会呢？除了墨子的学说所建立的基础更符合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之外，也是因为墨家的学说最早是站在“社会中产阶级”的角度上提出的。墨子作为一个手工业者，生活中必然时常接触到现实的、人际间的、各方面的利益交换。另外中产阶级既有机会接触到下层阶级，贴近社会现实。同时又作为一个希望进入上层社会治理天下的社会积极分子，所提出的理论同时也考虑到上层统治阶级统治之便，提出由政府统一管理社会秩序。相比之下孔子提出理论的本身就站在“君子”的利益集团角度上，期望以塑造理想君子的个人道德文化修养来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不切实际。墨子吸收了儒家理论的部分内容，也对其他内容进行了批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