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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宏观调控范文1
【关键词】房地产；经营管理；金融调控
0.引言
随着制度的变革和产业环境的变化，我国房地产业的商业模式逐渐演变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实行更强化这一模式。在转为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受社会整体融资结构影响，房地产业的资金也主要由银行体系提供，这在促进房地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风险集中。
1.金融调控背景下房地产企业的融资
融资行为从国外经验来看，房地产行业的资金来源渠道：自有资金、银行借贷、发行债券、资本市场融资、信托，国外基金等。从我国情况看，在信贷与土地紧缩背景下，房地产企业融资仍以银行贷款为主，股票融资加速发展，债券融资取得突破，利用外资有所回升。
1.1吸引外资和与外商合作
近十年房地产业利用外资总体呈现下降之后缓慢回升的态势。人民币升值、房价上涨使2006年以来利用外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来源比例有所上升，但2007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利用外资282．29亿元，仅占总投资来1．8％。即使是这些初涉中国房地产企业的外资，也面临了越来越高的政策门槛。2006年171号文，2007年的130号文提高了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的门槛。
1.2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
目前我国REITS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仅有几只REITS在香港上市。但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难以成为我国房地产企业有效融资方式。其一，我国目前尚无国外REITS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二， REITS的资产要求为收益稳定的出租性商业物业(参见广州越秀REITS物业组合)，而我国目前房地产投资增长较快，大多数房地产企业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持有物业比例偏低，REITS资产置换现金的模式对多数企业并无帮助。
1.3银行贷款仍是房地产企业主要融资渠道。
贷款集中度提高银行对房地产业的支持除了开发贷款，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按揭贷款。2007年上半年，国内贷款占房地产资金来源的22％，其他资金来源中的定金和预付款大多来自银行按揭贷款，自筹资金的一部分也间接来自银行，几项合计，房地产投资50％ 以上的资金来自于银行。在宏观调控背景下，房地产业整合力度加大，土地与信贷资源越来越向优势企业集中。对A股上市的房地产企业近两年融资情况统计中，在间接融资市场上，以短期借款、中长期借款为指标的集中度在逐步上升，前十大公司占据了越来越多的银行信贷资源。
2.面对融资困境的房地产企业的主要应对策略。
尽管受目前整个宏观调控和资本市场政策的影响，房地产业的融资困难很大，但是对于一位房地产商来说，坚实的资金链才是房地产商最终需要的。因此，从这一目标出发，房地产商尤其是中小企业应积极应对，制定融资策略，抓住国内房地产业大发展的有利时机，争取在本轮房地产业重新洗牌的过程中调整和壮大自己。
2.1探索有效的民间融资方式。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民间金融资产的逐步扩张，民间借贷逐渐活跃，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截至2011年一季度我国住户存款已超过33万亿元，流通中的现金超过4万亿元，这就意味着相当多的资金寻求不到良好的投资渠道和投资产品。由于房地产业的投资回报率相对来说比较高，往往民间闲置的资金也愿意投入到这个行业。因此，在确保避免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可以按适当高于银行同期利率寻求向其它企业、自然人融资。这种形式建立在充分诚实守信的基础上，灵活、简单、方便，对解决个别中小房地产企业临时资金短缺能起到很大作用。
2.2调整心态和思路，制定多元化融资发展战略。
在目前的宏观大背景下，为了在行业竞争中取得有利的地位，房地产企业就必须面对困难不退缩，尽快调整心态和思路，理解和接受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对比融资成本和可能，积极实现多元化融资，解决资金问题，寻求新的发展空间。比如将直接融资方式和间接融资方式相结合，或者将信托计划及股权融资与银行信贷融资相结合、房地产企业融资与个人融资结合起来的方式等。多种融资方式相结合，一方面，可以减少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缓解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可以降低资金成本，减少企业的融资风险。
2.3建立中小房地产企业发展基金和互担保制度。
可根据实际情况，尝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面向中小房地产企业的资本市场建立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基金和发展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解决中小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难题。同时，以各地房地产开发企业协会为平台，建立民间组织性的企业互助发展协会，吸收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入会，会员如果出现资金紧张，会员单位之问可互助、互保、互督，减轻政府负担。在协会内，处于劣势的中小房地产企业通过互担保，在向银行争取贷款时增加了贷款可信度和成功率。而且这种担保形式将银行外部监督转化为互担保组织内部的相互监督，提高了监督的有效性。
2.4寻求合作开发。
一是与建筑企业合作开发，由建筑企业垫资建设，由开发商支付所垫资金利息，在约定时问内付清所垫本金。如支付还有困难，可用开发房屋作抵押，或者由建筑企业出资建设，开发企业出土地，合作开发。二是与大公司合作，这种方法，一方面能得到大企业部分资金支持，解决暂时的资金困难；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大企业的良好声誉吸引购房者。只要合作能成功，对中小企业来讲是条融资捷径。
3.结语
房地产上市公司应该通过积极有效的项目组合和内部调整，建立符合债券市场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证券发行机构也应在考虑发行成本的基础上， 在融资的数额、期限、结构、利率和对公司监管的参与程度等方面满足企业的需要；企业债券的投资者还要更加关注信息成本和道德风险；监管部门要规范资本市场的运行框架，提供有效的监管机制，保证资本市场的有序竞争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志安．国际房产开发问题研究．国际建筑管理．2004．
金融与宏观调控范文2
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下滑态势有所加剧。多项经济指标表现不尽如人意，各大国际机构纷纷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全年GDP增长率“破8”的概率大幅上升。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许多市场人士认为宏观调控急需加码，以求在稳增长方面取得更大成效。但笔者以为，宏观调控再出重拳并非当务之急。
一方面，宏观调控进一步加码的政策空间并不大。就财政政策而言，当前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染的背景下，财政巩固已成为全球主流趋势，若此时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将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道德风险和声誉风险。此外，虽然中国中央财政实力雄厚，但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仍受到普遍质疑，以政府支出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的可行性较为有限。就货币政策而言，2012年8月，CPI同比增幅较上个月增长了0.2个百分点，短期通胀抬头的压力已初步显现。而长期看，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导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食品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增大，全球流动性过剩格局不会轻易改变，中国长期通胀压力也在不断上升。在短期和长期通胀压力兼具的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在宽松方向上大幅加力的可能性也不大。
另一方面，值得强调的是，宏观调控政策本身并非不给力，而是急需加强效果传导。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后，中国宏观调控发力不小，但实体经济尚未扭转颓势。这既与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息息相关，也与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颇有关联。作为宏观调控的理论源泉，传统凯恩斯主义在学术上的最大缺憾在于就宏观论宏观，近几十年来经济学领域的诸多努力集中于为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构建微观基础。但在笔者看来，宏观调控理论上的微观基础虽在不断夯实，但在现实中却并不牢固。宏观调控未能快速改变当前中国经济的失速态势，易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五种宏微观之间的博弈让宏观政策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
其一，宏微观之间存在“囚徒博弈”。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其核心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这种情况也体现在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过程中。一些宏观政策出台的目标是符合集体理性的，但微观个体却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来调整个体行为，致使调整后的行为未必符合宏观政策本意。例如，2012年以来，监管部门大力整顿银行业不规范经营，其目的是规范行业行为，还利于民，减小融资成本，助推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虽然政策已取得成效，但从微观层面看，整顿不规范经营、不对称降息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在加大银行业竞争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大型企业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源是有限的，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部分金融机构被迫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对大型企业的业务维护上，中小企业得到的金融服务反而受到了相对挤占。
其二，宏微观之间存在“吃饭博弈”。换句话说，无论宏观调控政策如何阳春白雪，微观个体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是需要吃饭的。从宏观上看，中国经济长期吃饭靠转型，唯有转型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但从微观上看，地方经济短期吃饭难转型，为了转型而转型很容易滋生形象工程或风险隐患。微观中国，很多城市、县域存在产业集聚、经济结构单一的特征。如果恰巧这个单一的行业属于粗放增长的行业，属于转型压降的对象，那么地方政府将很难真正做实转型。特别是在当前地方政府的业绩评价体系下，以短期“自发降速”换取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空间的现实激励并不大。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微观企业，一旦为转型而转型，往往会盲目追求多元化，将眼光投入到房地产、民间金融等面子足、见效快的时髦领域，而这种超出其自身风险控制能力的多元化可能会成为隐患酝酿的温床，甚至会对企业主业或地方支柱产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其三，宏微观之间存在“弹簧博弈”，这种博弈就像压弹簧，此消彼长，不进则退。只有宏观调控不断施力，政策效果才会持续显现，若宏观调控不再施力，政策效果就不会继续叠加，而一旦宏观调控有所减力，往往会出现有违政策初衷的负向反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始终具有做大GDP、增加财政收入、提升地方品牌等多重诱惑，只要宏观层面对房市调控稍有放松，甚至只要有些许“不强调”的迹象，微观层面就有捂热房市的本能冲动。2012年5月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很大程度上正是弹簧博弈发挥效力的体现。
其四，宏微观之间存在“边缘博弈”。宏观调控画了一个圈，而部分微观实体，包括地方政府和微观企业往往行走在宏观政策的边缘，或是在不断试探宏观调控的边缘区域，这种行为往往会带来诸多风险。例如，2011年中国民间融资市场经历了一波非理性繁荣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流动性紧张状态下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与民间融资市场政策监管的边界不清晰有关。宏观层面鼓励民间金融力量的稳健培育，但由于规范性的民间金融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民间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政策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这种初始阶段的监控薄弱为民间融资市场创造了行走于边缘的条件，表现为机构超速扩张和业务高杠杆运作，这种边缘博弈带来的非理性繁荣的风险在当前逐步显现，并还将不断释放。
其五，宏微观之间存在“专业博弈”。宏观层面凝聚着专业思维，充斥着专业人士；微观层面则缺乏足够的专业资源。这种“专业屏障”往往成为信息不对称下博弈均衡走向集体利益受损的重要壁垒。表现得过于专业的某些宏观政策，会带来三种非理性的微观反应：一是不加理解、教条主义地执行；二是不加思考、加重砝码地执行；三是不加重视、轻描淡写地执行。这三种做法最终都会导致宏观调控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这种专业博弈发展到极致，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本质上也是专业博弈的结果，前者是金融机构利用专业优势过度开发房产业务、金融衍生品诱发的危机，后者则是政府部门利用专业优势过度透支社会财力诱发的危机。
宏微观之间的五种博弈令宏观调控的效果显现有所不足。笔者建议，针对囚徒博弈，宏观层需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微观效用最大化的可能选择，并辅之以相应的配套政策引导微观个体做出理性选择；针对吃饭博弈，宏观层需要将转型深层次细化，让每一个微观实体都有落实转型的具体指引；针对弹簧博弈，宏观层需要在重点调控方向上加强政策意图宣示和传导，防止不必要的负向反弹；针对边缘博弈，宏观层需要加强对球行为的专向管控，并明确新兴领域的政策边界；针对专业博弈，宏观层需要加强对宏观政策的通俗解释，并引导专业人士更多地向社会传导基本经济常识，减小专业性的信息不对称。
金融与宏观调控范文3
关键词：高额外汇储备 银行 宏观调控 成本测算
一、高额外汇储备下银行金融宏观调控的成本分析
银行发放票据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两种，是银行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成本。一般来说，外汇资金的净流入，往往会导致银行出现外汇储备增长、外汇占款增加等两种情况，从而引起社会流动性扩张，此时银行为了有效应对这种情况，需要进行一定的冲销操作，包括发行票据、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以致产生了宏观调控成本。
基于高额外汇储备的银行金融宏观调控，不但可以通过实施冲销操作来获取冲销成本，同时，还可通过将持有的外汇储备实行资源配置，并从所投资项目中获取一定的外汇储备收益来得到。不过银行的外汇储备往往会由于外汇汇率波动的影响，而导致折合后的人民币资产总额出现相应变动，出现诸如资产负债成本等情况。结合中央银行在n年的宏观调控成本现金流来看，现金流出主要包括发行票据所得利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所得利息和外币对人民币贬值所产生的资产负债成本等几种；现金流入则主要来自于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
二、基于高额外汇储备的银行金融宏观调控成本测算
（一）模型构建
条件一：一般来说，中央银行为达到收紧流动性目的，通常会采用发行票据、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回收再贷款等进行金融宏观调控。本文为方便研究，在此仅对金融机构发行票据、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两种冲销操作进行分析。
条件二：结合美国政府债券作为外汇储备，2009年到2011年期间，假设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比重占美国市场的69.01%、64.56以及54.02%，并进行研究。
条件三：假设中央银行的现金变动为基准，并进行宏观调控成本测算研究。
（二）基于高额外汇储备的银行金融宏观调控成本测算
1、票据利息成本测算
人民银行发行的央行票据主要有4种，包括三个月期央票、六个月期央票，以及一年期和三年期央票等几种，一年期及以下的票据主要采用贴现发行的方式，三年期票据主要采用付息发行。其中，贴现发行利息成本=（100-发行价格）/发行价格÷发行量；付息发行成本=发行量×发行利率×3。根据各期利息成本之和，可计算出每年中央银行发行票据的冲销成本。在采用人民币计价的基础上，第t年人民银行的冲销成本clt计算公式为：
从某年到第t年的票据冲销成本Clt累计公式为：
其中，Pyi为第t年发行的第i期（1年内期限）票据价格；Qyi为第t年发行的第i期（1年内期限）票据发行量；Qyj为第t年发行的第j期（三年期）票据发行量；Iyj为第t年发行的第j期（三年期）票据年化利率；m为第t年发行的（1年内期限）票据总期数；r1为第t年发行的（三年期）票据总期数。
2、存款准备金成本测算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冲流动性，需要支付存款准备金利息。一般多余信息=存款余额×（当前存款准备金率-基准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则第t年银行存款准备金成本c2t计算公式为：
累计成本C2t为：
其中，Qct是第t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Dt是第t年末存款准备金率；D0是基准存款准备金率；Ict是第t年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
三、结束语
通过研究高额外汇储备下银行金融宏观调控成本的相关测算内容，能够有效应用于对金融机构的宏观调控成本规模、结构以及趋势等进行预测。同时，新时期下，基于高额外汇储备的银行金融宏观调控，应重视外汇储备投向的多元化，并及时、灵活调整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以进一步提高银行的投资收益。
参考文献：
[1]陈奉先.中国高额外汇储备：成因、影响与数量管理[D].西南财经大学，2012，04.
金融与宏观调控范文4
正因为是对预期的解读和调节，宏观调控必须具有预见性而非事后性，这是宏观调控效率的高层次含义。恰如《黄帝内经》上对治病的理解：圣人治“未病”，已病而治，如临渴而掘井、发战而铸兵。据此，关于宏观调控的正确理解在于：宏观调控当局如何依据信息或经验，判断未来经济走势，给出一个准确预防“未病”的最优方案。
如果我们从少用工具而达到效果，预先调节以熨平波动两个角度出发，可以对当前的宏观调控作出评价。
第一，经济结构，特别是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是导致宏观调控面临难题的主要原因，中央银行运用各种工具进行试探性治疗是一种不得不为的方式，由此客观上会导致某些效率损失。一方面，当前的过热很大程度上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热钱流入，由此撬动国内金融资产进入资产市场。另一方面，结售汇体制尽管在不断放松，但外汇资金源源不断通过银行体系转入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并形成了流动性过剩压力。因此，中央银行通过发行票据回收流动性，通过准备金政策控制银行信贷都无疑是必须采取的手段。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很难说宏观调控效率低下。
第二，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通过持续的利率上调，包括专门针对房地产炒作的利率政策，房地产泡沫已经面临破裂的临界点；而恰恰是基于对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预期，资本市场指数（沪市）从10月上旬至今回落了1000点，这在严格意义上说明了宏观调控的高效率。上述情况说明，在居民金融资产由保守的存款型向激进的资产投机型转变过程中，宏观调控很可能促使今年四季度出现某种形式的结构回调，并最终达成某种均衡――居民资产结构达到固定收益与浮动收益并重的证券组合。
第三，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对未来结构演化有充分准确的预期，并以此形成准确的治疗“未病”之手段。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并不高于往年、财富效应即将消失的背景下，国内居民收入的增长点何在？如果要素收入增幅不可持续，是否我们有足够的能力确保内需不出现逆转性下降？利率上升到一定幅度是否会让中国出现美国式的住房抵押贷款违约高峰？如果汇率升值达到临界点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外需下降，又依靠什么手段拉动经济？
金融与宏观调控范文5
一、间接调控对于微观金融环境的要求
金融对宏观经济的间接调控，主要是由中央银行综合运用贷款、准备金、利率、汇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来影响银行乃至企业资金营运，调节银根进而作用于经济的.然而，这种间接调控发生效力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微观金融环境，这就是:
1.具备发达、完善的金融市场。作为货币政策的手段，无论是法定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还是公开市场业务，都是通过金融市场调整商业银行的有价证券数量，以便它们的金融资金适应风险变化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影响工商企业.
2.商业银行对于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要能够作出灵敏的反应.只有商业银行通过其资产负债的灵敏反应，才能把金融调控的作用力度传递到企业，从而形成灵敏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
3.资金供应市场化。实施宏观间接调控，必须打破目前实际存在的资金供应“大锅饭”，改变商业银行和企业共同面向市场筹集资金.
二、货币市场的发展对微观金融环境的影响
货币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它本身是货币政策的传递手段外，对于宏观调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宏观调控运行环境的影响.这是因为:
1.中央银行有效地行使间接调控手段必须依靠货币市场。货币市场的短期性、流动性的特点决定了中央银行只有通过货币市场，才能使间接调控的传递时滞、作用力度保持适中。因为，如果实施直接调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灵敏度故然很高，但由于直接调控传递速度太快，商业银行和工商企业往往来不及作出经营策略上的调整，结果就容易导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大起大落。此外，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微观经济，力度太强，缺乏缓冲余地，也容易给经济带来消极影响;如果通过资本市场起作用，又因资本市场的主要活动是发行和买卖各种长期债券和股票，满足政府和企业对长期的、固定的资金需要，因而又势必造成对宏观调控信号反应迟缓，货币政策的传递时滞扩大，政策功能弱化.所以，只有通过货币市场这个传导机制，利用其短期性、流动性的特点，才能既保持传递时滞适中，不失其灵敏;又能保证政策力度适中，不失其效力.
2.商业银行要敏捷地反馈宏观调控信息必须倚重货币市场。如前所述，因为流动性强的特点，决定了货币市场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传递机制的最佳选择。同理，商业银行要敏捷地反馈宏观调控信息，充当“二传手”也要倚重货币市场.一方面，提高资产的流动性要倚重货币市场.商业银行能否对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最终处决于其自身资产流动性的强弱.目前，我国各专业银行普遍资产结构单一，有的专业银行信贷资产占资产总额比列高达85%以上。此外，信贷资产质t日超恶化，呆帐和呆滞贷款居高不下。要增强资产的流动性，就必须参与货币市场的资金循环，降低信贷资产的比例，提高其它资产，主要是证券资产比例;另一方面，只有货币市场的存在，商业银行才能实现资产的吞吐和头寸的调整，否则，其资产流动性就失去了流动的。场地”.
3.货币市场的发展的完善是实现资金供应市场化的重要保证之一在单一的银行信用体制下，企业在资金短缺时只有完全依赖银行，别无选择，银行难以摆脱资金供给制的束缚.长期资金市场可以解决一部分资本的投入问题。因此，货币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也是实现资金供应市场化的重要保证之一。
三、发展和完善我国货币市场的政策取向
综上所述，从宏观的调控和角度来看，在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中，货币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更具有深刻意义。但是近年来，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明显滞后于资本市场，其表现为:
1.缺乏系统的规范化的立法保障，以至“货币市场资本化”倾向严重.部分省市虽有一定规范化的短期资金拆借市场，但由于缺乏严格的管理和系统的立法保障，短期拆借常常变成长期投资，失去货币市场的意义.
金融与宏观调控范文6
[摘要]我国宏观调控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就业充分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目标。从多目标决策视角进行分析，当前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应当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调控政策的组合性和调控手段的多样性，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关键词]宏观调控；目标；决策
多目标决策(multipleobjectivedecisionmaking)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并综合运用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而形成的交叉学术领域，主要适用于在某个问题具有多个目标时，决策者可以依据不同的问题、条件、环境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趋势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继续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各国的宏观调控都必须达到经济、物价、就业、外汇等多个目标的均衡与协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问题，必须进行系统思考，理性决策。下面，笔者拟从多目标决策视角对我国宏观调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国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
在当代世界，虽然各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证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平衡，即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如何衡量社会总供求是否达到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标：即物价上涨率、利率、汇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调节各项指标来求得社会总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我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基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指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就业充分，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物价稳定，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指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响宏观调控的多种因素
无论是国外的五项指标体系，还是中国的四个主要目标，都表明宏观调控问题是一个多目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相互独立的目标，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同一目标的评价指标可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同目标的评价指标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宏观调控多个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一)从经济增长来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GDP总规模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10.96万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20.94万亿元，与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体一致；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平均增长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长9.6%快0.5%。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平衡，但经济持续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调。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消费增长了将近43.2倍，但最终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业结构矛盾仍很突出。从总体形势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值同比增长18.5%，比上年同期快1.3个百分点，意味着工业生产和市场热度升高；从主要行业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来消化其产能和产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结构性非均衡的工业高速增长，会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从重点调控行业看，目前钢铁、水泥等行业增长速度仍然过快，重复低效竞争仍然激烈，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近两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两个重要指标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学界所定义的“稳健区间(12%-20%)”的上限。资金具有逐利性，过多过剩的流动资金，对于一个市场发育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的国家来说，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背。
(二)从就业情况来看，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从1986年开始以后，失业率就缓慢地上升，从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业规模扩张中，城镇就业率上升，城镇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乡村就业率下降，从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3%，失业的却达500万人。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至10.5%，失业将近1000万人。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万个；1995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万个；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不到90万个。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的目标选择越来越困难。如果选择扩张，固定资产需求已经连续40多个月过热了；而选择紧缩，失业率又会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扩张还是紧缩，让决策者面临两难。
(三)从物价水平来看，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通过稳定需求，促进供给特别是基础产品供给增长，保持了经济总量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从1997年11月开始，中国的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2001年、2002年是零物价。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物价、20多个月的零物价。但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进入2002年以来的第二个上升期，1至11月累计上涨4.6%。一些学者认为，本轮CPI上涨完全是因为一些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不会向别的行业和领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本轮CPI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的。从1978年至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433.5%，年均上涨6.3%。因此，虽然近期CPI增长较高，但相对于GDP增长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价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较大。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我国经济在新的上升通道中总体应该保持一种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不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或大起大落。
(四)从国际收支来看，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资构成的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增长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进口，经常项目出现顺差。我国连续6年出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实现了连续10多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项目顺差，外资对中国经济控制力增强。根据国际资本的输出规律，输出国际资本和引进国际资本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66：100，发展中国家为18：100，但我国只有1.5：100；外商投资企业商品进出口在整个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增长，必然产生外币贬值的预期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双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加大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我们正在为如何实现内外需平衡而费尽脑筋，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从经济决策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顺差)”比以往“负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动地选择余地，有钱之难好于无钱之困。
三、完善宏观调控的多维视角
多目标决策的目的是挑选或拟定最优的方案使决策目标极大化。而决策的环境是面向将来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调控这样的复杂问题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将更为突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比较严重，经济增长仍然偏快，价格上涨仍然较多，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就必须坚持对宏观调控问题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举，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我国具有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观调控中，因为动手较晚、延误最佳时机，而且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导致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能。近年来，我国提出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为应对“非典”冲击，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宽松的财税和金融措施，银行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中央及时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及时预警，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头性、局部性问题，宏观调控的频率、手段、节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较好，使2003年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信贷、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偏多，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又及早动手，采取偏紧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促进经济运行转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历史的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