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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行医罪的行政处罚范文1
2008年6月11日，某区卫生局对某镇从事诊疗活动的卞某诊所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卞某持有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其执业地点为某乡某村，其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从事诊疗活动。经核查，卞某分别于2006年5月26日和2007年5月23日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被区卫生局处以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药品器械并分别处以3 000元罚款和6 000元罚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的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相关条款，某区卫生局于2008年7月25日将卞某非法行医调查情况移送至某区公安局依法处理。
2008年12月16日，某区公安局以卞某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为由不认为其犯罪，将案件退回某区卫生局，并建议对卞某进行行政处罚。某区卫生局于2009年3月5日再次对卞某进行了行政处罚: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药品、器械;罚款人民币9800元。
二、分析
本案是在非法行医案件移送中出现问题的一种情形。2008年《解释》出台后，各地卫生行政部门依据《解释》对于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将非法行医的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但是，由于各地公安机关对《解释》的理解不同，认定非法行医和受理案件的标准不一，在实际移送中出现了各种存在争议的问题，致使部分案件公安机关不受理。
本案中，某区公安局认为根据《解释尸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有五种情形，其中与本案有关的情形是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办医疗机构的，可以理解为个人开办私立医院或者私立诊所。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方能开展诊疗活动。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单位不能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上述情况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则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而不是不得开办医疗机构)，与《解释》的表述略有区别，所以某区卫生局在处罚决定中未将卞某开办医疗机构(诊所)书写在执法文书中，仅陈述了其从事诊疗活动的事实，在非法行医的理解上与《解释》有冲突。某区公安局还认为，卞某已经取得了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尽管未在执业地点从事诊疗活动，但其诊所设在城乡结合部，所以不能完全说其不在乡村进行医疗活动。而《解释》对于乡村医生非法行医的定义为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从事乡村医疗活动的。
笔者认为某区公安局的做法欠妥。第一，根据《卫生部关于对乡村医师从业管理条例实施中有关问题的批复》(卫政法发)之一、在农村地区设立个体诊所和其他医疗机构应按照《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进行管理。卞某不符合开办医疗机构的条件，并在城郊结合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设立诊所从事诊疗活动，某区卫生局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依法查处是完全正确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乡村医生经注册取得执业证书后，方可在聘用其执业的村医疗卫生机构从事预防、保健和一般医疗服务，卞某已经常超出注册执业地点从事诊疗活动。而某区公安局以其为乡村医生，可以在乡村从事一般的医疗活动，不构成非法行医罪的主体为由将该案退回的做法是错误的。
第二，某区卫生局分别于2006年5月26日和2007年5月23日，对卞某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设立诊所从事诊疗活动的行为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2008年6月11日某区卫生局再次发现其仍然在该地设立诊所非法行医后及时将其移交某区公安局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卞某的行为符合《解释》中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情形，某区公安局退回该案的做法是错误的。
第三，某区卫生局在前两次行政处罚中，对于卞某非法设置诊所及非法开展诊疗活动行为的证据都进行了有效固定，并且某区公安局在受理案件后，也对卞某非法设置诊所及非法开展诊疗活动行为进行了全而的调查取证并固定了证据。另外，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解释》中规定的不得开展诊疗活动和不得开办医疗机构来讲，虽然字而的意思不同，但是初衷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只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才可以开办医疗机构，只有开办了医疗机构才可以实施诊疗活动。因此，即使卞某持有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开展诊疗活动，也必须是在其执业地点开展，而不应是自设诊所开展诊疗活动。因此，某区公安局以某区卫生局在执法文书中只描述卞某从事诊疗活动未开办医疗机构为由退回是不妥的。
三、思考
当前，受经济利益驱动非法行医现象迅速滋生蔓延。根据社会报道的非法行医涉嫌犯罪的案例及对非法行医案件的查办来看，笔者认为非法行医带来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误诊、错治加重病情。非法行医者往往未经过专业的学习，不懂装懂，导致患者病情加重甚至死亡。二是造成传染病传播。一些黑诊所使用未经消毒的手术器械及手术包，大胆开展外科手术、人流手术等项目，使患者感染疾病。三是滥用抗生素或激素。为了使得利润最大化，黑诊所在为患者治疗时大剂量使用抗生素、激素，或是不问病因直接使用抗生素，导致患者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四是使用伪劣医疗器械和药品。黑诊所为了降低成本，购进的廉价劣质卫生材料既无国家批号又无质量安全保证，甚至是自制卫生材料。五是给患者造成心理伤害。本没有病，却被检查出了病，故意夸大病情或者编造疾病，使患者在遭受经济损失的同时也造成精神上、心理上的严重伤害。非法行医现象扰乱了医疗服务市场秩序和社会治安，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本案是乡村医生非法行医的一种情形。卞某作为乡村医生虽然注册在当地的村卫生室，但其违反规定未在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表现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私自开设诊所非法从事诊疗活动。目前，乡村医生非法行医大体可分为六种状态:一是在本行政村内非法开设黑诊所开展诊疗活动，建议适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对其实施监管;二是在本行政村内以游医的形式非法开展诊疗活动的，建议适用卫生部制定的《乡村医生考核办法》及江苏省卫生厅制定的《江苏省乡村医生考核实施细则》加以约束;三是在本行政村以外的农村范围内非法开设黑诊所，建议适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对其管理;四是在本行政村以外以游医的形式非法开展诊疗活动，该种情况的法律适用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适用《执业医师法》按非医师行医查处，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适用《乡村医生考核办法》及江苏省的《江苏省乡村医生考核实施细则》，建议各地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用;五是乡村医生到城镇非法开设诊疗场所开展诊疗活动，建议适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行监管;六是乡村医生到城镇以游医的形式非法开展诊疗活动的，应该依据卫政法发批复的有关规定，建议适用《执业医师法》查处。
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才能构成犯罪，但是什么是情节严重以前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对此，《解释》第二条第四项有了明确规定: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情形。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介绍，讨论中该项规定的争议较大。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因为第三次违法就上升为刑事处罚，这有重复评价的嫌疑;另一种意见认为，非法行医屡教不改的社会危害性较大，屡禁不止是非法行医现象蔓延的根源，有必要对这种情形加以规定。考虑到非法行医行为人在两次被行政处罚以后，明知非法行医的行为扰乱了国家对医疗服务市场和医务人员的管理秩序，仍然无视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健康权，为了利益的驱动再次非法行医的，说明其主观恶性很大，社会危害性也大，这种行为应当视为情节严重。某区卫生局于2006年5月26日和2007年5月23日对卞某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违法事实分别进行了行政处罚，2008年6月11日再次发现卞某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而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违法事实，按照情节严重的规定也完全符合移送的标准和要求。
非法行医罪的行政处罚范文2
第一，行政处罚影响犯罪成立与否。这种影响力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肯定性的规定，由刑法规范直接规定受过行政处罚的再次实施同性质行为时构成犯罪。二是否定性的规定，即接受行政处罚可以免除刑事责任的承担。肯定性的规定如《刑法》第153条所规定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一年内受过两次行政处罚又走私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行为表现之一，受过行政处罚成为走私行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前提条件。行政处罚也可以成为犯罪的定罪情节，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9月9日联合的法释(2013)21号《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且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②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达到了诽谤罪的定罪标准的“情节严重”，从而构成犯罪。又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数额较大”的，按照盗窃罪规定标准的50%确定。这一规定将行为因受过行政处罚而成立犯罪所要求的数额标准减半，行政处罚间接对犯罪成立产生影响。在我国对于行政处罚的单纯不履行行为，一般是由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力强制其履行，不法行为主体拒绝履行行政处罚的，并不直接构成犯罪，除非其行为方式因采取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时，才构成妨害公务罪，从而进入刑事评价的领域。在这一点上，不同于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模式，台湾地区的立法模式一般是附属刑法模式，在行政法中先规定行政不法行为，并应当予以行政处罚，如对行政处罚不从的，则直接规定为犯罪行为。如台湾的《水污染防治法》第36条第1项规定:事业不遵行主管机关依本法所为停工或停业之命令者，处负责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法律规范没有规定因为行为人不履行行政处罚而将该行为直接交由刑法来评价，但是不法行为主体受过行政处罚对于其再次行为是否受到刑法的评价以及评价的起点却有影响。否定性的规定如《刑法》第201条第4款规定:“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所谓“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是指不应以犯罪论处，即逃税行为经过行政处罚从而阻却刑事处罚。这种规定给予逃税行为者改过自新的机会，对行为人履行了行政义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立法精神，体现了刑法的补充性作用。刑罚适用的补充性不仅应体现在逃税数额、比例的“量”上，而且应体现在违法行为本身的“质”上。①逃税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在该类行为中，将经过行政处罚的行为排除在刑罚之外，不动用刑法但已经起到了保护国家税收的作用，这符合刑法谦抑性、补充性的要求。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对于违法行为的制裁，如果有许多措施可用时，宜先用轻罚，只有轻罚不能有效阻止行为目的时，才有必要动用重罚。刑罚作为国家对于不法行为的最后而且最重的手段性，为避免过于严苛，对于单纯的违反义务的行为，如果行政处罚手段足以达到管理的目的时，没必要动用刑罚。第二，行政处罚证明行为人具有犯罪构成主观方面的“故意”。罪过是行为构成犯罪的必不可少的要件，刑法规定了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式。故意的内容包括行为人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意志因素是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对于以违反行政法规范而构成的故意犯罪来说，构成犯罪必须行为人具备明知。而明知是主观方面的要素，必须以客观证据予以证明。而且行政犯是一种法定犯，与自然犯不同，伦理可责性低，违法与否的界限模糊，实践中也确实存在行为人不知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自我辩解，那么这时受过行政处罚可以作为其主观明知的一种证明。如走私罪是故意犯罪，对于如何认定故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印发《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第5条规定的曾因同一种走私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的，可以认定为行为人“明知”。第三，行为未被行政处罚的，其未被处罚的数额累计计算从而影响其后行为的刑事评价。刑法中有多个条文规定“对多次实施前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如刑法第201条逃税罪“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第153条“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第347条“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未经处理的，数量累计计算”。司法解释中也有类似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2条第2款规定:“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经行政处理或者刑事处罚的，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或者销售金额累计计算。”以上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都体现了不法行为未经行政处罚的数额作为影响下次行为的定罪数额或者量刑数额。如果计入累计的数额达不到定罪数额，当然不构成犯罪;如果累计数额足够定罪，将成为影响适用法定刑幅度的数额。第四，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影响量刑。曾经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不法行为的，说明行政制裁对行为人的无效性，反映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受过行政处罚作为再次行为构成犯罪时量刑的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自不待言。受过行政处罚作为法定从重处罚的情节，刑法规范中也有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醉酒驾驶机动车，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依照刑法第133条之一第1款的规定，②从重处罚。行政处罚也可以作为情节轻重的评价标准而决定行为适用法定刑的幅度。刑法中在对法定刑幅度进行规定时，考量的要素包括数额、情节等，刑法根据“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配置了不同的法定刑幅度，受过行政处罚作为情节的一个评价因素从而影响法定刑档次的适用。司法解释中对“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中很多包含受过行政处罚的内容，如《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受过行政处罚除直接影响量刑外，还影响量刑制度的适用。刑法规定了缓刑制度及缓刑适用的条件，在对缓刑适用的具体操作上受过行政处罚是决定是否适用缓刑的考察因素。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在缓刑适用条件里规定，受过行政处罚三次以上的不得适用缓刑;在具体犯罪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量刑时，受过行政处罚的不得适用缓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因侵犯知识产权被行政处罚后，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一般不适用缓刑。
二、作为定罪量刑要素的行政处罚的范围分析
行政处罚作为定罪量刑的事实使用时，行政处罚所处理的行为应当与构成犯罪的行为是同一性质，并且在法定时效期内。首先，构成犯罪的行为应当与之前所受行政处罚的行为属于同一性质，只有同一性质的行为才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行政处罚无效时动用刑罚的必要性。当然同一性质的行为未必同一罪名，刑法中对于同一性质的行为因为犯罪对象的不同规定了若干罪名，这里不要求前后的行为罪名同一，只要行为属于同性质即可。这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可见一斑，如2014年9月10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的走私行为，包括走私普通货物、物品以及其他货物、物品;“又走私”行为仅指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其次，只有时效期内的行政处罚才能作为刑法的评价事实。涉及到行政处罚的刑法规范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有些明确规定了必须是一定期限内的行政处罚才对定罪量刑造成影响，而有些则没有予以规定。规定了只有一定期限内的行政处罚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事实进入刑事视野予以刑事评价的，一定的期限有的规定是一年有的规定是二年，超过此期间的不进行刑事评价。如刑法规定的“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中的“一年内”，以因走私第一次受到行政处罚的生效之日与“又走私”行为实施之日的时间间隔计算确定，即是指在这一年内的行政处罚对于定罪量刑有影响，超过一年的不能成为刑法的评价事实。但也有些只规定了受过行政处罚而没有规定所受行政处罚的时间界限的，如1999年10月9日《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曾因活动受过刑事或者行政处罚，又组织和利用组织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57条规定了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应予立案追诉的根据之一，就是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这些规定里都没有指出行政处罚对于刑事处罚的影响时间，是否意味着只要曾经受过行政处罚，不论经过多长时间，均可以影响定罪量刑?申言之，行政处罚作为刑事处罚适用的前提事实，是否没有追究时效的限制?从条文规定本身看应当理解为对行政处罚可以追溯的时间上没有限制，但基于刑法规定了追诉期限，作为构成犯罪的事实行为经过一定期限不再追诉，那么同样地作为犯罪事实的行政处罚应当也有追究期限的限制才符合同一性。刑法中除了明文规定以行政处罚作为定罪量刑因素外，还存在一些隐含性的以行政处罚作为定罪量刑的要素的规定。如刑法规定盗窃罪的行为之一是多次盗窃，根据司法解释，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那么构成多次盗窃的行为是否包括受过行政处罚的行为?还是仅指没受过行政处罚的行为?如某被告人在两年期间共盗窃三次，数额分别为:第一次600元、第二次400元、第三次500元，三次行为中的前两次行为都受到了行政处罚，在认定“多次盗窃”的次数时，应当如何处理?如果不将已经受过的行政处罚的次数计算在内，那么其第三次行为仍旧是行政不法行为，不构成犯罪。如果多次盗窃包括已经受到的行政处罚，那么其盗窃500元的行为即构成犯罪。从立法目的看，应当将已经受过的行政处罚计算在内。如果将行政处罚排除在“多次盗窃”之外，对盗窃惯犯而言，接受行政处罚反而可能成为规避刑事责任的方法，这显然不合常理，违背制裁的目的。这种处理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指对同一犯罪不得重复定罪并予以刑罚处罚，而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处罚，已受的行政处罚次数在刑事评价时作为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评价依据而存在。在刑法规范中多处规定的实施某种行为未经行政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数额累计计算”关系到罪与非罪，关系到刑罚的轻重。首先，累计的对象应当限于同一主体的同一性质的行为所涉及的数额。如赵某先后为A、B两公司的工作人员，两公司都涉嫌单位走私，赵某是其中直接负责的人员，那么对其行为的追究只能是分别累计在A、B两公司的未经处罚的数额，而不能将两个犯罪中的数额累计。①其次，累计的行为应当是每次行为都构成犯罪或者是有基本行为已经达到犯罪的程度，对于其之前或之后实施的未经处罚的行为所涉及数额予以累计。从每次行为是否为犯罪行为的角度来看，多次实施某一行为存在以下三种形式的组合:第一，多次行为中每次行为均达到构成犯罪所需的数额标准，均为犯罪行为。第二，每次行为都未达到构成犯罪所需的数额标准，均为违法行为而非犯罪行为。第三，多次行为中部分达到构成犯罪所需的数额标准，为犯罪行为;部分未达到构成犯罪所需的数额标准，为违法行为。就第一种组合形式而言，因为其所涉及的是同种数罪和连续犯，数额累计计算没有疑问，也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在此不赘述。第二、三种情形则涉及到如何对待违法行为的问题，对这些违法行为是否均应累计，如何累计。针对第二种组合方式，每次行为都未达到构成犯罪所需的数额的，对这种违法行为如果没有相关法律予以规定，而理解为未经行政处罚的一并累计为犯罪，是一种将行政违法行为升格为犯罪行为，跨越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限，与分权原则不符，是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越权行为。如果允许如此解释，那么所有的未经处罚的行为均可因为未及时受到行政处罚而构成犯罪，这个结论是荒谬的。当然，在此应将多次违法行为与“一罪”的行为加以区别，有些行为每次单独看都因为数额不够犯罪的界限而只成立违法行为，但这些行为有可能是刑法所指的“一罪”的行为表现，如“蚂蚁搬家式”走私行为，利用邮寄方式逃税，每次所寄的物品所偷逃的应缴税额达不到法律所规定的标准，但这种行为是一种营业犯，即“通常以营利为目的，意图以反复实施一定的行为为业的犯罪”，②对营业犯，应当累计计算数额。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中的累计计算的类型应当说就是指的这种营业犯。第三种组合方式，其中一次或者几次行为构成犯罪，其他行为达不到犯罪程度的，应当累计。第三种组合方式中具体又存在如下三种可能的情形:犯罪成立在先，行政违法在后;最后一次为犯罪行为，之前为行政违法;犯罪行为在中间，前后均存在行政违法行为。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12项规定:“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其盗窃数额”。尽管这一司法解释已经废止，新的司法解释中没有再对盗窃数额累计计算加以规定，但是关于盗窃数额如何累计的问题仍旧存在。从一般法理层面分析，对于行为人基于同一或者概括的犯意，连续实施数个相同的危害行为，尽管刑法学上对其罪数形态存在连续犯、集合犯等不同归类上的争议，但对于其法律后果是不存异议的，共同主张认定为一个犯罪行为，仅作一罪处罚。③因此，对连续实施的行为，累计各次数额就成为“作一罪处罚”的必然选择，而无论各次行为中构成犯罪的行为居于违法行为前后。综上，刑法中所指的累计计算应当是每次行为都构成犯罪或者是有基本行为已经达到犯罪的程度，对于其之前或之后实施的未经处罚的行为所涉及数额予以累计。如果其多次实施的行为均未达到定罪的罪量标准的，不应予以累计，以避免将本应构成行政违法的行为累计成为犯罪。再次，对于累计的时限，即应当累计计算多长时间内的未经处罚的数额，现行刑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司法解释有的没有规定累计的时限，有些则规定了累计的时限。如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6日《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抢夺公私财物，未经行政处罚处理，依法应当追诉的，抢夺数额累计计算”，笼统规定了未经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追诉的累计计算数额。这里应当追诉是指应当受刑事追诉还是指未承担法律责任的一概追究，不得而知。对累计计算的时间跨度，有学者认为，“多次行为中，对于构成犯罪的单次行为，应当以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为准，对于尚不构成犯罪的单次违法行为，则应当以处罚的追诉时效为准”笔者同意这种区分时效的观点，按照此观点，则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如逃税的追究期限为五年、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期限为六个月等以外，多数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给予行政处罚的有效期限应为两年，超过两年发现的，不得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连续犯或者继续犯的责任追究时效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也只应当累计可以追究法律责任的有效期限内的数额，超出有效追究期限的不应当累计。
三、行政处罚对刑事案件审理的影响
非法行医罪的行政处罚范文3
在刑法第336条中规定，非法行医行为的主体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1999年5月1日《执业医师法》实施以来，要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必须通过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医生执业资格统考，才能取得“医生执业资格”。根据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如何论述非法行医行为的“罪”与“非罪”，在法律上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笔者认为，根据《刑法》第336条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是非法行医行为在刑法学上的规定，有“非法行医行为”并不一定构成“非法行医罪”，还得具备《刑法》第336条中“情节严重”、“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和“造成就诊人死亡的”三种情况。
有关“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和“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在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8)5号的司法解释中有详细的论述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除了构成刑法学上的非法行医行为的情况以外，更多的是在民法中相关法律法规中的规定。如：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61条规定 “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但何谓非法行医，在《医疗事故的处理条例》中没有明确的解释；在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15条，“医疗机构执业，必须进行登记，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执业医师法》第39条中，“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违法所得及其药品、器械，并处十万以下的罚款”；《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要求从事母婴保健工作的人员应依照规定取得相应的资格。在2005年国家七部委联合公布的《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方案》更是把非法行医的外延扩展到“医疗机构出租、承包科室”，“医疗机构未经审批擅自从事性病诊疗活动”和“利用B超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诊疗手术的行为”等。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案例：在某市医院工作的妇产科医师，受人请托，其本人认为是出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在家擅自接诊病人。由于患者大出血，在家中缺少抢救病人的药物和医疗设备，致使患者死亡而发生医疗事故。类似这样的事件，卫生部在2005年曾作过“批复”：根据《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医师应当在注册的医疗机构内执业。由此可见，该医师违反了卫生行政规章制度，造成严重后果；在家中接诊，是属于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非法行医行为。此案的发生，应根据其违法违规情节，按照《执业医师法》第39条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44条予以处罚。
鉴于有的当事人提出医师外出会诊是否属于非法行医行为，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已制定了“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并于2005年7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第二条“医师外出会诊是指医师经所在医疗机构批准，为其他医疗机构特定的患者开展执业范围内的诊疗活动”。故依照国家卫生部门的规章规定，经所在医疗机构批准的外出会诊，不是非法行医行为。
非法行医罪的行政处罚范文4
2011年11月，媒体曝光了深圳市光明新区海发酱料厂大量生产假冒伪劣酱料，随后，深圳市检察机关以涉嫌食品监管渎职罪对该区5名市场监管人员立案侦查，其中2人被执行逮捕。〔1〕这是广东省首例以涉嫌食品监管渎职罪批捕的案件，此案件在当地卫生监督部门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方面光明新区原属宝安区，地缘接近，而且肇事酱料厂曾是合法企业，卫生监督部门曾监管过。另一方面，在被立案侦查的人员之中，有些大家还比较熟悉。身边人，身边事；相同的执法环境，类似的执法行为，“灾难”会否降临到我们卫生监督员身上，该如何预防渎职犯罪，值得深思。笔者抛砖引玉，谈点看法。
一、案情
海发酱料厂创建于2003年，主要生产销售酱料，2006年前办有《食品卫生许可证》，随着食品监管职能的调整，2006年以后，该企业由卫生监督部门移交给技术监督部门，后因深圳大部制改革，2010年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接手食品安全监管工作。2011年11月初，深圳一家报纸报道海发酱料厂大量生产假冒伪劣酱油、醋、料酒等食品，并销售到东莞市及周边工厂饭堂的新闻。深圳市检察院反渎局检察人员根据报道迅速跟进调查。发现该厂曾于2010年底和2011年6月因无照经营以及生产假冒酱料两次受到市场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是市场监管部门未按照有关规定对其采取扣押、查封等行政强制措施，仅仅口头责令停产、没收成品及行政罚款，致使该厂得以长期持续地大规模生产假冒伪劣食品。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认为：“对于这种生产伪劣食品的黑工厂，行政执法人员检查时严重不负责任，该查封的不查封，该没收的不没收，这就是纵容，这就是渎职”。〔1〕根据2011年5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专门增设的“食品监管渎职罪”，负有监管责任的5名市场监管人员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二、思考
（一）对渎职犯罪刑事立案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7条规定的渎职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对于或涉嫌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以上，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情形应予立案。本案虽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但造假数量巨大，造成的社会影响恶劣，检察机关给予立案是有法律根据的。
（二）市场监管部门是否很“委屈”事件发生后，市场监管部门感到很“委屈”，他们强调食品监管点多面广，遍及城乡，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并且监管难度大、监管力量严重不足，存在着顾此失彼的问题。〔1〕而且行政执法是检查式的，而监管对象的违法行为是动态的，监管部门不可能天天盯着某个企业。这实际上也是卫生监督部门在日常执法中碰到的共性问题。如果因监管不到位出现事故就涉嫌渎职，那么，类似的被追责事件迟早也会降临到卫生监督员头上。但为什么很少有交警因交通事故被追责，而其它监管部门却容易被追究？为我们讲授“卫生监督系统渎职及其预防”培训课的一名检察官解释说，交警所监管的对象是流动的，由于监管对象不固定，采取的是抽查式执法，基本上不存在监督不到位的问题；而市场监督和卫生监督等部门所监管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的，按照法律法规应履行普查职责。当前，执法难确实存在很多主客观的原因，但监管部门不能以此作为回避执法标准的借口。由此看来，在本次酱料制假案中，市场监管部门涉嫌渎职虽很“委屈”，但法律无情，检察机关立案依法有据。
（三）哪些卫生监督领域容易被追责近年来，国内卫生监督机构工作人员涉嫌渎职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主要集中在医疗监督和职业卫生监督两大专业领域。在医疗监督方面，绝大多数案件均因“黑诊所”非法行医致人死亡而引起。〔2〕〔3〕而在职业卫生监督方面，主要是由职业病事件责任倒查而引发。〔4〕由于监管对象的特殊性，不管是医疗机构还是工厂企业，其违法行为往往会造成人员的伤亡以及恶劣的社会影响，尽管事故的责任主体在企业或个体经营者，但在责任倒查时，却很有可能将卫生监督部门拉下水，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三、启示
（一）斩草不除根，行政不作为就是渎职涉嫌渎职的犯罪案件，几乎都有一个共性的问题，这就是执法人员没有依照法律规定认真履职，对存在危害隐患的案件查处不彻底。如西安市雁塔区卫生监督部门对于非法行医受到两次行政处罚再次被发现的非法行医者，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移交给公安机关,而只是当场开具一张行政处罚单，罚没少量药品，而再无后续工作，使其逃避了刑事追究，可以继续非法行医，并最终酿成人员伤亡事故。〔2〕而温州市龙湾区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尽管已对被举报工厂作了限期一个月内改正和罚款23000元的行政处罚，但没有对粉尘危害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导致后来11人继发矽肺病。〔7〕卫生监督员在职权范围内不负责任，执法时“‘蜻蜓点水”,马虎应付；斩草不除根，行政不作为，最终因渎职拖累了自己，教训是深刻的。
（二）超越职权乱作为，也属渎职犯罪需警惕罪是渎职犯罪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主要是超越职权，处理其无权决定的事项。在卫生监督领域，因涉嫌而被追究的案件也时有发生。〔5〕卫生监督员在日常工作中，特别是在卫生许可和行政处罚过程中，常常会碰到超出职权范围而需要面对的情况，有时可能会出于同情或无奈而违规操作，如安徽省长丰县卫生监督所擅自减轻处罚案，实属无奈之举。〔8〕但不管是何种动机，如不按程序办事，就涉嫌乱作为，卫生监督员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非法行医罪的行政处罚范文5
1、办理非法行医批捕案件案件基本情况
从二年一月至今年六月份，宝安区检察院共办理非法行医批捕案件共37件44人，其中批准逮捕29件32人，不批准逮捕8件12人，占受理总数的22。其中二年2件4人，占当年受理数的20；二一年3件3人，占当年现数的27，二二年2件2人，占当年受理数的18，二三年一月至六月1件，占受理数的20。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非法行医案件的不捕率保持在20左右，有居高不下之势，明显高于其它案件年均不捕率6。
2、办理非法行医案件的基本情况
从二年一月至今年六月份，宝安区检察院共办理非法行医案件29件32人，依法27件30人，不2件2人，不诉率达6。
此外，在此办理的非法行医案件中，虽没有出现无罪判决，但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存在“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造成就诊人死亡”加重情节，检察机关的指控与法院的判决认定情况不一致的情况较多，此类案件有9件，占此类案件的33。
3、非法行医案件不捕、不诉的主要原因
办理的非法行医案件中，不批准逮捕、不的主要原因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犯罪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不批准逮捕或不的有件人，占不捕、不诉案件总数的10；〈2〉“情节严重”难以认定而不批准逮捕或者不的有5件7人，占不捕、不诉案件总数的50。〈3〉在存在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案件中，伤亡后果与行为人的行医行为有无因果关系难以认定而不捕、不诉的4件6人，占不捕、不诉案件总数的40％。
二、司法实践中办理非法行医案件争论的主要问题
“未取得医生职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是《刑法》对非法行医罪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对非法行医罪的规定理解不一，争议较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如何合理界定非法行医的犯罪主体
虽然《刑法》明确规定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但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行医罪的主体问题之争纷繁复杂，主要有：
一是何为医生执业资格？
有人认为，所谓医生执业资格就是医师资格，具有医师资格的人行医不应成为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国《执业医师》第8条，第13条和第14条已有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有类似的规定。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取得了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当然具有医师资格，但取得了医师资格的人不一定具有医生执业资格。也就是说医师资格考试合格，只意味着取得了医师资格，满足了医生执业资格的条件之一。所以，医生执业资格是医师资格和执业证书两者的统一，只要缺少医师资格或者执业证书其中之一的人即可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
二是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异地执业能否成为非法行医犯罪主体
《刑法》规定非法行医犯罪主体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那么，是否就排除已取得医执业资格的人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可能性呢？在实践中不乏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个体医生超出执业注册机关的辖区范围进行异地执业，此类人能否成为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呢？我们认为此类人亦同样可成为非法行医犯罪主体。根据《执业医师法》规定注册医师必须在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更变执业地点的必须办理变更注册手续。所以，对于超出执业机关的辖区范围进行异地执业未重新注册的，应视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可成为非法行医犯罪主体。
三是集体执业资格的医疗机构中行医的人员，擅自从事个体行医的，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罪的主体呢？
《执业医师法》第13条，而第14条规定“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可以为本机构中的医师集体办理注册手续。”在这种情形下，是否意味着这些机构中的医师便具有个体执业资格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执业医师法》第19条就规定：“申请个体行医的执业医师须经注册后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满5年，并按照国家有关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行医。”因此，这些机构的医生未经批准从事个体行医的行为与这些机构无关，属于非法行医，情节严重或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应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情节严重的标准是什么？
非法行医罪在客观方面的一个特征是该罪属于情节犯，行为人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才能定罪。但法律对“情节严重”没有明确的规定，成为一直捆扰司法人员的实际问题，也是的非法行医案件不捕、不诉的最主要原因。在宝安区检察院从是二年至今所办理的非法行医不捕、不诉案件中，因“情节严重”难以认定而不捕、不诉的有5件，占全部不捕、不诉案件的50％。
由于“情节严重”这一起刑标准难以把握，一方面公安机关未能主动、有效地对没有导致就诊人伤、残、亡，但长期进行非法行医活动，严重破坏正常的医疗卫生管理秩序的行为人员开展立案侦查工作，导致对非法行医刑事打击不力的局面。另一方面，对于造成就医人员身体严重损害、死亡的案件中，在不能认定行为人行医行为与就医人的身体严重损害、死亡的因果关系的情况下，难以按“情节严重”这一情节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三〉如何确定加重情节的因果关系？
非法行医罪规定“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造成就诊死亡”的属于非法行医罪的加重情节，但非法行医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要有刑法的因果关系呢？这是办理非法行医案件中遇到的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有人认为，非法行医的伤亡结果与医疗行为之间不具备直接的因果关系，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医疗行为并导致 就诊人死亡的，就要承担“结果加重”的刑事责任。至于是否就诊人自身的身体原因或者其它外界因素导致伤亡发生，不作为非法行医的构成要件，只作为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考虑。这种观点的理论支持是认为非法行医罪的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是间接故意，即在认识因素上行为人对自己缺乏行医技能和控制病情发展的能力是明知的，对病人在得不到有效、及时治疗时会伤残甚至死亡也是明知的；在意志因素上，对病人的伤残、死亡采取了漠然视之、听之任之的放任态度。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有“客观归罪”之嫌。如果行为人在非法行医过程中，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引起就诊人重伤或死亡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这完全符合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都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论处。非法行医罪的主观方面故意的内容体现在行为人明知自己无医生执业资格而非法行医。至于行为人在非法行医的过程中造成就诊人身体严重损害或死亡的后果，其主观上只能是过失。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对重伤、死亡后果持过失罪过形式，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必然直接因果关系，才能作为结果情节处罚。
〈四〉、如何规范非法行医的司法鉴定
在“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造成就诊人死亡” 的非法行医案件中，司法鉴定显得相当重要，是认定非法行医行为与伤害死亡等后果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据。但目前对非法行医罪的司法鉴定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各行其道、各自为阵的状态。
其一是没有统一的法定鉴定机构。目前，侦查机关办理非法行医案件时，有的案件委托本地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下称鉴定委员会）作鉴定，有的委托法医鉴定中心（下称鉴定中心）作鉴定，还有的既有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又有法医中心的鉴定。但是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鉴定委员会是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的法定鉴定机构，是本地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唯一合法组织，只有它的鉴定结论才能作为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换言之，鉴定委员会出具的鉴定意见只是处理医疗事故或认定医疗事故罪的依据，无可争议地具有法律地位。但是，非法行医者未经卫生行政机关批准或承认的卫生技术人员，不属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的医疗事故的行为人的主体，其造成的后果不属于医疗事故。因此，由鉴定委员会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认定非法行医的结论目前是缺乏法律依据的。而鉴定中心的法医学鉴定，是指具有法医学鉴定人资格、受司法机关指派、聘请或者委托、就交付的事物进行研究认定，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鉴定结论。但对非法行医罪的鉴定是否具有权威性，其法律地位也同样是不明确的。因此，在办理非法行医案件过程中，特别是存在两个部门不同鉴定意见的情况，究竟适用哪个部门的鉴定意见就显得无所适从。
其二是没有统一的鉴定标准。目前针对人身伤害案件，有《人身重伤鉴定标准》和，《人身轻伤标准》；针对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伤、残、亡案件，有《道德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鉴定》标准；针对职工工伤及职业病，有《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至残程度鉴定标准》；针对医疗事故，有《医疗事故分级标准》。可见，同样是人身伤、残、亡，发生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伤残的评定标准，这些标准适用范围不同，因此其标准的宽严程度各异。在现有的一系列有关人身伤残鉴定标准中，对于非法行医至伤残亡进行司法鉴定时按何种标准作为依据，目前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一般都是由受委托的鉴定部门根据自己的相关行业确定参照标准来作出鉴定意见。由此作出的鉴定意见由于参照标准的合法性受到怀疑，其作为刑事证据的合法性、合理性也存在疑问。
其三鉴定意见的内容不统一。鉴定中心与鉴定委员会由于各自参照的标准、工作方式等存在差异，因而各自出具的鉴定意见的侧重点也是有所不同。鉴定中心的意见着重伤亡原因，而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意见则着重认清责任。即使同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意见，其内容要求和文书格式也有千差万别。例如对徐忠祥、李继容非法行医的鉴定意见，宝安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认为：徐忠祥、李继容替产妇农海蓬所作的医疗措施与诱发产妇羊水栓塞、胎儿宫内窒息死亡存在直接关系。而中山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法医鉴定却对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与被害人的死亡存在关系未作判断，其结论是：死者农海蓬系羊水栓塞及大出血致死。对于类似的情况，法院如何来信证据往往涉及到行为人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的问题。
三、完善非法行医罪的一些建议
为了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行医罪理解不一、难以操作的问题，改变对非法行医犯罪刑事打击不力的局面，对非法行医罪进行司法解释，明确相关问题是当务之急。我们建议司法解释必须明确如下几点：
一是明确犯罪主体的范围
明确医生执业资格是医师资格和行医行为地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执业许可症两者的统一，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则是指未取得医师资格或者执业许可证之一，或者医师资格和执业许可证均未取得。对于超出核发执业许可证的卫生行政部门的辖区进行行医的，可以成为非法行医的主体。
二是明确情节严重标准
目前理论探讨和实践中一般认为行为人的以下情节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1）非法行医时间较长的（例如可确定为三个月以上）；（2）非法行医获取利益较多的（例如可确定为五千元人民币以上）；（3）经行政处罚后不思悔改，仍从事非法行医活动；（4）在非法行医过程中调戏、侮辱、猥亵妇女、儿童的；（5）使用假药、劣药索骗患者的；（6）行医行为造成患者身体损害的，但达到严重伤残标准的；（7）造成患者严重伤残或者死亡，但行医行为不是伤亡后果的直接原因，只是辅助因素或者诱发原因，或者属于延误病情、加速病变的。
三是明确加重情节的因果关系
应明确“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是指非法行医直接造成就诊人的人身损害程度到达了《医疗事故分级标准》的一级乙等至二级丁等（即伤残一级至五级）或者参与程度达到了75以上；或者在导致就诊人死亡的各项原因中，非法行医的参与程度达到50—74。
明确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是指非法行医是导致就诊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或者参与程度达到75以上，作为主要原因的。
四是明确非法行医的司法鉴定
非法行医罪的行政处罚范文6
一、奖励范围
在打击“两非”案件侦破与处理工作中有立功表现的单位和个人。
二、奖励标准
（一）街道
1．每发现1例持生育服务证并怀孕的育妇不明原因终止妊娠，街道按照《市人口计生委关于加强对持生育服务证育妇孕情跟踪管理的规定》进行立案调查，经查实当事人有“两非”行为的，依法收回《生育服务证》或上报区人口计生局收回《再生育服务证》，并对当事人落实一项长效节育措拖的，对办案有功的街道在年度计生考核给予加20分，并奖励1万元。
2．对由区人口计生局发现持生育服务证并怀孕的育妇不明原因终止妊娠行为，街道积极主动配合调查取证，经查实当事人有“两非”行为，并对当事人落实一项长效节育措拖的，对配合办案街道在年度计生考核给予加5分。
3．每侦破1例利用B超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或选择性别终止妊娠案件，按街道在案件办理中发挥的作用给予奖励：
（1）街道发现线索，并及时上报区打击“两非”工作组进行侦破的，在年度计生考核时给予配合办案的街道加5分。
（2）街道发现线索后立案调查，取得初步调查结果，由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取缔“两非”窝点并对当事人给予罚款以上行政处罚的，在年度计生考核时给予办案街道加10分和5000元奖励。
（3）街道发现线索后立案调查，经查实移送公安机关并由公安机关作出拘留以上行政处罚的，在年度计生考核时给予办案街道加15分和1万元奖励。
（4）街道发现线索后立案调查，经查实并按规定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并由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在年度计生考核时给予办案街道加20分和1万元奖励。
上述加分奖励必须在完成区下达任务的基础上给予加分。
（二）区直部门
1．卫生部门：牵头开展打击“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法人流引产”的专项行动，严格对医疗机构的B超管理，每侦破1例利用B超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或选择性别终止妊娠案件，且依法没收B超机或引产设备，并对当事人以非法行医处理的，给予2000元奖励。
2．公安部门：对区人口计生局、卫生局、街道提供的“两非”线索及时立案侦破，每依法对当事人作出拘留以上行政处罚1例，给予2000元奖励；追究刑事责任1例，给予5000元奖励。
3．法院：依法开展打击“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法人流引产”的专项行动，对“两非”案件优先立案审理，每依法对当事人判决追究刑事责任1例，给予2000元奖励。
4．检察院：依法开展打击“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法人流引产”的专项行动，对“两非”案件优先立案查处，每依法对当事人追究刑事责任1例，给予2000元奖励。
（三）打击“两非”专案组工作人员
专案组工作人员由区纪委、卫生局、人口计生局、公安分局、法院、检察院、工商局等单位抽调专人组成，办案期间，上述抽调人员由区打击“两非”领导小组统一管理，实行全职工作制，给予每人每天100元补贴，但每例案件每人补贴最高不超过1000元。
（四）举报和为案件突破提供线索者，按我区出台的有奖举报公告内容落实5000元以下的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