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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马宝莉——友谊是魔法》这一季的创意总监劳伦•浮士德（LaurenFaust）寻求突破小马宝莉系列早已存在的“女孩”本质，并且依循孩之宝的蕴含教育资讯的建议，做出了更大胆的突破。这因为它不仅是面向女性受众的片子，而且创意总监也是女性，这就为这部片子争取了女性的话语权。除此之外，它的教育意义在于给与了我们的少年儿童许多的启发，每一集时间约20分钟，很适合5岁以上的孩子观看，5岁的幼儿有效注意的时间在10—15分钟⑤，因此从时长上来看不仅适宜学龄前的儿童，而且对更大一些的孩子也是适合的。更为重要的是，剧情围绕友谊这个内容展开，特别是针对女孩子之间的相处问题，涵盖的问题非常丰富，甚至是成年人看了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因此，不论是该动画片的创作主体，还是剧情内容，亦或是作品的性别倾向，都是针对于女孩子。所以下文主要从女性主义视角来分析该部动画片的角色特点。
二.动画片对小母马形象的塑造与雕琢
（一）角色设计
1.外在形象的创设动画是面向女孩的，所以在色彩上不仅绚丽，而且设计者打造的是一个别致温馨的粉色王国。色彩运用上对比柔和，没有特别强烈的色彩碰撞。画面色彩灰度也适中，任何颜色都在原本的色彩基调上添加了许多的白色成分，这样的色彩基调营造了一种柔和，宁静而又温馨的氛围，画面祥和，自然，又不失活泼。并且在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即便是解决争端也没有使用那些激烈的暴力镜头。故事发生在小马利亚这个魔法王国里，而主角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小马利亚的下属城市小马谷、云中城和坎特洛特（相当于行政中心，小马利亚的统治者宇宙公主即久居于此）。小马下分三个种族——独角兽（头顶有一个犄角，这样的小马都具有一定的魔法）、飞马（拥有翅膀，可以飞行）和陆马（活动主要限定在陆地，既没有魔法，也没有翅膀）。在这个魔法世界里，也存在邪恶与正义的较量，而击败邪恶的巨大力量就存在于和谐水晶之中，只有当六个小马齐心合力，团结一致时，才可以发挥和谐之元的威力，六个小马分别代表了和谐水晶中的各个元素——魔法，慷慨，忠心，善良、乐观和诚实。每个小马都拥有独一无二的天赋，在适当的时机天赋标志会出现在她们的臀部，故事中叫“可爱标志”。从外在形象上看，紫悦形象稍显呆板，通体紫色系，给人一种稳重而又神秘的感觉。珍奇是纯白色身体配上比紫悦使用的更加鲜艳的亮紫色鬃毛，显得优雅端庄。云宝是蓝色的身体和彩色鬃毛，这与她常常穿梭于云中的身份非常契合，看到她就能联想到蓝天和彩虹。柔柔是淡黄色身体配粉色鬃毛，这种颜色的组合显得柔嫩而娇俏。碧琪是淡粉色身体配夸张的波浪卷式的枚红色鬃毛，显得张扬而富有活力。苹果嘉儿则一身土地黄色配上可爱的淡黄色鬃毛，这和她忠厚本分的甘于劳作的特点是相得益彰的。所有这些角色的外形设计都与该部动画片的角色性格有密切的关联，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设计者的独具匠心。2.角色内在特点紫悦，痴迷于学习魔法，认真、勤奋、钻研、执着、理性、擅长推理，遇事谨慎，有组织及领导力，凭借强大的魔法潜力被宇宙公主收为门生。但在与小马谷的朋友们接触之后，她从交往恐惧到接受朋友再到享受与朋友们相处的时光，并且每天都体验着友谊笼罩下的强大魔力。除此之外，紫悦在朋友中除了非凡的组织能力，凭借自己谦虚好学所积累的知识，锻炼出了敏锐的洞察力，一次次地带领朋友们化险为夷，并和朋友们团结一致，战胜邪恶。这是一个领导者的形象。珍奇，酷爱打扮自己，天才服装设计师、爱美、优雅、讲究、女性特征很明显，有独特的创造力。同时也有缺点，自我，对自己的妹妹不够有耐心，渴望得到权威人士的肯定，有时比较虚荣，但能及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努力改正。这是个慷慨的又有些娇气的典型的女性形象。云宝的典型特征是勇敢、好胜，同时也努力、执着、忠诚。负责清理小马谷天空，在岗位上尽心尽责，还负责在某些比较隆重的庆典上表演彩虹音爆。此外云宝富有正义感，因为柔柔这只小飞马飞行能力受到质疑时曾为柔柔打抱不平而和嘲笑柔柔的小马一决高下，也因此契机发现了自己的天赋。她不断为突破自己的飞行速度而努力练习着，是个锲而不舍的追求梦想的小马。柔柔的典型特征是害羞、温柔、善良、无穷的耐心和爱心，但生性过于胆小，给她自己带来的许多困扰，有时也给她们的朋友圈带来小小的麻烦，但柔柔一次次地突破自己，并且一次次地战胜所遇到的困难，这样的努力令人感动和值得人们钦佩。碧琪的典型特征是乐观，爱玩、热心、乐于助人、希望给人带来快乐，积极把小马谷里的所有小马都变成她的朋友，她乐于付出，甚至有时候为了帮助别人而遭遇不解和伤害也在所不惜，是个十足的乐天派，脑子里每天都装着派对。苹果嘉儿的典型特征是勤恳本分，善于料理苹果园，制作苹果派等各种苹果制品，有经营之道，另外非常朴素，曾经有过对大城市坎特洛特的迷恋，但最终回归到属于自己的生命家园和精神家园——小马谷，也回归了朴素。从这些角色的内在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品传递出的内涵1.社会对女孩的刻板印象需要适当打破。首先，女孩可以独立的，不需要依附其他人而存在，可以拥有追求个人梦想的自由。其次，女孩子可以是温柔的，善良的，感性的，犹豫的，顺从的，但同样也可以是坚强，勇敢，好胜，理性，有决断力，领导力的。后者在女孩子身上体现，也是可以显得自然而富有魅力。最后，女孩子本身所具备的一些典型的女性气质，即便是柔弱，虚荣等不被看好的一些特点，在某些时候也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释放出巨大的能量。2.个人的成长与集体的力量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的成长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个人的缺点，或者集体的困境。如果人要发展，必须改善自身的缺陷，比如柔柔过于怯懦，但也曾为了集体利益而拼尽全力，身为一只飞行能力很弱的飞马，为了飞马比赛的团队荣誉，能够克服内心的胆怯和对高速飞行的恐惧，坚持不懈地训练，突破自我，为团队贡献做出应有的贡献。大量类似的例子贯穿在该剧的分集之中，这是主题之所在。3.个体之间要正视差异，互相帮助，改善自我。该剧中主要运用两种方式来展示冲突，一种是个体内部冲突，一种是个体间的冲突。剧中塑造的六只小马个性迥异，自身都存在一些闪光之处和一些缺点。有近乎一半的剧情是围绕个体内部冲突展开的，即凸显某个主角的自身缺陷，比如设置紫悦固执、珍奇虚荣、苹果嘉儿逞能、云宝自大等给各位主人公带来的困扰，并让故事主角从中获得教训和比较深刻的认识，从而促进自身的成长。另一种是个体间的各种冲突，剧中呈现了各主角之间解决冲突的过程，这些解决问题的方式建立在维护和巩固友谊的基础上，显得温和而得体，对儿童的发展，特别是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情节设计
情节设计比较简单，围绕主人公身上存在的不足，分集展开剧情，但人物都有成长。比如，每一集的最后，都会有针对该聚集所渗透的教育信息给予简要的总结，但采用的方式是让紫悦给宇宙公主写信的方式来表达紫悦对整个事件的看法和体会，说教痕迹被淡化了，从而更容易被人接受。情节呈现方式虽然简单，但是所蕴含的教育意义非常丰富，涉及到帮助、合作、分享、安慰等四种典型的亲社会行为的描述⑥。如果儿童能够接纳并且认同这些信息，将有助于他们的成长，特别是在剧情中大量涉及女孩子之间的相处之道，对女孩子的借鉴意义更大。
三.我国女性动画片的现状及其原因
（一）数量少，质量一般，影响力不足
世界动画片的发展规律是面向女性的动画片滞后于面向男性的动画片，中国动画片发展的现实状况也印证了这一特点。美、日这样的动画强国生产的面向各个年龄层次女性的动画片，题材也相当丰富，且靠相应的衍生品所获得的利润也非同一般，知名如日本的樱桃小丸子，HelloKitty。美国的如家喻户晓的芭比娃娃和小马宝莉。仅以本文中提到小马为例，以《小马宝莉》为首的孩之宝旗下女性向玩具线销售额增长了5%，达到了惊人的4亿零770万美元，而其全线的销售额则是14亿7000万美元⑦。我国现在已经有了《巴拉拉小魔仙》⑧这样成功的案例，但是并未形成规模。特别是面向青少年的女性动画片还显得非常单薄，目前没有一部影响力较大的少女动画片。因此，在动画片数量得不到保证的前提下，很难从这样的基数中出现精品，也更难博得大众的口碑。
（二）创作人员的生存危机
中国动画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凭借统购包销的制度支持，创造了令当时的国际同行惊叹的“中国学派”，艺术成就很高但每年的产量很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动画行业受到了剧烈的冲击，许多优秀的动画制作人员沦为迪斯尼、梦工厂等国外动画巨头的画工，这也是在国内市场中实现不了自己价值的无奈之选，毕竟生存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
四.《小马宝莉》对我国动画片创作的借鉴意义
（一）转变观念，关注女孩需求
我国的面向女孩动画片创作的薄弱，很大程度上在于思想观念的疏忽。我国近年来受众群非常多的动画电影，动画片，所设定的主角都是男性，如《宝莲灯》中的沉香，《蓝猫淘气三千问》中的蓝猫、《魁拔》中的蛮吉、《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的主要角色80%以上是男性，《熊出没》中没有一个角色是女性。从这方面看，我国的动画片的题材还是处于那种侧重于面向男孩、描述暴力、宣扬热血的状态中。因此，我们国家的动画创作人员应当注意将视线转向女孩，考虑并关注女孩的娱乐需要和成长需求。
（二）抓住机遇，占据商机
我国市场上所兜售的面向女孩的玩具几乎都是“舶来品”。我们可以向美国孩之宝公司学习，从开发玩具入手，占领市场，再根据玩具市场的反馈来制作相应的动画片。也可以通过相反的方式进行。但我国在设计受到观众肯定的动画形象之后，运作的手段还不够成熟，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够强，也导致我国的动画衍生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偏低。
（三）创建优秀团队，保证创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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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消费者实行特别保护的需要。在到18世纪以前，西方国家的民法对消费关系的调整，坚持一个原则，即商人和消费者之间，要使用民法的有关合同一般规则，采用了一种叫做买者当心的原则。民法认为，我不管你是消费者还是非消费者，你和商人之间发生了买卖关系，我对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保护措施，你自己要当心。在商人和消费者之间适用“买者当心”原则。
19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这样一个原则越来越感觉到不合适。在现代社会里，随着大公司、大企业的蓬勃兴起，消费者和这些大公司、大企业在交易的时候，表面上他们是形式上的平等，实际消费者是处于弱者的地位，他们缺乏和对方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些大公司、大企业，常常采用格式条款，消费者只能被迫接受。特别由于技术的发展，对于许多产品的瑕疵，因为这些瑕疵造成了损害，最后也很难举证，很难寻求保护。加上消费者势单力薄，在受到损害以后，往往很难从那些大公司、大企业里获得赔偿。正因为这些原因，从19世纪以来，对消费者特别保护需要的压力越来越大。
其次，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爆发了消费者权利运动。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强烈要求立法对消费者给予特别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逐渐从民法里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法律。从《消法》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也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律，不适合于把它完全包括在民法里面。消费者的权利很难说都是一些民事权利，它已经超出了民法所确认的民事权力的范畴。过去我们出现一些案例，有时候在法院打官司的时候，法官在判决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直接引用《消法》，曾经引起过讨论。比如，涉及到一些权益的侵害，买东西没有如实告知有关产品的使用方法等等，法院能不能直接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的知情权，判对方承担民事责任。我个人看法，如果民法有直接规定，还应该直接援引民法。因为，民事责任来源于对于民事义务的违反，民事义务对民事权利的侵害，直接由民法确认的，根据是民法。《消法》有些跟民法不完全一样，有它特别的特殊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消法》一定要从民法里分离出来。例如，有关没有告知产品使用方法，这个在《合同法》里有规定，直接用《合同法》就可以了，不能用引用知情权打官司，因为消费者权利和民事权利是不完全一致的。
另外，有一些对消费者保护的措施，这也不都是民事责任能包括的。比较典型的，像许多国家在《消法》里确认召回制度。有很多人说，是不是可以将“召回”写在我们的民法里面，包括我们正在搞民法典的制定。我个人的看法，它不是民事责任，或者不是民事制裁措施，它主要是在《消法》里或者在有关产品责任领域里所采用的措施，不应该在民法里，它跟民事责任有很多区别，民事责任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是发生纠纷以后，要有一方提出请求，才产生民事责任。像召回这样的措施，必定要产生纠纷。
比如汽车出现瑕疵，主要你的生产者发现有瑕疵，即使现在没有产生纠纷，你也应该履行召回的义务，应该把有瑕疵、有危险的汽车召回。同时民事责任必须有一方提出请求，才能采用这个条例。但是对于召回来说，不一定一方提出请求，或者没有受害人提出请求的情况下，生产者应该负有把有瑕疵汽车召回的义务。而且民事责任通常不需要政府机关介入，因为受害人直接到法院寻求补救，政府一般不干预。但是召回制度有政府的干预，你不履行召回义务，政府应当主动干预。这和民法的民事责任也不太一样。
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从民法里分立出来的一部，我们在法律上把它称为“特别法”。从性质上来说，它是既具有包括民法的规范，同时也包括行政法规范，我们称为经济行政法律，也有人称“经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属于“经济法”的范畴。一、关于消费者的概念
王海事情出现以后，消费者概念引起广泛的争论，究竟什么是消费者？首先消费者只限于自然人，而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为消费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应该受《合同法》的调整，而不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这个主要理由有这么几点。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就是为了保护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弱者。弱者指的是个体、单个的社会成员。单个的社会成员与大公司、大企业发生买卖关系、服务关系，始终处于弱者的地位，法律上应该对他们倾斜。这就是消费者，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生的根本原因。假如将消费者范围扩大到单位，这样将会改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的宗旨。单位本身不是一个弱者，他们有足够的力量能够保护自己，法律上也没有必要对他们进行个别的保护。如果这些单位和经营者之间出现纠纷的话，双方都可以通过合同来主张权利。假如对一方进行特别的保护，反而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所确认的这些消费者权益，都是和个人联系在一起的。
消费者权利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总统肯尼迪1962年在《国情咨文》里提出来的，经过发展和补充，现在形成了几大消费者权益，包括知情权、安全权、选择权等等。我们国家的《消法》采纳了这些经验，具体列举了各项，比如消费者安全权、知悉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结社权等等，这些都是和个人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个人享受的权利，不是赋予一个单位享有的，它不是一个团体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消费者概念扩大到单位以后，有关消费者权益的概念都要发生变化。比如广泛流行的对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这实际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概念。单位怎么可能享有隐私权呢？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称的消费是指个人消费，或者说是直接消费。而单位虽然也可以订立买卖合同而接受一定的商品，或订立有关服务合同而接受一定的服务，但就生活消费而言，单位本身不能直接使用某种商品或直接接受某种服务，也就是说不能从事某种生活消费。
我认为，在市场中，所谓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从比较各国立法对消费以及消费者的定义来看，实际上，消费者这个概念它在商品交易领域，它是和商人相区别的概念。消费者就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人。消费者购买或者接受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只要不是用于交易，不是为了盈利为目的，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消费，不管他购买这个商品是自己使用，是送人，是保存，是供自己欣赏还是用于其它的目的，或者供自己的家人使用，都可以看作是消费者。
这里法律只是划了一个线，就是把他和商人区别开，只要买东西不是为了卖的，就是消费者。至于这个东西买来以后，做什么用途，这个法律上称为一种动机，这个动机不是我们考虑的重点，不能以动机来划分谁是消费者还是非消费者。所以，考察各国消费者定义，一般没有考虑到动机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买那个商品的时候，是因为可能想索赔的，主张1＋1赔偿的，所以我买这个商品就不是消费者，不能这样认定。他在购买的时候，究竟想做什么用途，这个是动机，法律上很难判断，也可能买来就是保存，就是欣赏，这个法律上也没法干预它，不能将消费者的概念变得太狭窄了。
二、消费者保护在民法当中的发展趋势
（一）合同领域对消费者保护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1、对格式合同和免责条款的限制。格式合同是指一方为了反复使用而预先制定的，在订立合同时不能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我们称为格式合同。格式条款的标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我们买到一张机票，机票上面的说明，就是格式条款，它规定乘客应该在多长时间内到达机场，应该只准携带多少公斤托运的行李等等，这是典型的格式条款；还有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商店贴出一些店堂的告示，还有挂出去“货物出门，概不退换”；包括所谓“买一罚十”等等，这些都是格式条款。格式条款的制订者通常是大企业、大公司，这些公司、企业使用格式条款，确实经济上有很大的好处，节省交易费用。他预先制订出来以后，可以以这个格式条款和大家订合同，这样就不需要和每个人一对一地谈判。格式条款首先是一方为了反复使用而预先制定的，就是说格式条款在合同订立之前就已经制订出来了，而不是双方在反复协商的基础上所制订出来的。
（1）格式条款是由一方为了反复使用而预先制订的。这就是说，格式条款在订约以前就已经预先制订出来，而不是在双方当事人反复协商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制订格式条款的一方多为固定提供某种商品和服务的公用事业部门、企业和有关的社会团体等，有些格式条款文件是由有关政府部门为企业制订的，如常见的电报稿上的发报须知、飞机票的说明等。
（2）适用所有不特定的相对人，它不是为某个人制订的，是为跟他订约的所有的相对人制订的。
（3）格式条款最重要的特点是定型化，这个条款在内容上是固定的，是不可修改，不可变更的。常常我们判断一个条款是格式条款还是非格式条款，关键我们要看对这个条款双方能不能协商进行修改，进行变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一个人问我买卖房屋的时候，双方顶一个合同，后来开发商又搞了一个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主要是对车位的使用，他说车位的使用应该交费，搞一个补充协议，给每个消费者都发了一个。有的人拿到以后，在上面都签字了，也有人对这个条款提出问题，也有人拿到通知跟开发商商量，最后把条款改了。
这个条款是不是应该当做格式条款处理，应不应该包括《消法》和《合同法》里有关格式条款的有关规定？这个我们就看这个条款本身是不是能修改的。如果开发商明确跟大家讲，我们这个是根本不能改的，那这就是格式条款。如果这个通知发出来以后，可以跟他单个协商，可以改，那就不是格式条款。至于有人拿到以后，你不跟他协商，你就签字了，这个只能说你自己丧失了协商的权利，但是并不是说你丧失了协商的权利，这个就是格式条款。格式条款的定型化是区别一般条款的主要特点。
过去一直有一条规定，因为发报出现了延误，造成的损失，电报局仅以电报费赔偿，这对消费者非常不公平。一个电报发错了，本来是发往重庆的，却把款汇到成都了，中间耽搁，给人家造成几十万的损失。最后电报局提出来，以2.8元发报费来赔偿。很长时间一直是这样，这个格式条款是不公平的。
（4）相对人在订约的过程中，是处于附属的地位。这个相对人主要是消费者，他并不参与协商过程。只能对一方所制订的格式条款，概括地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而不能就这个条款讨价还价。
格式条款的出现，可以说是20世纪在交易领域里出现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它给条款制订人带来很大方便、节省交易费用的同时，对消费者保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消费者尽管在和对方订约的时候，可以表示接受，也可以表示不接受，形式上好象符合《民法》的平等原则。但是实际上，消费者只能被迫接受，特别就条款本身来说，我们要去发电报只能到这里发，到这里发报的时候，我又只能接受这个条款。表面我们两个人之间好象是平等关系，实际是不平等的。
格式条款的运用对民法的合同自由是一个冲击，为了强化对消费者保护，世界各国立法普遍都是都采取了对格式条款进行限制的措施。我们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4条明确规定，不以格式合同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民事责任。这个规定是非常必要的，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制定《消法》的时候，把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格式条款仅仅是一个书面的合同，仅仅理解成不可更改的书面条款。
格式条款不仅仅包括书面不可更改的条款，这里谈到通知、声明、店堂告知，只要他是可以成为未来合同里的组成部分，可以成为未来合同里的条款，那么它都是合同条款。所以，《消法》24条有一个毛病，它把这些从格式条款里排除出去，实际不是这样，它也是格式条款的组成部分，格式条款的标的是多种多样的。店堂告知、通知、声明这些都是格式条款的表现形式。转除了《消法》对格式条款做出限制以外，民法主要是《合同法》，专门又设置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合同法》第39、40、41条对格式条款进行了规定。这里，概括地给大家介绍一下对格式条款如何限制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民法主要确定这么几个规则：
第一个规则要求格式条款的制作人，在使用格式条款订约的时候，必须要满足提请合理注意的义务，这是最基本的规则。在民法、《消法》上有这么一个原则，叫做没有提醒合理注意，这个条款视为不存在。你没有提醒我注意，我可以认为你这个条款对我是不存在的，根本没有订立合同。
比如对有关保险的处理条款，你提醒注意的时候，必须详细向对方说明，涉及到免除责任条款，必须向另一方详细做出说明。现在出现一些纠纷，投保人提出来，当时我和他订合同的时候，对方并没有给我做出这些解释，说这些是免除条款，他没有跟我解释，我也不知道，他没有跟我提醒注意，那我可以视为这个条款不存在。还有一些格式条款是印在收据反面。比如，有一些洗衣店有这样的条款，“如果发生了把衣服洗坏了，仅以衣服五倍的价格赔偿”。但是，它都是印在收据的反面。这样从法律来说，这个是没有提醒合理注意，因为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注意到。首先认为收据就不是正式的合同文件，不能提醒一般人注意，更何况你印在收据的反面，一般人很难注意到，在收据的反面会有这样重要的格式条款存在。
第二个规则，如果格式条款不合理地免除条款制作人的责任，加重了相对人的责任，这个条款是无效的。比如我们前面告知“货物出门概不退换”，这个我们解释为不合理地免除制作人的责任，同时加重了相对人就是消费者的责任，所以，这个条款无效。
我们根据《合同法》第40条，可以直接解释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第三个规则，格式条款不得排除相对人的主要权利。在这里主要是指对具体的合同关系中，所应当享有的主要权利。比如在买卖里，要求三包、退货等等这些权利，以及有关《消法》里规定的消费者所应当享有的，在具体交易关系里享有知情等这些权利，如果不合理地被排除，也可以认为这个条款是无效的。
第四个规则，如果涉及到格式条款本身发生了争议，这个条款本身是不清楚、不明确，在这个时候，就应当按照有利于相对人，而不利于条款制作人的解释来进行解释。
比如友人把一辆摩托车放在保管人那里保管，结果它在保管期间被偷走了，保管人提出：保管合同中有发生天灾、人祸概不负责的条款，摩托车被偷是人祸，所以不承担责任。而委托人认为，人祸的概念主要是指生病，不应该包括东西被偷了。双方发生争议。
法律有规定，出现格式条款争议以后，应该对条款的制作人做不利的解释。主要原因就是法律上考虑，条款的制作人在制定这个条款的时候，本身是尽可能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在考虑的。所以，这个条款已经更多反映了他的利益要求，现在发生争议的话，法律上要做出一种平衡的考虑，这样有利于相对人，特别是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来进行解释，而不能有利于合同制作人的解释进行解释。比如商品房买卖里面，经常出现多退少补。现在发生争议，有的地方对多少有一个标准，有的没有规定。现在到法院打官司谁也说不清楚，多多少才是多，少多少才是少。这个我们建议应该朝着有利于相对人，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来解释。
我们《消法》24条明确规定，禁止不合理免除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对免责条款进行了限制。免责条款是合同法的概念，指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事先约定的，目的在于限制和免除其未来责任的条款。免责条款比如刚才我们讲的“货物出门概不退换”，这也是一个免责条款，也是一个格式条款。当然格式的不一定是免责的，免责的也不一定是格式。刚才说的这个既是格式的，又是免责的。更多的合同条款里规定，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概不负责等等像这样的规定都属于免责条款。免责条款的使用，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遇到了一个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免责条款已经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包括我们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合同法》，也是鼓励当事人可以运用免责条款。原因在于我们的《合同法》采取严格责任。所谓“严格责任”，合同责任以严格责任作为一般归责原则，意外事故不应当作为法定的免责条件，然而，当事人在订约时，有可能预见到未来会发生各种意外和风险，而合同法不承认意外事故能够免责，那么当事人如何才能控制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如果当事人不对这些风险进行控制，那么严格责任对当事人来说就显得非常苛刻。而当事人对意外风险实行控制的方法就是在事先达成免责条款。例如，某演员与某剧院订立举行一场演唱会，在演唱会举行的前一天，剧院已经将门票售完，但该演员突然患重感冒，不能按时演出，剧院要求该演员承担违约责任。在本案中，该演员因患重感冒不能演唱已构成履行不能，不能使其承担实际履行的责任，然而并不能因此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因为该演员在与剧院订约时，应当意识到其可能因为生病等原因不能演出，如果他希望在出现这些意外的风险以后被免除责任，则不可能通过寻求法定的免责条件来免除责任。而只能通过事先与对方达成免责条款，一旦出现意外的风险则可以基于免责条款而免除责任。反过来说，如果当事人事先不达成免责条款，当然应当根据严格责任而承担责任。这样免责条款的达成就为当事人事先锁定风险提供了便利。免责条款作为合同的重要条款，其经济合理性还表现在：由于免责条款的设立，可使企业能预先精确地确定和计算其生产成本、利息、免除负担、消耗等，从而能努力完善管理、节省成本、降低消耗。正因为免责条款具有上述作用，因此其运用的范围也日益广泛。所以，免责条款在法律上是被鼓励的。但是鼓励免责条款以后，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大公司、大企业很有可能利用免责条款来侵害消费者的权利。怎么办？这样法律上就要有一些专门的规则，对免责条款的使用进行特别地限制，从而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
在《消法》以及《合同法》53条里，都对免责条款做出了特别限制性规定。比如《合同法》53条确定了这样两个规则：
第一个规则，凡是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责任的免责条款无效。当然这个案例可能不涉及到消费者保护，实际《合同法》的本意主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比如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医生给必须做皮试，才能打青霉素这个药，这个人说我害怕做皮试，这样吧，你给我直接打吧，出了问题，跟你没关系。医生说这不行，我们有程序，必须要先做皮试才能打，他说没关系，我写一个书面的东西，出了问题一切由我负责，因为以前我也打过。写了一个东西，凡是出了问题都由我责任。结果医生给他打，一打出了问题，现在到法院打官司。这就涉及到他写的这个，出具的书面承诺我们在法律就是一个免责条款，这个是不是有效？按照《合同法》，它是无效的，因为它免除了人身伤害的责任。你这样承诺，实际上造成了一些人身伤害死亡的后果都不负责任，这个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这就是免责条款一个重要的规矩。
前几年我们出现的案例，在商店里贴一个告示，“本店保留搜查、搜身的权利，发现可疑的人有搜查搜身的权利”，这个也可以认为是侵害了人身这样一种条款，当然它不是免责条款，但是这个和那个性质一样，都是讲法律要保护个人的人身，你侵害个人人身条款都是无效的，免责条款也是这样。
第二个规则，因为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害的免责条款，也是无效的。合同里我们规定了，对方交货后，货物的瑕疵造成的所有损失概不负责，这些条款都是无效的。这是我谈合同里的第一个问题。
2、强制缔约义务
强制缔约义务也称为强制性的合同，它指个人或者企业依法应当负有必须和对方订约的义务，很多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民法里都有规定。我们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合同法》有专门规定。比如《合同法》289条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产生一个强制性的缔约义务是非常必要的。在现代社会，随着大公司、大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这些大公司、大企业使用格式条款，消费者没有选择的余地。另一方面这样法律上要对这些大公司、大企业可能会滥用格式条款进行限制。法律上考虑到，对公共服务的领域来说，有一些大公司、大企业，如果允许他们可以随便选择订约的对象，或者选择消费者，我愿意和你订约就和你订约，不喜欢你就不和你订约，对消费者权益保护非常不利，因为很多公共服务领域是垄断性的。比如供电、供水、供气等等，假如这些垄断性的企业和消费者订合同的时候，可以挑三拣四，喜欢你就和你订，不喜欢就不和你订。你不订，消费者找谁去，他从哪里获得这个服务？实际是严重剥夺消费者将会享有的这些权利。
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法律上采取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对格式条款进行限制。另一个办法是确立强制订约的义务。消费者只要提出了要求服务的请求，提供这些公共服务的企业就必须要和他订立合同，没有拒绝订约的权利。这是一个新的发展，在法律上保护消费者所确定的一个新的规则，这在我们合同法里好几条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如果你拒绝订约，消费者有权在法院提讼，这个诉讼当然不是一种根据合同提讼，可以根据法律上有一个特别的制度，缔约过失要求你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强化对消费者保护。
3、在电子商务交易中对消费者的保护问题。这可以说是新的问题。电子商务是近几十年来发展的新领域，而且将来会越来越重要。电子商务的发展，确实对消费者的保护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从现在两大法系，在电子商务领域里对消费者的保护，主要强调了以下四个方面：
（1）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出卖人要尽各种披露的义务，尽可能地对自己出售的商品以及提供的服务，对消费者提供各种信息，做出各种披露，使消费者提供的商品得到了解，防止他们上当受骗，强化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这是各国立法普遍采取的做法，而且要求非常严格。
（2）法律进一步强调，要尊重和确保消费者的自主、自愿。因为在电子商务里，广泛应用格式条款，比如说互连网中的“点击”里有大量的格式条款，这些格式条款有时候根本看不明白。但是，它下面有一个点击，我同意，点击了以后，你就承认这个条款，这个很麻烦，对消费者非常不利。怎么办呢？要求采取一系列限制措施，必须要求消费者明确的做出同意，不仅仅是点击我同意就行了，还要求消费者进一步做出单独的表示，我愿意接受这些条款。有些国家的法律对这个做出规定，这个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的自主、自愿，保护消费者和防止他在缔约过程中上当受骗。
医保报销论文范文3
尽管互联网保险发展迅猛，增速喜人，但不可否认，现阶段的互联网保险存在诸多问题。
1.互联网保险产品不能满足多样性需求互联网保险市场孕育着巨大的商机，用户对保险的需求层次是立体、丰富的，而目前，互联网保险主要以易于销售、低附加值的产品为主，同质化严重。对寿险产品而言，大多是个人意外险、医疗健康险以及部分简单的长期寿险产品，各家公司的产品大同小异，责任单调，尚且不能适应互联网用户的多样性需求。产品的附加服务也未能有效挖掘。附加服务是一种差异化服务，是保险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除基本保险责任外的额外服务，能够体现保险公司的服务特色和水平，其目标是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保险公司可以利用自身的电商平台建立客户信息库，通过深度数据挖掘，制定出适合客户的个性化服务。
2.服务体系无法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从客户服务来看，现有互联网保险主要集中在投保流程和相关服务，后续的部分保全、理赔还需要通过保险公司柜台来完成。保险公司也未对服务对象进行细分，尚未实现精准化，不能按单一客户需求来推送服务，也未能实现和客户的完全互动。保险公司把自己能提供的服务发送给客户，而客户却无法直接按自己的想法通过互联网销售平台向保险公司定制服务。
3.技术水平跟不上信息时代的发展步伐科技的进步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消费行为越来越多的通过互联网实现。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处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需求，而保险公司的技术水平尚难以与之匹配。无论是网销平台功能、准客户数据获取、客户数据深度挖掘、精准分析，还是客户服务体验等方面均不够理想。
4.商业模式未能与互联网保险需求相匹配目前，主流的互联网保险销售途径有两种：一是保险公司自建电商平台，二是保险公司“借力”第三方平台。自建平台推广范围窄，宣传渠道有限。第三方平台虽能够较快捷地获取目标客户群，但会损失一定的销售控制权且存在监管缺失的问题。通过自建销售网站，保险公司可以对营销方式、产品定价、费用收取等有完全控制权，有利于维护企业形象、贴近消费者，但网站建设、维护、产品推广、客户培育等都需要企业付出较多资金和精力。完整意义上的互联网保险意味着将保险产品真正搬到互联网的大环境中，细分保险标的和风险因素，实现产品责任及定价的差异化，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使线上线下无缝融合，达到全流程覆盖，并能切实解决各类风险问题。
5.尚未能有效应对来自互联网自身及保险的双重风险互联网保险井喷式发展的同时也蕴含着风险。互联网保险的风险主要来自互联网自身和保险两方面，集中体现在信息安全风险、法律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等。在保险公司追求速度，依赖技术的同时，对数据的精准性的要求更高，需要用金融知识和数据分析技术来对描述客户的数据进行精细摸索、严谨验证。随着数据越来越多，产生的速度越来越快，算法越来越复杂时，风险也越来越大，人们容易相信算法而忽略算法的缺陷，特别是风险控制、成本估算等算法出现疏漏时，就会产生严重问题。
二、移动互联网保险营销模式创新
目前传统保险营销模式依然占据主流，但却不能与变化的市场相适应，更不能与移动互联网应用的技术水平相匹配。为有效顺应市场，必须创新保险营销模式，引领消费者，不仅要将保险做成综合金融服务与生活保障服务的必需品，更要将其做成每个家庭的首要选择。
1.创新理念秉持“以人为本、用户至上”的经营理念，借助动互联网应用，利用大数据优势，以多元化、差异化营销模式，实现移动互联网时代保险业务的飞速发展。像众安在线这种新型保险公司的建立，标志着我国保险业正在向多元化发展。行业中加入了新鲜血液更能激发各大保险公司的热情，有助于保险业整体向上发展。众安保险的优势在于“三马”三家不同业务公司的强大背景，有效融合了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和搜索门户三巨头的优势，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庞大的用户数据、广泛的用户基础和专业管理，来实现互联网保险公司的创新发展。如今的市场格局已重新划分，传统保险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迫切需要进行营销模式创新，提升自身的精准营销技术和应用水平，突破现有僵局。
2.内外环境在互联网保险业务快速增长，传统销售体系遭遇高成本低利润瓶颈；互联网催生消费者的新需求，保险产品和服务创新迫在眉睫；保险公司寻找新的增长点，需要市场突破；以个人人为主的销售模式需要移动技术支持；互联网已得到成熟发展的内外环境作用下，移动互联网正在重构互联网服务模式与生态环境，并成为影响保险业发展的重要宏观环境。（1）移动互联网发展已经成熟工信部《移动互联网白皮书》认为，移动互联网是以移动网络作为接入网络的互联网及服务，包括三个要素：移动终端、移动网络和应用服务。移动互联网可同时提供语音、数字、图像、多媒体等高品质电信服务，能让用户通过移动设备随时随地访问互联网，获取各种服务。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目前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已经成熟。目前，手机使用率已超越传统个人电脑使用率，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设备的地位牢不可撼。移动用户规模也已远超传统互联网用户。而移动应用已渗透各行各业。目前，移动互联网应用已渗透至社交、搜索、定位服务、电子商务、金融理财、支付、阅读、音乐、电视、多媒体互动等诸多领域，网民在手机电子商务类、休闲娱乐类、信息获取类、沟通交流类应用的使用率都在快速增长，带动了整体互联网应用的迅猛发展。移动互联网已催生更多产业和新的商业模式，有效促进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2）移动互联网优势明显移动互联网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与其自身优势密不可分。①入口便捷，用户可随时随地访问互联网。②聚合资源，实现了社会资源更自由、更广泛的调配和更快速、更便捷的流通。移动互联网市场经过多年发展，产业链不断丰富，已融合了包括运营商、系统集成商、移动终端厂商、平台供应商、应用开发商、内容提供商、广告商、支付提供方、用户等多层次的节点资源。这些资源经过融合聚合，影响和改变着信息社会中人们数字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会产生蝴蝶效应。③大数据为风险控制和个性化定价提供了可能。随着对大数据分析、应用的逐渐成熟，精准控制每个投保标的风险成为可能。丰富、多维度、低成本的数据被系统的提供给保险行业，让保险公司对保险标的有了更清晰地认识，可以把保险标的颗粒化，分散成可单独定价、单独核保、单独理赔的最小粒度，以便快速调整产品策略和费率，从而掌握市场竞争优势。
3.移动营销构建全流程的“移动营销”，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保险营销。移动互联网时代，营销讲求实现裂变的链式反应传播。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保险营销需要重点考虑好以下几方面内容：（1）确定业务模式。包括渠道策略、合作模式、产品设计、盈利模式、服务模式、运营模式、支付模式、财务预算等一系列关键点。传统企业尚不具备互联网公司的优势，无法以互联网的视角来从事保险业，而要打造具前瞻性的移动营销模式则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做好顶层设计。（2）重新搭建架构。移动互联网销售和传统销售渠道差异较大，因此重新搭建架构尤为必要，成立专门的电子商务公司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既可以避开原有庞大架构的阻力，克服了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的弊端，又能够以全新的视角、优秀的团队和专业的技术来做到最好。新搭建的架构还能够帮助传统渠道加快完成技术的升级改造，培养移动销售专业人才，使电子商务公司与传统销售公司实现“双赢”。（3）完成流程再造。移动互联网平台颠覆了传统渠道的客户选择方式，是由平台带来客户数据，据此开发产品并衍生出销售队伍，再配置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流程限制，打造适合互联网销售的新流程。（4）选定合作伙伴。要想在移动互联网吸引众多客户眼球，获取丰富的客户资源，仅靠保险公司自身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势必要选择拥有广大客户群体的成熟的社交类、购物类或信息服务类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合作关系。例如BAT，百度拥有强大的用户搜索数据，阿里巴巴的买家数据及其浏览轨迹、购物偏好颇具价值，腾讯的QQ、微信用户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通过合作伙伴，有效利用LBS和SNS，可快速广大目标客户范围。（5）扩大宣传渠道。将企业形象、产品、促销活动、销售网点、销售专员、售后服务等信息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在互联网移动应用上展现。渠道应包括除保险公司自身之外的第三方合作伙伴，形式与内容则应根据合作伙伴的特点做针对性设计。例如，和携程等旅行网站合作时，可重点推出短期意外险、责任险产品。（6）甄选销售人员。至于销售人员可来自两方面：一是在传统渠道内挑选合适的销售队伍，授权经营；二是根据需要招募新的符合条件的销售人员。对于销售人员的素质、能力，专业性、可靠性，商家都应有较高要求。在以客户为中心的驱动下，可以将销售人员分类分级，供消费者进行菜单式选择。还可将历史客户评价作为选择参考，使客户掌握主动权。（7）创新产品设计。大数据时代，用户行为、个体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均能被有效记录、分析，这就使得基于大数据进行保险产品定制化设计成为可能，从而根据一类人群的特征，推出与之相适应的产品。互联网保险产品应有别于传统保险产品，可实现产品责任的定制化，产品定价的差异化，产品组合菜单化。此外，保险产品在营销设计上，要充分使用易于吸引用户眼球的设计，抓住消费者的心理。（8）实现个性定制。提供菜单式下单服务，满足客户的个性化服务需求，包括服务网点、销售人员、服务要求、售后等相关配套服务内容。移动互联网的特点在于便捷性，和传统寿险营销的区别在于能够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传统保险营销主要靠保险人上门服务或保险产品推介会来实现主动销售，但由于信任度问题，相对于广阔的市场空间，保险展业还存在着较大阻力。而互联网移动营销则能在线定制服务，将主动权完全移交给客户，实现客户的自主选择，对保险公司和消费者是一个双赢的局面。（9）实现精准营销。“精”，即科学细分，包括市场、客户和服务的细分都要精；“准”，即准确把握，包括信息采集分析、品牌培育划分以及服务投放量都要准。移动营销能把最准确的营销信息以相对准确的时间投放到准许的、愿意接收的移动用户的手机上，用户可随时查阅，故基于手机的精准营销最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精准。为实现精准，就需要借助先进的数据库技术，对获取的用户数据进行深度分析，找出有价值的数据内容，建立目标客户群体，细分市场，进行精确定位。在精确定位的基础上，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建立个性化顾客沟通服务体系，实现企业和客户的密切沟通，不断满足客户的个性需求，建立稳定的企业忠实客户群，实现客户链式反应，从而达到企业长期稳定高速发展的目的。（10）完善客户体验。移动互联网时代，保险产品更注重用户体验。移动终端的发展使客户和保险公司的互动变得简单高效，再配合视频采集、语音呼叫等技术平台，可很方便地收集到客户需求，完善客户体验。此外，销售人员也能够参与到客户的社交网络，以朋友身份，关注客户的日常生活，淡化销售色彩，捕捉客户变化，提高客户满意度，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11）完善运营支持。互联网移动营销需要完善的在线服务与之相适应，保险公司应从客户角度出发，针对移动营销建立、完善承保、退保、收付费、保全、理赔服务的电子服务流程，使得客户通过移动终端购买保险产品获得良好的购物体验和服务体验。（12）提供金融服务。和合作伙伴实现跨界融合，纳入健康、理财、游戏、社交等元素，并为客户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从而构建保险生态圈，促进保险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切实为客户管理和关注各类风险。（13）评估销售成果。包括流量分析、访问点击、用户黏性、用户来源、搜索关键词、访问与下单比、下单与支付比、服务满意评价、客户推荐率、销售人员动态与收入、合作伙伴收入及盈利等内容，详细、全面的评估有助于逐步改进、提升和巩固销售成果。（14）加强信息安全。保险公司应提高信息安全能力，有效应对安全风险。包括提高对海量数据的处理能力和抗压能力；构建强大的IT架构，提高硬件可用性及数据灾备能力；提高鉴别客户身份的识别能力，解决客户认证与法律保护问题；提高客户信息和业务数据的保护能力；搭建全面的互联网防护策略、严格的网络隔离与监控策略。
医保报销论文范文4
桃山林场地处坝上北侧，总面积28万hm2，山地地形占96%，森林植被覆盖率为234%，年降水量在956mm，无霜期100d，海拔在380~2200m之间。林区包括了落叶松、油松、蒙古栎等在内的众多乔木，有大量灌木和苔藓、地衣等蕨类植物，整个林区成三层立体分布。同时还有众多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该林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使得该区承担着生产、科研的重任。从交通条件来说，该区附近有我国重要的铁路线路，有着一定的优势，但在林区内缺乏重要的交通线路，目前有在建的公路线路。
2建设生态环保效益型林业试验区的相关指标
2.1生态指标建设生态环保效益型林业试验区，首先是要实现整个林区生态的平衡，为此要达到的指标：一是恢复被破坏的植被，在林区一些植被覆盖率不高的地区通过人为植入的方式补充林木资源，对一些珍稀树种进行重点保护[2]。二是恢复物种的多样性，物种多样性是衡量一个地区生态的重要指标，通过对比研究林区几十年来的物种资料，将一些珍惜物种进行保护，恢复物种多样性。三是恢复食物链，食物链是保持一个地区生态平衡和物种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适当增加食物链顶层物种的数量和利用天敌的属性，对某些物种进行克制。
2.2环境指标环境指标是反应林区各个方面相关指数的标准，如土地肥沃度、地下水状况等，这些指标共同构成了林区内的环境。建设环境友好型林区就是要在指标上达到以下标准：一是土地肥沃度能够满足三层植被的生长需要，土壤腐殖质发育状况良好，土壤湿度、硬度适中。二是地下水方面，地下水位要长期保持较高水平，满足林区内河流供水和人畜饮水，严禁污染和过度开采地下水。
2.3效益指标效益指标包括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3个方面。经济效益主要是指通过林区内的经济产品实现林区创收，而可以选择的经济产品除了木材之外还有林区特产等；环境效益主要是通过改善林区的环境，减少对林区的破坏，重点保护林区的土地、地下水等资源；生态效益主要是实现林区植被覆盖、物种多样性、生物链的全面恢复，最终将林区变为独立的生态系统。
3建设生态环保效益型林业试验区的举措
3.1以生态效益为核心生态环境是整个林区保持其完整性和稳定性的保障，在林区建设中，首要因素就是建立生态型林区，注重林区的经济效益。首先是保护林区的植被，植被有着固土、防沙、蓄水的作用，是林区生态环境的中心。因此，要制定相关法规禁止原始森林进行采伐，建立人工采伐区域，行采育相结合的策略，保证整个林区的植被覆盖。其次是保护林区的生物多样性，作为林区的重要构成，生物多样性不仅有利于林区生态系统的循环，还有利于林区的自我恢复，同时，一些动植物的出现又增加了林区的科研价值。因此在林区建设过程中，严禁伤害林区的动植物，保护林区的河流，对于一些林区内较少的物种要适当的引进；对于鼠患等可以采取在林区放养无毒性的蛇来遏制，尽量减少人为的破坏。
3.2以环境效益为导向环境是林区取得长远发展的基础，保护林区环境主要是保护林区的土地、地下水等资源。首先是严禁林区的土地垦殖，合理规划林区的土地，将保护区与生活区进行分离，在特定区域种植，减少土地破坏。二是严禁开采地下水，将林区内的居民进行合理安置，统一供水，减少地下水的破坏。
3.3以经济效益为重点经济效益是进行林区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环境中，重视林区的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做好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生态效益的结合，以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反过来带动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在林区经济建设过程中，可以采用以下几点：一是建设速生林，满足木材需求，通过速生林减少林区内原生林木的砍伐；二是适当种植经济作物，可以在林区适当种植一些果树等作物，增加林区的经济产能；三是发展林区土特产品加工，通过与周边企业合作，定时供应土特产品，增加经济效益，而不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
医保报销论文范文5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消费的变化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居民储蓄率呈下降趋势，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呈上升趋势，但进入2000年以后，居民储蓄率持续上升，消费需求却开始萎靡不振，经济增长大部分依赖于出口和投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图1描述了90年代中后期我国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变动过程。以2000年为分界点，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经历过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而居民储蓄率的变动则正好相反。其中最终消费率先从1995年的58．1％上升到2000年的62．3％，然后下降到2012年的49．5％；居民消费率则从46．6％上升到47％，然后下降到2012年的33．5％。同一时期，居民储蓄率则是从24．2％下降到23．9％，然后上升到2012年的50．2％。图2描述了90年代中后期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可以发现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特征并不相同。其中1995－2000年间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加快，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较为稳定，2005年以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开始高于城镇居民。但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13．4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为12．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农村居民。由此可见2000年后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城镇居民的消费下降所引起的，而消费下降并不是由收入下降所导致的。主要是因为2000年前后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传统的福利制度如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保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也随之逐步展开。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导致居民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增加，因此开始降低当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已有的研究表明居民储蓄意愿首位是由不确定所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目前为应对未来不确定的储蓄动机已占到57．7％，其中为医疗（养老＋防病）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已占总储蓄意愿的12．3％（甘犁、刘国恩，2010）。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镇居民经历了比农村居民更为曲折的改革路径，因此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要强于农村居民，其消费倾向也快速下降。在几项重大体制改革之中，医疗体制改革对城镇居民具有重要影响，接下来我们将基于微观调查数据考察城居保这项重要的医疗体制改革对城镇家庭消费的政策效果。
（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改革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自1998年开始正式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该保险制度只覆盖了部分城镇从业者，没有将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和无缴费能力的职工覆盖，上述弱势群体只能以自我保障和家庭保障为主。为了完善城镇的医疗保障制度，填补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覆盖的空白区，国家开始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居保）。城居保主要以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城镇未成年人、老年人以及无工作的居民为参保对象，是由政府主导建立并引导个人、家庭和集体等多方筹集资金，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医疗保险制度。近几年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循序渐进地推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逐步覆盖我国全体的城镇非从业居民，保障城镇居民能够平等地获得基本医疗服务。2007年城居保在全国79个城市启动试点，2008年进一步扩大了试点的范围，2009年试点城市达到80％以上，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由于城居保所要覆盖的人群是经济水平多样化且分布分散的多个群体组合，因此在具体实施中，遵循自愿参加的原则，但为了减少逆向选择的发生，有些试点城市也在尝试以户为单位自愿参保。根据CFPS项目的入户调查数据，得到调查地区城居保的参保情况，结果见表1。2008年北京、上海和广东三个样本城市城居保的参保比例为12．29％。2007－2008年间城职保的参保比例小幅增加，而城镇居民中新农合和其他医疗保险的参保比例大幅下降，可见没有医疗保险人数比例的降低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城居保参保比例的提高。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
（一）数据
本文使用数据全部来自北京大学“985”项目资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调查数据，旨在通过跟踪搜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高质量微观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和健康的变迁情况，以分析社会民生方面的问题。该项目于2008年和2009年在北京、上海和广东通过PPS抽样方式进行了入户调查，本文通过对这两年样本的整理，获得了模型回归所需要的845个家庭所有变量的面板数据。本文按照臧文斌等（2012）的方法区分城居保家庭与非城居保家庭，把在2007年至少有一人符合参保条件并在2008年至少有一人参保的家庭作为城居保家庭，至少有一人符合参保条件但在两年里都没有参保的家庭作为非城居保家庭。通过这样的处理，我们把前一组作为实验组，后一组作为控制组，来考察城居保政策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从表2数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008年城居保家庭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要低于非城居保家庭，其中人均医疗支出要高于非城居保家庭，而其他各项支出都要低于非城居保家庭。另外，城居保家庭男性户主所占的比例高于非城居保家庭，全体样本户主年龄平均大约为54岁，城居保家庭户主的年龄要比非城居保家庭户主的年龄要大6岁左右。户主婚姻状况以已婚为绝大多数，且城居保家庭户主受教育年限要低于非城居保家庭。
（二）计量估计方法及变量设定
我们首先用双差法（DID）来估计城居保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居民是否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自愿行为，而差分的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由于自我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双差法可以消除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选择性偏差，在估计面板数据模型时较好地控制了家庭和年份的固定效应，模型中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影响被家庭固定效应所控制，而所有家庭随时间变化的影响由年份固定效应所控制。本文中双差法（DID）的回归方程如下：Yit＝α0＋α1Yeart＋α2Secut＋α3Yeart＊Secut＋α4Xit＋α5Dit＋εit其中，Yit是家庭i在时间t消费支出①的对数值。Yeart是代表年份固定效应，如果2008年则取值为1，否则为零。Secut代表家庭固定效应，是用来区分控制组（非城居保家庭）和实验组（城居保家庭）的变量，如果家庭中至少有一个人在调查期间参加了城居保则取值为1，否则为零。Yeart＊Secut是时间和保险政策变量的交叉项，其系数代表DID模型估计城居保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净影响。Xit代表随时间变动可能会影响消费行为的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及其平方②、婚姻状况和教育程度③；Dit代表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年人均收入对数④、家庭常住人数⑤、家庭参加公费医疗和城职保的人数。该模型中交叉项Yeart＊Secut的系数α3代表城居保改革对家庭消费的净影响，理论上讲由于家庭参加了医疗保险后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减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可能下降，因此α3可能会大于0。但该理论假设成立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是因为城居保是自愿参加的，可能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即那些身体健康状况差的家庭选择参加保险，为了消除这种选择性偏差，我们借鉴白崇恩和李宏彬（2012）的方法通过加入年份和2007年健康状况的交叉项，来控制不同初始健康状况的家庭在消费上有不同的潜在时间趋势。另外，参加城居保的家庭可能本身比不参加的家庭富裕，而且不同收入家庭有不同的消费增长率，同样我们通过加入年份和收入的交叉项来允许消费的时间趋势随收入而变化。
三、实证结果
（一）城居保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城居保对家庭自付医疗支出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3，模型（1）只估计了时间、城居保以及交叉项和对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随后逐渐放宽模型假设，模型（2）中加入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年份与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的交叉项，模型（3）加入年份与家庭初始健康状况的交叉项，模型（4）加入户主和家庭变量特征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四个模型交叉项回归系数都为正，但在10％以上的水平上均不显著，说明城居保没有增加参保家庭的自付医疗消费支出。可见城居保政策在并未明显增加居民医疗负担的同时提高了城镇居民对医疗服务利用效率（Lin，2009）。可能的原因是城居保降低了医疗卫生服务的相对价格，改善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提高了参保家庭的相关福利水平。模型（2）回归结果显示，家庭收入增加1％，医疗消费支出会相应增加17．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医疗服务既是必需品也是正常品，其需求随着收入的增加也逐渐增加，但增长的速度随着收入增加而逐渐降低（黄枫，2012）。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初始健康状况差的家庭的医疗消费支出有着明显的增加，可见参加城居保的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模型（4）回归结果显示，在户主特征变量方面，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家庭医疗消费支出逐渐减少，但从年龄平方的回归系数中可以看出，当户主年龄达到约35岁以后，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则随着年龄增长开始增加。户主已婚家庭在医疗消费上的开支要多于未婚家庭，可能原因是已婚家庭抚养小孩的可能性较大，医疗花费也会相应增加。户主的教育年限对医疗服务支出有显著正效应，户主教育每增加一年，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增加5．7％，可能是因为受教育越多的人自我保健意识越强，会增加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在家庭特征变量方面，家庭常住人口越多，医疗消费支出也越多，即家庭成员每增加一个人，医疗消费支出增加3．4％，可能是因为家庭人口增多的同时也增加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而且家庭规模的扩大也增强了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使得家庭成员可以更多的利用卫生服务。参加公费医疗的人数每增加一个人，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增加6．7％。值得注意的是公费保险人群医疗支出的增加要大于其他保险人群，反映出公费医疗具有一定的道德风险，而城镇职工与城镇居民保险人群的医疗消费支出增加较小，与所有人群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赵绍阳，2010）。
（二）城居保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城居保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DID回归结果见表4，在此不包括医疗消费支出，以避免参保家庭由于医疗支出增多所带来总消费支出提高的偏差。模型回归步骤同上。四个模型交叉项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参加城居保的家庭的非医疗消费额大约增加6．9％，可见城居保对非医疗类消费的正向作用比较稳健。这个估计结果要小于臧文斌等（2012）估计我国城居保对家庭消费的影响（13．0％），但是和美国20世纪80年代Medicaid条件放宽后家庭消费的增加相近（5．2％）。可能的原因是北京、上海、广东属于我国收入较高的地区，因此城居保对家庭消费的拉动效应要小于其他城市。就参保家庭而言，2008年参加保险家庭的人均非医疗消费大约是11147．06元，6．9％的增幅大约是769．1元，要高于各地的保费支出①。从表4可知2008年城镇家庭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仅为0．211，所以城居保对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也要高于政府直接的现金转移支付。参保家庭非医疗消费增加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因为医疗保险减少了参保家庭的医疗开支，使得家庭可以把节约的开支用于家庭消费的其他方面；另一个也是因为参加保险减少了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所以居民把减少的预防性储蓄用于增加当期消费。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初始健康状况差的家庭非医疗消费会降低，可见潜在的医疗负担会减少家庭消费，但负向效应较小，表明医疗保险减轻了医疗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消费保险的作用。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户主特征变量方面，户主的教育年限对非医疗消费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户主教育每增加一年，家庭消费平均增加7．8％。这可能是因为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具有稳定的工作和良好的收入预期，所以这样的家庭具有较强消费能力。在家庭特征变量方面，家庭常住人口对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常住人口每增加一人，家庭消费增加2．9％，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大，家庭消费支出水平也趋向增加。但如果家庭消费水平持续提高，家庭规模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将逐渐下降，可能是由于消费支出较高的家庭自身生活质量较高，因此家庭规模变动所引起的消费支出变动较小（郝东阳，2011）。家庭中参加其他保险的人数越多，非医疗消费支出就会越高，参加公费医疗和城职保的人数每增加一人，家庭非医疗消费分别增加6．3％和5．2％。值得注意的是公费医疗保险对消费正效应要大于城职保，反映了参加医疗保险人群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要低于其他的社会群体，特别是享有公费医疗的人群更是如此。
（三）城居保对不同收入分组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分析城居保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考察了该政策对不同收入的参保家庭分项消费支出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5。本文根据家庭年人均收入的分布把所有参保家庭（实验组）样本分为三等分组，即家庭为年人均收入少于或等于10000元的家庭为低收入家庭，收入界于10000元和27000元的家庭为中等收入家庭，收入在27000元以上的家庭为高收入家庭。从非医疗消费的回归结果来看，低收入家庭参保后其非医疗消费支出比参保前增加11．9％，但中高收入家庭的非医疗消费在参保前后没有显著变化。城居保对低收入组家庭消费的影响和臧文斌估计结果（13．0％）接近，可见城居保对于北京、上海和广东三个地区的低收入组家庭消费的拉动效应和其他城市大体相近，但参保对于三个地区的中高收入组家庭的消费几乎没有影响。从分项消费的回归结果来看，对低收入家庭而言，参加城居保对日常生活及其他支出①的正向影响最大（系数为0．094），可见低收入家庭把减少的预防性储蓄大部分用于增加家庭日常开支。其次，参加城居保对教育支出也有显著的正效应（系数为0．072），说明由于医疗支出的不确性减弱，使得低收入家庭调整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构成，相应增加了教育支出。最后，参加城居保对居住支出没有显著影响，因为居住支出属于家庭的长期规划，短期变化弹性较小。对于中高收入家庭而言，参加城居保对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没有显著影响。在家庭医疗消费方面，参保对中低收入家庭医疗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095和0．038），可见因为医疗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的医疗负担，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上述结果表明参加医疗保险释放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医疗需求，但对高收入家庭的医疗支出没有明显的影响。
（四）城居保对不同地区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
城居保对三个地区城镇家庭各分项消费开支的DID回归结果见表6。在非医疗消费方面，北京家庭参保后非医疗消费支出增加最多，其次是上海和广东，非医疗消费分别比参保前增加11．4％、9．7％和8．1％。从分项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来看：在教育支出方面，广东家庭参保后该项消费增加最多，比参保前增加11．2％，其次是上海和北京。考虑三个地区不同的家庭结构，我们可以发现广东家庭在校子女的人数最多，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广东的教育支出为何增加最为明显。在日常生活及其他支出方面，北京家庭参保后该项消费增加最多，比参保前增加10．1％，其次是上海和广东，说明参保后的北京家庭把减少的预防性储蓄主要用于日常生活消费和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由于日常生活支出是家庭非医疗消费的主要支出，因此参保对于日常生活支出的影响和非医疗消费的影响是一致的。在家庭医疗消费方面，广东家庭参保后该项支出增加最明显，比参保前增加了9．6％，其次是上海和北京。200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三个地区中北京家庭的健康状况最好，其次是广东和上海。从过去半年的患病情况可以看出，北京近半年来从未患病的比例高于上海和广东。广东近半年一度患病和二度患病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北京和上海。上海近半年来一度患病的比例高于北京，二度患病比例和北京相近。其他控制变量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基本上是符合理论假说的。例如，户主变量特征方面，户主的受教育水平对家庭的教育支出有正向影响，其中北京地区的正向效应最明显，然后是上海和广东。分地区数据显示，北京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数达到了10．3％，上海的比例是8．8％，而广东的比例仅有4．2％，不足北京和上海的一半。家庭变量特征方面，家庭收入的增加对非医疗消费有正向效应，其中上海地区的正效应最大，广东居中，然后是北京。这可能跟各地的收入水平有关。200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上海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最高，约2．1万元；广东居中，约1．4万元；北京最低，约1．3万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0）。
五、简短的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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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基本原则是立法宗旨的具体化，对整个法律的适用性发挥指导作用。保险合同法的具体法条源自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并且也是诉讼过程里司法裁判的关键凭据。保险业经营特殊性决定了其合同异于一般民事合同，保险合同基本原则国际公认的有“诚实信用、近因、损失补偿、保险利益”四项原则。当下中国《保险法》规定的保险活动基本原则有“自愿、诚实信用、遵守法律与行政法规”三项，“诚实信用原则”尽管单列为一条，可是其余三条几乎未提。具体规定的粗疏导致了《保险法》操作性降低。其中，法律对保险成立和生效要件以及确切阐明义务与告知义务等的规定过于笼统，保险人也许出于利己目的利用法律漏洞侵害消费者权益。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经常由于具体规定缺乏而使得法律判决不具权威性，诉讼结果令保险双方不满。当下《保险法》某些具体规定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之间存有差异，导致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法官常常无所适从，判决结果无法做到保险双方满意。比如，为保护被保险者或受益者利益，各国在长期保险实务里累积与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体现对受益者的权利救济。在格式合同的条款产生文义不明或存有多种解释时，须作对保险者不利的解释。中国保险法有关“不利解释原则”的规定，存有极大争议，和《合同法》亦存有矛盾争议之处。
“保险监管目标”是拟定保险政策的根本依据，保险监管目标决定保险监管政策与体制，换言之，有怎样的保险监管目标即有怎样的保险监管政策和制度。调查中国当下“保险监管制度”，保险监管的目标缺失明确法律规定。由于保险监管目标众多且主次不分，导致可操作性差。加之当下保险监督及操作水平相对落后，致使中国保险监管出现效能低、成本高的状况。
由于国际通行的“监管价值取向”为主导的缺失，发达国家监管单位采取的“成本收益分析法”的缺失，监管资源配置失衡与监管手段的简单等原因，导致了“监管效能低”。监管机构价值取向与目标的错位，导致保险人有恃无恐的违法违规，侵害消费者权益。“销售误导”、“理赔刁难”及“投诉困难”已然成为普遍现象，引起强烈社会反响，令保险发展的根基“社会信誉”遭受侵害。尽管监管一直着重强调“条款与费率”管理，费率问题却是最为突出问题，“降费”“、退费”“、返还”等皆屡禁不止。
构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
1.构建保险法律适用的辅助体制。伴随保险业的飞速发展，将会不断涌现诸多新问题，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法律制度也会逐步落后于现实。为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为了更好地适应现实变化，须构建一种良好的保险法律适用“辅助体制”。对《保险法》存有的某些问题，并不是一定须经由法律自身来处理，可经拟定保险法的实施细则来实现。
2.合理期待原则的引入。因为保险业固有的格式合同、无形的保险产品和保险人履约期长的特征，加上保险业有别于银行证券等金融业所特有的营销手段，令保险人出于可观佣金的驱使下对消费者进行误导或劝诱。因此，英美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引进了“合理期待原则”，其作为新兴的一种司法解释规则，突破了传统合同法的根本思想，要求法官从一位合理外行被保险人视角去考核其“合理期待”应为什么，也就是“依未经保险及法律等专门训练的人其理性的预期进行保险单的解释；若理性的人预期保单将对某损失给予保障，法院便将要求保险人赔偿”。提出“合理期待原则”，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优先周全地“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思潮，将其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最后的一道屏障。中国亦可考虑在司法实践里引入“合理期待原则”，以健全保险法律体制来有效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强化保险中介机构的监管与培育。当下，中国保险中介市场处在发展初期，不规范和短期性是其所呈现的特点，需要尽快培养与规范可代表投保人生产单位的保险经纪人群体。但是，从利己角度出发，保险中介人的出于个人利益对消费者进行误导欺诈的行为屡禁不止。作为消费者利益代言人的中介，不但未发挥平衡保险人与保险消费者利益的作用，反丧失自身信誉，在大众眼里，保险经纪人、保险人常常意味着欺诈与不诚信。所以，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推动保险业发展，需加大对保险中介行业的监管力度，构建切实可行的监管体制。
4.促进保单通俗化与标准化建设。当下，中国保险消费领域产生的纠纷，多数源自保单的晦涩难懂。国内的相关调查表明，在已经购买保险的消费者中，不了解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比率竟然高达46.8%，还未买保险的消费者中的近10%拒绝买保险的原因仅仅是由于看不懂保险合同。因此，促进保单“通俗化”，将保单由繁变简，以预防保险营销人员在销售时的误导与劝诱以及保单欺诈。因此，更加周全地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成为各国保险监管机构努力促进的工作。
5.构建独立的仲裁机构与救济体制。构建独立权威与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仲裁机制，具体可包含以下几点：（1）构建专业的保险仲裁机构，由监管机构带头，包括保险行业协会、保险专家、保险公司代表与社会人士等组成，其中又以保险专家为主，以保障裁决的准确性和公正性。（2）尽快出台有关的行政法规等具有强制性的规章机制，对保险仲裁机构的运行模式、资金来源、组织结构等进行制度规范，保障仲裁机构的独立与仲裁结果的权威。（3）明确保险仲裁机构在受理案件时不对申请人收取费用，其日常费用由参加的各保险公司商定共同承担，以降低消费者经济负担。（4）确保保险仲裁机构的裁决结果对被诉保险公司具有约束力，保险公司必须执行并不能再提讼；而对提起裁决的保险消费者不具约束力，对裁决不服者可依诉讼程序向法院提讼，以确保裁决的权威性。
6.强化保险消费者教育。仅依行政监督与法律法规无法彻底解决保险消费领域的问题，同时需要关注保险消费者教育，充分调动消费群体维权意识，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培养成熟理性的保险消费者，以实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消费者教育可由三个层次展开：第一层，培育“聪明的消费者”，培养消费者展开保险消费知识及消费纠纷解决手段的教育。比如如何投诉、向准投诉、受到损害如何索赔等；第二层，培育“自立的消费者”，培养消费者从大量保险产品与产品信息内选取自己所需的东西；第三层，培育“自觉的消费者”，培养消费者不再仅限于个人消费行为的关注上，需积极参与相关消费者组织、消费者运动与消费者诉讼等。
7.重视消费者协会的影响。作为民间机构的消费者协会，在“政府”和“消费者”之间、“消费者”和“企业”之间发挥着积极的纽带作用，是推动保险市场规范经营与保护消费者权益不可替代的关键力量，在降低监管成本及提升监管效能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需关注消费者协会在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上所发挥的影响。比如，德国就有消费者“保护团体”、“产业促进组织”；日本有消费者“生活中心”。由政府监管角度出发，需将消费者协会的工作作为一种有利的辅助手段，加强和消费者协会间的信息沟通，主动征求其对有关政策与法规的看法与建议。由保险消费者协会角度出发，因其为民间机构，不具强制力是其难以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点所在，由此可考虑在法律上赋予其相应的诉权。若出现严重侵害保险消费者权益案件时，令其有权向法院提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