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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行政处罚的条款范文1
第二条制作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文书，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文书格式由国家林业局统一制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根据需要补充制定相应文书格式的，应当报国家林业局备案。法律、法规对文书格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文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统一管理。
采用计算机印制方式制作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文书的，应当符合规定的格式，并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同意。
第五条制作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文书，应当内容完整、准确，填写字迹清楚、文字规范、文面清洁。
第六条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文书应当用蓝色、黑色的水笔或者签字笔填写。用计算机制作的，可以用打印方式填写。
填写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文书因书写错误需要进行修改的，可以用杠线划去修改处，在其上方或者接下处写上正确内容，并在改动处加盖修正专用印章，或者由当事人签名、盖章。
第七条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文书首页不够记录的，可以附页。附页应当加盖印章并经当事人签字。
第八条林业行政处罚询问笔录、勘验、检查笔录、听证会笔录等文书，在当场交由有关当事人审阅或者向当事人宣读后，由当事人在笔录上书写“以上笔录属实”并签字确认。当事人认为记录有遗漏或者有差错的，应当予以补充或者修改，并在改动处签名或者盖章。
第九条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文书中有关同类栏目的填写要求如下：
（一）“案件性质”栏目，填写对违反林业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进行定性确认的案件类别，如盗伐林木案件、无木材运输证运输木材案件等。
（二）“简要案情”栏目，应当根据案件来源材料或者经过调查取证、审查认定的情况，用准确、简练的语言文字，将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和案件事实经过、后果等情况概括清楚。
第十条林业行政处罚当场处罚决定书，适用于案情简单、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可以当场作出林业行政处罚决定的违法案件。
“违法事实”栏目，应当填写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和违法行为实施或者行为后果发生的地点，简明、扼要叙述违法事实的经过。
填写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应当列明具体条款，可以不写条款的具体内容。
填写处罚内容应当具体明确。
林业行政处罚当场处罚决定书可以事先加盖处罚机关的印章。
第十一条林业行政处罚立案登记表，是林业主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涉嫌违法行为是否立案报送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的文书。
“案件来源”栏目，按照本机关发现、单位或者群众举报、受害人控告、有关单位移送、上级机关交办和违法行为人主动交代等据实填写。
“受案人意见”栏目，填写受案人根据案情提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等意见，并签名、署明提出意见的日期。
“行政机关负责人批示”栏目，填写行政机关负责人对受案人意见进行审查后，批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等内容，并签名、署明批示的日期。
第十二条林业行政处罚登记保存通知单，是林业主管部门在办理林业行政处罚案件中，认为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对证据实施登记保存的文书。
“被登记保存人”栏目，填写内容应当完整、详细，以便查找。
登记保存原因是发现被登记保存人所持有的“物品”属涉案的重要证据，有登记保存必要；适用法律、法规、规章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林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六条。
“物品”栏目的名称、数量、计量单位、登记保存地点应当具体明确。
登记保存单位的印章，必须使用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印章。
第十三条林业行政处罚询问笔录，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收集证据，向案件当事人、证人或者其他有关人员调查了解有关情况时所作记录的文书。
询问内容，应当记录被询问人提供的与案件有关的全部情况，包括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事实经过、因果关系、后果等。记录应当准确真实，不得使用推测性词语，涉及案件主要事实和重要线索的内容应当完整记录。
第十四条林业行政处罚勘验、检查笔录，是林业行政执法人员对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等进行勘验或者检查所作文字记载的文书。
“勘验、检查地点”栏目，应当写清具体的地点和方位。
“勘验、检查事项及结果”栏目，应当按照勘验、检查的顺序，全面客观地记录；对现场位置、周围环境、现场状况以及其他与案件相关的情况作详尽的记录。
第十五条林业行政处罚意见书，是林业行政执法人员在案件调查结束时，对案件提出如何处理的具体意见的文书。
“执法人”栏目，填写本案主办人员的姓名，不能少于2人。
“查处时间”栏目，填写自立案之日起至提出处罚意见之日止。
“违法行为人”栏目，按调查掌握的实际情况详细填写。
“执法人意见”栏目，应当写明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条、款、项、目和拟定的处理意见，由本案林业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加盖本案主办机构的印章。
“法制工作机构意见”栏目，应当写明具体审核意见，由审核人签名或者加盖法制工作机构的印章。
第十六条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对违反林业法律、法规、规章的违法行为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违法行为人的文书。
“违法事实和证据”栏目中的“证据”，填写调查获取的证据种类。
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应当写明条、款、项、目。
决定给予的行政处罚，应当主次分明并写明处罚种类、数额。
罚款履行方式，应当填写指定的收款银行名称和帐号，不能空格不填，但依法当场收缴罚款的除外。
行政复议机关的名称应当填写全称；向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的期限是3个月，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承办人”栏目，应当填写负责查处本案的2名以上林业行政执法人员的姓名。
第十七条林业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回证，是将林业行政处罚当场处罚决定书交付当事人或者将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交付、送达当事人，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法律文书。
因受送达人拒收、拒绝签名、盖章，或者代收人拒绝代收、拒绝签名、盖章而留置送达的，以及委托送达、邮寄送达、转交送达和公告送达的，应当在“备注”栏内注明。
第十八条林业行政处罚罚没实物收据，是根据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记录被处罚人的被罚没实物的文书。
罚没内容应当将实物名称、规格、数量等记录清楚。
第十九条暂扣木材通知单，是负责检查木材运输的木材检查站对无证运输的木材予以暂扣的文书。
暂扣木材的原因是无木材运输证运输木材，适用法律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七条。
第二十条林业行政处罚委托书，是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在其法定职责内，委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林业行政处罚的文书。
委托的内容，应当分别填写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条、款、项、目。
第二十一条林业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是对适用听证程序的林业行政处罚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向当事人告知有权要求举行听证的文书。
告知书应当写明违法行为，违反的法律、法规、规章条款，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律依据、行政处罚的种类和数额，听证机关的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联系人等。
第二十二条林业行政处罚听证申请笔录，是在当事人收到林业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后，要求听证，记录当事人的听证请求、申请听证的事实和理由的文书。
第二十三条林业行政处罚听证案件不予受理通知书，是负责进行听证的林业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的林业行政处罚听证申请笔录进行审查后，认为不符合听证条件而决定不予受理的文书。
第二十四条听证通知书，是由有权要求举行听证的当事人提出，林业主管部门向当事人发出的决定举行听证的书面通知文书。
第二十五条林业行政处罚听证会笔录，是对听证过程和内容进行记录的文书。
“委托人”栏目，应当写明人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等。
不予行政处罚的条款范文2
[目的]掌握辖区内卫生行政处罚中简易程序运用的现状，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防范因简易程序运用不当导致的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的发生。
[方法]对上海市徐汇区2011、2012年卫生行政处罚案件中63件运用简易程序处罚的案例进行回顾性书面审核，走访部分被处罚当事人，与随机抽取的同期同专业运用一般程序进行处罚的案例从处罚主体认定、违法事实确认、证据材料固定、法律条款适用、处罚程序合法、文书制作规范等六个方面进行对照分析。
[结果]简易程序处罚的案例在处罚主体认定、违法事实确认、证据材料固定、法律条款适用、文书制作规范等六个方面均存在问题，与一般程序处罚的案件存在一定差距。
[结论]应从强化依法行政认识、加强培训、制定简易程序管理规范、建立完善简易程序证据制度、加强稽查等几方面入手，提高简易程序处罚案例的质量。
关键词： 卫生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案例 中图分类号： R 19文献标志码：
B
行政处罚的简易程序又称为当场处罚程序，是指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由行政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步骤、方式、时限、形式的过程[1]，是行政处罚程序之一，因具有高效、便捷的优点，已引起越来越多行政执法部门的关注。目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卫生行政执法工作正面临着量大面广，任务重人手少的严峻形势，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实施卫生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上海市徐汇区卫生行政部门自2011年起，尝试在公共场所专业中实施简易程序，缩短了平均办案周期，提高了卫生行政部门对轻微违法行为的处罚效率。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通过对运用简易程序处罚的案例进行回顾性书面审核，并与同期同专业运用一般程序处罚的案例审核结果进行对照，分析本辖区内卫生行政处罚中简易程序运用的现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促进简易程序案件质量的提高。
1材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在“上海卫生监督综合应用平台”查询到的卫生行政处罚相关信息及徐汇区卫生行政部门2011、2012年的卫生行政处罚案件的书面卷宗。
1.2方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卫生行政处罚程序》《卫生行政执法文书规范》的要求，对徐汇区2011、2012年卫生行政处罚案件中63件运用简易程序进行处罚的案例进行回顾性书面质量评估，通过走访41件案件的管理相对人并填写《回顾调查表》，对简易程序运用过程中承办监督员的执法程序进行回顾性调查。同时，将2011、2012年辖区内运用一般程序处罚的公共场所专业案例按照处罚文号依次排序，采用随机数字表法从中抽取63件进行对照。分别从处罚主体认定、违法事实确认、证据材料固定、法律条款适用、处罚程序合法、文书制作规范6个方面对案例进行回顾性审核，分析辖区内卫生行政处罚中简易程序运用的现状。
2结果
2.1概况
目前，上海市卫生行政部门已在公共场所、学校卫生、医务人员等9个专业实施简易程序进行行政处罚，2011、2012年全市共实施卫生行政处罚20 405件，其中运用简易程序实施的为3 364件，占案件总数的16.5%；公共场所专业案件合计12 487件，其中运用简易程序实施的为2 986件，占公共场所专业案件的23.9%。徐汇区卫生行政部门目前仅在公共场所专业实施简易程序进行行政处罚，2011、2012年全区共实施卫生行政处罚775件，其中运用简易程序实施的为63件，占案件总数的8.1%；公共场所专业案件合计546件，其中运用简易程序实施的为63件，占公共场所专业案件的11.5%。本区卫生行政处罚简易程序运用的数量及专业领域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2.2存在问题
对63件运用简易程序处罚的案件及同期同专业的63件运用一般程序处罚的案件进行比较，对处罚主体认定等6个方面存在问题的发生频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以处罚程序合法以及文书制作规范方面尤为突出（表1）。
2.2.1处罚主体认定在63件运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处罚主体认定错误的共6件，其中3件对个体工商户的案件中，承办监督员未将被处罚对象认定为户主（业主），而是误将商户字号作为主体进行处罚；3件案件中的检查主体与被处罚主体不一致，且被处罚主体证明文书缺失（如谈话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委托书缺失），或者被处罚主体证明文书与被处罚主体矛盾（如提供的工商营业执照与被处罚主体不一致或法定代表人委托书的出具者与被处罚主体不一致）。在63件运用一般程序的案件中，未发生处罚主体认定的错误。
2.2.2违法事实确认在63件运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违法事实认定不确切的共14件，其中6件案件违法事实调查处罚不完整，根据现场检查笔录或者当事人提供的书证显示出案情复杂，当事人涉嫌存在2种以上违法行为的，承办监督员未进一步调查取证，即按照简易程序针对其中1种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6件案件违法事实的确认存在主观推断问题，如仅现场检查笔录描述未当场查见配备消毒、保洁设施，承办监督员未再经过询问等手段进一步调查取证，而仅凭主观推断得出当事人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消毒、保洁的结论，并运用简易程序进行了行政处罚；2件案件违法事实的确认存在争议，如现场笔录记录检查场所内查见未消毒的非一次性杯具，但当事人陈述却记录为当事人提供顾客使用的是一次性纸杯，承办监督员在获取不同证据存在矛盾时，未进一步调查即片面认定当事人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消毒，运用简易程序进行了行政处罚。在63件运用一般程序的案件中，未发生违法事实确认的错误。
2.2.3证据材料固定在63件运用简易程序处罚的案件中，证据材料收集不充分或固定不足的共17件，其中8件仅提供1份现场检查笔录作为证据，即实施简易程序行政处罚，由于现场检查笔录仅是对现场检查情况的客观描述，无法直接确认违法事实；6件在收集现场检查笔录及证人证言后实施了简易程序行政处罚，由于证人证言的被询问者多为当事人单位的普通员工，对被询问事项可能不完全知晓，或者与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其自身流动性较大，因此提供的证据的可靠性及稳定性较弱，可能导致对违法事实的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侵犯到当事人合法权益；1件证据种类归类错误，误将证人证言归属于当事人陈述；2件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定要求，1件为提供复印件作为书证，未注明与原件核对一致后的签名或盖章，1件为同一相对人在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复印件与原件核对等多处签名的笔迹存在明显差别，证据的真实性存在争议。在63件运用一般程序的案件中，仅发现2件存在问题，其中1件提供的书证为双面复印件，仅单面注明有与原件核对一致的签名，1件健康证过期卷宗内未提供过期的健康证原件或复印件。
2.2.4法律条款适用在63件运用简易程序处罚的案件中，法律适用不完整不准确的共17件，其中2件《当场处罚决定书》中涉案的法律条款引用不完整，对有条、款、项、目的涉案法条仅引用到条；8件发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中依据的法条仅引用到条，而未具体到涉及的款、项、目；另有7件在引用评判和确定当事人违法行为所依据的技术规范及标准时，条款引用错误。在63件运用一般程序的案件中，仅1件存在法律条款适用的问题，在发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中填写依据法条引用不完整。
2.2.5处罚程序合法在63件运用简易程序处罚的案件中，处罚程序合法方面存在问题的共29件，其中书面审核发现存在程序错误的有24件，其中15件存在时间逻辑矛盾（部分案件存在1处以上错误），包括相同2名监督员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与询问笔录时间重合10件，询问笔录时间早于现场检查时间4件，当场处罚决定书时间早于询问笔录时间1件，询问笔录被询问人签名日期晚于记录的制作日期4件，《当场处罚决定书》签收日期晚于作出决定日期1件，委托书落款日期或委托内容有明显涂改4件。另有5件在回访调查时了解到《当场处罚决定书》并非承办监督员当场作出，而是事后补充相关书面材料、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检查后数日才完成《当场处罚决定书》的制作、送达及执行等程序。在63件运用一般程序的案件中，仅1件《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日期为签发之日起第8天，超出了法定时限。
2.2.6文书制作规范在63件运用简易程序处罚的案件中，文书制作不合规范的共38件（部分案件存在多处错误），其中19件《当场处罚决定书》制作不规范，如依据的法律条款漏填写或填写不全、处罚案由遗漏；9件现场笔录制作不规范，如填写的地址与营业执照地址不一致、记录内容重复、监督员漏签名、缺项未消空、现场描述不准确（如“内部环境基本清洁”、“未查见许可证”）；16件文书涂改不规范，包括现场检查、询问笔录、当场处罚决定书等内外部文书均存在涂改未盖章或签名确认的情况。在63件运用一般程序的案件中，仅3件在文书制作上存在问题，如送达回执监督员漏签名、询问笔录添加内容未盖章或签名确认。
3讨论
3.1原因分析
3.1.1对依法行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简易程序因具有方便、快捷的优点，部分执法人员为方便省事，任意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对涉嫌2个以上违法行为的，仅对其中1个情节轻微、案情简单的违法行为运用简易程序进行行政处罚，而对其他超出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违法行为不予追究，从而回避立案、合议、审核、签发等一般程序案件的质量控制环节，规避稽查部门对行政处罚案件的审查。
3.1.2缺乏简易程序的管理制约机制目前法律法规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操作程序、文书制作等仅作了简单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在本市卫生行政执法领域尚缺乏统一的简易程序操作规范。对简易程序的监督制约机制缺乏，容易导致卫生执法人员在实际运用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对检查现场无法认定违法主体、无法当场固定证据材料等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通过事后补取证、补签名等手段予以变通操作。
3.1.3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参差不齐由于简易程序处罚的取证、处罚全过程均发生在检查现场，对承办卫生执法人员的个人执法技能有较高的要求，部分新进人员对违法主体、处罚程序、委托书等法律概念的掌握欠缺，造成在对个体工商户进行简易程序处罚的案件中，误将商户字号作为被处罚主体，出现先调查后立案、先处罚后调查等低级程序错误。
3.1.4执法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由于部分执法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在一般程序处罚时过分依赖立案、合议、签发等环节的把关，当运用简易程序当场处罚时，由于各种执法文书均需要承办监督员当场制作，就很容易出现因疏忽未及时对笔录模板修改而出现的制作时间矛盾、案由遗漏、多处涂改又未规范修改等问题。同时，由于执法人员日常工作中大量执法文书均通过电脑制作，在检查现场容易因为生疏而出现笔录描述不准确、法条引用不完整等错误。
3.1.5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淡薄由于公共场所专业管理相对人数量庞大，对法律的认知差别较大，部分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在执法现场采取拖延逃避的手段，以各种借口拖延提交主体资格、证据等材料，造成主体证明材料缺失，或者检查地点与工商营业执照不一致等。
3.2对策与建议
3.2.1统一认识，强化依法行政的落实依法行政已成为被现代法治国家公认的一项政府行使权力所奉行的基本准则，任何违法行政都将受到相应的追究[2]。因此，对执法人员要加强依法行政的教育，重视综合素质的提高，杜绝出于方便省事而随意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或故意违反行政处罚程序法定要求，擅自采取各种变通手段进行简易程序的操作。
3.2.2重视培训，促进执法水平的提高过硬的综合业务素质是顺利实施简易程序的保障，通过定期加强各种法律法规的业务培训，开展多种形式的执法文书制作竞赛，促进文书质量的提高。做好新进执法人员的带教轮转工作，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业务骨干的示范作用，通过人员的合理搭配，促进整体执法水平的提高。
3.2.3加强管理，制定简易程序管理规范① 明确适用范围。建立具有具体可操作性的简易程序管理规范， 对简易程序适用的有效案由进行梳理，细化适用情形，统一准入标准，从源头上防范执法人员滥用简易程序的情况发生。② 制定证据标准。重视简易程序处罚证据收集，在证据种类、固定形式、证据链完整性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杜绝发生主体错误、事实不清等严重错误。③ 完善格式文书。重视文书制作，完善现有的格式文书，拟定办案参考卡片，减少执法人员现场文字书写工作量，尽可能减少简易程序运用过程中人为因素导致的错误产生。
3.2.4及时反馈，发挥监督制约机制作用重视简易程序处罚的后续备案工作，及时对已经完成的简易程序处罚案件进行回顾性审核，总结分析存在的问题，定期向部门领导反馈，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调整，促进简易程序在卫生行政处罚工作中的顺利开展。
4参考文献
[1]张坤.简易程序的特点及适用[J].中国道路运输，2008（2）：36-37.
不予行政处罚的条款范文3
（一）放宽行政审批条件。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依法明确实施条件，不得随意增加审批条件。国家和省明确规定放宽市场准入的政策措施，相关部门在实施行政审批中要坚决贯彻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审批条件有明确规定的，一律不得增加审批条件；对行政审批条件未作明确规定的，要本着合理、便民的原则，尽可能从宽处理。加强对咨询、评估机构的管理，规范其服务行为。法律、法规、规章未列入行政审批条件的咨询、评估，一律不得作为行政审批的条件。
（二）进一步创新行政审批机制。优化行政审批流程，精简行政审批环节，全面推行行政审批制、服务承诺制和限时办结制。积极推行行政审批的统一办理、联合办理、集中办理制度，实行并联审批制。加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完善“一门受理、统筹协调、规范审批、限时办结”的运作方式。切实改变在政务服务中心挂号、在部门办事的“体外循环”模式，做到人员进中心。实行行政审批提速，对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政策规定的行政审批时限要进一步压缩。积极推行网上审批，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办理行政审批事项。
二、严格规范行政处罚
（一）严格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实施行政处罚的依据、主体、内容、程序、形式必须符合《行政处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对公民处以1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2万元以上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二）积极推行教示制度。严格遵守《行政处罚法》确定的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以及《省行政程序规定》确定的教示制度，参照《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罚款自由裁量阶次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望政办发[]126号）确定的制度，对行政执法直接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且不属于必须立即执行的，行政机关应当先采用教育、劝诫、疏导等手段，促使当事人自觉履行法定义务；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积极探索建立处理行政处罚争议和其他行政争议的和解、调解机制。
（三）合理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要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合理行使行政裁量权。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对符合法定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情形的，一律要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要充分考虑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幅度内，除少数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外，一般适用中限以下处罚。积极推行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行政执法部门要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裁量幅度的行政处罚条款进行梳理，对行政裁量权予以细化，能够量化的予以量化，并将细化、量化的行政裁量标准予以公布。
三、大力推进制度创新
（一）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政策体系。全县的政策体系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科学跨越，加快富民强县，坚持为推进依法行政、转变政府职能、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服务，坚决破除妨碍科学跨越的制度障碍，切实保障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不予行政处罚的条款范文4
第二条市城乡规划局（以下简称市规划局）是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规划部门），主管市城市规划区及城市重点发展区规划违法案件查处工作。
市规划局直属分局、市城市规划监察支队受市规划局委托，以市规划局的名义，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城市规划区及城市重点发展区城市规划违法案件的调查、取证、查处工作。开展规划执法检查工作时，执法人员应不少于两名，并亮证执法。
本制度所称城市规划违法案件主要指：
（一）在城市规划区及城市重点发展区内进行建设，未取得市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下简称《一书两证》），擅自动工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和其他设施的；
（二）未经市规划部门批准，虽取得市规划部门核发的《一书两证》，但未按《一书两证》所规定的内容进行建设，擅自修改原批准图纸、改变建筑物使用功能、立面造型、色彩，增加工程项目建筑面积等的；
（四）未经市规划部门同意，擅自进行改变地形地貌活动的；
（五）临时建设项目使用期满，未经批准延长使用期限或使用期满逾期不申请延期又不拆除的；
第三条城市规划执法人员，必须持《省行政执法证》依法对城市规划区及城市重点发展区的一切建设行为实行跟踪监察，对违法建设案件及时查处。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妨碍城市规划执法人员依法行使职权。
第四条查处城市规划违法案件实行集体研究审批制度。所查处的案件应当遵循合法、及时、准确的原则，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量罚适当，符合程序。
第五条直属分局和规划监察支队应以主动巡查为主、群众举报和各类批转为辅开展规划执法检查工作。对正在建设的违法案件，应及时发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违法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接受调查处理。
调查后，参照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以下简称“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如属于特别轻微违法行为情形的，可以不予立案。对构成违法事实，参照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应予处罚的，必须立案。
第六条立案。
立案应填写《行政案件立案审批表》。
填写该表时，应注明主办人和协办人，并按要求填写执法证号。在填写“初步了解违法事实”一栏，应载明违法当事人违反的法律、法规的条款。
严格按要求填写该表后，按程序报批。
第七条立案后，城市规划执法人员应及时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填写《调查询问笔录》。现场勘验并填写《勘验笔录》。
收集、调取的证据范围应包括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现场笔录、视听材料、勘验笔录等。
第八条调查结束后，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处罚决定前，必须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举行听证，并作好听证笔录。
第九条案件调查结束后，城市规划执法人员应根据违法建设的事实，依据法律、法规和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填写《违法案件处理审批表》。填写该表时应载明违法事实违法的形式（是未领取一书两证还是变更审批内容）、违反的法律条款、处罚的依据，并根据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认定违法行为的情节轻重类型（特别轻微违法行为、轻微违法行为、一般违法行为、严重违法行为）等。该表按程序审批完毕后，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案件性质；
（二）违法事实；
（三）处罚依据；
（四）处罚内容；
（五）申请复议的机关、期限或期限与受理的人民法院；
（六）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的日期。
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市规划部门公章。
第九条严重影响城乡规划的违法建设行为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属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由市规划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的决定：
1、违反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使用土地的；
2、占用城市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用地的；
3、压占城市规划道路红线、建筑退让红线和地下管线的；
4、侵占城市各类绿地、生活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的；
5、影响城市消防、防洪、抗震、供电、供水、供气、通讯、电视等地上地下管线安全的；
6、破坏国防设施和测量标志进行建设的；
7、污染城市环境，严重影响市容观瞻的；
8、擅自在近期建设规划控制区进行建设的；
9、擅自在规划批准的旧城和城中村改造片区内插建、搭建的；
10、房屋擅自加层影响结构安全的；
11、其它严重影响城市规划实施的。
第十条违法案件的调查处理，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完成的，经市规划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案情特别重大的，报市政府决定。
第十一条城市规划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有关法律文书，应当直接送达到当事人或收发部门签收。
受送人拒绝签收的，送达人应邀请有关人员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注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将文书留在当事人的收发部门或住所，即视为送达。
第十二条对违法违章的临时建筑物、附着物，市规划部门作出限期自行拆除决定后，当事人拒绝执行的，可以申请市政府实施。
第十三条市政府决定实施前，市规划部门应当对被的建筑物、附着物、在建建筑物进行勘验笔录。
勘验笔录应当包括被拆除物、附着物和在建物的名称、结构、形式、建筑面积、装修标准等内容。
第十四条市政府决定实施时，市规划部门应当通知当事人或成年家属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的执行。
经的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不予行政处罚的条款范文5
内容提要: 行政处罚法治化是我国行政处罚制度改变和完善的始点与终点，其中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处罚适用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一方面，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法治在一定阶段的必然，没有并用可能难以做到过罚相当；另一方面，行政处罚并用必须依法为之，对行政处罚并用进行必要的法律控制是完善行政处罚实施制度的必要选择。基于此，必须确立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原则、规定行政处罚并用的禁止事项、明确行政处罚并用的适法主体、规范行政处罚并用的程序规则。
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处罚适用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该条既是对行政处罚“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确立，又是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基础，因为该条仅仅将行政主体对当事人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处罚的种类限定在罚款这种单一处罚种类上，即是说，两种不同种类的行政处罚可以合并使用。对于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行政法学界并没有给予广泛关注，[1]由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行政处罚并用进行系统研究。
一、行政处罚并用的行政法理
所谓行政处罚并用，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同一个违法行为给予两种以上罚则的行政处罚。首先，行政处罚并用发生在行政处罚的适用中，即发生在行政主体对违法行为人进行实际处罚的过程中。只有当行政主体将法律规定与行政违法行为结合起来处置时才会发生处罚并用问题。进一步讲，行政处罚并用不是一个立法层面或者行政处罚制度层面的问题。《行政处罚法》有行政处罚适用的专门规定，但在对行政处罚适用作规定时没有针对行政处罚并用作出规定，这便为这一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实际运作带来了麻烦。其次，行政处罚并用的违法行为是“一”，而不是“二”或更大的行为数量。即是说，一个违法行为和两个以上违法行为是区分行政处罚并用的前提条件，对于当事人在同一状态下的两个违法行为适用两种处罚不是处罚并用。由于违法行为中的“一”是处罚并用概念的前提，因此，行政处罚并用很容易被人们误认为行政主体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再次，行政处罚并用是两个不同罚则的合并使用，而不是一个罚则的重复使用。罚则本是行政处罚理论中的一个较为原始的概念，它是就行政处罚的具体形式而论的，《行政处罚法》将行政处罚罚则的概念用行政处罚种类的概念予以取代，这种取代的科学性是值得质疑的.[2]两个以上不同罚则的混合使用是行政处罚并用最为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人处置的力度。最后，行政处罚并用是以行为为标的的，而不是以违法行为人为标的的。换言之，行政处罚并用是一个违法行为中的并用，而不是针对一个当事人的并用，行为是并用的基础，行政相对人的数量、行政相对人的形式都与并用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上列诸点是行政处罚并用质的规定性。那么，行政处罚并用的行政法理究竟为何呢？这是行政处罚并用理论必须予以澄清的问题。对此，笔者将从以下方面予以解释。
第一，从违法竞合的角度解释。所谓违法竞合是指行政违法行为人[3]一个违法行为触犯了两个以上行政法条款的情形。行政违法行为比刑事、民事违法行为在法治实践中的表现都要复杂一些，这既由行政处罚规范事态的复杂性所决定，又由行政违法行为发生概率相对较高所决定。前者是说行政法对社会关系的设定是最多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行政法设定的社会关系是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成立的基础。[4]其所设定关系的复杂性使介人其中的行为所触及到的关系亦相对较多。例如，一个违反广告法的行政违法行为可能同时触及到产品质量法关系、消费者权益法关系、文化行政法关系等等。后者是说行政违法在所有违法行为中发生的概率是最高的，要比民事、刑事违法率高出上万倍。行政法本身就是一个类的概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群，在这一类的概念之下，有诸多具体的法律形式，这些法律形式亦设定了诸多具体的禁止性事项。行政违法行为人一个行为常常置于无数行政法规范的包围之中，而包围这一违法行为的行政法规范都可能没有相应的处罚形式。在行政法适用中，每个行政法规范都可以对行政相对人的某一行为说不，这便决定了一个违法行为通过多个法律设定的不同处罚种类予以处罚的情形，这是行政处罚并用的第一个行政法理解释。在行政法适用中，一个法典中的不同条文、几个规制同一事项的不同法典、一个规定两个完全不同事项的行政法典[5]都可能导致处罚并用的发生。
第二，从过罚相当的角度解释。过罚相当或称过与罚相适应是从刑事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移植过来的。刑事法律中的罪刑相适应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必须负责任，而所负责任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本身的危害后果要一致起来，不能出现罪与刑的脱节。“当然，这种把惩罚的严厉程度和犯罪的严重程度加以联系的方式要受到许多难题的困扰，假如我们想要严格地按字面来理解它的话。这些难题中最首要的难题是相当平常的：即使可能把所有犯罪都按相对的严重程度加以排列，我们进行比较的出发点或基础也必须是一种犯罪，对这种犯罪的刑罚是法定的而不是通过同其他犯罪的比较而予确定。我们必须从某一点出发，而且这一出发点实际上倾向于是对某一特定犯罪的传统或通常的惩罚。其次，什么东西介于犯罪导致的客观危害和引起该犯罪的主观恶意之间而成为‘严重性’的尺度，是不明确的。过失导致一个城市的毁灭比故意伤害一名警察更恶吗？或者，我们是否应当关注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两者？第三，如果提到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依靠人的判断能揭示并且比较不同人的动机、诱惑、机会和恶性吗？无疑，如果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犯罪的种类只是模糊地体现着实际发生的具体犯罪，那么我们就可能接近这样一种思想，即惩罚的严厉程度应同各不同犯罪的不同‘罪恶’或严重程度相适应。我们可以在故意伤害和非故意伤害之间作出几点大体上的区别：我们可以承认诱惑和软弱的标准之类型，并且使用这些标准的类型来减轻或加重对一特定种类犯罪的标准之惩罚的严厉程度。我们将在后面探讨这样一种大体的传统之标准的社会目的。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它只是大体上的。” [6]行政处罚中过罚相适应是指行政违法行为人实施行为的主观恶性和危害后果要与其最后承担的处罚责任对应起来。此处所讲的对应既包括违法行为人的责任要与其实施的违法行为的质相对应，又要与其实施的违法行为的量相对应。质的对应是指行为人行为的危害范畴如果存在于精神领域，行为人就要承担更多的精神责任，行为人行为的危害范畴如果存在于物质领域，行为人就要承担更多的物质责任。我国将当事人违法行为分为营业性与非营业性并分别给予不同处罚的制度就充分考虑了行为的质，即违法行为及其责任在质上的适应性。量的对应则是指行为人行为的危害程度如果能够用数量计算或者能够作出非常间接的量上的估算，其所负的责任应当与危害的程度在量上对应。行政处罚的责任形式即罚则是非常有限的，《行政处罚法》仅仅将处罚种类限制在六类，这与刑事处罚的责任形式不可比拟，尤其与行政处罚制裁的量无可比拟。以行政处罚中最严厉的行政拘留为例，最高期限亦仅仅为15日，但是，行政违法行为的状况以及法律关于行政处罚适用范畴的状况却是另一种格局。质言之，我国行政处罚的罚则与行政处罚违法行为的类型和违法行为的性质基本上是对应不起来的，即罚则的量度低于违法行为的量度，这在单个行政处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那么，处罚并用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31条第二款规定：“承运人明知是烟草专卖品而为无准运证的单位、个人运输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即此一违法行为只有将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并用才能做到过与罚相适应。
第三，从执法体制的角度解释。行政法的适用与行政执法体制的关系密不可分，不同的执法体制会使行政处罚的适用呈现不同的状态。这中间的关系原理基本上是这样的：执法体制愈分散，行政处罚适用就愈分散，导致行政处罚并用的状态愈少。因为分散的执法体制将导致各个行政机关根据自己的职权行使管理权，对于了一个行为违反其他法律的情形可以不予过问；执法体制愈集中，行政处罚适用就愈集中，反之，行政处罚的并用则会增多，因为，集中的执法制度常常将违反两种不同法律的违法行为并而处置，合并处置的结果便是行政处罚的并用。《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该条为我国行政处罚权的相对集中提供了法律依据，依该条规定，在多年尝试的基础上，[7]2002年8月国务院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使我国行政处罚机制相对集中，集中以后一个行政执法部门能够行使多个部门的处罚权限，其有权利对一个行政违法行为的违法情形作出全面判断，对一个违法行为所触犯的多个行政法条文的情形了如指掌。如城市管理领域的执法主体集中了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市政管理、环境保护管理、公安交通管理等若干方面的处罚权，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上列规定的情形便可导致处罚并用。
第四，从违法主体的特殊类型解释。行政处罚并用是以行政违法行为为对象的，即并用是针对一定行为的并用，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当我们分析违法行为时不能不联系到违法行为的实施者，即违法行为的主体。主体是行为的发动者，是行为过程的决定者，是行为结果的受益者或承受者。因此，当一个行政主体针对某一个违法行为确定并用时，它将并用的罚则与违法行为的责任人结合起来。事实上，违法行为的“一”并不必然代表行为主体的“一”，即一个违法行为的行为主体常常有多元化的倾向，要么两个主体实施了一个违法行为，要么作为组织的主体实施了违法行为，而作为组织中的个人则是这一违法行为的决定者。处罚机关要根据主体的不同情况进行责任分担，也就是说，行政主体针对一个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要根据主体的不同情况并用两个以上的处罚，对于每个主体而言，处罚种类可能是一个，但对于违法行为而言处罚种类则是一种并用状态。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69条规定，对于造成环境污染的部门除由相应的企事业单位承担责任外，相关的责任人员亦应承担责任。事实上，环境保护机关在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对于一个违法行为常并用两个以上的行政处罚形式，一个是针对违法行为中的法人，另一个则是针对直接责任人。行政相对人共同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况亦可能带来在一个行政违法行为中的处罚并用。
综上，笔者认为，行政处罚并用具有深刻的行政法理。
二、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类型
在行政行为理论中，有诸多复杂的行政行为类型，这些复杂的行政行为类型对于我们研究行政处罚并用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第一种复杂的行政行为类型是共同行政行为，而共同行政行为本身还有诸多的具体类型，如行为主体为两个以上，行为对象是一个的称为积极的共同行政行为；行为主体为一个，行为对象为多个的称为消极的共同行政行为，两方都为两个以上的则称之为混合的共同行政行为。共同行政行为的理论可以用来指导我们分析行政处罚并用，尤其在行政处罚并用类型的划分上具有一定的意义。例如，两个以上行政主体对一个行政相对人作了两个不同种类的行政处罚，而这样的处罚就存在于共同行政行为之中。第二种复杂的行政行为类型是复合式行政行为，即一个总的行政行为之中包括了若干不同层次的具体行政行为，如一个主行政行为中包括了若干从行政行为，或者两个主行政行为由一个从行政行为支撑等。行政行为类型理论在我国是需要予以完善的，由于本部分主要是针对处罚并用类型的研究，行政行为的类型不是本文的重点，因此，在这里不予展开讨论，但无论如何行政行为的分类理论对行政处罚并用的类型有决定性意义。综观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处罚并用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将其概括为下列类型。
其一，一个单一违法行为中的处罚并用。所谓一个单一违法行为，是指由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法人实施了法律禁止的某一种单一状态的违法行为情形。在单一违法行为情形下，违法行为人是单一的，或者是一个自然人，或者是一个法人，而且这个违法行为中的自然人或法人是唯一能够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如在法人违法的情形下只有法人对其违法行为负责，而法律没有要求法人中的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负连带责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42条第二款规定：“违反本法第6条的规定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的，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此条的处罚对象是法人，而对其进行的处罚形式是三种处罚的并用；在单一违法行为的情形下，违法行为也是单一的，即当事人所违反的是一个法律规范的规定，而不是两个以上法律规范的规定。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37条规定：“外国人、外国渔船违反《渔业法》第8条规定，擅自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从事渔业生产或者渔业资源调查活动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令其离开或者将其驱逐，并可处以罚款和没收渔获物、渔具。”该条规定对一个当事人、一个违法行为给予了三种类型的处罚形式，即驱逐出境、罚款和没收。单一违法行为中的处罚并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羁束的行政行为，即处罚机关必须将两种以上的行政处罚合并使用，没有裁量的余地。
其二，一个复合违法行为中的处罚并用。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中没有复合违法这个概念， [8]但是，在行政诉讼中诸多共同行政诉讼，尤其被告为两个以上的积极共同诉讼就是由行政相对人的合并违法引起的。所谓复合违法，是指一个行为人实施了一个违法行为，但这个违法行为违反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政法规范。在复合违法的状态下，行为主体是一个，即或者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法人，行为人的行为也是一个，就是说行为人只有一个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所造成的损失也是一个，但其所违反的行政法规则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这相当于刑事法律中的牵连犯，就是行为人为了实施一个犯罪而触犯了另一个罪名。 [9]一个复合违法行为在行政处罚中的并用不是由某一单一法律规范框定的，只有当行政主体对某一违法行为人适用行政处罚时才能发现这是一个复合的违法行为，因此应当予以处罚并用。如违法行为人为了从事医疗行业的活动，在没有办理卫生许可、工商许可、税务许可的情况下便开展医治活动，并在医治中造成了事故。当事人这一违法行为对于当事人来讲主观故意只有一个，危害后果甚至也是一个，但是，该行为却违反了工商行政法、卫生行政法、税务行政法、治安处罚法等四个以上的行政法规范。显然，对于当事人这样一个违法行为只能用复合式违法进行定性，而这样的复合式违法所带来的必然是合并式行政处罚。进一步讲，行政相对人要承担各个部门法中规定的行政处罚形式，或者被取缔、或者被没收财产、或者被罚款、或者被治安拘留。上列诸种都可以同时用于行政相对人此一种违法行为上。
其三，一个单一违法行为中复合主体的处罚并用。依据共同行政行为理论，一个行政主体常常对多个违法当事人作出一个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或者在一个同一的具体行政行为中涉及到了两个以上的当事人。同样行政行为是共同行政行为的一种类型，在这个共同行政行为中有多个当事人具有同样的权利义务关系，虽从诉讼理论中将这些行政行为称为同样行政行为，但就整个行为过程看则是一个共同行政行为，因为引起这一行政行为的法律事实是一个，这一行政行为中的权利和义务也基本上是一个，只是权利义务主体中的行政主体为“一”而相对一方为“多”，这种“一”与“多”同时存在于一个法律事实之中。还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同样行政行为是从大的行为类型而论的，比如都是行政处罚行为。而行为的具体形式则是不同的，正是这种行为形式的不相同性使行政处罚合并有了存在空间。同一行政行为则是指行政主体的一个行政行为中涉及的行政相对人其权利义务不可分割，而在同样行政行为下权利和义务则可以予以分割。例如，五个农民在自己的责任田上违法联合建起一栋楼房，行政机关可以作一个行政处罚行为，其中的权利义务对五人都有利害关系，这便是一个同一行政行为，而当事人则是多个。再如治安违法中，若干肇事者共同实施一个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对若干当事人作出一个同样的行政行为，其中各个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能够被分离开来。这两种情形的复合主体都可以带来行政处罚的并用。如上述后一例子中，公安机关可以对五个人根据情节轻重并用罚款、行政拘留、警告等不同的罚则，在这种情况下，并用是对一个行为而言的，不同主体可能承受了不同的处罚种类。在上述前一例子中，土地管理机关可以并用拆除违章建筑、罚款没收一定财物、警告等不同的罚则，但这几个不同罚则所面对的主体是相同的。
其四，一个复合违法行为中复合主体的处罚并用。行政违法行为的复合性与行政违法主体的复合 性没有必然联系，而二者也没有理论上的可比性。即是说，复合性违法行为可以是一个主体实施的，也可以是多个主体共同实施的。反过来说，多个主体即可以实施一个单一的违法行为，又可以实施我们称之为复合式的违法行为。二者虽没有逻辑上的关联性，但是，复合式主体实施复合的行政违法行为都足以构成行政处罚并用的一个独立类型。具体地讲，在一个违法行为的状态下，从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看是多个违法情形，即这一行为违反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政法规范。而在这一违法行为中，主体是多个当事人。例如，在某一林木违法的行政案件中，三个当事人为了通过从林区运走木材获取非法利益而纠集在一起，并作了适当分工，由甲负责从林区收购木材，由乙将收购的木材转移出山，由丙将木材从林区运往销赃地。这三个人实施的行为分别违反了林业管理的三个法律规定，即非法收购木材、无出山证将木材转移出山，无准运证运输木材。这三个违法行为人是这一违法行为的共同实施者，但三个人的行为却触犯了三个不同的行政法规范，而且三个规范中的处罚形式亦有所不同。林业管理机关只能将该案件作为一个违法行为来处理，而这一违法行为的主体和行为状态都是复合性的。此种情形引起的处罚并用非常复杂，即可以并用于每一个不同的当事人，也可以分别并用于三个不同的当事人。
其五，处罚对象二元型处罚并用。我们知道，在行政法律责任理论中，存在连带责任的理论。所谓连带责任，是指在一个违法行为中，由一个行政责任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其他相关责任人将主要责任人承担的责任予以适当分配的责任形式。连带责任中责任主体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而它们共同对一个违法行为负责。一般的法律条文对于这种连带责任都有所反映，当然，前提是具有连带责任存在的条件。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67条规定：“违反本法第49条第二款规定，减少农业和农村用电指标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有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74条也有一个类似规定，在这一规定中，处罚对象是二元型的，即既要处罚作为法人的组织，又要处罚作为法人中的自然人，一般是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我国有关环境违法处罚中的情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结构，而行政机关在制作行政处罚书时将二元写在一起， [10]并用不同的处罚种类。
三、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控制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指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行政处罚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要严格执行行政处罚法的各项规定，保证全面、正确地实施行政处罚法，促进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严格依法行政。” [11]《行政处罚法》第4条也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由此可见，行政处罚法治化是我国行政处罚制度改变和完善的始点和终点，其中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处罚适用中最为敏感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法治在一定阶段的必然，因为没有并用可能难以做到过罚相当；另一方面，行政处罚并用必须依法为之，对行政处罚并用进行必要的法律控制是完善行政处罚实施制度的必要选择。笔者对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控制提出下列建议。
（一）关于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原则。《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适用作了不少原则和制度上的规定，就制度规定而论，规定了行政处罚中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形，行政处罚追诉时效制度、行政处罚责任追究的年龄等等。就行政处罚适用的原则而论，如第23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这实际上是对处罚与纠正违法行为相结合原则的规定，尤其规定对于行政相对人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等。《行政处罚法》在规定罚款不得并用时，对其他形式处罚的并用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罚款与其他行政处罚可以并用；另一方面，其他行政处罚相互之间可以并用。由于诸种行政处罚形式几乎都可以并用，这必然使行政处罚的操作遇到诸多障碍。在笔者看来，由于《行政处罚法》是在我国行政处罚实施的规范化程度和行政处罚制度化程度还不高的背景下制定的，因此没有对行政处罚并用的原则作出规定。尽管法律没有规定处罚并用的制度规则甚至原则，但执法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寻求相应的原则，正如杰尼索夫所指出的：“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不得借口立法的不完备而不解决案件。他们应解决在法律中寻找不到直接答案的问题。在某些案件中立法如不完备，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则采用类推的方法—法律的类推与法的类推。这种方法即是对于某一事物引用规定最相似之条款或就该国立法与政策之总精神而引用适当的条款。如法律中对于如何解决该具体案件如无直接的指示，就应该根据与该事件最相适合的法律来解决，或根据国家立法的总原理与政府的政策（法的类推）来解决。” [12]即是说，行政机关必须依相应的原则实施处罚并用。笔者认为，《行政处罚法》总则部分规定的公平原则、公正原则、过罚相适应等原则应当是第一层次的原则；第二层次的原则应当是有关行政处罚适用的原则，如罚款不能并用原则等；第三层次的原则应当是行政处罚并用的独有原则。笔者认为，质量对应原则应当成为处罚并用的特有原则，即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确定处罚种类、确定处罚中何种处罚为主、何种为辅。如果某一处罚使一违法行为人的过错和责任对应起来了，此时就不应当再选择新的处罚种类，即应当排斥并用。 （二）关于行政处罚并用的禁止事项。我国目前行政法规范中除了罚款不能并用两次外，对其他并用似乎没有限制，主要体现为：一是我国法律在规定处罚并用时，几乎都是羁束性规定，即行政机关在处罚时必须将两个不同的行政处罚形式共同使用，而不是选择是否合并使用。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63条规定：“违反本法第25条规定，未经许可，从事供电或者变更供电营业区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该条规定的三个处罚形式似乎是处罚机关必须选择的。二是我国相关法律文件虽没有规定处罚并用，但也没有规定禁止并用的问题。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203条规定：“违反本法第35条的规定，未取得生产许可证书、维修许可证书而从事生产维修活动的，违反本法第92条、第147条第二款的规定，未取得公共航空运输经营许可证或者通用航运经营许可证而从事公共航空运输或者经营性通用航空的，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停止生产、维修或者经营活动。”该条虽只规定了一种处罚形式，但并没有禁止行政机关并用其他处罚手段。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一些行政机关就常常在法律规定只有一种处罚形式的情况下并用其他处罚形式。上述表明，国家应当通过法律规范对行政处罚并用作一些禁止性规定。首先，可以规定在法律规定只有一种处罚形式的情况下禁止行政机关并用其他处罚，这样的禁止性规定对于行政处罚制度的完善并不多余，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在《行政处罚法》中设立修正案的方式、或者制定单行法典的方式确立这样的制度，换言之，该制度的确立并没有法律上的障碍。其次，法律应当禁止两种处罚种类接近的处罚形式的并用。例如罚款、没收财物、退还原物等基本上都是经济性制裁，若干种经济性制裁同时使用既可能让行政相对人无法承受，又有可能无法执行。再次，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确定处罚并用的种类，如可以禁止在经济性的违法行为中进行精神处罚的并用，或在精神性的违法行为中进行经济处罚的并用。
（三）关于行政处罚并用的适法主体。《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规定：“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履行原由多个部门行使的职权。” [13]显然，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后，行政处罚的主体由原来的相对分散化变得相对集中化。行政处罚并用是基于一个违法行为而论的，依行政法理论，一个违法行为只能由一个主体追究责任，如果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确实违反了多个行政法规范，对多个行政管理职能部门的管理过程造成了阻滞，那么，多头部门应当具有追究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权利。但是，这样的追究同样不能分散进行，而应当集中以后进行，即若干行政机关可以针对当事人的这一行为实施一个共同行政行为。在这种共同行政行为中，行为主体只是一个而不是多个。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后行政处罚并用的情形将会增多，正如前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行政机关行使了多个领域的处罚权，必须将一个行为违反多个行政法规范的情形予以集中和统一。由此而论，行政处罚并用的主体应当通过法律手段限定为一个主体。
（四）关于行政处罚并用的程序规则。《行政处罚法》本身就是一个有关行政处罚的程序法，其中的主要内容是有关的程序条款，如行政处罚设定的程序，行政处罚管辖、行政处罚适用，尤其关于行政处罚的决定规定了三个相互联系的程序规则，即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等。当然，还规定了行政处罚的执行程序。其中一些程序规定是非常具体的，例如《行政处罚法》第37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7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该法对行政处罚决定规定了四种情形，包括应受处罚的情形、不予处罚的情形、不得给予处罚的情形、案件移送的情形。这些规定从表层看是非常具体的，但是，若从深层分析则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它没有涉及到行政处罚并用的程序问题，而我国的一些部门行政管理法在规定行政处罚并用以后亦没有规定并用的程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44条规定：“外资金融机构违反本条例第四章的有关规定从事经营的，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有关分行有权责令纠正、调整业务或者补足有关资金，并可以处以五千元至三万元人民币等值外汇的罚款。”这一并用的行政处罚依何种程序操作我们无从知晓。笔者认为，行政处罚并用应当有独立的程序规则，而目前行政处罚并用中并没有主次之分，可以参照刑法中主刑与附加刑区别运用的方式在行政处罚中将主罚与附加罚予以区分，然后，可以规定若主罚能够达到制裁目的的就不能再适用附加罚。
注释:
[1]对于行政处罚竞合，我国行政法学界有一些研究，但是，行政处罚竞合与行政处罚并用不是同一意义的概念，处罚竞合是针对行政处罚行为人的违法性质及这种违法性质在处罚过程中的职能交叉而使用的，它主要不是针对行政相对人处罚中的种类，二者可能有部分重合关系，但不是一个范畴的问题。
[2]行政处罚的种类在传统教科书中主要指行政处罚所分布的行政管理领域，如工商行政处罚、税务行政处罚、物价行政处罚、土地行政处罚等。而处罚的责任形式是罚则，这与刑事责任中的罚金一致起来了。因此，笔者认为，行政处罚法将罚则改为种类欠妥当。
[3]在刑事法学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称谓一般用行为人，笔者为了将刑事法律中的行为人与行政法中的当事人予以区分便使用了行政违法行为人概念。
[4]行政法所设定的关系形式对其他部门法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法治实践中，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确定常常要以行政法关系为基础。如2006年9月11日，南京市中级法院审理的一起火车轧断少年左腿案，就是依据行政法规范作出的民事调解。案情如下：陈秋就读于栖霞区尧化门一所外来人口流动学校，距校门口60米就是一条铁路。校门口的石梯可以直通到铁路旁。2004年11月26日中午，陈秋放学回家，见铁路上停着一辆火车，就与几个小朋友一起通过石梯走到铁轨上，爬上火车车厢玩耍，这时火车突然启动，陈秋慌忙从车厢跳下，结果左脚被拖入车底，被火车轧成6级伤残。2006年3月17日，南京市栖霞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律师当庭出示两张照片，证明陈秋受伤，铁路部门存在严重过错。一张照片是学校门前的石梯没设防护措施，上了石梯就是铁轨，石梯的不设防让小学里的孩子们能轻易走上铁轨，极易发生危险；另一张照片是紧邻铁路两边是一座村庄，证明这段铁路不在荒郊野外的无人区，人口众多的村庄到铁路的最短距离不足50米，附近还有小学，但铁路两旁却不见护栏等隔离设施，显然违反了2005年4月起实施的国务院《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中“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边界设立标桩，并根据需要设置围墙、栅栏等防护设施”的规定。2006年5月11日，南京市栖霞区法院对此案作出公开判决：铁路部门在直通铁道的石梯处未设任何警示标志和护栏，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应对事故负主要责任，赔偿陈秋各项经济损失20.5万余元。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向南京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经南京市中级法院调解，铁路部门同意赔偿陈秋10万元，并承担一、二审案件所有的受理费、诉讼费。参见孟亚生：《左腿被火车轧伤少年获赔10万元》，载新华报业网：ever. xhby. net/content/2006 -09/19/content_1404596. htm，时间：2009年9月19日。
[5]行政法典与行政事态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个行政事项常常有多个行政法典进行规制。例如，我国有关城市建设的行政法规范就有多部，它们虽然处在不同的立法层次之中，但在规制事态的适用中两个以上法典之间会有一定的重合；有时，规制两个不同事项的行政法典在适用过程中也有可能重合，例如，调整土地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范有可能与调整税收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范在适用中重合，而这两个行政法规范调整的事态并不相近。一个典则中的多个条文之间的重合更是十分常见，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在适用时就有多个条文之间会形成对事态调整的重合关系。
[6][英]H．哈特：《惩罚与责任》，王勇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156页。
[7]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起初尝试是与行政综合执法结合在一起的，这都基于《行政处罚法》第16条的规定，后来在施行过程中，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似乎成了一个独立的东西，其不再与行政综合执法相等同。究竟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与行政综合执法放在一起进行制度设计，还是对它单独进行制度设计是需要进行探讨的问题。
[8]复合违法是行政法治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问题，这种复合违法的状况要比犯罪中的一个行为触犯多个罪名的状况常见得多，只是我国行政法学界的研究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层次而已。在行政法学理论中构设复合违法的概念和理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9]“牵连犯就是行为人实施某一犯罪，而其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况。”参见邹瑜主编：《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7页。
[10]参见谢发友、李萍主编：《产品质量法新释与例解》，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298页。
[11]《行政法配套规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不予行政处罚的条款范文6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和税收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税收法律、法规日趋完备。但是，在日常税收征管工作中，税收执法不严，处罚不力，执法主观性强、随意性大等执法不规范现象仍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在税务行政处罚工作中，由于执法人员个人素质和执法水平等原因，在法律规定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对同等、同类型的税务违法案件课以不同的标准，进行不同的处理。这种做法一方面引起了纳税人的不满，另一方面也容易使纳税人对税收法规产生误解，更为严重的是影响了税务机关依法治税的进程。本文仅对进一步规范税务执法，如何细化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标准，阐述一些粗浅认识。
一、当前税收执法中税务行政处罚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税收执法人员素质和水平参差不齐，直接影响行政处理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从税务干部队伍收管理的现状看，素质问题始终成为制约队伍建设和税收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干部队伍文化层次、学历层次和专业层次不高，缺乏专业人才，使我们的税收执法工作成为形式，始终停留在过去“开票罚款”老路子上。很多同志，尤其是一些老同志片面地理解“执法就是处罚”，在处罚执法过程中，由于受一些主观的、客观的因素制约，在环节之间，权力之间形成制约脱节，加上执法人员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的差异，以及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的影响，导致个别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时，有的重情轻法，随意降低处理格次，甚至滥用自由裁量权，裁量不当，畸轻畸重，使税收执法工作有失公允。
（二）税收征纳环境不优，直接制约税务行政处罚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客观上要求有一个公平的法制环境。在市场经济中，税收法律是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都必须共同遵守的规范。但是，少数税务机关在税收征收管理和税务行政处罚工作中，不能客观、公平地对待每一纳税人，征税与纳税之间不能完全对待，税收执法服务工作不到位等现象，不仅影响了市场经济下的公平竞争，还损害纳税人的合法利益，这便是对依法纳税的纳税人的明显不公，容易导致偷逃避税等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容易使一些纳税人产生抵触情绪。在市场经济中，法制经济要求税务机关必须承认并尊重纳税主体的税收权利，处罚必须公正、公平、公开地进行，以优化税收环境，提高纳税意识，规范税收秩序，共同营造良好的征纳氛围。
（三）税务行政执法存在自由裁量空间，直接影响行政处罚的统一性和标准性。国家税务总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税务违法案件处罚标准作了一定程度的细化，同时也给予税务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时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基层税务机关执法本身的规范和监督，如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制定的偷税案件行政处罚标准，对纳税人采取擅自销毁账簿或者隐匿账簿、会计凭证的手段进行偷税的行为，处以所偷税款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法律赋予税务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目的，是为了使执法主体能在法律规定的原则和幅度内，根据实际工作中的具体情况更准确地体现法律的立法宗旨。但行政处罚中处罚自由裁量权并不是任意裁量权，税务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的裁量行为，从形式上看不管处罚数额多大似乎都是合乎法律的行为。但是，事实上，尽管上级局在处罚的标准幅度方面做了一些比较细的规定。但还是有较大的处罚空间，往往容易寄生收人情税、罚人情款等腐败问题。
二、造成税务行政执法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
（一）腐朽思想侵蚀，价值观念变形。少数税务人员金钱至上，唯利是图，是产生执法不公、税收处罚不严的主观原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呈多元化和开放性，税收对经济领域的介入具有广泛性和渗透性。税收所处的环境日趋复杂化，税务人员与外界事物的接触也日益频繁。社会上一些消极意识、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风气“侵蚀”着税务人员，少数人受错误的价值观念诱导和制度以外的经济利益的驱动，滑进金钱之上、唯利是图的误区。那种认为“靠山吃山，靠税吃税”的观点，就是这种价值观念发生扭曲变形的反映。
（二）征管改革滞后，制度不配套，致使管理环节出现漏洞，是引发执法偏差、执法不严、以税谋私的客观原因。目前由于受一些主观的、客观的因素制约，征管改革的步伐参差不齐，相关内容也不可能一次性到位，税收管理缺乏透明度，在环节之间，权力之间未形成制约，出现“漏洞”，让税务执法不规范者有机可乘，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方式单一，查处偏宽，少数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是引发执法和处罚不公的间接因素。目前税务部门在改革中，机构设置不可能尽善尽美。极少数单位目前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现象，使一些规章规章制度尽管三令五申仍形同虚设，对已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有的领导持“家丑不可外扬”的观点，对同志所谓“负责”的态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味实施“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监督弱化，处理偏宽，致使某些思想素质不高的蜕化变质分子，有恃无恐，铤而走险，严重损害了税务部门的社会形象。
三、对细化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标准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执法监督，建立制约机制，确保税务违法处罚标准的实施。执法监督是厉行法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正确执行税法的重要保证。因此，加强执法监督，建立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典型案例库，细化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标准,必须有高素质的执法人员队伍与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作保障。在具体的典型案例库细化处罚标准执行过程中，负责审理案件的人员要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既要做到业务精、定案实，又要做到对号准、把关严。同时，建立健全税务行政违法案件内部集体会审复审制度，对税务行政处罚权力运作的过程实行全程监控，并与听证、责任追究、廉政建设和树立“法治型”国税机关等一系列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和有关活动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建立起有效的监控网络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税务行政执法中的随意性，不断提高税务人员自身素质，防止并及时处理一切违法与不当行为，保证行政处罚细化标准真正落实到实处。通过执法监督可以及时发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问题。如何在税法规定的幅度之内更准确地运用处罚标准，打击税收违法，做到既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又能体现税收的公平性，笔者认为税务机关实施的税务行政处罚行为，在坚持合法的前提下，可参照国际惯例和《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公正、公平、公开的基本原则，对纳税人的税务违法行为，根据其违法情节的轻重，一把尺子量到底，细化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标准。
（二）强化典型案例宣传，公开细化处罚标准，营造良好纳税氛围。目前，纳税人税法意识比较淡薄，与税务部门的宣传力度不够有着一定的关系。税收法制建设在抓内部执法人员的法治素质的同时，在外部环境上如何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则是一项长期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其中，典型案例的宣传，公开细化税务行政处罚标准，也是法制宣传的重要内容。
税务执法机关可通过向纳税人印发典型案例宣传资料，定期举办税务违法案例讲评班，建立典型案例处罚标准互联网站等形式进行宣传，使广大纳税人能明确自己在处理税务事宜时应尽的义务与拥有的权利，牢固树立依法纳税、自觉纳税的观念。同时，宣传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的案例化，标准化，还可以以案释法，以儆效尤，使纳税人了解税务机关执法的原则、程序与内容，增强纳税人的法制观念，达到宣传与教育并举的良好效果，在社会上形成崇尚依法诚信纳税、抵御违法偷税的良好社会风尚。
（三）建立税务行政处罚标准典型案例库，细化处罚标准。笔者认为，对各级税务机关经审理并已做出处罚决定的税务违法案例，采取集体审议的形式，根据每一案例税务违法的事实、性质以及对社会危害程度，本着“过罚相当”并有利于执行的原则，依照法律、法规，由总局或省局对税务违法案件的行政处罚标准进行进一步细化，分门别类，制定若干具体的细化标准，建立处罚标准典型案例库。该案例库一方面要有利于执法部门在此后的案件审理中，能够从中找到必须遵循的规范标准；另一方面还要对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体现“对号入座”与法律监督相一致的原则，但决不是简单的案例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