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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节竞争性范文1
提要： 监管与自律、自治是资本市场的永恒的主体。没有适度的监管难以自发地建立公平和有效竞争的资本市场秩序，确保交易安全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而一个缺乏自律和自治的资本市场，必然是市场交易主体缺乏活力，资源配置效益低下的市场。对政府监管产生强烈依赖，以至于无法生成自律、自治环境机制的资本市场，永远也不可能走向成熟。我国资本市场以政府为主导，管制过甚，自律、自治受到无形压制的模式，必须扭转、过渡到监管与自律、自治并重，二者有机统一的轨道上，才能使我国资本市场最终走向成熟。
市场条件下的资本市场必须营造一个监管与自律、自治对立统一的市场环境，才能实现调整对安全和效益的追求。然而，法律如何把握适度监管的领域，为各类市场主体保留适宜其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空间，则是整个资本市场能否良性运转的关键。资本市场的监管应建立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尊重资本市场的，注重宏观调控，间接管理，多采用经济手段保持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经营权。不因监管的存在而使市场主体丧失经营的灵活性和活力，不因监管而妨碍其效益的增长。
一、监管与自律、自治在资本市场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古典自由经济学派崇尚自由经济，主张经济的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完全竞争性的市场模型能够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效率配置。即个体消费者的效率最大化行为和厂商利润最大化行为将通过“看不见的手”使资源的配置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任何变动若不使任何他人的境况变坏就不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这一理想状态不需要政府的任何干预或公共政策，这是一个自我调节和修正的过程。最小政府以人类平等、自由、公正和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为最高的价值，坚信个人的主体权力能力、自我控制能力、自我约束能力和自我实现能力是实现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和福利的唯一途径。因此，政府只履行守夜人和警察的职能。政府的功能只局限于“保护所有的公民免受暴力、盗窃和欺诈，……确保合同的履行与实施。”最小的政府和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然而，现实生活中这种完全竞争的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随之宣告了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终结。针对经济放任造成的后果，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的了大量失业和物价高涨并存的“停滞膨胀”，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经济政策陷于破产。事实告诉我们，当今的市场经济既不是放任自流的经济，也不是政府全面管制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二者缺一不可。
政府监管和调控市场经济的正当理由，首先，是因为市场的失灵。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纯公共物品与非竞争、可排他、可市场化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以及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产权的过度消费和投资不足，使市场机制的帕累托配置效率失灵；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 [1]，以及竞争性市场的其他局限性均会引起市场的失灵。其次，自由竞争的经济必然走向垄断和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反过来妨碍、排斥或限制竞争；再次，市场调节无法自动地实现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而且市场调节的事后性，只能通过对经济严重的破坏和巨大的资源浪费，才能恢复经济总量的再次平衡。最后，市场主体作为经济人均有追求自我利润最大化的倾向和人性恶的一面，这样，市场交易和竞争的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损人利己的现象。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就曾设问“政府之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的说明吗？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没有一个组织来防范做恶者，来明确界定何为恶行的规则，个人就不可能和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私有产权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1）（p119）资本市场作为作为整个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公平、竞争、高效的市场秩序，对资本市场必要的管制，自不待言。例如，在股票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在股票的发行人与股票的认购人之间，发行人关于自己股票的质量信息，知道的要比认购人全面的多。当投资者无法区别质量较高的股票与较低的股票时，较高质量的股票就会以低于投资者能够确知两种股票差异时的价格出售。这样，就会出现劣质股票将优质股票驱逐出市场的现象。政府监管除了具有消除资本市场失灵的负面的防范作用外，还有积极的促进功能。第一，政府监管有助于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第二，政府的监管能够实现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于平等、自由和公正交易秩序中的每一个人和都是自我利益实现的最佳判断者。“一个好的社会必须具有限制个人的选择干涉别人选择程度的机制；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具有畅通的让所有的人都广泛参与决定私人物品和社会物品配置的制度机制；一个好的社会应尽一切可能消除天赋性的与生俱来的特权与不平等，而让人的后天努力成为处于社会的哪一个纽结点上的惟一决定性的因素。”（2）（p205）在哈耶克看来，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可能有进步。企图要求社会所有的人按照一个人或者某些人的指令进行生活，从而操纵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活动，这种企图必将阻碍那种可以实现物质和技术进步的社会秩序的生成。政府不应当对经济发号施令，而应当创设和执行有关财产、交换的法律，从而使人们能够以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方式彼此互相交往。政府恰当的目标应当是保证个人能够充分地以自己觉得最合适的方式利用其知识和才能。“法律恰当的目标则是为生活于其中的个人创造一个私域，使他们能按自己的意愿活动。” （3） （p231）哈耶克进一步认为，最优的社会就是个人透过竞争性市场公平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并获得地位和物质财富的社会，而在此竞争性市场中，人们享有交换自由和私人财产，政府并不控制经济活动的细节。发达、良好的资本市场市场环境应当建立在广大市场主体主动性自律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完全依赖于监管。主要靠政府监管才能维持秩序，市场主体普遍缺乏自律意识，违规操作盛行的资本市场，这种状况，只能说明资本市场远未成熟。私法自治精神仅在于“实现下述思想：即任何人均可随其所欲，订立契约，作成遗嘱，设立社团。”（4）（p73）资本市场的各类主体，无论是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证券交易所等法人团体，还是在资本市场投资的个人，都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法律必须确保他们能够行使自主经营权，根据自己的决策，自由地开展资本经营活动，努力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经营目标。同业者为了自身的共同利益，按照自愿的原则可以依法建立自律性组织，维护团体的共同利益，协调团体与成员之间的利益，促进资本市场同业者的健康发展。
资本市场的竞争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政府从事大量的活动以使其正常地运转，在其不能正常运转的时候要弥补其缺陷，但是在能够创造出竞争的地方就必须依赖竞争。哈耶克认为，如果政府的管理和计划是为了促进竞争，或者是在竞争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采取行动，就不应当进行反对，但是除此以外的一切政府活动都是非常危险的。监管与自律、自治是资本市场的永恒的主体。没有适度的监管难以自发地建立公平和有效竞争的资本市场秩序，确保交易安全和广大参与市场交易者的利益；而一个缺乏自律和自治的资本市场，必然是市场交易主体缺乏活力，资源配置效益低下的市场。对经济活动实行全面的管制就必然会排斥市场，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现代市场经济既不是古典自由经济学派所倡导的放任自流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干预的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是政府可宏观调控，适度监管的经济。
市场调节竞争性范文2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 公共经济学 就业机会举措
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2(c)-0000-00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长期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制约了现代化进程。而农民问题的根源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1.22亿～1.65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5%[1]。因此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理论视角下就业机会的物品分析
在找出问题解决的方案之前，首先应清楚所要研究的对象的实质是什么。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就是要了解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物品。文章旨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其理论依据具体阐述如下：
1.1 就业机会是混合物品
在公共经济学中，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可将物品分为以下四类：一是纯公益物品：既无排他性，也无竞争性；而是俱乐部物品：有排他性，而无竞争性；三是共同资源：无排他性，但有竞争性；四是私益物品：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除了第四类私益物品外，其他三类都是公益物品。混合物品是指兼具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特性的物品，或者说混合物品是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效应的私益物品，这些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不完全的。[2]属于此类物品的有科技、教育、医疗等。根据该概念界定，就业机会属于混合物品研究范畴。
其一，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私益物品的特征，既具有竞争性，也具有排他性。一方面是有限的就业机会，也即满足了就业机会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现实社会经济中，大量失业问题的存在，实际上也就是就业机会的需求与就业机会供给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增加就业机会的边际成本不可能为零。一般来讲，当劳动市场上的就业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需求小于劳动力的供给时，就会出现失业。所以，增加劳动力需求是新增或创造就业机会的前提，而增加的劳动力需求则要求用人单位花费一定的成本（如工资成本）[3]因此，新增加的就业机会成本不可能为零。而且，就业机会的获得也与一个人受教育程度和能力等条件有非常大的关系。从此层面上讲，就业机会也符合私益物品的特征。
其二，就业本身就是人的立足之本，没有获得就业，社会人就不具备能实现精神和物质方面需求的条件。从这个角度分析，就业就具备了私益物品的特征。从社会角度来看，妥善的就业，能有效的整合社会资源，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同时也能更好的让每个人为社会发挥自己的能力，最终可使整个社会获益。所以，就业机会是一种较大的正外部效应的私益物品。
其三，从实践角度分析，把就业定义在混合产品的研究范围内，也有利于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和协调市场管理中的合理定位。
1.2 混合物品的提供可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混合物品所具有的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的双重性质，在其提供方面，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可采用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供给方式。因为混合物品具有私益物品的特征，所以在开始阶段，私人总能发挥其充分的激励来提供这种物品，这也就表明，在市场经济下，市场本身就可以发挥其特长，创造一些可供就业的机会，也即是，为了实现劳动力需求方的利益最大化，劳动力需求方对劳动力有一种内在需求。然而，当劳动力的需求量到达饱和时，也即雇佣劳动力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时，劳动力需求方就不会在增加其劳动力，于是就会出现市场在提供就业机会中的失灵现象。[4]如果广大的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不仅其个人无法获得其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同时社会也会为此付出较高的代价，如社会不安定因素和社会失业保险金的增加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且人口众多，社会资源相对有限，劳动力供给过剩。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结构升级和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就业问题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显得尤为严峻。虽然市场机制在就业问题中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面对我国的剩余劳动力的绝对过剩，市场的调节作用显示出了很多局限性。这也就表明了通过市场的调节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它只能根据市场规律的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发挥其效应。
市场调节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机遇。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市场与政府相结合是为混合物品提供的最佳方式，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其主导作用，政府干预可以矫正就业的正外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失灵。也就是说，我国劳动力的供求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其市场的调节作用，但也不能完全听之任之。
2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公共经济学解释与根本原因
为什么会产生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现象呢？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由市场无法有效地矫正外部性导致的。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所说，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不过，该结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信息需充分、交易费用应该是零、理性经纪人并且必须是完全竞争。可是这个假设条件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基本无法满足，如此市场就会失灵，也就无法有效地矫正外部性了。我们知道，在正外部性存在的基础上，该物品的私人价值会小于其社会价值，如此，就业作为一种私益物品，并且它的正外部效应还比较大，自然而然的，因为它的正外部性，就业一直是过少供给的，也就是它的社会最适量远多于私人市场决定的数量。由此我们说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缺就业机会的前提。
细化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原因：
2.1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自身角度来看，总体就业能力较欠缺。其一，由于他们偏低的文化水平、偏弱的职业技能，导致在就业市场上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本毫无竞争力；再则，经常会有这种现象，某用人单位培养出的熟练工过段时间又会流失到其他用人单位，也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性较大，这样用人单位就必须重新招聘、重新培养，使得用人单位的成本大大提高，利润也就相应降低。因此企业就必然会减少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
2.2 从社会制度上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因身份限制，古往今来，农村人口大多被束缚在其户籍所在地，这样就极大限制了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组合，使得资源得不到优化的配置，因此必须废除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自由迁移，这是一种大势所趋。此外，和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各种福利待遇（例如住房、医疗、退休金和最低生活补助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上不成熟，尽管这些年，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些试点探索工作，但是如何更好地统筹城乡社会保障，还是我们目前需面对的相当艰难并重要的任务。
2.3 从农民进城的现实情况来看，存在着各种壁垒。其一，如果农民进城，相应的生活支出、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尤其是经营资本的高昂支出，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因为没有大额财力的支撑，又回流到农村。其二，现有的用工政策（国家的或地方的）还不够完善，例如和城镇职工相比，农村人口无法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和同功同权，甚至还有一定的行业限制，这些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大大不利。
3 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几点建议
根据前述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若想排除农村人口进城就业的难度，增加农村人口进城就业的机会，必须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身份转换问题，切实打破其自由流动的壁垒，这是一个关键所在。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考虑先排除农村劳动力的顾虑，各个方面（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都要建立一些有效地制度，如下所示:
3.1 政府应建立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
针对用人单位，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财政补贴政策来减少其雇佣成本，例如若是雇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提供税收优惠或进行适量补贴。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政府应提高农村教育投入（包括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用以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的素质，提升其就业能力。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6]。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下，学习能力薄弱，这已经极大的限制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若是综合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农民工整体素质这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得出更为锐利的问题：大量文化素质低弱的并且流动性大的农村劳动力如何适应我们期望的企业从 “三高”企业（劳动密集型）向低碳时代的技术密集型企业转换。因此，企业若是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重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7]
3.2 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
如前所说，要改变二元户籍制度，建立起以身份证管理为主的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例如，不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落户城镇和进城就业（通过劳动部门和劳务市场）进行限制，并且，要切实考虑进城农民工（包括其所携家属）的经济适用房申购问题、教育问题、劳动就业问题、养老医疗问题以及治安管理问题，将这些工作列入各有关经费预算，以便有效地实现城乡人口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对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问题，首先要建立农村“低保”，使得特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由政府和社会提供。其次要在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建立并健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覆盖各个农村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然后改变以往普遍存在的农民将土地经营当作“生活保障”的情况，建立并健全以个人出资为主，国家、集体扶助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3.3 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小城镇建设。
首先，还是要继续坚持大中城市并举发展的道路。相比而言，我国的大中城市在数量上比较少，因而所需的农村劳力并不多；况且，我国的大中城市分布极为不均，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这就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就近转移。因此，我们要以继续发展大中城市，并且有重点的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大中城市。其次，要尤为重视小城镇的发展。因为如前所说，我国大中城市少导致能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相应有限，所以更为有效地并且是更为经济的方法是利用发展小城镇的第二、三产业进行吸纳。
3.4 建立完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
目前第一、二产业能够提供的就业能力已经下降，第三产业发展空间还很大，且在第三产业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所以，为安排农村多余的劳动力，应在第三产业上好好下功夫。与此同时，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使就业信息公开，建立公正、公平、自由合理的劳动力市场，为营造公平、公平的就业制度环境，监查部门应对劳动力中介组织进行监管督查。
3.5 拓展劳务输出；增强乡镇企业活力。
鼓励农民到境外就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就业机会的非常行之有效的措施。这样以来，农民的收入不仅能够得到大大提高，还能够使农民学习新技术、拓展新理念、增长新视野。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大大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根据乡镇企业的特点，其资金密度低，就业能力比大中城市国有企业高，在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将一如既往的发挥其作用。“充分利用农村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来发展乡镇企业，是发展农村经济、拓展农村内部就业空间的主要途径”[8]
安排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关系到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且也是关系国泰民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不仅需要劳动者勤劳肯干提高技术跟上社会的发展，而且也需要各级政府机构领导部门提供更多可行性政策和方向进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需要我们认清国情，开拓思维，积极提高农民工素质和培养其技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参考文献
[1] 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2] 布朗・杰克逊著，张馨译.公共部门经济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4] 付伯颖.公共经济学视角下就业问题的思考[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6 (2).
[5] (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第四版)微观经济学分册[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6] 纪韶.中国农民工就业状态的调研[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2).
市场调节竞争性范文3
一、公共财政理论与税费制度改革
(一)纯公共物品与税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建设性财政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就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所谓公共需要,指的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公众在生产,生活和工作中的共同需要,主要由纯公共物品保障供给。纯公共物品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征: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即无法将一个不缴费者排斥于对该公共物品的消费之外;二是消费的非竞争性,即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导致其他人消费的减少。纯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意味着纯公共物品消费的边际成本为零。这样,根据边际成本定价原则,政府在向社会提供纯公共物品时不应也无法向使用者直接收费。另一方面,纯公共物品消费的非排他性特征,意味着政府很难确定纯公共物品的收益者群体和受益大小,因而就无法确定纯公共物品的价格和付费对象,即无法通过收费弥补成本。因此,对于纯公共物品,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向其使用者直接收费,只能通过强制征税方式弥补其供给成本。税收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特征,决定了它的使用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共需要,不以盈利为目的无偿性支出。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具体体现。即凡是市场能够发挥调节作用的领域,首先由市场调节,也就是说,凡是能通过市场进行合理定价和回收成本的商品和劳务,均由市场提供,如私人物品;对市场不能有效调节或者无法调节的商品和劳务,由政府直接或参与调节。否则,如果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就极有可能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而财政资金在盈利项目方面的“越位”和在公共物品领域的“缺位”,不仅降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也会降低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职能范围必须严格按照公共物品理论确定。
(二)准公共物品与收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承担的资源配置职能主要涉及以下两种公共物品的供给:一种是纯公共物品,如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等;另一种是准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是指既具有公共物品的某些特征又不完全具有公共物品特征的物品,例如教育、卫生、文化等。这些物品一方面具有公共物品消费的局部公共性或外部性,另一方面,又具有私人物品消费的局部可排他性和竞争性等特征。准公共物品消费的局部公共性和外部性,表明在一定范围内准公共物品不能由市场提供,或由市场提供较无效率,从而需要政府部门的介入。例如,若通过市场定价方式由私人提供教育,由于私人部门往往并不考虑教育的外部效益,而只是根据私人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收益相等的原则提供这些服务,易导致教育的供给量低于社会最优水平,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准公共物品消费又具有竞争性的特点,这意味着其消费的边际成本并不绝对为零,这样根据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在特定情况下有必要向其使用者收费,以免因免费供给而导致人们对该公共物品的过度消费。同时,准公共物品消费还具有可排他性特征,这意味着对其收费具有实际操作上的可行性。因此,可通过收费方式供给准公共物品,更符合经济效率原则。
此外,对于某些具有垄断性质的私人物品,如水、电、暖等公用事业部门,及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私人物品,如医疗、保险等,虽然也可通过市场定价的方式提供,但由于存在垄断、信息不对称等情况,由市场提供易导致消费和生产的无效率,因而在实践中往往也是由公共部门提供。由于这些私人物品同样具有排他性及竞争性的消费特征,因而公共部门在提供这些物品时应该也可以实行收费制度。
(三)规范性的税费关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税收作为主要收入形式,主要用于纯公共物品的提供;同时,准公共物品和垄断性质私人物品的存在,收费又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另外,从一般意义上说,税和费都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形式。政府取得财政收入,可以采用税收形式,也可以采用收费形式。由于税收形式的规范性、客体的广泛性、征收的法律强制性,较之于其他收入形式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税收已成为各国普遍运用的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并成为贯彻政府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但是,税种的设置和税款的征收也有其特定的约束条件,对于某些经济活动的调控或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成本的补偿,有时不适合采用征税方式,政府便采用较为便利和灵活有效的收费方式,作为其取得财政收入、调节经济活动的必要补充。从财政收入的构成看,各国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数量的收费,但无一例外地将其纳入预算统一管理。
在这方面,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税费关系的大致格局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从一般的情况而言,在世界上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中,预算内的税收(即所谓“正税”),是以法律为依托的、规范的政府主要筹资方式和调节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同时,各级政府还可以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开征一些规费,即政府机关对居民或法人提供特定服务时收取的手续费或工本费(在全部政府收入中只占很小部分)。地方政府在提供区域的或社区的某些公共服务项目时,还可按“使用者付费”原则向接受服务者收取一定数量的使用费,如高速公路、地铁的收费,污水或垃圾处理的收费等(也要经过法定程序确定收费条款,此类收入有时可占地方财政收入不小的比重)。正税、规费、使用费收入,都应反映在政府预算收入中。同时,企业也可以有“收费”(在我国即经营性收费),但这属于商业行为,与政府财力运作系统无关。
二、政府收费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现行政府收费的基本分类及改革取向
从收费部门和单位分析,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学会、行业协会等,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收费。目前大致分五类:一是国家机关为特定对象提供专门服务,而收取的证照工本费、注册登记费、环境补偿治理费和诉讼费等。这部分收费具有补偿性质,属规费收入,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普遍征收,不存在“费改税”问题,今后主要是纳入预算,依法管理,并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二是国家机关进行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时,为弥补机关经费不足收取的管理费,如乡镇企业管理费、个体工商户管理费、福利企业管理费、减税免税保税物品海关监管费等。这部分收费主要是因为部分国家机关经费不足引起的,应逐步取消,经费不足问题应由财政拨款和其他办法解决。三是公益服务费,包括教育、医疗、环卫、殡葬等。这部分收费不能转变为税收,应在分清政府和市场责任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政府和市场双重补偿机制。四是中介服务收费,包括评估、鉴定、检验、、公证、律师等服务收费。这部分收费应从国家机关收费中分离出来,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管理。五是以筹集建设资金为目的而设立的各种使用费、附加费、建设费、基金等。这部分收费具有强制性,征收范围和标准相对稳定,数额一般较大,具备税收的一般特征,可把这部分合理的收费(基金)改征税收。
从收费项目的管理分析,大致有3种情况:(1)纳入预算管理。国务院决定,自1996年起,将养路费、车辆附加费、铁路建设基金、三峡建设基金、新菜地开发基金、公路建设基金、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农村教育事业附加费、邮电附加、港口建设费、市话初装费、民航机场管理建设费等13项数额较大的收费(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2)纳入预算外资金管理。主要包括: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和附加收入等;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及财政、计划(物价)部门审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审批设立的基金、附加收入等;用于乡镇政府开支的乡自筹和乡统筹资金等。这部分资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由财政专户储存。(3)游离于财政预算之外,脱离人大、财政监督,实际上处于管理的“真空”状态。这是乱收费、乱摊派最集中的领域。这部分收费大都是各部门、单位越权擅自设立或非法扩大原收费项目范围、提高收费标准而形成的。其收入构成本部门、单位的“小金库”。据有关典型调查,除小部分用于有关事业发展外,相当部分资金用于职工福利、公款吃喝玩乐,甚至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个人腰包,成为助长腐败现象的根源。
(二)我国现行收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市场调节竞争性范文4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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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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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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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市场调节竞争性范文5
一、政府统一定价
我国目前按通用名来计算共有药品12000种，其中约9300余种药品（约占77%）完全由企业自主定价。在当今社会，大多数药品的功能不为患者所熟悉，住院用药、特殊药品和非常用药品用药的主导权完全掌握在医生手中，难以通过竞争机制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加上天价药品大多出在非政府定价的药品中，药价贵主要贵在非政府定价药，因此，全部药品由政府管理是形成合理药价的客观要求。日本规定凡是适用于医疗保险的医疗用药品，都不能自由设定价格，而未纳入医疗保险目录药品数量很少，只有一些并非用于治病的医疗用药品政府不干涉其定价。加拿大所有处方药价格由政府制定，政府直接管理价格的药品占全部药品的70.7%。美国药品市场定价，看病最贵。政府对药价的有效管理应当是全国统一定价，以减少药商“攻关”的机会，物价不同的地区可以对所有药品实行本地区同一比例的一定浮动。同时，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的各种医疗服务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的特需医疗服务也不应推行市场调节价。在目前的体制下，作为几乎没有被赋予定价权的市、县级政府，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药品价格实施政府管理，并对所有进入本地区的药品进行再招标，可能成为一个有益的创举。
二、专家匿名定价
政府定价不一定必然合理。一家跨国药企的人士很直白地告诉记者，在药品价格方面企业有主动权。由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制订的药品零售指导价，也主要以省一级报上来的数据为基础，因此把“省”这一层面打通非常关键。按现行制度设计，在药品定价程序中，应建立药品价格评审和论证专家库，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进行评审，而中国各行业专家库、专家组运行的经验告诉我们，参评专家名单完全可能为被评对象所探知，给专家送红包也并非个别现象。按现行制度设计，专家评审和专家论证只是提出建议，最终决策的是主管部门，这使药商攻关活动可以绕开专家而更方便。谁都知道，“集体研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完全可能控。完善价格决策程序，要确保专家名单不为厂家和经销商所知；最终决策，要由来自于工业管理、药品技术、经济、价格、不从事医疗工作的医药等方面的专家，实行匿名分散投票表决；这种表决应当是最终决策，不需要政府主管部门最终拍板。
三、科学核算定价
现行政府定价以社会平均成本为基础，《医药价格工作守则》曾规定，药品定价必须经过进驻企业进行成本调查的过程，还要经过专家对成本的评审和论证。2010年《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要进行成本调查。成本和价格普查时要求药品生产经营单位自行报送药品成本、产销数量、交易价格等资料，普查信息无法充分反映情况的、分歧意见大的、有举报的等情况要进行成本和价格专项调查。但恰如药商所说，“药品的生产成本都是高度商业机密，我们报给物价部门的也不一定是准确数字，他们也不可能一家家核查。”有估计，我国生产的大部分西药，总体上其生产成本不到零售价的5%，其中原因之一是“指导价”本身就是天价。目前搞成本调查只能为受贿提供机会。
鉴于此，对统一定价的一般药品要抛弃以成本为基础的价格核算方法，而以竞争性招标、效用分析等途径形成价格；只对必须单独定价的药品，主要是专利、专有技术、奖项、独特药方、保密、治疗罕见和特殊病种且无替代品的唯一药品等单一厂家生产的药品，以及医院自制制剂，进行一定的成本核算，但不要轻易对“质量标准高、有技术创新”的药品单独定价，对专利等单一厂家生产的药品也要进行疗效分析，没有十分独到之处的也要列入统一招标。成本核算的关键是制造成本核算。制造成本不能依赖企业上报和实地调查，而是可以通过对该药品制造所需原料等流动资产的市场价格、设备的市场价格，加上一定比例的劳务和厂房等费用，背对背核算，然后再加上一定比例的期间费用、税收和必要收益等。
四、效用导向定价
防止药品政府定价失灵，必须实行效用分析。市场竞争机制下普通商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供给在长期中受商品的成本制约，需求在长期中由商品的效用决定。不可替代的垄断性商品，价格由购买力决定，与成本无关。提供同种使用价值的商品，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其价值及价格，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长期中和该商品所提供的使用价值或效用相一致。社会需要的是效用，你提供的效用和别的商品一样，你说你的产品成本高所以应当卖高价，有人会买你的商品吗？现实中的商品价格表面上是由卖者决定的，实际上是由买者决定的，而消费者绝不会根据商品的成本付出价格，而是根据商品为自己提供了多大的效用付出价格。
政府利用市场机制，可以运用试错机制。基本办法是对提供基本相同使用价值的药品放到一起招标竞争，承受不了竞争价格的，应该提高效率或者退出市场。如果某种确有必要继续生产的药品无人愿意生产，可以逐步提高其价格，直到有厂商愿意提供该药品。对经过背对背评价确有更高疗效的药品可加价一定的百分比。
当今世界尤其是我国药品种类繁多且情况复杂，一个头孢克肟的配伍禁忌和准配伍禁忌可达近30种，同种药品还有大量不同规格，患者和医生都不便把握，且为药物滥用、药价虚高提供大量可乘之机。要通过效用导向定价，重新审视药品的使用价值，大量淘汰药物种类，并严格控制新药上市。
五、竞争招标定价
2009年初，卫生部等6部委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以省为单位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要求公开招标。然而药价虚高的问题似乎并未因此而解决，有反映甚至更高。如改规格、改剂型、更换酸根或成酯，改造结构、改包装等，经改头换面，药品价格就能涨很多，有的甚至翻番、涨10—20倍。医院也是乱加价。出厂价仅有100多元的抗癌药物，到了医院可以卖到4万元！医药商业贿赂贯穿了从药品获得批号进行生产、定价、进入医保目录、招投标、集中采购、处方开具等各个环节。有些招标由企业报价，基本报多少是多少。网上竞价的竞争性也非常不充分，在某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库（2010年版）》中，头孢克肟有202个品种，看其招标结果，实际并非竞争性招标，只是集中批发采购而已，实际上是一厂一议的合同谈判形式。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提出“集中议标”，并强调要坚持“质量优先”的原则，令人费解。对化学药品，评价其质量标准、企业规模、生产工艺、科技水平有何作用？哪个专家能区别出202种企业情况、能辨别202个不同厂家产品的不同疗效来？其实只要质量达标就行了。
竞争性招标需实行全国统一竞价，价低者得。这是降低药价的关键。如对头孢克肟只需分为50mg和0.1g两大品种，或者仅以毫克为单位，被赋予资质的厂家分别报价，招标机构根据所需采购的数量，按照报价从低到高的顺序划定中标对象，中标价按投标人所报最高价或按中标人各自所报价格来确定就行了。此外，目前药品集中采购只限于县级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等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一定合适。最后，药品招标最好全国统一进行。
六、消费竞争抑价
众所周知，哪家药厂生产的药品价格贵、给医生提成高，医生就用哪家药厂的。2011年11月有报道称医生回扣最高达50%，一般达20—25%，如果算上在回扣驱使下所开不该用药的金额，那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非必要诊断检查的背后也同样埋伏着设备商、耗材商给的好处。
在电子时代，建立方便快捷全面的明码标价设施非常容易。在医院药房或收费处、诊室以及住院处设置电脑终端，通过网络系统查找各种药品的说明书、价格，以及各种疾病的治疗指南，是再容易不过的了。把药房变成超市，也是一个好的信息公开方式，如果医疗机构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让群众对医院放心，医院的药物销售额一定增加。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是公布每个医院费用水平及诊疗信息，如就诊量、手术与就诊量之比、单病种手术比例、门诊平均费用，住院平均费用、单病种平均费用、住院平均天数等指标。充分的明码标价，加上尊重患者的选择权，医生用药必须征求患者的同意（尤其是住院用药），患者就可以在同类药品中进行选择，定价虚高的药物将丧失市场，推动大多数药品的价格向合理的方向回归。由此，药品的回扣空间将大大缩小，“医药分开”也将没有必要。
参考文献：
①李芃．高价药链条：药品定价制度留利益空间[N]．21世纪经济报道，2010—10—23
②韩一波. 药品集中采购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药业，2011（2）
③董伟，白雪．委员：心脏支架暴利超过贩毒[N]. 中国青年报，2011—3—14
市场调节竞争性范文6
一、宏观调控及其客观必然性
宏观经济调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与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紧密联系的经济范畴。国家宏观调控就其本质和基本内容而言，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及其结果的干预和引导，它以市场机制自身的存在充分发挥其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功能为前提。宏观调控是补充市场的不足，而不是取代市场的功能；离开了市场经济本身，也就无所谓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这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性质。为了把握住这一基本性质，必须正确认识宏观调控的内在规定性及其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所谓宏观经济调控，就是指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国家各级政府，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效益，主要运用间接手段，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与结构上进行调节、控制和引导。在这一概念中，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国家各级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体，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及其结果则是宏观调控的对象和客体；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效益是宏观调控的目的；主要运用间接手段进行引导和调节是宏观调控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和发挥的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无一例外都是国家宏观调控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在我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客观必然性在于：
1、从微观领域看，“市场失灵”是政府介入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深刻原因。市场机制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也就是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缺陷，其主要表现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环境污染、失业等社会问题；市场机制不能维护社会效益大、而经济效益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地保护和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会给风险性投资带来一定的障碍；市场机制难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和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容易造成收入分配上的过分悬殊；市场机制不能克服规模经济与垄断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缺陷依靠市场机制本身是无法弥补的。为了弥补“市场失灵”，使国民经济均衡发展，需要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
2、从宏观领域看，市场经济本身还存在着“市场失衡”，从而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与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这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经济不稳定，既可能表现在生产过程中，也可能表现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微观经济的不稳定，必须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表现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要么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要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造成经济不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市场机制自身的内在缺陷的局限性，是导致经济失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市场调节的局限性主要表现是：
（1）市场调节具有微观性。市场调节是建立在各微观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追求之上的。而这些微观经济主体，一方面在市场活动中不可能事先就洞察到国民经济的全局，并根据这一全局来决策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它们都从自身微观经济利益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因而不可能完全符合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需要和宏观经济利益的要求，甚至可能与社会宏观资源配置合理性要求相违背。这样，市场调节难以实现宏观总量的平衡和总体结构的合理。
（2）市场调节具有暂时性。市场调节是通过市场各种要素（价格、供求、竞争）相互作用实现的。集中表现是：供给与需求通过竞争形成一定的市场价格，在这里，供给与需求是动态的，价格也是动态的。市场在动态的价格下使供给与需求暂时趋于平衡的状态。由于市场各种要求都处于经常变化之中，这种平衡状态是转瞬即逝的。因此，市场调节只能一次性地，暂时地解决供求矛盾，而不能使这些矛盾得到比较长期的解决。
（3）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市场调节是在矛盾或问题发生之后进行的一种调节，这种调节具有滞后性，是“马后炮”式的调节，有一定的时间差，加之企业和个人掌握的经济信息不充分，因而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运行的无序和混乱，造成社会经济的频繁波动和资源浪费。如我国彩电、冰箱的生产，时而严重供不应求、时而又严重积压等，就是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的反映。
（4）市场调节具有分化性。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必然是优者获利多，劣者获利少，甚至亏损被淘汰。这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会使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甚至造成贫富悬殊乃至两极分化。正因为市场经济存在以上缺陷，不能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所以必须实行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
3、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也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内在要求所决定的。这是因为：
（1）市场机制要充分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需要一系列基本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企业要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要建立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各种市场信号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要形成总供给与总需要大致均衡的市场状态；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法规体系，等等。显然，在我国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仅靠对市场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这些条件是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而只会导致市场混乱，使社会经济运行走向无序。这就需要由国家的宏观调控来推动这些条件的加快形成。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它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实现而不是违背某些基本的社会制度目标，如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等等。很明显，单纯的市场调节不可能自发地实现这些基本的社会制度目标。所以，由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宏观调控，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然的了。
4、宏观经济调控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的生产，社会化大生产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以及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它们协调一致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比例性和平衡性。而这种协调一致的配合仅靠市场无法实现，必须有站在全社会高度和从社会全局的利益出发的政府，进行统一的宏观调控，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均衡发展。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逐步走出国界而形成了国际分工，出现了商品生产、贸易和资本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国际分工更为复杂，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频繁。各国政府必须加强对国内外经济的协调，促进本国经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优势，取得较好的经济利益。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政府职能的弱化，政府在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面前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
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就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的，它是实施和评价宏观调控工作的主要依据，决定着宏观调控的内容和重点。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是多元的，是由诸多目标构成的目标体系，分为总目标和具体目标，其具体内容如下：
宏观经济调控的总目标，就是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这一总目标主要包括经济总量目标和经济结构目标两个方面的内容。总量目标是在供需平衡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目标。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无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都会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因此，必须从全局出发，制订符合实际的总量增长计划，避免经济过冷或过热，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结构目标是在总量增长前提下优化经济结构的目标。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等。调整产业结构就是要调整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特别是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其更好地为第一、第二产业服务。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还要进一步调整地区结构，克服地区间条块分割所造成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趋同的状况，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特点和资源优势，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形成互补的地区结构，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宏观经济调控的总目标，即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总量和结构上的基本平衡，是通过具体目标体现出来或得以实现的。有关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具体目标的主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作了明确规定，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
1、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经济全面发展的主要指标，是一个宽泛、综合的概念。它既体现经济总量的增加，也体现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同时，总量上的增长是建立在比例协调、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基础之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是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
2、增加就业。
扩大就业不但能更加充分利用劳动力要素，而且能促使居民收入普遍增长。因此增加就业既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标志，也是社会公平和稳定的体现。经济中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会造成失业，同时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也会带来失业。失业会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加重财政负担，失业率过高还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在我国，存在着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但素质不相适应之间的矛盾，这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因此，要慎重掌握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并通过促进投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开发落后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来增加就业。
3、稳定物价。
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大体稳定是经济健康、平衡发展的保证。企业和个人可以在较为稳定的价格预期下安排生产和消费，促使经济平衡增长，避免大幅波动。而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带来价格的紊乱，影响各类经济行为主体的判断和信心，扭曲资源配置，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特别注意通过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使之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另外，长期的财政预算不平衡和国际收支逆差也会导致币值不稳，应注意综合、协调、平衡采用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来保持物价和币值稳定。
4、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