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经济的宏观调控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经济的宏观调控范文1
关键词:宏观调控;中国;房地产经济;变化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1
2011年2月末国家出台限购政策(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住房)。同期,住建部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签订《保障性住房目标责任书》,完成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任务。其目的在于调整房地产供应结构,增加供应种类,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使房地产行业进入一个较健康的发展道路。
2011年5月,发改委下达指令,《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的通知,从此商品房项目实行一房一价制度。两个月后限购政策升级,部分二三线城市被纳入其中,并采取限购、限价双行线,与此同时国务院要求个地方政府拟定房价调控目标,并对全国70个大中城市进行房价监管。
2012年4月3日,博鳌亚洲论坛“债务危机:衰退的导火索”分论坛讨论,经济学家、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其佐在分论坛上发言:调控短期化的问题在于:需求调控往往压抑下一阶段供给,反而会给以后房价带来上涨压力;而调控政策频繁多变,也会带来市场剧烈波动,从而影响正常的投资和消费。因此,今后房地产调控的方向在于坚持调控不动摇,同时尽快跳出‘短期化’怪圈,构建一个有利于房地产行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国家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如“一房两证”、“购房绿卡”、“限价令”等,给我国房地产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一、我国房地产市场保持稳定
首先,国家宏观调控促进二线城市房地产发展。中商情报网发表了一则数据,关于“2012年1-13周中国部分城市楼市成交量同比变化”,其中主要包括深圳、杭州、天津、南京、成都、广州、背北京、苏州、上海、重庆等房地产高集中区城市。各城市与2011年1-13周相比,深圳同比下降25.73%,杭州下降41.23%,天津下降54.34%,成都下降41.18%,北京下降27.52%,而苏州与重庆分别上升84.62%和20.05%。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国家的宏观调控的促使一线城市的成交量有所下降,加强二线城市的市场发展。
其次,宏观调控平衡购房价格。一线城市购房价格较高,使得人们的购房力较弱,大多人们都成为“房奴”,所以国家必须出台政策来遏制一线城市的价格。促进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又可降低人们的购房压力。从上述成交量上可以看出,一线城市由于价格普遍偏高,导致楼市成交量的下降。
第三,宏观调控稳定房地产市场投资。由于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房地产商在二线城市投资开发房地产,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仍保持着高速发展的趋势。中国房地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北等经济发达地区,其中华东地区所占份额最大。2009年,华东地区房地产投资额占中国总投资额的35.7%。华东地区房地产投资份额最大,主要原因是这一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人口众多,房地产需求旺盛,进而拉动该地区房地产投资。
二、房地产开发商层面的反应
首先,早期宏观调控下,房地产商的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我国房地产呈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时期。早期的房地产开发商在中国市场中分得很大的一杯羹,很多人因从事房地产开发而暴富。
人民网“强国论坛”中,在4月2日,发表了一则帖子“全国开发商囤地16万公顷,需要30个月来消化”,一季度多家大型房企密集融资,体现出房企在2012年对于资金的需求仍然有较大的规模。同时,2011年房企资金回笼的情况与预期有一定差距,在今年继续调控的大形势下,房企也不免对今年的资金回笼形势产生担忧。
其次,现今宏观调控的房地产商仍能继续稳定发展。根据“2012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500强测评成果会”的结果,恒大确实是2011年楼市中的一匹“黑马”。作为2011年覆盖城市最多的房地产企业,恒大累计开发城市多达103个,成为全国布局最广的开发企业,2011年累计实现合约销售额803.9亿元。销售面积1219.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54.7%,成长速度惊。国家出台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考虑了“管理”与“供给”的需求点,提供小型户房和保障性建设,促使我国房地产事业的供需稳定。
第三,宏观调控促进房地产商改变市场策略。我国房地产开发从“高房价”中获得了许多的利润,如我国房地产市场一直呈现“高涨幅”的状态,则会使房地产经济存在不安全、高风险的潜在危机,一旦爆发则很难收拾。所以国家必须进行宏观调控,从根源上使风险降调最低,规避泡沫经济,稳定市场的根基。
三、房地产消费者层面的反应
首先,消费者关注楼市价格。购房者是有着非常复杂的心理,会时刻关注楼市价格和银行信贷政策的变化,中国的“高房价”促使许多人群成为房奴一族。
2011年,CPI 涨幅呈扩大趋势,存款准备金利率,利率不断上调。自今年3月起,CPI 涨幅均在5%以上的高位,3月、4月分别为5.4%和5.3%,5月更是达到5.5%,创近两年新高。为抑制通货膨胀,今年上半年,央行每月上调一次存准率,共计6次,每次0.5个百分点,截至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准率达到历史高点21.5%;央行还分别在2月和4月加息0.25个基点,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25%,商业贷款利率为6.8%,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为4.7%,10月以建行为首各大银行纷纷再次上调贷款利率,首套房贷利率最低上浮至基准利率的1.05倍。申请贷款者如果希望尽快放款,则需要主动上浮利率至基准利率的1.1倍。
其次,宏观调控下消费者的心理变化。购房者随着楼市的价格居高不下,而逐渐的清醒自己的头脑,跟风式购房和刺激性购房的现象也逐渐的降低。
四、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在国家调控政策下,房地产市场才能保持健康、稳定和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薇.我国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下的变化[J].管理学家,2011(08):471.
经济的宏观调控范文2
[关键词]市场经济 财政政策 宏观调控
一、市场经济下为什么需要财政的宏观调控
以完全的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手段,并不就一定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即使是最完美的市场机制,也不可能靠自身消除其固有局限性,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不健全或不能良好运行的情况,在资源配置上表现为盲目性、自发性和后发性。因此,仅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组织、调节经济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运用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运行。财政是政府经济的核心,是国家调节社会分配总量的职能部门,是弥补市场资源配置缺陷的重要手段。财政宏观调控在整个宏观调控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既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共同采用的办法,加强财政宏观调控是当今世界各国财政发展战略的十分重要问题。
二、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财政宏观调控的目标
1.经济总量均衡。市场经济要求经济供求总量大体均衡,使宏观经济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力求保持物价、币值、财政的基本稳定,力求增加有效供给能力,力求合理调控需求。
2.产业结构优化。一般来说,产业结构是长期投资形成的。投资结构是形成产业结构的重要环节,财政投资又是引导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一着。调控在于消除产业结构的“瓶颈”,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包括主导产业、支柱产业、新兴产业。
3.资源配置合理。财政配置资源是政府配置资源的一种基本方式,政府配置资源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要补充。所以财政合理配置资源,不仅影响资源的方向、效率,而且必须确保为政府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所需要的资源,同时还要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缺陷,引导资源,特别是主要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现代新兴科技的迅猛发展,资源能否配置合理,直接涉及生产要素配置效益,规模经济效益,科技进步效益的实现,也是资源配置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的关键。
4.收入分配公平。政府、企业、居民是市场经济的三大经济活动主体,各种所有制之间、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国家和个人之间等,均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收入分配关系。财政作为政府经济活动的利益主体担当者,协调总体利益分配。以达到公平分配的目的。政府通过财政进行疏导,形成收入分配中的激励与约束相兼容的分配机制。
5.财政稳定发展。财政稳定内含经济稳定要求,同时也是财政发展的前提。财政稳定主要是财政减少周期波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增强财政的承受能力、应变能力和调控能力,从而保持财政收支结构协调和合理。
6.社会全面进步。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的现代化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全面进步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和目的,只有经济发展达到和保持一定的水平,才有可能消除贫困,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社会全面进步的不少领域,离不开财政的必需投入,社会教科卫等各方面的改革,也需要财政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所以,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就成为政府和财政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三、财政政策在宏观的调控中并不完美,存在以下问题
1.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连年赤字,财政政策基本上丧失了反经济周期的作用。当经济运行中需要抑制需求总量,调整经济结构时,财政总是力不从心, 这必将使财政陷入困境,削弱甚至丧失调控能力。
2.目前的财政政策对结构调整的成效不大,结构矛盾依然非常突出。
3.在金融业管理方面,财政政策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中央财政本应在银行、保险企业的经营管理、资产质量约束机制等方面发挥较大的影响,但现实的财政政策对金融业管理往往不到位,甚至对资产、财务管理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势必导致企业流动资金管理者缺位,国有资产不能得到有效的管理, 同时也影响金融企业改革成为真正的企业。
四、增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的对策建议
1.整合财政职能,强化财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主导地位和权威性。国内外实践证明,国家财政的完整性,统一性和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权威性,是其有效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但近年来,我国财政职能被肢解,严重损害了财政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2.净化财政支出内容,强化财政支出管理。目前财政支出仍保留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要从有利于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出发,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坚持适度从紧的政策,切实清理整顿财政支出范围。
3.加强税收征管,防止财政收入流失。经济增长成果不能如实体现到财政上来,税收征管存在漏洞,是导致收入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税收流失有多种原因,但就目前看,主要不是税收制度不完善的问题,而是征管过程中存在问题。如纳税户依法意识不强,征管手段不能适应形势变化需要,部分税收征管人员素质差,在征管过程中存在主观随意性等。为此,要在加强财税法规建设的同时,强化税收征管。
4.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亏损补贴,是财政的一个沉重包袱。搞好搞活国有企业,促进国有资产的流动增值,也是减轻财政负担,使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充分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要利用好财政财务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充分发挥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作用。
5.推进机构改革、控编减员,缓解财政支出压力。我国行政机构庞大,财政开支人员众多,给财政带来巨大压力。虽然近些年来,各级普遍进行了机构改革,但实际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一直未走出“精简一膨胀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怪圈,机构和人员反弹现象严重。控编减员、缓解财政支出压力,已经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迫切需要落实的问题。应结合机构改革,严格核定编制,根据需要,按照定员、定岗、定编、定额的原则,严格核拨经费,超支不补,节余可自主确定用途,同时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激励措施,鼓励机关人员向事业单位和企业分流。
参考文献:
[1]王群,许莹.财政宏观调控与现代市场经济[J].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02).
[2]王陆进.我国财政宏观调控中值得商榷的问题[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3,(05)
经济的宏观调控范文3
数据公布后,人们如释重负。应该说,这次宏观调控突出的特点就是未雨绸缪,中央政府吸取了1993年调控的经验,及时地采取了果断措施。宏观调控的实施使经济在短期内基本实现“软着陆”.而且最难得的是央行最终仍未动用加息手段。这说明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尚不需要采取全面性的货币紧缩措施。它既避免了现在就付出加息的政策成本,也为今后使用加息手段留下了空间。
理论界与政府部门都已认识到调控成果只是初步的、不稳定的。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依然偏高。现行的调控措施是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宏观调控。从经济学上考察,这种混合型政策工具是非优化的,其运用的不足在于:
1.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客观上要求更多地运用市场手段调控经济。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为了防止经济的全面过热,又不得不借助于行政手段。而行政手段的介入加大了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控制力量,特别是增加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使人感觉旧体制的遗留痕迹依然存在,与市场化改革的取向不符。
2.以行政干预的办法为经济降温,极大地造成市场机制与行政干预之间的冲突。在当前市场机制已经对资源配置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行政手段的使用既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方向相矛盾。又可能会伤害民营经济的健康成长。总之,它对经济增长中有效率的部分产生不利影响。
3.在此次调控中,中央银行已经使用了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三大调控工具,央行手中只剩下惟一的武器——利率。货币政策的优点是避免对经济有过强的直接干预,但它们只是引导性的,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市场主体要有灵敏的反应度。我国现在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甚至包括不少民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经常是不计成本的。因此,在目前的经济结构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足。另外,当前货币政策目标的多重性也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
从长期看很自然诱导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运行中的波动现象是经常发生的。既然已经认识到上述政策工具的弊端。那么,下一次再发生经济过热或过冷时。政府是不是为了解燃眉之急依旧是程咬金“三班斧”呢?如果不是的话,政府又何以应对呢?
为了充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认识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与体制。自20世纪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迄今为止,我国经济结构与体制的现状是,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取得较大进展,但国有经济仍然占有支配性的重要地位。非国有经济得到飞速发展,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大为放松,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开始发挥作用,但市场的发育程度还不足以担负起独自调控经济运行的职能。按照过渡经济学的观点,我国当前还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我国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指出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相比,我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其特征包括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存在。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也不自行承担投资责任和经营风险。《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出版已经十年有余了。从那之后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和此次经济过热的特点看,中国经济的“第二类非均衡”属性仍未消除。它说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客观需求。由此也不难理解目前混合型政策工具的应用,它虽然是非优化的,但却是现实的选择。
经济转轨时期宏观调控模式的构建与改革路径的选择有着重大关系。这里对比一下中国与前苏联及东欧的改革模式很有意义。在20余年的改革历程中,我国选择了“渐进式”道路。这种道路的特点是,旧体制的分解与新体制的建立是逐次推进的。而前苏联及东欧的经济转轨不同于中国经济。它们选择了哈佛大学教授SACHS倡导的“休克疗法”。这种方法一步到位,在很短时间内就打破了旧的经济结构,实现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经济的自由化。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在前苏联及东欧过渡时期的改革中,过度注重新体制的建设而相对忽视了经济发展,市场化改革后普遍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等不稳定问题。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受到较大影响。在付出了相当的经济与社会代价后,可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宏观经济逐渐走上稳定增长轨道。相比之下,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则更加重视经济增长与体制变革二者之间的平衡,宏观经济并未由于体制转换受到明显的影响。但“渐进式”道路的过程比较漫长。时间越长因体制改革滞后对经济健康成长的负作用就越大。在经济运行出现波动时调控政策的选择与执行质量也因此受到影响,就如同此次遇到的情况一样。时至今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在中国建立起来。
比较中国与前苏联及东欧改革模式的孰优孰劣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依据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原理,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既然中国改革前期选择了“渐进式”模式,那么后期也只能延续走“渐进式”道路了。虽然与1993年相比,此次调控中市场机制已经能够显现出作用。但毋庸讳言,我国的经济转型时期尚未结束,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为了实现宏观调控措施从行政手段为主向市场手段为主的转型,我们必须依据市场经济原则,借鉴前苏联及东欧的改革经验,面向未来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制。为此,需要在以下重要方面继续做出努力:
1.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构建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
从经济结构上看,尽管我国国有经济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但国有经济的分布仍然太广、比重仍然太高,国有经济仍然是投资主体。目前,我国608个工业小类中,国有企业涉足604类,占99.3%其中,大中型国有企业涉足553类,占87.7%。2002年,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比重为48.3%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43.4%。发达国家国有经济比重一般在5%左右。显然,国有经济的战线过长妨碍了真正意义上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因为无论是宏观意义上的国有经济,还是微观意义上的国有企业都有财务“软约束”的性质,市场调控手段的效果很有限。因此,必须继续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收缩国有经济的分布战线,把国有经济的比例降至一个适当的水平。同时,相辅相成地促进民营经济成长。通过产权制度和股份制改造,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国有资本同民间资本进一步融合,从源头上构建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
2.从体制上推进政府改革,实现政府的全面转型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政府改革成了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最具有全局性、深刻性的关键问题。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调控也需要政府的全面改革。当前,我国政府改革滞后于经济市场化变迁的客观要求,政府职能设置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符合。主要表现在:政府工作中经济建设所占比重过高,而对于社会目标与公共服务关注不够。2003年春天爆发的SARS危机直接暴露出我国政府在公共卫生和医疗、尤其是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中的欠账太多,说明政府的现状离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还相距甚远。在经济领域,政企不分、政府代替市场决策的问题依然存在,我国重大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长期以来都掌握在国家手里,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和微观经济运行仍然管理过多、过细。值得欣慰的是,这种状况也在变化之中。刚刚颁布实施的《行政许可法》与《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政府在自身改革与建设方面做出的两大重要举措。各级政府应当以此之贯彻为契机,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按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1)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2)由投资财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3)由靠行政命令直接调控经济向靠市场间接调控经济转变。
3.明确事权划分,以法律为基础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是宏观调控能否奏效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地方政府在此次经济过热中扮演了比中央政府更重要的角色。2004年头两个月,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了12.1%,而地方项目投资却猛增了64.9%。因此,此次宏观调控很大程度上针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例如,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土地管理,清理开发区。然而据报道,宏观调控在一些地方遭受到反弹。有观点认为,中央出台的一些措施已经脱离宏观调控范畴,直接干预了地方经济的运行。
1994年财政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在财政上的独立性和压力同时增大。各地政府都把扩大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由于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市场中都已经有了很强的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利益。地方政府投资中虽有盲目冲动的一面,但也不能由此一概否定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中间合理的成分。地方城市建设、经济结构调整都需要高投资来支持。
经济的宏观调控范文4
关键词: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模式
1.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也是多样的,英美国家的宏观调控都是一种需求管理模式,而日本的宏观调控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首先先讲美国,美国与很多西欧国家不同,美国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干预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手段是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配合使用,而不单独使用某一种政策。通常来讲,主要运用税收、政府预算两大财政政策和调节银行利率、货币供应量两项货币政策。两种政策密切配合,相互支持,能够更好的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
其次,英国的宏观调控也是一种需求管理模式。英国之所以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是因为英国在每一次世界经济巨变时期都能够思考探索出新的经济管理模式。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引起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英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实行了宏观调控政策,以政府干预为主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对英国经济的影响渐渐深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为刺激经济增长,不断的扩大财政支出,以实现需求管理政策的目标。近些年来,英国将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逐渐转向控制通货膨胀,在政策手段上也以控制货币的供应量为主。今天的英国经济,虽然没有摆脱凯恩斯主义的传统需求管理模式,但是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的货币政策也逐渐被运用到各领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会使英国的经济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占有一席之地。
最后,我们分析一下日本在发达市场经济中所占的位置和起到的作用。日本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能够在短时间内崛起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历史。日本实施的经济政策与英美两国的完全不同,日本的宏观调控是政府主导的。日本的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占主导地位,政府更注重的是经济的扩张。有例为证,日本在战争结束后,政府制定了经济发展目标,并逐步有序的实施了十三个长期计划,而且每一个计划都有明确的促进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这一行动表明了日本政府的意图。俗语说计划没有变化快,在市场经济中同样如此,日本政府在采取计划调节政策的同时,又加以行政手段的指导,以确保计划的实施,使宏观调控发挥效果。政府在财政税收,金融政策方面加大了管理力度,使经济能够正常平稳的运行。可以说,日本经济能够在战后很快的恢复过来,并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与政府采取的以政府干预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分不开的。
2.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对我国宏观调控的启示
2.1宏观调控中采用的宏观经济政策要与本国国情相适应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是逐步发展并形成的,所以我相信,中国有一天也会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崭露头角。我国经历了漫长的自由经济时期,走向市场经济的步伐明显比别的国家要慢。而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在发展阶段,但还不成熟,有很多地方还欠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充分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使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更上一层楼。首先,将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并分析其区别,探讨造成这些区别的主要原因和实施不同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结果,争取找到能够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调控政策。其次,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分析我国经济的发展历史,找到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政策和实施效果并进行比较,做到更好的了解我国的国情,然后努力找出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最优的宏观调控政策。
2.2宏观调控要与体制改革相一致
与中国相比较,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好的市场制度,这是能够有效实施经济政策的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应该有一定的体制制度,虽然有一些制度是由市场形成的,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制度,但是在本质上,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会有一个制度,都会有约束力。对于中国来讲,由于中国实行了漫长的自由经济体制,其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还是十分缓慢的,市场经济体制当然也相对落后。在没有形成一个标准的全面的体制之前,要发展市场经济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没有标准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没有真正意义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宏观调控政策本身是不完善的。所以,我建议,要从两个方面出发来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首先要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其次要完善宏观调控政策,这样才能使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相一致,使宏观经济政策发挥最大的效果,为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做贡献。
2.3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尽可能的弥补市场缺陷
对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角度来看,许多成功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都很好的弥补了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系列缺陷,而弥补这些市场缺陷也很好的发挥了宏观调控对于市场经济的作用。之所以说宏观调控是弥补市场中缺陷的重要手段,那是因为宏观调控不能被当做一种在市场经济范畴之上的作用力,也不能够成为影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阻碍力,它应该是为弥补市场经济缺陷和功能不足而发挥重要积极作用的市场经济调控政策。我国处于发展中阶段,而且也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阶段,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正是应该在这个阶段发挥出应该具有的作用,积极维护和健全市场经济上的秩序。而且宏观调控对于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规范和秩序体制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这也是我国目前所关心的最重要问题,而且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环节。所以说,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市场体制和一个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进行支持,那么整个市场经济将会处于瘫痪的状态,所以,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成果宏观调控经验借鉴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对国外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的调查和研究,我们能够发现我国市场经济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虽然我国的国情不同于发达国家,但是要想将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还是有许多的借鉴之处,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完全照搬,而是要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研究出一个新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方案,争取让我过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国际化。让我国的市场经济真正的与国际接轨,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王顺华.抑制通货膨胀与治理通货紧缩——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266
经济的宏观调控范文5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经济;宏观调控
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近些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就集中表现在房地产市场的市场价格逐渐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一些房地产产品成交率也呈现出大幅下降的趋势。为此,政府要能够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严格管制,也就是宏观调控。但是,关于一些政府要不要拯救房地产市场经济存在着诸多的歧义。一方面,人们认为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对于平常人来说是比较高的,另外一方面认为我国需要紧急启动房地产市场,这是由于我国的房地产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相关的产业发展,其中对房地产市场经济的回升也标志着经济的好转。
1 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经济形势分析
对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经济,特别是自从2008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逐步加强了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这不仅可以有效促进我国房地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而准确的市场形势分析是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在我国的学术界和经济专家看来,对我国当前的房地产市场经济形势存在着诸多的分歧,一般存在着各种说法;例如,“泡沫经济论”以及“基本健康论”和“无泡沫论”这几种不同的观点,为此,笔者要能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逐一探讨,去理清当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形势。
(一)从房地产市场的总供给和总的需求量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完善,我国商品房供需量上总体是处于平衡的状态。但是进入到新世纪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供应与需求、投资和消费共进的局面。但是我国房地产市场供应关系上还是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在对于商品房的供应关系上,目前,我国对房地产市场中商品房的投资需求主要体现在正常需求、被动需求以及投机需求和投资需求这四种。其中对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普遍都存在着需求上的泡沫,因此,我们很难从表面现象中看出其中的问题,也就是很难从供求是否平衡老判定房地产市场的真实需求情况,
(二)我国房地产市场上有些上升速度太快,涨幅速度超过市场上的预期,在对近三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涨幅速度超过人们的想象预期,这些就成为了我国房地产市场中突出的问题。根据我国的相关数据,在2004年以来,我国兴建的商品房的销售价格上涨14%,到2005年以来,全国的房价逐渐上涨了15%以上,这些数据都充分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涨速度已经超过人们的预期,这些都将加重购房者的负担,从而为以后的房价大起大落隐含了后患。
(三)从我国房地产市场中的供需结构上看,我国房地产市场中对于各类商品房的供求结构来看,目前我国各种房地产产品的供求不平衡,一些商品房与高档次的大户型的住房相比,商品房的比例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一些中低档次的、中小型的房子所占的比例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这些都与居民的收入结构和消费水平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两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供求矛盾。住房供给结构的失调也是住房价格上急速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2 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分析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所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只有坚决抑制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过热的现象,坚决抑制房价过快增长这已经成为当前宏观调控发展的重要内容,为此,我国相关的政府部门已经采取了相关的措施来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针对我国一些地区存在的房地产投资过热的情况,我国政府必须要对此做出相关的指示。在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实践和理论还不是运用很熟练,仍然需要在不断的探索实践过程中加强宏观调控的研究。
(一)建立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体系
在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经济环境下,要能够以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仔细分析和研究,这样更好地为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打下基础。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对房地产的发展起到很强的制约性,所以,要能够切实做好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这就必须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严密地监控,并对市场预期做出科学和理性的分析,做好是对房地产市场制定近期、中期和远期的分析,这样对我国未来房地产市场的两年之内可以进行有效的监管,从而能够切实保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运行,能够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的及时性,对于制定房地产市场规范的五年,这就必须要能够组织相关的房地产市场专家和学者进行科学地分析和探讨来共同完成。通过对房地产市场的中长期经济形势做出有效判断,就可以对房地产市场经济的走向能够有所了解,从而能够对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经济形势做到初步把握,使得宏观调控更加准确。
(二)准确把握房地产发展的阶段性和周期性
通过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的复苏、繁荣以及萧条时期的把握,可以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经济做出一个长期的、总体性的认识,能够有效避免对房地产市场形式做出准确、科学的认识,这是对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宏观调控的关键性之一。这样可以在房市处于高峰时,可以将调控的重点放到促进合理需求上,通过抑制过度的消费需求,依法打击不合理的短期房价炒作和囤积居奇的行为上,从而有效减少对房地产市场的盲目性,当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处于低谷时,这就需要能够采取相关的刺激消费来对房地产市场形成有效的提升作用,从而鼓励投资与开发的调控措施,这样可以有效促进房地产事业的健康发展。在实际监控工作中,要能够切实注重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防止硬套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切实做好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从而实现房地产市场的着陆,有效避免宏观调控的“急刹车”所造成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
(三)建立健全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信息公开制度,
加强我国对房地产市场的舆论引导和市场监测,不断增强政策的透明度。积极运用信息管理系统,加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政策的研究力度,研究和完善我国房地产市场中的运行机制和市场信息标明制度,通过向社会市场运行信息,建立土地成交以及商品房价格标示制度,能够不断加强社会中各个有关部门的信息沟通与整理,从而能够形成一个透明、公正的房地产市场环境,能够积极引导房地产进行投资和消费。另外还要能够不断加强对市场透明度以及有效抑制人为炒房行为和抬高房价的行为。
(四)整顿和规范相关的房地产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要能够严格控制房地产市场的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的市场进入,依据相关的法律,对一些违法违规的销售行为进行严管严追。对一些虚假合同和囤积房源的行为要对相关的人员进行查处,特别是要注意对一些不实的房价消息和销售行为进行依法取缔,并及时向社会各界进行公布。加强金融体系的监管力度,调整房地产市场的资金供应量,通过调整商业银行的存款以及利率等一系列的措施来减少房地产市场的货币供应量,从而可以有效降低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
3 结语
要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监管体系,不断加强我国对房地产市场的舆论引导和市场监测,增强政府部门决策的透明度。积极运用信息管理系统,加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政策的研究力度,研究和完善我国房地产市场中的运行机制和市场信息标明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促进和强化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运行。
参考文献:
经济的宏观调控范文6
关键词:潜在经济增速 失业率 CPI 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5954(2013)08-62-04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但这四个变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如经济增长较快不利于物价稳定,物价较低不利于充分就业,充分就业会形成贸易逆差,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因此在经济学上被称为矛盾的四边形。具体到城市,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形成了矛盾的三角形。
从北京经济的发展来看,却出现了与上述规律相反的特征,表现在:
1.1999~2007年,北京保持了经济高增长、失业率高位运行、低通胀的发展态势。1999~2007年,北京GDP连续9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年均增速达到12.3%,但失业率(本文为登记失业率)在2005~2007年持续高位运行,其中,2005年达到2.11%,是1978年以来的最高点。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CPI低位运行,1999~2007年年均增速仅为1.3%。
2.从2008年起至今,北京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不升反降、企业用工成本上升,通胀压力较大。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北京经济增速不断波动下行,2012年GDP增速降至7.7%,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点。2008~2012年GDP年均增速为9.1%,比1999~2007年低3.2个百分点,但同期CPI年均增速为2.9%,比1999~2007年高1.6个百分点,其中2011年达到5.6%,是1997年以来的最高点(见图1)。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失业率不升反降,由2008年的1.82%降至2011年的1.39%。企业用工成本不断升高,2012年,在对1570家服务业小微企业的调查中,63.5%的企业认为用工成本上升快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远高于市场需求不足(36.6%)和原材料成本上升(32.4%)所带来的影响。
1999~2007年北京为什么能保持经济高增长、失业率高位运行和低通胀的发展态势?2008年至今,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不升反降、企业用工成本上升、通胀压力较大的特点?这给政府调控带来了哪些挑战?本文以潜在经济增速为突破口,探讨北京经济增长、物价和就业的内在联系及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经济增速缺口、物价、就业之间的关系
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和观点,不同经济学派对潜在经济增速的定义也不尽相同,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有两类。第一类是以凯恩斯的理论为基础,认为潜在经济增速是在各生产要素达到充分利用,特别是失业率达到“非自愿失业”,社会产出达到最高水平时的经济增速。第二类是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认为潜在经济增速是在给定实际约束条件和不引起通货膨胀改变时的经济增速,实际增速围绕潜在增速上下波动。当实际经济增速大于潜在经济增速时,将二者的差值称为正缺口,当实际经济增速小于潜在经济增速时,将二者的差值称为负缺口。
由于物价和失业率相对经济增速是滞后指标,因此当增速缺口为负时,经济体中就有未被充分利用的要素,劳动力市场就会存在着非自愿失业的现象,这是经济运行效率的损失,这种要素不充分利用尤其是非自愿失业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引发其他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反之,当增速缺口为正时,生产要素处于过度使用的状态,由于要素的稀缺性,市场竞争会导致要素价格上涨,从而带动其他产品价格的上涨,就会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因此,在短期,通过比较潜在经济增速与实际增速的缺口,可以估测通胀压力和就业形势,从而更有针对性地采取适度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在长期,只有以潜在经济增速为基础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才能达到可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目标。
二、北京潜在经济增速的测算
本文分别使用H-P滤波法和对比法来测算北京潜在经济增速。
(一) H-P滤波法
以1978年北京GDP总量为100,对同比可比价增速进行H-P滤波分解(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建议,取λ=6.25),得到北京潜在经济增速(见表1)。
(二)对比法
对比法是将北京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城市作对比,从中找出规律来判断北京的潜在经济增速。为方便国际多边比较,本文采用以购买力平价为基准,在国际上权威性和公认度较高的麦迪森世界经济史数据,以1990年的麦迪森国际元为计量单位进行比较。
从发达城市经验来看,它们大都经历了一个为时30余年的高速增长期。随着人均GDP突破2万国际元,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如中国香港从1963~1994年经济保持了30余年的高增长,年均增速为7.7%,1994年人均GDP达到2万国际元,之后经济增长下降一个台阶,1995~2010年GDP年均增速为3.5%,比前一时期下降4.4个百分点。新加坡从1963~1997年经济也保持了30余年的高增长,年均增速为8.7%,之后经济增长下降一个台阶,1998~2010年GDP年均增速为5.3%,比前一时期下降3.4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经过30余年的高速发展,到2010年,人均GDP已达到19764国际元,1978~2010年GDP年均增速为10.5%。随着人均GDP突破2万国际元,根据发达城市的发展规律,北京经济增速将下降一个台阶,由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速增长期。2011年和2012年北京GDP增速分别为8.1%和7.7%,比前期(1978~2010年)年均增速分别低2.4个和2.8个百分点,符合上述规律。对比发达城市的经验,未来北京潜在经济增速将比1978~2010年年均增速低3个百分点,为7.5%左右。
根据上述两种计算方法判断,2012年北京潜在经济增速为7.9%,2013~2017年北京潜在经济增速将降至7.5%左右,由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速增长期。
三、从潜在经济增速分析北京经济增长、物价和就业的关系
1999~2012年,北京和全国的GDP、CPI同比增速及失业率(数据截止到2011年)相关系数分别为0.62、0.72、0.77,这表明一方面北京作为一个城市,上述三个变量不可避免地受到全国经济形势的影响,北京这些变量的变化包含全国经济形势对其的影响;另一方面,说明这些变量与北京自身经济运行情况有关,北京经济增速缺口、物价和就业的内在联系并不完全由全国经济形势来决定,需要深入分析。
由于潜在经济增速是经济运行中各变量达到均衡状态时的增速,因此,当实际增速大于潜在经济增速,就有可能引发当期或下期出现通货膨胀。1978年以来,北京CPI六次出现峰值,都伴随着当期或前期实际经济增速大于潜在经济增速的情形(见表2)。
同样,当北京失业率下降时,也多次伴随着当期或前期实际增速大于潜在经济增速。如1980年北京实际增速大于潜在增速3.4个百分点,1981年失业率比上年下降0.32个百分点;1983~1984年连续2年实际增速大于潜在增速,失业率在1983~1986年间连续4年出现下降;2006~2007年、2009~2010年实际增速都大于潜在增速,当期失业率也随之下降。
反之,当实际增速小于潜在经济增速时,即增速缺口为负时,就可能出现物价下跌,失业率上升。1978年以来,北京CPI五次出现波谷,都伴随着当期或前期实际增速小于潜在经济增速的情况(见表3)。
同样,当北京失业率上升时,也多次伴随着当期或前期实际增速小于潜在经济增速。如1981~1982年连续2年实际增速小于潜在增速,1982年失业率为1.62%,是1979~2004年的最高点;1989~1990年连续2年实际增速小于潜在增速,1991年失业率比上年上升0.1个百分点;2005年实际增速小于潜在增速0.7个百分点,当年失业率达到2.11%,创下1978年以来的最高点。
由上述分析可知,决定物价、就业的一个重要变量是实际经济增速和潜在经济增速的差值,即经济增速缺口,而不是实际增速本身。1999~2007年,北京潜在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年均增速12.1%,是1978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与实际经济增速(年均12.3%)基本一致。这是本时期内北京经济呈高增长、低通胀态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之,当潜在经济增速较低,并低于实际增速时,即使实际经济增长较慢,也可能会引起当期或下期出现通货膨胀。2006~2007年,北京实际经济增速已连续2年超过潜在增速,2008年尽管实际经济增速下降至9.1%,但CPI同比涨幅达到5.1%,是1998~2008年的最高点。2010年北京实际增速为10.3%,高出当年潜在经济增速1个百分点, 2011年尽管北京实际增速仅为8.1%,但CPI同比涨幅达到5.6%,创下1997年以来的最高点(见图4)。潜在经济增速下降是这一时期北京经济呈低增长、高通胀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潜在经济增速下降给政府宏观调控带来的新挑战
2006~2012年,北京潜在经济增速连续7年下降,2012年降至7.9%,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潜在经济增速的下降表明,从长期看,北京经济增长将下降一个台阶,这同时也给政府宏观调控带来了新挑战。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挑战:
(一)政府宏观调控“进”“退”两难
2011~2012年,北京经济年均增速为7.9%,这说明要实现“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年均增长8%的目标,2013~2015年年均增速要达到8.1%。但是,2006~2012年北京潜在经济增速连续7年下降,2012年降至7.9%,未来增速则在7.5%左右,因此,要实现“十二五”目标,2013~2015年年均实际经济增速要比潜在增速高0.2~0.6个百分点,这在客观上要求政府提高经济增速,要求“进”。同时需要看到的是,根据上述分析,当实际经济增速大于潜在增速时,就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因此,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使政府宏观调控在保持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两个方面“进”“退”两难。
(二)政府财政“收”“支”两难
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北京财政支出不断扩大,特别是在节能环保、交通运输、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刚性支出迅速扩大。未来一段时间,北京在民生社保、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支出还将继续提高。同时,政府要实现“十二五”期间8%的增长目标,也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在客观上都要求政府财政收入需保持较快的增速,以满足财政支出日益扩大的需求。
财政收入要保持较快收入,要求经济增长保持较快增速,而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必将拉低实际经济增速,缩小政府财政收入提升的空间。在政府财政刚性支出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使政府财政“收”“支”两难。
(三)投资“质”“量”两难
投资是通过投资乘数对总产出产生拉动作用,投资乘数即新增单位投资带来总产出的变化,投资乘数越大,投资对经济拉动的作用越明显。投资乘数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增速缺口成反比的。增速缺口越小,投资乘数就越大,投资的效率就越高,相同投资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就越明显;反之,增速缺口越大,投资乘数就越低,投资的效率就越低,相同投资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就越弱。
当前,投资依然是拉动北京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潜在经济增速的回落使得要实现“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年均增长8%的目标,实际增速必然要超过潜在增速,投资乘数和投资效率会迅速降低,进而抑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经济增长,只能加大投资的数量,回到“量”大“质”低的低效发展方式。因此,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使得投资的“质”和“量”的矛盾更加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政府“稳增长”带来了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刘世锦、许伟、刘培林,《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转折的时间窗口测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2]韩蓓,《北京市潜在经济增长率测算与HP滤波平滑参数探讨》,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3]张连成、韩蓓,《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分析—HP滤波平滑参数的选择及其应用》,宏观经济,2009年第3期。
[4]王煜,《中国的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
[5]统计报告,《2012年北京市服务业小微企业发展情况》,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2013年2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