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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范文1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着,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着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着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着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着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
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文学研究范文2
一、古英语文学对欧洲史诗传统的继承
在古英语文学研究述评分析过程中,古英语文学对欧洲史诗传统的继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都知道,在公元前12世纪末,欧洲进入了荷马时代,其经历了从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过度的社会发展阶段。“荷马史诗”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史诗作品,其中包括了《伊利昂纪》、《奥德修纪》。《伊利昂纪》主要描写了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奥德修纪》则主要描写了希腊英雄奥德修在特洛伊战争后还乡的故事。通过具体的研究资料发现,这两部作品在欧洲史诗传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后人研究欧洲同时期文化传统发展的重要资料。
二、古英语文学对早期欧洲英雄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
为了更好的研究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脉络及过程,对古英语文学对早期欧洲英雄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方面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通过对古希腊时期文化的研究,我们发现那一时期的欧洲人非常崇尚勇敢、坚持方面的英雄品质。英雄主义逐渐成为古希腊人所信奉的行为准则,也成为早期日耳曼民族崇尚的哲学之一。其次,很多历史故事也充分证明了,古英语时期的文学继承了早期欧洲英雄主义文学的传统,也深刻的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信仰和情感特征,甚至对整个时代的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实际的文学研究中,研究古英语文学对早期欧洲英雄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影响非常重要。
三、古英语文学对欧洲基督教文学传统的继承
文学研究范文3
2.《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章培恒,ZHANGPeiheng
3.明清小说中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中国文学研究前沿 刘勇强,LIUYong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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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十世纪初文学变革中的新旧之争——以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的冲突与交锋为例关爱和,GUANAihe
6."五四"新体白话的起源、特征及其评价严家炎,YANJia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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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范伯群,FANBo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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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方维规,FANGWei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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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方古典与西方经典——魏理英译汉诗在欧美的传播及其经典化程章灿,CHENGZhang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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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tyleSheet: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
1.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童庆炳,LiuJian,B.A.,LiuJian,M.A,TONGQingbing,LiuJian,B.A.,LiuJian,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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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阳明心学与通俗小说的崛起石昌渝,YaoZhenjun,SHIChangyu,YaoZhen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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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四川好人》与中国文化传统张黎,何素楠,刘剑梅,ZHANGLi,HeSunan,LiuJian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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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peechisCivilizationItself":AComparisonDrawnbetweentheChineseandIndianCulturalTraditionHUANGBaosheng,ZHANGRuo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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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esearchontheTranslatorofXinxiXiantanastheFirstTranslatedFictioninChinaWUGuoyi,YAOZhen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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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tyleSheetof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
1.TheInterpretativeChainofModernChineseLiteratureandtheFormationofthe"NewTradition"WENRumin,DingLinpeng,ZhuHongmeiHttP://
2.FromtheAssemblyHalltotheBoardingHouse:IdentifyingSpacesinTransition-ASociologicalReexaminationofShenCongwen'sEarlyExperiencesJIANGTao,NichAdmu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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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tyleSheetof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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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范文4
视文学史料的现状一切历史研究工作都要以史料的搜集、运用、理解和鉴辩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学术研究的学理化更加规范。由于受到商业文化气息的影响,我国的学术研究逐渐脱离了学理规范,片面重视主体主观意志的发挥。很多学者在没有对文学史料进行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就开始撰写文学研究著作,甚至一些文学研究者认为史料研究是没有价值的。这就导致一些文学研究忽视客观存在的事实,对现有的文学史料进行歪曲。如郭宛在《浪漫人生———和他身边的女人》一书中就没有对已经公开的日记进行严谨的考证,造成了一些史料错误,与日记中的记载完全不符。作者为了吸引读者的兴趣,罔顾历史史料,对真实的历史事件进行有意的曲解和篡改,没有尊重史实,这样的文学研究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二、文学史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完善需要发掘文学史料
随着我国思想的解禁和文学史料的挖掘,文学研究摆脱了旧有的阐释式的研究模式,开始重视对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行还原。而发掘史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开始逐渐完善与成熟的标志。如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发掘张爱玲的史料,对张爱玲在绘画领域和戏剧领域的造诣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从而能够更全面、系统地对张爱玲进行研究,并对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由此证明,挖掘史料可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进行完善。换言之,如果没有文学史料的发掘,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只有重视文学史料的发掘,才能使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不断完善,走向系统化和规范化。
(二)通过发掘文学史料能够纠正过去错误的文学研究观点
在当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错误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个原因是缺乏足够的文学史料进行研究,造成了一定的研究盲目性。如对巴金文学生涯时间的界定,之前一直认为1929年巴金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灭亡》是巴金文学生涯的起点,然而在搜集和整理文学史料的过程中却发现巴金早在1922年就已经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开始文学创作了,这就将巴金文学生涯的时间向前推至1929年。这对于巴金的文学研究非常重要,也充分说明了资料发掘的重要性。第二个原因是文学研究主体本身存在各种问题,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不够严谨和细致,或者由于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而不敢将真实的言论发表出来,只能屈从于政治要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正是伴随着文学史料的发掘而不断的修正和完善,走向系统化和专业化的。随着文学史料的不断发掘,我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才能取得更令人信服的结论。
(三)改变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现状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存在着研究乏力的情况。很多研究者认为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30年的现当代文学史已经不存在研究的空白领域,缺乏继续研究的价值,甚至一些研究者悲观地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走入绝境。鉴于此,怎样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点和增长点就成为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但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生长点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并没有对文学史料予以重视,绝大部分与会专家都认为文学史料无力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问题,而将目光更多地集中于文学话语的运用与引入。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缺少文学史料。正是由于很多文学史料被湮没了,才造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很多空白点无法得到填补。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专家钱理群先生通过系统地整理沦陷区的文学史料,出版了《沦陷区文学史料选》,极大地拓宽了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范围,使沦陷区的文学研究水平得到了新的提高。这也充分说明发掘文学史料能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进展,改变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现状。丁景唐和马良春两位先生正是通过对文学史料的整理和搜集,在国内左翼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学习两位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通过搜集和整理文学史料来打破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现状,给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增长点。
(四)通过发掘文学史料来对研究主体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进行完善
发掘文学史料对于研究主体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对研究主体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进行完善。研究主体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是辩证统一的,研究者对文学史料的态度正是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基础。如文学史料学专家和文学研究家王瑶先生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其《中国新文学史稿》引用了大量的文学史料,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涌现出大量的文学史专著,出现了一个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时期。但上世纪50年代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文学史专著却并不多,只有像《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样严谨的文学史专著迄今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必须参考的一本研究专著。王瑶先生的专著之所以能对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研究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是由于在搜集和整理文学史料的过程中王瑶先生形成和提炼了自己高尚的学术品格和学术风格,从而使文学研究具有了独特的意义。与王瑶先生相类似的还有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现代文学著名作家唐弢先生,其在六十年的工作中勤勤恳恳地进行文学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完善了他的学术素质。由此可见,只有在基础性的文学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中勤恳踏实的工作,才能练就一个学者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受到商业化气息的影响,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环境比较浮躁,很多研究者往往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不重视自己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培养。只有通过文学史料的发掘,不断培养自己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研究。
三、结语
文学研究范文5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文学研究范文6
在文学家中有一小批人,他们不满足于停留在精神的表面层次,他们的目光总是看到人类视界的极限处,然后从那里开始无限止的深入。写作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断地击败常套"现实"向着虚无的突进,对于那谜一般的永恒,他们永远抱着一种恋人似的痛苦与虔诚。表层的记忆是他们要排除的,社会功利(短期效应的)更不是他们的出发点,就连对于文学的基本要素--读者,他们也抱着一种矛盾态度。自始至终,他们寻找着那种不变的、基本的东西,(像天空,像粮食,也像海洋一样的东西)为着人性(首先是自我)的完善默默地努力。这样的文学家写出的作品,我们称之为纯文学。我愿自己永远行进在这个人数不多的队列中。
"纯"的文学用义无反顾地向内转的笔触将精神的层次一层又一层地描绘,牵引着人的感觉进入那玲珑剔透的结构,永不停息地向那古老混沌的人性的内核突进。凡认识过了的,均呈现出精致与对称,但这只是为了再一次地向混沌发起冲击。精神不死,这个过程也没有终结。于写作,于阅读均如此,所需的,是解放了的生命力。可以想见,这样的文学必然短期效应的读者不会很多,如果又碰上文学氛围不好的话,作者很可能连生存都困难。
中国文化传统势力是太强大了,它那日益变得瘠薄的土壤中如今孕育的,是普遍的萎靡与苍白,它早已失去了独自担负起深入探索人性的工作的力量,但它仍能汇集起世纪的阴云,挡住有可能到来的理性之光。我认为我们的文学急需的,不是那种庸俗的关于"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讨论,(这种讨论令人显得猥琐)而是一种博大的胸怀和气魄,一种对于生命的执著,和对于文学自身的信心。只有建立起这样的自信,才不会局限在日益狭小的观念中,才有可能突破传统的束缚,逐步达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境界,从而刷新传统。
一些别有所图的大人物由于自己所处的高位,也由于知识结构的陈旧过时,在文坛上不断发表言论,企图将纯文学的概念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让其自行消亡。他们口口声声强调作家要关怀他人,理解他人,对大众的疾苦不能熟视无睹等等。试想一个人,如果他连自己的内心都不关怀,也不去认识,任其浑浑噩噩,那么他那种对"他人"的关怀,对于被关怀的对象,又有多大的作用呢?即使当下"赢得"很多读者,他的作品又能否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福音?恐怕更多的是暂时的麻醉吧。还有的人将"自我"限定为表面层次的世俗观念,缺乏起码的文学常识,以自己的半桶子水来蒙混读者,以掩盖自己创造力的消失……这些观念之所以能流行一时,说明读者对于究竟什么是纯文学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非常模糊的。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纯文学在中国这个古老守旧的国度中还是属于新生事物,它的生长,有赖于作家们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
当纯文学的探索开始之际,写作者立刻会发现自己站在了已经存在的自我的对立面,这个自我是由文化、社会、教育等一系列因素的作用构成的表层的自我。这些因素坚不可摧,聚成铜墙铁壁。如果人要进行纯度很高的创造,他就必须调动深层的潜力,战胜旧的自我,到达空无所有的极境。因为只有在那种地方,精神的好戏才会开始。那一次又一次对于已有的传统、文化等等的突破。其实也就是精神对于肉体桎梏的挣脱。每一位写作者,他的肉身都是由过去的传统滋养着的,而如今他所进行的发明创造,却使得他必须决绝地向肉体挑战,将这种自戕的战争在体内展开,仅凭着一腔热血和自发的律动进行那种野蛮而高超的运动,并且绝对不能停下来,因为停止即死亡。这便是纯文学作家的危险的困境,也是自古以来纯文学作家的命运。
作为一名生长在中国的写作者,血液里头天生没有宗教的成分,那么,当他要与强大的传统世俗对抗之际,是什么在支撑他,使他立于不败之地呢?这是我长久以来在体验的问题。现在答案是一天天清楚了。艺术本身便是生命的艺术,一个人如能执著于纯粹的艺术冲动,那便是执著于生命,执著于那博大精深的人性。在十几年不懈的追求中,我在体验到纯艺术的终极意境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到,这种纯美之境是同宗教意境并列的,也许还更为博大,并且二者之间是如此的相通。不知从哪一天起,作为写作者的我便不知不觉地皈依了这种生命的哲学,只要我还在写,我便信。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只能在行动中实现的信仰。谁又能说得清生命到底是什么?人只能做,让一个又一个的创造物闪耀着奇迹般的光辉,这一过程,大约就是将物质变精神的过程吧。即使有一天,我因年老体衰无法再写作了,恐怕也只能生活在那种奇境的回光之中,因为那是我作为"人"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