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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范文1
1 发展农村社区的意义
1.1 农村社区发展的意义 农村社区是由一定地域的人群、按照相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行共同的社会管理与服务所构成的农村基层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以亲缘和血缘为纽带，以居民为基础，在农村社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农村社会建设的基本载体。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颁布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并要求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006年9月，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通知》，同年10月，民政部正式决定在全国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实验，把整合社区资源，提升农村社区功能，努力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新型农村社区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明确了定位。而在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的背景下，如何建设和治理农村社区，不仅是农村建设的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社会整体发展的大问题。农村社区建设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是完善村民自治，扩大基层民主的有效载体，是切实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的内在需求。
1.2 陕北农村社区发展概况 陕北，特指陕西北部的
延安和榆林两市的25县区，地处黄土高原的中心部分，总面积92521.4平方公里。其中延安市辖1区12县，榆林市辖1区11县。2013年末，延安市常住人口220.61万人，城镇化率54.03%；榆林市常住人口337.03万人，乡村人口159.11万人，占47.2%。
陕北农村社区建设发展迅速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延安市人民政府启动乡镇社区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并制定了《延安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根据规划，到2015年，将力争完成1200个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实现覆盖率60%的目标。榆林市截止2011年累计投入社区基建资金2.7861亿元，解决了102个社区的办公用房问题，2013年村（社区）便民服务室覆盖率达到60%，并编制完成《榆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规划（2013-2030年）》，计划对12个市级新型农村示范社区展开全面建设，推进村级民主政治建设，建立健全村（居）务监督委员会工作制度，加大村（居）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力度。同时，积极推动社区治理体制创新，全面落实社区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和社区建设工作经费，引入市场运作机制，拓展社区社会化服务新领域。
2 陕北农村社区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大量农村人口外流，社区发展主劳力缺失 由于受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干旱、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弱，农业开发程度低，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2013年，延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64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681元；榆林市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26820元、8687元。受比较利益的驱使，陕北农村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或经商，其劳务收益是部分农民家庭的经济支柱。仅2013年，榆林市转移农村劳动力65.3万人，延安市转移农村劳动力30万人。据统计，从2009年至2013年，延安市人口流失在50%以上的自然村达到2594个。大量年轻有文化的劳力外出务工，不但阻碍了当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还导致农村社区失去了建设的主力军。
2.2 投入不足，社区发展不平衡 陕北地区是陕西省经济落后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几乎没有集体经济的工业和企业，社区的公益事业，办学、修路、医疗卫生等均依赖政府的投入和群众自筹。由于陕北农民缺少经济来源，2013年人均收入尚不到8700元，属于较低的水平，农民参加社区的积极性不高，难以筹措社区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农村社区的建设资金主要取决于上级政府的拨付。而陕北地广人稀，如榆林市面积43578平方公里就有176个乡镇、5474个行政村，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对于农村社区的投入必然是有重点、有针对性的，这就导致社区建设资金地区间分配的不均，使得社区发展不平衡。农村公共设施投入明显不足，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尚难以根本改善。
2.3 自然村消亡现象明显，农村社区整合难度加大
改革开放使农村社会结构日益呈现碎片化，农村社会结构的解体影响着农村社区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农村过去那种自给自足为主体的经济解体。农民的生活日益融入市场经济中，农民已完全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随着统一市场的形成，农村、农业、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于不利地位。由于农民依靠土地和传统农业收入难以维持生计，而外出务工相对见效快、收入高，导致大量农民外出务工。部分自然村落随着原住民的锐减，乡村文化瓦解，导致村落活力丧失并且村落逐步消亡。据统计，从2009年至2013年，短短5年时间，延安市原有自然村逐步消亡1059个。新型农村社区在空间布局上不是简单的村庄合并，应该遵循城镇布局的发展规律，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具有较强的空间布局合理性，从而避免空间布局不合理为日后发展带来的空间结构调整难度和损失。但大量自然村消亡，则进一步凸显陕北地广人稀的特点，造成产业项目、基层设施、公共资源投入方面资源闲置或浪费，使农村社区空间布局难度加大。
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范文2
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可以体现为在整个复合系统中农村社区子系统对农民权益保护子系统的积极影响,即促进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村社区发展对农民权益保护带来的一些挑战因素,甚至是一些负面影响。从农村社区发展与农民权益保护系统基本结构看,农村社区发展子系统与农民权益保护子系统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每个系统内部又可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子系统,它们之间也具有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可以看到,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所属的复合系统不仅具有一般系统的特征,其系统内部结构以及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机制也比一般系统要复杂很多,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不仅需要各个子系统内部协调发展,更依赖各个子系统之间的高度协调。
(1)可调控性。农村社区发展和农民权益保护之间存在各个维度的能量流、物质流、信息流,如果不加以调控,系统自发作用后的结果可能会使农村社区发展脱离保护农民权益的初衷,出现新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的各个维度方面无法使农民满意,无法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从而降低整个复合系统的综合能力。在这个复合系统中,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者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调控农村社区发展系统与农民权益保护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力的大小及方向,从而使农村社区发展成为促进农民权益保护的空间载体。
(2)复杂性。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复合系统包括若干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子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都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同时,这些联系也错综复杂,有单向联系、双向联系、交叉联系同时并存的特点,并且这些联系并非简单的线性,而可能是多元、离散和不可逆的。所以,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系统具有复杂性的特征。
(3)动态性。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绝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变数、异常艰辛的动态响应过程。在这个复杂系统中,且不说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多数元素,诸如资金、技术、土地资源、农民的劳动技能、心态特征、文化价值观念等等都是变化的,我们必须把握这种变化,并作出反应,所以,也需要适时恰当调整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的绩效指标和参数。
(4)地域差异性。农村社区发展子系统与农民权益保护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地域所表现出的矛盾结构也不相同。这是因为我国不同地域农村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有些农村地区,有自己的农业支撑产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民观念开放,农民对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积极性较高,参与度也较强,农村社区职能结构合理,农村社区建设在很多方面有着较高的农民满意度,从而能较好地促进农民权益的保护;相反,有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农民观念守旧,农民对新农村社区建设缺乏积极性,参与度不高,农村社区职能结构不合理,甚至缺失,无法提高当地农民的满意度,也无法促进农民权益的保护。
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的PSR分析
PSR模型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给出的复合系统评价模型,是一种反映可持续发展机理的概念框架[10],即“压力一状态一响应”模型。该模型能够清晰反映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表征系统运行的内在动力因素及机制。在环境、能源、社会、经济、农业等领域的绩效评价及决策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的作用关系可以用PSR模型来解释,具体来讲,农村社区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活动行为,诸如“有新房无新村,有新村无新貌”现象、环境的破环、重复劳民伤财的建设、紧迫基础设施建设不全面、缺乏长效投入增长机制、不尊重农民意愿的强制建设资金的吸纳、低效能职能机构的配备等活动都对农民权益保护系统形成一定的负面压力,而同时,新农村社区建设中技能培训、经济扶持、文化的丰富等活动又会对农民权益保护系统形成一定的正面压力,即对农民权益保护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在这种正负压力下,农民权益保护将以一定的状态表现出来,其结果将传导给政府、社会等行为主体,使其作出一定的反应,从而减轻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民权益保护的负面压力,更好地促进农民权益的保护。在PSR模型中,压力和响应评价系统是对绩效行为的反映,而状态评价系统则是对绩效结果的反映。根据农村社区发展子系统和农民权益保护子系统的系统结构特征,我们构建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的PSR模型。农民权益保护系统的发展需要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这将受到农村社区建设活动行为的压力,这种外部压力表现在农村社区发展对农民政治权益保护的影响、对农民经济权益保护的影响、对农民文化权益保护的影响、对农民社会权益保护的影响、对农民生态权益保护的影响等5个方面;在受到各种压力后,农民权益保护系统将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结构特征和功能状态,为此,我们可以构建农民政治权益保护子系统、农民经济权益保护子系统、农民文化权益保护子系统、农民社会权益保护子系统、农民生态权益保护子系统的指标体系来反映这种状态,针对农民权益保护系统状态,政府等行为主体将做出一定的反应,以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农民权益保护各个子系统的改善和发展,从而使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复合系统保持良好的结构功能状态,实现我国农村社区发展与农民权益保护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见图，图略)
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是农村社区发展与农民权益保护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过程,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如果仅仅只是运用少量的表面考察指标来度量,是无法准确反映这一复合系统的本质特征。必须有一套恰当且细致清晰适用的指标体系加以正确描述。本文将根据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复合系统特征及其PSR总模型的基本原理,参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结合现有关于绩效评价资料状况,构建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的综合绩效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有5个层次,即总目标层、具体目标层、系统层、要素层、指标层[10]。
其中总目标层是评价农村社区发展对农民权益保护的总体影响;具体目标层包括农村社区发展对农民权益保护政治层面的影响、经济层面的影响、文化层面的影响、社会层面的影响、生态层面的影响;系统层分为压力子系统、状态子系统、响应子系统,压力子系统和响应子系统反映农村社区发展的绩效行为,状态子系统反映农村社区发展的绩效结果;要素层是对系统层的具体化,每个系统层可以分解为若干个要素;指标层是指标体系的最基本层次,反映要素的特征,是可以直接用于度量的评价因子。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的绩效指标可以分解为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的政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经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文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社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生态绩效评价指标体系。1.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的政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现阶段,我国农民权益保护在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政治权益保护问题比较严重,存在诸多的农民政治权益缺失以及侵犯农民政治权益的问题,具体包含了农民平等权的缺失,农村基层民主的虚位,村民自治中的问题,农民的政治管理权利、政治参与权利、政治自由权利、政治监督权利等受限的问题,农民严重缺乏利益代表与表达的问题,以及其他农民权益保护与新农村社区发展中的政治法律问题等[5]。#p#分页标题#e#
本指标体系首先通过政治压力子系统体现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民政治权益保护的推动作用,以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基层民主机构配备、村民利益表达机制和村务公开、透明、议事制度等方面来反映;其次通过政治状态子系统来反映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政治权益保护的状态结果,体现为农民参与自身权益保护的认知、渠道、维权、结果等方面的一个直接状态;再次通过政治响应子系统对于财政在农村社区民主法制建设的支持力度及相对适应性,主要选取财政及法律工具作为调控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手段,用基层民主组织建设的投入、基层民主建设的法制化率来反映政府在投入和立法方面所作出的响应,用农村社区专项资金投入、农村社区建设资金来源的配给率、成立农村社区建设专项领导组织的普及率来反映政府从资金的来源及管理组织方面的响应,用农村社区建设专项资金占市财政的支出比例来反映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方面的投入力度(具体指标详见表1)。2.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的经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农村社区建设的根本所在和生命力所在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使农民的生活更宽裕,便利社区居民生活,为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支持和物质保证。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初衷就是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稳步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方面的差距[5]。因此,如何发展社区经济,增加农村社区居民的收入,提高他们的物质文化水平是社区建设与发展的重中之重[1]。
经济压力子系统体现的是农村社区经济建设对农民经济权益保护的推动作用。一般从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配备投入、农业科技、农村经济组织、农村金融等方面来综合反映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民经济权益保护的推动能力。经济状态子系统反映了在农村社区经济建设的压力下,农民经济权益保护所呈现的状态。主要通过农民收入的增长,农业产业、城乡收入比,收入增长的抵消因素,农业生产的资金缺口的解决等方面来反映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民经济权益保护的绩效结果。一般来说,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包括财政、税收、金融等,经济响应子系统主要选取科技进步对农村社区农业增长的贡献率来反映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方面的水平,用社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占市财政支出比例、农村社区农业补贴总额反映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方面的投入力度(具体指标详见表2，表略)。.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的文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农村社区文化由一系列基本要素组成,这些文化为农村社区内的所有成员共同拥有,同时又制约着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3]。
宣传并弘扬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富有特色的文化活动,以传统文化为纽带并通过社区的道德约束和纪律约束[11],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这也是社区文化功能的具体要求[1,12]。文化压力子系统主要表现为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民文化权益保护的推动作用。可以通过开展的各类培训、农村教育进展、文娱活动的开展等方面来体现农村社区建设推动农民文化权益保护的能力。文化状态子系统直接反映了在文化压力系统的作用下,农民文化权益保护的绩效结果。文化响应子系统则反映了政府在推动新农村社区建设中推动农民文化权益保护的具体措施,体现一定的力度和水平(具体指标详见表3)。4.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的社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农村地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功能应该由农村社区逐渐承接[1],由社区协助政府开展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建立起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的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村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13]。随着国家在广大农村地区逐步建立社会福利网络,农村社区必然成为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实施平台[14]。社会压力子系统直接体现了农村社区建设在推动农村公共事业方面的推动作用,相关指标反映了农村社区建设在推动农村公共事业方面的能力[15]。
社会状态子系统侧重于反映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程度,选取了与农民生活质量状态高度相关的政府投入配备指标来阐述本系统。社会响应子系统选取直接影响农民生活质量程度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娱基础等方面的指标以反映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农民生活质量提 高 方 面 的 关 注 和 投 入 力 度 (具 体 指 标 详 见表4)。5.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的生态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生态环境不仅是农村生活的装饰,更能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农村社区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生态维护的功能[2,16],理想状态的农村社区生态建设应以社区自身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生态维护与利用当中,合理规划生态环境的利用和保护,同时吸引外界社会因素的参加,在农民创收的同时,保护好农村生态的平衡和环境的舒适[17]。在生态压力子系统中,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民生态方面的压力一般包括两方面,一是对农村社区环境的保护和改进方面,选取社区生态建设的优质指标来反映;二是所带来的对农村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选取代表社区生态恶化的指标来反映[18]。
生态状态子系统分别从绿化、水质、空气质量、污水处理等方面来反映农村社区中农民生态权益保护的状态[19]。生态响应子系统主要表现为对社区生态建设的改进和补偿措施,反映了政府对于农村社区环境整治的能力和水平(具体指标详见表，表略) 四、讨论及建议上述笔者运用PSR模型所构建的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反映了政府及相关决策部门的决策需要,具有“天然”的应用基础和广泛的适用、推广价值。但是,由于该指标体系涉及内容广、数量多,且多数指标存在于社区农民自身的感知或前期行为,致使其准确性和完整性都可能会最终影响到计算的综合评价指数的真实性。加之,农村社区建设绩效评价受到农村社区发展环境、数据质量控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府在实际选用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的绩效评价指标的过程中,需要根据这些因素的特点和变化加以适当的调整和修正。因此,针对农村社区建设推动农民权益保护复合系统的复杂性及其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数据循环完善的必要性,本研究认为在运用农村社区发展推动农民权益保护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指标体系运用方法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建议采用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首先通过领域专家意见的客观判断将第一层次的元素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构造判断矩阵,并对矩阵进行分析,找出第一层指标权重,通过归一化处理后,得到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其次进行一次性检验,确定判115断矩阵是否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再次对矩阵进行运算,得到余下几层的指标组合权重;最后计算各项指标的综合评分指数。该方法弥补了单一定性所缺乏的客观性以及单一定量所缺乏的合理性,能使最终计算的综合评分指数更具公平性与合理性。#p#分页标题#e#
(2)鼓励指标体系在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制定时早期介入。将农村社区总体规划与后期以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社区管理紧密结合,使农村社区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及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真正实现农村社区发展与农民权益保护的可持续性。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对于目前这样一个经济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交织的特殊历史时期,既要大力发展农村社区组织,又要对农村社区相关管理进行强化和控制,比如由于一些农民素质相对低下等诸多现实性问题的存在,农村社区容易出现个别精英主义,歪曲民主,重视短期效益。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应明确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统筹协调发展的目标,以避免权力被异化而偏离农民合法权益保护的初衷。
(3)建议管理部门他评与自我评价同时进行。这将有利于促成建立有效的农村社区建设的工作激励、考核机制,从而形成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长效机制。新农村社区建设需要各个方面的广泛参与和各部门的配合协作,可以成立一个由各部门参加的农村社区建设委员会,统筹社区建设的指导工作,各部门必须根据自身的工作职责,围绕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在社区规划、资金、产业、基础设施、要素配置等方面协调配合,采取必要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工作。在工作中需要以社区农民权益保护为服务宗旨,明确职责、调整关系、运用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切实解决好新农村社区建设中农民权益保护的问题。并对照相关指标,将农民群众满不满意、答不答应、高不高兴作为判断工作成败的根本标准,让广大农民认可、放心、高兴、满意。
(4)成立第三方评价机构,并确立其地位和作用。推动第三方评估进入到社区建设,可以进一步推动建立农村社区农民权益保护绩效评价的民主监督机制,强化其治理的透明性。使得新农村社区在推动农民权益保护绩效评价管理的内容具体化、程序规范化、评价真实化,又能够加强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相关绩效评价考核决策的做出是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同时改革地方政府考核任用机制,将“在哪些方面对于农民权益保护的推动,成绩显著”着重作为其考核任用的指标之一,从而使之更加关注农民利益,真正为农民权益谋福利。
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范文3
Abstract：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quirements of enterprises can not pursue a single economic objective, the enterprises should bear its own as a "social citizenship" responsibilities. Manifest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building.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building the main building in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building, and try to clarify the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building on the basic theory momentum.
关键词：企业 社会责任 社区建设
Key words: enterpris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munity building
作者简介：
1雷鸣，(1987－)男，河南泌阳人，中南大学2009级社会学硕士，研究方向：城乡社会学
2张桂蓉，(1967－)女，湖南长沙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区社会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引言
社区建设，也称为社区发展，现在已成为现代国际思潮，也是我国社会的热门话题。中国社区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城市社区服务工作普遍兴起与发展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而提出的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1]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旨在以社区发展为切入点，全方位加强社区建设，为和谐社会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进入90年代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原来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包揽的社会职能开始分化并逐渐回归于社会和社区，社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价值、功能等日益凸显，社区建设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目前，社会各界关于社区建设的重要性已达成共识，现在努力重点是如何更卓有成效的开展社区建设。经验显示，社区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各种力量的参与。政府、居委会、驻社区单位、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各种力量通力合作，在国内已形成了比较典型的社区建设模式。这些典型的模式无一不是各种力量协同努力的结晶。在这些模式中，显而易见的是企业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及责任未能得到明确体现，因此，文章的关切是：对于企业作为一个在现在社会生活中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组织在社区建设中应该履行的责任进行理论分析，探讨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的优势，进而更好地明确企业对社区建设的责任，探索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的有效模式。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在文章语境中，社会责任的定义是：如果企业在承担法律上和经济上的义务的前提下，还承担追求对社会有利的长期目标的义务，就认为企业是有社会责任的。[2]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改革前的企业办社会并不是对等的。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的产物，企业不是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经营单位，而且无视经营绩效，企业本身应具有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等权利被政府取代导致以政代企；而政府的公共管理及服务职能却由企业遵照行政指令包揽下来；企业参与社区建设、支持社区发展，是在解脱社会事务的沉重负担以后，充分利用良好的社会和社区环境发展企业，积极参加必要的社区建设、管理工作，共建文明社区，为社区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这是企业与社区的一种新型关系。企业承担社区建设责任的方式或途径，主要以构建优良的社会公共关系、企业的形象和品牌建设的方式或途径进行。
二、我国当下社区建设主体的边缘化
社区是一定区域内的具有一些共同文化价值观念的人群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我国目前的社区建设大多以法定社区为操作单位。在当前语境中，实际确定社区实体所首选的标准是地域界限明显，至于成员归属感的强弱则是次要的。具体而言，社区在农村指的是行政村或自然村；在城市指的是街道办事处辖区或居委会辖区以及一些城市新划分的社区委员会辖区。[3]社区建设的实质是社区资源和社区力量的整合过程，即使社区中所有的资源和力量形成合力来共同建设社区。[4]社区建设要立足社区发展实际，因地制宜的建设和谐社区。
社区建设主体有政府、驻区企事业单位、社区组织、社区居民以及社区的居委会等。当前我国社区建设的一大困境是社区建设主体的边缘化：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越位与缺位；居委会自身职责模糊不明；驻区企事业单位的缺位；社区组织的发展受到重重限制；社区居民漠视社区建设。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应当是指导、引导作用。目前社区建设中政府意志不可小觑，有时甚至越俎代庖，把本应该由社区组织承担的职责包揽于己身，没有放权给社区组织和基层居委会。另外，政府囿于计划体制下的观念，有时会限制社区组织的发展。社区建设资金等社区建设亟需的资源，由于基层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往往是力不从心，难以到位。
居委会是我国城市基层的自治组织。但是居委会在产生之初就是作为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延伸即政府的“腿”、“脚”等形象出现的。而且社区建设所需各种资源，如人力、财力、物力等，居委会并不具备。同时，居委会的自治性质现在并未完全显现，居委会的各种工作对“上”负责的意味远甚于对“下”负责。这样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就不成为社区居委会的工作重点，而完全是为了完成上级交付的行政任务。居委会角色的混淆势必导致社区建设步履维艰。
在改革开放之前，驻区企事业单位与社区基本上算是“一家人”，企业办社会成为一种社区建设的基本模式，其时不存在驻区单位对社区建设的不在场。因为当时社区建设的所需资金等一些重要资源，社区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渠道就是驻区单位提供的资金。但是自从改革开放后，驻区单位纷纷改制，国家为国企减负，提倡企业剥离社会职能，在市场竞争中“轻装上阵”。同时国家又开始注重社区建设，但是凸显的问题是社区建设的各种资源从何处来？现在企事业单位的当务之急是分清以前的单位办社会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区别，企业要在新形势下参与社区建设，发挥企业的独特优势，以崭新的方式和形式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社区组织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主体，其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被广大社区建设成功的国家所证明，其重要性已毋庸置疑。但是由于政府观念尚未完全转变及对于培育社区组织没有经验等方面的原因，至此，我国社区组织发育缓慢，社区组织效能低下。社区组织的不健全，以及社区组织不能解决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进一步导致社区组织对于社区居民缺乏吸引力，这样就产生恶性循环。社区组织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主体未能发挥明显作用，社区建设举步维艰也就在所难免了。
社区居民原先一直处于单位制之中，单位包揽了居民的绝大多数生活所需，导致居民只知单位，不知社区。当单位制趋于解体，社区建设大力发展之时，社区居民并未完全转变过来，保持着对社区建设漠视的惯性。目前，各社区的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并不高，大多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是退休的、下岗的等群体，作为居民中社区建设主体的青壮年群体大多依托在工作场所，而完全不理睬所住社区的建设及发展。社区建设的最主要的主体、社区建设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却完全漠视社区建设，由此可见社区建设的境况。
政府的力不从心、居委会的角色模糊、驻区单位的责任不明、社区组织的发育不良、居民的漠不关心等这些社区建设主体的集体边缘化，导致国家大力倡导并给予稳定基层社会厚望之责的社区建设未能如约而至，现在社区建设的困境迫切需要社区建设的各主体协作起来，各自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能与完成自己的职责。
三、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理论分析
从前面的社区建设主体的边缘化可以看出社区建设存在的些许困境。我们的关切是：企业参与社区建设有何优势？在社区建设中，企业何为？
（一）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的理由及优势
企业的作用包括：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我国目前逐步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加者；企业是社会生产和流通的直接承担者；企业是推动社会经济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由于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用重大，因此，企业在经营和发展过程中拥有和积累了许多资源，如人才、资金、先进管理方法等，这些资源皆可用于社区建设。
1.满足公众期望
从国际范围来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对企业的期待越来越多，现在有很多人支持企业追求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目标。或许“社会”这个概念对一些企业来说显得飘渺，不如社区来得实在且可行。因此，企业参与社区建设也是社区居民对企业的期待。
2.增加长期利润
大多数研究业已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行动不会影响企业的长期利润。相反，有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可靠地获取较多的长期利润，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所带来的良好的社区关系和企业形象。
3.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与社区建设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改善所在社区的状况，这种良好的环境有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4.拥有资源
当前企业与社区相比，企业无疑拥有社区难以匹敌的财力资源、技术人员和管理才能等，企业从社会获得了集中资源，企业也因此理当承担社区建设的责任。[2]
（二）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的理论分析
公众期待、企业自身利益考虑以及企业确实拥有较多资源等优势使得企业在社区建设中必须有所行动、有所作为。
社区生活本质是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社区治理主体是包括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企业、居民等的平等参与者；治理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治理规则是社区成员认同的社区规范；治理过程表现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互动行为的实体活动。社区治理主体的特征：多元性；平等性，强调各参与者是平等的，不存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明确界限。[5]
企业是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单位，社区建设是一个包括企业在内的各主体之间合作互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按照嵌入性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的发展和社区建设的状况是相互嵌入的。企业发展所需的人才、政策扶持、公众支持、形象塑造、文化建设等无疑受到社区建设的影响；社区建设是各主体协调互动合作的过程，企业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主体，其对社区建设的参与，带来的不只是资金等物质资源，还包括企业的文化、现代经营理念等重要的无形资源。尤其是企业和社区建设在文化的相互渗透、嵌入方面，甚至可以说企业文化和社区优秀文化是相互型塑的。
四、结语
虽然目前关于社区建设的概念尚无一个包括政府官员、学者、社区居民各方共同认可的定义，但是社区建设的实践却已风生水起。社区建设不只是某一个主体自己的事情，也不是某一主体可以单凭一己之力搞好社区建设。在社区建设场景中，企业在场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中证明是可行的、有效的。我国企业与社会责任的关系经历了企业完全办社会-企业剥离社会职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三个阶段，而当前在改革企业社会责任过程中，未免矫枉过正，导致大多企业没有意识到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更不能理解企业在社区建设过程中自己的担当。企业参与社区建设初露端倪，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及企业自身的成熟，企业将会更自主的、积极的、全方位的、多渠道的参与社区建设。
参考文献：
[1] 周文建、宁丰.城市社区建设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
[2]周三多.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郑航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3
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范文4
关键词：农村；社区建设；实践探索；启示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9-0039-02
2007年11月，国家民政部公布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共251个，沧州市唯一的入选者就是青县一家。青县为此在农村社区建设创建活动中承担六项任务：一是推动农村社区管理机制和工作机制的创新；二是制定农村社区发展规划，探索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三是推进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四是开展农村社区互助服务；五是组织农村社区建设的宣传和培训；六是进行农村社区社会服务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政策研究。历经五年，到2012年底，青县已经把345个行政村规划为78个中心社区（包含11个乡镇、农场驻地和13个城郊社区），初步勾画出“以县城为中心，以各中心社区为大小网点，以快捷的路网相连”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宏伟蓝图。
一、科学编制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抓好农村社区整体建设布局
青县管辖六镇四乡和一个国营农场，345个行政村，总人口40万人，其中居住在县城的大约10万人，散居在农村的大约30万人。多年来的二元化结构造成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城镇，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方针，面对新形势，青县县委、县政府提出了“以社区建设为主要载体，加快统筹城乡建设步伐”的工作思路，按照“就近合并、中心聚集、节约资源、利于发展”的原则，积极构建以县城为龙头，以中心镇、中心村为基础，将基础设施投入及公共服务向中心镇、中心村倾斜，促进土地向规模集中、企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经过认真调研论证，编制了《青县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将全县城乡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建设、公共服务等作为一个整体，一体规划、统筹建设。把345个行政村规划为78个中心社区（包含11个乡镇、农场驻地和13个城郊社区），初步勾画出以县城为中心，以各中心社区为大小网点，以快捷的路网相连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宏伟蓝图，同时配套制定了实施办法。各乡镇、农场根据县域总体规划分别编制了各中心社区的详细规划，县相关部门分别编制了路网、水网、文化、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施的建设规划，增强了规划的可操作性。
二、以乡村城镇化为目标，夯实农村社区建设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一是抓实基础设施建设。围绕乡村道路、电网改造、集中供水、集中供气、休闲健身广场等配套建设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截至目前，马厂镇的王胜武屯、陈缺屯、东姚庄、耿官屯、范官屯5个村建设集中供气工程，总投资3 000多万元，项目全部完成后将有8个村的村民实现集中供气；投资7 000万元实施13个集中供水工程，共涉及296个村，使全县农村全部喝上了安全水，并实现了24小时集中供水。交通路网建设上，围绕“六纵六横、两环、两中心”的路网格局，几年来，全县共投入2亿多元实施了28条、总里程260多公里的乡村路桥建设。电力设施建设上，投资1 200万元使15个村通过了电气化村达标验收。同时，全县还新投资400多万元，实现了有线电视村村通；投资210万元开通了11个镇（乡）“网络工程”网站；投资600多万元建设了30多个高标准的休闲文化广场，并安装了健身器材等设施。
二是抓好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建设。自2007年以来完成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投资750万元实施了4所中小学的教学楼建设，15所小学的校舍改造工程。投资800多万元实施了7个乡镇卫生院的升级改造，32个农村卫生室的达标升级；投资560万元新建乡村卫生站15个，促进了城乡人民共享文化建设的成果。
三是抓好产业布局规划。按照工业向园区集中，加工农业品向主产区集中的原则，规划了县经济技术开发区（该区2009年被确定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韩商工业园区、觉道庄工业集中区、木门店物流园4个大型工业园区；同时，还规划启动了红木家具市场、县蔬菜批发市场、小洋人工业城等十几个中小型工业集中区。
四是抓好城乡劳动力就业及社会保障。青县是率先实行“新农合”和“新农保”的试点县，目前，全县“新农合”参合率达到了98%；“新农保”在完成首创试点的基础上2009年成功与国家标准对接，并获2009年国际政府创新奖提名奖。目前“新农保”参保率达到100%。同时，青县还建立了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各培训组织对农村富裕劳动力、城镇失业人员建立起统一的就业培训、指导和服务。
五是抓好农村新民居建设。青县把农村新民居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抓手，积极引导、强力推进，取得初步成效。全县共有32个村（社区）被列为省级新民居示范村，13个村被列为市级示范村，其中双庙堤、打虎庄等4个村被指定为省级新民居建设先进村。
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范文5
关键词：农村金融 城乡 要素平等交换
1.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原理及其与农村金融的相关性
要素平等交换关系是指使生产要素通过社会分工与市场进行交换，让拥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区域或利益主体各得其所，共同获益。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规模在迅速扩大的同时，也出现了生产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远远大于从城市流向农村的不平衡格局。城乡要素交换关系不平等是导致城乡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
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实质是指要素报酬均等，比如，城乡同行业间的工资待遇应当是相等的，农民在农村种菜投入劳动和资金的要素报酬不能低于去城市栽花种草。而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途径则是指：一方面要建立城乡要素各自发挥优势的市场竞争制度环境，尽可能取消要素流动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行政或人为干预；另一方面，由于城乡要素的性质不同及其流动条件的差异，也不能把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责任完全交给自由竞争，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财政和金融必须发挥作用。比如，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农民随时都能够得到充足的资金，就是政策性金融发挥作用的表现。然而，当前金融实践与城乡要素交换却呈现出负相关。
从资金流入农村的渠道看，一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镇务工，其工资性收入通过邮政储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汇回农村地区；二是人民银行通过对农村信用社和政策性银行给予再贷款支持，并对农村信用社改革提供资金支持等所形成的输入型资金；三是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利用金融市场筹集社会资金以粮棉油收购贷款等渠道支持“三农”的资金，等等。从资金流出渠道看，一是商业银行上存资金。由于商业银行的基层支行新增存款大多采取上存的方式集中到上级行，结果出现了存大于贷的资金非农化现象。二是邮政储蓄存款上划。三是农村信用社转存。农村信用社因政策性规定和规避风险的需要，每年通过转存中央银行、购买国债和金融债券、向城市非农部门放贷等方式，将一部分资金转移出农村。四是农村金融机构通过上交存款准备金、资金拆借以及债券投资等渠道占用资金。但从总体上看，当前农村资金流出的数量远大于流入的数量。
2.温州城乡间资金输入与输出的不平现状与原因
温州市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曾经为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城乡要素尚存在不平等问题需要解决。城市与农村在要素禀赋，即拥有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上各有长短：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虽然强调分工却否定市场经济，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在工业品与农产品之间实施不等价交换。改革开放后，城乡要素交换关系中的市场因素大大增加，既刺激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也通过农村要素大规模转移推动了城市经济空前繁荣，但从总体上看，农村要素价格偏低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比如，农村劳动力还不能与城市劳动力同工同酬等等。其次，单纯的市场经济存在着相对有利于城市和非农产业，而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的倾向，使农村的各种资源和利益向城市富集，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进城打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劳动力素质下降。城乡关系的失衡，农业、农村、农民的利益流失已主要通过城乡间生产要素的不公平流转、使用发生，这种现状难以扭转，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农业和农民的分散化，不能形成降低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的规模化产业，而其最内在的原因则在于农村发展缺乏资金，大量的农村储蓄却用不到农村，在这一点上，温州资本要素的配置的不均衡相当典型。
温州市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近几年有所在增长，但相比城镇以上投资，其所占比例仍然较低，存在资本要素城乡配置不合理现象。温州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由2005年的542.1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925.98亿元，其中，农村投资比重由2005年的18.28%逐年提高到2010年的25.30%，农村投资实现总量及比例的双提高，对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起到了明显的支撑作用。2010年我市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802亿元，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只有区区的1.54亿元，且比2009年下降5.5%，同期国有单位投资达311.42亿元。
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资金向城市流动的现象十分严重。从总体上看，当前农村资金流出的数量远大于流入的数量。据中国人民银行对全国1975个县的调查，2007年这些县的金融机构共流入资金1.41万亿元，共流出资金2.63万亿元，由此推算，净流出额为1.22万亿元。在温州市开业的银行类金融机构共有21家，有各类金融服务网点近1200个，其中设在非城区网点有近450个，主要集中在农合行，占59%，农行和邮储行占25%，工行、建行、中行、温州银行有少部分。2010年8月全市贷款余额5182亿元，其中农户贷款773.94亿元，占14%。无论从网点布局或是资金支持，银行金融机构主要是为城市经济服务。
城乡资本市场发展不平衡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市场理性选择的结果，两者共同作用造成了农村发展的相对落后，具体而言，首先是政府严重的城市导向，从各种制度设计和政策上制定了对城乡进行差别对待，最终造成资金从农村大量流出。其次是农业由于其弱质性的特点，属于风险大、收益低的产业，而农民的收入水平又比较低，缺乏相应的抵押物，金融机构出于理性的选择，不愿贷款给农民。
3.推动温州农村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金融是推进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原动力，城乡统筹离不开金融支持，两者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金融支持统筹城乡，引导信贷资金流向城乡基础设施，构建城乡投资和融资载体；要统筹城乡发展首要的是创新金融市场、金融产品、金融体制，逐步降低城乡地区的宏观资源配置成本和微观交易成本，促使金融交易活动的潜在收益向现实转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措施是开放市场，引入多元化的信贷产品，担保品，保险产品，鼓励金融机构的服务供给与大农户、农户专业合作社、农户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实体的金融需求相对接，更好地满足后者的金融服务需求。
农村金融体制创新的关键不仅仅是要引导资本合理地由城乡向农村回流，更要引导农村自有资本的聚集，具体来说，①大力鼓励成立农民资金互助组织； ②要降低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金门槛，使得中小企业和农户均能以低门槛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允许把小额贷款公司开设到乡镇一级，甚至农村新社区（村）一级； ③鼓励更多的“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银行”，“合作社+农户+银行”的投融资模式； ④鼓励企业或者农户设立私人或者互助担保公司或者基金，利用担保资金的杠杆作用，更好地解决农村企业或者农户的信贷服务需求； ⑤政府设立专门的再保险基金，促进引入更多种类的农业保险，包括各种各样的微型保险。
农村金融的良性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一是健全农村金融有效运行的信用环境。其中首要的是建立健全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广泛开展农村信用评级活动，树立良好的信用意识，完善农村信用的征集、评估、与服务体系。二是改善农村金融运行的政策环境。关键是要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利率补贴政策，建立农贷资金合理的补偿机制，同时加强货币政策调控，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筹措资金能力，并且要使商业性金融机构加大农村市场开拓力度，吸引资金流向或留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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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范文6
社区的概念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总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与他人共同生存与发展的。这种地域空间不但是人们现实的、实际生活的承载者，而且也具有社会意义，在社会学中相关的范畴是社区。当今社会学中的社区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Tonnies）在1887年提出。他在提出这一概念时指的是一种成员之间唇齿相依、感情深厚、关系协调，靠习惯和共同的价值来维系的社会组织形式，主要包含共同体的含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在研究城市中人际关系密切的生活共同体的过程中，发现这种现象与地域有一定的相关性，进而较为明确地赋予社区地域方面的含义。20世纪3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帕克来华讲学，介绍了美国当时社会学研究的新趋势——关于“community”的研究。之后，我国社会学者在翻译英文文献时将“community”译成“社区”，并赋予其在一定地域内共同生活的社会群体的含义。在“社区”概念引入中国之后，社会学者长期进行的社区研究主要是农村村落研究。
比较各种关于社区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具有共性的三个要素：社会互动、地域和共同约束。综合上述解析，我们可以将社区界定为聚居在一定地域内的、相互关联的人群形成的共同体。对居民而言，社区不仅仅是生活在其中的地理空间，而且是社会交往以及心理与情感归属的社会场域。
要更进一步理解社区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要素来入手：
第一，社区总是占有一定的地域，如村落、集镇等，社区形态都存在于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地域不仅包括土地资源，还包括该地域中的各种设施。同时，社区之“区”并不是纯粹的自然地理区域，而且是一个人文区位，是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的结合。社区的地域界限有时比较明确，有时比较模糊。
第二，社区的存在离不开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人群。社区具有社会性，由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联系起来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从事共同的社会生活，是社区存在的基础。
第三，社区中的人群进行共同的社会生活。这里的共同生活是指人们共同的社会活动或社会互动，包括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精神方面的活动。这些活动是该地域中人们联系的纽带，也使人们形成共同利益以及相互认同。
第四，社区一般具有一定的社区文化。社区文化是社区居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积淀而成的社区居民共享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总和，既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也为他们之间的共同生活提供了规则和约束。
第五，居民对社区具有较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是社区居民愿意成为社区之一员的心理倾向，也可以称为社区意识，是社区之所以形成和存续的心理基础，也是衡量社区发育程度最重要的指标。
社区的中西之别
由于地域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社区和西方社区有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
首先，从形成方式来看。西方社区更多是自然形成的，人们基于某种相同需要或选择聚地而居、共同生活，从内部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共同意识，并形成对居住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西方国家，社区往往脱胎于教区。中国社区传统上主要依托血缘而维系，新近建设的城市社区则一般是政府基于管理的需要而划定的，其居民规模、边界等由管理者划定。在此基础上，社区居民通过共同活动形成了具有一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生活共同体，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社区特征。
其次，从社区形式和发展水平来看。在西方国家，城市社区多于农村社区，并且现代城乡融为一体，人们的日常活动穿梭往返于城乡之间，乡村生活十分方便，水平甚至高于城市，属于现代社区或发达社区状态。中国社区发展总体上正处于传统社区向现代社区转型过程当中，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数量都很大，且城乡社区生活形态及水平相差较大，大多为发展中社区。
再次，从社区建设上来看。西方国家社区建设起步早、发展水平高、比较完善，并且具有比较浓厚的自治传统，社区居民以及社区组织在其中发挥着主体作用。而中国社区建设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当时，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治理方式正在朝着“小政府-大社会”方向发展，同时企事业单位也开始转变管理体制，“单位办社会”的职能也逐渐剥离，由此，城市居民逐渐由“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必须依托社区这一源头重建新的社会规范和信任。
现代社会的社区重建
在现代社会，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给人们带来了现代生活方式，追求社会分工以及工作效率的城市化进程与生活共同体强调人文关怀的追求是有差异的，对社区共同体造成了深刻冲击：居民之间的异质化程度越来越高、价值观念也越来越多样化、人际交往中的非感情性以及人际关系的匿名性越来越强。同时，高度的社会分工、紧张的生活节奏、工作与生活不但在时间上而且在空间上的明显分离，都削弱和肢解着社区共同体，使得社区日益缺乏社会性，人与人之间明显地相互疏离了，相互关怀、相互支持的社会资本在减少，并且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排斥现象日益明显。在这种背景下，社区建设议题被提出来。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社会机构和社区居民共同致力于强化社区要素、发展社区组织、增强社区活力和内聚力，加强居民之间的团结和相互支持，使社区更具它所应有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