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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思想范文1
在北宋时期经历了一场伟大的文学变革，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便是苏轼，他在诗词文等方面都有很突出的成就。他的创作体现了这场文学变革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审美趋向，而且在很多地方都突破了这场文学变革的基本宗旨，而他的文学思想更是是引领了一代潮流。苏轼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性，关于他的文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多方面的。
一、继承与发展前人先进文学思想
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苏轼主张兼收并蓄吸取各家所长并予以发展，这在他的文学思想中体现的是十分充分的。金代赵秉文在《书〈达斋铭〉》中这样评价：“东坡先生，人中麟凤也。其文似《战国策》，间之以谈道，如庄周；其诗似李太白，而辅之以名理，似乐天；其书似颜鲁公，而飞扬韵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窃尝以为书仙。”苏轼的文学思想强调干预现实，他为官期间“为民请命”被看作责任，这是苏轼对韩愈“不平则鸣”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苏轼在他的一生创作的文学作品所向外展示的就是积极干预社会现实，“一肚皮不合时宜”，他对现实的干预是从他自身的人生经历和文学素质体现出来的，正是因为他不断的人生挫折及独特个性使他对现实的批判是通过描写民生疾苦（天灾人祸）等方面来表现的，如描写蝗旱之灾。
二、儒家兼济天下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释道三家，以及三家“以体用为本”与“有为而作”的精神,都是苏轼儒家兼济天下的学思想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元素在苏轼身上有很深刻的体现，他是中国传统文化人的优秀代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思想境界充分表现在他的文学佛学上，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人生如梦的感叹，更有潇洒自适的抒情。苏轼的思想以儒家为本，但受道家和佛家的影响也很深，曲折的人生经历，不断遭贬得挫折，以及“怀才不遇”的感受，使他更加深入的研究这些思想。苏轼吸纳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而佛家思想在其中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论及苏轼所学时说：“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谓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由此可见苏轼思想的发展演变，他先将儒家治平思想吸纳，重实用之学，不为无用之空言。后感兴趣于道家，庄子先得其心，而到了黄州以后，儒、释、道三家为一体的思想风貌在他身上已经日益明显了。
三、文以载道文以达意
苏轼与欧阳修在文学思想上都强调“明道”和“致用”，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但苏轼并不把文章看成是单纯的“载道”之具，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是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在文与意的关系上，提出文以达意。他的“辞达”说强调作者要运用高超的艺术技巧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客观事物的特征。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一点就是“以意为主”，重视在“意”的支配下构成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强调身与物化，将作者的主观情感融化到所要表现的客观对象中，以达到主客和谐。
四、形式多样，自由灵活的文学创作思想
1、文“如行云流水”
苏轼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要做到物我一体。物我一体是创作最佳的精神状态，通过这个过程可以成竹在胸，可以物形于心。恰如苏轼在《谢民师书》中借评谢民师的诗赋杂文，指出：“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当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也就是说无论创作对象是什么，只要了然于胸，就会文如万斛泉源，滔滔不绝，神思可以穿越古今，跨越流年，作为创作主体的胸中丘壑，都可以随物赋形。
2、不事雕琢的审美意识———天工清新
苏轼“天工清新”的审美原则使他的文学作品在实用性、审美性、通俗性诸方面都达到了一定高度，具有“意趣”的审美要求：“词以意为主，不要蹈袭前人语意”。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存在。苏轼把诗家的“言志”与诗人的“缘情”二者结合起来,并把它运用到词的写作当中,提高了词的格调,增强了词的韵味。刘熙载认为“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苏轼生性豁达，缠绵悱恻的词风并不适于他，但为了表达自己的志向及人生体验便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审美风格,不事雕琢又要豪放有清雄之风。苏轼文学思想的一个突出方面是“随物赋形”，讲求创作的自然天成。苏轼认为对艺术形象描绘的原则诗“随物赋形”，目的在于要求艺术形象的刻画要合乎自然造化，得自然真态，关键就在于把握形神关系，以形传神而形神并茂。就文而言，他要行文自然，反对务奇求深和雕琢经营，强调无为而为达到天工清新的效果。《东坡文谈录》记载：“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于是他追求“言不尽意”、“意在言外”不事雕琢的审美意趣。
文学思想范文2
一、明代文学思想发展的脉络
(一)从明道到写心明朝初年，程朱理学受到统治者的喜爱，因而这种儒家文化占据了文学的统治地位。因而文学界中就出现了将所有的政治制度、道德和政绩都写于文的现象，使这些历史的东西在华丽的辞藻下更加熠熠生辉。明朝初年严禁戏曲，但是却不反对神仙道扮和宣扬君臣、父子之类的戏，朱元璋还曾经把高明的戏曲《琵琶行》与《四书》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谈论。明代的朱权还曾经把内容为提倡儒家文化的戏剧归入正统文学，而把杂剧归位“行家生活”。在理学发展的同时，新的文学思想也在酝酿。李梦阳反复强调:“天下有殊理之事，无非情之音。乃其为音也，则发之情而生之心者也。”他认为之所以会抒感是因为心在感受在体会，因而曾经得出过真诗乃在民间的结论。明代文学家徐祯卿曾经说过一切情感的流露无非是眼看到了事物，然后心有所体会而表达出来的。当然这里他们所说的情感是符合道德的情感，是惆怅离思和追忆往昔的情感。理学派代表唐顺就说过;“天机尽是圆活，性地尽是洒落，顾人情乐率而恶拘束，然人知安恣睢者之为率易矣，而不知见天机者之尤为率易也…”在他看来只有感情从胸中流出来，才可以开口讲出来这样的感情是感情的“本色”，才是上乘的文字，人的心本没有善恶和优劣之分，感情都是对环境的一种客观反应。因而唐派的主张就是在写文章的时候直抒胸臆、纵心自然。徐渭主张诗文应该写其胸膈，因而他的诗文都是作者真实感情的抒发，他将一切人世间的感情不加修饰地表达出来，如将士出塞、寡妇之哭、得子之喜。(二)从雅言到迩言李贽对通俗文学有着极强的爱好，他认为善的东西就是真实的存在。因而，他在《童心说》中极力提倡恢复人最本质的东西，这样创作出来的文章才是最善的文章。他还反复强调真正的童心往往都是迩言，优雅的语言不是人最本质的想法无非是为了迎合某种需要而加以修饰的语言，真正的语言是民间的日常生活用语，如好货、好色、勤劳、进取、多积财宝、多买田宅为子孙计等，听起来浅显易懂却是百姓最真实的意思表达，最真实的才是善言、最好的表达方式，何必为了迎合某种韵律和政治而刻意扭曲心中的意思。他的提倡迎合了当时的市民文化，成为流行一时的潮流，在明朝的后期学习迩言的人不计其数，无论男女老少都在学习迩言。迩言逐渐在文学上发展为通俗文学，这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就是通俗演义，它将历史故事用一些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使平常百姓可以读懂，因而备受欢迎。欣欣子认为通俗小说与文言小说相比在民间比较受欢迎，因为它描写的市井之谈和闺房密语等，即使孩童也可以听懂，因而许多市井人士非常认可这种文学方式。还有的文学家指出，通俗小说描写的许多历史人物和故事情节大都与文雅的历史不相符合，它虚化了一些人物形象，但是在虚化的同时往往蕴涵了真理，给人们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汤显祖在谈论通俗小说时说宁今宁俗，都是因为今而俗这也是最真实的。(三)从性情到性灵明代文学讲究两个要素:真和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性灵，公安派首先打出性灵的旗号。性灵派所指的性灵就是“发人所不能发、从真性流出，不涉安排”，这种出发点最后无非就是走向本色自然。因为在明代初期所谈的情感基本都是符合教与德的需要，不能有伤大雅等，长期压抑着人们思想的流露。后期的文学家将正统文学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将各种欲望都归为文学要表达的范围，从而就将情的意义扩大了。沿着这个思路发展，观就出现了，所以就出现了柳梦梅、杜丽娘这样的人物。这充分反映了作者的思想与当时社会思想的对抗。明代东林党派正统文化，但是这种风气已经发展壮大，对世俗生活的的描写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因而导致明朝后期的文学创作即使是满怀亡国之痛，在文学方面也会流露出一定的感情因素。
二、明代后期文学思想的走向及特点分析
(一)诗歌的世俗化走向及分析嘉靖初年，一大批的文学家都开始向民间的歌谣学习，在创作中也有意表象世俗化的一面。正德初年到嘉靖初年社会上流传《山坡羊》与《锁南枝》，李开河给这两篇著作以十分的肯定。他强调能够将市井之俗引用到诗歌中来实在是一种新意。因为这样可以把诗写得很淡、把文字写得很平，很容易让大部分百姓明白。还有一位提倡通俗文学的文学家就是徐渭，“真”是他一切创作的出发点，他主张做人贵在真，诗、书、画贵在真情的表露，虽然他的性格比较怪在当时遭到很多非议，但是他主张的真情是不可否认的。唐朝曾经流传下来一幅画，由于时间比较长，图基本上失传。但是徐渭说自己虽然能力有限但是可以画出其中的奥妙，并且为每幅画题诗一首。这些诗句有“高高山上鹞儿飞，山下都是刺棠梨。只顾鹞飞不顾脚，踏着棠梨才得知。”“偷放风鸢不在家，先生差伴没寻拿。有人指点春郊外，雪下红衫便是他。”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深受当时民谣的影响，这些诗浅显易懂，通俗化在这里显示得淋漓尽致。诗歌创作向民间接近的提倡者是华善述，他出生在嘉靖年间，活动在万历年间，终生布衣，始终不仕。他生活的态度是:下明守雌，漆园贵达生。他认为儒家的礼有种约束人本性发挥的弊端，他虽然向往真但是不像有些文学家那样主张，他追求的真是平淡自然的真，是那种“十年卧茅茨，转识乡土风。”的真。他著述了很多题材的诗将其命名为《杂诗》，共有一千多首，主要包括咏诗、郊游、村居和妇女题材的诗。他的这些诗通俗易懂，但有些是想象出来的而不是真正感情的抒发。他未到过长安而写长安，未到过边塞而写边塞，表明写诗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虽然不太符合“真”这个标准，但是他语言中的浅俗却是无人能及的。例如，写恋情的有的“朝出拨新蒲，暮作双履成。赠欢来时著，免使龙吠声。”写相思的有“蜻蚓蜡下鸣，寒近侬自惊。欢若无衣著，冷尽旧时情。”(二)小说的世俗化走向及分析明代文学通俗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小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小说就是《金瓶梅》，这部小说是以市井为题材的，描写了一个破落户如何通过来把自己的势力伸向各个层面。这部小说是当时市镇生活的反映，虽然一些市井之谈不堪入耳，但是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有专家指出《金瓶梅》的成功之处在于写揭示社会阴暗的一面，失败之处在于过多地写。《金瓶梅》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市井小说的代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结局使那些、无恶不作的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种结局透露出当时的百姓对社会上这种风气的不满，也是作者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有力抨击。《金瓶梅》中有“三言”“二拍”，也反映着文学思想观念世俗化的倾向。明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是从明道到写心，语言上从雅言到迩言，情感的表达上注重性灵。在性情到性灵的过度中，世俗文学得到了发展。世俗文学思想更接近社会大众、接近民歌，求真求本性。
作者：吕海波单位：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文学思想范文3
[关键词]《晋书•文苑传》;文学思想;服务政教;“缘情”;尚 文采
[中图分类号]I207.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8-0063-02
《晋书》是唐代的一部大型官修正史。由房玄龄等人撰。《晋书•文苑传》之序、论赞部分,字里行间充溢着撰写者对文学、文学家的评批之词。笔者拟紧扣住这些饱含了史臣文学思想的重点语词进行鉴赏、分析,进而归纳出《晋书•文苑传》的文学观。通过探讨,笔者认为《文苑传》的文学观为:服务政教、“缘情”、尚文采。即文学具有政治教化功能、文学创作是“缘情”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服务政教和吟咏性情,文学应该高度重视文采美。
一、文学具有政教功能
《文苑传》开篇即溯文学之功用,指出文章具有政治教化功能。“夫文以化成,惟圣之高义;行而不远,前史之格言。是以温洛祯图,绿字符其丕业;苑山灵篆,金简成其帝载。既而书契之道聿兴,钟石之文逾广,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纶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 首句“夫文以化成”指出文学具有政治教化功能,接下来站在政治角度把文学的作用提到“移风俗”、“崇孝敬”、“经纬乾坤,弥纶中外”的高度,将文学与政治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文中所说的“书契”、“钟石之文”,皆是圣贤之人表情达意工具,这些用语言文字组织而成、饱含圣明高义的文章,可以达到“移风俗”、“崇孝敬”、“经纬乾坤”的政教作用。
《文苑传》开篇即提出文学具有政治教化功用,可见史臣对文学服务政教功用的极度重视。
二、文学具有“缘情”特质
《文苑传》结尾“史臣曰”部分,指出文学是“缘情”的。“史臣曰:夫赏好生于情,刚柔本于性,情之所适,发乎咏歌,而感召无象,风律殊制。”这段文字讨论了文学与情性的关系,强调了文学的抒情性特征。文学“缘情”而发,“本乎情性”;文学之发生,源于情感抒发的驱使;文学是人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情感是作家创作的前提,文学作品的情感特征和作品风格,完全植根于作家的情感感受和个人的思想性格,思想情感和情性的不同,作品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缘情”说,指出了文学的情感表现特质。
三、尚文采以便服务政教和抒情
《文苑传》在开篇的序和结尾的论赞中,指出为了更好地服务政教和服务情感表达,文学必须讲究文采美。
服务政教要求讲究文采美。“夫文以化成,惟圣之高义;行而不远,前史之格言”,指出文学承载着重大的政教作用,所以写作、记载、传承就很重要;而文章又由语言文字构成,鄙于辞则意不得其传,所以就对文章的语言文字提出要求:必须对文辞加以整饬、修饰,即讲究文采美,使文章更具影响力、更好地传道表圣、服务政教,不致“行而不远”。
“缘情”特质要求讲究文采美。史臣曰:“夫赏好生于情,刚柔本于性,情之所适,发乎咏歌,而感召无象,风律殊制”,他们认为文学是“缘情”的。接下来“应贞……极形言之美”,其他诸家“遒迈”、“宏论”、“美”、“学艺优瞻,笔削擅奇”、“风流可尚,擢秀士林”、“绮靡”、“朗”,高度赞扬形式宏大富赡、文辞雕琢华美、文风典雅清丽、情感遒劲畅达之文。即情感的驱动导致萌发著文的“冲动”,而为了更好地表达情感,作家调动文采之笔,成就出优美、畅达之文章;内在情感的表达,需要文采之笔来抒发。综上,服务政教和情感抒发,都要求文章讲究文采美。
此外,为了更好地印证、强调对文采美的极度重视,史臣们还在《文苑传》开篇序中上溯了自周代末年至晋代的文学史,勾勒文学史时紧紧围绕文章要讲究文采美,不惜溢美之词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富于文采美的文学家及其文章,并直陈要以富于文采美的文章为典范,来做文采美之文。另外,除了在开篇序中倡导和强调文章讲究文采美,史臣在《文苑传》结尾的论赞中再次重申文章的文采美,并赋予这样的文士和文章极高的文学地位。也就是说,《文苑传》的开篇和结尾都紧紧抓住文章要讲究文采美的观点不放。
上溯晋代以前的文辞家,着力强调文章要讲究文采美。“荀宋之流,导源自远,总金羁而齐骛,扬玉而并驰,言泉会于九流,交律诣于六变”。赞扬“荀宋”这些赋体文学的开创者和初期的实践者们“言泉会于九流,交律诣于六变”,即文章文辞雄辩、韵律美妙、滔滔不绝。接下来,“西都贾马,耀灵蛇于掌握,东汉班张,发雕龙于绨椠”。贾谊、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均是汉大赋的著名作家,“灵蛇”、“雕龙”二词均喻锦绣文才,史臣赞叹了汉大赋作家文章文采华茂、绚丽繁缛。继之,“文宗郁起,三祖叶其高韵,七子分其丽则,《翰林》总其菁华,《典论》详其澡绚,彬蔚之美,竞爽当年”,史臣用“祖”、“子”这类敬语尊称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并誉他们为“文宗”――文章大家,落脚于他们文风“高韵”、“丽则”、“澡绚”、“彬蔚”,即词韵清高、华丽雅正、文采富丽。尤其欣赏曹植“独彼陈王,思风遒举,备乎典奥,悬诸日月”,赞其文风刚健挺拔、典雅深奥兼备。可见史臣追溯晋前文学家,均着眼于他们文章的文采美。
上溯晋代文辞家,同样着力强调文章要讲究文采美。“及金行纂极,文雅斯盛,张载擅铭山之美,陆机挺焚研之奇,潘夏连辉,颉颃名辈,并综采繁缛,杼轴清英,穷广内之青编,缉平台之丽曲,嘉声茂迹,陈诸别传。至于吉甫、太冲,江右之才杰;曹毗、庾阐,中兴之时秀。信乃金相玉润,林荟川冲,埒美前修,垂裕来叶。今撰其鸿笔之彦,著之《文苑》云。”① 这段话高度评价了晋代的文学家,张载、陆机、潘岳、夏侯湛、应贞、左思、曹毗、庾阐等人,称赞他们文章文采美。先赞扬了张载、陆机、潘岳、夏侯湛这几位文章好地以至于“陈诸别传”来详述其“嘉声茂迹”的文学家,着眼点赞他们文章之文采:“张载擅铭山之美”,指的是张载有名的《剑阁铭》。《剑阁铭》全文仅仅184字,文章宛转相成,从自然地理角度自然转入社会历史角度,其写剑阁,无论是写景还是叙事,如亲临亲历,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和美的享受。通篇是极规整的四言句式,对仗较严格。善用夸张、对比手法,多用典故,体现出了很高的写作技巧。接着论陆机“焚研之奇”――陆机文章之美令同样是文章大家的陆云要焚毁笔砚;“潘夏连辉”――潘岳、夏侯湛文章华美、锦绣光彩、青史留名,以至于他们能够“颉颃名辈”,原因归根于他们文风“综采繁缛,杼轴清英”、“穷广内之青编,缉平台之丽曲”,即绮丽繁缛、韵律和谐、内容包罗万象。其实在《晋书陆机传》中唐太宗亦高度赞叹陆机之文采:“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可谓辞采、声韵、义理兼备。夏侯湛在《晋书》本传中被评为“文章宏富,善构新词”,即文章富丽、文辞雕琢润饰。其实,对于陆、潘之文风,其他文学大家也是持此看法的,如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赞》中谈到:“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同样指出了他们文风华美、精于雕琢、富丽。接下来史臣们的笔锋转到除去陆、潘、夏外的《文苑传》传主应贞、左思、曹毗、庾阐等人,并告知之所以把这些人物及其文章选入《文苑传》,亦因看重他们文章文采美:“金相玉润,林荟川冲”,即内容与形式齐美,佳作创作不穷。可见史臣对晋代文学家的评批和选录,也是着眼于文采之美。并且直陈这些富于文采美的文章可以“埒美前修,垂裕来叶”――能够和前代的贤人比美、能够给后世留下典范,所以史臣才择其“鸿笔之彦”,留下典范。即史臣留下的典范是文采美之文,直倡做文章要讲究文采之美。
结尾的论赞再次重申看重文章的文采美。论赞中高度评价文采美之文,“极形言之美”,“遒迈”、“宏论”、“美”、“学艺优瞻,笔削擅奇”、“绮靡”、“朗”、“俱谐振玉,各擅锵金”、“遒文绮烂”、“缛藻霞焕”,称赞华美褥丽、雕饰绚烂、遒劲畅达的文风。
综上所述,《文苑传》的序和论赞部分的语词间折射出《晋书•文苑传》的文学观:文学具有重大的政治教化功能、文学是“缘情”的,为了更好地服务二者,必须重视文章的文辞之美。即服务政教、“缘情”、尚文采。
[注释]
①房玄龄等:《晋书•文苑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92,第2369页。
② 房玄龄等:《晋书•陆机陆云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54,第1487页。
文学思想范文4
一、“里仁为美”与“择仁而处”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复观《儒家思想与人文世界》一文指出：盖儒家之基本用心，可以概略之以二。一为由性善的道德内在说，以把人和一般动物分开，把人建立为完美无缺的圣人或仁人，对世界负责(《论语》“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一为将内在的道德，客观化于人伦日用之间，由践伦而敦“锡类之爱”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皆成为一个“仁”的关系。性善的道德内在，即人心之仁。而践伦乃仁之发用。所以二者是内外合一(合内外之道)，本末一致而不可分的.
如果说“礼”是孔子思想中维护人际关系的重要依据，那么“仁”就是实现这一重要依据的根本保障。对于“仁”,孔子并未下过明确的定义，但考虑到孔子提出“仁”的根本意图在于确立礼的内在真诚性，“仁”的主要意义就是“爱人”,即“泛爱众”.《论语·里仁篇》曰：“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4]35对于这段话，郑玄释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于仁者之里，是为善也。择不处仁，焉得智?”[5]47宋朱熹释曰：“里有仁厚之俗为美，择里而不居于是，则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为知矣。”[6]69杨伯峻释曰：“孔子说：‘住的地方，要有仁德这才好。选择住处，没有仁德，怎么能是聪明呢?’”并指出：“这一段话究竟孔子是单纯地指‘择居’而言呢，还是泛指，‘择邻’、‘择业’、‘择友’等等都包括在内呢?我们已经不敢肯定。
《孟子·公孙丑上》云：‘孟子曰：’矢人岂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这便是指择业。”
[4]35南怀瑾则将其归纳为“自处于仁，里仁象征了学问的中心在如何自处。自心是‘体',处于人之间就是’相‘和’用‘了。相就是人的行为，用则是发挥的作用。
所谓自处就是自立，所谓处人就是立人……自处处人，就是仁的体用”[7]171.由此可见，不管各家解释如何，君子应该“择仁而处”的观点是得到普遍认可的。而如果将“择”的范围加以引申和扩大，那就不仅仅是“择居”需要“仁”了，“择邻”“择业”“择友”等涉及君子日常活动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择仁而处”.众所周知，孔子所建立的系统的伦理道德是以“礼”为形式而“仁”为内容的。孔子的文艺观侧重实用性，在他看来，文艺是教化百姓的手段。由此可知，这种“里仁为美”的思想亦可推及于艺术创作，它要求艺术家能够自觉选择“仁”,贯穿“仁”的精神，以一颗充满“仁”的内心去观照世间万物，从而更好地实现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的目的。
二、“里仁为美”与“诗可以群”
左克厚在《中国美学》一书中论及“里仁为美”与孔子美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时有这样的表述：
孔子的仁学思想与美学思想是直接相通的，其表现有二。其一，表现为“里仁为美”的命题中。“里仁为美”即是“里爱为美”,只有我们内心对世界充满了爱，世界才会美。爱是美的根源，爱是主动给予的能力，具有超越性质，它使人在任何逆境中都能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达到一种人生的境界。其二，仁的思想与乐的思想相通，它们都能达到内在的和谐。
[先秦诸子中，儒家是较为重视情感作用的一派，在孔子、孟子看来，仁源于人心，仁者之所以爱人，乃发端于自爱;因此情感是“仁”的重要因素，是沟通儒学与艺术的精神桥梁.恰如陈徽在其《孔子仁学思想中的情感张力与现实意义》一文中所言：孔子论仁，实乃指称人之全德也。然其仁之内涵的具体展开、仁和礼之间的内在相关性以及作为“为仁之方”的“忠恕之道”的实际推行，无不彰显着深刻的情感张力。对情感的洞察和重视不仅使孔子的仁学思想焕发出亲切活泼的精神并使其中各主要范畴之间的关联得以血肉丰满，而且，以他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实践特征也充分地展现出来。[10]117由此可知，孔子所倡导的“择仁而处”中的“仁”不仅包含着以“爱人”之心观照世界，也蕴含着君子之间相互交流、共同进步、和谐共存之意。如孔子对兴观群怨的论述“: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孔子对《诗》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所谓“群”,孔安国解释为“群居相切磋”,朱熹则注为“和而不流”.不管从哪种解释出发，我们都可以看到，孔子这里提到的“可以群”并不是仅仅着眼于“群是人类的天命”这一自然属性，而是倡导以“诗” 这个“由差别性通往一致性的桥梁”作为纽带，通过文学来帮助人们相互切磋砥砺，提高个人修养，以此实现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交流感情、加强团结的目的，恰如左克厚《中国美学》所言：在生活的种种差异背后，诗提供了情感的一致性。这里的情感不是一己的偏私的情感，而是一种人类共有的普遍的情感，一种以孝亲为基础的仁(爱)的情感，仁(爱)突破差别性，追求浑然一体的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这里的“群”,是建立在“仁者爱人”基础上的“群”,这就要求人们在“群”的同时注意“择仁而处”,以仁德君子为邻，与良师益友为伴。推而广之，不论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还是读者在选择、阅读过程中同样要在“择仁而处”的情况下“群”,在“择仁而处”的前提下与他人交流感情，增进理解，加强团结。《意林》引《尸子》中孔子语云“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诗诵书，与古人谋”,先秦儒家主张“法先王”“祖述尧舜，文武,重视文艺对社会教化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将孔子在此处所指的“古人”,理解为具备了“择仁而处”所言之“仁”的古之贤德。《太平御览》引《乐动仪声》云：“孔子曰：‘箫韶者，舜之遗音也。温润以和，似南风之至，其为音，如寒暑风雨之动物，如物之动人，雷动兽禽，风雨动鱼龙，仁义动君子，财色动小人，是以圣人务其本。’”由以上材料可知，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是为仁义而非财货所动的;仁义是君子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
因此后人诵诗读书，正是要在“择仁而处”的基础上认真体会先贤所传经典之精神，在精神上与这些先贤君子“群”,使自身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说苑·杂言》引孔子言：“不知其子，视其所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又曰：“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张少康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谈及这一问题亦有这样的论述：“孔子所说的‘群',是建立在’仁者爱人‘与’泛爱众‘基础上的’群‘,而不是少数人以某种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小宗派之’群‘”.侯外庐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亦言：“孔子的知识论、道德情操和理智是不相分离的，所以’知之、好之、乐之‘,’安仁‘、’利仁‘,’知命―君子‘、’知礼―立‘、’知言―人‘是联带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里仁为美”与“诗可以群”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诗可以群”是对文学的团结作用和教育意义的肯定，而“里仁为美”则重在指导人们在寻找志同道合之人时如何做到“智”,而不至于堕入小人的利益之“群”、宗派之“群”,从而真正实现自身精神境界的不断提高。
三、“里仁为美”与“中和之美”
蒋凡、郁沅的《中国古代文论教程》在谈及“里仁为美”时曾有这样的论述：孔子十分重视道德教化规范，对文艺也不例外。在论人的心灵美、行为美时，把美德、美行、美言作为衡量人行为的准则。孔子强调美政同人的思想行为有密切关系。所以他认为“里仁为美。
择不处仁，焉得之?”(《论语·里仁》)强调美政、仁德的重要性。笔者认为，论及“里仁为美”这一概念，我们还可进一步将其与孔子文艺美学思想中的“中和之美”相联系，“里仁为美”代表孔子对美政的向往，这一观念推及文艺创作与欣赏之中，便是要求人们在“择仁而处”的前提下群居相切磋，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实现彼此之间的和睦与和谐。然后再联系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里仁为美”的意义所在，《论语·子路》曰：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奚为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可见，孔子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正名”的社会，即人人都能按照礼的要求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在礼的规范下和睦相处的社会。孔子确信，礼的原则具有普遍价值，它不止适合某个特殊的时代，而且适合所有时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孔子思想的保守，“礼之用，和为贵”的提出恰恰表明了孔子意识到了礼的差别性因时代的不同而存在。正是基于对礼的这一认识，孔子将其“中和”思想扩展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成为孔子社会美学思想--即希望建立一个各安其分、长幼有序、人人雍熙和睦的“美政”社会;而一种具有中和之美的文学在其中起到的教化、团结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由此观之，孔子提出“里仁为美”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可以让人们更加理性地选择“群”的对象，更在于它在孔子“美政”理想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里仁为美”是孔子思想中“仁”的重要体现。孔子认为，君子要想达到“仁”的境界，不仅应该重视自身修养的提高，还应学会“择仁而处”,与良友为伴。推而广之，在文艺创作过程中也要做到“择仁而处”,师法经典中“仁”的精神，与先贤及同时代的君子贤人为伴。所谓“诗可以群”的“群”,也正是在“择仁而处”的基础上形成的君子之“群”.结合孔子的政治理想，可见“里仁为美”
体现了孔子文艺美学思想的中和之美。孔子的这一文艺美学观有利于发挥文艺团结、教化百姓的作用，有助于实现孔子所提出的“美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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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思想范文5
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并非仅仅朝着“文明”的方向单向发展，而是存在“进化”与“退化”并存的事实。“上观皇汉，智慧已劣于晚周，比魏晋乃稍复，徒局促于十世以内，以为后必愈前，亦短于视听者也。”[2]以此理论来审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章太炎认为魏晋时代是一个大放异彩的时代，可惜由于时间过于短暂和文学研究者有意、无意的扭解，其成就并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因此自己感到忧虑。“嗟乎,赫赫皇汉，博士黯之，魏晋启明，而唐斩绪。宋始中兴，未壮以夭。来者虽贤，众寡有数矣。不知新圣哲人，持名实以诏士大夫者，将何道也？又不知齐州之学，终一息不复炽邪！”[3]他感慨世乏知音，只有对魏晋时人向往之至“：诸子幸少异说，而我所发明者，又非汉学专门之业，使魏、晋诸贤尚在，可也对谈。今与学子言此，虽复踊跃欢喜，然亦未知其异人者何处也。”[4]这显示了章太炎对魏晋时期学术，特别是文学的特别推崇和喜爱。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章太炎又写了《五朝学》《学变》系统地评价了魏晋时期在各个方面的成就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这种对魏晋文学的崇尚和赞美无疑会对章太炎的思想品格和学术观点产生重要影响。
章太炎之所以推崇魏晋文学，一方面是首肯三曹、建安诸子及两晋文人身逢乱离，感时伤世而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创作风范。另一方面则在于章氏以为魏晋文士皆真诚直率，是受民歌风气影响的结果。《国故论衡•辨诗》曰：“《安世房中歌》，作于唐山夫人，而其辞亦尔雅，独《风》有愤懑而不得舒，其辞从之，无取一通之书，数言之训。及其流风所扇，极乎王粲、曹植、阮籍、左思、刘琨、郭璞诸家，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终之上念国政，下悲小己，与十五国风同流，其时未有雅也。”[5]章氏重“国风”，而轻颂、雅、赋，以“诚”评价魏晋文学的总特征，认为“：凡学术，当辨其诚而已。《世说》虽立虚，犹近形名；其言间杂调戏，要之中‘诚’之所发舒。”[6]这里已经道出其崇尚魏晋文学的主要心理原因。
章氏在《论式》中，更加详细论述了“古人文辞”“以魏、晋为法”的理由，指出：“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代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在章氏看来，魏晋之文除了具有“守己有度，代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等长于说理的优点外，“彼其修辞安雅，则异于唐；持论精审，则异于汉；起止自在，无首尾呼应之式，则异于宋以后之制科策论；而气息调利，意度冲远，又无迫笮蹇气之病。”由此，章太炎对魏晋之文由衷赞美，认为唐宋之文与之相较表现出种种不足：“夫李翱、韩愈，局促儒言之间，未能自遂。权德、吕温及宋司马光辈略能推论成败而已。欧阳修、曾巩，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斯持论最短者也。若苏轼父子，则佞人之戋戋者。凡立论俗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纵横。儒言不胜，而取给予气矜，游怒特，蹂稼践蔬，卒之数篇之中，自为错忤，古之人无有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恨，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7]对于清代之文，章太炎只赞赏“上法东汉，下亦旁皇晋、宋之间”的汪中、李兆洛之流，谓其“文质相扶，辞气异于通俗”“，可谓文质彬彬矣”[8]。而对清代其他文章大家都有批评，近世之文，“以甄名理，则僻违而无类；以议典宪，则支离而不驯。”“清儒之失，在牵于汉学名义，而忘魏晋干蛊之功……故其时有不学者，未有学焉而歧于今文者，以是校汉世之功，则魏晋有卓然矣。”章太炎认为“文有古今，而学无汉晋”，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使得他分析问题十分透彻，他指出清世经说所以未大就的原因，乃是“以牵于汉学之名，蔑魏晋使不得齿列”[9]。这一论断一针见血地暴露了清学的弊端，抬高魏晋文学的地位，其视角之独特，学术眼光之深邃，均超出同辈。
二、章太炎的魏晋学术思想
章太炎非常推崇上自屈原、孙卿，下逮曹、阮、左、郭诸家的文学作品，这是他重治用、重事实的文学观的具体表现。就实际创作而言，章太炎并不排斥“文美”的形式主义，他从文学的审美性能出发，认为文之美是必要的；不过他又强调文美的目的在于“发其事”，这就要求文学切于实用。章氏认为文学作品应该表现重大主题，是文学艺术应该反映的最高境界。因此不难理解章氏为何特重魏晋文学。文学史家大率尊崇的建安风骨，其作品反映大抵是汉末至魏的“政事”之“隆污”；两晋文人如阮籍、嵇康、左思、刘琨、郭璞等在诗中表现的，亦大抵不是对污浊现实的不平之鸣，便是欲在泥沼中奋起抗争的呼号。其时大多数文人的创作，可能就是既有“情性”，又重“政事”，也就是符合章太炎为文的最高标准，章氏对其推崇有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正因为章太炎以重治用、重事实的观点对两汉以来各种作品进行评价，他虽推崇魏、晋文章，但并不认为魏晋文章没有缺陷，他希望新的文学应该各去所短合其所长：“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同上不可御人以口，必先预之以学。”[10]除了对魏晋文学百倍推崇外，章太炎在《案唐》一文中还深入挖掘了魏晋文风、学风的积极意义。章氏在《自述学术次第》中称：“余少已好文辞，本治小学，故慕退之造词之则，为文奥衍不驯。”后来与浙中文章大家谭献交往，方悟己文几近伪体，是“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魏晋之文，仪容穆若，气自卷舒”，而“宋世欧阳、王、苏诸家务为曼衍”。汪容甫，李申耆过于“局促”，只“能作常文”，不能议礼论政，又秦汉虽有高文典册，但“到至玄理则不能言”，因此一意慕效魏晋之风，“中岁所作，既异少年之体，而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11]，章太炎文风的变化固然与其思想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说明章氏文章精神已经与魏晋文风紧密靠拢。
另外，章氏对晚清学风极为不满，在对学校各科教育发表看法时，他指出“今诸科之中，唯文科最为猖披”，而在文科“五弊”中，“尚文辞忽事实”首当其冲[12]。刘师培也指出：“晚近以来风尚顿异，浮云聚沤，不可空搏，后生学子屏遣先哲，不独前儒学说湮没不彰，即近儒之书亦显伏不可见，谓非蔑古之渐哉。”学风如此，文风自然随之推移，“故文学之衰以至近岁而极”，甚至称为“中国文学之厄”[13]。故而章氏更加看重魏晋学风的积极意义，对其他各代学风多持批评。魏末晋初之后，“老、庄、形名之学逮复作，故其言不牵章句，单篇持论亦优汉世。”“夫持论之难，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自唐以降，缀文者在彼不在此。观其流势，洋洋纚纚，即实不过数语。又其持论，不本名家，外方陷敌，内则亦以自偾。……宋又不及唐。”[14]近世之文，更等而下之。章氏认为魏晋之学有先秦老、庄形名之长，而无汉世陷于章句之短；魏晋之文长于持论，而唐以后之文多风议少玄理。章太炎不遗余力推崇魏晋文学时，尽可能澄清世人对魏晋学风的偏见和错误认识。历代文人认为魏晋学风浮华不实，章太炎明确指出，一种学风的形成，有其逐步形成的漫长的过程。魏晋矫虚浮夸的情形，在汉时即已出现，“言魏、晋俗蔽者，始干宝《晋纪》，葛洪又胪言之。观葛洪《汉过》《刺骄》二篇，汉俗又无愈魏、晋。”其时“沐浴礼化，进退不越，政事堕于上，而民德厚于下，固不以玄言废也。……何也？知名理可以意得，世法人事不可以苟诬也。”[15]所以对魏晋学风不仅不可以贬低，反而应该给予很高的评价。章氏认为世人对魏晋学风的错误看法源于对玄学的错误认识，没有看到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的作用和对士大夫“隐不以求公车征聘，仕不以名势相援为朋党”[16]品行的熏染，尽管他们也有“矜流品”的短处，白璧微瑕不能作为诋毁魏晋学风的口实。
文学思想范文6
摘 要: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与儒家思想并驾齐驱的派别,强调自然、自由。对于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使文人们深入的了解文学的规律,在文学的创作中进行艺术的创新与突破,实质上比儒家思想对文学本身的贡献更巨大深刻。
关键词:道;自然;古代文艺思想;影响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66-02
一、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源头之——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生产的本源,具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因此要顺从尊重规律,崇尚无为自然。老子还提出“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1]在 老子看来,人为的创造没有价值,破坏了自然之美,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所以最美的是没有人工痕迹的,自然而然。老子并不是不 追求文艺,他追求的是一种天然的艺术境界,有无相生,虚实相容,完全符合道的艺术境界。这种文学思想和审美观念给后世的人们留下了丰富想象的余地,这就为 后代的文人们追求那种意在言外回味无穷的艺术境界奠定了思想的基础。
庄子在老子的基础上发展了“道”,并且从文艺审美上提出了怎么样认识 “道”,在创作中追求“道”这一境界的方法与途径。庄子提出了“虚静”,要求人们要“无知无欲”“绝圣弃智”。而获得“虚静”的方法是心斋与坐忘。当心中 平静忘却自己的存在,世间万物的存在,那么便能达到与道的统一,从内心把握道的规律,自然的规律。其实庄子把这种境界与人的认识与实践对立了,但是也正是这一点使文人们在文学创作中更加注重内心的体验与感悟,创作出很多符合自然,纯真质朴的作品。
老庄思想处于一个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动荡时期,人们希望生活在一种自由自在的环境里,但是现实社会中的黑暗与斗争使这些人找不到出路,对人的种种行为厌恶,对人为采取一种否定的看法,认为最初的天然的环境才是正确的,因此大加推崇。所以说道家思想看似飘渺虚无,其实是当时人们心理状态的一种表现,是对自由的追求与渴望。
二、魏晋南北朝玄学的流行——老庄思想的变体
汉末魏初时,儒家思想的大一统局面已经瓦解,思想自由开放个性化,继承了道家思想崇尚自由自然的传统,在文学上摆脱了汉代儒学经学的桎梏。
魏晋时期,佛教已经传入中国并且得到了广泛的流行。由于佛教也主张“空无”,这和玄学的主张是一样的。因此玄佛合流并且快速发展对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起着深远的作用,出现了两部有重要意义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和《诗品》。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中最杰出的一部书。刘勰出身寒门,年轻时期政治追求积极,处世的态度是儒家思想。但是刘勰精通佛理,并有自己的关于佛学的著作,可以说是佛教的思想对他影响很深。魏晋时期玄佛合流,因此刘勰也非常推崇老庄思想,他在《文心雕龙》中认为自然是最高的美学原则,十分推崇自然之道。
《文心雕龙》的首篇就体现了老庄的思想。阐述文学的本质“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2]德就是道,文就是道的体现,天地也是道,所以文和天地并生。这很明显可以看出刘勰在对于文学的认识上是和老庄思想一致的。
《诗品》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钟嵘出身贫寒,在政治上想有所作为但是不得志,思想受到老庄思想更加多些。因此文学理论主张也继承了老庄的思想。认为文学的本质是要表达作者内心的情感和思想。“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3]性 情就是指作者内心的活动,文学作品就是要表现作者的“性情”。这是一部论诗的理论著作,认为诗歌的最高美学原则是自然,诗歌要自由的抒感,用词表现上 要求清新流畅的风格,重视艺术表现上的本色,反对雕琢之美,反对在创作中运用大量的典故造成晦涩难懂,继承了庄子自然天成的美学原则。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文学理论著作明确认同老庄自由天然的思想,很多诗人在创作中也深受老庄玄学的思想的影响。陶渊明虽然心怀积极入世的态度,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由于不满社会的黑暗他依靠老庄思想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哲学思考。
老庄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最大的影响就是使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改变了汉代文学为政治礼教工具的状况,使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为后世唐宋明清时期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和学习。
三、老庄思想在唐代
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然而受到六朝文学柔靡、无真实情感的影响,唐初的文学延续着六朝的文风。很多文人批评这种创作风格,其中一部分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提出并创作了很多不同于当时文风的作品,使得唐代的文学呈现出新的气象。
受到老庄思想最深远的诗人便是诗仙李白。李白的诗清新飘逸,情感不受拘束,自由奔放,随意挥洒,完全符合庄子天然自由的创作理念。
老庄思想中的自然自由的主张对李白的影响是至深的。李白的艺术理想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清新秀丽,自然天真。这不仅是李白的诗歌艺术理想,同时也是唐代诗人的诗歌艺术理想。
老庄思想所倡导的审美观点,不仅使唐代的文学从六朝的柔靡空洞中走出来,并且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改进的方向,追求人的情感与外界事物相互融合,形成了诗歌在古代文学史中的最高峰。
四、宋代老庄思想的延续
北宋时,苏轼是最重要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批评家,仕途坎坷,多次被贬,苏轼接受佛老思想并从中得到精神和心灵上的安慰,并且他的文学创作理论也深受影响。
苏轼认为在艺术创作中要对表现的事物认识的清楚,不仅要认识外形,还有客观规律和内在特点。《日喻》中苏轼提出“水之道”。认为只有掌握水的规律,才能 在水中自由出没,即使在激流中也能自由的游动。物形于心,“心识其所以然”,这和庄子的庖丁解牛是一样的,显然受到庄子深刻的影响。
苏轼认为 要“心识其所以然”就必须进入“虚静”“物化”的精神状态,这样才能排除外界的干扰,真正的对这个事物了然于心,掌握其内在的规律和特点。苏轼还运用的了 佛家术语“空静”阐述作家进行创作时应该具备的心灵状态。“空静”是指超脱俗尘,空无寂静的精神境界,只有这样的境界才能使作家集中精力对事物进行了解, 达到“其身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主客体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这就是庄子所说的“物化”。 [4]
五、明代老庄思想的影响
明代在理学封建传统思想禁锢人的同时,个性觉醒的新思想逐渐壮大,提倡思想解放,影响到文学。
李贽是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思想叛逆激进,带有启蒙主义的思想色彩。他的核心是提倡真情,反对假理,并提出著名的童心说,认为“天下之至文”都应该是作者本然的情感和欲望的真实表现。[5]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所以作家摆脱了假道学的束缚才能写出最美的文章。李贽这样的思想也影响了他的文艺主张:提倡真情人性,反对假道学的理性,要求恢复被封建礼教扭曲的人的本性,所以文学的创作不是礼义道德上的表现,而是人们心中真实的情感和思想。
其实李贽的思想很复杂,他吸取了老庄思想和禅学的美学思想,并把这些应用到反理学,反传统,把老庄思想进一步的创新丰富了内容,成为明代文艺思潮的重要特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文艺新思潮中还有公安派,主要是提出了“性灵说”,即“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其实也就是要求作家在进行创作时必须抒发作者内心真实的情感,自然天 性的流露,反对无病拟古之作。公安派的思想也是反对道学家的束缚,思想解放,独具个性,对于反礼教解放思想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老庄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并且不断的发展创新,在不同的时期老庄思想对于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艺术的方面比儒家思想成就更大。因此老庄思想成为古代文学思想的重要源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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