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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范文1
罗兰•巴尔特曾在论及语言时，把语言的地位提高至文学生命的高度，认为语言是文学生存的世界。以华文文学命名的作家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引起了研究热潮。从概念上讲，华文文学专指“中国内地以外的用汉语言创作的文学，也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Ell3不言而喻的是，划归至此种概念的文本必须符合二个基本条件：一是创作者是非内地人，二是写作语言是汉语、汉字。汉语作为华夏民族的民族共同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不断发展推进的过程。随着国家的统一与安定，由普通话组成的现代汉语语系才得以建立，实际上在不少地方还存在着以当地方言作为书写语言的现象。汉字的发展也有由繁到简的变化。因此我们简单的以汉语、汉字来作为定义“华文”的依据就显得以偏概全。同时，我们考察先于：‘华文文学”概念确立并为推广的“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后不难发现，后者的概念明显带有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色彩，“统治”、“阶级”、“殖民”占据了中心词汇中较大的比重，国家意识高于民族意识。这类“语种的华文文学的概念”仅仅满足了海外华裔作家作品研究的表面，批评界为了将研究深入，在“语种的华文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的华文文学”。从“语种”到“文化”，语言的表音功能不再是唯一因素；相反，表意性占据了重要位置。“文化的华文文学”认为“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这即意味着，它出现、存在、发展乃至最终在其一区域内的消亡，其根据完全在华文文学本身。”¨与“语种的华文文学”不同，“文化的华文文学”，更加强调“海外华人生活的以生命之自由本性为最后依据的自我表达。”…从留学生时期的“落叶归根”到新移民时期的“落叶生根”，远离家国后的思乡情切与寄居异域的孤独、寂寞都化身为作家不断地适应生活，打磨自我的生命书写。在此意义基础上，批评界进一步提出了“世界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概念。这两个概念出现的原因之一在于早先一类的台港澳文学被纳入了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华文文学”这一概念无论是语种还是文化上都已经不能适应作家作品的新需要。“世界华文文学”整合了海内外华文文学写作，在世界性语种的基础上，研究“华文母语地区的中国文学(内地和台港澳)和中国以外各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华文创作”的作家作品J3。“世界华文文学”在时间上的模糊性导致的无限延展，使我们无法对于内地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套用王德威先生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时问上的划分，中国现代文学应从清末起，这一点在语言上就造成了文言文、白话文相容并驱，“华文”的概念再一次受到挑战。“海外华文文学”缩小了“华文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范畴，主要指“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用汉语工作的文学，是中华文化外传以后，与世界各族民族文化相遇、交汇开出的文学奇葩”。这一概念对作家作品有了更加明确的限定：作家写作时的所在地必须是海外而非中国(包括台港澳)、作家的创作语言必须是汉语，可贵的是它关注到了民族文化间的互相影响，不再单纯地将中华民族文化作为标准线，容许中华文化在经受异域土壤滋润之后，出现变种、分化、多元现象。总的说来，“语种”思想从始至终贯穿在华文文学概念发展上，作家作品的归属主要强调其创作语言的汉语化，由此引发出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再书写；同时，它也呈现出了排他的族裔性特征。很明显，其概念背后是隐藏有一定的“盲区”的。如严歌苓、张翎等作家，他们只是后天移居他国，思想主要的形成场域还是在母国，移民前后的作品无论是主题还是艺术手法都难免有所不同，对于这类作家我们无法将其作品划一归之。同时，对于如谭恩美、汤亭亭等，以英语写作具有中国文化的作品、作家，我们更无法用“华文文学”的概念将此归类。故此，笔者将华文文学概念定义为“语言的文学”。
二、跨文化性、跨区域性、跨时间性——华人文学
现在人们把狭义的“文学语言”称为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是塑造艺术形象的物质手段，文学语言具有描写、叙事、抒情和议论等综合性艺术功能l3。综合来说，文学的语言最本质上的特征是艺术性、审美性，即使作品中记录的是日常生活的语言场景，但是其言语本身也是经过了作家的再加工、再塑造，目的在获得最广泛人群的接受力与传播力。语言作为文学艺术的助动力，在文学中的作用在于利用尽量恰当的语辞表明作者的写作目的、传达出作者的情感。“华人文学”概念的提出即是打破了文化、区域、时问等的范畴限制，实现跨越性。“华人用获得语——主要是英语、法语，但是也有荷兰语、瑞典语等——写作，也应当在本学科(华人文学)的讨论范围之内。””赵毅衡先生提出“华人文学”的概念，认为“有助于综合研究华人的华文文学与外文小说，因为它们之间有不少的共同点。”“华人文学”概念从命名上只限定于作者是华人，此处的华人主要指华裔(无论是后天移居的还是出生即在异域的)。概念上的包容性，得以将华人华文写作、华裔双语写作以及华裔英语写作纳入其中，作家来源地不局限于海外或是中国大陆等某一区域，不要求作家写作时必须身在海外或是中国大陆；并且，华人文学延续了“海外华文文学”概念中对于文化意识的界定，不限制作品中传达的是母国关照还是异域想象，最大层面上对华人写作有了一个理论性的定义。“华人文学”的跨时间性意义，主要是相对于“新移民文学”、“新海外文学”、“新华人文学”而言。后三者在概念上都强调了“新”，与此相对的必然是“旧”。以“新移民文学”为例，概念的提出意在区别于20世纪初期的“西学东渐”浪潮下的出走和20世纪50年代白先勇等留学生文学，“新移民”主要是20世纪80、90年代，自身在母国已经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作家，因为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原因移居他国，在海外他们树立起来的是新一代华人的美好形象。所以，“新移民文学”概念特指20世纪后期，书写移民前后的对于“双重隔离”的伤痛。这一概念无法包括作家移民前的作品，在作家作品思想的梳理上难免会出现“断裂带”的现象。在限定时间域的同时，“新移民文学”概念也将作家人群身份限定在“新移民”上，由早期移民潮产生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作家作品就无法合理定位了。如果说“新移民作家”作品中难以掩藏的失落感来自于对故土的思念与对他国的陌生，那么“香蕉人”作家他们笔下的中国则是西方视角下的缩影。由于接受的文化熏陶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在对待同一问题上，两者的答案都有可能不同，叙述的视角也有可能相异。“新华人文学”概念并不是针对于“华人文学”提出(实际上“新华人文学”早于“华人文学”提出)，“新华人”主要是为了区别澳大利亚地区，早期由第一代华人移民和来自台港等地的非大陆籍移民构成的华人群落，特指1989年前后滞留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群。很明显，它只是在人群上作了特定的划分，没有实现文化性的跨越。“华人文学”较好地规避了“新移民文学”、“新海外文学”、“新华人文学”在文化、时间、区域上的不足，提出的是“文化中国”的文学。文学这一形式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其特定族群的形成不在于区域，不在于语言，不在于时间，而在于情感上的认同。“华人文学”这一概念就是将华人群落中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文化趋向作为标杆，消除由于语言差异带来的认识偏差，重视作品主题本身的文学性、文艺美。“文学”与“语言”本来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借用“语言的文学”与“文学的语言”两个概念，意在说明“华文文学”概念突出语言的“华文”色彩，“华人文学”概念强调的是文学的功效，语言在其中扮演着一个助动力的角色。
华人用外语写作并不是这一两年才兴起的，早在林语堂时期就有呈现，但是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上将此类文本划归在“翻译文学”中研究。随着近年来对华裔作家群中出现的“双语”写作以及英语写作现象的重视，这一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目前的文学史教材也无法按照既有方法对其进行归类。笔者在此将两者进行对比后发现，“华人文学”概念最大程度地弥补了这项在文学史上的“留白”，对于华裔文学的世界性定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华文文学范文2
关键词：华文文学；文学评论；外汉语教师；对外汉语教学；来华留学生
一、华文文学与华文文学评论
华人文学泛指使用汉语语言文学为母语写作的文学作品总称。具体包括中国大陆文学，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文学，新加坡文学，北美华人文学。加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有助于沟通大陆与台港澳及海外华人的关系。随着全球文化交流活动的日趋活跃，华侨华人地位的日益提高，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世界华文文学共同体，它以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为精神纽带，是全球华人共同创造的文化成就。通过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陆续介绍和广泛传播，华文文学研究已发展为一个海内外高度关注的研究领域，正在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学科。现在大陆已有30多个华文文学的研究机构，出版四种专门刊物，许多大学还开设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课程，华文文学研究正以蓬勃的姿态发展壮大。喜中之忧谁也不能否认，华文文学的洪流巨波到了二十世纪的下半叶自然地发生了分流的现象，由本土伸向港台，继而延向海外，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性文化特征。关于海外华文作家的写作阵容，常常被学术界分为四大块，台湾、香港、澳门海峡为第一大块，东南亚诸国的华文文学为第二大板块，澳洲华文文学为第三大块，北美华文文学为第四大块。今日的华文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交流、融合、发展、共存的历史趋势中，更多地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存在的独特的性质和价值。对“世界华文文学”的重新命名，便包含着摆脱以往研究中部分存在的过分浓厚的意识形态影响的一种努力。因为“语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是对客观存在事实的概括，而非意识形态的想像，更与文化民族主义无涉。在这个基础上，为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体化、整合化和客观化，提供了可能。当然对于那种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我们仍须保持警惕。警惕和反对华文文学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不等于否定华文文学的民族性向度，更不能把海外华文文学文化身份的追认，等同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这一分辨十分重要。因为海外华文文学具有的中华文化因素，构成了一种鲜明的文化特色和美学特色，是形成居住国文学文化多元构成与发展的元素之一。过度强调传统是不恰当的，那种文化原教旨主义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把海外华文文学具有的文化属性和汉语美学传统视作文化民族主义而加以否定同样不妥当。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要拒绝狭隘的、排外的、自大的文化民族主义或族群主义，但却不能彻底否定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开放的族群意识。海外华人移民社会或华人族群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族群意识既是这种存在事实的反映，它的生成又具有维系“想像的社群”的功能。华文文学以其特有的想像与叙述形式参与了族群意识或族群认同的建构，显然具有形塑少数或弱势族群自我的意义。以往的华文文学研究很少讨论这一问题，而拘囿在纯粹文学或审美领域的批评，不可能真正从社会学和历史的真实层面理解华人的文化、现实和历史处境，在清除了一厢情愿地把海外华文文学看作中华文学的海外支流的理念之后，许多研究者还把研究的重心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在寻绎、证实与注解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薪传关系上，这只是前期研究的遗韵，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维度。另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重要的维度，是要把海外华文文学放诸居住国的历史脉络，探讨“在客居国家意识与认同形成中，华人族群意识与认同又面临如何的回应与调整”(萧新煌语)。对此问题的回避、忽视，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幼稚、虚弱的表现。因此若说“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存在着某些缺陷，主要是指它的平面化，未能深刻地进入这种纵向的结构关系的分析，仅仅停留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横向整合的研究层面。那种仅仅停留于对语言、意象、意境乃至各种技巧鉴赏分析的所谓“花边化”的操作，不能真正抵达海外华文文学的内面世界，也难以真切认识海外华文文学的价值。在这方面，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远远落后于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为基础的华人学研究。华文文学研究有必要向华人学学习。华人学相对成熟的理论与方法将有助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一臂之力，改变这一领域研究缺乏理性的弊端。近来，热衷于谈论华文文学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华文学界，很少有人注意到研究华侨华人的著名学者王赓武的有关华人认同问题的精辟论述，其成果本是华文文学研究可以信赖的理论支援，因为从中可以在海外华人生存与发展的整体联系中，更准确地寻找到海外华文文学的位置与意义，以及研究的理论资源和方法。
二、对外汉语教师指导来华留学生进行华文文学评论的写作研究
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是一种外语教学。它的任务是训练、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汉语进行社会交际；对以汉语教学、研究和翻译为终身职业的学生则要求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多半是成年人。把汉语作为外语在外国人中进行教学，有下列特点：①教学时间一般只有1～2年，最多 4年，这就要求选择最切合实际的教学内容。②汉语是有声调的分析型语言，书写形式是方块字，汉语语法又有一些独特之处,所以,母语是没有声调、以拼音为书写形式的屈折语言的学生对汉语感到特别陌生，这就要求更加讲究教学方法。③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和语言习得过程均有不同,必须在没有现实语言交际活动的条件下，创造学习汉语的环境，精心设计并组织教学和模拟的交际活动。针对上述特点，对外汉语教学过程始终要遵循实践性原则、与学生母语进行对比的原则和启发学生自觉性的原则，并结合不同的文化背景具体地解决外国学生的疑难。文化多元化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我们有必要对很多传统的学科研究进行重新的定位。其中文学翻译因为其在文化多元化的过程中所担负的特殊使命，需要我们考察翻译在文化多元化语境下的变异以及作为翻译主题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选择。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既要重视传统中华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也不可忽略汉语言文化的传播。现今的跨文化的对外汉语教育存在着中国文化输出的欠缺，外国留学生学生不能用汉语表述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引发跨文化交际障碍。语用文化与文学翻译是动态等效翻译，其等效性包括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由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差异，制约了语用翻译的动态等效。英汉文化差异经常影响交际中的信息获得，造成信息误导和信息障碍，进而导致语用翻译失误。因此应考虑不同文化差异因素，力求避免语用翻译失效。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法的研究更加受到重视,注意在总结自己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外语教学法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下列主要的教学法倾向：以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为目的，力求正确处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加强文化内容的教学；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继续贯彻实践性原则;正确处理听、说、读、写、译之间的关系,根据 学生的需要和语言教学的规律，在不同的教学阶段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正确处理语言的结构、意义和功能的关系，把结构和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汉语和 学生母语的关系，有控制地使用学生的母语或媒介语。对外汉语教学活动包括4个环节:①总体设计,即针对既定的教学对象及其学习目的确定总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据此确定课程设置及各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制定出教学 大纲和教学进度计划。②教材编写（包括电教软件的设计与制作）。③课堂教学（包括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外语言实践活动）。④语言测试（包括各种衡量语言知识 和能力的手段）。中国大学应该改革对来华留学生管理方式，实行无差别的“趋同”管理；建立多种形式的政策咨询活动和信息沟通网络，鼓励留学生参与当地社会文化生活，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文化：加强全社会对留学生的社会支持，营造宽松友好的社会环境；对中国大学生和从事留学生服务和管理的人员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训，提高他们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减少文化误解和冲突。同时，研究者建议：充分挖掘留学生中丰富的“信息”、“语言”、“文化”和“跨文化经历”资源，开发跨文化能力培训项目 和跨文化交际课程。这对我们完善留学生服务和管理体制，增进中外学生的了解，促进来华留学生的适应，进一步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
转贴于中国
中国认识与思考华文文学，离不开其置身的文化传统，华文文学的本质形态带有更强烈的民族情结和边缘地位的诉求，而这种属性的艺术表达,正处在漂泊与迷茫的路上，挣扎于认同与归属的寻觅中。任何文学的存在和发展,都必定与相应的文化相互依存、相互表征。文化作为民族灵魂的体现,其深层呈现 为一种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并为某种价值信念的思想体系与行为规范所界定。于是不同的文化所传达出来的差异,便显现出不同的民族精神之根，而文化语境的差异又带来了文化内蕴、审美观的差异。华文文学评论写作是一个社交和认知的过程，是一种交际手段，是需要培养以便创造好作品的技巧，也是帮助来华留学生学生学习各门学科的一种途径，所以对外汉语教师对来华留学生写作指导应直接放在社交语境中。学习写作不是简单地获取技巧，而是学习进入约定俗成的言语社团。现作学不再像传统写作学那样，对学生的成品进行孤立的、静态的研究，而是从宏观角度把写作现象作为整个写作活动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进行动态考察，以找出写作活动中某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从而指导课堂的教学活动。现作理论认为，写作是一种高级认知活动，它是通过人们的独立或合作行为来进行的。最有价值的写作研究应是以下三方面的结合:对写作成品的分析、对写作过程的研究和对写作背景及功能的分析。写作的成品可看成是对交际活动的描述，即作者成文意义的产生,它可引导其他交际活动，即读者对成文意义的构建。写作研究的焦点已从对成品的分析转移到写作过程本身，并把它作为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写作过程中的社会性方面也受到了重视。现作理论重在分析写作认知过程与交际内容的相互关系。写作越来越体现出跨学科的交叉性，写作研究也正朝着更加科学、更加实用的方向发展。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素材，因此华文文学评论写作教学不仅要教各种规约和范式，还要注重培养来华留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对修辞的敏感性，使其在华文文学评论写作过程中学会发现和探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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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范文3
关键词：华文；离散；诗学；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079-04
x散是一条美学原则，离散形成距离，距离产生美感。离散造成模糊、朦胧，这也是一种独特的美感。离散在人生路上可能是悲戚、苦难的历程，然而在文学道路上，也许倒是创作成功的机遇。离散恰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优势。华人具有超过百年的移民史，至今有五千万的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华文文学是海外华人的审美创作活动，是一种世界性的汉语文学现象，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征。华人离散文学就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所创作的文学。华文离散诗学是从诗学的层面，以世界的视野和跨文化的视角，对华文离散文学作整体性的梳理、深化、提升，总结华文离散文学艺术规律、离散文化本质及规律。华文离散文学在创作于文本体例上至少具有4个本体特征：视点的边缘性、身份认同的流动性、文体的混杂性及意识形态上的抵抗性。一个世纪以来，离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在原乡与异乡两个文学场域之间，身处文化离散、生活失重、身份碎片化的环境之中，以写作彰显个人的生存方式，以华文文学的独特身份融入世界文学的舞台之上，华文离散诗学是华文诗学和离散美学交汇共生的产物，具有丰富的理论张力，是当代文艺界关注和拓展的理论领域。
一、原乡与异乡之间的交融和冲突
华人生活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他们的跨域写作，具有一种“间性”的审思性质，在时间上，华人文学家可以游走于历史与现实的生态之间，可以交错于原乡和异乡的生态空间之间。这样的书写融合了传统的中国的因子和现代的西方的因子于一体。华文离散诗学的建构体现的是一种中西交汇的阐释思路，即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东方与西方的交互、对话过程中，展开对诗学本真品性的探求。全球各大版图的华文文学，虽然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内涵，但同时都具有着“寻找文化身份”的总体特征，经历着从华侨到华人再到华裔的历史演变过程。他们一方面以所在国的异乡文化重新辨识和书写着自己的华族文化；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母文化坚持抵抗失语，防御着异文化的压迫与消蚀。正因为海外华文作家具有这样的多元文化精神架构，所以当他们展开海内外双重经验的书写时，就产生了对“离散”美学理想的共同追求，体现出以下共同的特性：
（一）华人性
华人性是华人表现文化的一种族属性表征，它是在华人从原乡到异邦身份变移和文化迁移中形成的文化心理、性格和精神，以及表现文化和行为方式的特殊性之体现，成为区隔不同族裔之间族属性特征的标志。华人性还是华文文学反映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的一系列特殊文学命题。诸如华人对文化原乡的审美想象问题；华人离散文学现代化建构中的中华性、本土性问题；华人原乡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资源的继承、借用和转化问题；华人离散文学母题中的漂泊、寻根与中华文学乡愁母题的联系与变化问题；华人家族母题中父子符号的文化冲突象征与母子符号的文化交融和象征问题；华人离散文学意象系统与华人族群生存的文化地理诗学的关系问题等等。从审美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特殊命题，就会发现它们都呈现出“华人性”的特征。华文文学是华人性的一种表征方式。生活在今天的海外离散华文作家，尽管不一定喝着同一种水，却流淌着共同的血脉，且用同一种文字书写，其思想意识深处，潜藏着一种根性――中华民族之根，是文化之根、亦是语言之根、礼仪之根、良善之根。华文离散诗学突显了以华人主体的诗学建构，与中国诗学具有同宗、同族、同国的统一性。
（二）异质性
华文文学是特定历史语境发展演变而生成的。海外华文离散文学写作，基于其产生过程的特殊性，它与中国本土文学写作的区别表现在异域环境文化、语言、交往和日常生活方式等与国内的差异，从而引发了观念碰撞乃至心灵震撼，海外华文作家改变了既有思维方式，接受所在国社会文化影响并表现在文学形式中。他们卸下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重负，坦然地面对外部世界。在生存、创作语境上已经发生了去国化的空间变异。华人作为离散的族裔，尽管大多坚持用母语写作，写的也是中国人的故事，但毕竟是在异域写作，具有不同于本土文学的生成变革与审美情趣。从创作主体的创作倾向与心理特征看，按赵毅衡的观点，他们的文学创作有着较高的“纯洁性”（纯粹为写作而写作）；具有多元性；“人格分裂”性（文学创作与现实处境的悖离）；“漂泊”是创作的母题；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精神张力。从创作主体的视角出发，陆士清认为，海外华文作家在国家认同方面已认同居住国；在价值认同上与中国人不完全相似，特别是以维护居住国利益为优先；拥抱所生存的土地，珍爱在居住国的事业发展；与中国人有不同的追求与梦想。这些因素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形成不同于本土文学的异质性的特点。
（三）原乡性
文学上的原乡，并不是一个完全等同于故乡的概念，人们寻觅精神的家园，皈依灵魂的原乡，并不仅仅是回到过去的出生地。原乡可能是空间、又是土地、又是心灵，是祖国又是家园，是一个浮游着精神的泊地。在异质土地上用母语书写的文学文本，必然蕴含着浓郁的原乡文化精神内涵，并深扎于其根源之中。海外华文文学所收获的累累硕果，正是嫁接在中华文化这棵大树上生长开花之后而缔结的，是对华夏文化之根的眷恋、延伸和拓展，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事实。旅美作家聂华苓说：“汉语就是我的家。”新移民女性作家张翎说：“写作就是回故乡。”刘再复则说，我的根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通过汉语书写，就是作家对自身的文化的认同。方块形的汉字就是中华魂，是一个流散族群传承或建构自身精神家园的根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对于黄皮肤黑眼睛的华夏子孙，从生命孕育的那一刻起，就奠定了生命之根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原乡。只有不让自己与生俱来的根性丢失，才能在全球化时代重塑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正因为如此，寻根、追忆和返乡在世界离散文学中，是常常受到普遍关注和反映的母题。
（四）边缘性
美国学者斯蒂芬・桑德鲁普在他的“移民文学”的研究中写到：“移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展示出一系列复杂的分裂化的忠诚、等级制度以及参照系等问题。对于移民者本身来说，各种各样的边缘化是一种极其复杂而且通常令人困惑不已的体验。一方面，移民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体会到了不同程度的疏离感，陌生的风俗、习惯、法律与语言产生了一股将其甩向社会边际或边缘的强大的离心力；另一方面，移民也体会了一种对家园文化的疏离感，那些导致移民他乡，远离自己所熟悉的雨水般融洽、优游自如的环境的各种因素，会更为清晰与痛苦地一起涌来。”在海外，几乎所有的离散作家，其创作的首先冲动就是源自于“生命移植”的文化撞击。千万同胞在富裕的西方社会，被纳入了一种高度边缘的社会分工，@种分工剥夺了他们几乎全部从其“原初联系”那里获得的社会资源和身份意义，把他们变成了“多元化”社会构造中某个必要而暗晦的角落的填充物。旅居多伦多的小说家孙博，他笔下的系列故事，感觉有一股凄厉之风，其中既裹挟着人物命运的雷电交加，又包含着新生活的血泪。既有“现代茶花女”海外风尘的辛酸故事，又有而立之年的东方男人移民海外的生命悲剧，也有小留学生浪迹海外的种种苦涩境遇，每一部作品都捕捉到了离散海外的中华儿女被边缘化后的生命轨迹。
二、离而不散的审美追求
海外离散作家，面对西方异质文化及自己的母体文化所做的精神挑战。他们的一个突出精神特征就是勇于在远隔本土文化的“离心”状态中重新思考华文文学存在的意义。一种文学的产生和形成，首先应是趋于某种文化的自觉，之后才是文学的自觉。中华文化作为海外华人文化和华人社会构成的精神底座，无时不在，其形成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既是一种无形的纽带，也是华文文学发生的前提和动力源。海外华人文学家在离散的状态下，往往对中国文化更为坚持，海外华文离散文学在跌宕起伏中有一股内在继承的精神脉流。离散是所谓的形离神不离，身离心不散。林婷婷借用朋友的话说：“一个人可以没有身份证上的祖国，却不可以没有文化上的祖国。”离散海外的华人作家，不管是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原因，形成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坚守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写作语言中国化
大多数华文作家，都坚持用华语中文写作，他们把华语中文当成了家国、亲人，充满激情地写作，这是海外华文离散文学的一大优势。在异国他乡，华语中文就是他们的故国故乡，是他们精神的寄托，是他们与祖国亲人联系的纽带，他们把华语中文当成生命一样的坚守。促使他们坚持华语中文写作的另一个客观的原因是用居住国语言写作很难被主流文学接受。一些华文作家被生活所迫，为了生计，选择用所居住国的主流语言写作，但要在所在国的主流文学中占一席之地却难上加难。就连在美国大出其名的哈金、闵安琪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过是题材占了优势。哈金说，他何尝不想用华语创作，但为生活计，只有如此。他所在的波士顿大学英语系，华文写作时不算成果的。用英语写作，至今还没有说得上十分成功的。张爱玲当年是在上海红极一时时出走美国，为了打入英语文学世界，她顽强地奋斗了十来年，尽管她有广博的文学修养和公认的英文表达能力，但她笔下的旧中国故事无论怎样也唤不起英语世界的阅读欲望，张爱玲自此之后基本停止了英文小说的创作。有的华文作家英语写作失败了又重新转向华文写作，如於梨华。张翎说，英语能达意，华语更能传神。这正是华文离散文学离而不散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创作题材中国化
离散海外的华文作家，在强大的文化冲突面前感到失落、迷茫、徘徊，继而在乡愁的咏叹中回归寻找母文化的依托，直至重新反思家园文化的历史局限。有的经过早期的对海外花花世界的亲历式的猎奇描写之后，继而都转向描写聪明勤劳的中国人在海外顽强拼搏、艰苦创业为题材的传记性文学，作者们急切表现的是他们在海外所经历的种种人生磨难、酸甜苦辣等等，像孙博的《男人三十》《茶花泪》、余曦的《安大略湖畔》、严歌苓的《扶桑》《风筝歌》等，无不是这样的题材，虽然写的是华人的海外奋斗史，但其主要精神内核还是中国的、不同场域的中国人的故事。有的作家他们主要选材纯粹中国故事，发生在本土的中国故事。多伦多华人女作家李彦的长篇小说《红浮萍》，以一个中国家庭几代人的故事为线索，展示了一幅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在经历移民题材的书写后，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也逐渐“回归”大陆，故国的经历在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成为作家回望故土的小说题材，其中既有“”题材的优秀作品《天浴》《白蛇》，也有自我成长的记忆《穗子物语》，作家在经历了移民体验、文化冲突之后，以冷静的叙事心态审视民族历史、剖析自我，挖掘人性的深度。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讲述两个大陆女人的传奇故事，是纯粹的“中国书写”题材，《第九个寡妇》成功塑造了“王葡萄”这一独特的女性形象，并为大陆新历史主义小说提供了一个极具参照价值的文本。从作家创作题材的选择上也可以体会到他们对母国文化的传承和坚守。
离散海外的华文作家都把文学当作一种精神的寄托，生命的再造。洪天国说：“在母亲的心目中，儿子是有出息的，文字比爵位还重要……她在我心中播下的文学种子，将永伴我走完人生。”可见，尽管在远离国土的场域写作，但母国是他们创作的源泉，不变的主题，精神的家园，中华文化的宗亲血脉是华文离散文学离而不散的根源。
离散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文化命题。批评家赛义德在《流亡的反思》中指出：“离散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和的裂痕，离散存在于中间位置，它既不完全在新的系统一边也没有完全摆脱旧的系统，离散者是一位在更广阔的领域里的穿梭者。”他们身处本土与异质文化矛盾的巨大漩涡中心，难以割舍的母体文化精神脐带覆盖在他们心灵最隐秘的深处，双重的离散空间，双重的经验书写，使他们产生出巨大的思考能量，从而在创作中形成更为广阔的艺术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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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范文4
【关键词】语文教学；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中国分类号：G633.3
如何在新时代、新潮流面前，找到一个更好的衔接点，培养学生热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感情，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汲取民族文化智慧，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提高文化品位。根据《初中语文新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要求，让中华优秀文化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这是摆在我们每个教师面前的一个难题，需要我们每一个语文教师认真的传承。
针对现在中学生存在的文化认知现象，我在教学中除了常规课堂教学活动外，还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活动，来提高他们的文化品位和素质。
一、举办阅读经典著作活动
现代社会是网络社会，人们学习、查资料，都喜欢通过电脑，很少通过看书去获取课外知识。即使看书，也是现代意味较浓的快餐文学，很少有人会静下心来认真地看一看具有丰富内涵的经典书籍。
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看中外经典的著作，我适当再增设阅读课，增加学生阅读量，我引导学生读了一些名著、优秀诗文。如《诗经》、《史记》、《子夜》、《边城》、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等等，了解儒家、道家、佛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主张。这样，不仅培养了学生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还有助于学生作文水平的提高，更有助于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可谓一举多得。我相信这样坚持下来，中国的年轻一代，将会有更多的人悟出：继承中华优秀文化，读书做人，以渊博的学识，得体的举止，优雅的礼仪，更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二、设置专题学习
专题学习，能使学生的学习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也就更有深度。如家风专题：可从什么是家风，良好的家风该怎样学习传承，家风给人怎样的启迪教育，成功家庭教育的例子有哪些，父母或长辈的那句话，那件事让你不能忘怀等入手来开展活动。此项活动的开展，唤起了学生挖掘家庭“宝贝”的行动。辛家世代为官，然而在辛赞时却遭受了山河破碎，北方早已沦为金人之手。辛赞迫不得已在金人手下为官，时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希望其勿忘靖康之耻，拿起武器反抗金国残酷统治。辛弃疾受其家风家教的影响，发奋努力，成为一代著名爱国词人。后人每每读到他的词，无不为之感动。由此可见，家风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的心灵，塑造他们的人格。家风是一种无言的教育，具有无穷的力量。
聚焦历史文化名人专题。走进苏轼，学习其旷达乐观精神；走进文天祥，学习其生死荣辱观；走进冰心，学习其“一片冰心在玉壶”……精读他们的文章，品味他们的思想，积累了学生的作文素材，陶冶了学生的精神情操。
三、开展感知传统节日活动
利用传统节日到来之际，开展感知传统节日的活动。对学生来说，传统节日具有形象、可感知、易懂、有兴趣等好处。如中秋节来临时，借助教材中的咏月诗，结合家乡过节的习俗，使学生明白，中秋节不仅仅是吃月饼，原来月饼做成圆的，不但包含团圆的意思，有事圆、人圆、心想事成等意味，还有对对方美好祝愿的心愿。再让学生亲自动手做点与中秋有关的事（如背诵与月有关的诗句等美文），肯定会比枯燥的说教更有效果。
除了课堂教学外，主题活动也是语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传统节日到来之际，组织学生设计活动主题，让学生动口、动手体验传统节日的魅力。比如举办重阳节的主题活动，让学生分组收集跟重阳节有关的文学作品、经典名句、音乐、各地的重阳节习俗等，并在班级汇报各自成果，接受老师、同学的提问，并完成一道家庭作业：为自己的爷爷奶奶洗一次脸，洗一次脚，剪一次指甲，并献上一句祝福的话。在这种节日情境中，不但让学生亲身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真正体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真实含义，这更有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四、开展感知、保护古建筑的活动
我让学生调查自己家乡的古迹，如古民居（如聂耳故居）、古桥梁、古道路等，探讨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文化，思考自己能为保护古迹做点什么，提出保护方案。如对高古楼的感知活动，学生了解到高古楼，位于云南省玉溪市北城镇，是玉溪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并能记住民谣：“哇家玉溪高古楼，半截矗在天里头。初一去烧香，十五才下楼，抬头望望高古楼，帽子掉进沟沟头。”这样的活动，不但增加了学生的知识，也使学生从这样的活动中认识到：保护好它们，就是保护了玉溪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
五、开展保护民俗活动
民俗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地方形成民俗时的精神寄托及对生活的某种憧憬，民俗的传承、积淀、发酵，构成了中华璀璨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怎样保护这些民风习俗，使其发扬光大，教师这座桥梁和学生这个载体都有着自己的职责。在保护民俗活动中，让学生先收集本地的民俗，分清种类，整理出全过程，探究其历史渊源，思考其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展示自己的发现、成果甚至是实物，再由全班讨论，形成共识，提出保护意见和修改建议，提出倡导。如玉溪的传统民俗――米线节。让学生通过收集资料，了解其历史渊源，使学生明白，玉溪米线节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是玉溪各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与其说米线节是玉溪人民对神的崇拜，倒不如说是玉溪人民对艰苦奋斗的祖先的怀念；是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盼。为了保护这一传统民俗，玉溪市政府、民俗专家、人民群众，做出了很多努力。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积累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既包括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文学、音乐、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历史和精神寄托，是弘扬先进文化的基础，是建设我们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柱。语文是直接与传统文化打交道最多的学科，是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语文教学在学生人格塑造、思想启蒙、精神修养等方面都要有所作为，才能更好地完成我们育人的神圣使命。为了让学生明白这些，确立一个中学生所必须具备的中华精神，我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场合对学生进行中华优秀文化教育，以此来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素养。我作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利用做优秀语段阅读的机会，既让学生学会做题技巧，又从中学到做人的道理；利用活动课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励志教育、爱国教育、懂得幸福、懂得努力等教育实践活动。逐渐让学生明白：读史，明祖国兴衰；读经典，增长自己才智。领会诸子百家的智慧，感悟中华民族的大智慧，让学生心中油然升腾起民族自豪感。
参考资料：
华文文学范文5
关键词：华裔离散文学 东西方文化拼合 余兆昌儿童文学作品
“离散文学”是指作者用旅居国语言创作的，描写在该国居住、生活的经历与体验的文学作品，具有跨国家、民族、文化、身份、语言的特征。在离散文学中，文化拼合现象是多元文化语境下非母语文学作品创作的一种文化现实，是母语文化与主流文化相互交融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
华裔离散文学当今已成为国内外文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为研究者提供了从后殖民主义角度考察身份认同、混杂、跨界、流亡离散等研究方向。在众多华裔离散文学作家中，曾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等多种奖项的第三代华裔作家余兆昌，深受母语文化与主流文化双重民族属性的影响。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和解析余兆昌儿童文学作品中中西方文化拼合现象。
一、中、西方家庭伦理观的拼合
移居到国外的中国人，在当地所构建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男性为中心、具有严格等级界限传统氏族——家族社会结构，崇尚的是德性文化，而西方社会追求的是以个人或党派利益为基础的国家体制结构所导致的征服性文化，这是中、西文化基因的最大差别所在。
“男权至上”是余兆昌笔下加拿大华裔男人们处理家庭事务的“天条”。因此，作为“家长”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在西方人看来显得十分的“不可理喻”，如《三叔的诅咒》中“三叔”对女性的歧视愚昧至极，居然打算把家里的所有的女性赶回中国，而“父亲”则把女儿当佣人使唤；《来自金山的传说·禁果》里农场主冯先生无情地扼杀了女儿和农场白人工人约翰逊的真挚爱情；《儿子与女儿》中暴发商人梅先生偷偷地回到中国，目的居然是狠心地用亲生的双胞胎女儿换来别人的双胞胎儿子，以“子承父业”；《草原的夜晚，1939》里的戈顿屈从母亲压力，宁可牺牲事业也要回国生儿子等等。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奉行了几千年的伦理信条。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中，朱为了让父亲的“亡灵”得以安息，一丝不苟地按照“鬼魂”父亲的要求，把父亲和他的同伴“以筷子为骨，稻草席为肉，裹起来捆紧后放在山顶鹰巢之上，覆之以土，浇之以茶”。余兆昌借这个故事生动地向西方世界宣示了“子从父命”的中国孝道传统。《幽灵火车》里的单臂女孩儿春怡，不远万里来到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寻找已经身亡的父亲，在梦中受父亲“鬼魂”之托，克服重重困难画出了无数华人苦力用生命修建的铁路和他们来不及享用的火车，以中国式传统礼节祭拜先父和其他丧生华工的在天之灵，并成功地把这些魂灵送回了中国老家，让他们魂归故里。《玉项圈》中的燕颐则为了拯救父亲，把其生命中有着极其重要地位的玉项圈抛向了海里。在这两个故事里，余兆昌刻画了两位极孝顺的中国女性形象，可谓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而在西方，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为了上帝可以牺牲一切，《圣经》中就记载有，亚伯拉罕打算把他唯一的儿子以撒作为燔祭献给上帝。中西文化的不同和拼合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西方文化强调而中国文化则强调世俗的伦理道德。
生活在重男轻女、男权至上家庭伦理中的中国女性更是余兆昌笔下的一大亮点。他们中有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帮助和影响下走出了中国式家庭、甚至中国式社区，成功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逐渐成长起来的华人女性，如《教我飞翔，空中战士》中的第三代华人移民女孩莎伦、《三叔的诅咒》中的女英雄莉莉安、《草原寡妇》中意志坚定的金美·余等；也有用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和男人一样能干的女性：《玫瑰，在新雪上歌唱》中的美琳、《儿子与女儿》中险些被父亲抛弃的双胞胎女儿等；还有以孩子丈夫为中心、望子成龙的女性，如《谁放的火？》中参孙的母亲、《竹子》里的明等；以及为亲朋好友两肋插刀的侠义女子，如《舒丽和塔玛拉》的舒丽、《今夏之事》的孪生姐姐等等。余兆昌笔下的这些女性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一方面，由于受家庭熏陶，她们身上有着诸如勤俭、诚实、尊敬长辈、富有责任心、勤奋、无私奉贤等中国式传统“良家妇女”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又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或多或少接受了加拿大文化的洗礼，逐渐摆脱了“男尊女卑”思想束缚，自信、独立、勇于探索、个人英雄主义等西方观念也逐渐渗入他们的意识中。
可见，中国封闭的家庭模式及由此产生的传统观念和加拿大自由、平等的家庭伦理及多元化的社会环境的相互交融，促成了加拿大华人艰难却又顽强地成长，他们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摒弃着其中的不合理、荒谬成分，并逐渐融入到较为开明的加拿大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中。
二、加拿大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民间传说、地方习俗、文化符号
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鬼”是人死后留下的魂魄，“Ghost”的英文意思是“幽灵”，两者之间有相似的文化内涵，也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国文化中，“鬼”大多是负面的、不好的，而西方人心目中的“幽灵、精怪”则不完全是恶意的。余兆昌的作品中，“鬼”是至关重要的角色。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和《幽灵火车》中，“鬼”是父亲的亡魂；《亡者的金子及其他故事·深掘》中，“鬼”是借人身体以存放自己灵魂和记忆的逝者。“鬼”在《城邦里的男孩》中则化身为友善的精灵，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信使陈和夜河》中又化身为水中忏悔的精怪。这些“鬼”或“幽灵、精怪”都不是吓人害人的妖魔鬼怪，而暗喻在白人社会中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华人魂魄，他们因为“冤魂无处安身”，只能借助这种方式，“穿越时空”，从“前世”游荡到“今生”，向自己的亲人或同胞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和冤屈，希望在亲人或同胞的帮助下获得“灵魂”的安宁。所以，余兆昌作品中的 “鬼”或“幽灵、精怪”均是东西方文化拼合的产物。
在余兆昌儿童文学作品中，运用了大量具有中国文化寓意的特殊符号。如：（1）蛇。在中国民间，蛇是智慧、灵性、报恩、幸运、长寿、吉祥、超能力的象征。《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中，当朱发现他用以下山的绳子变成了一条巨蛇爬上了埋葬父亲及其同伴的山崖时，顿觉有了蛇的保护，从此可以不再担心。这里的蛇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2）玉。在中国人的心中，玉乃吉祥之物，代表着吉祥、如意、财富、华贵，是辟邪、保平安的圣物，具有灵性。《玉项圈》中的燕颐把玉项圈抛向海里，拯救了父亲，这里的玉项圈显然就是保父亲平安的圣物；而在《玉坠》中燕伊的玉坠失而复得，实际上喻意着幸福的失而复得。（3）生姜。生姜本俱“令人温暖”的功能，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姜的俗语，如“冬吃萝卜夏吃姜”、“家备生姜，小病不慌”、“饭不香，吃生姜”，由此可见“生姜”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为心而生的生姜》中，美丽的华人姑娘烨娜把生姜作为“定情物”送给了远行的情郎，自此以后，小伙子始终把它放在心口，孤独时用泪水浸泡它，碰到困难时用它来鼓励自己，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块生姜也成了他们最好的朋友。在这个故事中，生姜因为有了烨娜的情和小伙子的爱，具有了永恒的神奇力量。这块“为心而生”的生姜具有强大的感人力量和文化情愫。余兆昌作品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中国文化元素符号，如粤剧、竹子等，由于篇幅的限制，不作一一介绍。
余兆昌用西方人的文字，借西方人喜闻乐见的“梦幻、穿越”等写作套路，把中国的民间传说、地方习俗、文化符号融入其的作品中，有助于西方人理解、包容，继而接纳他们眼中“愚昧、迷信、粗鲁、不可理解”的中国人及其文化。
三、中国儒家、道家思想与加拿大国情、社会及自然环境的拼合
余兆昌的作品在努力诠释比较开放的加拿大主流社会与价值观及被移植到加拿大的中国传统的新型复杂人际关系的同时，也在尽可能地传播和弘扬儒家中庸、中和、和谐学说及派生出来的以和为主、以和为贵的文化理念。他大多数作品都有着皆大欢喜的结局，故事里的主人公无论遇到多少困难，最后都能如愿以偿。如《教我飞翔，空中战士》、《三叔的诅咒》、《玫瑰在雪地上歌唱：一个美丽的传说》、《幽灵火车》、《城邦里的男孩》、《玉坠》、《献给父亲的歌》等均是如此。这一创作思路带给人们希冀和安慰，非常契合儿童的心理需求，同时也与加拿大主流文学作品往往以悲剧结尾的写作模式形成了强烈对照，在倡导多元文化的加拿大社会，深得人们的赞赏和欢迎。
余兆昌实际考量了儒家的孝、家庭的和、民族的睦与宗族信仰等因素在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实践，提倡以忍让、宽恕和互相了解、和而不同的原则，维系和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鞭挞、批判落后、腐朽的传统道德思想。如余兆昌在其《斯特拉福克纳足球明星》、《教我飞翔，空中战士》、《谁放的火》等作品中倡导的勤奋文明、艰苦奋斗、与人为善、追求完美的儒家思想，在西方主流社会也得到普遍的认可。而对儒家传统文化中重视男孩以延续家族姓氏和荣誉、兴旺家族等传统道德思想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讽刺和批判，如《儿子与女儿》、《玫瑰，在新雪上歌唱》、《草原的夜晚，1939》、《草原寡妇》、《三叔的诅咒》等。
道家认为天道无为、道法自然，主张技法完善来自于实践，性别不是决定性因素。余兆昌笔下的女性人物的成功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斯特拉福克纳足球明星》里，莎伦和克丽丝通过洒满泪水和汗水的训练获得了高超的足球技能，能够踢得像男孩一样甚至比男孩更好；《玫瑰，在新雪上歌唱》里，美琳的厨艺有着浓重道家神秘色彩，似乎这是她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此外，余兆昌还在其作品中大量运用道家思想、信条和实际技能如气功等，加强了其作品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三叔的诅咒》把道教实践和教育技巧发展到了，用简单但让人信服的方式传授看似玄妙的技能、技巧。而在《教我飞翔》、《飞走》、《学习飞翔》等作品中，对“飞”的创造性使用，可谓达到了道家精神境界的极致，体现了庄子《逍遥游》中“鲲鹏展翅九万里”翱翔的原型。当然，余兆昌在其作品中对道家理念大加赞赏，除了其华人的文化背景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加拿大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为道家思想和实践提供了充裕的空间。
正是借助孩子般天真无邪的人生态度，立足独特的视角，注重传统与现代、母国与旅居国的国情、社会及自然环境的文化异同，余兆昌成功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和精髓与加拿大主流文化融合在一起，为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积极贡献。
项目名称： 本文系 2011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美华裔离散文学中的中西方文化拼合研究”阶段性成果 （课题编号11wx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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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范文6
（衡南县第一中学，湖南 衡南 421142）
【摘要】文言文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和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而现今的文言文教与学更多停留于对字、词、意的理解。笔者在文言文课堂教学实践中，将古典与古文和谐融合，营造与众不同的学习氛围，真正调动了学生的激情，从而实现文言文育人塑人的德育任务。
关键词 史传文言文；古典文学；课前设问；历史故事
流传至今的古朴典雅的文言文体现着汉语言最深邃的魅力，简练、精准、形象的语言极具表现的张力。而高中语文课本中所收纳的史传文言文艺术形象典型，彰显了中国人的睿智思维、至上精神和文化心态。因此在史传类文言文学习时应多挖掘、拓展其中的文化精神要素，充实高中学生的人格成长需求。
1 文言文教学的现实情况
不能否认，对文言文字、词、句的准确理解是文言文教学的基础，也是文言文教学中极为重要的教学环节，但如果单单满足于读懂大意，就达不到课程标准中提出的“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和“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的要求，达不到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现今不少高中语文教师将文言文的教学目标只认定为字、词、句的准确理解，基本都按照“读——翻译——讲语法——练习——背”的传统模式授课。而学生总认定文言文晦涩难懂，于是产生了一种排斥和疏离的心理暗示，厌烦接触古文。因此古文文字阅读的障碍，老师的教法单一和学生自身学习主动性不强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学生忘却了在文言文课堂中去探究古典人文精神的内涵，无法获得中国古典人文精神给予自身的熏陶，自然也就不能提高自身人文素养，完善个人人格的塑造。
2 史传文言文教学方式新体验
实际上，学生对于文言文更多只是腻烦于它的传授方式的单一，如果教师能抓住学生的阅读学习心理，对文言文课堂教学融入一些新的教学元素，可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借助观看相关媒体视频帮助学生降低阅读难度；或将文言文的美言与所学过的优美诗歌结合学习，让学生感受文言文的语言美。而关于史传类文言文教学，应更多的是以把文言文课本与古典文化人文精神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来给学生耳目一新之感。
如何在课堂中将古典与古文和谐融合，营造与众不同的学习氛围，真正调动学生的激情呢？
2.1 课前构想奇思妙问
即课前设置本堂课文与古典文学作品有关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如在教授人教版选修《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中《项羽之死》的教学过程中，可在课前首先设置两个问题。
问题一：穷途末路的项羽表现出与我们平时所熟知的性格截然不同的一面，这种性情与四大名著中的一个主要人物的性情是相同的。大家能想到是谁吗？
问题二：项羽被人誉为“战神”，他的作战能力强到怎样的程度呢？我们读过课文后，会发现这种战神之风，在四大名著中某个人物身上也有演绎。这是谁，大家知道吗？
这两个问题的提出，会引发学生对课文充满浓浓的好奇心。于是学生主动接触课文，自主解决了《项羽之死》课文中的一些疑难字词。
再如必修四《过秦论》篇幅很长，学生初看就产生恐惧心理。因此老师可以课前设置一个问题：
说到“空城计”，人人只道诸葛亮，却不知其实诸葛亮也是取经得来的战术。大家知道历史上谁想出 “空城计”的这一策略吗？
对于大家已经根深蒂固的常识，现在得到颠覆，当然会在学生的内心激起一层层涟漪。学生也就急迫想要解开这个谜题，知道答案，于是自觉深入课文。
因此课前设置很有悬疑意味的问题，能让老师轻松完成了文言文教学的初级任务，而学生由于主动学习古文，掌握得更加扎实，此举就有一石二鸟之效。
2.2 课中解疑，延伸至课内，全面认识人物精神之美
学生积极解答课前问题，教师做出评价，同时兼纳已学知识，拓展延伸，明确人物形象的精神美，以期教学育人。
如针对《项羽之死》的课堂两个问题中，学生在接触文中的“项王乃悲歌慷慨”、“项王泣数行下”后，总结出项羽在垓下之围时对虞姬所表现出来的铁汉柔情和多愁善感。有一定文学阅读基础的学生马上就想到了《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而未马上做出反应的学生对于将项羽与林黛玉能同类比较，感到十分新奇。项羽与林黛玉在性情上似乎天壤之别，现在通过学习，竟然发现两人真有性情相通之处。这种人物性情的比较，让学生对人性、人格的多样化有了深刻的认识。
此时还可延伸此点，提及高一所学过的人教版必修四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文。蔺相如在渑池之会对秦王强硬刚烈、在将相和中对廉颇温和宽容，同一个人物性格的尖锐对立表现一直让一些学生无法理解，反而会误以为蔺相如有间歇性神经质。特别是在阅读了明朝·王世贞《蔺相如完璧归赵论》后，更觉得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不实。通过此文的学习，学生认识到一个人立身于世，肯定会有丰满、立体的精神人格。而且愈是有着高尚精神灵魂的古人，人物的人格独特、精神内涵积淀就愈是厚重。同时也可以教育学生在遇到自我的人生的挑战时，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去面对，从而认识到自我人格精神的缺陷，有了强烈塑造个人完美人格的渴求。自然而然地，文言文教学对学生的“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的教育要求也就得以实现。
2.3 手舞足蹈表演历史故事，添加活跃因素
绘神绘色地添加历史故事，活跃课堂，让学生认识到中国古典文化精华的深邃无极。
如对于人教版必修三《过秦论》的课堂问题，学生将诸葛亮在西城上演的空城计与《过秦论》中描述秦国面对六国百万之众，“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的内容对照，学生至此才意识到“空城计”的问世并非得益于诸葛孔明，而是公元一百多年前的秦人。此时老师可以声情并茂地讲诉秦胜六国的故事。如此一来，就触及到中国古典文化精华的深层面，大大改变了学生对文言文的定性。此时学生对文言文中蕴含的文化渊源有了寻奇探幽的心态，充分认识到中国民族的智慧与人格魅力。
再如在讲解《项羽之死》中在东城快战中项羽的战神本色时，特别是第二次“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的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对抗，让学生直呼痛快。而老师可以重提第二个问题，不少同学想到了《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在长坂坡一声大吼，曹军统帅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再引出《三国演义》中的原文，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个历史故事，学生的精神贯注于课堂。同时借助多媒体，播放电视《三国演义》中的片段，让学生对张飞与项羽两人身上所向披靡的战斗风采有了形象的刻画和理解。学生阅读此文的兴趣陡增，同时也感叹文言文内容的博大精深。对于文言文学习，学生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的阅读欲望，也增强了很多。文言文教学对学生的提升审美要求同样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