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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范文1
关键词: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 历史 研究
一、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概述
“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指的是二十世纪末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仍在发展的一个文学进程。是古代中国文学到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演变并最终成为现代文学的完整过程。作为推动中国文学向世界文学格局并入发展的重要进程,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在中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与交流中形成了文学方面、道德方面、政治方面等民族意识,并且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折射出中国古老民族及文化在新旧交替中收获的成果和精神。现阶段,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主要包括以下主要类型:即将融入“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中华民族灵魂”的主题文学;以“悲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美感文学;从文学语言结构中散发出来的艺术风格现代文学等。
二、世界文学形成及发展进程
1827年,歌德大局性以普遍人性观点为出发点,对世界声明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因此,随着世界各民族的开放及发展,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文学汇聚形成了世界文学,因此,抛却世界文学单独叙述某一个国家文学的独自发展已经脱离了事实,由此可见,二十世纪的文学已经不再是国家封闭环境内发展起来的文学,而是世界共同发展而来的文学。
世界文学不断发展,直至二十世纪末期才达到上限。在融入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融入途径也不相同。首先,获得独立的拉丁美洲以《拉美文学史》这一著作的出世宣告了汇入世界文学。其次,具有丰富古文化的非洲大陆和亚洲则有所不同。二十世纪非洲的传统文化开始向现代文化转变。而亚洲日本、印度则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开始了自我现代文学的崛起,从世界各种文学成果中汲取经验和灵感,以推动本土文学的前进。
而中国,也在世界文学迅速融合发展时同步发展,尽管遇到了一些险阻,但是却从失败中学到了文学艺术、经济法律、政治观念等。其中,裘廷梁《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将文学媒介中的问题清晰的提了出来。而这代表着中国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开始划清,包括文学观念、作家语言、表现手法及地位。时期,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蓬勃发展时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极其痛苦、充满不堪的情况下融入世界文学的。
三、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悲剧感
在不断发展中,中国文学向世界展现了本身灿烂的东方文化,并且在世界中展现着自身发展中的创造性,对于世界文学的研究一直都在进行,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却一直停留在浅显层次,甚至无法明确二十世界中国近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事实上,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不如表面上的一帆风顺。因为,在落后的民族、文化极其贫瘠的亚洲,文学的发展环境过于动荡不安。
首先,这个时期的文学担当起了对大众启蒙的职责,并且企图通过民主、科学的方式来打击封建传统,鲁迅就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发展中的代表者。文学围绕着政治形势做着一切宣传,并且不断服务于民族解放。其次,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斥着焦虑、危机的时代,因此,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表达中充满了对生命及社会的焦灼感和危机感,并且表现出与十九世纪激情、正义、理性迥然不同的文学气息,笔者将这种气息归纳为充满现代悲剧感的气息。其次,在世界焦虑的影响下,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在悲凉沉郁当中继续前进,但却少了真正意义上的号召力,号召内容严重空泛含糊,给众人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错觉,充满了时代悲哀与悲戚。
四、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变异
单纯从表面内容上对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整体性进行分析,不难看出文学发展进程与艺术形式有着密切关系。而中国文学史上,也发生了以文学艺术变化为主体的形式变异,文学的不断发展使得不妥协的形式革命代替了传统上递增并存形式的兴衰变化。一直占有文学主要地位的古典文、曲、词、诗的主体文学地位也开始动摇,文言小说几乎消失,而现代短篇小说、散文诗、报告文学、话剧等前所未有的新型文学文体开始出现在文学领域。令众多担心的不是新型文学的出现,而是每一种文体都是新出现的,而且在文学表现上还不完全成熟,在发展中势必面临着更多更艰巨的挑战。
五、总结
总之,文学领域是一个新旧交替时常发生的领域,不断都新鲜热血流入文学领域,不可能得出更加定性的研究结论。尽管从整体对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进行分析,充满了变数,也缺乏更充分的资料支撑。但是,通过本文对世界文学及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多元化相融合将会是我国现代文学最正确、最合理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1.王成一,崔斌.《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道德'》[J].山东社会科学,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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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文化启蒙运动的推动下,各国先后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文学启蒙运动阶段,出现了一批忧国忧民的文学家和具有启蒙思想的作家。
3、西方殖民主义者带来了西方文明,为寻求民主和民族独立的亚非进步作家打开了眼界。他们积极吸取有益的营养,努力做到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学融合。
4、随着作品思想内容的需要,近代亚非文学突破了陈旧,僵死的文学形式,创造出新的文学形式并,此外,还积极地吸收了诗和西方近代文学的形式和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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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以前的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企业中的投入产出效率问题,由于当时资本市场化程度低,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与资本决策有关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研究成果对以后金融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金时间价值概念的提出。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金融决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
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Rider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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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范文4
金政权成立初期,在征伐战争中实行野蛮的杀掠政策,造成了十分惨烈的景象。在建炎二年随着宋室的南渡,从而形成了人口南迁的,宋高宗在绍兴二年时又实施优待政策,这就使得流落在北方的士人直至绍兴三十一年正隆南侵时仍然“不忘祖宗之德,归正者不绝”。金初统治者开始实行民族迁移政策,将大量掳掠来的人口安置在女真族祖居地,同时在金征辽和征宋过程中,更是将大量民户迁入河北,灭宋后不仅将宋宗室百官北迁安置,更是将原宋各地民户迁往河北。同时金太宗大力搜罗征用中原士人,对北宋名臣后代特别注意保护和笼络。当时在金政权初期,由于宋金双方对士人的争取政策,再加之金人对中原的杀掠及民族迁移政策等都导致了中州文学的衰落,中原文化也开始向南北两个文化移动。中州上古时期即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在唐宋时期内中州地区更是文风鼎盛。但自靖康之后,金朝统治的北方地区中州文学开始衰落。而山西、河北等地则成为中原文化北移后的发展中心。金初民族迁移政策使大量女真人大量的南迁到两河及中原中区,这部分南迁女真人实行圈地屯田,监视镇压汉民,同时也将女真族独有的尚武豪放、坚韧粗犷的民族性格和能歌善舞的传统艺术传入中原,女真俗文化涌入到汉族市民文化之中,造成北方俗文学的兴盛。在北方俗文化的不断渗透下,唐宋出现的唱歌舞艺术发展进化为院本、诸宫调,同时北宋市民文化也呈现较为明显的地域特色,表演风格分流为南曲和弱曲,同时散曲也开始产生,至金元交代时,北曲文学进一步发展为元杂剧,这为今天我们的传统戏曲的地域分布特征奠定了基础。
2金初民族歧视政策对文人心态的影响
金初民族歧视政策主要分为两期:第一期集中于金太祖、太宗时期,主要体现在对汉、契丹等族的大肆杀掠与强制“胡化”的措施上;第二期集中于金宣宗以后对汉族文士官员的防备与歧视。金太祖、太宗时期正处于王朝草创期,女真部族文化落后野蛮,征服目标主要是抢掠奴隶、财富。此时的金朝统治者对辽宋文明的先进性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对占领区人民实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强制同化政策。面对金人的残暴统治,大量文人选择不与之合作,他们长期滞留女真腹地,讲学教化金人,文学创作较为活跃,多表现北国风物与矢志不移的气节。而真正对金代文学影响深远的则是那些或被迫或主动仕金的文人,这些文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在文化心理上常以中原正统自居。对女真贵族极为鄙视,视之为夷狄胡虏。对于同样的家国身世之痛、忠君爱国之情,仕金者不能像南宋文人一样自由抒发,而对于金统治区民族压迫的残酷社会现实又只得讳莫如深。离家远羁、背主仕夷、郁郁不得志的复杂心态使仕金士人的作品主题颇为偏狭晦涩,或集中于思乡羁旅之情。金代政治制度虽然主要因袭宋制,然而与宋人文官政治叠床架屋的运作规律不同。金人基本奉行以女真贵族为核心。役使汉人、契丹文人的用人原则。这一原则从金初一直延续到金末女真武将始终把持朝政,汉人文士则地位低下。金人虽然在用人上也实行歧视政策,却十分注重科举笼络文人。这种抚抑并行的政策使金代文人既钻营苟苟,又始终游离于权力的中心之外。文人创作应酬题贺者多,忧国忧民者少;私情雅致者多,民生经济者少。金政权成立初期所实施的民族歧视政策对金代文人的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始终贯穿于金朝的整个统治时期,也是在这一时期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下,奠定了金代文人的基本创作心理与思想风貌。
3金初汉化特点对文学创作理论形成的影响
金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汉化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政权,汉化历程贯穿统治始终,甚至成为考察其历史发展的首要关注点。金代初期的汉化有其时代的特点,不仅起步早,步伐快,而且局限于表层汉化,金初的各个皇帝的汉学修养仅仅局限在诗词歌赋方面。同时汉化以实用为主,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树立金王朝的华夏正统地位,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文化。金初汉化的这些特点对金代文学理论的形成无疑是具有重要影响的。金朝诗歌首重“古雅”,以“转益多师”为佳。这种以古为师的复古文论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影响,并成为诗文创作主流,正是发源于金人对华夏正统的追求和对宋学的排斥。而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政权为强调统治正统性,复古理论往往大受欢迎。他们较之汉族政权则更加关注“论事辨物,当取正于经典之真文,援证定疑,必有验于周、孔之遗训”。在金代,复古文论与金人不重经学的汉化特征相结合,又造成了金代经学发展的滞后。北方金朝经学发展一直较为滞后。金代最著名的经学家王若虚其经学理论研究却始终未能脱出宋儒窠臼,缺乏创新,却较之理学发展更注重实用性、原则性。因而,王若虚反对刻意雕琢的文论思想。金代诗文理论中对江西诗派的普遍的批评态度,无疑也与金代文人对宋人的不屑和复古文论的兴盛密切相关。
4结束语
近代文学范文5
青词,又称青辞、清词,亦名绿章,是道教斋醮时敬献天神的奏告文书。宋吕元素《道门定制·序》说:“道门斋醮简牍之设,古者止符篆朱章而已,其它表状文移之属,皆后世以人间礼兼考合经教而增益者。”随着道教在两宋时期的繁盛,青词——这种融合了道教义理与文学审美的独特文体,也迎来了它自身发展的高峰。
从唐代开始,翰林院的翰林学士,就有为国家斋醮撰写青词之责。唐翰林学士吴融代唐昭宗撰《上元青词》曰:
维光化四年,岁次辛酉,正月乙酉朔十五日己亥。皇帝臣稽首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伏以时当献岁,节及上元,爰命香火道人,烟霞志士,按科仪于金阙,陈斋醮于道场。伏愿大鼓真风,潜垂道荫。俾从反正,永保无虞。四海九洲,干戈偃戢;东皋南亩,皆获丰登。冀与兆人,同臻介福。谨词。
北宋历代帝王对道教皆相当崇奉,真宗、徽宗尤以崇道著称。真宗在与辽立澶渊之盟后,为粉饰太平、神话皇权,仿效李唐,制造了“天书”下降、“圣祖”降灵等道教神话。他还命张君房、王钦若等校刊、编辑道藏。徽宗以“教主道君皇帝”自居,宠用林灵素等符 道士,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执行神霄道教,一度崇道抑佛。南宋时期,统治者吸取了徽宗崇道亡国的教训,对道教在长时期内均无特别的崇奉,实行严格的管理。但此时沉重的苦难使民间道教活动空前活跃。南北各地兴起了许多道教的新流派,民间的斋醮祈禳等道教活动,亦十分盛行。
青词创作在宋代达到高峰,与宋代道教斋醮盛行于朝野有关。明朱国祯《涌幢小品》说宋世尤重科醮,“朝廷以至闾巷,所在盛行”。在如此繁盛的道教斋醮科仪中,使用的文书种类很多,青词是科仪文书中最重要的一类。南宋金允中曾详细稽考古式,在《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四中指出:
斋醮自始及终,皆备词关申,是高功措辞者。独青词乃斋主之情旨,高功之所据凭,科所谓誊词者也。
宋代青词作为在斋醮科仪中敬献天神的词文,其实是表达道教思想的一种工具。因此形式上要求十分严格:青词须选用上等青纸,要求不能有玷污破损,一幅青词纸长一尺二寸,要使用小楷朱笔书写。每首青词书字不能超过十七行,每行不拘字数,前空一掌,后空两掌。青词开始部分是“启圣”,启圣以后的正文不得超过十六句,直述奏请事项。采用四六金书的骈文格式,在书写上比较讲究对仗、用典。因青词是表达斋主之诚切,要求辞旨简而不华、实而不芜,不可堆砌华丽词藻,行文以质朴为上,以收言简意赅、道韵深沉的效果,这是青词与世俗骈文风格之不同处。
宋代东京的学士院承袭唐代翰林院礼制。宋代学士院正厅称为“玉堂”,此名被认为来自道家,玉堂学士不乏具有道学修养者。宋崔敦诗撰《玉堂类稿》二十卷,载宋孝宗时的青词及制诏口宣批答等。学士院文士们撰写的供奉青词,一时间广为流传,以至青词成为宋代文士创作的常见文体。北宋杨亿《杨文公谈苑》“学士草文”条说:
学士之职,所草文辞,名目浸广。拜免公王将相妃主曰制;赐恩宥曰赦书、曰德音;处分公事曰敕;榜文号令曰御札;赐五品以上曰诏,六品以下曰敕书;批群臣表奏曰批答;赐外国曰蕃书;道醮曰青词;释门曰斋文;教坊宴会曰白语;土木兴建曰上梁文;宣劳锡赐曰口宣。
宋人文集中的供奉青词,就是文士们为国家斋醮所撰写。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四月九日,宋太宗准敕江州庐山举行春秋国醮,当年七月初十庐山太平兴国宫开建道场,“青词朱表系学士院降到,令本州永为定式。三年,郊祀礼毕,遣中使赍御名青词朱表,建道场五日,设醮谢恩”。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八月二十五日,庐山太平兴国宫为国家修设罗天大醮,普度在六月抗金之战中为国捐躯的英魂。《庐山太平兴国宫采访真君事实》卷三载仪式中拟写的青词说:
百战间关,见危致命,一忠激烈,虽死犹生。惟勇士不忘丧元,故敌人每为夺气。追念胡氛之甚恶,遂令国步之多艰。不贰尔心,岂与共戴天而处;勉出乃力,盖将置亡地而存。义重而形躯则轻,役同而瞬息即异。兴言钜痛深怆,至怀带剑之辞;尚新忍忘,楚野复矢之哀。曷挽空慨邾娄,虔修荐拔之科,庸写尽伤之极。伏望大垂慈鉴,俯挈冥途。壮节难磨,已可垂名于穹壤;英魂未逝,尚能效役于风霆。
此辞虽为应制而作,然文理章法、对仗用典极工。在以文治立国的宋代,文士撰写青词成为时尚。宋欧阳修《内制集序》说:“今学士所作文尝多矣。至于青词斋文,必用老子浮屠之说;祈禳秘祝,往往近于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诏取便于宣读,常拘以世俗所谓四六之文,其类多如此。”如苏轼撰青词十七首、王安石撰青词二十六首、欧阳修撰青词四十五首、夏竦撰青词二十七首、王 撰青词一百四十一首、胡宿撰青词一百二十五首、张孝祥撰青词十三首、洪适撰青词四十二首、周必大撰青词九十首。学士们闲暇切磋青词的用语对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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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成为文坛流传的佳话。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史越王青词》载史越王写得一首青词,其中有:“反本狐邱,寓诚獭祭,念此阖门之多指,迫于投老之一身”云云,欲用“侵寻岁月,八十有三”,未有其对。讷斋冯端方在坐,应曰:“补报乾坤,万分无一”,王称赏久之。《四六话》中亦载:“谓其本于古人之联,未知前今所载孰是。”
为皇室撰写的御用青词,典雅瞻丽,具有侬郁的宫廷韵味,而民间的斋醮仪式中的青词,也因文士的记录而传诸后世。南宋叶适《水心文集》共有青词六首,其中《代子设醮青词》、《大祥设醮青词》、《谢恩青词》,词文的内容都是设醮祭奠亡母。宋王 《野客丛书》记载唯室先生撰追荐弟青词说:
气分父母,孰知兄弟之亲;痛切肺肝,无甚死生之隔。
明沈德符评价宋人青词说“其组织之功,引用之巧,令人击节起舞”实不为过。其实,“青词”发展到南宋,已经发展成一种文人创作的独立文体了,并不见得作者都是道教的崇奉者。杨万里曾作《祷疾青词》如下:
疾痛呼天,人以穷而反本;高明覆物,民所欲而口从。敢读告于再三,庶激福于万一。伏念臣某,发身空乏,窃禄满盈。上不切于王家,下无补于民政。不肖老而后止,乃于既止而进宫。君子居无求安,果以偷安而属疾。繁天赐之过分,致身灾之自招。步将一周,病尚未去。不堪极痛,屡祈死以载号;仰止盖高,何雍闻而未彻。深者薄尤之积,逃星耀之临,敬介黄冠,荐于丹幅。愿回哀眷毫,虽罪而不刑;律有夷廖疾,无妄而勿药。
杨万里集中诗文极少表现出对道教的崇拜,而此文只因病痛之折磨,故尔表现得极为虔诚,备极真挚。
对文人学士们撰写的青词,道门人士自有宗教角度的看法,宋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五说:
常俗斋官或非自己撰述,词又率多委之他人。而士人用力于功名,未免专心举业,又不复辞以不能。往往斋中青词祈一次,醮中青词又祈一次,间有善于作文者,不过形容斋之与醮而已。彼又安知道家斋后设醮之本旨?
在业内人士看来,学士们对道教斋与醮的区别,建斋设醮的本旨很难把握。但这也正说明了青词正在逐步摆脱束缚,从庄严盛大的科仪制度与宗教义理中走出来,向真正的纯文学创作靠拢。青词的创作主体从道士转向文人,从宫廷到民间,内容形式从单纯说理转向与文学表达相结合。在这一过程中,道教神仙思想得到仪式化的阐扬。从一定意义上讲,青词就是道教神仙信仰的文学化表达。
在宋人作品中,我们还能读到一些间接反映青词创作的例子(多以绿章代替)。南宋林景熙《送横舟真士游茅山》诗曰:
绿章夜彻九虎关,坐使业海生青莲。
瓣香持谒三茅君,上清秘籍开琼文。
近代文学范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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