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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范文1
一典型人物的刻画
一个个丰满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是巴尔扎克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他看来，现实主义精神创作的主旨是人，具体到小说创作中来，就是一个个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时，有时候单一的现实中人物的记录和描述，可能没有太强的艺术张力，因此就要发挥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几个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糅合成一个新的人物，而这个人物身上，应包括所有那些跟他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特征。这样一来，人物就具有了很强的代表性，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同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仅要具有概括性，同时还要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这样的塑造才能让人觉得真实，即充分挖掘人物的个性特征，从多个角度对人物进行透视，这样的人物刻画特点鲜明，令人过目不忘。如巴尔扎克对于守财奴的刻画：同是守财奴，《高利贷者》中的高布赛克和《葛朗台》中的葛朗台就大不相同。高布赛克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初期大发展时候的中产者，他的资产带有着原始积累的特征，所以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守财奴的特征，如恨不得将一分钱掰成两半来花，对攒钱到了丧心病狂和灭绝人性的地步；而葛朗台却跟高布赛克不同，他也是守财奴，但他在守财的同时还会生财。他是资本主义发展从初期到中期过渡阶段的典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善于理财，如他从事土地的买卖，先低价买入、后高价卖出，敢于进行商业证券的投资等。两个人都是守财奴的代表，但是却分别代表了两个时展阶段的守财奴的典型，他们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就是人物形象的丰富之所在。像这样的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人物，在巴尔扎克的笔下，有六七十个之多，熟读巴尔扎克作品的读者，一听到名字，眼前就会浮现出这样的人物形象和画面。巴尔扎克主要是利用以下几种文学方法塑造的：首先，是他善于剖析人的人性的本质特征，然后将这种本性放大化、夸张化。于是，人物就具有了一种强烈的艺术效果，给人以突出的情感体验。如葛朗台的吝啬、高老头的狠毒、拉斯蒂涅的野心、阿纳斯泰祺的放荡，等等。其次，是人物再现法，即同一个人物，先后多次在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中出现。在19世纪之前，还没有哪位作家采用过这样的手法，所以可以说是巴尔扎克的独创，也是对文学创作手法的贡献之一。在《人间喜剧》中，再现的人物达到了400多人。这些人物在更为深刻的背景下和更为广阔的环境下重新出现，给人一种久违了的真实感，如拉斯蒂涅。在《高老头》中，他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较为单纯的大学生。到了《纽沁根银行》中，他已经成为了银行投资家的左膀右臂。而到了《无知无识的喜剧演员》中，他已然获得了伯爵的封号，身居要职，炙手可热。巴尔扎克对于这种方法的运用是十分多样的，有时候按照时间的顺序，有时候是倒序，有时候是插叙，相对来说较为随意。在巴尔扎克看来，生活本来就是不可预知的，所以没有必要在时间顺序上进行严格的界定，只要符合作品整体的发展逻辑即可。他的这种手法为此后多个国家的作家们所纷纷借鉴。
二典型环境的营造
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说道“：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的这段话后来被总结为“经典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也是被公认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最高形式。其实，恩格斯这段话的由来，源自于他对于巴尔扎克作品的推崇。他认为《人间喜剧》就是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典范之作。在巴尔扎克看来，大千社会上的人之所以形形，就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他十分注重对于环境的营造和刻画。通过对环境细致入微的描写，来强调出环境对人物的影响。《人间喜剧》中，几乎每一部作品都穿插着大量的环境描写，或者是农村的田园风光，或者是城市的灯红酒绿，或者是高楼大道，或者是家具器物。这些环境自然是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紧密结合的：有时是实写环境，如《高老头》中，文中的开始部分是对伏盖公寓的描写，然后再介绍出公寓的主人伏盖太太，她的性格特征是庸俗和吝啬。联想到伏盖公寓的那样的环境，她的性格就有了一个坚实可信的基础，让人们认为这种性格是这种环境的必然产物；有时是把环境的描写和人物心理变化和精神状态交织在一起，如在对拉斯蒂涅的刻画中，就采用了这样的手法。在拉斯蒂涅的心中，有着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一个是灯红酒绿、光鲜繁华的巴黎大都市，一个是贫困落后、古旧破败的家乡。大学毕业后，拉斯蒂涅曾经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贫苦状况，联想到巴黎奢华的生活，他在内心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环境上的差异感深深地刺激了拉斯蒂涅，使得他浑身上下充满了对于权力和金钱的渴望。特别是他首次拜访子爵夫人的时候，为子爵府的华丽大为惊叹，以为自己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而当他回到家乡的伏盖公寓时，却是一帮不修边幅的人在充满着霉味的房间里用餐。巴尔扎克正是用这种环境的对比描写，从侧面深入地刻画出了拉斯蒂涅的野心。满脑子都是物质和欲望的拉斯蒂涅，怎会看到这奢华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哀怨凄凉、黯然神伤的精神状态。所以说，恩格斯之所以对巴尔扎克十分推崇，甚至将巴尔扎克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作为评价他人创作的标准，就是因为他的作品中包含着大量的环境描写，能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因此被恩格斯誉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
三现实主义的整体创作观
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家不止巴尔扎克一人，还有司汤达、狄更斯、萨克雷等等，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和环境，在反映现实生活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是现在看来，他们的成就却在巴尔扎克之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巴尔扎克具有一种现实主义整体观，所以在反映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上、典型人物的代表性上，上述几位作家还是不能和巴尔扎克相提并论。这种整体观，表现为他对于社会全局本质的认识和符合规律性的把握。具体到作品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作品蓝图的勾画。《人间喜剧》汇集了巴尔扎克的90多部作品，但是这90多部作品，并不是简单的罗列和汇总，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间喜剧》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部分，这些带有科研意味的名字，似乎和文学作品不搭边，其实是另有深意的。《风俗研究》所含的作品是对生活的描绘、是一种现象，《分析研究》则是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哲学研究》则是对这些现象的本质思考。这三大部分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是作者对于自己创作生涯和社会历史认识的全景体现，更是一个由浅至深、由表及里的思考过程。巴尔扎克本计划要创作140多部作品的，但因英年早逝而未能如愿。但从现有的90多部作品来看，他的创作蓝图还是色泽鲜明地勾勒出来了。其次，是对整个社会的整体观察。这其实是一个宏观的观察，这一点从巴尔扎克的很多作品序言中就可以看出，他立志像一个画家和摄影师一样，能够画出和拍摄出整个社会的全貌。巴尔扎克在《幻灭》的序言中曾经提到：“要全面地描写社会，描绘它的一切表现，一切阶段。”在其他作品的序言中，也都有过这样的表述。在《风俗研究》中，一共有六种生活场景的描绘，包含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的生活场景、巴黎的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农村生活场景等，而每一个场景的描绘都是有深意的。如对于私人生活场景的描绘，这个环境中的人物多是处于青年阶段，涉世未深，比较纯洁，环境暗示着他们的人生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巴黎的生活场景中，巴黎是一个世界闻名的大都市，光怪陆离的繁华背后，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忧伤和罪恶；而军事场景的描绘，则表现出了战争的残酷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从青年到老年，从乡村到城市，从历史到军事，分门别类，跨度极广，基本涵盖了整个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再次，是每一部单篇作品和其他作品的横向有机联系。巴尔扎克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人物、环境、事件对于整个社会的反映，这种反映在这部作品中是一种惟一，但是在他的《人间喜剧》中，则正是这些单篇中的惟一，构成了他对整个社会的描绘。特别是前文中提到的，他独创了人物再现法，这个人物从这个短篇小说串到那部长篇小说中；从这部长篇串到那部短篇中，就是为了加强作品与作品之间的联系，从而体现出一种整体性，所以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为整个法国最全面的记录者。
四对于生活本质的认识和细节的刻画
文学创作范文2
1.文学批评社会政治化有余，美学自由化不足
当前，很多文学批评作品的政治化倾向明显，实际上不过“以学究之陋解诗”罢了，对作品只是理论上的标示，仅仅用文学理论去解释作品，而不是基于审美或经验主义。在职业批评家看来，也只是“禾”与“莠”在一个田地齐生共长的景致。事实上，其对于推动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的功用微乎其微。20世纪初改良派提出的“小说界革命”，目的就在唤醒民众，启蒙民智，改良社会风气。文学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色彩浓厚无可厚非，而当代文学则必然要求借鉴西方文学的精华，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反映新生活、新文明。因此，文学批评者也必须从美学立场出发寻找安身立命之处，这样，文学批评界的社会地位才能有所提高。
2.文学创作的民族化与文学批评的现代化相互制约
文学发展整体形势不容乐观。文学创作要民族化，文学批评要现代化，大家的思考重心往往都放在“如何改革上”，而缺少对“为何要这样”的深入思考。其实，答案不在于艺术，而在于政治。令人遗憾的是，创作方法可以探索创新，创作原则却难以动摇，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必须时刻牢记和体现，那么，在文学批评当中，批评的政治立场显然比艺术方法重要，文学批评的“推陈出新”的实践时隐时现，文学批评的从属地位逐渐占据主流地位。
二、文学批评的未来与展望
1.丰富批评理论体系，消弭批评与创作之间的无形鸿沟
文学创作从来不源于理论思考，并超前于理论思考，其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这种“清风自来”的新鲜感，而这恰恰是一般批评家所未能进入的境界：他们往往把或许也曾感受到的这种得之不易的新鲜感置之脑后，其所看重的只是文学史的知识和材料而已。威尔逊提出，批评家仅仅是批评家也是不够的，他应该首先是艺术家，善于创作诗歌、小说、戏剧，才能真正对艺术创作者及其作品产生真挚的同情，才能把作品中最真实的信息传递给读者。
2.将艺术和审美相结合，实现文学批评的美学化
艺术是精神性的，它不是供人换取功名利禄的“职业”，它需要一种活跃的、敏锐的、精深的鉴赏活动，它既关乎文学问题，也涉及社会、政治、历史、哲学等问题。将艺术与审美有机结合起来，从某一角度深层次揭示该文学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及从美学的角度发现该作品的深远意义和价值所在，并能条理清晰的阐述该作品对文学和美学发展的意义，从而实现文学批评的美学化。
文学创作范文3
宁夏回族自治区，现有人口580万，其中回族占三分之一强。宁夏作协少数民族作家现有回族、蒙古族、满族、东乡族等，以回族作家的创作为主体。目前宁夏少数民族作家在省级会员中占到九分之一，中国作协会员中占到六分之一。
对于以回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宁夏文联、宁夏作家协会多年来一直将其作为工作重点来抓，目前已形成了以青年少数民族作家领军的宁夏少数民族作家群崛起和创作弥坚的文学局面。在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共同主办的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宁夏先后有15位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获奖；1位少数民族作家获“庄重文文学奖” ；回族青年作家石舒清的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荣获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在宁夏推荐出版的6部“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中，少数民族作家占3位。
一、把握机会，内引外联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宁夏作家协会就曾与宁夏党委宣传部联合召开全区少数民族文学座谈会，就少数民族题材特别是回族作家的作品进行研讨、交流。1993年9月，宁夏作协在银川主办了全国回族作家创作会议，12个省市的回族作家聚集银川，会议中进行了创作交流、理论研讨等。1998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之际，宁夏作家协会组织本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了一批体裁多样、题材丰富的反映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作品，由《民族文学》以专刊形式刊发，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近年，我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了大批以反映回族生活为主的中短篇和长篇小说，如长篇《亚瑟爷和他的家族》《青春绝版》，短篇《清洁的日子》《清水里的刀子》《果院》等，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2006年6月，中国作协和宁夏区党委宣传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为宁夏青年作家召开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占到三分之一多。《十月》杂志在2006年全年推出的“文学宁夏”栏目中，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占到三分之一。
把握机会、促进发展是宁夏作协这些年的工作体会。2001年七次文代会、六次作代会后，宁夏文联和作协及时将会议精神向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汇报，争取到相关经费支持；去年八次文代会、七次作代会后，宁夏文联和作协又向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进行专题汇报，自治区党委决定以后每年听取有关文艺工作的汇报。通过文代会、作代会精神的贯彻，自治区党委对文学和艺术工作的关注和支持越来越多。
中国作协对宁夏作协的关注和帮助，是宁夏文学起飞的动力之一。中国作协与宁夏党委多次在北京召开会议，重点推介宁夏青年作家群。2002年中国作协创联工作会议、2005年中国作协六届八次主席团会议相继在宁夏召开，中国作协的领导多次与宁夏党委领导就宁夏作协的一些实际问题进行交流并落实。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宁夏的文学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位宁夏青年作家曾这样说：“在中国从事文学创作是幸运的，在宁夏从事写作是幸福的。”
二、建立长篇小说绿色通道，扶持少数民族作家出书
为鼓励长篇小说创作，进一步促进提高我区长篇作品创作水平，特别是少数民族作家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宁夏文联成立了全区重点长篇作品领导小组，并支持宁夏作协成立了全区重点作品审读委员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宁夏文联、宁夏作协1998年召开了全区文学创作会议，对于提交的创作题材经过摸底调查，对基础较好的长篇作品扶持出版。在已出版的4辑“金骆驼丛书”中，少数民族作家占到了三分之一，其中回族作家马知遥长篇小说《亚瑟爷和他的家族》获得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小说绿色通道的顺畅，鼓舞了宁夏少数民族作家投身长篇小说的创作热情。
三、关怀少数民族作家，改善作家的生存状况
石舒清是在宁夏文联、宁夏作协培养和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少数民族优秀作家。在石舒清刚崭露头角的时候，宁夏党委宣传部、宁夏文联、宁夏作协就开始关注、培养、呵护这棵文学苗子。宁夏作协积极推荐石舒清入选首届“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在得知石舒清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后，宁夏文联、作协的领导多次看望石舒清并从基金会中拨出资金给予补贴，之后又推荐他去鲁迅文学院进修。在宁夏文联的协调下两次将石舒清调入宁夏文联工作，使石舒清解除后顾之忧。石舒清的创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引起中国文坛广泛关注，其短篇小说在摘得“鲁迅文学奖”桂冠后又陆续荣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小说选刊奖”、“人民文学奖”等国家奖及中国期刊奖。
东乡族青年作家了一容在获得“春天文学奖”的感言中这样写道：“漂泊流浪的生活成就了我文学的气质，而宁夏才是得以让我沉下心来挥洒才情的安心之地。”在得知了一容在清贫的生活境况下坚持创作的情况后，宁夏党委宣传部、宁夏文联、宁夏作协都给他提供了各项物质上的支持，将他调入宁夏文联《朔方》编辑部，推荐他参加鲁迅文学院高级研讨班学习，推荐他的作品《挂在椅背上的铜汤瓶》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四、增加少数民族作家对外交流、出外培训的机会
宁夏文联、宁夏作家协会一直为少数民族作家积极争取创造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杨继国、石舒清等多位少数民族作家参加中国作家访问团出访。2007年，宁夏作协委派东乡族青年作家了一容参加了中国民委和《民族文学》杂志社举办的全国人口较少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培训班。参加全国青创会的代表中，三分之二是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在已经举办的历届鲁迅文学院青年高级作家班中，宁夏作家协会先后推荐金瓯、马丽华、了一容、平原、单永珍等回族、满族、东乡族少数民族作家前往鲁迅文学院深造学习，为宁夏少数民族作家开阔视野、广泛交流搭建了平台。
五、坚守文学阵地， 不遗余力地培养宁夏少数民族作家
《朔方》是宁夏文联主办的惟一的省级文学刊物。多年来，刊物为发掘和培养宁夏少数民族作家倾注了许多心血，多次刊发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专辑。从以张贤亮为代表的一批宁夏中老作家享誉文坛，到如今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崛起，几乎都与《朔方》这块文学阵地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
为推动宁夏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促进各民族文学共同繁荣发展， 鼓励少数民族作家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作出反映民族精神风貌的好作品，宁夏作家协会结合中国作协七代会精神，根据《宁夏作协2004―2008年发展规划》，将努力打造宁夏文学尤其是回族文学品牌――
首先，宁夏少数民族作家在“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评奖中为宁夏争得了荣誉，宁夏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少数民族作家。 然而宁夏经济欠发达，少数民族作家与区外文学界的交流很少，对区外快速发展的经济和城市生活缺乏直观感受，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为使宁夏少数民族作家更好地把握时代脉搏、把握生活，创作出贴近生活、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宁夏将在2008年间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外出学习交流，以开阔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视野和思路。
其次、宁夏作家协会还将加强与宁夏民委的联系与合作，通过组织一些活动，共同扶持宁夏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增强宁夏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全国评奖中的竞争力。
文学创作范文4
方于鲁非但制墨售墨，还将所得经验与墨样绘图汇集成刊，曰《方氏墨谱》，与《程氏墨苑》、《方瑞生墨海》、《潘氏墨谱》并称明万历间四大墨谱。由尹润生先生文，知今故宫博物院收藏方氏所作七十五锭墨。而另一方面，方于鲁著有《方建元集十四卷佳日楼词一卷续集诗心草一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六著录《佳日楼诗集》、《明诗综》卷六十九录诗二首、《御选明诗》卷一一二录诗二首。概而言之，方于鲁亦是文苑中人，与汪道昆、李维桢、屠龙等文学名士所交甚笃，而以往其文学未能名者，盖因精于制墨，世人多所关切者亦为其墨。对此，屠隆在《方建元佳日楼诗集序》中也为其鸣不平，认为其制墨的才能遮盖了诗名，乃是因为当时未能有朗见卓识之人对其进行探究与评价。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
一、方于鲁之交游
方于鲁受知于汪道昆，曾被招入道昆倡立的丰干社，二人酬唱往来不息。于鲁参与丰干社的集会，与汪道昆、汪道贯、汪道会兄弟集同社之人泛舟丰水之上，吹箫觞咏，发为诗歌，并名之为“泛舟诗”。方于鲁与汪道昆二人密切的交往在汪氏《太函集》中有明确的记录。《太函集》卷一百一十有诗《方于鲁偕嗣宗过宿》、《秋日同于鲁仲淹过圣僧庵》，卷一百十一有《方建元再入燕赠五言近体》四首。《方于鲁偕嗣宗过宿》中诗句云“屣迎妨下走，匡坐拥高谈。把臂千秋上，抟风万里南”，足见二人志气相投、欢乐融融的情状。卷三十二《汪深源传》记载，汪道昆弟仲淹、仲嘉，结宾客组成诗社，方于鲁、潘之恒等人也是社中成员。仲淹乃汪道贯字，其号次公，汪道昆弟，博闻强识，气概英迈，工于词赋，又旁及书法，有《汪次公集》，汪道昆曾为其作《仲弟仲淹状》。汪道会，字仲嘉，诸生，汪道昆从弟，有《小山楼集》。从另一角度来看，在方于鲁诗集中，记述与汪氏等交游的诗也颇多，如《伏日汪仲嘉集嗣宗溪上得侵字》、《夏日同虎臣诸子集仲淹斋中》、《春日寄景升山居》、《春日同郑子金集南山溪上草堂》、《赠汪仲淹》四首、《汪司马伯玉奉诏归省》四首、《将之燕留别汪司马伯玉》四首、《屠公长卿还越游天台赋此送之》等。汪道昆是明代徽州文坛领军人物，他与王世贞被当时文坛誉为“南北两司马”，在文学界的影响可见一斑。汪道昆又出身商贾家庭，其家族祖辈、父辈中经商者便有多人。结合前述诗文集中汪道昆、方于鲁等人交游唱和的记录可知当时文人与商贾地位身份的交错，这也说明明代后期社会经济的转变使文坛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方于鲁与程君房
方于鲁拜当时的著名墨工程君房为师，详尽掌握了这位制墨大师的技法。待到技艺成熟以后，他就开始自立门户。他所制墨以“九玄三极”最佳，得到了诸多文人的赞赏，制造出“廖天一”、“青麟髓”等墨中上品，当时的文人雅士称其“妙入神品”、“不啻圭璧”。而其制墨生涯中，与程君房的仇隙也成为一桩有名的公案。方于鲁虽师出程君房，二人日后师徒之关系却急剧恶化。关于此段恩怨，文献亦有记载，方于鲁得到程君房墨法之后，二人相互倾轧，世人在此方面对二人评价均不高。《四库全书总目•方氏墨谱六卷提要》说，“夫以松煤小技，而互相倾陷若此，方之倾险固不足道，程必百计以图报，是何所见之未广乎？”《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事的评论极为中肯。方于鲁与程君房二人因制墨而起的竞争相当激烈，方于鲁请丁云鹏绘《方氏墨谱》，改谱刻画精细，入于毫发，程君房针锋相对地也请丁云鹏绘制《程氏墨苑》，以矫《方氏墨谱》，并且在《程氏墨苑》内绘有中山狼来暗喻方于鲁的负心。二人之书所载，虽情事稍异，而字里行间也显现出深刻的矛盾。方、程二人的深刻矛盾同样也反映在方氏的诗文作品中，其诗集《师心草》中有一则寓言，名为《喻谤》，其中方氏以陷于危难之境的鱼自比，影射了他与同为明代徽州制墨名师的程君房之间的嫌隙。《喻谤》序云：“自余罹难以迄于今，与仇面绝十余年，何谤书层见叠出，余未尝以一字答之也。大都因诗忌名，因墨妒利。谤从二者而生焉。夫墨以磨而知真赝，文以试而测底里，法眼有在，何用谤为？余既不能已谤，不能弥谤，不能有辩，不能无辩，于是作喻谤之篇，为鱼登日至辩，游戏笔墨，将以解嘲。”方于鲁在序言中指出，作诗与制墨乃嫌隙所生之处，而因此也与程氏面绝十余年。二人孰是孰非固难定论，但从序中所言便不难看出二人仇隙之深，同时从其中也可以感受到方于鲁诗文中多所寄托的不平之气。
三、方于鲁的文学创作
诗乃发诸性情之作也，作诗必定与诗人的经世历练关联极为密切。方于鲁的诗作中所时常表现出的风格也是其人生经验的映射。方氏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重要风格便是前所提及的沉郁不平的慷慨之气。其作品《室南端赋》中说，自己少年时喜爱读屈宋马杨之书，“长以病废，云卧十年，乃舍诗而治墨……游有弋钓之乐，坐有谈谐之娱。傲然凌云，志在不朽”。根据记述，方于鲁极好游历，足迹及于巴蜀荆楚、吴越淮泗，北至于燕赵，所涉甚广。但因病而返乡，游历致使其眼界开阔，结交四方名士，而归家之后，虽说自适消闲，但身体疲累，精神不济，不能说不是其作品中沉郁风格之所在。另外，其子方嘉树于《师心草》序言中说，其父于鲁“触事兴歌，遭谗寄慨……晚年善病”，看来身体多病的确对方氏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再者，与同业的争端，对其心境有较大影响，其临流而居的生活，除了惬意，多少也反映出遁逸的逃世心态。另外，方于鲁由于擅结交，其先世所积累的黄金家产也被大量消耗，致使生活出现困窘的状态。这些都是其诗文风格形成与发展的因素。基于上述种种生活境遇，他的文学品格正如林兆珂《方建元诗集序》中所说：“多慷慨不平之气，沉郁无聊之思。”方于鲁作诗以复古为宗，“追慕唐风”，在总体风格上于是形成了怨而不怒、风在声先、神以情发的特色，概而言之，即为风世的主旨。梅守箕《方建元诗集序》中说：“凡建元所为诗，余三见之矣，其先即司马所亟称，而仲淹所评品者。”
其中所说的“司马”，就是汪道昆。由此可以看出，汪道昆对方于鲁甚为提携，而汪氏本身也是复古文风的实践者，再加上他在朝野的地位影响，对其周围文人的影响力不可谓不大，可以说方于鲁复古的文学风格也是由于受到汪道昆较大影响而形成的。在复古的创作道路上，方于鲁作诗形成了一种现实主义的特色，比如《经行野出摘草蔬》其一，具有陶渊明诗歌的风范，又沉痛高古，诗曰：晨朝乏盘餐，粗粝莫充腹。经营原间，颇异吾山谷。杂菜既甲，奈何盛。采撷日既晡，逡巡动盈掬。顷筐弃众秽，下七快鲜馥。伊昔田南山，嘉蔬绕茅屋，今我舍兹方，舂粮不再宿。旅葵徙蓼虫，丰草游麋鹿。吾道胡为穷，乐土无投足。盈缩有前程，祸福昧倚伏。三叹强加餐，朱门厌粱肉。这首诗叙述了经营原野之间的困窘生活，食不果腹，荒草生于田野。然而此诗在困境之中，也表现出对祸福的观念以及不愿屈就媚世的风骨。方于鲁毕竟没有像杜甫那样经历过深刻的时代痛苦与个人辛酸，他诗中身世飘零之感和生活困窘引起的寂寞心绪当然也没有杜诗来得刻骨铭心。若与杜甫悲慨满怀的诗风相比，方于鲁之诗则更显得冲淡清苦。另外，在些许残酷的现实中，方于鲁试图摆脱诸物的困扰，而发现真我，因而又以简淡入诗，善于为自己的诗歌注入闲逸古朴的生活气息，如七言诗《璞石席上作》云：“十年不惯出家门，千里来逢故旧存。正值江干春未晚，蒌蒿荻笋煮河豚。”诗中笔意十分简淡，作者用不经锤炼的质朴语辞，不露痕迹地传达出一种远离尘嚣、物我相融的真淳境界。方于鲁所作还有另一些诗，或记录民俗，或反映文人聚会宴饮中升歌作乐的场景，存于《方建元集》中，地方风俗、曲中乐伎都成为其诗中内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文学创作题材通俗化的趋势。如其《秋日城南同诸子携苏九郎、马小姬泛舟作》中以“飞燕凌波矜舞巧，长娥效月斗苏新”之句表现了身居下层的歌舞艺人的妩媚姿态，并反映了文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方诗中此类诗大多格调清新欢愉，舒缓明亮。例如，其描写上巳日游春之作《上巳日同青山诸子泛春溪》中云：“欲兰亭禊，将期水滨。盈盈荡舟女，秉兰人。帆带华林雨，觞浮锦浪春。中流载歌舞，偷眼艳阳辰。”以“盈盈”、“”展现出上巳日出游的轻快心境。在《七月二十五夜同诸子观里社赛荷灯戏作》中写道：“五夜迎神曲，千门乐未央。
文学创作范文5
一、拓展唐诗的内容
校书郎因工作需要和职务迁转需要离开京城四处流动，因此形成很多送别诗。如景龙二年(708)秋，宋司马要到许州赴任，修文馆学士宋之问、李适、李乂、卢藏用、薛稷、马怀素、徐坚等共同作诗送，时为校书郎的张九龄也有《饯宋司马序》。朱庆馀送校书郎的诗有《送韦繇校书赴浙东幕》、《送韦校书佐灵州幕》、《杭州送萧宝校书》。岑参有《送弘文李校书往汉南拜亲》、《送裴校书从大夫淄川觐省》、《送秘省虞校书赴虞乡丞》。吉中孚被授予校书郎后因故归家，好友卢纶、李端等都作诗送别。卢纶有《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李端有《送吉中孚拜官归楚州》、司空曙有《送吉校书东归》、李嘉祐有《晚春送吉校书归楚州》。《全唐文》里检得送别文章如权德舆《送许校书赴江西使府序》、《送张校书归湖南序》、《送陆校书赴秘省序》，于邵《送李校书归江西序》，等等。校书郎经历还带来了一个新的创作题材，即以秘书省、弘文馆、集贤院等校书郎的工作环境及生活状况作为即景抒情的描写对象。这些诗文有的是在交游酬唱中写景状物，有的是个人写景抒情之作。如杨炯《崇文馆宴集诗序》:“尔其青垣缭绕，丹禁逶迤。鱼钥则环锁晨开，雀窗则铜楼旦辟。周庐绮合，廨署星分。左辅右弼之宫，此焉攸集;先马后车之任，于是乎在。”［1］(P1925)极写崇文馆的富丽堂皇，体现出恢弘大气的盛世气象。权德舆《昭文馆大学士壁记》对于昭文馆的设立和发展历程进行了描述。刘禹锡也有《早秋集贤院即事》。杜顗《集贤院山池赋》有:“郁乎群贤之林，有山其秀，有池而深。幽流澹泞，苍翠嶔崟。千门下隔，三殿旁临。引彤庭之佳气，涵碧树之清阴。连绵芳草，游泳仙禽。对石渠之铅粉，会金马之衣簪。宛霞而在目，眇江海而为心。何扁舟之独往，何倒影之远寻。怀我魏阙，浩尔长吟。山池之阴，可以清吾襟;山池之所，可以狎吾侣。凉风忽起，白云时举。”也是对集贤院的即景抒情之作。有些文章既是文学创作，也是难得的史料，如韩愈《送郑十校理序》在文首谈及集贤院的设置原因:“秘书御府也。天子犹以为外且远，不得朝夕视，始更聚书集贤殿，别置校雠官，曰学士、曰校理。常以宠丞相为大学士，其他学士皆达官也，校理则用天下之名能文学者;苟在选，不计其秩次，惟所用之。
由是集贤之书盛积，尽秘书所有，不能处其半;书日益多，官日益重。”［1］(P5627)这篇文章常常作为资料用来说明集贤院的设置情况。符载《送袁校书归秘书省序》中论及校书郎的晋升情况，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这一职位的期望之高，而且为我们了解校书郎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有些校书郎在任职期间还潜心研读，撰写书籍。如郑处诲为校书郎时，撰次《明皇杂录》三篇流传后世。段成式在任秘书省校书郎期间，广泛阅读了朝廷官方收藏的图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以奇异著称的笔记小说《酉阳杂俎》。《新唐书》卷五九有“杨浚《圣典》三卷(校书郎，开元中上。)”《全唐诗选注》记杨浚开元中进士及第，任校书郎。曾作《圣典》三卷献给皇帝。天宝中，任中书舍人。［2］(P801)卢象任校书郎期间就很有诗名。刘禹锡在《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写道:“始以章句振起于开元中，与王维、崔颢比肩骧首，鼓行于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由前进士补秘书省校书郎，转右卫仓曹掾。”［1］(P6112)《唐诗纪事》记殷璠评论卢象诗歌有:“象诗雅而平，素有大体，得国士之风。曩在校书，名光秘阁。其如灵越山多秀，新安江甚清，尽东南之数郡也。”［3］(P389)对卢象的诗才进行了高度评价。王昌龄与高适、王之涣交游唱和的故事还被演绎为“旗亭画壁”的轶事，唐人薛用弱《集异记》有记载，《全唐诗》也有记载。此诗坛佳话，广布艺林，还被演绎为戏剧故事，明代郑之文有《旗亭记传奇》，清代卢见曾有《旗亭记传奇》，张掌霖有《旗亭讌杂剧》。这则故事后来有人考证说与事实不符，但即便如此，仍不失为唐诗传播史上极有价值的资料。
二、丰富了诗歌意象
有些和校书有关的意象还以一些别称入诗，使诗歌意象和内涵更为丰富。比如周繇为秘书省校书郎时，林宽有诗歌《和周繇校书先辈省中寓直》:古木重门掩，幽深只欠溪。此中真吏隐，何必更岩栖。名姓镌幢记，经书逐库题。字随飞蠹缺，阶与落星齐。伴直僧谈静，侵霜蛩韵低。粘尘贺草没，剥粉薛禽迷。衰藓墙千堵，微阳菊半畦。鼓残鸦去北，漏在月沉西。每忆终南雪，几登云阁梯。时因搜句次，那惜一招携。［4］(P7004)这首诗既描写了秘书省静谧幽深的环境，又具有一定的特指意向。《因话录》卷五有:“秘书省内有落星石、薛少保画鹤、贺监草书、郎余令画凤，号为四绝。”薛少保即薛稷，文辞书画均闻名于时，被称为“唐初四大家”之一。薛稷画鹤形神兼备，时称一绝，李白、杜甫等都曾吟诗颂其画鹤。鹤，被人美称为仙鹤，因形态优雅、气度轩昂、卓尔不群，自古以来就是诗人们喜爱的高贵形象。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了鹤意象，如《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大量诗文中的仙鹤不仅形态优美，还寄寓了较多的内涵。白居易《池鹤》:“高竹笼前无伴侣，乱群鸡里有风标。低头乍恐丹砂落，晒翅常疑白雪消。转觉鸬鹚毛色下，苦嫌鹦鹉语声娇。临风一唳思何事?怅望青田云水遥。”［4］(P5066)不仅写出鹤优美的形态，还以鹤喻人描写了自己的心态。贺监就是贺知章，刘禹锡有诗《洛中寺北楼中见贺监草书题诗》:“高楼贺监昔曾登，壁上笔踪龙虎腾。中国书流尚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偶因独见空惊目，恨不同时便伏膺。唯恐尘埃转磨灭，再三珍重嘱山僧。”［4］(P4051)对贺知章的书法表达了钦佩之情。郎余令作画工山水，时称精妙，秘书省内有他画的凤凰壁画。《和周繇校书先辈省中寓直》诗中所说的“落星”、“粘尘”之“贺草”、“剥粉”之“薛禽”，即指其中三绝。白居易《韦七自太子宾客再除秘书监，以长句贺而饯之》:“离筵莫怆且同欢，共贺新恩拜旧官。屈就商山伴麋鹿，好归芸阁狎鹓鸾。落星石上苍苔古，画鹤厅前白露寒。老监姓名应在壁，相思试为拂尘看。”［4］(P5162)也对秘书省的这些景象进行了描述。唐代政府内廷藏书采用一种能够杀虫的芸香来保护图籍，因而校书场所又称为“芸台”、“芸阁”、“芸署”。芸香，为多年生草本植物，有特殊的香气，还可以入药。芸香被普遍用作图书典籍避蠹，因此它也成为典籍藏所的代名词。沈括《梦溪笔谈》卷三中有:“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者是也。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秋间，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芸香在图书保护中的广泛应用，也产生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雅称，比如图书典籍称为芸编、芸书;书签称为芸签。秘书省及校书郎工作的地方又称芸阁、芸省、芸香署，如孟浩然《初出关旅亭夜坐怀王大校书》这首写给王昌龄的诗中有:“永怀芸阁友，寂寞滞扬云。”［4］(P1637)秦系《张建封大夫奏系为校书郎因寄此作》有:“不知芸阁上，遗校几多书。”［4］(P2900)许浑《寄袁校书》:“劳歌极西望，芸省有知音。”［4］(P6069)方干《题陶详校书阳羡隐居》:“芸香署里从容步，阳羡山中啸傲情。”［4］(P7472)储光羲《新丰作贻殷四校书》:“不见芸香阁，徒思文雅雄。”［4］(P1404)薛涛《赠韦校书》有:“芸香误比荆山玉，那似登科甲乙年。”［4］(P9045)校书郎在诗歌中往往被称为芸阁吏、芸阁郎、芸香客，如卢纶《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有“青袍芸阁郎，谈笑挹侯王。”［4］(P3124)耿湋《送姚校书因归河中》有“明日过闾里，光辉芸阁郎。”［4］(P2995)陆龟蒙《和袭美寄同年韦校书》“可中寄与芸香客，便是江南地里书。”［4］(7213)李冶《寄校书七兄》有“不知芸阁吏，寂寞竟何如。”［4］(P9057)这些意象，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唐诗的内容，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形式。
三、展现诗才，提高诗艺
文学创作范文6
【关键词】:灵感;生活的积累;外物的触发
作为能思主体的作家触景、触物生情,在极度的感情汹涌之下或激烈的思想交锋过后,一种强烈的、急于表达的、要求改变外在世界的欲念便喷薄而出。在这股驱动力的驱迫下,作家不断的去劳动、去创造。
优秀作家在创作的发生阶段往往伴随着剧烈的挣扎,呈现出处于矛盾旋涡中的心灵苦难,其间也经常伴有观念、思想的转变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对象的整合要求。这种情感的迭宕或者矛盾的苦难不过是对作家思维情感的状态描绘,更深层的原因是作家本身对和谐的自觉追求。毕达格拉斯学派认为和谐是人体小宇宙与外在大宇宙的契合,一旦契合状态被打破,势必引起人的悲伤、痛苦乃至煎熬,使其力图以某种方式来维系这种契合,作家的创作就是如此。
弗洛伊德、荣格的关于无意识理论为灵感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分,“灵感”这种不受自觉意识控制的力量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无意识被认为是人的智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灵感出现之前,人们对某一问题已有长时间的思考,虽思而不得其解但已触到问题的实质,这些在大脑皮层留下了痕迹,当有意识的思考中止时,无意识的认知活动却仍然继续进行。当人们处于高度放松的时候,在某一刺激的引发之下,长期沉积在无意识中的信息与意识之间沟通,灵感便跳人人们的大脑。由此看来,灵感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由显意识到无意识、再由无意识到显意识的过程。
一、由显意识到无意识——生活的积累
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积累。柏拉图把灵感现象概括为“灵魂在迷狂状态中对于天国或上界事物的回忆和观照”,这里的“天国或上界的回忆”,正是现代意义上作家个人的记忆、潜意识的显现。这个“积累”是多方面的,我们将之统称为“体验”,分为“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体验”的范畴大于“生活积累”,它是融生活经历和生命情绪为一体的,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学是“作家体验的表述”。
从“有意注意”来说,作家可能会为了心中的某一个题材而深入现实生活寻找写作材料,如作家周立波扎根于创作的现实环境体验生活;也可能会为了某一个典型形象而对生活原型进行独特的选择并对其独特的言行举止进行深入的观察,如高晓声笔下的新时期的农民陈焕生,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旧交替时期的农民典型,就在于作者将当时生活中农民身上的“半新半旧”的思想赋予了这个特殊的角色;而最通常的“有意注意”莫过于阅读积累。 中国论与“有意注意”的目的性和局限性相比,“无意注意”则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和历史积淀性,“无目的观察比有意观察还有效”在通常情况下,“无意注意”可能会被我们很快遗忘,但有特殊感情参与的无意注意会不受意识控制地积淀到无意识之中。它不仅有利于形象的记忆,而且因了感情的独特会使得这一记忆在唤起时独具特色。如,同是对贵族生活的描写,托尔斯泰的笔下充满了矛盾与辩证,曹雪芹则是看透名利的虚空与嘲讽。
“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的界限很多时候是十分模糊的,比如缺失性体验、丰富性体验、孤独体验等,几乎可以说是混合的注意。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更是两者的结合,“有意注意”立竿见影的效果得益于“无意注意”的启发和补充,“无意注意”只有得到“有意注意”的整理、淘汰才能成为形象元素。如韩少功的《暗示》和《马桥词典》所呈现的“知青写作”,即:在苦难的生活中看不到对苦难的抱怨,对人性美的揭示胜过对人性丑的鞭笞,苦涩的记忆里不乏对那~段生活的美好怀想。“知青”体验刻骨铭心,但这种体验在当时绝不是美好的,只是时过境迁,用现今的眼光去回忆,滤去了苦难的外衣,裹上了现今的反思,是作家将“有意注意”融合于曾经的“无意注意”,从而促成了新的体验的生成。
二、由无意识到显意识——外物的触发
灵感的来源是艺术家大脑中生活和知识积累的突然泛起,是外物诱发所致。这里所说的“外物的触发”包括来自外界的偶然机遇与来自内部的积淀意识。这两类现象,不仅激发信息的来源不同,而且发生机制也不一样。
文学创作的主体(即作家)是有着自由自觉性的人,他的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属于“自觉”范畴。通常认为外在世界—包含自然、社会生活和人—经由感官进入大脑,再通过艺术加工才成为我们所见到的文学样式。这种艺术加工实质是向和谐复归的过程,作家天生具备自觉的和谐追求意识。
由外部机遇引发灵感是最常见、最有成效的,这类灵感的激发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情形:思想点化,如在阅读或交谈中偶然得到某种闪光的思想提示;原型启示,如白杨树之于茅盾的白杨礼赞》;形象体现,如生活中的阿Q之于鲁迅的《阿Q正传》;情境激发,这里的触发媒介不是某种具体的信息,而只是一种气氛、一种情境。 以上四种类型,归结起原因来,便是作家的生活积累与外物之间有一种“同化”优势,即:作家的美感经验并不仅仅是静止地被动地接受外来信息,而是主动地活跃地与其发生契合,将自己的情态赋予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