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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消费调查范文1
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报告基于对我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全面系统的入户调查数据研究而成，样本覆盖全国32个城市，共收集2056个家庭户样本、5201个家庭成员样本，并建立了相应的数据库。
报告同时的住房价格风险指数对全国70个城市近五年的住房价格风险进行了评估，根据指数显示： 2015年，住房价格风险排名前10的城市依次为深圳、北京、上海、牡丹江、广州、南宁、昆明、襄阳、锦州、合肥。
在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中，报告指出，一线城市的城镇居民中有超过80%还是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在对于当前住房市场的评价中，几乎4/5的城市家庭认为当前购房时机并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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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逾三成城镇居民对收入充满信心
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今年家庭收入将比2001年增加的仅占31．1％，但比去年提高4．5个百分点；认为收入持平的占45．3％，下降5．2个百分点；认为收入减少的占23．6％。这表明，四成半的居民对收入预期持谨慎态度，而且有23．6％的居民缺乏信心。本次调查中，“加薪”是收入预期增加的首要原因，认为由于“加薪”而增加收入的占69．8％，比上次调查增加了11．8个百分点。
调查结果还显示，受职业、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居民对今年收入的预期存在较大差异：
1．工作稳定、技术性较强者对收入预期乐观，而生产运输工人、服务业和商业从业人员由于技能单一、行业竞争激烈，对收入预期缺乏信心
2．年龄越轻对收入增加的信心越足。调查显示，29岁以下年龄组收入预期增加的占44．4％，比上次调查提高3．8个百分点，其余依次为30－39岁年龄组占37．2％，40－49岁年龄组占27．6％，50－59岁年龄组占29．7％，60－69岁年龄组占17．2％，70岁以上年龄组占20．1％。
3．文化程度愈高对收入预期的信心愈足。随着经济的转型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文化程度低者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处于劣势，限制了择业的范围，对工作前景存在危机感，对收入的信心明显不足。而具有较高文化程度者，在择业中具有双向选择的相对优势，对增加收入充满信心。
4．低收入者对收入预期看淡。从被调查者的家庭收入来看，低收入者对今年收入预期比中、高收入者明显看淡。调查显示，2001年家庭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认为收入增加的占19．8％，而家庭年收入在8万元以上的则占31％。
二、超过五成城镇居民准备增加消费
调查结果显示，54％的被调查者表示今年将增加消费，46％的被调查者表示不增加消费。在准备增加消费的被调查者中，按问卷中所列消费项目显示出的消费选择，以先后排序（比重均在两位数以上），依次为：教育—旅游—电脑—家用电器—住房—保险—通讯。
1．增加教育投入成为所有家庭的共识。在准备增加消费的被调查者中，增加教育投入占55％，比去年调查提高6．1个百分点。而且，不同职业、年龄、收入水平的被调查者，表示增加教育投资的比重都居前列。
2．旅游消费经久不衰。在准备增加消费的家庭中，表示增加旅游消费的家庭占32．2％，排第二位，比去年调查提高3．6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近几年来，迅速崛起的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居民走出家门的空间不断扩大。同时，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奠定了居民消费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向享受、休闲发展变化的物质基础。
3．电脑受青睐，家用电器购买欲下降。调查显示，25．2％的居民家庭计划购买电脑，比去年调查提高1．5个百分点。此外，各类家用电器作为居民家庭必不可少的消费品已基本饱和，居民购买欲有所下降。调查显示，18．3％的居民家庭计划购买家用电器，比去年调查大幅下降13．1个百分点。
4．居民买屋为享受。目前拥有两处住房的居民家庭不断增多。调查资料显示，17．5％的居民家庭表示准备在今年增加住房投资，比去年调查提高1个百分点，排名由去年的第7位上升至第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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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是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IPCC明确指出近百年来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所引发的温室效应造成的。长期以来，碳排放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商业部门、交通部门等，这种“部门”的碳排放研究忽视了个人消费行为对碳排放的影响，也忽视了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生产活动终端需求的家庭的生活消费。目前，从研究成果来看，家庭的碳排放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如比娜(Bina)等运用CLA模型对美国居民消费行为和环境影响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超过80%的能源使用和CO2排放是由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满足其需求的经济活动产生的。根据社会学基本理论，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居民消费多以家庭消费方式展开。美国研究人员发现，1997年家庭消费行为占全美能源消耗的28%，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美排放量的41%;王彦等研究中国家庭碳排放，结果表明，家庭消费引起的碳排放量占碳排放总量的比例由1995的19%上升到2004年的30%。由此可见，家庭碳排放对全社会碳排放的影响不容忽视。与此同时，“部门”碳排放研究不能解释家庭活动的碳排放结构特征、影响因素，也无法解释同一个城市或社区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数、文化特征、经济特征等)差异而产生的碳排放的差异。因此，基于家庭消费视角的碳排放研究对低碳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外关于城市家庭碳排放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家庭基本特征和家庭能源消费方式对碳排放的影响。国外学者帕乔里(Pachauri)借助家庭微观调查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是家庭碳排放的重要影响因素;杰克逊(Jackson)的研究表明，家庭规模、住房面积、成员结构、消费水平等家庭特征是家庭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弗林格尔(Vringer)等发现，户主年龄在40－50岁的高收入群体，其家庭能源消耗最大。杨选梅等以南京为例认为常住人口、交通出行、住宅面积是影响家庭碳排放的显著因子。杨瑞华等对全国不同地域9个城市的家庭碳排放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对城市家庭碳排放特点和不同地域城市碳排放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碳排放量与家庭经济文化水平和家庭常住人口数呈正相关，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家庭的碳排放量高于内陆城市和经济欠发达城市。威尔森(Wilson)等研究了家庭成员的环境认知、能源消费行为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二是家庭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差异研究。阿尔蒙德(Almond)等研究发现，在中国，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由于需要家庭集中供暖，其碳排放量特别高。卡恩(Kahn)通过使用1993年美国居住能源消费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居住郊区化对能源消费的显著影响以及其环境后果。黄茹等通过广州市3个不同区位类型社区家庭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郊区社区家庭碳排放量最高，市区社区家庭碳排放量居中，城乡结合部家庭碳排放最低。张馨等研究了城乡居民家庭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结果表明，从2000－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的直接能耗和间接能耗碳排放都呈上升趋势，农村居民家庭的直接能耗碳排放逐年增加而间接能耗碳排放有所下降。三是从时间序列分析家庭规模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蒋耒文等认为，相对于个人而言，家庭是消费的主要单位，在人口总量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家庭规模变化导致的家庭户总量的变化有可能对碳排放产生明显的影响。陈佳瑛等就中国1978－2007年家庭模式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家庭规模与总户数对于碳排放具有较大影响力，家庭户单位体现出对人均单位未能包括的家庭消费行为模式的包容，因而可能成为更合适的居民能源消费产生碳排放的分析单位。王钦池认为根据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应该存在一个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家庭规模，称之为最优家庭规模。当家庭规模大于或者小于最优规模时，都会导致能源利用效率的降低和碳排放量的增加。总体说来，家庭碳排放的研究视角从开始较多地集中在宏观层面逐渐转向家庭微观层面。随着我国新型城市化建设的加速推进，人们生活方式将发生巨大变化，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也将不断提高，城市生活能耗消费量将不断增长，导致城市家庭能耗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更加明显。因此，有必要对某一区域或省域的家庭碳排放特点及变化特征做详细调查研究，这样可以针对不同研究区域的家庭特征、低碳消费行为分别研究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从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区域、社区及微观家庭成员的减排政策。本文将以微观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以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江苏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江苏城市家庭碳排放的结构特征和区域差异性，并分别对调查城市家庭的基本特征、家庭成员低碳消费行为与家庭碳排放的相关性作回归分析，最后得出江苏城市家庭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研究采用2013年南京邮电大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江苏城市家庭碳排放调查”研究小组对江苏省城市家庭活动的调查数据。该调查按照江苏南北区域经济发达与不发达等特点选取了苏南的南京市、苏中的南通市以及苏北的连云港市，由于三个城市2012年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分别与所在区域的平均水平最接近，且南京市是江苏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南通市是苏中地区三个市中人口最多的城市，连云港市2012年人均GDP排在江苏13个地级市的倒数第二位，因此，选取这三个城市体现了江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典型代表性，可以代表不同区域的城市家庭碳排放基本情况。研究在每个城市选择三个社区(市区社区)，为了使数据收集更具广泛性和灵活性，并且提高问卷收集速度，在每个社区选择150户家庭采用入户随机发放和现场填写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要求每个家庭18周岁以上成员填写调查问卷。研究共发放问卷1350份，收回有效问卷1288份，问卷有效率为95.4%。调查问卷包括三个部分:家庭基本特征、家庭低碳消费行为和家庭碳排放结构。家庭基本特征包括家庭的人口统计特征、消费特征(居住面积)、出行特征、文化特征、经济特征(家庭收入)五个方面，其中人口统计特征包括:家庭常住人口数、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家庭低碳消费行为包括家庭成员的每周购物频率、在外就餐频率、垃圾分类情况、空调温度调控、自备购物袋以及“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六项内容。家庭碳排放结构包括家庭能耗(家庭用电、水、天然气或罐装液化气)、交通出行(飞机、火车(动车)、长途汽车、地铁、公交车、小汽车、电动车)、家庭生活垃圾三个方面。
2．研究方法
比娜等提出了消费者生活方式方法(ConsumerLifestyleApproach，CLA)，该方法是从家庭外部环境、个人决策因素、家庭基本特征、消费者行为以及消费行为产生的后果五个方面研究家庭碳排放。该模型首先被用于美国家庭碳排放研究中，随后该模型被众多学者引用。此模型中消费者是指为满足其生活需要购买产品和服务的个人或家庭的实体;生活方式影响并决定了消费者的个体消费行为。该模型的目的是通过理解消费者的个体行为以便制定出更好的公共政策。由于各种影响因素的相互交织，并且其中一些因素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了解“消费者”变得很复杂。本文在此方法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和补充，绘制了基于家庭消费行为特征的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技术路线图。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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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江苏和安徽两省进行的农户调查数据，讨论农民工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与没有汇款的农户相比，收到汇款的农户的健康、住房和其他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份额更低，食品和衣着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的份额更高。其他各类别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份额，在收到汇款的农户和没有汇款的农户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汇款主要被农户用于当前消费性支出，而不是投资性支出。
关键词：农民工；汇款；生活消费支出；农户调查数据
How Remittance by Rural Migrant Workers Affects Rur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 Evidence from Rural Household Survey Data in Jiangsu and Anhui Provinces
WANG Meiyan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rural household survey data in Jiangsu and Anhui Provinc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remittance by rural migrant workers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t is found that when other things are controlled, rural households with remittance income spend a lower share of their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n health, housing and other expenditures and a higher share on food and cloth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without remittance incom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ir share on other types of expenditure. This indicates that remittance is mainly spent on present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not investment expenditure.
Key words：rural migrant workers; remittance;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rural household survey data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向城镇地区的劳动力迁移，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劳动力迁移。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实行，使农户成为了他们边际劳动努力的剩余索取者，从而解决了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则而长期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1]与此同时，政府进行的价格改革，诱导农民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受非农产业活动更高报酬的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农村非农产业、小城镇甚至大中城市流动。[2][3][4]
由于存在各种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以及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实行就地转移，20世纪80年代前期，农业劳动力以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为主，主要是在乡镇企业中就业，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随着各种制度障碍的逐渐拆除，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农村劳动力开始外出前往城镇地区打工。到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户籍制度，适当放宽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限制。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也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了制度环境。在这种状况下，从农村前往城镇打工的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9年从农村外出到城镇地区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已经达到145亿人，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5]
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尚未进行实质性的改革，造成农民工在城镇中仅仅因为不具有城市本地户口，而在就业和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与城镇本地居民享受不同的待遇。[6][7][8]大多数农民工在非正规部门，或者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岗位，从事工作时间长和工资待遇低的工作，而且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
由此，大部分农民工在外出时，很难有条件和能力将其全部家庭成员从农村带到城镇，而只能是只身外出，或者仅与一部分家庭成员外出，而把其余家庭成员留在家乡。农村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使得农村土地的流转非常困难，更增加了举家迁移的困难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9年举家外出农民工为2966万人，仅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1/5。[5]
对于那些尚有部分家庭成员留在家乡的农民工而言，其与家乡之间保持密切联系，也就不足为怪。很多农民工会将其一部分收入寄回或带回家乡，用于其留在家乡的家庭成员的生活，或者农业生产。由此，农民工汇款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农民工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综述
学者们对农民工汇款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工汇款的数量和规模；二是影响农民工汇款行为和数量的因素；三是农民工汇款对缓解农村贫困的作用；四是农民工汇款主要用于农户哪些方面的消费；五是农民工汇款是否会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投资。
比较而言，有关农民工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影响的研究，相对少一些。这是因为，考察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掌握外出劳动力的信息，也需要对农户的收入和消费等状况进行深入了解。目前，大多数抽样调查是在迁移目的地对农民工进行调查，或者是对农户进行调查，因此，很多调查数据无法支持这方面的研究。以下我们将回顾有关这方面较为重要的几项研究。
外出农民工的汇款在农村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汇款支持和支撑着农民家庭和农村经济。汇款大部分用于家庭的日常消费支出，如举办类似城市的婚礼、生日宴会和装修房屋等。外出务工者的汇款对于支付其家庭的医疗费用，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9]
Zhu et al.（2009）发现，汇款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高于非迁移收入，以及农户的其他收入。补贴日常家用的汇款会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10]举家迁移的家庭比单独外出的家庭汇款的概率少约14％，并且汇款金额减少，同时补贴家用、抚养子女、建房和投资农业的意愿也会减弱，不过会增加汇款在赡养父母方面使用的概率。[11]
de Brauw and Rozelle（2008）发现，迁移和生产投资之间没有联系。贫困地区的迁移者主要将汇款用作当前消费，而非贫困地区的迁移者更多地将汇款用作消费型投资（例如，住房和其他耐用消费品）。[12]Zhu et al.（2011）的研究，也没有发现外出家庭成员的汇款与农业生产投资之间具有直接联系的证据。[13]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分析农民工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本文将要使用的农户调查数据，除了包含一般农户调查所涵盖的农户基本信息外，还对农户中外出家庭成员的基本特征、就业、收入和汇款等状况进行深入了解，为我们进行该项研究提供良好的数据支持。
随着中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农民工的外出和汇款行为，以及农民工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必定也随之发生变化。已有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使用的调查数据大多较老，有必要对这些状况进行更新。此外，本文将要使用的农户调查数据，是在江苏和安徽两省进行的。江苏省是中国沿海地区的发达省份，吸引了大量外省劳动力就业，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相对较少；而安徽则是地处中部地区的较为贫困的省份，很多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因此，比较外出农民工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在两省之间的差异，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本文将要使用的微观调查数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于2006年，在江苏和安徽省进行的农户调查数据（以下简称NCMS数据）。调查数据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包括农户的家庭层面的信息，例如家庭人口状况、劳动力配置、住房状况、消费与支出状况和农业生产状况等，还包括农户中每个家庭成员的详细信息，包括出生年月、性别、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工作状况、时间配置状况和收入状况等。本调查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调查不仅包含农户中常住家庭成员的信息，还包含所有外出家庭成员的信息。对于外出打工的家庭成员，还特别询问了其汇款状况。
调查的抽样方法如下：在安徽省，首先随机抽取20个县，然后在每个县随机抽取5个村，每个村调查10户（抽中村后，每个村中的被调查户不是随机抽取的，而是对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的10个记账户进行调查）。这样，安徽省调查的总户数为1000户。江苏省的抽样办法与安徽省完全相同。在江苏省，共调查了10个县，每个县调查了5个村，每个村调查10户（调查的同样为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的10个记账户）。这样，江苏省调查的总户数为500户。最后的有效样本为1499户。由于一些农户存在数据缺失，我们的分析最终使用的样本为1472户。其中江苏省为487户，安徽省为985户。
三、农民工汇款的基本状况
在考察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的影响前，有必要首先了解农村人口迁移和汇款的基本状况。江苏和安徽两省的经济状况存在很大差别。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农户调查数据，2006年，江苏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813元，安徽省仅为2969元，江苏省几乎为安徽省的两倍。[14]与江苏省良好的经济条件相伴随的，是丰富的就业机会，大量外省劳动力来到江苏省就业；而安徽省相对而言则是劳动力输出大省。江苏和安徽两省在农村人口迁移和汇款方面有着较大差异。
根据NCMS数据，江苏省358%的农户中有外出的家庭成员，安徽省的这一比例为518%。①①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农户家庭成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常住家庭成员，指过去一年中在家居住超过6个月的成员，一类是外出家庭成员，指过去一年中在外居住超过6个月的成员。在有外出家庭成员的农户中，江苏省平均每个农户有146个外出家庭成员，安徽省平均每个农户有161个外出家庭成员。由于并不是所有外出的家庭成员都会给家中汇款，因此收到汇款的农户比例低于有外出家庭成员的农户比例。江苏省223%的农户收到外出家庭成员的汇款，安徽省的这一比例为407%。在收到汇款的农户中，江苏省平均每个农户收到11384元汇款，安徽省平均每户收到9916元汇款（表1）。
农户收到汇款的状况在两省具有较大差异②②此处汇款是指所有农户（包括收到汇款和未收到汇款农户）人均收到的汇款，而不仅仅是指收到汇款的农户人均收到的汇款。。江苏省农户人均收到的汇款为777元，安徽省为1247元，江苏省远低于安徽省。江苏省汇款占人均纯收入的比例为86%，而安徽省的这一比例要高得多，达到316%。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比较收到汇款农户和未收到汇款农户的收入构成（表2）。为便于比较，我们将农户人均纯收入分为两部分：人均本地纯收入和人均汇款。其中，人均本地纯收入包括本地非农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以及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江苏省和安徽省的共同点是，收到汇款农户的人均本地纯收入低于未收到汇款农户；但收到汇款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高于未收到汇款农户。两省存在的差异是，对于收到汇款的农户而言，江苏省的人均汇款为4425元，远低于农户人均本地纯收入，占农户人均纯收入的39%；安徽省的人均汇款为3523元，远高于农户人均本地纯收入，占到农户人均纯收入的68%。
四、农民工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
上文描述了农户收到汇款的基本状况，那么农户在生活消费支出上，是否会将外出家庭成员的汇款与其他来源的收入同等对待呢？换句话说，收到汇款的农户和未收到汇款的农户，其生活消费支出是否存在差别呢？汇款对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有何影响？这是本部分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看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状况（表3）。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应当与其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如图1所示，江苏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远高于安徽省。与之相对应，江苏省农户年平均生活消费总支出达到22403元，为安徽省（13064元）的17倍。从生活消费支出构成看，在江苏省和安徽省，食品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为2842%和3683%，安徽省高出江苏省8个百分点。在江苏省，住房支出比例也达到了20%，而安徽省的住房支出比例仅为9%。
接下来，我们很自然地想到，那些收到汇款的农户和未收到汇款的农户，其生活消费支出数量及其构成是否存在差异？存在哪些方面的差异？表4列出了江苏省和安徽省收到汇款和未收到汇款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数量及构成。
从生活消费支出数量看，对江苏省和安徽省而言，收到汇款农户的各项生活消费支出基本都低于未收到汇款农户（只有安徽省的食品和衣着支出例外，收到汇款农户略高于未收到汇款农户）。从生活消费支出构成看，对江苏省而言，收到汇款农户的食品、衣着、交通通讯、文化娱乐及其他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高于未收到汇款农户，而教育、健康、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支出比例，低于收到汇款农户；对安徽省而言，收到汇款农户的健康、食品、衣着、交通通讯和文化娱乐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高于未收到汇款农户，而教育、住房、耐用消费品和其他支出比例，低于收到汇款农户。
江苏和安徽省的共同点是，收到汇款农户的食品、衣着、交通通讯和文化娱乐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高于未收到汇款农户，而教育、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支出比例，低于收到汇款农户。但仅从此信息，我们尚无法清楚地识别出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农户的人均生活消费水平、家庭规模、家庭人口结构、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户主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等因素，可能都会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造成影响。以下我们将尝试使用standard fractional logit model，分析农户生活消费支出构成的影响因素，并着重分析汇款的影响。
模型的因变量为农户各项生活消费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此处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共分为九类，分别进行回归。由于因变量介于0―1之间，使用standard fractional logit model，能够保证因变量的预测值也介于0―1之间。[16]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模型的设定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模型必须对所有生活消费支出都是合适的；第二，模型应该满足可加原则――所有生活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之和应该等于1。模型如下：
pexpih=αi+βiremith+γilnexphhhsizeh+λi(lnexphhhsizeh)2+ηilnhhsizeh+εiZh+uih（4）
其中，pexpih是指第h个农户的第i类生活消费支出在总生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remith是指第h个农户是否收到汇款，exph 是指第h个农户的总生活消费支出，hhsizeh是指第h个农户的家庭人口规模，Zh是指一组可能影响农户生活消费行为的农户特征变量，uih是随机误差项。模型中包含的自变量如下（表5）：
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7。在控制住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未收到汇款的农户相比，收到汇款的农户的食品和衣着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更高，而健康、住房和其他支出的比例更低，其他各项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在收到汇款和未收到汇款农户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可见，汇款主要被农户用作支付食品和衣着等当前生活消费支出，而不是住房等投资性消费支出。这与其他一些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Zhu et al.,2009)。[10]
从模型中其他变量的情况看，大部分符合我们的预期，而且我们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例如，家庭中6岁及以下儿童的比例越高，教育和住房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会更低，而健康和食品支出比例更高。家庭中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例越高，教育和衣着支出比例更低。这些结果都是符合常理的。此外，家庭16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高中或中专和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的比例越高，家庭教育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更高。这个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重视教育投资。如果户主为女性，家庭教育支出比例也更高。这与其他国家类似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De and Ratha, 2005; Guzmán, Marrison and Bjblom, 2007, etc）。[17][18]
由于江苏省与安徽省农户收到汇款的状况，以及生活消费支出状况都存在差异，我们还对江苏省与安徽省分别做了回归，考察两省汇款对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见表8、表9）。我们使用的模型与表7完全相同。表8、表9表明，在江苏省，与未收到汇款的农户相比，收到汇款农户的交通和通讯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更高，健康和耐用消费品支出比例更低；在安徽省，与未收到汇款的农户相比，收到汇款农户的食品、衣着和文化娱乐用品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更高，住房和其他支出的比例更低。关于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在此我们不进行详细讨论。
五、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NCMS数据，分析了农户中家庭成员的外出和汇款状况，以及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就农户家庭成员外出的情况而言，安徽省有外出家庭成员的农户比例和每户平均外出家庭成员数，都远远高于江苏省。
就汇款状况而言，江苏省和安徽省的共同点是，收到汇款农户的人均本地纯收入低于未收到汇款农户；但收到汇款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高于未收到汇款农户。两省存在的差异是，对于收到汇款的农户而言，江苏省的人均汇款远低于农户人均本地纯收入；安徽省的人均汇款远高于农户人均本地纯收入。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与未收到汇款的农户相比，收到汇款的农户食品和衣着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更高，而健康、住房和其他支出的比例更低，其他各项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在收到汇款和未收到汇款农户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可见，汇款主要被农户用作支付食品和衣着等当前生活消费支出，而不是住房等投资性消费支出。
在江苏省，与未收到汇款的农户相比，收到汇款农户的交通和通讯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更高，健康和耐用消费品支出比例更低；在安徽省，与未收到汇款的农户相比，收到汇款农户的食品、衣着和文化娱乐用品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更高，住房和其他支出的比例更低。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到的，农民工汇款已成为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从目前的状况看，汇款主要被农户用作支付食品和衣着等当前生活消费支出，而不是住房等投资性消费支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迁移的变化，农民工汇款在农户收入中的比例，以及其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值得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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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消费调查范文5
本次调查选取河北、吉林、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重庆、贵州、陕西和青岛 、厦门、成都等13个省市作为调查地点，样本量为15000个，有效样本为13948个。本次调查 采取了入户调查的方式，调查对象为家庭经济活动的主要决策人。在调查中，我们主要对农 民的基本消费状况、农村消费环境状况以及调查对象的个人及其家庭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较为 详尽的了解。
农民消费状况
要改善农民的消费状况，营造放心的农村消费环境，对农民当前的消费状况有一个详实 的了解是我们首先必须做的工作，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地面对各种问题 。
一、未来1年内农村家庭对部分耐用消费品的购买意愿较强
为了了解农村家庭对冰箱、电话、电风扇、自行车等12种耐用消费品的需求程度，我们 调查了他们在未来1年内对这些耐用消费品的购买意愿，结果显示：
冰箱、电话、洗衣机、运输车、照相机和农用机器的购买意愿排在前列。平均每百户农 村家庭中，计划1年内购买上述消费品的户数分别为13.6户、13.3户、9.9户、8.8户、8.6户 和8.5户。
二、未来3年内44.3％的农村家庭将把纯收入主要用于子女上学
当我们问及被访者“从现在起3年之内，除了用于吃、穿以及必要的农业投入以外，您 打算将家庭纯收入主要用于”我们所列出的“农业生产资料”、“家电”、“交通工具”、 “子女上学”等八个选项中的哪一项时，调查结果显示：回答子女上学的比例最高，为44.3 ％。其次是农业生产资料，其比例是19.0％；排在第三位的是建房装修，其比例是16.0％。 这表明教育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大部分被访者的认同。而回答将纯收入用于“旅游”的比例最 低，仅有0.9％，这表明农村家庭还没有进入谋图享受的生活阶段，大部分农村消费者还在 为谋求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而奋斗。详见图1。
1、从不同性别看，“女性”为主要决策人的家庭更倾向于将收入用于“子女上学”， 其比例为51.6％；而“男性”则是42.8％。但总体上来说，无论农户家庭的主要决策人是男 性还是女性，将纯收入用于“子女上学”都是最主要的选择。详见表1。
2、从不同文化程度看，“高中、职中”文化程度的被访者更倾向于将收入用于子女上 学，他们选择此项的百分比是52.2％。而“小学及以下”的文化程度的被访者回答“子女上 学”的比例最低，为34.0％。整体来看，学历越高，选择将纯收入用于“旅游”的比例越高 。在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方面，调查结果则显示：学历越低，选择“农业生产资料”的比 例越高。详见表2。
3、从不同年龄看，将纯收入用于子女上学同样是各年龄段被访者的主要选择。“0 －18岁”、“26－35岁”、“36－50岁”三个年龄段的被访者选择此项的比例较高，分别是 ：57.4％、50.8％、50.8％。“19－25岁”年龄段的被访者选择用于建房装修的比例也较高 ，为24.7％。在旅游选项上，19－25岁的青年人以及51岁以上的老年人选择此项的比例超过 了平均水平（0.9％），分别为2.0％和1.4％。在农业生产资料方面，51岁以上年龄段的被 访者回答的比例最高，为28.1％。整体来看，年龄越大，越希望将收入较为平均地分配到子 女上学、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建房装修这三项消费上。详见表3。
4、从不同家庭全年总收入看，子女上学仍然是最重要的消费领域，其中“10001－2000 0元”收入的家庭选择此项的比例最高，为47.9％；“0－3000元”和“50001元以上”的家 庭则选择此项的比例较低，分别是37.1％和38.0％。“3001元－10000元”以及“20001－50 000元”收入的家庭选择此项的比例基本相同，都在44％左右。整体来看，收入水平越低， 选择将收入用于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比例越高；收入水平越高，选择将纯收入用于购买交通 工具、建房装修、旅游的比例越高。详见表4。
三、59％的被访者估计3年后的生活会比现在好
当我们让被访者估计3年后的生活会怎么样时，调查结果显示：59％的被访者估计3年后 的生活状况会比现在“好一点”，19％的被访者回答和现在“差不多”，18％的被访者认为 比现在“好很多”，有4％的被访者觉得会比现在差，其中有1％的被访者估计会“差很多” 。这表明被访者尽管对未来生活的改善有一定的信心，但并非持有一个非常乐观的预期。
1、从不同性别看，整体而言，男性比女性要乐观。男性估计3年后的生活“好很多”和 “好一点”的比例之和为77.2％，女性为74.7％。估计3年后的生活比现在“稍微差点”和 “差很多”的女性比例则比男性比例高，女性为5.1％，男性为3.4％。
2、从不同文化程度来看，整体而言，学历越高越乐观。其中，中专或中师以上文 化程度的被访者估计3年后生活状况比现在“好很多”和”好一点”的比例之和为83.5％。 文化程度越低，越倾向于回答“差不多”。这表明被访者已经将受教育情况作为重要的人力 资本来看待，他们认为文化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生活走向。这也可以解释前面的另 一项调查结果，即大部分的被访者将“子女上学”作为家庭纯收入的主要支出项目。
3、从不同年龄段看，整体而言，年龄越小越乐观。其中，0－18岁年龄段的被访者估计 3年后生活状况会“好很多”和“好一点”的比例之和为86.2％。
4、从不同家庭全年总收入看，整体而言，收入越高越乐观。其中，收入在50001元以上 的农户估计3年后生活状况会“好很多”和“好一点”的比例之和为85.0％。
四、柴火和煤炭是农村家庭做饭和取暖的主要燃料，液化气成为了做饭的主要燃料之一
当我们问及被访者家庭“做饭”和“冬季取暖”所需燃料主要靠我们所列的“柴火”、 “煤炭”、“电”、“液化气”等六个选项中的哪一项时，调查结果显示：回答柴火和煤炭 的比例相对最高。值得注意的是，液化气在做饭时也已经被作为主要的燃料，27.8％的被调 查农村家庭主要使用液化气做饭，比例排在柴火和煤炭之后；而在取暖方面，主要燃料相对 单一，“煤炭”一枝独秀，其使用比例高达52.8％。详见图2、图3。
五、58.7％的被访者家庭参加了一种以上保险，其中人身意外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农村家庭消费的主要保险品种
当我们问及被访者他本人或其家人是否加入了“人身意外保险”、“医疗保险”、“财 产保险”、“人寿保险”或“养老保险”等险种时，调查结果显示：有58.7％的被访者回答 他本人或其家人参加了保险。其中人身意外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被访者家庭消费的主 要保险品种，购买这三种保险的比例分别是18.7％、14.5％和12.8％。详见图4。
1、从不同性别看，男性被访者回答“参加了”的比例要高出女性被访者回答“参加了 ”的比例7个百分点，男性回答“参加了”的比例是60.0％。
3、从不同年龄段看，各年龄段回答“参加了”保险的比例的差异并不大，其中19－25 岁年龄段的被访者回答“参加了”的比例最高，达到68.0％。
六、超过3/4的被访者对医疗效果及医护人员的态度表示满意
当我们让被访者对“医疗效果”以及“医护人员的态度”分别进行评价时，调查结果显 示：对医疗效果，78.3％的被访者感到满意；对医护人员的态度，77.4％的被访者对医生和 护士的态度表示满意。
此外，我们还了解了被访者是否发生过医患纠纷，以及发生了纠纷后是如何处理的等问 题，调查结果显示：在是否发生过医患纠纷方面，91.0％的被访者没有发生过医患纠纷，仅 有9.0％的被访者曾遇到过医患纠纷；对于发生医患纠纷后的处理方式，34.4％的被访者回 答“通过机构解决”，19.4％的被访者回答“自己处理”，15.6％的被访者回答“忍了算了 ”。详见图5。
2、从不同文化程度看，文化程度低的被访者更倾向于参加保险，其中小学及以下文化 程度的回答“参加了”保险的比例为68.4％。
4、从不同家庭全年总收入看，收入越低，回答“参加了”的比例越高。其中，0－3000 元年收入段家庭的被访者回答“参加了”的比例高达76.8％。
七、88％的被访者感到上学方便，77％的被访者对教育质量表示满意
当我们问及被访者“上学是否方便”、“对教育质量是否满意”时，调查结果显示：88 ％的被访者反映上学方便，77％的被访者对目前的教育质量表示满意。下面我们对“教育质 量”的满意情况分析如下：
1、从不同性别看，被访者对目前“教育质量”的满意程度没有显著差异。
3、从不同年龄段看，不同年龄的被访者对教育质量的满意程度差异不大，其中0－18岁 年龄段的被访者对教育质量的满意程度最高，达到80.4％。
八、产品质量是被访者在购买消费品时考虑最多的因素
“价格”、“质量”、“功能实用”、“使用方便”等是农村消费者在购买农药、种子 、化肥、农膜等消费品时经常考虑的因素，当我们询问被访者购买这些消费品时考虑最多的 因素是哪一个时，调查结果显示：被访者在购买这些消费品时考虑最多的因素是“质量”， 尤其是购买农药、种子、化肥、农膜和食品时更加重视质量问题，其比例依次为78.7％、86 .1％、77.6％、73.6％和72.1％。其中，对种子、农药、化肥这三种消费品质量的重视程度 排在前三位。“价格”是被访者在购买上述消费品时第二重视的因素。“功能实用”是第三 重视的因素。这反映出，在农村消费者消费过程中，质量问题是他们最大的困扰，他们尤其 希望那些对生产有重大影响的消费品有完全信得过的质量。详见表18。
2、从不同文化程度看，中专或中师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访者对教育质量的满意程度更高 ，其比例为80.5％。
4、从不同家庭全年总收入看，不同家庭年收入的被访者对教育质量的满意程度的差异 也不大，相比较而言，处于中间收入层的有相对高的满意度，其中年收入在20001－50000元 段的被访者的满意程度最高，其比例为80.4％。
农村消费环境状况
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的不断进步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就必须为农村建设的 主力军――农村消费者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这不但关乎农民的利益、同样关乎 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
一、有68.6％的被访者对购买日用消费品的方便程度表示满意，62.8％的被访者对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方便程度表示满意
当我们让被访者对“购买日用消费品方便程度”进行评价时，调查结果显示：33.0％的 被访者对购买日用消费品的方便程度表示“最满意”，有35.6％的被访者表示“比较满意” 。详见图6。
当我们让被访者对“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方便程度”进行评价时，调查结果显示：27.5％ 的被访者对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方便程度表示“最满意”，有35.3％的被访者表示“比较满 意”。详见图7。
二、分别有49.7％和57.5％的被访者对商场/商店供应货物的质量和品种表示满意
当我们让被访者对“商场/商店供应货物的质量和品种”等分别进行评价时，调查结果 显示：18.2％的被访者对商场/商店供应的货物的质量表示“最满意”，有31.5％的被访者 表示“比较满意”。对于商场/商店供应的货物品种，有22.7％的被访者表示 “最满意”， 有34.8％的被访者表示“比较满意”。详见图8。
三、半数以上的被访者对用水、供电、邮政和农村市场管理作出了积极评价
当我们让被访者对“用水、供电、邮政和农村市场管理”等进行评价时，调查结果显示 ：对供电情况表示“最满意”的被访者比例最高，达到31.5％；其次是用水和邮政，它们的 比例分别是29.3％和25.4％。对农村市场管理状况表示“最不满意”的被访者比例最高，达 到7.2％。 详见表19。
四、对家电维修的方便程度、农业科技知识宣传、电视信号和银行或信用社贷款方便程度给予积极评价的被访者不足半数
当我们让被访者对“家电维修的方便程度、农业科技知识宣传、电视信号、银行或信用 社贷款的方便程度”等分别进行评价时，调查结果显示：三成被访者对家电维修的方便程度 、农业科技知识宣传、电视信号和银行或信用社贷款的方便程度四个项目给予的“一般”的 评价。有13.2％的被访者对银行或信用社贷款的方便程度项目给出了“最不满意”的评价。 家电维修和电视信号是“最满意”评价中比例较高的项目，也分别仅有18.4％和18.2％。详 见表20。
五、42.3％的被访者对家庭收入增加程度表示满意
当我们让被访者对“家庭收入增加程度”进行评价时，调查结果显示：42.3％的被访者 对家庭收入增加程度回答“最满意”或“比较满意”。有18.0％的被访者对家庭收入增加程 度回答“最不满意”或“不满意”。
1、从不同性别看，男女两性的评价较为一致，分别有40.2％的男性被访者和37.0％的 女性被访者对其给予了“一般”评价。详见表21。
2、从不同文化程度看，文化程度越高，满意评价（包含“最满意”和“比较满意”） 的比例越高。其中，中专或中师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访者给予满意评价的比例是53.4％。这表 明人力资本已经在增加家庭收入的各因素中占到了一个较为重要的地位。
3、从不同年龄段看，各年龄段的被访者在此项上有着较为一致的评价，四成被访者回 答“一般”。
4、从不同家庭全年总收入来看，收入越高，满意评价的比例越高。其中，收入在50001 元以上的被访者满意评价的比例为66.1％。
六、有87.5％的被访者主要通过电视来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
当我们问及被访者“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主要通过哪一个渠道时，调查结果显示：“ 电视”是被访者了解外界发生的事情的主要渠道，有87.5％的被访者选择了此项。其次是“ 与本村人交谈”，其比例为4.2％。详见图9。
1、从不同性别看，男女两性在此项上的回答上没有显著差异，男性选择电视的比例为8 7.5％，女性为86.6％。
2、从不同文化程度看，电视仍然是各文化程度的被访者最主要的了解外面的事情的主 要渠道，他们在此项上的选择没有显著的差异。而文化程度越高的被访者借助“报刊/杂志/ 书籍”来了解外界事情的比例也越高，其中中专或中师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访者在报刊/杂志/ 书籍项上比例最高，为5.8％。详见表26。
3、从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家庭全年总收入看，电视仍然是被访者了解外面的事 情的主要方式。不同年龄段的被访者之间的选择比例没有显著差异。而低收入家庭在此项上 的相对较低的比例主要是受是否拥有电视这一因素影响，而并非是此类被访者更多地选择其 他方式。详见表27、表28。
七、55.1％的被访者关注日常生活消费品
当我们问及对于“日常生活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被访者更关注哪个时，调查 结果显示：55.1％的被访者回答更关注日常生活消费品，而回答生产资料问题的比例为44.9 ％。
1、从不同性别看，女性对日常生活消费品的关注程度更高，其比例达到了63.5％，而 男性为53.7％，性别差异较为显著。
2、从不同文化程度看，文化程度越高，则对日常生活消费品的关注程度也越高，其中 “中专或中师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访者选择此项的比例为75.9％，而“小学及以下”的被访 者选择此项的比例为49.1％，有着显著的差异。相应的，文化程度低的被访者更关注农业生 产资料，其中“小学及以下”的被访者选择此项的比例为50.9％，而中专或中师以上的被访 者选择此项的比例为24.1％。
3、从不同年龄段看，19－25岁年龄段的被访者更关注日常生活消费品，他们回答此项 的比例是各年龄段中最高的，为62.4％。其次是0－18岁年龄段，其比例为60.0％。
4、从不同家庭全年总收入看，收入越高，越关注日常生活消费品。其中，年收入在500 01元以上的被访者回答此项的比例为76.6％。
八、有52.1％的被访者认为产品质量问题是当前最严重的问题
当我们问及被访者在“产品质量问题”、“服务问题”、“价格问题”、“缺斤少两问 题”等七个问题中，哪个问题当前最严重时，调查结果显示：52.1％的被访者回答“产品质 量问题”是当前最严重的消费问题。其次是“假冒伪劣问题”和“价格问题”，回答这两项 的比例分别是23.0％和7.6％。详见表33。
1、从不同性别看，男女两性的看法差异不大，他们都以产品质量问题为最严重的 消费问题，其中男性选择此项的比例为52.4％，女性为50.6％。
2、从不同文化程度看，产品质量问题仍然是各层次文化程度的被访者普遍重视的消费 问题。而文化程度越高选择服务问题的比例也越高，其中中专或中师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访者 选择服务问题的比例最高，为10.2％。
九、种子、农药、食品被认为是存在问题最多的领域
当我们列举了“农药”、“种子”、“化肥”、“农机”等十七个行业领域，让被访者 评价哪个领域存在问题最多时，调查结果显示：“种子”、“农药”、“食品”被认为是存 在问题最多的行业领域。其中，有22.9％的被访者认为种子存在的问题最多，有16.1％的被 访者认为农药存在的问题最多，有15.6％的被访者认为食品存在的问题最多。详见图10。
1、从不同文化程度看，文化程度低的被访者对种子和农药的关注程度更高。
其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被访者在农药和种子上的选择比例是17.5％和24.7％；而中 专或中师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访者在这两项上的选择比例则为9.4％和13.6％。详见附表1。
2、从不同年龄段看，0－18岁和51岁以上年龄段的被访者选择农药的比例较高，分别是 22.4％和18.2％。而年龄越大，选择种子的比例则越高，其中51岁以上年龄段的被访者选择 此项的比例为24.7％，0－18对年龄段的被访者选择此项的比例仅为14.9％。详见附表2。
十、七成以上的被访者知道在发生消费权益争议时通过“与经营者协调和解”或“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两种途径来解决问题
我们列举了《消法》中确定的解决消费者权益争议的五种途径，并询问被访者是否了解时， 调查结果显示：分别有75.1％和72.7％的被访者知道“与经营者协调和解”和“请求消费者 协会调解”这两种途径。知道“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这一途径 的被访者比例最低，仅有6.1％。详见表36。
对“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这一途径来说：
1、从不同年龄段看，不同年龄段的被访者对这一途径的知晓程度的差异并不明显，其 中19－25岁年龄段的被访者选择知道的比例最高，为75.3％；0－18岁选择知道的比例最低 ，为72.1％，它们之间的差距较小。
2、从家庭全年总收入来看，相对而言，收入越高，对此的知晓程度也越高。但在10001 元以上的家庭总收入被访者之间，这种差异并不明显。
十一、有41.9％被访者在消费过程中受到损害时选择与经营者协商解决
当我们问及被访者“在发生消费权益争议时，一般采取何种措施”时，调查结果显示： 有41.9％被访者在消费过程中受到损害时选择与经营者协商解决。回答“忍了算了”的比例 是21.2％，排在第三位的选项是“请求消协调解”，其比例为20.3％。详见38。
十二、有83.3％的被访者知道“3月15日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当我们问及被访者是否知晓3月15日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时，调查结果显示：有83. 3％的被访者回答“知道“。
1、从不同性别看，男女两性被访者对此的知晓程度没有显著差异。男性的知晓程度略 高于女性，分别为83.7％和80.1％。详见40。
结束语
我国的农业人口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农村消费是国内消费的重头戏，只有提 高农村消费，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才有可能全面启动内需，也才可能实现小康社会。
在新世纪，在我们已经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农村消费，如何改善农村消费环 境已经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我会开展的这次调查虽然没能给出答案，但却使我们掌握 了大量有关农村消费和农村消费环境状况的数据和事实以及最新的变化。这无疑将有助于社 会各界共同努力探索提高农村消费，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的途径。
从调查中我们得知，教育消费已经成为农村居民的主要支出项目，四成以上的农户家庭 预计将其收入用于子女上学。保险产品成为农村消费中一个较为新的消费热点。而在消费过 程中，产品质量则始终是农村消费者最重视的因素。可喜的是，农村消费者已经培养起了较 好的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意识，80％以上的农村消费者已经知道“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79％左右的农村消费者在遇到损害时会向相关的部门反映并会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虽 然如此，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加强维护消费权益的宣传和教育，以便使农村消费者可以采取更 多样的措施来维护自身权益。
家庭消费调查范文6
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访者认可目前的生活状况，其中，有四成以上的被访者表示满意，只有不到一成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见图1）。
■ 就业、收入显受影响，收入预期相对保守
就业、收入显受影响
劳动力需求减少是经济危机的一个直接后果，劳动力市场的调整一方面体现在劳动就业者数量的调整，另一方面体现在劳动工资的调整。据相关研究，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的失业率由1997年7月的2%升至1999年4月的8%；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与工资水平大幅下降相伴的是，大量的劳动力进入工资水平较低的非正式部门就业。朝阳区专题调查结果显示，78%的受访者表示经济危机对自己及家人就业和收入有影响，其中，13%的受访者认为影响很大，36%的受访者认为有一定影响。
危机对就业、收入的影响有多方面的表现，调查显示，43%的受访者表示经济危机使其心理压力增大；33%的受访者表示找工作的难度加大；26%的受访者表示经济危机使福利水平降低；21%的受访者表示经济危机使年终奖金降低（见图2）。
收入预期较为保守
经济的放缓在让居民备感生活工作压力的同时，也使居民对收入的预期变得相对保守。调查显示，对于2008年家庭收入的预期，46%的受访者认为收入将持平，17%的受访者认为家庭收入将比2007年有所减少；只有37%的受访者认为2008年自己家庭收入会比2007年增加。
■ 谨慎消费，预期不确定性大
消费多谨慎，储蓄意愿强
居民消费的形成和变动主要是消费者根据自身的经济收入和消费偏好自主选择的结果。在当前形势下，采取谨慎的消费策略是城市居民家庭应对危机的普遍做法。调查显示，对于目前商场超市较多的促销活动，82%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因为促销活动调整日常开支，其中，52%的受访者表示考虑到经济不景气还会适当节省开支减少消费。仅有18%的受访者表示商品便宜了应该趁机多买点儿。
与谨慎消费相对的是居民储蓄意愿的增强。84%的受访者表示在当前形势下会选择把钱放在银行里；只有8%的受访者表示会把钱取出来进行消费。
消费预期不确定性大
由于未来经济情况在短期内不明朗，居民对未来的消费预期不确定性较大。调查显示，40%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准自己家庭2009年的预期消费将如何变化，21%受访者预期其2009年的消费将比2008年增加，21%的受访者预期2009年消费不变；18%的受访者预期2009年消费将减少。
在影响预期消费的诸多原因中，物价较高，医疗、养老、子女教育压力大，以及攒钱以备不时之需是最主要的三类因素。此外，预期收入降低、购房压力大也是影响城市居民家庭预期消费的重要原因（见图3）。
缩减开支，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首当其冲
居民消费结构在经济危机下也发生变动。调查显示，35%的受访者表示，如果缩减开支，首先会减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此外，教育文化娱乐服务、衣着、其他商品及服务支出也成为许多受访者首先缩减开支的项目（见图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