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底蕴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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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底蕴范文1

一、大型歌舞剧《徽韵》

为了让每一位来到我们黄山的旅客都能更好地更全面地了解黄山,认识徽州,在安徽省宣传部和黄山市人民政府的倾力支持下,黄山茶博园公司斥资1亿元人民币精心打造了安徽省唯一一台大型多媒体现代歌舞《徽韵》,在你登临黄山之后或者还没有登临黄山之前,尝试着为你解读徽州文化形成的缘由。黄山香茗大剧院为《徽韵》量身定做,为了供《徽韵》演出而兴建的香茗大剧院,位于黄山市西区。斥资7000多万元打造的香茗大剧院,是一座具有一流硬件及装潢的现代化大型剧院,达8000平方米,有1500个普通坐席,22个贵宾坐席,工程设计者及建设者均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及顶尖技术,建设周期近2年。其中有国际最先进的高清晰全彩LED,高8米,长22米,面积176平方米,在国内无可匹敌,堪称一绝。剧场舞台是由五组能多方位立体移动的升降台组成,有多个表演区,采用了世界先进的5.1声道环绕立体音箱,魔幻灯阵,雨帘系统,雾升系统,进口的激光灯,移动的立体景架,大型实景瀑布台以及水中升降月亮等等顶尖高科技舞台技术装备。世界顶尖的舞台设备和技术,强大的专业演员的阵容,美轮美奂的服装道具,著名大导演段建平先生的得意力作《徽韵》已经成为可以代表安徽的“文化名片”,将秀出一个新黄山给世界看。

二、《徽韵》的艺术特征

(一)音乐与舞蹈的完美结合

在第一幕《四季黄山》中,每一位参加演出的演员都穿着五彩斑斓、代表四个季节的服装,时而在森林,时而在山谷,时而在田间,时而在云雾中。整幕以轻音乐为主,轻快柔和,再加之舞蹈演员穿着典型象征意义的服装翩翩起舞,很自然地向我们展彰显地方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以大型歌舞剧《徽韵》艺术特征的研究为例史一丰,吴芮(黄山学院,安徽黄山245000)摘要:大型歌舞剧《徽韵》立足黄山特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用其独特的艺术特征表现了徽州文现出了黄山四季的变化特点,牵引观众置身于四季中一般。同时,我们感受到了春天的万物复苏、春意昂然,夏天的骄阳似火,秋天的款款落叶,冬天的白雪皑皑,这一切都被呈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乐在其中,享受其中。

(二)舞蹈、杂技与戏曲表演融为一体

第二幕《天上人间》以舞蹈、杂技为主,再融合戏曲表演,选题是以安徽安庆的黄梅戏为基调,变奏的《天仙配》的黄梅戏曲调穿插其间。同时又加入诸多的流行因素,在不失原味的基础上使其更加生动。七仙女下凡和在凡间突然消失,采用声、光、电技术下的杂技表演。而黄梅戏语言以安庆地方语言为基础———唱词结构在整体戏中多为七字句或十字句式。七字句大多是二、二、三结构,十字句大多为三、三、四结构。怕观众听不懂,加入的元素就含有口音的变化,于是便使用了接近普通话的安庆官话唱念。这样一来,更便于大众所接受。

(三)用徽州原生态民歌来宣扬徽州女人

“妇道人家实可怜,说起苦处实难言……妇人在家能帮助,鞋夹脚小也种田。”一首黟县民歌《妇道人家实可怜》唱出了古徽州女人的真实生活。古代徽州,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女性都要裹小脚。男人们很早就出外经商,有“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说法。徽州女人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公婆和孩子,还要干农活。在《徽韵》第三幕中,一开场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妇女背着孩子在田间劳动;太阳西下,她带着孩子回到家中,生起炉灶做晚饭,待安顿好公婆吃好晚饭休息后,才带着孩子回到房间,望着油灯思念远在他乡的丈夫。每当演到这一刻,全场观众都为之而感动。歌唱演员用美声唱法和戏曲相结合的演唱方法,生动地表现了受封建宗法制度制约下的徽州女人“三从四德”的生活。我们从徽州民歌中看到了徽州妇女的勤劳勇敢和善良聪慧。徽州女人除了经受精神的折磨,还饱受肉体的摧残,因为一切封建腐朽的东西都要强加在她们身上。这些民歌告诉我们,历代徽州妇女并没有被深重的苦难所击倒,而是顽强地挑起生活的重担,以她们的勤劳和智慧支撑起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乃至一个社会,维系了家庭乃至社会的繁衍生息。

(四)通过情景再现的表现手段来展现

“徽班”进京的历史徽州文化是戏曲艺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自从明代中叶以后,各种戏曲声腔曾在这里流传,各类大小戏班也曾在这里演出。徽州戏曲家和评论家不断地创作戏曲作品,总结艺术规律;徽州商人以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和推动着戏曲艺术的传播和发展;徽州乡民对戏剧特别嗜好,促进了徽州戏曲艺术的发展。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为给乾隆皇帝祝寿,四大徽剧戏班相继进京演出。第四幕开场是金碧辉煌的皇宫,太监大喊:“皇上驾到!”黄钟大吕,灯火辉煌,宫娥大臣,跪拜迎驾。太监:“启奏皇上,徽班进京,给皇上祝寿来了!”皇上:“宣!”这一短小的情景剧把观众的记忆带回了那个时代。接着是本地的几位京剧名家相继演唱《空城计》、《铡美案》等选段,声音高亢嘹亮,韵味十足。足以想象徽剧的博采众长,以及之后与西皮、二黄相结合所诞生的京剧的深远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魅力。

(五)用具有流行韵味的戏曲联唱“刮”起皖风徽韵

花鼓灯是流行于安徽淮河两岸的怀远、蚌埠、凤台、凤阳及河南等地区的民间歌舞。它是表现劳动人民载歌载舞欢度佳节,庆祝五谷丰登的民间艺术;有时,花鼓灯演出还与求雨、还愿等宗教活动紧密联系。融歌舞乐戏于一体的花鼓灯,以其粗犷、朴实、热烈、细腻的特点,深受淮河两岸人民喜爱。黄梅戏主要流传于安徽安庆一带,原名“黄梅采茶调”,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在《徽韵》第五幕中,歌唱演员用现代流行歌曲的演唱风格,用联唱的表演形式演唱了花鼓灯、黄梅戏、凤阳花鼓等安徽地方特有的民间戏曲音乐。音乐节奏强烈,演员随歌起舞,把传统的艺术形式表现得如此具有现代意味,给人以一种清新的感觉。观众通过这一幕的表演可以通俗易懂地领略到安徽这块土地流传着的美好的音乐旋律。

三、《徽韵》的艺术价值

通过打造大型歌舞剧《徽韵》,让我们重新感悟地方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引发对全球化大背景下如何发展地方文化的再思索。这种开掘地方文化、重构当代舞蹈语汇、弥补歌舞艺术空白的文化表现形式和艺术创作,具有无法用言语体现的深层意义和卓越的审美价值。此外,我们从消费文化的角度去审视《徽韵》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当今的中国文化已突显出当代文化的显著特征,消费和文化的平面化早已成为令人关注的文化现象。从精神意趣上看,休闲生活又凸现于消费文化之中,城市的快节奏与高效率,使人们“越来越重视休闲的价值”,更多地投入到艺术休闲生活中。依仗黄山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契机,《徽韵》的打造借助舞台、借助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激活了当下文化消费市场。正如导演段建平所认为的,有价值的艺术作品也要有商业价值。基于这一点,他挖掘出徽州地方文化的艺术魅力这一价值资源,借助市场、自己营销、包装、推广,对地方文化资源进行了产业运作,以“纯粹的商业”养活了“纯粹的艺术”。

四、《徽韵》的美学意义和社会价值

《徽韵》是一部展现徽州风情的歌舞史诗,是黄山市标志性旅游演出。或许此时的你已经登过黄山,但四季变化中的黄山如何灵动?云雨雪舞中的仙子又是何等绝美?你可能未曾见过,《徽韵》将带你走进黄山深处。又或许此时的你可能已经感受了徽州文化的气息,但这浓浓的徽文化背后,到底蕴藏着什么而被人们称之为博大精深?你也可能未曾知道。《徽韵》尝试着为你解读一些藏在深处的原因。徽州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它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徽韵》深入挖掘了地方传统文化,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按照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特点和要求,用现代科学和形式对其进行加工、提升、创新,赋予传统文化时代精神和形式,使其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并将文化融入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形成产业化,带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地方文化与社会、经济的良性互动,走出了一条“开发、创新地方文化,以地方文化产业化促进地方经济现代化”的特色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适应了全球化背景下,地方发展既要现代化,又要保持地方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特性的要求,对周边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借鉴意义。

中华文化的底蕴范文2

一、国有资产管理“三层次”体制,产生人道德风险在所难免

国有企业委托关系由全民――中央政府――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企业――职工这五个层次构成,政府作为全民资产的实际受托人,代表全民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权利。但由于中央政府受到信息条件和控制能力的限制,不可能直接监管所有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只能将国有资产委托授权各职能部门管理,由各职能部门委托企业从事实际的生产经营。这样一种长距离、多层级的委托链条,扩大了信息的不对称性,增加了经营的不确定性和契约的不完全性,加大了人的道德风险。

1、在中央政府与各级政府职能管理部门第一层级的委托关系中,存在着政府管理部门的道德风险。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实现整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各级政府管理部门虽然名义上是政府的一个机构,但实际上,它既然受托管理经济事务,也就具有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面。特别是当中央政府还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约束,也无法对其管理的努力程度进行合理度量时,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必然会利用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便利条件隐蔽自己的行为,以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2、在各级职能部门与国企经营者第二层级的委托关系中,存在着国企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各级职能部门作为国有资产的实际管理机构,实际上也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而且一般情况下,它同时管理着多个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这样一来,他们只能通过所观察到的经营结果来推测企业经营者的行动,这时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企业经营者自然有机会做出有损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3、在企业经营者与职工第三层级的委托关系中,存在着职工的道德风险。国有企业创造的新增价值可分为三部分:上缴利税、企业留利、职工所得。虽然从法律上讲,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但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每个工人对政府收入和支出的财产权和决策权几乎没有,而对企业留利的支配权也是极其有限的,职工只有对分配到手中的工资、奖金才具有完全的产权和支配权。因此,职工作为“经济人”会有希望自己拥有的那部分财产最大化倾向,即当利润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时,企业留利越多越好;当留利在企业与职工之间进行分配时,个人所得越多越好。因此,在国家与企业间利润分配的过程中,职工极有可能配合企业经营者隐藏整个企业的行动信息,即职工与经营者合谋,共同损害国家利益,以及无人维护国有资产的利益。

二、企业文化有助于降低道德风险

1981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泰伦斯.狄尔和麦肯齐咨询公司顾问爱伦.肯尼迪合著的《企业文化》一书开始了正式的企业文化研究。二十多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企业文化的内涵也不断丰富,一般来说,企业文化是指“一个成功企业所具备的、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理念,它包括企业环境、英雄人物、日常行为准则、信息传播网络、道德价值观念等要素,其中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企业文化建设的主题是以人为本,是从传统的权威管理到道德管理。在制度管理和权威管理的基础上,追求道德管理是现代管理中更高层次的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命的基础,行动的准则,成功的核心。一般来说,企业文化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作用:第一,导向作用。即把企业员工引导到确定的目标上来;第二,约束作用。即成文的或约定俗成的厂规厂风对每个员工的思想、行为都起很大的约束作用;第三,凝聚作用。即用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信念使整个企业上下团结;第四,融合作用。即对员工潜移默化,使之自然地融合到群体中去;第五,辐射作用。指企业文化不但对本企业,还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就企业经营状况、经营者努力程度等与企业相关的所有信息的占有上,委托人处于劣势,人处于优势,人的行动不能直接被委托人观察到。而且人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常常不一致,从而导致人不以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道德风险。试想一下,如果人就是委托人本身,这样就不存在目标函数不一致的问题,人会不计较辛劳地为委托人工作,而不需要任何激励措施,因为人就是委托人本身。优秀企业文化在此的作用就在于它可以尽可能使两者利益趋同,降低国有资产管理中的道德风险。因为,首先企业文化作为新的管理理论,有利于形成企业整体运行的价值观。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发展的深层动因,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一个组织和企业的基本概念和信念。对国有企业来说,其核心任务是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谋求生存,为消费者提供适用的产品和服务,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价值观的确立为企业及其员工的行为准则界定了成功和追求的目标。这样即使没有相应的利益激励和严格的监督体系,企业员工也能自律,因为在优秀的企业文化下,员工和企业共呼吸同命运。其次,企业文化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培养合作意识。企业文化的构成,包括思想文化、技术文化、管理文化和品质文化,这些文化的相互作用整合,一方面促进整个员工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共同文化的熏陶,形成共同的意识和行为导向,保持和维护了团结、协作、融洽的员工关系,客观上加强了团结奋斗、共同创业、整体发展的效能。总之企业文化中国有资产管理中的作用就在于它可以不通过物质利益的激励和严格的监督而促使委托人与人的利益函数尽可能趋向一致,从而降低道德风险。

三、运用企业文化降低国有资产管理道德风险

诚然在企业委托人和人已经明确的前提下,制度约束和利益激励对委托人如何有效激励人是十分有效的,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存在,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分完善的,利益激励的作用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存在于第一层级的委托关系中的政府管理部门道德风险,它是委托链太长,产权不明晰,委托人人的责、权、利不明确所导致的,需要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模式的逐步完善才可以逐渐降低。因此,要从根本上克服国有企业道德风险,除了制度完善与利益激励外,还必须发挥企业文化的强大潜在的功能,健全的企业伦理和企业家精神,提高国有企业经营者、员工的忠诚心和责任意识, 使他们形成一种良好的内在的自律机制和激励机制,自觉地克服“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尽责尽力做好国有企业的工作。

中华文化的底蕴范文3

关键词:汉英翻译 再现 文化底蕴 中国英语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是文化的载体(carrier), 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约定俗成的。一种语言本身就传承着一种文化。每一种语言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各种语言都有其共性(universalism),而更重要的在于其植根于各自独特文化的个性,反映出使用该语言的国家和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所特有的文化现象。从自然语言(natural semantic metal-language)发展而来的众多语言实质上是构成了一个文化网络,其中每条路径的延伸都体现着其独特文化的发展,两条路径的交叉点则体现了两种文化的共性。汉语亦然,这一条路径似乎比其他路径更长、更宽,这与中国数年的文明和博大精深的文化是分不开的。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的光芒在洒向四面八方,同时中国文化也在吸收其他文化精髓中逐渐发展。特别是跨文化交际这门学科产生以来,汉语文化的国际化趋势就愈发强烈。汉英翻译的迅速发展正可谓是顺应了这一时代趋势。然而,汉英翻译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怎样把有着丰富文化底蕴的汉语准确地转化为英语。下面将就此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中国英语与文化底蕴

自从严复先生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以后,对翻译标准的争论就从未停息过,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翻译难,而要作好翻译就更难。但翻译之所以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有很大的外在限制的创造性活动,也可以称之为再创造。既要照顾原文作者,又要照顾译文读者,故说他是一仆二主,其难处可想而知。如何照顾好这两位主人,这正好为翻译的有效性(Validity OF Translation),所要讨论的问题。汉英翻译亦然。如何准确地传递中国文化,又如何使英语读者准确地接受,这无疑是汉英翻译工作者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如何将如此丰富的文化底蕴传递给英语读者是一大难题。而且在汉英翻译的过程中有的我们也能在英语中找到对等的表达方法,但也只能讲是基本对等,而有的连基本对等的句子也找不到,这就更增加了汉英翻译的难度。鉴于此,葛规先生在1980年提出了“中国英语”(Chinese-English),我们所谓的中式英语(Chinglish)或洋泾浜英语只把英语单词和汉语语法简单相加,并不考虑其民族文化心理等问题。而中国英语则是以标准英语(Criterion English)为核心,在不违反英汉语用规则及民族文化习俗的前提下,用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中的独有事物。

在汉英翻译过程中,有些东西确实找不到对应表达(equivalent),甚至连基本对应表达也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牵强附会地翻译,把本身丰富的文化底蕴搞得非牛非马,而应该大胆地使用中国英语。甚至,就是对一些可勉强找到基本对应表达法的句子,我们也弃之不用,而用中国英语来更加准确地传递中国文化,使我们的文化即使西传也不要打上西化的烙印,而应该大量保持中国文化的原汁原味。

二、汉译英时,中国古诗词的文化底蕴再现

中国古诗词文字精练、言简意赅、内涵丰富,在英翻译中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汉语重意合(parataxis),而英重形合(hypo taxis),汉语里的每一个句子,可以在英语里找到多个表达形式。然而,翻译的最佳效果就是形式与原文(source text)完全统一,故是相当困难的。且从符号学(semiotics)的角度讲,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涉及到词汇的理据性(motivation)问题,而在翻译汉语古诗词时,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得更加重要,但有时二者很难并兼。总体来说,传递诗人的思想应居第一位,如果只是牵强附会地照顾了形式而不能准确地传达思想内涵也是得不偿失的。我们试比较对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两种翻译:

《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翁显良先生翻译如下:

Crows hovering over rugged old trees wed

Wish, rotten vine-the day is about done

Yonder is a ting bridge over a sparkling stream

And on the far bank, a pretty little village

But the traveler has to go on down the

Ancient road, the west wind

Moaning, his bony horse groaning, trudging

Towards the sinking sun

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 home

金惠康先生翻译如下:

Withered vines, old trees and crows at dusk

Little bridge, meandering waters and cottage

With the sun setting in the west

中华文化的底蕴范文4

【关键词】地域文化;滨水景观;应用

1、前言

将地域文化融入景观设计,不仅可以增加景观的艺术性,还可以提高历史性、文化性,使景观设计更具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民族大融合的环境中,我国历史文化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也是对历史文化、民族特色的一种传承, 同时还可以形成具有时代特色、地域特色的一道风景,使城市景观更具内涵。滨水景观也是城市生态文化的一种表达形式,加入地域文化特色,可以使城市更富魅力,在给城市居民带来良好的归属感的同时,还可以使城市更具旅游价值。

2、地域文化与滨水景观

2.1 滨水景观的概念

滨水景观是指,在城市的海湖、江河、溪流等水域沿岸,所建设的一些兼具使用功能与观赏价值的景观设计。这种滨水景观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民居建筑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它不仅体现着城市的文化,还体现出对生态文明、自然规律的一种尊重,不仅丰富了城市空间,还展现着文化内涵。

2.2 地域文化的概念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具有独特之处的环境,是特定的民族风俗习惯、生态文明的一种表现,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文化氛围都有着一定的差异。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人们的交流方式、生活习惯、风俗礼仪都有着一定的差异,每种地域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地域文化通常表现为多种形式,语言表达的不同、的差异、民居建筑格局特色、饮食习惯的区别等。

2.3 滨水景观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水是生命之源,人之生存与水密不可分,水的灵性是城市文化的一种表达。滨水景观与形成一种映衬,滨水景观与城市的地域文化是一种表面与内在的关系。城市的滨水区域与水相邻,与自然相连通,通常是城市的水上交通的代表,是城市文化积淀的反映。滨水景观是地域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化地域文化之无形为有形,反映着城市的文化底蕴。地域文化的形成不仅仅在与内部的变迁,还有来自外部的影响,因此滨水景观的设计同样会反作用于地域文化。在滨水景观的发展中,人的活动贯穿其中,长时间的生活习惯便会对文化产生细微的影响,影响文化的走势,如此循环往复,滨水景观与地域文化相互渗透、相辅相成。

3、滨水景观在地域文化影响下产生的作用

3.1 功能性

景观的功能性是最基本的特征,景观设计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功能性,内有功能性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在一些景观设计中,存在着对其他城市景观的抄袭现象,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功能性。因此设计师在进行滨水景观设计时,要充分利用其内在特点,充分发挥其价值,体现滨水景观的功能性,如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活动,服务于居民。

3.2 生态性

随着环境的恶化、空气的污染,人们对环境绿化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滨水景观在水之滨,可以充分利用水资源体现出生态性。设计师对滨水景观进行设计时,要考虑到对植被、水资源的保护,做到因地制宜,根据植被的具体特征来进行设计,尊重自然规律,改善不利条件,使人与自然达到一个和谐共处的状态。滨水景观是自然与人工的结合体,要做好生态保护工作。

3.3 文化传承

在滨水景观设计中,要充分挖掘城市的文化特色,加入适当的文化元素,将地域文化与景观塑造进行融合,反映出当地的文化特色、自然特征,符合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将滨水景观设计成既有现代特色,又有文化底蕴与使用功能的工程。

4、地域文化在滨水景观中的应用

4.1 修缮或重建体现地域文化的物质载体

人们习惯将城市建在依山傍水之处,城市的一些历史遗迹也经常处在水之滨,优秀的历史遗迹具有宝贵的精神价值,是地域文化的传承,需要给予足够的保护。一些文化的物质载体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不可再造的,需要完好的保留,但需要加以修缮,因此在改造中可以加入更多的文化符号,或者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基础上,丰富历史遗迹的空间功能,还有些物质载体需要整体的改造,使其在拥有历史价值的同时,兼具现代特色。

4.2 直接引用地域文化元素

在滨水景观设计中,可以考虑当地的历史文化,直接加入一些当地的文化元素,可以使用历史遗迹中的某个形象,或者从传统园林中选取别致的造型元素,使景观既有现代化的时尚元素,还能够呈现出地域文化的特色。

4.3 间接引用地域文化元素

在景观设计中,不是直接加入文化元素,而是以更加隐匿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形成一种文化上的暗喻,可以通过文化的变体,来对传统文化进行提炼、转换,使其富有现代化的气息,兼具时代感与历史感,使景观空间耐人寻味。设计师要以可持续的观点来进行设计,使现代化的景观充满人文关怀,以个性化的姿态彰显地域文化,使滨水景观形成一种与自然和和谐、映衬,彰显文化的魅力,让公众在认真思考中,体会到文化的魅力,并进行传承与保护。

5、总结

滨水景观是城市的名片,代表着城市的内涵。在滨水景观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是对自然环境的尊重,是对本土文化的保护。人们生活在城市中,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城市景观的影响。因此在滨水景观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特色,既可以满足当地居民的审美要求,又是对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一种保护,通过景观的设计让居民感受到归属感,从而唤起他们保护环境、保护地域文化的意识。城市文化与景观形态进行有效结合,还可以形成一个和谐的画面,不仅富有美感,还可以推动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杰.地域文化在城市滨水景观中的表达研究[D].西南大学,2014.

[2]周玲.城市滨水景观设计中地域文化的体现与传承[D].福建农林大学,2014.

中华文化的底蕴范文5

简而言之,一如近现代的学前教育和初级小学阶段的教育。蒙教通过幼教、蒙教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开启儿童认知自然与社会的智能,引导儿童道德品性与规礼习行,教授儿童“经世致用”之才能。正是在古代幼儿教育、蒙学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代中国人,才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火种。在中国古代蒙学教育诸多蒙学书籍和文献中,惟《三字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被尊奉为“袖里《通鉴纲目》”、“蒙学之冠”。

一、《三字经》在蒙学教育中的地位和社会影响

何为蒙学?蒙,取自《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注云:“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1)童蒙,即初入学的儿童。蒙学,《辞海》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教育。教材一般为《蒙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没有固定年限。采用个别教学,注重背诵,练习。”(2)由此可见,古代的蒙学近似于当代的学前教育和初级小学教育。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上起周秦,下迄民国,用于蒙学教育的书籍或文献随着社会历史的递进而增益。据张志公编的《蒙学书目稿》统计有580种之多。徐梓的《中国传统蒙学书目》在此基础上作了增补,达到1300余种。蒙学教育的书籍虽然门类繁多,但基本义理都是为启智、认知、修心、养性、立德、规行等必须遵循的教范。

在诸多的蒙学书籍文献中,有一本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这就是《三字经》。

《三字经》从问世起,就以其难以比拟的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那么,《三字经》是出自何人之手呢?明代黄佐的《广州人物传·十》、明末诸生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十一》、清代恽敬的《大云山房记·二》都记述为是宋代末年区适子撰著,依据出自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有“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作。适子,顺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之语。更有人迎合此说补证为“南宋末年区适子所撰,黎贞增广”;清代邵晋涵诗在其《读得贞黎三字训·自注》中断定为:“《三字经》,南海黎贞撰。”清代夏之翰在其《小学绀珠·序》中提出了:“迨年十七,始知其《三字经》作者自先生(王应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该也”,认定为《三字经》是南宋学者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居士〈1223~1296〉)撰著;清代贺兴思《三字经·注解备要·叙》中也说:“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经》一出,海内外子弟之发蒙者,咸恭若球刀,”明确认定《三字经》是王应麟所撰。经当代学者研究,清人夏之翰、贺兴思的论断是可确信的。《三字经》问世后,虽屡有人因应世化做了诸多适变增删,依佘人之见,这些增删本非但无有多少增益,反而留下了明显的斧砍雕凿的痕迹,对《三字经》时代特征及其思想蕴含有所损毁。

在《三字经》出现之前,传统蒙学读物的句式主要是四言句式。《三字经》以三言句式这一新的面貌出现,从形式上对传统读物进行了创辟性革新,而且这种革新符合儿童阅读习惯。明人赵南星说:《三字经》“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明人吕坤在《社学要略》中说:《三字经》“淹贯三才,出入经史”。“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3)清人王相称《三字经》是“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在《三字经注解备要·叙》中认为它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近代章太炎称赞《三字经》:“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是一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内容丰富的启蒙读物,在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堪称“蒙学之冠”。

《三字经》不仅对本民族、本土文化影响巨大,而且很早就在少数民族中传播。清代出现了陈格敬翻译的《满汉三字经》、崧岩富俊翻译的《蒙汉三字经》等,由此可知《三字经》在清代已为兄弟民族所接受;清雍正五年(1727)订立《恰克图界约》后,沙皇政府派来中国的学艺者就是以《三字经》为识字课本的。后来又被翻译成俄文,跨国界走出国门。道光九年(1829)俄国又在圣彼得堡出版了《汉俄对照三字经》,在俄国知识界和公众中广为诵读使用,被喻为“十九世纪的百科全书”;道光十五年(1835),由美国传教士出版的英文译本,被视为风靡世界的华夏古籍之一;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新英译本《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

二、《三字经》深邃义理和丰厚的文化蕴涵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精神动力,这就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自强不息”一词源于《易传·乾卦》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即时间不断的流逝,天体始终运转不止,君子应当仿效天体的这种精神,奋发有为,勉力向前,永不滞步。这是一种积极的进取精神,是个人健康成长发展的精神动力,也是《三字经》贯穿的基本的思想理念。

《三字经》的内容分为六个部份,每一部份有一个中心义理。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讲述的是教育和学习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后天教育及时,方法正确,可以使儿童成长为“经世致用”之材;从“为人学,方少时”至“首孝悌,次见闻”教导儿童要懂礼仪、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从“知某数,识某文”到“此十义,人所同”告知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名物常识,有数字、四时、四方、五行、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等简明扼要,一应俱全;从“凡训蒙,须讲究”到“文中子,及老庄”,展示古代重要典籍和教授儿童习学的规程,胪列四书、六经、三易、四诗、三传、五子等儒家典籍和部份先秦诸子的著作;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表述的是从伏羲神农至清代的朝代更替递嬗,中国两千多年变革发展史尽在其中;从“口而诵,心而维”至“戒之哉,宜勉力”劝诫习学要勤奋刻苦、孜孜不倦,只有自幼打下坚实的“治世”知才基础,长大才能有所作为,“上致君,下泽民”……

古代蒙教注重以人为本,首要目的是授教“做人”,教导“修身”。《三字经》的开首语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在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人性”的争议向无定论。老子认为:人性像水一样,是一个自然的东西,“人性之无分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认为:性善是人的一种普遍的心理活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人性是本善的;荀子与孟子同为儒家的代表人物,然而,二人在人性善恶问题上却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荀子认为人生下来就是趋“利”的,饿了就要吃饭,渴了就要喝水,人性就是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而善的一面都是后天习得的;西汉儒家代表人物杨雄则认为人性是善恶混合的,学善则为善人,学恶即为恶人。其实,这些不同的观点是他们基于人这个生产、生活、文化、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环境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态的感知思维,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也都不免有所偏激。《三字经》中“性相近,习相远”源自于《论语·阳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并没有轻言人性,没有给人性定论,只是说人性相近,而后天的习惯与兴趣使人与人之间的天性相去甚远。先哲们尽管对人之初性善恶的观点不同,但对于后天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认可和赞同。“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本性的好坏,是可以通过教化来改变的;一个人的习惯也不是生来就有的,陋习也是可以通过教化来改善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三字经》的作者是知晓在他之前关于人之初,性善恶的各种观点的,开首之语取人性本善之义,阐释“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足见其以人为本、劝人从善的理念是欲言于不言之中的。”

道德伦理是《三字经》的核心价值理念。《三字经》中:“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集中体现了“别尊卑,序长幼”的道德伦理修养。《三字经》里“三纲”指的是处理人际关系中的三个主要方面。以“君臣义”为例,它秉承了孟子处理君臣关系的思想,即“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义”、“孝”、“亲”这种真情真义无不体现了和谐的思想。即或是董仲舒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也是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的。如若“君”不能为臣所尊,不能号令臣子与天下,君也就不成为君,臣也就不成为臣,朝纲必乱,国之将倾,这是任何国度和社会所不期望的;如若父亲不能以自己的思维模式教养子女,父子关系将失去存续的基本基础,不成其为父子;如若夫不能为妇尽一家之主的责任和担当,那他(她)只是一双性器具的偶合,焉能成为夫妇?董仲舒的“三纲”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也是不能冒然否定的。以今人的思维取向去苛求古人,否定古人,甚者批判古人,是忘根弃祖的不肖子孙。

《三字经》所倡导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不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现今,是做人、做事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和最低的底线。上有道,下有德,真善美才能够彰显,社会才会和谐。

《三字经》倡导“首孝悌”。今天的社会中不赡养老人,不孝敬父母尊长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当一个人在高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阔论时,不尊古训,不讲“首孝悌”,对父母尊长尙且不存一颗孝心,岂能够恰谈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忠实诚心?

读书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种思维的磨炼。年轮的流转使已经逐渐苍老疲惫的古典教育中许多精髓在岁月侵蚀中散落;市场经济的大潮浪涛奔涌,物欲横流,人们的精神家园被荡涤的空旷溃颓。蒙学教育的根系不可中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不能滞弃。时代需要重新捧拾起尘封缺失的精神文化遗产,深入研习其义理,汲取其精华,延续其命脉,润泽其后世。《三字经》这一先祖遗留给后世的精神瑰宝将闪烁永辉。

中华文化的底蕴范文6

【关键词】地域文化符号 视觉传达设计 丝路文化

从20世纪开始,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逐渐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全球文化体系,文化的趋同导致民族文化的边缘化。近年来,随着全球文化的多元化和民族文化的觉醒,“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理念被广泛接受。同时,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地域文化,随着人们对地域文化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对自己历史文化的重视,挖掘富有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创意设计成为新的趋势,具有地域风格特色的设计作品成为当下中国设计新的方向。

1 全球文化的趋同导致设计的单一性

虽然不同区域因其不同的文化特性差异而需要不同的风格,然而从20世纪开始,西方现代文化作为一种强势地位的文化,逐渐改变世界大部分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形成以西方文化为中心而建构起来的全球文化体系。文化的趋同导致民族文化在发展上面临着其丧失主体意识的境况,在全球文化中丧失其话语权。中国现代设计受到西方文化、西方现代艺术的深刻影响,西方现代设计中抽象、几何化表达方式,与工业化机器生产的标准化、机械化技术要求正好合拍,成为现代设计和生产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各地区原有的产品区域文化生态被破坏殆尽。一方面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得不到尊重,设计只注重功能表现却难以满足消费者其它的一些心理需求,例如:审美、情趣、心灵寄托等;另一方面设计由于缺乏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支撑,呈现单一的几何形态面貌。因此,有必要对地域文化进行保护与开发,形成多元化的设计风格,同时也能满足不同地域人们的精神寄托。

2 地域设计的价值

所谓“地域性”,是指一个区域特有的地理特征、人文风貌、风俗习惯等区别于其它地方独有的特色。同时地域性也指地方特色、区域特色,或者可广推为地方文化、本土文化。各地域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审美文化和民族气质的差异而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各地域都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符号,设计师通过对这些符号的提炼和再加工创造出富有地方特色的地域设计作品。当今,具有地域风格特点的设计作品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当下中国现代设计新的方向。“传统的也是时尚的”,2008年奥运会形象设计和上海世博会展馆设计就是其中的代表。上海世博会地方的场馆设计将地域文化特色与建筑结合起来,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好评。如贵州馆外形集取了风雨桥、鼓楼、苗寨、银饰等贵州特有的视觉元素,造型上将贵州少数民族少女的银质头饰做了夸张的处理,充分展示了贵州的自然民俗特色;浙江馆的设计,借用江南的温婉和清雅,展现内敛、秀美却又充满活力的诗情画意;馆通过艺术化的手段,描绘“天上”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文化底蕴。

3 地域文化符号

地域文化是一个区域特有的文化现象,是特定地域的自然环境、文化遗产、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凝结。不同地域,其地理气候、文化遗产、风土人情等方面都留存有大量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将传统的地域文化符号进行移植和创新,有利于对地域文化的推广和开发。在设计形式与内容日趋同质化的今天,依托地域文化特色的设计作品往往更引人注目。地域文化符号渗透到各种类型的设计中,特别是在视觉设计中,地域文化符号在一定程度上是视觉艺术设计的源泉。选择地域文化符号时,应拒绝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要对这些符号进行选择、重组与创造,运用现代形式美的法则,进行再加工、再创造,以适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和审美心理。

4 地域文化符号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运用

甘肃位于古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万里长城最西端的嘉峪关关城,道教名山崆峒山,藏传佛教拉卜楞寺,人文始祖“伏羲庙”等。丝绸之路构筑了一条文化艺术长廊,丝路歌舞、梵宫佛刹、雄关落日、瀚海金沙、古道驼铃,神奇的丝路展现了一部生动而优美的历史画卷。

4.1 敦煌艺术元素在视觉传达中的运用

敦煌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莫高窟(Mogao Grottoes)俗称千佛洞,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 1987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所珍藏的艺术珍品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敦煌艺术中的飞天、敦煌图案都成为现代设计借鉴的视觉元素。

敦煌壁画中的图案如飞天、云纹、火纹、佛手印、动植物图案等都是现代设计大量借鉴的视觉符号。如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欢欢,其头部纹饰源自敦煌壁画中火焰的纹样;著名香港设计师陈幼坚先生设计的“陈先生茶馆”标志就来自敦煌壁画中的菩萨手姿,造型优美典雅,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2010年上海世博会甘肃馆的整体设计,设计师充分运用敦煌艺术元素,展现甘肃辉煌灿烂的文化,充满着浓郁的西部风情和甘肃特色。造型设计将莫高窟、飞天、丝路风景等地域文化符号组合构图,采用特制LED灯光组合与实体复原模型相结合的现代技术与材料,设计师将飞天人物、飘带与祥云进行构成,形成一种有意味的文化符号,莫高窟的形象采用实体复原模型,飞天、祥云和沙漠图形简化、抽象,形成一种现实与梦幻的意境,设计理念注重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敦煌飞天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美感和艺术品味。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视觉符号,广泛应用于政府、企业等形象设计中,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敦煌艺术代表性的文化符号。飞天艺术形象受到各个时期人们的喜爱,这和飞天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民间性,以及富有升腾、开朗、乐观的情趣分不开。浪漫主义风格与民族形象、民间传统巧妙地结合,使得飞天独具装饰韵味,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也体现了中国画意象造型的艺术高境界。兰州卷烟厂生产的兰州牌香烟,包装图形采用知名度较高的飞天形象,造型优美,身材修长,人体比例匀称,线条流畅有力,整体形象简练,腾空而上,自由轻松的飞行之美和精神力量,给消费者留下美好的视觉享受。

4.2 丝路文化与现代设计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出现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国》,李希霍芬首次将公元前138年汉代张赛出使西域开辟的贸易交通线誉为“丝绸之路”,简称“丝路”。它是沟通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对促进世界文明的交流发挥了巨大作用。丝路视觉符号如沙漠、戈壁、古道、绿洲、骆驼等都是设计师创意设计的来源,这些元素具有厚重的人文内涵和历史积淀,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遗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中国邮政储蓄卡设计,图形选用甘肃省魏晋汉画石“驿使图”的形象。“驿使图”是甘肃省的考古学家在嘉峪关发掘了数座魏晋时期的古墓,在其中5号墓中,有一块绘有驿使骑马飞驰传送信件的画面,描绘古代奔波于丝绸之路邮传驿使的生动形象。此外,“驿使图”在创意设计方面也很独特,在图中绘制的驿使,五官中没有嘴巴造型,象征着古代邮驿人员的工作具有严格的保密要求。“驿使图”已成为中国邮政的代表形象之一。

4.3 黄河文化与城市设计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从中石器时代起,黄河流域就成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发展中心。甘肃的省会兰州是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兰州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孕育了丰富的黄河文化。兰州的城市景观雕塑、城市建筑、城市形象、城市色彩等都凸显出地域文化特色。在今天城市缺乏个性、城市设计风格单一,充分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对建设特色城市具有重要的意义。如雕塑“黄河母亲”是百里黄河风情线的著名景点之一,也是黄河文化元素在雕塑设计中运用的成功典范。雕塑由甘肃著名雕塑家何鄂女士创作,作品构思巧妙,突破成规,把母亲河――黄河处理成为年轻母亲的形象,雕塑由“母亲”和“男婴”组成形象,象征了哺育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坚强慈祥的母亲黄河和幸福快乐、茁壮成长的华夏子孙。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上的景观雕塑“生命之源”是综合反映黄河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典型实例,雕塑基座是钢筋混凝土镶嵌以黄河卵石,雕塑顶部是一个彩陶的水罐,雕塑生动地再现了黄河文化。

兰州黄河水车、黄河铁桥的形象,成为兰州城市代表性的视觉符号。黄河滚滚,岁月悠悠,兰州水车、黄河铁桥是留给兰州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兰州黄河铁桥、水车在今天虽无实用价值,但在精神层面上是一个城市的历史与文明程度的缩影,现代高楼大厦、钢筋水泥和各种机器组成的大都市里,黄河水车、铁桥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内涵。水车、铁桥除了代表那个年代先进的科学成就外,其本身也具有的形式美感,从实用价值上升到艺术审美,是线条的艺术,凝固的音乐。如黄河铁桥桥拱为优美、饱满的曲线,桥身为直线和斜线的交错,直线刚劲,视觉上给人以力量之美,斜线穿插其中,有运动上升之美。在各种反映兰州文化的视觉艺术、书籍装帧、展馆设计和平面设计中,经常有兰州水车、铁桥的视觉符号元素。如甘肃省2013年举办的兰洽会上,展示兰州旅游资源的主题展馆设计中,设计者利用兰州水车实体模型进行创意设计,水车的历史、与现代工业文明产生一种古老与现代的视觉对比;兰州庄园有限公司生产的“老兰州”酸奶, 包装图案采用当地家喻户晓的中山铁桥图案,彰显地域特色与文化,使“老兰州”这一品牌得到升华。

5 敦煌写经、汉简书法在地域设计中的运用

20世纪初,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地区发现了举世瞩目的敦煌藏经洞。这些写经作品不仅只是佛家经典或佛事记载,也是独具特色的书法艺术。从现存早期佛经写本的书体来看,当时写经人所用的正书体与隋唐时期楷书体有所不同,在结体、用笔方面带有浓厚的隶书意味,其用笔较为丰富、自由,形态自然质朴,机动灵活,笔画、结构布白,都具有创造性价值。我省书法家徐祖蕃先生书写的 “莫高窟”、“敦煌盛宴”等书法作品,吸收了敦煌写经书法的运笔特征,有着较强的地域特色。“敦煌盛宴”四字,笔画与唐楷有明显的区别,其中,横画入笔轻,显得轻盈灵动,收笔略顿;竖划,撇、捺划厚重、丰硕,有隶书的笔意。

20世纪初至80年代在甘肃西部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烽隧遗址陆续出土的汉代简牍,因以汉代敦煌郡范围发现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故称“敦煌汉简”。著名书法家赵正先生认为:“汉简书法出自于民间书家之手,他们属于下层人,其气质不同于上层当权者,表现在书法用笔上,自然是大胆而无所顾忌,没有矫揉造作之气,显示出自然美的威力。”赵正先生的作品“天下黄河第一桥”,其结构、用笔都受到汉简书法的影响,给人一种苍茫、凝重、豪迈的地域书风;敦煌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大敦煌”白酒,其包装上的书法字体吸收了汉简书法的用笔特征,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和艺术感染力。竖画粗,横画细,其中“敦”字,竖画采用汉简书法的长竖,标新立异,冲破传统,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 “煌”字左偏旁形态较小,有精致灵动之感,右偏旁形态较为厚重,横画有隶书横笔的书写特征,字体形式感较强。

结语

总之,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逐步提高,文化的自信力也在急剧上升,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新世纪的使命,也是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现代设计也从学习和模仿西方设计,到逐步发展和形成具有东方特色的现代设计。我国有着丰富、优秀的地域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这些优秀的地域文化资源,对中国现代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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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海燕.当代设计中地域文化的开发[J].包装工程,201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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